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十六章揚眉劍出鞘

“一二八”淞滬會戰爆發了。日本海軍和陸軍爭相出戰，均遭重挫；而在針對此戰的外交會議上，中國外交奇才顏惠慶遭遇國聯的雷人規則。 槍響時，蔡廷鍇正在朋友家作客。 在接到張若嵩打來的電話後，他並未感到吃驚，而是很從容地回答：按計劃行事。 然後他放下電話，跟著朋友上樓，隔著窗戶看到，閘北方向果然不斷有一道道密集的槍火劃過天空。 下樓。 總指揮蔣光鼐、警備司令戴戟已在樓下等候。 三人攜手步行前往設在真如車站的臨時總指揮部。 就好像一次飯後悠然的散步。 一千多年前，相鄰的地方。 負責坐鎮南京（建康）的謝安正在家里和賓客下棋。他的侄子、淝水之戰總指揮謝玄派人送來一封信，謝安看了看，默不作聲，隨手往旁邊一放，繼續下棋。

所有的客人，下棋的，觀戰的，都坐不住了。大家本來就很納悶，眼看前秦大兵壓境，已經火燒眉毛了，謝老怎麼還有閒心讓人陪他下棋。要知道，兄弟們的腦袋可都拴一塊，擱這兒呢。 很多人在心裡嘀咕，這信可能不是什麼好信，沒準是前方吃了敗仗，否則還不早宣布消息了。 有人忍不住了，終於小心翼翼地問到了信的內容。 沒事，說吧，我們還……挺得住。 謝安頭也未抬，隨口答道：“信上說，小孩子們在前線打贏了。”（“小兒輩大破賊”） 在確證這一消息後，眾人瘋狂了——除了謝安本人。 這位東晉第一人、神仙一樣的人物照樣神色不變，棋照下，茶照喝（舞是後來慶功時跳的），眼神中只有一如既往的從容和淡定。 所謂“意色舉止，不異於常”。

時人有言：安石（謝安字安石）不出，如蒼生何！ 信哉斯言。 引用中的話，可作如下評點：一支部隊也是有氣質和性格的，而這種氣質和性格和首任的軍事主管有關，他的性格強悍，這支部隊就強悍，就嗷嗷叫，部隊就有了靈魂。 現在這支部隊的名字叫19路軍。 因為一切早已了然於胸。 因為一切早已準備就緒。 因為一切早已置之度外。 從19路軍的主帥走向臨時指揮部開始，這場戰鬥的氣勢就確定下來。 在指揮部，蔡廷鍇向南京發去密電：閘北已經開火，我軍決意抵抗。 鹽澤的這次進攻具有一定的突然性，佔領天通庵車站後，下一個目標是上海北站。 我曾經去過上海多次，但從未見到過天通庵車站。後來查資料，才知道早已拆除，僅留下了天通庵路這個地名。

那段城內鐵路是淞滬鐵路伸進市內的部分，曾有“弄堂鐵路”之稱，現在則已被下面的地鐵3號站代替了。 天通庵車站的輕易得手，讓鹽澤大為得意。如果再拿下上海北站，他就可以控制市內的淞滬交通了。 第一次進攻，日本海軍共投入陸戰隊員2000人。 張若嵩團有3個營，1000人。不過在戰鬥打響時，卻意外地得到了一支援軍。 這支援軍就是憲兵團的1個連。因為19路軍老是拖著不肯把防區讓出來，憲兵團嘀嘀咕咕很不滿意，但也只好先去找出租房了。有1個連住的地方離這裡很近，一看，怎麼著，鬼子還真摸過來了，那還等什麼，跟著19路軍一起打吧。 此外，還有警察大隊的2個中隊。警察管的是城市秩序，憲兵管的是軍隊秩序，打仗自然沒有野戰部隊在行，不過只要手裡有槍，多少都能派上點用場。這麼一加，就有了1700人。

1700個軍警，打人家2000陸戰隊，如果擺到正兒八經的戰場上去，那是必定吃虧無疑的。幸好這裡打的是巷戰，你就是人再多，一個巷子裡能擠多少人？何況鹽澤為了便於進攻，早就把他的人分成了三路，每路500人。所以不能看總量，要看局部。我們有1700人就夠了。 甚至還有富餘。張若嵩把人馬調配出去後，又額外留了3個連作為預備隊。 但是等到正式交火時，才發現比較難打。 日本海軍陸戰隊並非弱旅，一般而言，陸戰隊員的軍事素質甚至還要好過普通的野戰步兵。 他們槍法準，打起仗來也很凶狠。 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強力裝備進行前導掩護，那就是坦克車。 這種坦克車是日本從英國進口的，型號為維克斯M-25輪式坦克。外表看起來跟個大甲蟲差不多，其頂部裝有圓形砲塔，有兩挺重機槍可迴旋掃射。

尖端武器來了。 此前，19路軍經歷的主要是北伐和中原大戰這些國內戰爭。坦克這種東東，很多人看都沒看見過（稱之為“鐵牛”)，更不用說知道怎麼防禦了。 三路日軍都有2到3輛坦克車在前面開路，19路軍在路口構築的防禦工事被沖毀，而張若嵩團也很快就傷亡了三分之一。 日軍一度衝入防線，形勢十分危急。 張若嵩趕緊把預備隊調上來，一陣猛打猛衝，這才恢復陣地，擊退了日軍的進攻。 鹽澤認為第一次沒得手，可能是人還不夠多的緣故，因此在組織第二次攻擊時，又加上來1700人。 坦克仍然開在前面，囂張得要命。 一個人來到前線，靠前指揮。 “一二八”會戰中最著名的戰將、156旅旅長翁照垣來了。 就個性而言，翁照垣是一個很有些冒險精神的人。這個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後來不知怎麼，忽然想起要到法國去學開飛機。

但是飛機畢竟不是汽車，飛行執照也不同於汽車執照，其間的難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況，當時的飛機還是個新生事物，無論是駕駛技術還是飛機本身的性能，都算不上成熟，報刊上經常有開著開著就起火燃燒乃至墜毀的新聞報導出來。別說中國人，就土生土長的法國人，也沒幾個敢染指這種高難技術的。 “飛行發燒友”翁照垣不但有這個膽量，還做得相當出色，到後來，甚至能獨自一個人駕駛飛機了。 要問飛行員最怕什麼，十有八九都會說，那就是飛著飛著，機身出機械故障。 因為那是在空中，不是在地面，沒法立即搶修。這種情況下，什麼資深、技術都沒用，要想保住自己的性命，唯一的選擇就是立即跳傘。 至於飛機，那就沒法再管了，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

很不幸，翁兄也遇到了這類倒霉事。 他也想跳傘，可是發現不能跳。因為飛機下面有民宅，他這麼縱身一跳不要緊，失去控制的飛機可就只能往法國老百姓的房子裡面鑽了。 當然了，如果真的跳了傘，也沒有人能夠站出來進行指責——飛機眼看就要完蛋，飛行員當然不能跟著一起去陪葬，這是常理常規，任何人都會這麼做。 千鈞一發之際，翁照垣做出了一個跟“任何人”都不一樣的選擇：冒險迫降。 幸運的是，老天照顧勇士和義人。飛機迫降成功了。 得知這一消息，法國人淚飛頓作傾盆雨。感動啊。 他們把翁照垣稱作為“一個勇敢的中國人”。 現在，這個“勇敢的中國人”像學開飛機那樣，開始捉摸怎樣才能攻破眼前的“鐵牛”。 經過第一輪較量，大家已從最初的驚疑中清醒過來。很多人都看出了“鐵牛”的毛病：這是一種輪式坦克車，下面不是履帶，而是輪子。

輪子就是它的弱點。 中國軍隊雖然第一次看見坦克車，但汽車還是有人見過的。打有輪子的坦克車，方法應該跟打汽車差不多。 翁照垣把一些身手敏捷的廣仔挑出來，組成了敢死隊，埋伏在馬路兩旁的商店內。 日軍坦克開得興起，絲毫沒有察覺這些變化，而是繼續向前隆隆推進。 商店，過了。子彈，來了。 坦克車一開過去，藏在商店內的敢死隊突然殺出，一下子截斷了步兵和坦克車的聯繫。 說實在的，人呆在坦克內並不好受。有座鋼板罩在外面固然是覺得安全了，可視野小了，周圍的情況很難看得清楚。 坦克車開著開著，忽然發覺不對勁，怎麼只有前面打槍扔手榴彈，後面聽不到動靜？ 往後一看，不得了，跟屁蟲們已經被槍彈隔開了，想跟也跟不上來。

這還了得。趕緊往後轉，要去幫兄弟們一把。 可是上海的路面實在太窄了（現在很多街道似乎也是如此），“砰”地一聲就和旁邊的坦克撞在了一起。 這下好，大家卡成一堆，都走不了了。 交通事故出的實在不是時候。因為中國警察不但不會幫著指揮交通，還要痛打落水狗。 打坦克車的辦法很簡單，就是可著勁炸它的輪子。 七八顆手榴彈一捆，紮成集束狀，然後扔到坦克下面去。 只聽轟的一聲，成了。 剛才還耀武揚威的坦克車一動不動地癱在那裡，雖然砲塔上的機槍還可以掃射，但車身已經不能動了，實際成了一殘疾人。 19路軍再也不怵坦克車了。 手裡有什麼就都往車上招呼吧。 遇到槍林彈雨，車子外面的日本兵還可以趴下身子躲避，動彈不得的坦克車就只好站著硬挨了。

漸漸地，中國兵發現不光輪子可以炸，就連坦克的車身也不是什麼金剛不壞之體。如果運氣好，位置準的話，用捷克式機槍照樣能在車上鑽個窟窿。 按理，坦克車皮要是厚一點，除非專業的穿甲彈，一般子彈是比較難打穿的。 問題是這種英制坦克的皮不僅不厚，還很薄。 薄到什麼程度？ 鐵甲厚度不超過6毫米。 你還不能怪英國佬偷工減料。人家這種坦克車本來就是用來在城市裡搞搞巡邏，防防暴亂的，給警察用正好，要是拿到正規戰場上來，不歇菜才怪。 可能是當初大鼻子洋人做廣告時隨意擴大了效用範圍，這才讓小日本花了大錢，吃了大虧。 如此說來，違規廣告真是要不得啊。 就算最次的步槍，也不是完全沒有用武之地。 坦克車是打不進去，但打在上面的子彈卻可以反彈。 有的日軍陸戰隊員倒是跟上來了，擠在坦克車旁邊或後面還以為很安全，壓根沒想到從車體上反彈出來的子彈也會傷到自己。 兩個小時後，鹽澤發現不對勁。坦克車風光不再，進攻也沒有了開始的好勢頭。可是他手上已無多餘兵力可用於增援，只好改弦更張，變三路進攻為兩路進攻，從撤出的一路上調出兵力，轉到另外兩路上來。 這次日軍又找到了一個新方法，他們爬到附近的樓房上去，架起機槍對著中國守軍的陣地猛掃。 遭此暗算，19路軍損失較大，一些陣地開始失守。 這個時候就看各自的機靈勁了。日軍會居高臨下佔便宜，19路軍也學了這一招。他們同樣登上樓頂，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照樣用機槍和手榴彈招呼對方。 鹽澤發動的第二次進攻又失敗了。 在進入閘北之前，鹽澤本來是吹過老牛的，他還“預言”，一旦戰爭發生，“四小時即可了事”。但兩個回合之後，四小時早就過了，還是了不了事。 無奈之下，鹽澤只好呼叫飛機助陣。 就在昨晚發動進攻之前，航母上的飛行員們還曾向他請戰，那時他卻覺得非常可笑。 海軍陸戰隊四小時能解決的事情，還用得著你們空軍來幫忙嗎？快回去睡覺吧，等你們一覺醒來，只管聽好消息就行了。 現在好消息是聽不到了，祈求海軍航空兵給他創造奇蹟倒更為現實。 此時，“能登呂號”航空母艦就停泊在黃浦江上，艦上共有水上飛機6架（有說是8架）。 鹽澤一聲令下，轟炸機呼嘯而出，直飛閘北上空。 但日機卻發現無法對19路軍的工事造成致命殺傷。 主要是這些壁壘工事目標不大，又大多與日軍陣地相隔不遠，稍不小心，就可能誤炸到自己人。 飛行員毫無辦法，可是又在司令官那裡吹了牛，不好再把炸彈原封不動地帶回去，就閉著眼睛往閘北居民區一丟了事。 雖然軍事設施未有大的損失，但老百姓的房子因此倒了黴不說，還導致當時中國最大的出版社——商務印書館被炸，其附屬的東方圖書館遭毀，館內珍藏的宋元版書籍10多萬冊盡數焚滅，堪稱故國文化之一大浩劫。 經過這輪轟炸，在後方指揮的蔡廷鍇等人都認為，日軍肯定還要再發起一次攻擊，遂告知一線的翁照恆做好迎敵準備。 翁照恆當年在日本士官學校成績優異（我看到有資料說是術科第一名，但未專門查證過），又在法國學過開飛機，對日軍的這種地空配合的典型戰法當然並不陌生。他立即把第5團（丁榮光團）調上來，同時在主要路口配置了迫擊砲。 果不其然，在飛機扔完炸彈後，鹽澤很快部署了第三次進攻。 這次鹽澤採取了正面以坦克車先導前進，背後以乘火車包抄的辦法，一度攻占了上海北站。 可是又丟了。 經過前兩次交鋒，19路軍已具備了足夠的對付坦克和日軍的經驗，管你怎麼來勢洶洶，只需牽住牛鼻子：用手榴彈炸坦克。 引路的坦克車一癱掉，後面跟著的鬼子兵就不知道該往哪邊跑了，結果亂哄哄的自亂陣腳。 19路軍乘勢發起反擊，一直將日軍逼退到四川北路北段。 一直在19路軍後面吶喊助威，端茶送水的上海人激動不已，當即集體捐款，向作戰最勇的張若嵩團官兵每人贈送了一套黃呢軍服。 日曆翻到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29日。 早上一爬起來，老蔣就得到報告，中日軍隊已經開始交火了。這讓他有些目瞪口呆，不是條件都答應了嗎，怎麼還要不依不饒（“何乃至午夜又衝突”）。 這些日本人真是太可惡了，我百般遷就，怎麼還得寸進尺了（“不意我愈忍讓，彼愈蠻橫”）。 他由此得出結論，看來日本人這次想法挺大，恐怕是要繼侵奪東三省之後，又要動東南這一片的心思了（“倭寇必欲再侵略我東南乎”）。 怎麼辦呢？ 事到如今，只好打了（“惟有與之決一死戰而已”）。 他趕緊找人開會，研究上海及長江沿岸的防衛問題。 在當天下午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以替代原來的“不抵抗”。 這個外交策略的提出，並非老蔣一時的心血來潮。他是動了很多腦筋，花了一番心思想出來的。 當年老蔣嚷嚷著要“北上抗日”，周圍的人表面上都來勸阻，可是又沒幾個真心要幫他保“帝位”的，令他又沮喪又傷心。 後來他找被其視為親信的朱培德掏心窩子。 朱培德很“體貼”地對他說，外面的人哪知道您的苦衷啊，如果現在要抗日，我們就兩條路可走，要么準備戰敗，要么先談和，以後再“徐圖報仇”。 這話讓一直被外界批為“不抵抗”的老蔣很受用：你說的簡直太對了。 可我為什麼明知會戰敗還一個勁地要往北去呢？ 老蔣坦白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如果北上，打敗了，國家倒霉，我卻光榮了，如果談和，國家可保暫時沒事，可我沒準就得聲敗名裂（“戰敗則以全國殉職餘一人之歷史，先和則以餘一人之歷史為全國而犧牲”）。 除了下野，名聲對於老蔣來說也是頂要緊的。 其實這兩個東西又相輔相承，要鞏固“帝位”，沒有朝野聲譽可不行，哪怕是真的下來了，只要後者還在，遲早有一天還可以東山再起。這個道理，老蔣比誰都懂。 所以，如果能夠不讓我下野，我情願到北邊去“抗”那麼一下。 重新上台後，老蔣把準了朝中大部分文武百官的脈。 別看他們嘴裡“抗日”叫得挺起勁，其實只要不是把抗日拿來當虎皮用的，骨子裡都怕打仗，要不然，我當初提出來要北上抗日，他們也不會急成那個樣子了。 對於“不抵抗”政策，這些人其實是能接受的。但是社會輿論應付不了，黨內外的政敵也會糾纏不清，到時候一定又會拿來整治自己。 怎麼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拿一個人來擋擋槍眼。 這個人就是汪精衛。 汪精衛沒有槍桿子，得靠老蔣支持，才能當好“行政院長”，而這個院長也不是白當的。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我抵抗，你交涉，受表揚的事我上，挨批評的活你來。 算盤打得真精，快連過去的閻老西都自愧不如了。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政策一直持續到了抗戰全面爆發，而在“一二八”會戰期間，這一政策具體明確為“一面預備交涉，一面積極抵抗”。 負責“積極抵抗”的老蔣拿出初步方案：19路軍守上海，87、88師兩個近衛師守南京，把19路軍原擔負南京及周邊衛戍任務的另外2個師置換出來，抽調到上海參加作戰。 負責“預備交涉”的老汪則確定把國民政府遷到洛陽去辦公，同時由外交部照會各國，希望能夠幫著做做工作，讓日本人住手。 中日交火，公共租界區的英美各國的領事館也好受不了。 上海不是東三省。後者天高皇帝遠，英美老外也沒打算在那裡開公司搞投資，所以可以棄之不管。但上海不同，壇壇罐罐可都在這裡。兩邊打來打去，子彈又不長眼，一不小心就可能飛到自己身上，這可不是鬧著玩的事。所以這次他們用不著誰請，心急火燎地就去找鹽澤了。 當著日本人的面，英美都表了態。 英國：我不允許你以後再拿公共租界做打仗的基地，萬一中國人的槍砲追過來，大家都得跟著遭殃。 美國：過火了過火了啊，中國政府不是已經答應那些條件了嗎，就算他得罪過你，你也就得饒人處且饒人，見好就收吧。 鹽澤連攻三次，打到天亮都沒能把閘北拿下來，一時間進退兩難。英美正好來居中調停，便趕緊做了個順水人情，同意從29日晚上開始，雙方停戰3天。 談到如何停戰，英國建議中日軍隊同時從交戰地區撤退，然後由中立國軍隊進駐，阻止雙方發生接觸。 鹽澤場上沒佔什麼便宜，場下卻還死要面子，硬是擺出一副高傲的神態，對英國人的熱情不理不踩。 你一說退我就退，那我算什麼啊？ 第一次調停失敗。 海軍在上海灘做冒險家，日本政府這時候又在幹些什麼呢？ 首先我們得承認，犬養內閣本身是不想在歐美大佬雲集的上海灘玩火的。在中日雙方情緒對立時，首相犬養毅還特地讓駐華公使重光葵赴上海進行調解。 可惜這回犬老要力不從心了。 海軍正與陸軍爭風吃醋，巴不得自己也弄出一個“九一八”出來給天皇看看。內閣和首相算老幾？根本就不聽你的。 犬養毅沒法子，只好去找天皇匯報，希望這位全日本的偶像能對海軍施加影響。 裕仁皇帝從本質上說其實也是一個標準的好戰分子，野心很大。當年他的老師就是從軍隊裡退下來的“軍神”乃木希典，這老東西教出來的弟子，自然對“拓展疆土”、“揚威海外”這一套情有獨鍾。 只不過裕仁又是一個很滑頭的傢伙。一般情況下，他不輕易表明他的真實態度，只不過像玩木偶一樣，交替著把軍部和內閣拎來提去，以保證他個人的影響力，最後唯我獨尊。 軍隊要利用他，所以賣力宣揚統帥權，他也趁機利用了一把軍隊，把什麼皇族兄弟，七大姑八大姨，都塞進了軍隊高層。 “九一八”之後，裕仁對他的“皇軍”必定能戰勝支那軍早已不擔心了，所以對犬老的意見興趣不大，沒怎麼搭理。 另外據說這位天皇當時的心思也並不在國家大事上，卻在為他的偌大家業無人繼承而煩惱。 裕仁做夢都想抱個兒子回來。偏偏他的老婆很不爭氣，一連生了四胎，都是招弟型的。 作為皇帝的裕仁從來沒設想過自己的下一代會是女皇，所以他很著急，整天思考的都是如何生兒子的事。 上海？就讓軍隊自己折騰去吧。 這麼折騰著，事情就弄大了。 照例，擦屁股的事，又是內閣來做。 29日當天，犬養內閣就“上海事件”發表聲明。 在這份聲明中，日本政府除把老調拿出來彈了一彈外，為證明自己有理，又把中國媒體對天皇“大不敬”問題重新拎出來抖摟了一下。 因為這一年年初，裕仁天皇在閱兵時，遭到過朝鮮人的剌殺（即東京櫻田門事件）。 說起來，這朝鮮人搞剌殺真是很有些天賦和水準的，就連大名鼎鼎的伊藤博文都是死在他們手上。 這次是扔炸彈，雖然沒炸到裕仁，但也使他受驚不小（不知道是不是影響了生兒子）。 由於消息很抓人眼球，因此中外報紙幾乎都予以了轉載，上海的《民國日報》也不例外。 登就登吧，誰也沒規定只能登好消息不能登壞消息。問題是這家報紙登完了消息，又在後面添了一句話。 就是這句話，把日本人給氣壞了—— 雖然沒打中（裕仁），不過也快了（“雖不中，不遠矣！”）。 這不分明是在詛咒我們天皇陛下嗎？ ！ 站在公正角度，嚴格地說，這句話是有那麼一點點不厚道，所以引起了國際糾紛。 不過這件事其實早就解決了，在答复“四項條件”之前，上海市政府已將《民國日報》社暫時封閉。 現在再拿它來說事，實在是沒話找話說。 東北還沒解決好，上海又出事了，不得不提醒一下國聯：你們辦事的效率高一點好不好。 在這方面，急的不光是中國人，還有時刻擔心炮火會打到租界門口的英美各國。 在國聯專門為“一二八”事變召開的理事會上，英國代表拍著桌子大叫，說要是任遠東形勢這麼發展下去，國聯乾脆就別乾了，不如一邊歇著去，由我們英美來直接處理算了。 是啊，國聯究竟都在搗鼓些什麼呢，人中國代表施肇基可都辭職好兩月了。 施肇基的辭職，讓南京國民政府一下子陷入了人才恐慌。 王正廷、施肇基都是南方政府培養出來的外交人才，他們一走，這方面就沒人了。 但活還是要有人幹，而且幹活的人還不能比上面這二位水平差。這就比較難辦了。像王正廷、施肇基這些人，都是外交界一等一的高手，一時半會到哪裡去找比他們還強的？ 人，還是有的，只要換一換思路。 南方沒人了，那就到北方去找。 被逼得恨不能上房揭瓦的南京政府豁然開朗，想起早已倒台的北洋政府還有一些能人沒用。 第一個想起來的，自然是在巴黎和會上出盡風頭的顧維鈞。 趕快起用，先是出任外交部長，旋又入駐國聯調查團任中國顧問。 令人意外的是，最重要的國聯代表職位卻沒有留給他。 因為另一個人也許比他更合適。 顏惠慶，出生於上海虹口一個傳教士家庭，畢業於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是該校歷史上第一位獲得學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 他以外交起家，最後曾一度做到北洋政府的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在個人履歷上可以說與外交奇才顧維鈞並駕齊驅。 在我看來，施肇基的中途退出算得上是中國在國際外交領域的一個重大損失（包括王正廷也是如此）。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臨危受命的北方外交奇才們不僅迅速填補了這一真空，而且隨著顏惠慶的到來，還將注定開創中國外交史上的另一段不朽傳奇。 因為這確實是一個不凡的人。 首先當然是在業務能力上無可挑剔。 與外語超爛的芳澤相比，顏惠慶的英語和法語都說得極溜，且所有發言稿都是自己構思，並親自用打字機打出來（他的助手有福了）。 當然，這些顧維鈞、施肇基們也能做到。如果僅有這點本事，那就不叫顏惠慶了。 別忘了，他可在政府裡混過，還做過一把手。 雖然時間很短，可你得知道北洋政府是武人當道，在彼時的內閣裡混碗飯吃也不容易，裡面的人可以說一個比一個滑頭，一個比一個會機靈。 能有這樣的成就，可以算修煉得道了。 得道的前政府總理在當上國聯代表後，很快就顯示出了他與前任不一樣的地方。 在國聯打交道，除了公開場合能言會道外，私下拉關係也很重要。一般人就是弄個包廂，請請老大帝國的代表團成員或者國聯要員，這個叫做重點突破。還有財大氣粗的，索性把整個飯店都包下來，能請的一傢伙都請到，這個叫做全面撒網。 前者是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那些中小國家知道了沒準就要拆你的台，後者是花了大錢，其效果也可能就是收收名片，大家吃完了一抹嘴，第二天臉跟名字還是對不上號。 顏惠慶的做法與眾不同。 他做的比全面撒網還要過分。 請客，而且全部請。 人家一般隻請代表團的首席代表，至多再拉一個副代表。 他是連秘書助手帶工作人員全發請柬，一個不拉。 當時的國聯在規模上雖然比不了現在的聯合國，但也有44個會員國（後來增加到63個）。我算了一下，扣除中日兩國（日本是敵對國，自動排除在外），以每個代表團至少6人計，也有264人。另外國聯衙門裡還有一幫子千萬不能漏掉呢。 把這麼多人請去飯店嘬一頓，我估計中國代表團就是把回國的路費都墊上也不夠。 可這只是你的想法，因為顏惠慶根本就沒打算請兄弟們上館子。別說館子，連街上的大排檔他都沒捨得。 中國代表團有自己從國內帶來的廚師，中飯晚飯都要做一桌工作餐。顏惠慶一想，反正桌子大（外國的餐桌比較大），六個人是吃，十幾個人也是吃，乾脆，別浪費了，把外國朋友都喊上吧。 其實，咱們也不要把各國代表團的同志們想得太庸俗了，人家也是在五湖四海混的，見過世面，什麼好東西沒吃過。再好的飯店，對於他們來說，跟赴個婚宴沒什麼區別，那菜都吃得沒味道了。 嘴裡太油腥了，得換換口味啊。 那就嚐嚐中國地道的家常菜吧。 提起故國國粹，別的不敢亂吹，就是這個做菜水平那確實是沒人能比的。粵系湘系淮揚系，你見過哪個國家的廚師傅能分出這麼多流派的。 跟咱們比，老外做出來的那也叫菜？ 來賓來了一嚐，果然有滋味，有嚼頭，這次吃了下次還想吃。 中國菜，very good。 對於各國代表團和國聯的這些人來說，中國人把他們請到家裡來吃飯，這還是破天荒第一回，是把他們當朋友對待的表示，既親切又上檔次。 這一招就叫做拉近距離。 後來老美也學會了，用的最頻繁也最有效的是前任總統小布什，經常把人帶到他的那個什麼農場去吃飯。雖然吃得也並不咋樣，可去的人沒一個不引以為豪且沾沾自喜——總統家裡我都進去過，倍有面子！ 吃飯的時候，顏惠慶也沒閒著。他問這問那，了解代表團和國聯的態度，順勢套出了很多正式場合或正常渠道下很難獲知的情報。 又交了朋友，又打聽了消息，這頓飯就算沒白請。 到日內瓦一個多月，顏惠慶以每天請一個團的速度，把該請的都請到了，該混熟的都混熟了。 現在，他成了國聯和各國代表團（除日本以外）的新“老朋友”。 對於一般代表團不太重視的記者，顏惠慶也沒放過。這次他連工作餐也沒請，就是從代表團抽了兩個人（寫稿念稿他一人就能搞定，工作人員富裕），在駐地成立一個新聞處，通過新聞處給記者們主動爆料。 顏惠慶做過外交部長，他知道記者最需要什麼。 他們要寫稿子，所以要料。給料比請他們吃飯還靈。當然這些料都是有利於中國，幫中國人說話的。 這一年，顏惠慶55歲。 對於一個成熟的外交家來說，正是一個可以宏圖大展的黃金年齡。 一聽到“一二八”事變的消息，他立即要求國聯理事會將中日爭端問題提交大會討論。 之所以要求國聯大會討論，是因為顏惠慶發現，自己的前任曾經走進過一個似乎永遠也無法走出的死胡同。 這就是國聯的那條雷死人不償命的“一致通過”原則。 不管是援引國際盟約哪一條，也不管這一條對中國一方多麼有利，只要日本在其中投反對票，決議就無效！ 要是把上海爭端再交由國聯理事會討論，結果可能一模一樣：其它國都要求日本撤兵，只有日本一國不答應。 跟沒說差不多。 必須要找到一個新的辦法，繞開這個迷宮。 黑暗中的顏惠慶陷入了苦思冥想之中，希望看到光明。 經過反复的思考和利弊權衡，終於，他站了起來，拿起筆，在《國際盟約》的一則條款下方輕輕劃了一道線。 他堅信，這則條款將是幫助中國走出死胡同的金鑰匙。 《國際盟約》第15條規定：“任何案件移送大會後，除相爭之各國外，大會報告書與行政院之報告具有同等效力。” 要害就在於“除相爭之各國外”這七個字上面。 在這場爭端中，無論誰是誰非，中日都是“相爭國”，都要避嫌。中國將為此失去投票權，但日本也同樣。 後者正是顏惠慶想要的。 這就意味著，日本再也無法阻止國聯大會“報告書”的通過。按照顏惠慶的估計，不出意外的話，這個“報告書”將會延續理事會的態度，要求雙方停戰。也就是說，日本即使在上海戰場上佔有明顯優勢，在國聯大會的干涉下，它也不得不住手。 中國代表顏惠慶的提議，受到國聯理事會的重視，並進入正式的討論和審議過程。 與此同時，籌備多時的國聯調查團也已成立。 由於這支國聯調查團以英國委員維克特.李頓爵士為首，所以歷史上又稱為李頓調查團。 李頓調查團本擬直接前往東北，但“一二八”事變的爆發，使他們臨時把行程轉向了上海。 在上海，以停戰作為煙幕彈的日本正在醞釀一場更大的風暴。 接到進攻閘北未果的報告後，軍令部很覺意外，同時也倍受打擊。 其時的軍令部長是博恭王。 必須註釋如下：“博恭”是名字，“王”跟“親王”類似，但是比親王要差，說明他是裕仁天皇的遠親，不是近親。 如果閘北拿下了，博恭就有資本在天皇面前顯擺一下了—— 就算是遠親，咱也是實在親戚，同樣能像陸軍那樣，幫陛下您撐起一片天。 可是偏偏僵在那裡了，你說有多晦氣。 都是這個鹽澤無能，撤了他，換一個更好的。 在陸相荒木貞夫召集海陸軍頭領開會時，博恭表示他將派野村吉三郎中將任上海方面最高指揮官，並由野村率領由三艘巡洋艦組成的第3艦隊赴滬增援。 荒木滿意地點點頭，又轉過頭看著參謀總長，問他那裡可以出多少人。 這時候的參謀本部的頭頭已經換了，不再是那個金谷範三大將。 因為金谷參謀長被認為在對華作戰上瞻前顧後，畏首畏尾，特別是在關東軍進攻東北的整個過程中沒有“雄圖大略”，不僅幫不上忙，還拖了後腿，所以早已於去年年底被撤換了。 現在的參謀總長是載仁親王。與博恭比起來，載仁的身份和地位就要顯赫多了，不僅是親王，還是裕仁天皇一族的——你沒見名字後面也拖著一個“仁”嗎。 見陸相問起，載仁倒也落落大方，沒再翻先前海軍在東北不搭理陸軍的陳年舊帳，一口答應可以派兵，而且派好兵——第9師團（金澤師團）和混成第24旅團（久留米混成旅團）。 荒木一一記錄下來，隨後經內閣會議研究（其實就是過一過程序），上奏裕仁天皇待批。 事後，軍令部長博恭卻左想右想不對頭。 洪洞縣里無好人。陸軍那幫粗魯的傢伙會對海軍這麼好嗎？不可能，一定是包藏著什麼不可告人的禍心。 想了好久，他忽然恍然大悟，如夢初醒。 敢情這幫小子是要到我們海軍的地盤上來分一杯羹！ 真是太過分了。讓你派兵是給你面子，還想喧賓得主，做你的春夢去吧。 他馬上去找載仁親王。 咱們先得把話說清楚再出兵。 第9師團就不用派了。上海巴掌塊地方，派這麼多部隊去，還嫌剌激英美“鬼畜”（日本人背地裡對西洋老外的叫法，相當於我們稱日本人為“鬼子”）不夠是不是。 你只要把那個混成第24旅團派給我就行。 對了，還忘了提醒一句：來了以後得由我們海軍指揮，怎麼用，如何打，要聽我們的。 載仁一聽，臉馬上仰了起來，只給博恭看下巴。 調一個旅團給海軍指揮？你把陸軍都當傻瓜了吧。 我們陸軍作戰，從來都是根據戰場形勢和需要來派兵的，用不著別人來指手劃腳，而且增兵方案，天皇都快批下來了，你這時候還要改來改去，究竟是何居心？ 話不投機，博恭氣呼呼地拂袖而去。 博恭一走，載仁就傳下命令：原擬增援的混成第24旅團就地待命。 你不是想把我的旅團拿去免費用嗎，就不給你！ 博恭梗著脖子回到軍令部，臉色鐵青。 還不信了，沒了你張屠戶，我就只能吃帶毛豬？非得做點樣子讓你們看看海軍的素質和能力有多高。 說好是停戰3天，實際上到30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還在進攻。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31日，上海再開停戰會議。 上次英國人出面，被日本駁了面子，心裡很不好受。這次它和美國又拉來了法國、意大利，湊成四個國家，人多力量大，想造出一些聲勢來。 四國分別照會中日談判代表，提出調停建議。 引人注目的是，這次調停增加了兩個新的內容。 中國外交部表示可以接受，但代表日本一方的鹽澤卻心情複雜。 這兩天的遭遇已經讓這個原來不知天高地厚的海軍少將悔不當初。他心裡很清楚，如果還是靠他自己，在上海無論如何是沒法“了事”的。可是他也不敢貿然接受調解，因為當初禍是他闖的，這麼灰頭土臉的收場，回國後不光是掉烏紗帽的問題，那是要一輩子抬不起頭來的。 他表示，調停建議的內容已經超出了他的權限範圍，必須請示後方能定奪。 球踢到了東京。 日本外務省立即註意到了調停建議上的那兩條新內容。 一條是設立中立區，由中立國軍警駐防。這實際上是對第一次英國調停建議中“中日軍隊從交戰地區撤退”的補充。 可以同意。 讓他們受不了的是另外一條—— “根據12月9日國聯議決案之精神”，由中立國協助，（對上海事件）進行商議解決。 國聯12月9日議決，是在日軍攻下錦州前做出的。其內容跟東北息息相關，又是要日軍盡快從東北撤兵，又是要向當地派調查團。 一提這個東西，日本人就像屁股被針扎到了一樣，馬上跳了起來。 在他們看來，這是含沙射影，夾槍帶棒地在罵人呢。 這幫“鬼畜”，還跟我們談什麼滿洲，滿洲的事是你們能插得了嘴的嗎？想把上海和滿洲放一起，免談！ 外務省復電上海，拒絕了英美的調停建議。第二次調停遂告失敗。 在新的指揮官沒有到任之前，敗軍之將鹽澤自然還得繼續站好最後一班崗。 除閘北外，他開始把進攻重點集中於吳淞要塞。 吳淞口是長江和黃浦江交彙的地方。守住這裡，就等於扼住了敵方登陸作戰的一個重要咽喉，所以從鴉片戰爭開始，這裡就成了兵家必爭之地。 當年水師提督陳化成就是在吳淞口古砲台跟英國艦隊死拼的。那一戰也是打得驚心動魄，最後連同陳老爺子在內，整座砲台都給犧牲掉了。 現在的砲台是清末重建的，然而相同的歷史是否還將在這裡重新演繹？ 吳淞口要塞司令鄧振銓怕了。 他怕死。 查一查履歷檔案，這個鄧振銓和軍政部長何應欽竟然還是同事，在黃埔軍校訓練部擔任過中校副官。想來那時候這兄弟也許還算是有理想有抱負，可惜後來進了大上海，就成了老蔣常說的“黃埔革命意志頹喪”的典型代表，熱衷於去城裡泡吧，連砲台都很少去光顧一下。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月28日當晚，淞滬警備司令戴戟就向吳淞要塞下達瞭如遇進攻堅決抵抗的命令。 鄧司令一看臉就白了。作為一個曾經的黃埔教官，他很清楚這份命令的含義。 完了，以後別說泡吧，連性命都可能保不住了。 他趕緊跑到警備司令部，跟戴戟念苦經，言下之意，吳淞口砲台還是上個朝代留辮子的那幫人留下來的小娘貨，那質量不是一般的差勁，怎麼能擋得住日本人。 為了讓戴戟相信自己不是信口胡說，他還當著面賣弄了一通“技術術語”，說砲台上缺這個那個配件，根本沒法用。 戴戟可沒這麼好糊弄，告訴他，缺少配件不要緊，不管是現買還是再造，他可以負責聯繫提供。 碰上這樣揣著明白裝糊塗的領導，鄧振銓也真是沒脾氣了，只好索性坦白，當面請求辭職。 大敵當前說要辭職，等於是臨陣脫逃。戴戟心裡自然是又鄙夷又氣憤，但卻不便立即發作，於是表示鄧的辭職申請可以考慮，但在沒批准之前，在職一日就必須盡到軍人的天職。 那就是說你暫時還得在砲台那裡給我呆著。 第二天，閘北就打了起來。 鄧振銓急瘋了，他知道吳淞砲台遲早也會成為戰場，再不跑就真的要把小命扔在這裡了。 正常渠道行不通，那就托關係走後門。 他託的是軍政部長何應欽，果然就走後門溜掉了，不能不讓人感嘆國民黨的關係網真是什麼都罩得住。 78師副師長譚啟秀繼任要塞司令。在他沒到任之前，要塞司令部參謀長滕久壽暫時負責要塞防務。 滕久壽是貴州人，雲貴一體，和鄧振銓也算是老鄉，而且鄧振銓對他還有知遇之恩，當初來到上海並到要塞當差，就出自於後者的鼎力相助。 作為參謀長，滕久壽當然知道砲台的家底，但他更明白作為軍人的責任和歸宿。 也罷，倘若這裡需要犧牲，就讓我來吧。 在閘北戰鬥打得難分難解時，吳淞要塞卻一直是這裡的黎明靜悄悄。但滕久壽和他那個腳底抹油的上級一樣，都知道這只是大戰前的暫時寧靜。 在閘北指揮的翁照垣旅長曾打來電話，希望砲台能使用火砲進行支援。滕參謀長命令砲台向虹口方向發炮，但試射了幾炮之後，發現射程無法夠著，只得作罷。 鄧振銓的怕死還是基於一定物質基礎的，那就是：這個老掉牙的砲台確實是小娘貨。 最後的時刻終於來了。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2月3日。 日軍集中火力，對砲台進行不間斷轟擊。 依砲兵的角度來看，吳淞要塞的防守近乎於被屠殺。 這座可憐的露天老砲台既無法防空，又不能遠射，大部分時間只能被動地承受日機和日艦的狂轟濫炸。 第二天，滕久壽參謀長在身受重創的情況下仍不肯輕下火線，最後在指揮崗位上以身殉國。 終於無愧于軍人這一特定稱謂。 他的命運和很多年前的那位陳姓老前輩一模一樣——與砲台共存亡。 即使明知大難無法避免，憑一己之力根本無法挽狂瀾於既倒，真正的船長也不會下船，他只會選擇和自己的航船一同沉沒。 因為這就是他的責任。 當新任吳淞要塞司令譚啟秀登上砲台時，他面對的是這樣一番景象：整座砲台一片狼籍，幾無法立足。砲台上的火砲大部受損，整體已陷於癱瘓。 指揮官都戰死當場，損失之慘重可想而知。 譚副師長雖然一直指揮步兵，但在軍校裡學的卻是炮科，所以對炮並不陌生，也不算外行。 他立即讓人清理砲台，發現尚有一些劫後餘生的火砲可用。讓他感興趣的是，其中竟然有幾門是大口徑海岸炮。 最大口徑305毫米。 德國克虜伯公司產品，1880年制。 這在當年可是標標準準的高精尖武器，威力大得很。 如今五十多年過去了，看上去還是威風不減，老而彌堅。 畢竟是德國貨啊，質量那是真沒得說。 力道是有，就是射程不夠遠，不過這還得看你怎麼用。 譚啟秀把砲台上剩下來的砲兵集中起來，不是號召他們和自己一起拼命，而是讓他們就地隱蔽，同時交代一個任務：不管用什麼辦法，都得把碩果僅存的幾門砲偽裝好、保護好。 咱們現在手上就這幾個寶貝了，以後還得派大用場。 譚啟秀堅守要塞，依靠的是清一色步兵——翁照垣帶來的丁榮光團。 一直以來，天空都是日機的天下。 它們橫衝直撞，肆無忌憚，想炸誰就炸誰，想轟誰就轟誰。 不要說軍用目標，無數民宅、百姓、價值連城的珍貴圖書…… 跟丫拼了。 中國空軍馬上就要上場了。 地點：上海真如機場。 這裡停靠著南京中央航空隊的20多架飛機。 當時南京政府航空署的草頭班子沒搭多長時間，所謂中央空軍才剛剛從空架子裡面走出來。 飛機有一些，都是從早先的北洋軍閥那裡接收過來的。種類型號五花八門，德國的、英國的、美國的，一應俱全，稱得上是中國式的“八國聯軍”。不過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性能很差，跟日本戰鬥機沒法比。 人呢，比飛機還難找。 那會像翁照垣這樣的猛男實在是鳳毛麟角，一般人看都沒看到過飛機，就更別說敢開不敢開了，而且飛行員的要求也高，不是說是個人都能上去湊個數的。 為了解決人才問題，跟黃埔軍校一樣，廣州革命政府在北伐前後也在蘇聯人的幫助下開辦了航校，但飛行畢竟是個複雜的技術活，不能像黃埔生那樣，上了一半課，提了支槍就去打仗。那得慢慢來。 可飛機總得有人開啊。這任務就落到了歸國華僑身上。在航校學生沒畢業之前，這些人就暫時挑起了擔子。 按照軍政部長何應欽當時的想法，他們都是中國空軍僅有的一點種子，非到萬不得已，是不能輕易犧牲掉的。 也正因為如此，儘管飛行員們報國心切，但卻一直未被允許輕易與日機作戰。 不需要你允許，日機們主動來了。 滬寧線上的真如車站是19路軍臨時指揮部所在地，又是中方輸送兵員和給養的重要樞紐，日軍不在這裡多炸兩把自然很不過癮。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2月5日，終於爆發了中日曆史上的第一次空戰。 當天上午，日本轟炸機群飛臨真如上空，同時有從“鳳翔”號航空母艦上飛起的艦載攻擊機5架（有說3架）左右護航。 空防警報長鳴。出擊。 中央航空隊9架“八國聯軍”騰空而起，如鷹之展翼，向日機俯衝殺來。 雙方的戰鬥機立刻纏斗在了一起。 早期中國飛行員們的空戰技術談不上有多麼高超，經驗更等同於零（打內戰就他們自己在天上飛，只要記得往下面扔個炸彈就可以了），但戰鬥熱情都很高漲。 比如這位——印度華僑朱達先。 他原先據說是在印度鬧過革命的（不知道與甘地熟不熟），後來英國人要抓他，風聲緊，就跑到革命的老根據地廣州來了。 他先在廣東航校過渡了一下（資格證總是要的），然後便分到了中央航空隊。 空戰開始後，這位兄弟開著自己的英制林柯克單座戰鬥機就上去了（別的機一般都是雙座的），表現還很是興奮，左砍右劈，渾然忘我。 打著打著，機身上中了好些彈，腿也被打折了，只好開著戰鬥機又返回機場。 英制林柯克戰鬥機是中央航空隊中唯一能跟日式戰鬥機的性能靠近一些的機型，所以一下來就被另一個飛行員“搶”過去了。 這個飛行員叫黃毓沛，美國華僑，飛行分隊隊長。 飛行隊的好飛機不多，大家都想用，是只能用一個“搶”字。 但也許是戰況過於緊急，他忽略了一個重要的細節。 那就是：這是一台中了彈的戰機。 按照飛行規定，所有中彈戰機在返航後都不能立即升空，必須首先進行檢查。 由於操縱系統驟然失靈，該機未能投入戰鬥就不幸墜毀。 這次空戰時間很短，日機1架受傷，中方飛行員1死2傷，損失飛機1架，中方看起來還更吃虧一點，所以表現只能說是差強人意，勉強合格。 當時的中國空軍，無論是裝備還是技術，都顯得過於稚嫩，而航空署的頭頭腦腦們對打空戰也沒多少信心，因此真如空戰結束後，空軍基本上處於防御狀態，只求自保，沒有多少制空權可言。 但他們在關鍵時候亮的這把劍，事後還是得到了國內輿論的高度評價。 這與海軍的遭遇形成了鮮明對比。 淞滬之戰打到中間階段的時候，19路軍已經面臨著彈藥饋乏的難題，他們了解到海軍在上海的倉庫裡儲存著一批大砲、彈藥和鋼板，就提出來能不能藉用一下。 可是海軍不給。 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說他沒接到上峰指示，因此不能動。 那麼他的上峰是什麼意思呢。 海軍部長陳紹寬說，我們海軍買的軍火都是有案可查的，有沒有你們說的那些大砲啊，彈藥啊，我得去查一下。不過話要講在前頭，就算是有，我也不能私下借出去（“即使有之，亦不得私相授受”）。 聽到這話，不僅19路軍氣得要命，上海各界也口誅筆伐，都說海軍既怯懦又吝嗇，自己不抗日，還捨不得把武器借給別人抗日。 因為整個“一二八”會戰，海軍就沒現過身。 讓海軍情緒如此消極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政府不給錢添軍備。 其實也怪不得政府，因為民國時代，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打內戰，海軍並非主要作戰兵種，偏偏這個兵種又特別耗錢，你那裡搞一個巡洋艦，我這裡就至少可以維持一個陸軍師了。 人都是站在哪個山頭唱哪個山頭的話，站在海軍的立場上，他們決不會說海軍見效慢，而且費錢——不就那麼一點小錢嗎，你們眼睛瞪那麼大干嗎？ 中央海軍的核心是陳紹寬帶來的閩系海軍。他們大多是福建人，留過洋，出過國，對英國皇家海軍特別崇拜。回來以後，在國人面前也改不了英國紳士的派頭，到哪裡都操一口倍有面子的倫敦腔，開口閉口都是：兄弟在國外的時候……嗨，說了你們也不懂。 海軍的裝備標準，他們就是依據著英國來的：你看他們有什麼什麼，我們為什麼沒有呢？ 在中原大戰的編遣會議上，陳紹寬提了一個在他看來已經是“最低限度”的造船計劃：包括一艘航母在內，一年造10艘船。 要用多少錢呢？ 6950萬！ 一眾人等都嚇得差點從椅子上滾下去。 可是陳部長還說“為數甚微”，國家撥這點錢肯定沒問題的（“似尚不難籌付”）。 照這個樣子，就得專門辦個工廠給海軍印錢了。 老蔣開始還沒怎麼太吃驚，說要不這樣吧，10艘太多了，就造1艘吧，1艘航母。 回去後找人一算帳，嚇了一大跳。 先別說國內根本沒有造航母的技術，就算朝老外買，託了關係，打了折扣，每艘的代價也至少在2000萬以上！ 再深究下去，航母所需要的燃料、配件都無法自產，無一不需要進口，每年光維護費用也在千萬以上。這不是一座無底洞嗎，莫非全國人民都不吃不喝來養牠？ 計劃確實很好，但暫不能實行，編遣會議通不過。 連艘航母都捨不得給我買，那還怎麼干法？ ！ 陳紹寬和陳季良當即雙雙提出辭職。 不干了，跟大家說聲sorry，我們要回家。 老蔣一听就急了，趕緊拉住他倆，搜腸刮肚地說盡了好話。 如果老蔣一直是一個偏處一隅的小軍閥，他也不會對海軍有多上心。只是現在覺得要坐天下了，這才想起，身邊沒有一支海軍還真是不行。 然而這兩兄弟都不鳥老蔣這一套：不給造船，跪下來求我們都白搭。 真有性格。 被逼到這一步，一向把言而有信掛在嘴邊上的老蔣也只好玩起了忽悠：相信我，5年，只要5年，給你們造——60萬噸。 這是什麼概念？到“一二八”會戰前，全國艦艇共有50艘，加起來一共才4萬噸。 怎麼可能。 可這話陳紹寬卻信了，而且還一本正經地為之忙活開了。 就在這5年裡面，他甚至連停泊艦艇的基地都準備好了，完全是一副要趕英超美的架勢。 信誓旦旦的老蔣卻根本沒把自己的這番話當真。 他倒不是不清楚海軍對國防的重要性，而是早就知道這種事情根本就辦不成。 既然是窮人，首先要想好的是怎麼把肚子填飽，至於買越野吉普，雖然那東西開起來確實很拉風，但也只能躺在床上想想罷了。 誰當家誰知道。就這副爛家底，我能把工資都給大家發出來，不打白條就算不錯了。 老蔣想得很清楚，誠如陳紹寬所說，不造大兵艦是等死，可是如果真造這麼多大兵艦，那就等於是我自己找死了。 老蔣不當真，陳紹寬卻很認真。他天天數著日子，眼巴巴地等著老蔣把造船的錢給他送來呢。 那幾年，財政部見到陳紹寬就像楊白勞看到黃世仁，因為欠帳都堆成山了。 不知道是不是老蔣會未卜先知，他答應陳紹寬造船是海軍署成立那年，也就是民國十七年的事（1928年），到民國二十年（1931年）底，他就辭職下野了。 說好5年，也沒說哪一年造出來。 5年沒到，人下去了，不算失約。 可陳紹寬豈是那麼好忽悠的，這下來脾氣了。好啊，騙我，不給造是不是。 不給造，那我就只能守著這點寶貝過日子了，你別想讓我打仗。 “一二八”會戰打響後，連同樣很菜的空軍都咬著牙打了那麼一下。只有海軍紋絲不動。 據說是鹽澤給海軍部寫過一封信，意思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和19路軍的衝突“純係地方性質”，這不是兩國交戰，為了“維持友誼起見”，雙方可以“你不打我，我不打你”。 海軍部竟然還真的應承了，常務次長李世甲後來親口承認確有此事。 “一二八”淞滬會戰結束後，政府討論國防經費，大家就擺事實講道理，拿先前的表現說話。空軍勇，多拿錢；海軍爛，少拿錢。天經地義，誰也沒話可講，至於什麼造船計劃，暫時就不要再提了。 所以說人必自助方有天助。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是有說道的。 東京方面，海陸軍爭了半天，經過一番挖空心思的討價還價，總算達成一致。 載仁讓了一步，同意先只派混成第24旅團（久留米混成旅團）赴滬支援。 博恭也同意在上海原有海軍陸戰隊的基礎上，從日本再加派一支陸戰隊（佐世保特別陸戰隊）。 在部隊的指揮關係上，則採取“各領風騷”，誰也不吃虧的辦法：久留米混成旅團歸第3艦隊指揮，但久留米混成旅團又可以指揮海軍陸戰隊。 久留米位於九州島北部。九州南部的熊本，就是那個野獸部隊——第6師團（熊本師團）的誕生地。 九州實在是個窮地方，很窮很窮。 那個老外日本通小泉八云不知道是不是原來的好日子過膩了，他對九州卻情有獨鍾，甚至提煉出了一個“九州精神”（或曰熊本精神），稱“儀節的簡單和生活的樸實”，是九州人的美德。 最後，他還說日本將來的偉大，都要靠這個“九州精神”支撐著，所以大家都要向它學習。 其實在我看來，這種說法實在不過是小泉先生詩人般的臆想罷了。如果讓九州人跟他換著過，人家肯定更願意放棄“簡單儀節”和“樸實生活” 真正的“九州精神”，說穿了就是不擇手段出人頭地，或者拿異族的鮮血來滿足自己的各種慾望。 它跟簡單和朴實能搭什麼界？ 當然了，如果讓他們做殺人機器，正合適。 日人有諺：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 上半句絕屬吹牛，後半句還是有些影子的。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2月6日，在真如空戰後的第二天，懷著不多殺些人難以對江東父老的心情，久留米混成旅團離開日本，前往上海。 剛剛上船，旅團長下元熊彌少將（陸大23期）就接到了第3艦隊司令長官野村的電令：登陸後進攻吳淞砲台。 在野村面前，下元是小弟，但他一轉身，面對海軍陸戰隊時，卻又成了老大。 上海陸戰隊為了迎接“聖駕”，傷透了腦筋。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把吳淞碼頭打下來，就往吳淞西邊去，想在那裡佔領一個登陸點。但是幾次進攻都沒有成功，算是白費勁。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2月7日，久留米旅團的先頭部隊——第46聯隊第1大隊（森田大隊）坐著巡洋艦來到岸邊。他們連上海陸戰員的影子也沒有見著一個，倒是看到了守軍。 依靠艦炮的火力支援，森田大隊在下午6點終於在張華浜鐵路碼頭強行登陸。上了岸後就坐等下元來給他們訓示。 聽完登陸經過，下元的眉頭就緊皺起來：難怪上海老是解決不了問題，這些海軍陸戰隊真不知道是乾什麼吃的。 野村不是說要打吳淞砲台嗎，下元拿起望遠鏡朝吳淞砲台那邊觀察了一會，然後又放下了。 陸戰隊熊，看來他們的長官智商也高不到哪去，一個已經破破爛爛的砲台，去打它幹嗎？ 再說，我們打吳淞砲台為的是什麼，還不是要進攻上海市區？現在已經成功登陸，那就直接往那裡奔好了。 於是下元就向野村報告：對不起，我攻堅材料不足（不知道他需要什麼材料，難道是攻城的雲梯？），砲台打不了。 在向野村報告的同時，他還給參謀本部發了一份電報。 對著他的娘家人，下元倒出了一肚子的委屈和氣憤——那個叫野村的瞎指揮，亂彈琴，真是乾不下去了。 市區的情況那麼緊張，這廝不讓我們去，卻派我們打什麼吳淞砲台，這不是白白浪費時間和精力嗎？ 參謀本部收到電文，覺得下元說得十分有理。 早就猜到海軍是個扶不起的阿斗，果然。 參謀本部便向軍令部提出，部隊歸你指揮沒錯，可你得指揮正確才行，像這樣連作戰方向和重點都搞不清楚的糊塗決策，我們陸軍恕不能奉陪。 軍令部聽了心里當然不服。可是現實比人強，上海要打開局面，只能靠陸軍幫忙。 博恭只得讓次長高橋三吉大將通知第3艦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