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九章國聯外交

“九一八”事變使南京政府陷入困境，轉而寄望於“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的國聯外交。在這個國際外交的最高級別舞台上，中日外交家開始鬥智斗勇。 “九一八”事變的當晚，老蔣還在江西湖口的軍艦上，忙著指揮“剿共”哩。 直到第二天中午下艦後，他才接到上海發來的電報，得知東北出事了。但上海的消息，又是從東京消息轉引過來的。上面只說東北軍破壞了南滿鐵路，其它不詳，所以他還不知道事情會發展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 他當時只是就事論事地趕緊給張學良發了個電報，除詢問詳情外，還讓他做好對外宣傳，尤其是要闢謠。 那意思就是，哪怕破路這件事真是你幹的，也打死不能承認。 等收到張學良復電，老蔣才知道東北的那檔子事遠遠超出他的想像範圍，不禁倒抽了幾口冷氣。

日本人真的動手了。 有人說老蔣是“親日派”，其實這大大冤枉了他。如果一定要說他親誰的話，把他劃在“親美派”裡面還差不多。 後來披露的《蔣介石日記》顯示，他不但不“親日”，從內心來說，還是很“惡日”的，這個情結可以從“濟南慘案”中他挨日本人的飛機炸彈算起，從那天開始他每天都要在日記上寫兩個字：“雪恥”。 不過在“雪恥”旁邊，另外還有三個字，叫做“不抵抗”。 他之所以要告訴盟弟弟張學良，面對日軍挑釁時要堅持“不抵抗”，同時自己對“不抵抗政策”也奉行無礙，一方面，與他當時對中日雙方實力的研判有關，認為如果中日正式開戰，中方的結局可能會比當年的甲午戰爭還要慘，另一方面，則來自於他所主導的另一個政策——“攘外必先安內”。

這個政策看似簡單，其實它在各個時期的含義還不大一樣。直到中原大戰，老蔣“攘外”攘的還不是日本，而是蘇聯，至於那個“內”，連共產黨一時都排不上號，他指的是馮閻李這幫國民黨內的“原哥們”。 從萬寶山事件開始，他發現日本正在煽動反華浪潮，這才把“攘外”這一“榮譽稱號”一點點地開始移向日本，但是與“攘外”比起來，“安內”在他心目中仍佔最主要地位。只是此時進入“安內”名單的多了起來，除了他在國民黨內的政敵，又多了黨外更厲害的對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 國民黨想搞黨軍沒搞成，共產黨卻在中國建立起了真正的黨軍。紅軍不愛錢，不怕死，有主義，有精神，漸漸成了老蔣的心腹大患。幾次圍剿都無法把紅軍撲滅，就是一個明證。

在當時的老蔣看來，無論是黨內反對他的人，還是“赤禍”，都是“禍患”，不搞定這些，其它只有免談。你要他安安心心地“攘外”，就必須先讓他“安內”。 但是，一個突如其來的“九一八”事變，完全打亂了他的步驟。他與自己的親信都意識到，此次事變，“決非濟南事件可比”。 那段日子對老蔣來說，實在是個多事之秋。 在國內，他不僅要在江西和紅軍作戰，還要對付汪精衛的“廣州國民政府”。 給石友三的50萬打水漂之後，老汪又拉上了革命先行者的公子孫科一起幹，聲勢逼人。 其實孫公子原先在國民黨內是談不上有多大實力的，甚至被一些人稱為“紈絝子弟”、“花花公子”。能夠上位得這麼快，很大程度上還是拜老蔣所賜。 老蔣自從軟禁胡漢民後，發現他在黨內四面楚歌，到處都是反對的聲音，就臨時抱佛腳，到處拉人。孫科雖然嫩，但背後有個偉人老爸的光環在照耀，所以當仁不讓地成為老蔣拉攏的主要目標。這一拉，沒有拉住孫科，卻在無意中把對方的政治身價給抬起來了。

被“炒紅”後的孫科看看反老蔣的人實在太多，馬上很聰明地跟老蔣說了聲白白，轉而坐老汪那艘船上去了。 老蔣偷雞不著蝕把米，等到“九一八”事變突然爆發，反蔣的各派系眼前一亮，又找到了一桿新的大旗，那就是抗日。 你把所有精力都放在搞我們身上，日本人才有機可乘，你還能說你沒有責任嗎？ 老蔣處於內外交困之中，日子真是要多難過有多難過。 和老蔣一樣，日本內閣首相若櫬竟然對“九一八”事變也感到十分吃驚。 這天早上，若櫬首相接到了陸軍大臣南次郎打來的電話。 南次郎向他報告了一個足以令他頭皮發脹的消息：昨晚上，關東軍與中國的東北軍打了起來，目前已佔領了瀋陽。 按照關東軍的報告，是東北軍先動的手。 若櫬知道事態嚴重，立即召開臨時內閣會議，確定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並要求南次郎向關東軍下達相關指示。

南次郎以陸軍省的名義發了一通指示，責令關東軍立即停止進軍。 沒人理他。 就算石頭扔進河裡，還能泛個浪花出來呢。 情急之下，南次郎忽然想起了那位派去做思想工作的建川。 這廝是乾什麼吃的？他在哪裡？ 建川人就在瀋陽。現在他酒已經醒了。 至於他昨天晚上是不是真的喝醉了酒，那誰也說不清楚。 我所知道的只是這位仁兄的老爸據說還是一位大法師，畫符念咒那是伸手就來，屬於搞迷信和詐騙活動的行家里手。 有了這點遺傳基因，如果說他是假裝醉酒，我也不會不相信。 酒醒了，就得做工作，要不然沒法回去交差。 一問，原來事情已經鬧完，連瀋陽都被攻下來了。 正合我意。 不過為了顧及自己此行的目的和身份，建川還是假模假式地和石原拌了兩句嘴，然後算是完成任務，坐上飛機回東京交差去了。

南次郎託人算是託了個王伯伯。 若櫬不支持，軍部支持。 就在若櫬拉著他那個沒用的陸相，想勸關東軍止步的時候，軍部內部也召開了一個討論相同內容的緊急會議。會議結果卻大相徑庭，不僅認為關東軍的“軍事行動是適宜的”，而且還決定向東北繼續增兵。 與此同時，若櫬還得到了一個更讓他犯暈的消息：駐朝日軍在根本未接到任何正式命令的情況下，就已跨過鴨綠紅進入了東北境內。 對於這樣一個類似於“叛軍”，而且極可能在國際上造成丟分的莽撞舉動，內閣首相愣是連知會一聲的面子都沒能得到。 把個若櫬氣得直翻白眼珠，卻又無可奈何。 內閣之所以不同意把東北的事情鬧大，當然並不是為中國人著想，而是為他們本國考慮。 因為那時日本境況著實不妙，經濟正陷於“昭和恐慌”後的一片困頓之中，有些地方竟然也出現了和鄰國中國一樣的情景：餓死人是常有的事，買賣兒女成了朝陽產業。

內部已經危機重重，如果再被國際孤立，後果將極其嚴重——缺了糧食，沒法活人；缺了原材料，沒法搞工業。 就算對中國這個一貧如洗的窮鄰居，它也不是一無所求。 因為日本唯一的優勢就是生產和出口商品，而中國是它的大客戶之一。 得罪了這個大客戶，你的商品再好，又賣給誰去？ 在若櫬看來，關東軍在東北幹的這些事得不償失，無異於讓日本國的另一隻腳也陷入了爛泥之中。 可這些東西沒法說，一說就是“軟弱無能”。更何況就是說了，軍部和關東軍也只當你是在放屁，甚至聽煩了還會拔刀相向。 日本社會各界也把向政府施壓變成了一股潮流。 這個世界上，可不光是中國學生會搞愛國運動的，日本學生同樣也會，“九一八”事變後，他們也拉橫幅，喊口號，舉行“愛國示威”。

日本憤青們一邊為關東軍的“英勇行為”歡欣鼓舞，一邊組織捐款義演，要慰勞東北前線的“廣大愛國將士”。 日本輿論界也完全支持關東軍，一邊稱讚關東軍的行為是“愛國行為”，一邊指責政府施行“軟弱”政策。 二戰結束後，面對戰敗的苦果，很多日本史學家都承認，當時的輿論界應對挑起戰爭負起相當大的責任。 巨大壓力之下，若櫬內閣若不想被選民提前炒魷魚，惟有跟軍部唱起一個調子，表揚關東軍“忠勇可嘉”、“戰果輝煌”，並對所有“有功之臣”進行了“表揚”和封賞： 作為“總策劃師”、首席功臣，石原莞爾第二年即從中佐晉升為大佐，後來又榮陞參謀本部戰爭指導課課長，並兼任作戰部作戰課長。 板垣後來升為少將，還曾擔任過關東軍參謀長一職。

這兩人因“滿洲事變”的策劃成功，自此成為了日本國的“戰鬥英雄”。 就連事前一無所知，事後倉促上陣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也沾足了光，日後不僅升為大將，還擠到皇帝身邊，當上了天皇的伺從武官長。 其他人等也加官進爵，雞犬升天。 聽到“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中國國內輿論已經炸開了鍋。 全國下半旗並停止娛樂（上次記得好像是慈禧老人家和光緒一道過世）。各地都舉行了大規模的反日示威遊行，一致要求政府對日宣戰，並實行對日經濟絕交。 既然是外交上出的事，外交部當然是遭到攻擊的首要對象，就連“革命外交家”也要跟著倒霉了。 學生衝入外交部長辦公室，二話不說，就把一瓶紅墨水砸到了部長王正廷的頭上。 王部長頓時頭破血流，額頭上縱橫交錯，分不清是血水還是墨水。

傷口很痛，然而他的心可能更痛。 這就是他的下場。 一個為推行“革命外交”而竭盡全力的外交家的下場。 一個在弱國背景下拼命爭取母國權益，使中國得到英美德意等西方列強承認的干才的下場。 一個不畏艱險，敢於向日本政府提出嚴正交涉，立志收回東北主權的勇者的下場。 現在，他得到了所有的報償。 辱罵，攻擊，毆打，從精神到肉體，遍體鱗傷（重傷三處，膝蓋嚴重骨折），差點成了跛子。 天乎，地乎，誰可為我作證，這一顆赤子之心。 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30日，外交部長王正廷黯然辭職。 他曾經豪情萬丈。可是歷史跟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兜了一圈之後，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巴黎和會那令人無比沮喪的場面之中。 弱國無外交，難道這真的是一個永遠也無法打破的鐵則嗎？ 外交奇才顧維鈞為此努力過，革命外交家王正廷也為此努力過，最終他們仍然只能選擇幾乎相同的命運。那就是：out！ 看到南京政府陷入困境，廣州政府發現自己撿到了一個寶。 在報界媒體和請願學生面前表演愛國秀，自然是嘴皮子利索的汪精衛的拿手好戲。 他一邊藉機大批老蔣“不民主”、“不抵抗”，一邊振臂高呼，聲稱要“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讓”，一時在輿論界大受歡迎，被學生奉為政治領袖，爭相要求他到南京主持抗日大計。 為了挽回影響，不被廣州那個黨內最大的反對派壓倒，老蔣緊急召開會議，決定暫停和廣州政府的“相互討伐”，轉移國內輿論認為自己熱衷於內鬥的議論。 但同時，南京政府仍然強調要繼續“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外交政策還是不抵抗，不過多了幾個字，這就是：軍事上不抵抗，外交上不屈服。 要想不屈服，就要找一個論理的地方。國聯，等著讓它來給咱們說兩句摸心口的公道話吧。 一提到國聯，我敢肯定，大多數人都要嗤之以鼻。因為我們通常印像中的國聯，就是一個英法操縱的傀儡，一個啥事也乾不了的國際軟蛋。 然而歷史告訴我們：這並不是事實的全部。 不錯，國聯沒有武裝部隊，缺乏常駐組織，決議需要全體會員一致通過才能有效，對國際事務也反應緩慢。這些都是它的缺陷，也是國聯最後解體的重要原因。 問題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國際機構敢聲稱自己完美無缺。 就連聯合國不是也被呼籲要進行改革嗎？ 事實是，國聯在當時的作用很大，大到沒一個國家敢於隨隨便便繞開國聯，去走它的陽關道或者獨木橋。 對其時大多數國家來說，國聯就是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代表，說的話還是有人聽的。 而且在這之前，確實也有過成功的解決案例。比如歐洲的保加利亞和希臘就曾為領土爭端打得難分難解，國聯把雙方都說了一通，先讓他們停火撤兵，然後做調解和仲裁，最後就把事情給擺平了。 如果說我們在東北執行“不抵抗”政策是錯誤的，那麼至少在找國聯幫忙這件事上肯定是沒錯的。 不找國聯，就傻了。 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21日，也就是“九一八”事變三天之後，中國政府代表施肇基正式向國聯提出申訴。 作為年富力強的南方外交家，施肇基幾乎是王正廷的翻版。 兩人是浙江同鄉，不過施同學似乎拿本本的熱情更高一些，在美國拿了一個文學碩士還不過癮，又接著去讀了哲學博士。 施肇基比王正廷大上五歲，人生經歷也是相當豐富。 早年間他曾給張之洞做過英文秘書。 說起來，這位張大人還與抗戰頗有緣份。當年，他一手創建了中國規模最大的兵工廠——漢陽兵工廠。這家兵工廠引進同時期德國的先進設備，專門生產一種步槍。這種步槍很有名，一直到抗戰，中國軍隊還在大量使用。 對了，這就是漢陽造。 想想有些後怕，如果沒有這位晚清老祖宗給我們提供漢陽造，抗戰怎麼個抗法還真不好說，難不成大家都拿著戲班的斧鉞勾叉去和日本兵拼命吧。 張之洞的秘書中有一個更有名的人：留辮子的國學大師——辜鴻銘。 辜鴻銘有句名言：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 僅此一句，就讓我對辜大師心生敬仰。 能跟辜鴻銘一起混，沒兩把刷子絕對糊弄不過去。 時人評價施肇基，每遇大事不慌不亂，雖泰山崩於前而臉不變色。 面對外寇的洶洶來勢，這位在“九一八”後第一個出場的中國外交高手，他將作出怎樣的表現？ 當年參加巴黎和會的五位中國全權代表，好幾個都是日後中國外交界力能扛鼎的一流外交家。 除了顧維鈞、王正廷，還有一位，就是施肇基。 注意，以上三位，都是人精，而且不是一般的人精。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國際外交實在是一門很難搞的複雜學問。 愛祖國愛人民，外語說得比中文還溜，能言善辨，這些都是成為一個優秀外交家的必備條件。 可是還不夠。 你還必須像一個法學家一樣，對國際規則瞭如指掌，並能為我所用。 申訴前，施肇基仔細研究了國聯的基本法《國聯盟約》，並參考了希、保兩國的案例，從而製定了自己的申訴策略。 在申訴書上，他沒有先講雙方的責任問題，也沒有要求制裁日本，而是根據《國聯盟約》第11條規定“不允許會員國進行戰爭”，以此請求國聯理事會出面乾涉。 策略很簡單，誰是誰非先放一邊，現在最重要的是你不僅不能再進攻其它地方，還要恢復到事變以前的狀態，同時必須先把該賠我多少錢確定下來。 至於責任問題，有的是時間慢慢和你算。 從前的希、保衝突就是這麼解決的。 日本方面有些緊張了，畢竟它對國聯還是心存敬畏的，知道這個國際裁決機構並不是它家裡的橡皮圖章，想怎麼蓋就怎麼蓋。 外相幣原親自來到位於日內瓦的國聯總部督陣。 起先日本不願意把衝突交由國聯或第三國調解，主張由中日雙方直接交涉。 施肇基是個明白人，什麼沒見識過。當年的“中東路事件”，東北地方當局吃的就是所謂“直接交涉”這個虧。 所以他當即予以拒絕，堅持這件事必須由國聯出面擺平，而且表示願意接受國聯的任何處理結果。 日本人沒轍了，只好同意和中國代表在日內瓦開辯論賽。 施肇基是正方辯手，他提出的辯題就是堅持申訴書上提出的嚴正要求。 反方辯手是日本駐國聯代表芳澤謙吉。 這位兄弟也是外交界的一位老油條，做過多年的駐華公使，跟張作霖都打過交道，在所謂的“中國通”中也能排得上號。另外，他的岳父很有名，是政友會的黨魁、後來組閣任首相的犬養毅。 芳澤在發言辭中自然先要幫關東軍護犢子，把那晚柳條湖的情形拿出來，一個勁地說中國有錯在先。 不過由於施肇基在申訴中避開了雙方責任，他這一拳算是打在了棉花上，軟綿綿的，沒起到什麼實際效果。 見各位代表一副無動於衷的表情，芳澤趕緊變招，又開始搏同情，指天發誓說日本從沒對東北起過什麼壞心眼，這次出兵純粹是保護日本僑民的“自衛行動”，只要日僑安全就會撤軍。 最後的結論是：我軍完全是一支正義之師、威武之師、懲惡揚善之師，出兵完全是事非得已。 施肇基立即抓住反方辯手的破綻，指出《國聯盟約》中根本沒有出兵保護僑民的原則，日本的“自衛”純屬不正當行為。 芳澤頓時啞口無言。 既然國際法都不允許，你的部隊還賴在人家那裡算什麼事？ 而且施肇基還許諾，只要日方同意撤軍，中國一定會保護日僑安全。 沒什麼可辯的了。 在施肇基的強烈要求下，國聯理事會通過決議，要求日本政府務必在10月16日以前從東北佔領區撤兵，並恢復到事變前的狀態。 芳澤代表日本政府表示接受。 這一回合，正方勝。 應該說，如果日本真的能夠按照決議行事，“九一八”事變也不是絕對沒有和平解決的可能。 可是，你問問軍部和關東軍那些狂人，谁愿意？ 撤軍等於是要他們把到嘴的肥肉再吐出來，這些鼠目寸光的傢伙（包括那個所謂的唯一戰略家石原）就是捨了命也不干。 直接佔領不行，他們就去想別的辦法。 中國向國聯申訴的第二天，關東軍召開了一個秘密會議。 會議由關東軍參謀長主持，所謂的“關東軍三傑”都在場。 外面“舉軍歡慶”，會場裡氣氛卻略顯沉悶，原因就在於東京發來了電報，表示反對關東軍繼續擴大事態。 板垣和石原起初的想法，都是想採用朝鮮、台灣一樣的模式，索性把東北變成日本的第某某個省。 但電報給他們一人腦袋上來了一悶棍。 此路不通了。 眾人都把眼光掃向那個“土匪源”，雖說此人戰略上沒多少遠見，但要論壞點子，那是滿滿地裝了一肚子，都快出水了。 土肥原剛剛被任命為瀋陽市臨時市長，幫關東軍收拾殘局。 這個“土市長”不愧是老牌“中國通”，一上任就貫徹了“以華製華”的策略，網羅一幫舊軍政人員，弄了一個維持會，宣布瀋陽“獨立”，同時委任了4千多名巡警負責上崗巡邏，維持治安。 給他這麼一弄，原來亂紛紛的瀋陽街頭開始恢復暫時的平靜。 也許正是治理瀋陽的“成功經驗”，使土肥原受到了啟發。他靈機一動，提出要致力扶持一個“以宣統帝為首，包括東北四省和蒙古”的“滿洲國”。 自然，這個國家名義上雖然是獨立的，但國防外交等必須由日本掌管。 與會者均認為此計甚好。 對這些軍隊狂人來說，從“自己佔領”到“建立滿洲國”，實屬不易，已經是被迫從原來的立場退了一大步。 所以最後的方案中還有這樣的日式煽情語言：（我們）含淚退到滿蒙獨立國家案來。 “土含淚”們把這個精心炮製出來的“滿洲獨立運動”方案以關東軍意見的形式送到東京，得到了軍部首肯。 政府內閣照例被撇在了一邊。首相若櫬知道這個情況後，馬上意識到關東軍又在玩花樣了。這麼搞下去，日本就真的要千夫所指，成國際孤兒了。 可他身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理，卻愣是使喚不動那些軍人。 沒奈何，只得又去找那個南次郎，讓他給關東軍司令發報，嚴格禁止任何關東軍官兵參與“滿洲獨立運動”。 司令部的參謀收到南次郎親自發來的電報後，看來看去覺得不爽，就隨手把電報抽出來扔在了一邊。 結果，這麼重要的電報，作為關東軍司令官的本莊繁愣是從來沒有看到過！ 一個小小的參謀，因為不爽，就敢把政府高官給司令官的電報給扔掉，也算是軍隊中無組織無紀律的巔峰之作了。 國聯的決議，隨著時間滴滴答答，轉眼就要到期了。 可是日軍並未撤軍。 不僅不撤軍，他們還派飛機轟炸了遠離事件地點的錦州，把日本政府承諾的“不擴大”變成了“擴大”。 應中國代表施肇基的請求，國聯理事會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東北最新局勢。 這次，施肇基打定主意，要讓日本引起各國的公憤。 除了憤怒譴責日本的失信外，他還在發言中指出，日本此舉把當今最重要的兩個國際法——《國聯盟約》與《非戰公約》都踐踏光了。 他大聲疾呼，兩大公約如同兩隻鐵錨，世界各國猶如輪船，輪船必須有鐵錨才能自如地前進後退。因此，對這件事，各國皆不能置身事外，否則，“世界和平大廈必毀矣”。 施肇基的發言立即得到了與會代表的讚許和共鳴。 說句實話，在接觸到這段史料時，我也深深地被打動了。我得說，上個世紀的這批中國外交家真不簡單，人家的水平那是剛剛的，不由得你不嘆服。 作為反方辨手的日本代表芳澤理屈詞窮，只有招架之功，沒了還手之力。 還是讀讀現成的吧，他於是掏出一篇事先準備好的長篇聲明讀了起來，基本上是照本宣科，令人昏昏欲睡。聲明中，對日軍為什麼遲遲不能撤軍說不出什麼正當理由，唯一的藉口，就是不放心日僑的安全，所以一時還撤不了。 施肇基抓住機會，馬上追問：對方代表，你口口聲聲說想撤，為什麼還要轟炸錦州、擴大事態？ 芳澤愣住了。因為這兄弟不是急智型的選手。 拿事先寫好的聲明讀一讀還差不多，你要讓他在規定時間內搶答這麼難的題目就有些抓狂了。 沒現成答案呀。 可周圍這麼多各國代表看著，總不能僵在當場吧。 芳澤調動了他所有的腦細胞，終於胡謅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因為飛機是偵察機，受到了地面射擊，所以予以還擊。 問題很正常，但那答案怎麼看怎麼像是腦筋急轉彎。 吞吞吞吐地把答辯敷衍完，芳澤已明顯能感覺到周圍投來的那一雙雙鄙夷和嘲弄的目光了。 日本代表這回得掏出手帕擦汗了。 國聯理事會再次提出一項決議草案，將日軍撤軍時間推至11月16日以前，中國負責保護日僑生命財產。 中國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這個草案，不過撤軍時間推得太晚，他要求縮短期限。 芳澤拼命反對。這一回他可不能像上次那樣拍胸脯了。連首相都搞不定關東軍，他還能逞什麼英雄。 他對撤軍時間提出異議，也不說太晚，也不說太早。實際上他是根本沒法確定。 沒人願意再聽他胡謅下去了。會議表決，一共14家代表，13票贊成，1票反對。表決通過。 全世界都明白，那反對的1票就是日本代表芳澤投的。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雖然不是國聯成員，卻被邀請與會。在討論和表決時，這個日益崛起的西方大國明顯站在了中國一方。 所有國家，無論大小強弱，都用自己手中的選票表明了立場。 日本在國聯已陷入了孤立。 第二回合，正方亦勝。 面對這無言的結局，芳澤急得都快哭了。 老丈人啊，外交工作這個活真不是人幹的。 與施肇基比起來，讓芳澤搞外交也實在等於讓他受罪。口才不好不去說他了，反正大多數時候也只需要照著稿子念念。關鍵是他的英語發音還不過關，說的是含混不清的日式英語。各國代表和列席旁聽的新聞記者有時聽得一頭霧水，就看到面前這個矮個日本人的嘴唇在動，卻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 芳澤也知道自己英語很爛，別人聽不懂。那就改說法語吧，誰知這位法語也不過關，連單詞都不記得，常常講完了一個詞，又不記得下一個詞是什麼了，得慢慢想。可大家都在等著啊，也不能打聲招呼說：誰知道這個詞怎麼念，提示一下。 於是他便只好在想的時候，嘴裡哼哼唧唧，“嗯，這個這個……那個那個……” 有的代表聽得不耐煩，甚至恨不得扔塊桔子皮上去“提示提示”他。記者可不管這些，原文照錄，第二天報紙上的芳澤發言，就變成了滿篇的“嗯，這個這個……那個那個……”。 後來時間長了，芳澤在國聯的講話竟然也成了日版“韓喬生語錄”，讀者不拿來笑一笑都吃不下飯，也算是為報紙提升銷量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此刻，坐在代表位置上的芳澤哭喪著臉，他似乎已預感到自己的外交生涯已走上末路。 不過且慢。奇蹟馬上就要發生了。 由於不是出席會議的所有國家全體通過（日本不通過），這個決議竟然沒有法律約束力！ 很無厘頭吧。可當年的《國聯盟約》就是這麼規定的。 在國聯的所有缺陷之中，這一條最為人所詬病。細分析，簡直就是一條超級弱智的規定。 既然要裁決，總有人要受罰，可是你讓受罰的同志自己乖乖地承認：我有罪，我該死…… 豈非天方夜潭。 事實證明，自我覺悟，是個最不牢靠的東東。 有人要說，現在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不是也有否決權嗎，那還不一樣。 不一樣。 因為國聯是每一個會員國都要同意，不論大國小國，強國弱國都包括在裡面（當時的中國也能忝居其列，就可見一斑），而聯合國卻只有固定的那五位大佬。 美蘇中英法，別看人少，但這就是大國一致原則。一般來說，大國都是能負也敢負起一些國際責任的。碰到問題，只要大佬們沒意見，決議就能pass，而有了這些大佬們做為擔保，pass的決議也比較容易履行。 聯合國的這一設置，因此被稱為“安全閥”。 國聯是好好先生，它要讓大家都成為大佬，結果是大家都成不了大佬，導致決議通不過成了家常便飯。 後來國聯辦不下去，“全體通過”果然成了致命傷。 水平不高運氣好。看著這個結果，芳澤破啼為笑了。 他厚著臉皮，再次要求同中國進行直接交涉，但被施肇基斷然拒絕，表示只要東北領土一日被佔，就絕無此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