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八章今夜無人入眠

“皇姑屯事件”發生後，河本被責令退役。臨走時，他推薦了兩位後繼者。其中一位被喻為日本軍界百年不遇的怪才和奇才，就是他策動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 經過中原大戰，對內，老蔣可能算是暫時贏了，但對外，其實一樣是輸家。經過這場大規模的內戰，參戰各方均“殺傷甚慘”，原有老兵幾乎換了一茬，而張學良移兵關內，更為外人覬覦東北提供了乘虛而入的機會。 此時，如果還有一個真正的贏家的話，倒不如說是正在東北準備搞小動作的關東軍和隔海相望的日本政府。 時局如棋，當中國這個棋手精神和體力分散的時候，它的對手則已經悄悄地把東北一角的棋子圍了起來。 儘管當年的“老虎廳”事件更多地緣於東北當局的內部鬥爭，但日本政府卻把它解讀為，這是張學良向日本所做的通牒。町野為了推卸自己交涉失敗的責任，回去後就到處宣傳，說楊宇霆曾經向他表示過，鐵路問題可以商量。

現在這個人死了，也就等於“滿蒙新五路”的最後希望都破滅了。毫無疑問，張學良是日本的敵人，比他老子還可惡，必須與他決裂。 河本在哪裡？我們需要你。 當初對河本的處理決定是退出現役。軍部開出罰單說穿了還是給外面人看的，對一個高級參謀能以一己之力在東北弄成這麼大的動靜其實當時就很是欣賞。在他即將被迫脫下軍裝的時候，上面便派人來問：河本君之後，誰可繼之者？ 那意思就是問，你走之後，還有誰能夠像你一樣善於搗亂？ 河本推薦了兩個人，都是他的陸大同學：板垣徵四郎大佐（陸大28期）、石原莞爾中佐（陸大30期）。 距離“皇姑屯事件”四個月後，板垣正式接任河本的高級參謀一職，石原則擔任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加上土肥原，所謂的“關東軍三傑”（又稱“三羽烏”）現在一齊登場亮相了。

查一下個人履歷，土肥原、河本、板垣、石原都是陸大校友，讀書經歷幾乎一模一樣，都經歷了陸軍幼年學校、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校（即陸大）這三級跳階段。有趣的是，四個人在陸大的畢業屆數也呈梯次遞增，中間都跳開2級，從土肥原開始，分別是陸大24期、26期、28期、30期。 前三個人都可以算是昭和軍閥的典型代表，狂妄、囂張、自以為是、急功近利，滿腦子都是衝動，根本不顧及後果。土肥原因為對兼職特務“情有所鍾”，所以還經常裝裝斯文，但他本人除了喜歡煸風點火，做“土匪的源頭”外，並沒有任何能上得了檯面的獨立思想，對侵華這檔子經國大業更談不上有什麼遠見卓識。 但是石原是個例外。如果說日本的克隆人生產線偶爾也會出點毛病的話，石原算是一個。

準確地說，石原莞爾是一個比較“有思想”的日本軍人，稱得上是一個怪才。 舉凡指望怪才奇才出世，就和想培育奇花異葩一樣，除了靠老天爺幫忙外，還需要有適合其生長的陽光雨露。但在東瀛軍界，這些東西其實並不具備。 一個有志從軍的日本人，從小就必須寄宿，上軍事小學“陸軍幼年學校”，平時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一門心思就是死讀書，讀完書後再勵志，一個比一個口氣大，都嚷嚷著要把中國這些“東亞病夫”怎麼樣怎麼樣。 至於政治經濟外交，國內國際國外，他們既不關心，也不學習，基本上是一竅不通。除了軍事以外的課程，學生不想學，老師也不願教，教學要求、考試科目裡更沒這一項，導致軍校學生出來後都是兩眼一抹黑，除了打仗什麼也不懂。像土肥原，看似知識還算淵博，其實都不是學校裡學的，是由於特務行當的職業需要，後期自己惡補的，因此純屬七拼八湊，用來吹牛侃大山還能騙騙人，真正的學問就別指望了。

當時中國留學東瀛的最高境界就是考取日本士官學校。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的人，平時都是兩隻鼻孔朝著天走路的（東北軍還專門出了個“士官系”，優秀程度參見楊宇霆）。其實這只能說是日本軍校中的高中，離大學還差得很遠。日本軍校生的終極目標是陸軍大學。這個陸軍大學的門檻離地三尺三，如果不是士官學校的優等生，你連報考的資格都沒有，更別說考上了。當然要求的分數也是異乎尋常的高。 在這樣一種教育模式中生存下來的人，全面發展根本談不上，畸形發展還差不多。加上日本人性格本身就拘謹刻板，你要克隆型的軍事幹部那是一抓一大把，如果想找幾個不一樣的，那就幾乎等同於天方夜潭了。 不過我這裡說的是幾乎。 再寸草難生的沙漠裡，有時還會找到幾棵千年不倒的胡楊樹呢，所以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奇蹟總是偶爾會出現的。

石原就是這幾乎中的一個。 其實石原在讀書時並不用功，別人都在拼著命讀書，惟獨這哥們不當一回事。平時除了玩，最大的興趣就是看閒書。 前面講過了，日本軍校最看重分數，考試壓力非常之大，加上功課又多，一般情況下，很少有人願意擠時間去看規定課程以外的書。石原則不一樣，他的閱讀範圍很廣，人文地理什麼書都看，就是很少看“正經書”。 饒是如此，那些比他用功十倍還不止的同學還是考不過他，每次考試，此君都是名列前茅，陸大畢業時竟然還進入了軍刀組（指畢業成績在前六名者）。 所謂怪才，通常就是指這樣一類人：神經兮兮，死不要好，但腦子卻特別好使，好像被外星人點過穴位一樣。 事實證明，河本選擇石原這個“陸大怪才”來完成他在東北的“未競事業”是很有些眼光的。因為後者即將在東北掀起的，將是一個連他自己也無法想像的滔天巨浪。

據說，在日本很少有人能真正讀懂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就連他們的洋老師——陸軍大學聘請的德國教官對這部煌煌大著都諱莫如深。 大概此書也的確深奧，快趕上愛因斯坦“相對論”的水平了，後者真正弄通的人同樣寥寥無幾。 但是石原卻超越了他的祖師爺，把一部《戰爭論》硬給啃了下來。不僅如此，他還有所發展，拿出了一個最新理論成果，即“最終戰爭論”。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這句話對石原相當有啟發。像那個傳說中的西方預言家查拉斯圖拉一樣，他也據此給日本算了一卦。 他說今後日本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遲早還是要和美國打一場“最終的戰爭”（倒還是蠻準的），而要打的話，日本在戰略上非常吃虧，主要是國土無縱深，又缺乏戰略資源（後來也應驗了），所以一定要擁有一個後方基地，這個基地就是滿蒙（缺德結論就這樣被推導了出來）。

在戰後的遠東軍事法庭上，起訴方曾把日方的一份奏摺作為證據提出犯罪指控。 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摺。全文很長，有四萬多字，但被人們記住的只有兩句話。第一句話：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第二句話：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田中奏摺在史學界是有爭議的，日本人一直說它是偽書。 從田中當政時推行的政策來看，出自此人之手的確疑點很大。因為田中的對華外交政策有個名堂，叫做積極外交。 所謂積極外交，就是依靠奉系軍閥首領來維護和擴大“滿蒙權益”。雖然一樣是打壞主意，但它與“征服滿蒙”畢竟還是兩碼事。 其實田中奏摺的大部分理論依據，都來自於石原的“最終戰爭論”。按照這個理論，日本如果像以往那樣“被動”地維護“滿蒙權益”是不夠的——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應該直接拿下，一勞永逸。

“最終戰爭論”一出爐，就被日本陸軍當成了寶貝，並成為關東軍策動“九一八”事變的指導思想。 一切都預示著，關東軍這次不光是消滅兩個東北的頭頭腦腦就算了，他們要玩兒一把大的，把作為日本“未來的生命線”和後方基地的滿蒙（東北和內蒙）一口吞下。 在東北，石原和板垣等人都親自觀摩了中甦之戰的實況。看完之後，石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說了這樣一句話：“對付張學良連我的家傳寶刀都不需要，竹刀就足夠了”。 他又一次預言：我敢斷定，如果一旦有事，關東軍不用兩天時間就可以佔領奉天。不過從現在開始，我們需要準備和等待，因為行動的最終實施至少還需要兩年時間。 石原比河本們更可怕的地方，就在於他不僅狂妄，而且冷靜。

由於改旗易幟後，東北成了中國的地方政府，張學良又以外交收歸中央為由，拒絕和日本進行直接交涉，這使日本人再也沒辦法繞過南京政府這一關了。 民國二十年（1931年）4月，若櫬禮次郎組建新內閣。在若櫬內閣成立的當天，王正廷約見日本駐華代理公使重光葵。 大喜的日子，王部長沒忘給公使先生準備一份賀禮，還很重。 長長一串禮單報下來，重光葵越聽越吃驚，從收回租界，再到收回鐵路航運，等於中國這塊地方，就沒他小日本什麼事了。 革命外交果然力道十足。 臨走時，王正廷又加了一句：日本的所謂“滿蒙權益”，中國也是決意要予以收回的。 從外交部出來，重光葵擦了一把冷汗，趕緊啟程回國報告情況。消息傳到日本島內，猶如給早已氣勢洶洶的輿論加了一束薪，添了一把火。

此前，張學良在把“滿蒙新五路”等路權交涉推給南京的同時，開始自己獨立發展東北鐵路。其中自建自營的洮索鐵路曾經就是日本提出的“滿蒙新五路”之一，如今卻被他拿過去自己搞了起來。在日本人看來，這很明顯就是要“逐漸置滿鐵於死地，最後達到收回滿鐵的目的”。 王正廷的表態正好就是對張學良舉措的一個最好驗證。 日本人此時早就不把南滿鐵路當成是臨時藉的了，他們認為這是他們的“固有國土”，腦子裡根本就沒有到期要還給你的意思。 什麼叫“滿洲權益”？ 用“日本陸軍之父”山縣有朋的話說，那是我們在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耗去20億資財，傷亡20餘萬生命”才換來的。一旦失去，要承受“莫大之恥辱”不說，都沒臉再去見地下的那些“陣亡勇將烈士之英魂”。 現在中國人竟然說要把它收回去，實在太過分了。 無論民間還是軍方，都認為是由於政府過於軟弱，才讓中國政府表現得如此“欺人太甚”。 很多人回過頭去看，又重新找到了那個尚名不見經傳的關東軍小軍官石原中佐的“價值所在”。一時間，“滿蒙生命線”到達了它被賣力鼓吹的最頂點。 此時，離石原當初設定的兩年期限，還剩一年不到。 那麼到現在為止，這個“奇才”到底在忙些什麼呢？ 日本人在微觀事務方面的精益求精，是連西方人都為之嘆服的。對日本文化做過細緻入微研究的小泉八雲就曾經說過，這個世上沒有比日本人更好的外科醫生了。 聽名字，你可能會以為這是個本地產的日本通，其實不是，這位先生是個純正的英國老外。當然，他原先不叫這個日本名，是後來到東瀛定居，娶了個日本老婆，才夫隨婦姓，改姓小泉，名八雲。 這個經歷應該跟加拿大留學生、會說相聲的那個大山差不多。 小泉八雲對日本文化非常推崇，認為日本人的天性，自然而然適合於準備和實施各種複雜的行動計劃，哪怕這些東西在外人看來是多麼的瑣碎和煩雜。 有戰略家之稱的石原可稱得上是這方面的優秀代表。一個“關東軍佔領滿蒙行動計劃”，僅僅方案的完備，他就用了一年多時間。 在這一年多里，由他和板垣帶隊，組成了“參謀旅行團”，在東北境內跑了一圈。 第一站是長春。範圍是吉林省。在這裡，石原等人進行了軍事地形偵察和渡江作戰研究，從而揭開了“滿洲事變前史的第一頁”。 第二站是錦州。範圍是遼寧省。這次主要是具體研究如何向瀋陽城攻擊、向錦州追擊、進攻錦州和山海關西部的作戰方案。 第三站是北滿。範圍是黑龍江省。此次實地考察了北滿（黑龍江）的全部地形。 三站跑下來，石原已經為關東軍佔領滿蒙安裝了全副的GPS導航。 石原的這種精心準備，如果用中國孔子的話說，就是“多算勝，少算不勝”，什麼都計算好了，贏面才大，而這跟日本本地產的兵法家宮本武藏的學說也是相契合的。 世界上的兵書汗牛充棟，數不勝數，但到現在為止，最為人看重的就三本，除了我們老孫家的《孫子兵法》、德國人克勞塞維茨那本沒幾個人能讀懂的《戰爭論》，就是宮本武藏的大作《五輪書》。 這位宮本先生是靠玩劍出名的，但《五輪書》除了講劍術外，也講兵法。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把作戰比喻成為木匠建房。 宮本說，建房可不是瞎建的，從木料選擇到房屋結構、風格，都必須事先有一個計劃，在保證計劃無誤後，才能開始動手造房子，而且在建造過程中，也一定要盡可能地按照計劃行事，這樣房子才能建得好。 宮本武藏生活的時代，相當於中國的明朝。幾百年後，他的這種思路又在後輩有天份的日人中復活了。 對於石原來說，他的建房計劃已經做得差不多了，接下來，他需要等待的只是一個在他看來最為合適的上樑時間。 在中央政府宣布要收回東北主權後，中日民間和軍方衝突都開始變得異常頻繁起來。 早在張作霖做“東北王”的時候，日本就已經開始往東北大批移民。當時的移民主要是日本農民（也包括朝鮮農民）。 沒辦法，東瀛島國就那麼巴掌大一塊地方，本身也沒多少地方可以開墾，明治維新搞資本主義後，又是開廠，又是修路，哪有那麼多地方可供農民再去耕種。 糧食很重要，機器再好也不能當飯吃。這是很樸素也很唯物的道理。要養活這麼多人口，如果不想實行計劃生育，就只能忽悠農民們“闖關東”，到東北去找良田了。 但是關東，並不是那麼好闖的。 來了以後，先是發現沒人肯租給他們房子住。 這也就算了，實在不行，自己尋找材料，臨時搭一個也行。反正東北有的是蓋房子的木料。 住是住下來了，問題卻還是解決不了：沒有良田。 日本政府有一點沒說錯，東北土地的確很多，漫山遍野到處都是。 問題是好土地早就有了主人。 除了原住民，那些從中原內地來“闖關東”的漢人早就提前一步，成了剩余良田的主人。 誰也不是傻瓜蛋，難道千里迢迢趕來分田分地，為的就是這些連豬都不願啃的破田爛地？ 日本農民（包括朝鮮農民）對此相當氣憤。可是人微言輕，又沒法找忽悠他們的政府算賬，兩手空空地回去也不甘心，只能把一股無名之火統統撒在和他們一樣勤懇勞作卻一貧如洗的東北農民身上。 矛盾就這樣產生了，並逐漸發展為民間衝突。 衝突一起，處於尷尬之中的日本政府反而為之精神一振。 他們意識到，轉移視線和卸罪於人的機會到了。 在這些大大小小的衝突事件中，最讓人觸目驚心的是“萬寶山事件”。 這個萬寶山其實並不靠近滿洲鐵路，更不屬於日本人的管轄範圍。此地位於吉林省長春縣境內，完全由中國政府自主管轄。 事情得從長春縣的縣長郝永德說起。 縣長，也就是古之縣令，常被稱做七品芝麻官。所謂芝麻，也就是跟省以上官員比，如果是放在他那一畝三分地裡，權限可不小。 有意思的是，這位郝縣長還兼著農稻田公司經理一職，屬於典型的官商。 估計他平日里油水撈得比較足，因此財大氣粗，這一年在萬寶山地區一氣租了三千畝荒地。 既然是荒地，就是需要雇人開墾的。郝永德身為一縣之長，自然懶得管理這種破事，便把荒地的使用權又轉租給了在周圍居住的朝鮮農民。 轉租可是要付租金的。朝鮮農民為了盡快使荒地變成良田，在最短的時間內把老本賺回來，他們決定開河挖渠，引伊通河水對田地進行澆灌。 說乾就乾，近兩百名朝鮮農民挑燈夜戰，開始了大生產運動。 一旁的中國農民可急了。因為他們要挖的這條水渠，長約20裡，深度和寬度達到3丈有餘，簡直就是一條小支流，而中國農民耕種的幾萬畝熟田（指耕種多年的良田），地勢較低，隨時可能被渠裡的河水淹沒。 不管哪一國的農民，土地對他們來說，就是命根子。 跟朝鮮農民交涉，對方不理。 流我們的汗，挖我們的渠，澆我們的田，於你們有何相干。 中國農民無奈，只好集體上訪。 農民申訴，政府不能不受理，估計就是按照這個辦事邏輯和程序，縣里派人下去干涉，勸阻朝鮮農民，要求他們停工。 這時，日本駐長春領事館開始插手此事。他們也派人到達現場，不過這些人不是普通工作人員，而是帶著機槍上陣的日本警察。 事情弄到這個地步，郝永德和他的縣政府竟然來了個裝聾作啞，既不向上報告，也不採取措施，甚至下面連個中國警察都沒加派。 郝永德，實在是既不“好”（郝），也沒有什麼“德”。 他大概認為這種情形下，自己兩不吃虧：水渠建成了，反正土地的所有權在我，租約到期了還可以收回良田，只有好處；渠建不成，該向朝鮮人收的租金也一分不會少。我怕個鳥啊。 有了武裝保護，朝鮮農民更加有恃無恐，日以繼夜地挖渠築壩，工程進度大大加快。 眼看水渠就要完工，而自家縣衙的態度又如此曖昧，中國農民忍無可忍，被迫自動集合起來上前填渠。 一個要填渠，一個要開渠，雙方互不相讓，立刻發生了大規模衝突。 日本警察隨即介入衝突，並公然開槍，造成中國農民傷亡，由此引發了“萬寶山事件”。 這一天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7月2日。 本來“萬寶山事件”是日本佔盡便宜，但最後叫得最兇，哭得最響的卻是日本人。在他們的宣傳和煽動下，“中國排斥朝鮮人”的輿論遍及朝鮮。 朝鮮人民族意識極強，在被迫淪為日本殖民地後，反日活動從未有一天停止過。日本這次有意識的禍水東移，使朝鮮把對日本人的仇恨轉移到華人身上，因而引發了一系列駭人聽聞的排華運動。 一周之內，襲擊在朝華僑的暴行不勝枚舉，華僑死傷無數。房屋被燒十之有九，就連中國駐漢城領事館也被暴亂分子搗毀了。 在日本國內，主張對中國強硬的論調則幾乎形成了一邊倒的趨勢。僅僅三年前，日本在野反對黨還因為田中內閣“支持”暗殺張作霖而大吵大鬧，三年後，他們已經改弦更張，與時俱進地跟上了潮流，轉而猛批若櫬內閣對中國執行的是“軟弱外交”政策。 政友會老大森恪還組了一個代表團，由他親自帶隊，到東北和朝鮮兜了一圈，回來後便在國內大造輿論，擺事實講道理，證明“萬寶山事件”不能就這麼完，一定得把失去的場子給找回來。 大家都這麼革命，貴為首相的若櫬想想再不表現一下，又得因為“落後”而被炒魷魚了，於是趕緊也站出來，捋袖子，伸胳膊，秀肌肉，哭著喊著要跟森老大比“強硬”。 軍部和關東軍懷著幸災樂禍的心情注視著所發生的一切。在他們眼裡，政府不管如何表現，始終都是四個字：軟弱無能。 只有他們手中的刀把子，能證明一切。 東北危機四伏，但年輕的少帥在關內還有更讓他煩心的事情。 他此時一門心思要對付的，是帳下的三姓家奴——倒戈界的後起之秀石友三。 中原大戰後期，石友三來了一把“識時務者為俊傑”，“及時”投靠了從關外過來的張學良。 但是沒過多久，老毛病又犯了。 因為汪精衛的“廣州國民政府”來招賢了。 汪精衛不是通電下野了嗎？ 沒錯。不過正所謂：此一時彼一時。民國前後的政治氣候就是如此，對於吃政治飯的人們來說，下野快，上台比這還快。 而且這一回，老汪打的旗號不是為自己，是為“朋友”申冤來了。 朋友者，黨內元老胡漢民是也。 事實上，汪精衛和胡漢民雖然同殿稱臣，資歷也相差不多，但並不是什麼“朋友”。豈止不是朋友，關係還很差。 想當初老蔣羽翼未豐時，搞“寧漢分立”，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和中央（“偽政府和中央”的始作俑者就是老蔣本人），非要與武漢汪精衛主持的“正宗老字號”分庭抗禮不可。 招牌是掛起來了，但缺少重量級人物幫著吆喝。 在這種情況下，老蔣便請來了這位因涉嫌刺廖案而被迫寓居滬上的胡漢民，讓他做自己的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也知恩圖報，屢屢在關鍵時候幫上老蔣大忙。 早年間，老蔣雖然在軍事上咄咄逼人，可是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及影響力卻遠遠不如汪精衛和胡漢民。在當時大多數的國民黨人心目中，後兩人的牌子就是叫得響，甚至有“無粵人汪、胡即不成黨”的說法（汪胡二人均為廣東人）。 對於當時的老蔣來說，拉上胡漢民還不光是撐撐門面的問題。在國民黨號稱“以黨治國”的背景下，老胡一直是蔣介石身邊不可或缺的幫手，如果沒有他，蔣在政治上是很難與汪進行抗衡的。 曾幾何時，蔣胡的關係可以用“如膠似漆”來形容。 然而，人總是在不斷變化的。老蔣也是如此。 自取得中原大戰的完胜戰績後，這位三軍統帥開始變得飛揚跋扈，儼然唯我獨尊，漸漸地連有貢獻的“老前輩”都不放在眼裡了。他要黨政軍一把抓，除了管軍事，還要管黨政，而這卻是他多年的“老搭檔”胡漢民所不願意放手的。 這位老胡能力很強，給蔣介石辦事也確實很是賣力。據說，他給老蔣辦黨政的時候，一般早上四點半就起床了，然後一直折騰到晚上十一點才肯熄燈睡覺，遠遠超過了八小時工作制的要求，簡直比工蟻還工蟻。 苦嗎？很苦。可老頭子樂意。他沒別的嗜好，就愛這個。 等到中原大戰結束，他想得很美，認為既然兵戈已息，老蔣應該馬放南山，帶著老婆到各地去轉轉，把黨政繼續扔給他料理。 為此，他還找到了一個現成的例子，說是在土耳其革命中，作為領導人的凱末爾就是這樣的，革命一成功，他就把志向移到醇酒婦人中間去了，所有國家大事都交給了他的副手。 要說這老胡也不知道是不是從前洋墨水喝得太多了，以致於做什麼事都愛一廂情願。 讓別人一邊歇著去，由你來料理一切，這可能嗎？其他人不敢說，反正老蔣絕對沒有那麼高的思想境界。 休說一個土耳其的凱末爾了，美國的華盛頓怎麼樣，人家還要豁得出去，乾了一輩子革命工作，說退就退了。可這不都是在外國嗎，咱們講點國情好不好。說來說去，老外們腦子裡都缺了一根筋，哪能跟我們中國人比。 這不是誰要多做或少做一點工作的問題，這叫“權”，知道嗎？老蔣這樣的人，怎麼可能允許自己大權旁落，做一個有名無實的國家元首呢。 中原大戰以前那是沒辦法，一方面必須依仗老胡在國民黨內的力道，對包括老汪在內的黨內政敵們予以還擊，另一方面，旁邊眾敵環伺，李宗仁、馮玉祥、唐生智、閻錫山這些軍頭們，或從前面，或從背後，持大砍刀的，拿小匕首的，連軸上陣，弄得老蔣喘口氣，喝杯茶的工夫都沒有，自然也只好一門心思去抓軍事，把黨政扔給老胡辦理。 可中原大戰一結束就不一樣了。在老蔣眼裡，這時候應該知情識趣走開的，不是他，而是老胡。 等到國民黨召開三屆四中全會，老蔣就捉摸著要把老胡一腳踢開，或至多擺在旁邊給他做個花瓶。 老胡是那種愛鑽牛角尖的性格，給老蔣當牛做馬這麼多年，到頭來豈肯甘於做一個“開會機器”或泥樁木偶，於是決不相讓。 他還當著眾人的面，講了一個故事。 故事上說，一戰時，法國有個王牌飛行員，這人老厲害了。逢戰必贏，打下的德國鬼子的飛機不知凡幾。一戰結束回巴黎，自然被奉為英雄。巴黎人誠惶誠恐，不僅沿著路兩旁列隊迎接，還專門給他派了一輛汽車，讓他坐在上面顯顯威風。 這飛行員沒開過車，當然也沒駕駛執照，但他開過飛機，認為兩者區別不大（都是一副鐵殼子套一台馬達嘛），坐在旁邊不過癮，竟然主動要求自己開車，而大家也就真讓他開了——就如同史瓦辛格主演的英雄片一樣，你見過那裡面他有什麼不會的沒有？ 結果可想而知，當場就碾倒了五六十個人！ 老胡說出這個故事來，自然是有所指的。一戰故事其實不過是個原形，如果搬到中國來，那個闖下大禍的飛行員活脫脫指的就是自我感覺良好的老蔣。 老胡的意思是，開飛機你行，我不行，開車我行，你不行。 這話可把自我感覺良好的老蔣給說急了，腦子一熱，把軍人的蠻橫都拿出來，派了兩個憲兵把胡漢民給軟禁在了南京湯山。 這樣一來，猶如捅了馬蜂窩，各路或潛伏或下野的反蔣精英趁勢鼓譟。 此時汪精衛正在港島。隔岸打嘴仗沒有比老汪更在行的了。他立刻發表宣言，痛罵了一通老蔣，把他的行為比做是“強盜綁票”，並稱老蔣是史上最大的“狗官”。那文章寫得真是十二分的酣暢淋漓，若不是後來失了足，未必不能和“不負少年頭”一樣流芳百世，傳之久遠。 在反蔣這一共同目標的感召下，曾經視同陌路的汪精衛和胡漢民終於走到一起來了。 汪精衛東山再起，隻身從香港來到廣州，重建新政府，並聲稱這回要抱團跟老蔣死磕。 口號極其悲壯：“即使萬一失敗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與當年刺王殺駕的豪邁好有一比。 不過，光喊口號還是嚇不倒老蔣的。要推翻“非法”的南京政府，老汪向來最苦的就是沒有槍桿子。 經過屢次挫折，他對槍桿子的嚮往已經快到了神往的地步。只要聽到誰手上有槍，基本上是不管素質，不管成份，見人就拉，結果一拉，就拉到了那個只要有誘餌就一準會上鉤的石友三。 作為軍人，石友三曾經是非常優秀的。 剛剛入伍的時候，他才不過是馮玉祥手下的一名馬夫而已。十多年後，便做到了西北軍中最精銳部隊的軍長，與韓復榘齊名，並稱“韓石”，是馮玉祥打仗時最為倚重的哼哈二將。 他本人在軍事素質上無可挑剔，無論是投彈，還是槍法，均為軍中第一。帶兵方面，在以治軍極嚴著稱的西北軍中也堪稱翹楚，北洋時代，其部曾是外國公使參觀的指定部隊，多次接受各國要人檢閱。 要放在今天，石友三的部隊，那就是標準的國家儀仗隊。 中國有句老話：女怕嫁錯郎，男怕入錯行。照理說，石友三單純指揮打仗應該不錯，可他偏偏喜歡在政治裡面瞎攪和。 在當年的各種混戰亂戰大戰中，究竟投在誰門下，就是一個最大的政治。 韓復榘也倒戈。但他看準了老蔣是個好東家後，就死心踏地跟著後者乾了，從此再無反复。 石友三則不同。或許是當初做馬夫得到了人生啟迪，認為誰給的夜草最肥，做馬兒的就應該為誰效力。到他自己，變臉儼然就是家常便飯，後來更成了一種無厘頭的純生理反應和習慣。 加入張學良的東北軍後，那待遇不可謂不優，不可謂不厚。 6個師的編制，每月軍餉70萬，無論是跟最早的西北軍系統，還是後來的老蔣系統（這個系統裡面，中央軍和雜牌待遇大相徑庭）比，都超出遠矣。要知道，閻老西為了拉他進“反蔣聯盟”，也不過開出了一次性80萬的價碼，最後還賴皮沒捨得給，到手的連對折都不到。 汪精衛這次派人過來拉攏，“酬金”是多少呢？ 50萬。比張學良給他的每月軍餉還差著20萬。 可石友三竟然就滿口答應了。 所以說，這人腦子一旦缺氧，基本上就是不治之症。 收人錢財，替人消災。這點職業道德，新銳“倒戈專家”石友三還是有的。他收到錢後，很快就替廣州方面出頭。 民國二十年（1931年）7月，石友三起兵華北，並迅速佔領了河北石家莊。 但他的運氣實在很壞，聽到石友三反了，蔣張聯手，四面圍攻，沒幾下就把石部給幹滅了。 沒了部隊，無大腦的石友三從此再也沒有能翻過身來。 但是他做的這件“損人不利己”的壞事，卻為東北淪亡埋下了更大的隱患。 為了打擊石友三，張學良不得不再次抽調主力入關，東北軍又有8萬人馬進入河北，這無形中使關外的國防力量再遭削弱。 時間倒回2個月。 民國二十年（1931年）5月28日，東北少帥張學良因患傷寒住進北平協和醫院調養。 也就在這一天，他得到了來自東北屯墾軍的報告：處決了包括一名日軍大尉在內的四名日本間諜。 日本對東北的情報偵察其實從未中斷過。一般使用的幌子為旅遊或考察。 最直接的後果是，國民政府交通局沒做的工作，日本驢友們全都給做好了，而且做得相當認真和到位。在他們繪製的中國地圖上，據說連鄉村里的每口井都標註得一清二楚。 後來閻錫山的晉綏軍伏擊日軍，首先搶的不是武器輜重，而是一張張日版的中國軍用地圖。 要說起來，畫地圖搞情報這事，在來華的日本人中可謂源遠流長，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反過來，我還就沒聽說哪位中國留日學生兼職幹過這事。魯迅先生他老人家描繪再怎麼仔細，也沒想起來要把仙台的地形記錄下來，以備日後中國軍隊登陸使用。 雖然不爽，可你還就真得佩服一下小日本那種把繪圖藝術進行到底的耐心和認真勁兒。 這次藝術活動的組辦方是日本參謀本部情報課。 領銜主演是該課情報人員中村震太郎大尉。他飾演的角色是農學家。一名退伍返聘人員友情出演。兩名嚮導：一個蒙古人，一個白俄，算是客串。 活動的主要區域是中國東北興安嶺地區。 一路上，他們沒怎麼顧得上游覽興安嶺的大好風光，而是忙著製作各類標記，對所有重要橋樑、涵洞等設施都進行了測繪。 當然，他們最關心的還是興安區的中國東北屯墾軍。 說起來也真不容易，幾天下來，這幫人竟然把屯墾軍的原始檔案都拷貝下來，連將校叫什麼名字、營房是否堅固都有詳細記錄。 由於太過敬業，他們忘了自己在觀察屯墾軍，屯墾軍也在觀察他們。畢竟人家屯墾軍不是一根根興安嶺的木頭，任你們賊頭賊腦打量就不生疑。 於是人贓俱獲。 這地方是軍事禁區，對各國領事館早有照會：“謝絕參觀遊歷，凡外國人要求入區者一律不發護照”。 四人身上什麼都有，有槍，有望遠鏡，還有早就畫好的各種情報，就是沒有護照。 逮住這四個小子的是東北屯墾軍第三團，團長是關玉衡。 據他回憶，事發時他並不在團部，前期的審訊工作主要是他的一個團副董昆吾負責的。 接報後，關團長連夜趕回進行處理，在確證對方身份的情況下，召集連以上軍官開了個會。會議的結果是，大家一致決定按照董昆吾的意見，將四名日諜全部予以秘密處死。 這件事情的處理，雖然當時看來比較解氣，但在東北形勢如此緊張，日本人做著夢都想找點挑釁藉口出來的情況下，無論如何都不能算是謹慎和適當的。 3天后，在北平協和醫院養病的張學良，得到了關於這件事的詳細報告。 少帥的複電很簡單也很迅速，一共四個字：滅跡保密。 本來這個“密”還是有保住的可能的。 在處決中村等四人後，關玉衡當場“約法八章”，就是告訴大家，誰都不准把這事給捅出去，否則的話就不得好死（“凡有洩露者，禍滅九族”）。 除了間諜罪證予以上交外，中村等人的屍首及衣物也均被“滅跡”。 看起來，籬笆扎得很緊。 可還是被日本人發現了。 一種說法，是說這事是由東北屯墾軍一個軍官的情婦率先給說出去的。 可日本人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原因很簡單，這軍官的情婦也是個日本人。日本女人跟日本女人咬耳朵，她就把這件事當做一件秘聞告訴了滿鐵一名僱員的老婆，而僱員從他老婆那裡聽到了這個消息，又趕緊如獲至寶地報告給了關東軍特務機關處。 這個說法似乎與關玉衡的“約法八章”相抵觸，所以還有另外一種解釋—— 秘密的最終暴露，源於一塊手錶。 中村出發前，本來預定是先在東北興安嶺刺探情報，然後再到吉林洮南，並由當地的日本領事負責接待。 眼看著離約定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多天，這個日本領事望穿秋水，還是沒等到中村一行，心裡就有點著急了。 別是搞情報迷了方向，被熊瞎子給叼走了吧。 中村雖然只是個大尉，但卻是京城裡的官，領事不敢不重視，便派了人，沿著中村出來的路線一路找過去。 就是在這一趟“尋找之旅”中，他們無意中聽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前不久在興安嶺的軍事禁區內，曾抓住幾個日本間諜，中間還有一個日本的大官，都被東北屯墾軍抓住殺掉了。 消息的來源是一個修鐵路的王姓工頭。 旁邊的人當然不信：還日本大官呢，別是你信口胡吹的吧。 王工頭說，他這話絕不是吹牛，因為他有證據。 穿著便裝的日本人聽到此處，趕緊把耳朵貼上去。 所謂證據就是一塊手錶，一塊牌子叫“三道梁”的手錶，而這塊手錶現在的主人是他的朋友，一個叫李德保的人。 “三道梁”手錶為當時的日本軍官所流行配置，大致相當於現在的諾基亞，沒點檔次的人別說戴，就連見都沒見過，所以王工頭一說，日本人馬上心裡一動，認定他不是隨便亂說的。 再一打聽，手錶也已不在李德保手上，而是被押在一家當舖裡。 日本領事聽手下報告此事，當即按圖索驥，趕到那家當舖，找出了這塊手錶，並確認典主正是李德保，李德保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東北屯墾軍第三團團部司務長！ 原來在審訊中村的過程中，他開始還想耍兩下武士道，結果被眾人打翻在地。就在搏鬥的過程中，中村手上所佩帶的手錶被打飛了，落在門後。 當時在場人等誰也沒注意。怎麼就那麼巧，正好李德保來送夜宵，看到就認為奇貨可居，不聲不息地拾起藏了起來。 不久，這廝耐不住寂寞，跑到城裡去喝花酒，銀子不夠，便把這塊“三道梁”取出來，押在了當舖內。 到此為止，日本人認為他們找到了“中村事件”的鐵證。 民國二十年（1931年）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陸軍省的名義，公佈了“中村事件”的調查情況。 在他們所公佈的所謂事件真相中，中村等人進行間諜活動的實情已全部被隱瞞，展示給公眾的只是一個到中國來旅遊兼考察的四人團，被“暴虐”的東北軍“謀財害命”的全過程。 那塊“三道梁”牌手錶成了關鍵“物證”。 此事一出，日本國內各大政黨和團體，甭管在朝的，還是在野的，一個個唾沫星子亂飛，都紛紛鼓譟要對張學良和東北軍予以“膺懲”。 此時的東北大地想不出點事都難了。 自始至終，有一個人一直很興奮，他用他那狗一樣靈敏的鼻子，敏銳地覺察到，自己苦心經營兩年的行動計劃，即將在眼前實現。 這個人就是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中佐。 在對東三省的軍事偵察結束後，他和板垣便在關東軍乃至軍部內各搭了一個“滿蒙行動”的秘密班底。 時間地點也都確定好了。 時間初定於1931年9月28日。 之所以要選這一天，那也是有講究的。因為此時正是秋熟之後，東北各地的莊稼剛剛收上來。沒了青紗帳遮擋，可以保證部隊行動的效率。 最初石原的設想是招一批浪人，讓這幫孫子穿上東北軍軍服，然後對日本總領事館和關東軍駐地發動襲擊，以此來挑起事端。 後來又覺得不妥，認識到這樣一來，牽涉人數太多，加上那些跑江湖的浪人又沒有經過專業訓練，人多嘴雜，難保不洩密。 這樣就又回到了當年策劃“皇姑屯事件”的老套路，改為極少數人在鐵路上進行爆破，然後再賴在中國軍隊頭上。 石原把這個爆破點選在了南滿鐵路柳條湖段。 柳條湖位於瀋陽北部，距東北軍駐地北大營只不過六七百米。六七百米，也就是一里路多上一點，鐵軌爆破後，關東軍幾個衝剌就能殺到北大營。 為什麼不能一開始就發動直接進攻，而非要嫁禍於人呢？ 石原考慮的很精細：除了欺騙外界外，還得蒙過軍部。 根據規定，關東軍司令官在未得到上級命令的情況下，是沒有擅動軍隊的權利的。但有一種情況是例外，那就是發生緊急情況時，可先進行便宜處置，然後再報告。 如果中國軍隊把鐵路都給炸了，情況還不算“緊急”嗎？ 為了助石原成事，有人還特地給他送來了大砲。 作為奇才，一般都不太善於搞人際關係。石原也是如此。 但是欣賞他的人倒也不少。參謀本部軍事課長永田鐵山大佐（陸大23期）就是其中之一。 提起永田鐵山，當年可算是一個人物。在巴登巴登泡溫泉的狂人裡面，這位仁兄是和岡村寧次肩並肩挨在一起吹過老牛的。 民國二十年（1931年）春，永田鐵山到滿洲視察，發現瀋陽城牆比較堅固，一旦攻城還得用上重砲。 回去後就批了個條子，從國內支援兩門大砲給關東軍。 這兩門大砲口徑都達到24公分，塊頭不小，如果堂而皇之運過來，那挑釁打架的姿態就太露骨了。 所以得保密。 大砲首先被拆卸開來，砲身被放進一個好像棺材的大木箱裡，然後再搬上船。為了隱蔽身份，這艘裝炮的船既不是軍艦，也不是貨輪，而是一艘貨真價實的客船。連負責裝卸的士兵，都穿上便衣，扮作了船上拖運行李的苦力。 就這麼累死累活，神神秘秘地拖到瀋陽附近，卻發現了一個事先誰也沒有想到的雷人問題——裝不起來。 接收大砲的單位是獨立守備第2大隊，他們平時主要就是負責看守鐵路的，大砲運過來後，大家都傻了眼，因為不會裝。 想調人來幫忙吧，又怕洩露了機密，只好摸索著自己幹。但乾也沒法好好地干，得偷偷摸摸地干。 說出來很搞笑，他們把裝大砲這門活整得像個地下工作一樣，除了避中國人外，主要還是為了躲自己人。 儘管運炮的路上小心了又小心，但日本外務省可不是吃素的，探子到處都是，不知怎麼讓他們聽到了風聲。 外務省幫軍人擦屁股擦怕了。一聽關東軍有異動就兩眼直冒金花，不知道這幫小子又準備惹什麼麻煩出來了。 沒有確鑿證據又不敢跟軍部說，他們只好找藉口，三天兩頭派瀋陽領事館的人去守備隊駐地附近轉悠，就想從中發現一點秘密出來。 這下好了，白天就別想把大砲搬出來裝了。 “臨時技師們”最佳的工作時段是深夜十二點到凌晨三點，一個個都熬得眼睛通紅。 一群人白天睡覺，晚上工作，總得有個理由吧。 正式理由是：打井。 就這樣，緊趕慢趕，等兩門大砲裝到好，也用了兩個多月時間。 看到地上一個螺絲都不剩了，大傢伙總算鬆了一口氣。這時候巨暈的事情又發生了——沒人會操作。 你別看《集結號》裡的“穀子地”連長想冒充砲兵似乎很容易，其實滿不是那麼回事。 砲兵之所以能成為一種獨立兵種，那可絕對是一個純技術活。普通步兵上去填個砲彈可能沒問題，但要瞄準就一準得抓瞎。 但既然是領導特意關照給送來的，又費盡周折地裝了起來，怎麼著也不能再提出來退貨，石原只好自我解嘲：反正離得很近，也用不著瞄得太準，只要起到嚇人的目的就萬事大吉了。 真正對石原的驚天行動起到強有力後援作用的，是他的老前輩、“光榮退休”的河本大作。 “皇姑屯事件”結果不圓滿，把事情搞砸了的河本很不甘心，退出現役後，這老小子靠山吃山，傍水喝水，到滿洲鐵路上去混了。 眼看著石原等一幫“後起之秀”在那裡折騰來折騰去，他也心癢難耐，自己不能親身參與，就出錢贊助。石原“滿洲行動”的活動經費幾乎都是河本一個人掏的腰包。 前車之鑑，後車之覆。石原拿了老前輩的錢，卻也沒忘記吸取老前輩的教訓。那就是壞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絕。這回可不是殺一兩個人的問題，而是得把東北軍統統幹滅，由日本人獨霸滿洲。 為此，他也給自己和關東軍投了一個“保險”，那就是想方設法把日軍駐朝鮮軍隊調至邊境，隨時準備越境支援。 地點選好了，人馬配好了，萬事俱備，就等那個預定的日子到來。 離9月28日越來越近。 雖然石原機關算盡，但是他的秘密還是被人發現了。 其實石原的保密工作倒沒少做。 石原在關東軍中搭建了一個秘密班底，並起用了一個參謀花谷正少佐（陸大34期）。這哥們想在石原手下混，自然要拿點幹勁出來。他費了吃奶的勁，終於從瀋陽附近的關東軍部隊裡挑選了川島大尉等幾個乾將。 挑選的標準除了德智體美勞以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得有一個嚴密的口風。 畢竟是乾大事嘛，嘴上沒把鎖那還行。 口風好不好，怎麼測法呢？ 總不能拿個測試儀讓大傢伙去對著吹氣吧。 花谷正不愧是天才石原一手選定的準天才，他的辦法是喝酒。 看看喝進去的是清酒，吐出來的是不是實話。 於是為了接受組織的考驗，選中的人便都交上了好運，被這傢伙一個個找去喝酒。 最後，川島大尉等幾個軍官就因為酒喝得再多也不吐真言而成為了“幸運兒”。 至於落選的也不虧，甭管怎樣，一頓酒總是喝上了。 你說花谷正請這麼多客，掏這麼多銀子，他就一點不肉疼？ 半點也不。 因為他用的是公款。 “愛國老前輩”河本給的。不用白不用。 對著石原領導，花谷正拍著胸脯一個個數過來，打包票說這些兄弟絕不會把大事給洩露出去。 可是他數來數去，卻忘記了把自己計算在內。 回東京出差的時候，花谷正跑到酒館去“放鬆”，幾杯馬尿一灌，便痛快淋漓地把“滿蒙行動”計劃都吐露給了那些歌妓們。 軍官經常光顧的酒館，自然也是高官們定期不定期“考察”的重點。歌妓們可沒有什麼責任和義務要守口如瓶，今天一句，明天一句，調笑之餘，便把花谷正的原話都捅了出去。 一傳十，十傳百，很快傳到了外相幣原喜重郎的耳朵裡。 此前，外務省已經接到過瀋陽領事館發來的報告，都是有關關東軍“異動”的：比如北大營旁邊的守備隊多了兩門大口徑火砲，又比如關東軍一反常態，竟然不事先打招呼就進行演習，而且演習的場所也很蹊蹺，別的地方都不去，就喜歡在北大營和瀋陽城附近轉悠。 不過僅此也不能說明關東軍就一定想怎麼怎麼樣。 即使在聽到花谷正的話後，幣原仍然將信將疑，畢竟對方說的都是酒話，又是在那種地方，要是當真了，沒準還會被人拿去當笑話聽呢。 但是隨後接到的一份密電卻讓他大驚失色，不能不認真對待了。 這是瀋陽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親自發來的。 林久在電報中說，看來傳說中的關東軍有軍事行動可能還是真的，因為最近他們正在集合軍隊，而且已經從倉庫裡開始取武器彈藥，氣氛那叫一個嚇人。 幣原頓時害了怕，槍上剌刀，子彈上膛，不是要打仗還會是什麼。 要照關東軍這麼胡搞法，屁股底下的外相位置還能再坐幾天？ 他趕緊報告內閣首相若櫬。 若櫬早就被國內風起雲湧的“愛國浪潮”搞得暈頭轉向，一聽關東軍還要趁亂起事，這還得了。 可是軍人的事，連首相也不敢管。當年的田中那麼牛哄哄，到頭來還不是自個給自個吃了隻大頭蒼蠅。 這麼著，軍隊的事還只有讓軍隊的人來管。 若櫬找到陸軍大臣南次郎大將（陸大第17期），認為這件事與政府現有的外交政策相抵觸，是不能允許的，並讓他負責把這件事給搞定。 南次郎再回過頭來和娘家人參謀本部聯繫。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大將（陸大第15期）在得知關東軍有此計劃後，總體態度也是不同意。 不是不能打，而是不能今年打。 要想不做“滿洲權益”被中國收回的噩夢，最好的辦法就是把滿洲全部變成日本的“固有國土”，所以打是一定要打，而且這兩年正是打的最佳時機——英美自家的麻煩都應付不過來，想不過來；蘇聯同樣在搞國內建設，不能過來；中國自己，則忙於內戰而無力對外。 事實上，早在一年前，參謀本部就已採納了石原的“關東軍佔領滿蒙計劃”，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一個三步軍事方案：第一步佔領，第二步“建國”，第三步吞併，最終把滿蒙納入日本的版圖。 金谷的擔心主要是，如果今年就打，關東軍難以穩操勝券，最好等到明年時機成熟後再發動。 他派作戰部部長建川美次少將（陸大21期）前去東北，勸說關東軍暫停行動。 但是，軍部所不知道的是，在他們內部其實也早就有了一個“滿蒙行動”的秘密班底，與石原在關東軍中的秘密班底向來都是一個鼻孔出氣。 有“挺進將軍”之稱的建川就是這個秘密班底的重要成員。平日里，他和坂垣的秘電碼從沒有中斷過。 讓他去勸說關東軍豈非笑話一個？ 當下，建川照樣出他的差。通風報信的活交給了俄國班長橋本欣五郎中佐（陸大32期）。 橋本領銜的參謀本部俄國班，被外界稱為“第二秘密參謀本部”。從他這個班長開始，幾乎都是鐵桿的“滿蒙行動”秘密班底成員。 橋本一口氣給板垣和石原發了3份密電。 第一份內容是：計劃已敗露。 第二份內容是：已決定派建川前往滿洲，因此需及早動手，以免給他添麻煩。 第三份內容是：希望能在建川抵瀋陽以前就動手。 建川也是個“有心人”。 從東京到瀋陽，坐飛機用不了半天就能到。 但為了給關東軍“起事”以充裕的準備時間，建川充分發揚了一下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飛機票都沒捨得買，坐著海船就來了。 坐船也不是直奔東北，而是往朝鮮去的。近路不走，偏走遠路。 橫穿過朝鮮後，再慢慢悠悠地來到瀋陽。掐指一算，路上足足用去了三天。當他抵達瀋陽時，關東軍早就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建川出發的那一天，是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15日，就在這一天，石原們接到了橋本發出的密電。 立刻慌了手腳。 此時有人主張立即動手佔領瀋陽。 “滿蒙行動”的“總策劃師”石原卻擔心如果行動過於倉促，會打亂他的精確安排，以致前功盡棄。 “滿蒙行動”不比“皇姑屯事件”，用幾個工兵就能解決問題，這是需要動用關東軍全部武裝的大事，而要組織如此規模的軍事行動，沒有司令官的點頭是不行的。 要知道，新任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中將（陸大第19期）畢竟不是秘密班底里的人，又負一方責任，關東軍的存亡與否都在他手裡捏著，做決策自然要慎重得多。 特別糟糕的是，萬一他假戲真做，同意“阻止事變”，那大家兩年的辛苦就等於付諸東流了。 為了穩妥起見，秘密班底里的幾個人一起開了個緊急碰頭會，秘密商討對策。 會上，“斷然行動”與“待機而行”這兩種意見仍然相持不下，誰也說服不了誰。 就這麼一直討論來討論去，一直弄到第二天凌晨兩點，討論依然熱烈，答案卻還是沒有。 眼看這樣不是辦法，會議的主持者板垣便把一支鉛筆豎在桌子上。 既然是賭，那就照規矩來，看骰子究竟朝向哪裡。 眾人事先約定，鉛筆往右倒就“待機而行”，往左倒就“斷然行動”。 結果，鉛筆毫不留情地倒向了右邊。 “斷然行動”派們傻了。 本指望老天給投個贊成票的，沒想到對方不賞臉。 那就只好“待機而行”了。 就在這節骨眼上，一個人霍地站了起來，臉紅脖子粗地來了一句：“你們要是不干，那我就一個人幹！” 大家都把眼光齊刷刷地掃向這個人，看看究竟是誰這麼有種。 參與“滿蒙行動”的幾個核心人物，官銜從大到小排，分別是板垣、石原、花谷正、今田新太郎。 剛才作慷慨激昂狀的就是今田新太郎大尉（陸大37期）。 今田屬於剛剛畢業的新生，跟板垣和石原不能比，就是那個花谷正，也比他高了3屆。 這麼低的資歷，要說已經混到大尉就算不錯了。如果不是陸大出來的，估計還得在下面慢慢爬。 可今田並不這麼看。 這人本事還是有一點。據說特別擅長劍術，頗有點日本傳統的武士情懷。身上有點本事的人，大多上進心強。今田加入這個秘密行動小組，就是奔著肩上的牌牌去的，做夢都能夢見自己當上了大佐或者少將。 現在忽然行動暫停，等於說美夢要擱淺了，這豈不讓他又氣又急。 日本人很講資格。連今田這樣的小字輩都站出來表了態，板垣和石原們就覺得臉上掛不住了。 豁出去了，那就乾吧。 提前10天，定於9月18日晚準時行動。 因為時間再也無法推後：3天，只有3天，建川能幫同黨們爭取到的只有3天時間。 再多，估計建川只能先到新馬太旅遊一圈再回來了。 幾個人簡單分了一下工。 板垣負責趕到本溪去迎接建川，並把他帶回瀋陽交給花谷正，隨後坐鎮當地，就地指揮整個行動。 石原莞爾呆在旅順，等本莊繁司令官視察回來，等瀋陽那邊有了動靜，便促使其下達關東軍全體出動的命令。 今田負責通知執行部隊開始行動。 花谷正分配到的活則一如既往地和喝酒有關：不管外面打得怎麼熱火朝天，只要能把建川灌醉，就是大功一件。 關東軍那邊忙得上躥下跳，不亦樂乎，東北軍這邊還是一如既往地“以不變應萬變”。 應該說，日本人要發動“九一八”事變並不是完全無跡可尋的，就在9月18日那天下午，兩個日本兵剪斷北大營電話線這樣的細節，也被中國方面捕捉到了。 但從事後的反應來看，東北當局在防範上顯然又是嚴重不足的。莫非他們以為身邊的關東軍是傳說中的Hello Kitty？ 對此，我也覺得十分鬱悶。人家都在你家門口放火了，而你卻愣是說聞不著煙味，連點最起碼的準備動作都沒做，這話講出來誰信？ 史料中有一個細節引起了我的注意。 “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闖入了張學良在瀋陽的府邸，從他的保險櫃中搜出了一大堆收款單。 軍官們不看猶可，一看就瞪大了眼珠。因為這些收款人都是日本人，而且還不是普通的日本人，個個都是日本政界要人。 點一點，總共有53張之多，少數也有千把萬元。數字最大的一張是50萬，收款人是床次竹二郎。 這床次竹二郎在日本政壇可是個響噹噹的人物，他是日本兩大黨之一的政友會的主要幹部。後來政友會的犬養毅上台組閣，床次還做過內閣的鐵道相。 為什麼給床次竹二郎的錢最多？ 因為當時床次想競選首相，需要選舉經費，張學良就把寶押在了他的身上，希望通過提供“政治獻金”的方式幫助床次順利上台。 張學良身為東北少帥，錢自然是有的。但話又說回來，誰的錢都不嫌多。這些錢花出去，自然也都是要派用場的。 按照走關係的傳統，砸出去的銀子一般有三種用處：其一，拉攏對方。其二，替我說話。其三，幫我辦事。 既然收據都拿了，那就是說目的肯定達到了。中國政壇的潛規則移到扶桑後同樣適用。因此，我猜測，少帥並不像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樣，完全沒有做出任何防範動作。 53張收款單，那就意味著53個人情，53條信息渠道，53份保證書。 的確，那時候雖然相當多的日本政客嚷嚷著要動拳頭，其實也不過是形勢所迫，不得不在國內選民面前唱唱高調，表表姿態而已。真要說馬上動武，沒幾個人會贊成。 也許，正是基於這種日本短時期內不會動武的判斷，才使張學良在事發前未做任何認真準備。 與之相佐證的是，就在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還澄清“傳言”，否認關東軍正在因為“中村事件”而進行軍事動員。 有人說，這不過是日本方面玩弄的一個伎倆，放的煙幕彈。 但如果我們清楚日本政壇的情況，就知道，這也許是真的：日本政府事先可能真的並不清楚關東軍會策動“九一八”，更不知道石原這幫人已經在迫不急待地磨刀了。 歸根結底，在“九一八”事變甚至國聯外交徹底失敗以前，中國國內的大多數政治家，包括老蔣、張學良在內，對日本軍政分離的體制都談不上真正了解和掌握，特別是沒有料到日本軍人會如此敢於鋌而走險。 日本的冒險家們正在行動。 把接待建川的任務安排給花谷正後，板垣來到了位於瀋陽的關東軍特務機關處。 特務機關長土肥原此時剛好到東京出差，板垣便以替他值夜班為名，坐鎮特務機關辦公樓，以便指揮全局行動。 夜暮降臨，他發出指令：開始行動。 民國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晚的東北：今夜，將注定無人能夠入眠。 時間是深夜10點。 行動具體由獨立守備第2大隊第3中隊（川島中隊）負責，今田擔任總指揮，隊長川島正大尉帶著105人跟著後面。他們這批人在柳條湖附近待命，進行假模假式的夜間演習。 另外抽出8個人組成爆破小組，假裝巡視鐵路，到預先指定的鐵道旁去埋炸藥。 爆破小組的“組長”跟策劃“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是本家，也叫河本。不過這個河本官小，只是一個中尉。他的全名叫河本末守，是第3中隊的副中隊長，我們可以把稱作“小河本”。 要搞爆破，這裡存在著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炸自己家的鐵路固然心疼，但最要命的還是不能出事故，萬一鐵軌壞了，列車也上了天，那邊北大營卻還沒能攻下來，這就真成偷雞不著蝕把米了。 因此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