第16章 第十五章到上海去點火

日本陸軍在東北製造了“九一八”，日軍海軍就到南方的上海製造事端，但起初的點火者卻不是他們，而是另有其人。當時，駐守上海閘北的19路軍面臨著三條抵抗線的選擇。 就在關東軍在江省頗有“斬獲”的時候，南方的大上海正在發生一件大事。 這件事的主角之一是日本海軍。 東北打到現在，立功的立功，封官的封官，進爵的進爵，反正沒海軍什麼事。用一個經典句子形容就是：熱鬧是他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作為一個海洋島國，又是靠甲午海戰起家的，日本對海軍不可謂不重視。在大型驅逐艦、重型巡洋艦、大型航空母艦等方面，均能自主設計製造，其海軍實力連西方列強也不得不另眼相看。 與海軍相比，陸軍就寒磣多了，用海軍的眼光來看，就兩個字：粗糙。除了會吹點牛皮，跟西方的英美軍隊那是比也不能比，注定乾不出什麼成績。

可這只是海軍一廂情願的想法。人家陸軍雖然“粗糙”，可是心比天高，很快，他們就充分發揚了不須揚鞭自奮蹄的精神，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把比日本本土要大上好幾倍的滿洲給拿了下來。 這是什麼樣的業績？ 英雄的業績。足可彪炳史冊，光照千秋。 看著陸軍昂著頭，目空一切的樣子，自恃“技術流”的海軍傻眼了。 這口氣咽不下去啊。 但咽不下也得咽。因為按軍隊內部的說法，滿洲，那是陸軍的勢力範圍。 人家的地面上，你再氣苦也沒用，頂多就是不合作了。 那麼我們海軍的勢力範圍在哪裡呢？ 回答是：在南方。 海軍認定中國的南方就是他們嘴邊的肉，得緊緊咬住，決不鬆口。 現在陸軍在東北取得這麼大的成功，也該我們海軍露一手了。

不過根據關東軍製造“九一八”事變的經驗，打架之前先得滋事，而這回幫他們滋事的，正是海軍瞧不上的陸軍（關東軍）。 這件事可以解釋為：與陸軍相比，海軍算是有身份的人，所以打架滋事的能力也差了很多。 由於國聯一直盯著東北，把關東軍盯得十分不爽，高級參謀板垣就想在南方弄點事出來，好轉移國際社會的注意力。 他盯上了上海。 在上個世紀30年代，上海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凡欲染指中國的列強幾乎都要在這裡擺攤設點，遂有萬國租界一說。 要想吸引眼球，沒有什麼地方比這裡更合適的了。 經辦人他也找好了。此人是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輔佐官田中隆吉少佐（陸大34期），表面搞外交，其實暗中早就是個老間諜了。

辦事就得給錢，這是天經地義的。 板垣並不比他的同事土肥原大方多少，幹這麼一件極可能驚天動地的大事，也只掏了區區2萬日元。 讓板垣沒有想到的是，就是這個田中，後來在東京審判時當庭指證了他，連當時給了多少錢都說出來了。 就這麼點錢，隔了這麼多年，又不查帳，還能記得清清楚楚，說明田中的記憶力真不是一般的好，做間諜的確是塊材料。 拿了錢，田中又去找了一個合作夥伴——著名漢奸兼女間諜川島芳子。 兩人在一塊討論，商量究竟什麼事，才能讓日本人氣憤，西洋人同情。 比較難找。 抵制日貨？群眾互毆？軍人互毆？ 不行不行，都炒NN遍了，早就不新鮮了，而且這些事情一出來，總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先跑出來欺負對方，毆傷中國人。

佔便宜當然是好，但是弄不大啊。再說，如果要爆炒這類玩意的話，等於是把日本自個給晾起來，讓人評頭論足。 這兩個貨色想到腦袋發脹，總算有了點眉目。 無論是群眾還是軍人，都是俗人。要跳出這個框框，只有找不俗的人。 誰是不俗的人？ 僧人啊。 日本的佛教是從中國傳過去的。但有一門佛教宗派是後來發展起來的，與中國佛教並無直接聯繫。這就是日蓮宗。 日蓮宗在日本傳播很廣，不僅平民，就連一些軍政要人都很信仰。 當時，有一些日蓮宗的和尚住在上海的寺廟裡面，經常要到租界外面去化緣。 田中和川島芳子都認為，要是這些人有個三長兩短，肯定能觸動日本人的敏感神經。 接下來的任務，就是由田中手下的幾十個情報人員化裝成工人，準備混水摸魚。

具體作案地點被放在一家叫做三友實業社（三友社）的毛巾廠門口。 這個三友社是由三個浙江人合辦的。別看產品很小，工廠的規模卻很大，有將近一萬名員工。 一般來講，浙江人做生意是比較在行的，向有“中國猶太人”之稱。難得的是，這家老闆不僅會做生意，還非常愛國，經常組織廠裡的民兵喊著抗日口號進行軍訓。 “九一八”事變後，三友社的工友曾經到租界貼過標語，和日本海軍陸戰隊也發生過衝突。 在他們工廠的大門口，迎面就是一幅巨型宣傳畫，畫面為該廠軍訓民兵拿槍對著日本兵。 有反日前科和傾向，這就好辦。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18日下午，三友社的工友們正在內部組織軍訓，突然發現有人從牆外往裡面扔石子。

大夥跑出去一看，原來是五個日本人。 這些日本人中間，就有兩個是日蓮宗和尚，一路正好經過這裡，正準備去化緣。 雙方這麼一照面，都誤會了。 日本和尚以為是施主出來布施了，便哼哼嘰嘰地跟工友們唱經說法講好話。 工友卻以為是日本人投了石子亂搗蛋後不承認，還跟自己扯蛋。 反正語言不通，誰也不知道對方在講什麼，兩下里就這麼在那裡指手劃腳打啞謎。 不用說，扔石子的人當然是那些喬裝成“工人”的情報人員。 這時候他們趁機衝出來，一邊喊著反日口號，一邊對日本僧人大打出手。 三友社的工友弄懵了，敢情這愛國也有搶的。等到他們回過神來，包括和尚在內的幾個日本人早已被打翻在地。 一般和尚（除非是少林寺的）整天吃素念佛，抗擊打能力都不行，沒幾下，其中一個和尚就受了重傷，幾天后在醫院裡一命歸西。

三友社門前的大馬路是由一個發了財的粵商馬玉山出錢修建的，當時叫做馬玉山路（今已改成營口路），歷史上便將此事件稱為馬玉山路事件。 日本人被中國人打死打傷，而且死傷者還是日蓮宗的化緣和尚，太有爆炸性了。 田中馬上到日僑中間去大肆散播這一消息。 上海是日僑在海外的最大聚居地。一聽消息果然人怨沸騰。 這還了得，都出人命了，還是無辜的和尚。可惡的支那人也太猖狂了。 報仇，報仇。 這邊日僑有呼聲，那邊浪人就有了反應。 因為被毆的五個日本人當中，除了兩個和尚，另外三個就是浪人。 現在國內的一些影視劇，不知出於何種目的，總喜歡把浪人打扮成一幫酷酷的武林人士，似乎這樣才配與霍元甲陳真們交手。

事實上，所謂浪人，與武士其實是兩個概念。在日本，他們其實就是一群街頭的小混混，而且是混得最差的那一類。 當然也保不准爛人裡面也有會點三腳貓功夫的，可以偶爾到中國武館門口踢踢場子，虛張聲勢兩下。不過絕大多數人的武學潛質，都已經扔給幕府時候的武士爺爺了，打起架來也就仗著人多，貓在牆角邊扔扔磚頭，喊喊口號什麼的。 能混到同和尚一起出來要飯，你說這些浪人究竟有多少出息。 現在他們總算派上用場了。不管怎樣，幹雞鳴狗盜的勾當，浪人比普通僑民們還是要強。 乘著深更半夜，一夥人帶著硝磺、煤油就上路了。摸到三友實業社門口，先放了一把火，燒了幾間廠房。 廠里工友聞聲出來，一邊救火，一邊攔住縱火犯。不料這幫傢伙事先身上都帶著管製刀具，而工友們雖然受過軍訓，無奈手無寸鐵，一下子就被他們殺傷了好些人。

中國警察前來阻止，未料到這幫人著實凶悍，結果弄到一死二傷（指警察）。 天亮後，日僑組織遊行，途中看到商店就砸，見到電車就攔，連出來勸阻的英國巡捕也被他們打了一頓。 上海畢竟是中國的地面，連警察都被這些無法無天的日本浪人打死了，中國人也火了。 你游行，我示威，看誰怕誰。 事情終於被挑起來了。上海的空氣驟然緊張。 當天，就三友社被焚和警察死傷一事，上海巿長吳鐵城向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松提出抗議。 可是日本人比中國人還兇，村井不僅沒接受，反過來還對中國政府提出四項要求：道歉、追捕（兇手）、賠償（醫藥費和撫慰金）、取締（抗日團體）。 吳市長不過嘴上抗議一下，村井的要求卻不是不答應就動武。

負責做動武準備的是早已按捺不住的日本海軍。 千年等一回，平時都是他們陸軍在抖威風，這回總算輪到我們上場了。 村井剛提要求，駐滬的第1遣外艦隊兼上海特別陸戰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少將就發表聲明予以支持，同時對所屬海軍陸戰隊做出了緊急動員。 與此同時，軍令部緊急調派航空母艦“能登呂”號、輕巡洋艦“大並”號以及第15驅逐隊等增援上海，擺出了一觸即發的戰爭態勢。 日軍在做準備，中國軍隊也沒閒著。 駐閘北的19路軍已經枕戈待旦。 上海灘這個地方，聽起來繁華，但實際上貧富差距很大。簡單點說，就是公共租界最富，閘北華界最窮。 可人窮並不代表骨頭軟。當年霍元甲在閘北辦過精武體操會（也就是那個盡人皆知的精武門），日本浪人要來這裡砸場子，結果被霍大爺幾招“迷踪拳”，打得連回家的路都不認得了。 自從19路軍駐紮這里後，不僅繼承了霍大俠的優良傳統，還帶來了佛山黃飛鴻的無影腳功夫，對日本人的肆意挑釁毫不退讓。 19路軍屬於正宗粵軍，是從北伐時代被稱為“鐵軍”的第四軍發展出來的。 中原大戰結束後，曾經名噪一時的西北軍、桂軍、晉綏軍都一個個消停下去，終於輪到粵軍的代表19路軍上場了，而且這次上場著實給粵軍長臉——我們打的不是內戰，而是外戰。 這支部隊的特點，一是富有實戰經驗的老兵居多，二是地方色彩濃厚。 部隊從上到下，清一色幾乎都是廣仔，有的甚至是從同一個縣里走出來的。比如19路軍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和籍團，這個團裡的人就都來自於廣東山區一個叫和平縣的地方，部隊裡的人沾親帶故，私下里都叔伯兒侄的互相稱呼著。 親戚團、鄉里團的一個好處，就是斬斷骨頭連著筋，戰場上自己一方傷了誰都要急眼，所以打起仗來特別不要命，這和曾剃頭的湘軍頗有類似之處。 19路軍的最高領導層實行三位一體，表面掌軍的是總指揮蔣光鼐和軍長蔡廷鍇，其中又以蔡廷鍇負實際軍事責任，而其影子領袖卻一直是陳銘樞。 陳銘樞對19路軍的影響可以說是舉足輕重。 孫科內閣風雨飄搖，陳銘樞倍受打擊。內部政壇既然失意，對外就頗思振作，被他寄予厚望的就是從小看到大的19路軍。 陳銘樞的情緒正好跟19路軍的官兵契合起來。在調到京滬線之前，這支部隊在江西“剿匪”，徒勞無功不說，還損兵折將，弄得大家灰心喪氣，都覺得打內戰無前途。 當時由於“九一八”事變敲響了警鐘，國人繼“濟南慘案”後，再一次意識到“勇於內戰和對外不抵抗的恥辱”。 19路軍駐防上海，親眼見識了日本浪人和海軍陸戰隊的飛揚跋扈，官兵更是咬牙切齒，“深恨日本的橫暴”，幾乎人人都有跟日本人拼個你死我活的念頭。 早在“馬玉山路事件”發生之前，19路軍領導層就已經預感到日軍可能要向上海進攻。 他們進攻，我們怎麼辦？ 堅決抵抗。 別的說的，東北軍的例子就在那裡。你不抵抗，東北就丟了，更嚴重的是，軍人的尊嚴和價值也沒了，以後還怎麼好意思再扛槍打仗。 抵抗是毫無疑義的，問題是要確定一條抵抗線，也就是我們究竟踩在哪條線上打鬼子。 當時提出來三條抵抗線，第一條是上海，第二條是郊區的真如和南翔，第三條是更遠的崑山。 如果按照一般的戰場要求，應該是選第二或第三條，但大家最後不約而同的都是選第一條。 為什麼？ 我們有守上海之責，衛戍的就是京滬，把上海丟掉，跟不抵抗也沒多大區別。 而且如果戰上海，軍事上也討便宜。 19路軍的這幾個頭都是槍林彈雨裡過來的，知道揚長避短的道理：咱們武器肯定不如鬼子，這是他們的長處，不承認不行，但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縮小它。 怎麼縮小呢？就是鑽在城裡跟他們打巷戰。上海是大城市，到處都是房子，最重要的是有萬國租界，老外都住在這一片，日軍的飛機大炮再牛也不敢亂逞威風。 正是這個抵抗線的選擇，為“一二八”會戰打響頭炮奠定了基礎。 縮小對方長處的同時，彌補自己的短處也很重要。這一點大家也想到了。 19路軍屬於標準的窮人部隊，武器非常寒磣。官兵所配槍支多數為廣東造的七九式步槍（那時的廣東貨可並不時髦，屬於準淘汰產品），每支步槍配一百多發子彈，沒有什麼重武器，只有一些漢陽造的輕機槍。 改善武器裝備成了當務之急。 先向政府伸手，請求調撥。 可那時候的行政院長孫科自個都快急得要砸鍋賣鐵，毀家紓難了，哪有閒心和余錢來理這個碴，所以報告打上去，連個響聲也沒聽見。 無奈之下，只好自己想辦法。好在大上海的洋行多，只要你給錢，總有辦法給你弄來武器。 19路軍最後終於籌到一筆錢，從外國洋行那裡搞到了一批新式的武器彈藥，就是這批武器，在閘北巷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蔡廷鍇隨後簽發淞滬抗戰的第一道秘令，規定一旦日軍發動正式進攻，駐閘北的78師（區壽年師）必須就地堅決抵抗。 軍人抗禦外侮乃職責所在。政客們的態度又如何呢？ 此時的孫科別說抵抗，他連自己都快保不住了。 在此之前，孫科內閣繼東北軍攻占錦州後，剛剛又經過一輪風暴，正所謂一波方過，一波又起。 這一輪風暴還是因為缺錢給鬧的。 當初孫科死活把黃漢梁拖到財政部長的崗位上去，自然是要靠他給搖搖欲墜的政府輸血（提供經費）的。 可是黃漢梁手上一無錢，二無人，你讓他怎麼輸法呢。 回過頭來再想想，為什麼老蔣、宋子文在時，財政上還能混過去？換句話說，他們是怎麼弄到錢的呢？ 孫科當政後，因為一天到晚煩錢的事，也算是半個專家了。據他本人說，南京政府的收入本來每年可以達到4到5個億，聽起來還不錯，但問題是政府還有歷年積累下來的巨額債務，而去掉債務，每年實際上能用的錢只有1個億，也就是說每個月1000萬都不到，但另一方面，政府的開銷卻不小，每月僅軍費一項，就超過千萬，此外還有七七八八的費用，全部加起來總得超過2000萬。 照此說法，即使湖北、山東、福建等地方一個子不少地把稅交上來，缺口還有一半。 怎麼辦？很簡單：借。 前面借了後面還，後面還了然後藉。如此循環往復，通過這樣的辦法來驅動政府機器的正常運轉。 看看好像很簡單，但其實裡面學問不小。 宋子文為什麼會被稱為財神爺？倒不是說他本人可以點石成金，而是指他能夠借到錢，債主之一便是上海金融界。 黃漢梁也想學宋子文，可就是想不像。他本人以前倒的確在金融界呆過，可卻只是小銀行的小經理，跟上海灘的那些金融巨鱷並無甚麼交情。 人家手裡是有錢，但既非偷亦非搶，跟你也不熟，憑什麼就一定要藉給你？於是乎，黃漢梁雖然多方奔走，但收效甚微，本來想弄1000萬的，結果一半都沒到，只借到300萬。 這哪夠啊，連軍費都應付不了。 孫科只得把陳銘樞找來，兩人又埋著頭一陣商量。陳銘樞提議說，不管他了，這些為富不仁的傢伙，既然他們不肯再藉，我們就不還，也就是說，可以暫時停止每個月對公債的還本付息，為此可以挪出內債基金3400萬元。手中一下子有了3400萬，那不啻是救了孫科半條命。 孫科聽了當然很是動心。可還沒等他正式實施這個提議，國內金融界就聞風而動了。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13日，“公債風潮”爆發。 金融界集體向政府表示抗議，並不惜發出威脅：如果政府不守信用，竟敢到期不付債務本息，那對不起，我們就拿著你的債券，直接去接收債券的抵押單位——國家和地方的稅收機關。 你們不是不想還錢嗎，我們就拿稅收做抵！ 當然了，那什麼政府還要再藉錢之類的話，以後就再也不用跟我們提了。 經此“風潮”衝擊，本來就弱不禁風的孫科內閣差點沒立馬崩潰掉。黃漢梁當天就提出辭職，孫科則連辭都沒辭，丟下文武百官，一個人從南京跑到上海去了。 本來他這個政府可能就要到此為止了，關鍵時候，一個人站了出來，又把他拉了回去。 這個人就是擔任行政院副院長的陳銘樞。 他跟在孫科屁股後面，一路追到上海，見面後苦口婆心，勸孫科重新回去主持內閣。 孫科可憐巴巴地對他說：財政上實在沒有辦法可想了，你說那個黃漢樑都辭職了，下面連財政部長都找不到，我真的干不下去啊。 懦夫，難道這點點困難就把你給嚇倒了嗎？真後悔白跟了你這麼個人！ 當然，這話不是陳銘樞說的，是我替他說的，因為我懷疑他當時心裡就這麼想著的。 陳銘樞當時其實是這樣說的：我既被你拉入了政府，就願意替你受苦。這個財政部長如果實在沒人當，我來當！ 聽了陳銘樞這番義薄雲天的話語，孫科大受感動，隨即便和他一起回到了南京。 陳銘樞一個軍人出身，雖然能搞搞政治，但財政部畢竟關係著另外一門學問，連有點金融工作經驗的黃漢樑都不能勝任，他又能有什麼辦法呢？ 陳銘樞的辦法是，既然用軟的一套跟你們這些商人說不通，那我來硬的，就不信政府搞你們不過（“操刀必割”）。 孫科本人不知道輕重，他的那些文武百官可知道。這是在大上海，萬國租界都在這裡，神經敏感著呢，哪是能夠任性亂來的地方。 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有份量的人物都反對陳銘樞的做法，一時之間，陳銘樞也不敢再堅持出掌財政部了。 讓孫科內閣談之色變的“公債風潮”最後還是由“隱居”的老蔣給擺平的。 他派張群到上海，直接給金融界發話，先是批了一下孫科（“內債停付本息，固足惹起全國金融震動”），最主要的卻是敲打金融大鱷們，話裡話外都警告這些人：政府一旦垮台，你們也別想過好日子，因此現在最好的辦法還是識時務者為俊傑，“於可能範圍之內，盡力援助政府”。 老蔣的力道果然非一個孫科可比。上海金融界也是掂得出份量的，知道“孫院長”不可怕，惹了老蔣以後的日子才會真的很難過，所以馬上做出了讓步，同意和政府協商解決問題。 張群此行，不僅成功地安撫了上海金融界，而且短時間內就替孫科政府籌到了1000萬！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17日，在孫科承諾不會停付債券本息後，來勢洶洶的“公債風潮”隨之平息。 在這次“風潮”中，孫科、金融界都是輸家，唯一的贏家只有一個，那就是老蔣。 老蔣的這次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幕後出手，就等於在發布即將重新出山的信號了。 現在，除了已經束手無策的陳銘樞，孫科還能依靠誰嗎？ 本來四屆一中全會時增設了中央常委（中常委）三人，把蔣汪胡都收羅了進去。在中常委“三巨頭”裡面，蔣汪二人早就心懷鬼胎，自然不會出來“輔佐”孫科，唯一可能幫他的就是廣東的胡漢民。 然而這老頭子倔勁上來了，一門心思就惦記著反蔣（“意氣用事，較前更甚”），連基本的政治策略都忘了，自然更想不到要拉小兄弟一把，結果反被陳濟棠利用為與中央分庭抗禮的工具。 在這種情況下，孫科不得不電召蔣汪來京“主持大計”。 “馬玉山路事件”發生後，外交部長陳友仁主張拒絕日方的四項無理要求，並且實行對日絕交的強硬政策。 陳友仁是孫科係人馬，孫科、陳銘樞沒有公開這樣說，但內心裡都是支持的。 然而躍躍欲試準備登台的蔣介石和汪精衛卻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時移世易，老蔣再也不提當年別人要他下野時，執意要北上抗日的事了，他把魯莽愚蠢的帽子扣向了自己的政敵，說你們這是瞎搞，是亂來，我們內部沒有一點作戰的準備，還要跟人家絕交，那不是自尋死路嗎（“此大危之事也”）。 你不絕交，戰而不宣，該談的時候還可以談，如果絕交了，那就是不戰而宣了，以後還怎麼談，我看國家都要被你們這幫人給葬送掉了（“國必危亡”）。 那麼你說怎麼辦呢？ 老蔣沒什麼新鮮的，還是那三個字：不抵抗。 當然這三個字如今顯得比較剌眼，老蔣把它改成了“對日問題取緩和態度，先禮後兵方式”，所以又可以解釋為：先不抵抗。 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次老蔣背後有了一個強援：汪精衛。 當初倒蔣時，罵老蔣不抵抗沒有比他喊得更響的，現在擁護起來又沒有比他更起勁的。 當著孫科的面，蔣汪把上海市長吳鐵城叫來，以中常委的身份“建議”他接受日本提出的四項條件。同時，他們對陳銘樞與19路軍的關係也十分清楚，轉過臉來，又藉軍政部長何應欽之口，以防止19路軍與日軍“摩擦生火”為由，“提示”將19路軍調離上海，由憲兵第六團接防。 這一榔頭下去，連敲兩個人：陳友仁和陳銘樞，而最後重量又都落到了可憐的孫科頭上。 抗日問題，再一次悲哀地淪落為政客們權力鬥爭的工具。 19路軍當然是堅定地站在陳銘樞這一邊。當天他們就向陳銘樞發出電報，告知對方，全軍將以淞滬前線為對日抵抗線。 能夠在最困難的時候，得到自己部隊的力挺，使陳銘樞深感安慰，但孫科內閣的命運已然決定，再也無法更改。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24日，陳友仁和陳銘樞均被迫辭職。 他們一倒下來，孫科情知大勢已去，也只能於第二天跟在後面一辭了事。 親手把孫科逼下台，人家真的下去了，蔣汪卻又要惺惺作態一番。先是發電報，然後是派了好幾批人來勸，但孫科此刻已明白這一切都無非是虛應故事的表面文章，所以“辭意堅決，拒絕見客”。 這下好了。事隔多年後，蔣汪又走到了一起，兩人吹拉彈唱，一唱一和，一起發表見解，一起指指點點，儼然又成了一對親密無間的革命戰友。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晚，由老蔣主持，在南京召開會議，把行政院長的寶座正式授予汪精衛，而對“禪讓”的孫科也要安慰一下，後者的新頭銜是立法院長，雖然有名無實，不過有總聊勝於無。 至此，蔣汪合作，功德圓滿。 在嚴酷的現實面前，汪精衛不得不承認，老蔣離開自己沒有問題，自己離開老蔣卻萬萬不能。否則，再怎麼折騰，也不過是個孫科第二，因此此後一直對老蔣言聽計從，不敢違拗。 所謂蔣汪合作，表面是蔣管軍，汪管政，實際上黨政軍都是以蔣為主，汪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但讓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就在當晚會議結束後數小時，“一二八”事變就爆發了。 就在汪精衛登基的那天下午，吳鐵城按照要求，在村井的四十八小時通牒時間到達之前，將書面答復書正式送達日本公使館。 你們的要求我都答應，這回你們該沒話說了吧。 村井自然是沒話好說了，日本海軍卻不一樣，鹽澤甚至急得差點跳了起來。 你們怎麼可以答應四項條件呢？不能答應啊，我們的要求是很“無理”的呀。 因為他什麼都準備好了，連海軍陸戰隊的動員工作都做了，軍令部的進攻命令也下來了。偏偏中國政府出人意料地答應了日本的“無理”要求，等於白忙活了。 這時候的鹽澤什麼也不管不顧了。他馬上發了一封信，提出了一個新的要求，稱日僑對上海有這麼多中國軍隊感到十分不安，因此閘北的19路軍必須立刻撤退，工事平毀，把防務移交給日軍。 時間是規定死的，就今天。 信寫好了，他不發。 當然不能發，一發他怕這個新要求也會在當天就得到滿足。 中國政府在處理此類對外事件上的效率一向還是比較高的。 好不容易等到晚上11點25分，離規定時間還有半個小時，他發信了。 信函分別送達上海市長和公安局長。 就這麼點時間，你以為信使是坐磁懸浮來去的啊。 鹽澤都沒那個耐心再等半小時，信送出去5分鐘後，他就下達了向閘北進攻的命令。 本來他可以輕而易舉地攻占閘北，要是19路軍撤離上海的話。 陳銘樞被迫辭職的當天，何應欽就親自趕到上海，召見19路軍軍長蔡廷鍇。 沒別的事，就是勸說19路軍撤防，以免與日軍衝突。 如果按照一般常規，身為軍政部長，只要下個命令就應該可以調動軍隊。但國民黨軍隊的體系，基本不是靠軍令，而是靠人情維持的。老蔣如此，何應欽更是概莫能外。 先前19路軍被稱為地方軍中的中央軍，能聽憑政府調動，那是由於陳銘樞在台上，他指到哪裡，19路軍就去哪裡。陳銘樞下了台，何應欽就知道這事情有點麻煩，19路軍不會輕易聽命了。 果然，蔡廷鍇不同意撤防，並且反駁說，我們在閘北，日軍在虹口，井水不犯河水，為什麼要我們撤防呢，沒理由啊。 何應欽沒有辦法，只得知難而退。 老蔣決定親自上陣。 當然老蔣在這方面是有藝術性的。簡單來說，就是越不是他的嫡係將領，他表現得越客氣，絕不會把你像他的那些黃埔學生那樣訓得抬不起頭來——孰疏孰親，一望可知。 他通過國民黨元老張靜江私下去做蔡廷鍇的工作。張靜江被老蔣稱為“導師”，在他心目中是唯一能與“國父”相提並論的人物。派張出馬，可見規格之高。 但蔡廷鍇仍是一口拒絕，認為自己守土有責，不能換防。 19路軍如此難搞，讓老蔣大為光火。他認為這是陳銘樞暗中指使的，是有意與自己為難，便決定來硬的。 在扶汪精衛登基的前一天，他授意參謀總長朱培德和軍政部長何應欽聯合發出電令，一天之內，連發3次急電，要求19路軍進行撤防。這種猶如十二道金牌似的催迫，使蔡廷鍇不得不作出讓步，同意撤出上海。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下午，何應欽和朱培德看到19路軍仍無任何動靜，再次發令，要求務必在下午6點以前完成閘北交防。 下午5點，從南京出發的憲兵第六團先遣的1個營到達上海，可是處於閘北最前沿的156旅第6團（張若嵩團）仍拒絕撤離。一個不想出去，一個想要進來，兩邊就僵在了那裡。 最後蔡廷鍇就出面對張若崧說，要不這樣，如果今天晚上鬼子來，我們就打，不來，第二天我們就痛快一點交防吧。 鬼子偏偏晚上就來了。 其實，早在鹽澤發出進攻命令之前，海軍陸戰隊就由穿著便衣的日僑武裝隊帶領，偷偷佔領了閘北天通庵車站。 晚上11時30分，在鹽澤正式下達命令後，海軍陸戰隊以天通庵車站為據點，向19路軍發動了進攻。 張若嵩依據密令，立即組織部隊就地抵抗。 就像二踢腳的捻，閘北一點火，“一二八”淞滬會戰便在倉促間立刻打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