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中國歷史 正面抗日戰場1·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第7章 第六章烽火中東路

“革命外交”風起雲湧,張學良也醞釀要收回中東路權,但事情的複雜程度遠遠超出了他的想像。中甦之戰終於爆發,在這場東北軍歷史上最悲壯的戰役中,究竟是誰改變了戰局,又發生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北伐勝利,東北易幟,國民黨算是暫時坐了天下。南京政府意氣風發,在外交上也極有所作為。 從清末鴉片戰爭開始,中國人就理解了一句話的深刻含義。 那就是:弱國無外交。 弱國雖無外交,但弱國卻從不缺少最好的外交官。這就好像孱弱的國足一樣,球隊既然進攻乏力,就只能依靠優秀的守門員幫忙,爭取讓別人少進兩個球了。 王正廷,美國耶魯大學碩士生,專業為法律,時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長。 當年的巴黎和會,王正廷是見證者之一。

那時候他還是四十歲不到的小字輩,是中國五人代表團中的南方代表。在出席和會時,忽然接到通知,日本率先提出,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應直接由日本繼承。 事出突然,中國代表團手忙腳亂,經過緊急磋商,決定由北方代表顧維鈞臨時代替王正廷出席會議進行答辯。 與王正廷一樣,顧維鈞也是一個“海龜”,擁有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學位,他的美國老師曾經擔任過美國助理國務卿。 顧維鈞臨危受命,在凡爾賽宮雄辯滔滔,口若懸河,愣把日本代表說得沒了脾氣。 這是一個中國代表第一次在國際講壇上為自己的祖國成功正名。被稱為“外交奇才”的顧維鈞自此享譽中外。 作為南方代表,王正廷原本與顧維鈞是不和的,雙方在出席和會的順序上也暗地裡你爭我奪。

但是這一刻,他嘆服了。 他終於體會到了一個中國外交官的真正價值所在。 巴黎和會當時的結局卻並不圓滿,日本見說不過中國人,馬上當著大家的面撒了一回嬌,聲稱要退出和會。幾個大國一商量,反正得罪誰都是得罪,柿子撿軟的捏,那就犧牲一把弱國的利益吧。 中國代表縱然使盡渾身解數,面對的仍然是“必須無條件接受日本提議”的黑暗現實。他們只好憤然拒簽。 對於外交官王正廷來說,巴黎和會既是恥辱,也是光榮。 他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 擔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長以後,王正廷提出了一個標誌性的外交政策,即革命外交。這一外交政策得到了國民政府主席、實力派人物蔣介石的支持。 有必要提一句,王部長是浙江奉化人,他和老蔣是近得不能再近的老鄉,而老蔣素來對自己的同鄉是照顧提攜有加的。

革命外交聽起來不錯,但實際交涉時困難重重。 原來的條約就是再不好,那也是當年白紙黑字寫下來,你我雙方認可同意的。哦,現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了班子,眼睛一閉就打算不認賬了,哪有這麼容易的事。何況所謂列強,個個都不是省油的燈,天天還想著從你身上再找點什麼回來呢。 想反攻倒算?門都沒有。 王正廷只好逐個磨嘰。先跟日本談判,談“濟南慘案”的道歉、賠償、懲兇、撤兵問題,沒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猴急白臉地認為自己受到的損失還要大,要賠錢也得是中方賠給他。雙方爭吵不休,最後只好擱置爭議,留待“實地調查”後再論是非,實際上是不了了之了。唯一順利的事情是撤兵,截止民國十八國(1929年)5月中旬,在日軍全都撤走後,山東移交中方接收。

接著又跟英、法、德這些歐美國家談。人西方紳士到底不一樣,素質比東瀛的黃皮猴子高多了,美國又做了榜樣,於是大家都很爽快地同中國逐一訂立了“新關稅條約”,歷史上第一次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權。 日本最初表示強烈反對,無奈西方人都認了,也只好隨大流。 其實說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國去摘桃的,現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著乾或者晚乾了就會吃虧,所以趕緊改變對華策略才最為要緊。 革命外交旗開得勝。 總的說來,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愛國不分先後。大好形勢之下,誰的頭腦都可能發熱,其中自然包括年輕氣盛的少帥張學良。 眼下,雖然“內患”已除,但東北鐵路和日蘇佔領的問題還懸而未決。 楊宇霆的辦法當然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東北軍,號稱全國地方軍中最強的部隊,現在又加上中央和老蔣的支持,該硬的時候要硬,不該硬的時候也要硬,去玩什麼虛頭滑腦的忽悠。

況且東北的這個列強是不用談的,只能來硬的。 這就是“北極熊”俄國,現在叫蘇聯,老蔣稱它為“紅色帝國”。 不用談的意思,是因為兩國當時已經鬧得很僵。 國共分裂後,莫斯科作為國際共產主義的大本營,自然成了老蔣的眼中釘。早在民國十六年(1927年)底,南京國民政府就發布“絕俄令”,宣布撤銷對蘇聯領事的承認,並封閉蘇聯在華商業機構。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對日蘇兩個紅白帝國(白帝國是指日本)在東北的不平等權益,中國政府都是遲早要收回的。正所謂拿了我的要還回來,吃了我的要吐出來。但之所以先拿蘇聯開刀,除了用張學良的話說,當時是激於愛國熱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與東北方面對於自己對手實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關係。

楊宇霆死後,張學良基本靠周圍的年輕“謀士”們幫他出謀劃策。這些人當中有很多是自稱的“俄國通”,他們認為蘇聯內部政局動盪,經濟蕭條,外部又受到歐美各國的普遍敵視和圍剿,共產黨政權早已朝不保夕,成風雨飄搖之勢。如果此時發難,蘇聯必然招架不住,到時可將中東鐵路主權一舉收回。同時由於蘇聯在國際上陷於孤立,其它列強也只會作壁上觀,不會引起太多的干涉。 從俄羅斯境內逃出的白俄(十月革命後從蘇聯跑出來的那一幫人)也驗證了這一說法。 更不用說翻翻歷史書,早在日俄戰爭時期,俄國人就沒幹得過日本人,是後者的手下敗將。 這給了張學良和東北當局一個深刻印象:蘇聯人比較容易對付。按照柿子專撿軟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鬥尚無把握,不妨先拿蘇俄試一下身手。

先來了一手軟的,派人給蘇聯打招呼:你們不是說鐵路要中蘇“共管”嗎,那就落到實處,以後鐵路上的事兩家商量著辦,鐵路管理局的所有命令要由當局長的蘇聯人和當副局長的中國人共同簽字才有效,局裡各個處的處長,也得由我們中方擔任一半。 後面的要求蘇聯人點了頭,前面的卻堅決不答應。 張學良儘管年輕,官場上的事卻不是不懂。領導一支筆那是最重要的,這個才是實質,如果拿不到簽字權,下面的處長安排得再多又有什麼用。 既然敬酒不吃,那就只能給你們上點罰酒了。 這時候,正好有白俄探子來告密(這些人總是比外人還更恨本國政府),說第三國際正在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的地下室裡開秘密會議。 此前,張作霖曾與蘇聯簽過協定,規定後者不得在中東路上進行政治活動。現在這條理由就被拿了出來,東北當局立即下令對領事館進行搜查,接著在宣布“罪狀”後,停止鐵路局蘇方正副局長的職務,並將多達59名蘇聯人驅逐出境。

這就是民國十八年(1929年)5月27日發生的中東路事件。 過分吧,很過分。但蘇聯政府除動了動嘴,表示強烈抗議外,未採取任何實質性報復行動。 由於仍然有領事館被捕人員被關押,蘇方希望能把人都放出來,同時還願意拿一個東西作為交換條件,那就是縮小蘇方鐵路局長的權限。 臉上挨了一下,嘴裡還在討饒,毫無疑問是一種軟蛋得不能再軟蛋的表現。 看出來了吧,我硬他就軟,好好說話是沒有用的,關鍵還是要動點真格的。 東北當局把人家領事館搜了個底朝天,又捕又抓,接下來竟然還是不依不饒:把簽字權拿過來。 蘇聯人這次乾脆選擇了不吱聲,隨你怎麼說,就是不辦,也不還嘴,給你拖著。他們並不是傻子,心裡清楚得很,如果這個權利也沒有了,那就等於是被從東北掃地出門了。

哼,不肯辦,那就別怪我不客氣,索性把你那個鐵路局全都接收過來。 在下定這個決心之前,張學良親自去了一趟北平,最後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聽聽他老兄的意見。 此時的蔣介石正處於自信心爆棚的階段。這半年來,彷彿是敬香拜對了菩薩,做什麼事都順。 特別是蔣桂戰爭,基本沒費多少氣力,但收益實在可觀。 戰前,所謂中央政府,名為統一全國,實際只控制了長江下游的幾個省,具體來說就是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四個省。 這一點財政部長宋子文最清楚,因為他就只能從這四個省收到錢。其它地方的諸侯都是各收各錢,各支各用,一兩銀子都不願多解給朝廷。 戰後南京政府獲得了更多省份的實際控制權,也就是說可以在更多的省收稅了。

正因為如此,老蔣當著張學良的面就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膽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堅強後盾。 在諸多列強之中,老蔣最恨的無疑就是那個被他稱為“紅色帝國”的蘇聯。到現在為止,蔣公子(蔣經國)還被斯大林扣在西伯利亞呢。 他支持東北軍朝蘇聯叫板。 廢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條約,放棄在華領土權益,那是列寧在世時就信誓旦旦承諾過的。如今十幾年過去了,中東鐵路還是被牢牢控制在蘇聯手裡,所謂“共管”,中國人卻根本插不上手,使中東鐵路沿線儼然成了比租界還要過分的“國中之國”。 老子說過的話,兒子來個裝聾作啞,死不承認,也只有俄國人才做得出來。 道理是非在我們這頭,所以一定要鬥爭到底。 老蔣還幫小弟分析,現在西方列強都視共產主義如洪水猛獸,它們對於共產主義的大本營蘇聯自然絕無好感。東北一旦和蘇聯鬧起來,西方人該幫誰呢?當然是幫我們呀。 事情真鬧大了也不要怕。哥哥我現在後方穩定,如果需要,可以隨時要人給人,要槍給槍,就算老毛子是只真老虎,咱也能在它身上扒層虎皮下來做斗篷。 老蔣當場表態:一旦中蘇開戰,中央可出兵十萬,撥兩百萬元軍費。反正絕不讓你老弟一個人在那裡苦撐苦熬(“政府當竭東南之兵力、財力,決不使我東三省獨立反此強俄”)。 說的人信口開河,聽的人卻門清得很。那“兩百萬元軍費”現在就要,至於“出兵十萬”以後再說也不遲,我們東北軍暫時還搞得定。 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沒有一個地方政府願意中央派兵到自己區域裡來,管你說得怎麼天花亂墜,什麼抗日抗俄剿共,都不行——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乘機來“削藩”的呢?這跟有沒有覺悟,愛不愛國可全不搭界。 老哥既然拍了胸脯,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這邊早上剛有承諾,那邊下午就動手了。 民國十八年(1929年)7月10日,在中東路事件發生一個月後,東北軍警將中東路予以全部佔領,同時解散蘇聯工會,逮捕鐵路局蘇方人員300人,包括那個倒霉的蘇方鐵路局長在內的60人被驅逐出境。 接下來,也不用再費口舌跟你談什麼簽字權了,鐵路局全都是我的,我自己決定自己簽字,不來跟你煩。 令張學良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蘇方的反應卻出乎意料地強硬。也難怪,你連人家燒飯的鍋子都端過去了,不跟你急那就只有等著餓肚皮了。 蘇聯在前面一再示弱並無任何虛情假意,因為它起初實在是並不想打。 國內沒有完全喘過氣來不說,國際上面臨封鎖也不提,僅僅作戰區域就很不理想。 蘇聯當時在遠東基本上是一窮二白,什麼都沒有,吃的穿的都無法保障。從歐洲方面運兵運糧食吧,又受鐵路運力限制。當年日俄戰爭之所以戰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部隊無法通過鐵路及時東運的緣故。 如果中甦之戰打起來,蘇聯必然面臨著兩線作戰的窘境,即要在東面的綏芬河和西面的滿洲里同時應戰。大家看一下地圖就知道了,這兩個地方,一個在雞嘴上,一個在雞冠上,差著十萬八千里,部隊協調非常困難。與之相比,東北軍借助於境內的鐵路,其調兵速度卻至少是蘇方的兩倍。 在這種情況下,仗不是那麼好打的,所以,能忍就忍一下吧。 直到鐵路局被東北方面來了個一鍋端,實在是不能再忍下去了。 在發生驅逐事件三天后,蘇聯政府又一次提出了強烈抗議。但這次抗議與上次不一樣,因為蘇聯紅軍開始向邊境集結了。 當張學良發現此動向後,心裡隱隱感到有些不對勁,趕緊向南京發去電報,讓老蔣給拿個主意。 老蔣的判斷卻是蘇聯人不過藉此來訛人罷了,打是不敢的。 當年我把蘇聯顧問都統統趕回去了,他們又能怎樣。瞧大哥我給你擺平。 老蔣的辦法是像以前那樣讓英美等國從中乾涉,而且他認為這比對日外交還要好使,因為舉的是“反蘇反共”這杆大旗。 可惜這次他失策了,事發後國際輿論全都齊刷刷地站到了蘇聯一邊:各國在華權益那都是有歷史原因的,本來大家好說好商量,君子動口不動手,你怎麼說著說著就動手了。 話裡面的意思明擺著,“革命外交”玩得太過火,照這麼個革法,下一個輪到我們,是不是就要二話不說,把什麼租界之類的都一古腦收過去了,那我們在中國還怎麼個混法。 民國十八年(1929年)7月18日,中蘇宣布斷絕外交關係,兩國進入戰爭狀態。 不過一開始,雙方戰鬥規模並不大,只能算小摩小擦,雖然互有攻守,但也有贏有輸,東北軍並不總是吃虧,紅軍也不老是佔便宜。 蘇聯遠東軍在庫比謝夫將軍的指揮下,曾派出騎兵部隊進攻黑龍江邊境,但遭到迎頭痛擊,被俘騎兵59人。之後,又調6千步騎兵襲擾,然而仍然一無所得。 在一些局部區域,中方還組織了俄式偽軍,把那些逃到東北來的白俄部隊重新武裝起來,鼓動他們披掛上陣。 你們不是要打回家鄉去嗎,現在給個機會,上吧。 雖然是俄國人打俄國人,但東北“還鄉團”的積極性還是很高的,出於“階級仇恨”,打起對面的同胞兄弟來毫不手軟,把蘇聯紅軍氣得嗷嗷亂叫。 就在戰爭陷入僵局之時,一個走路姿態極其古怪、左右搖擺的蘇聯將軍被從烏克蘭軍區緊急調往遠東。 他的出現,將改變一切。 這個人之所以行走古怪,是因為只有這樣,才沒有人能看出他其實是一個殘疾人士。 當年從軍打仗時,他的腿部曾受過槍傷,手術治療後,變成了一條腿長,一條腿短。傳統武俠小說中一般稱這樣的人為“怪俠”,武功屬於莫測高深的那一種。 民國十八年(1929年)8月6日,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發出一項指令:布柳赫爾(中國名加倫),接替庫比謝夫任特別遠東集團軍司令。 如果你對這個名字還比較陌生,可參考另一個名字——蘇聯衛國戰爭第一名將朱可夫。此君擅長於大兵團作戰,指揮過的戰役可列出長長一串:莫斯科保衛戰、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庫爾斯克戰役、第聶伯會戰、柏林戰役……。 加倫是朱可夫的老師。 除了軍事是其特長外,我們還要把一個很多外國人都獲得過的終生榮譽授予他。那就是:中國通。 北伐時,他曾任廣州革命政府首席軍事顧問,並參與創建國民革命軍,北伐軍中的黨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就是這位老兄作為新理念首次引進中國國內的。 雖然現在兩國交兵,各為其主,但說句公道話,當初人家為了中國革命確實也沒少出力。 那時,為了避嫌,蘇聯被派到中國來幫助革命的顧問都自稱是“退役失業者”,然後被廣州革命政府以個人身份聘用(以後千萬不能相信顧問是失業者返聘這樣的鬼話)。加倫老師也是如此,在國內,遠東紅軍都是他一手創建的,一個聲名赫赫的軍區司令不遠萬里跑到中國來當個小小的參謀,不要名,不計利,無論如何還是需要點國際主義獻身精神的。 作為黃埔軍校的老同事,加倫和包括老蔣在內的很多國民黨軍政要人都關係不錯。雖然出身蘇維埃,但加倫身上職業軍人的味道很濃,而這也是老蔣最欣賞他的地方。 國共分裂後,蘇聯顧問全被炒了魷魚。老蔣對蘇聯政治顧問鮑羅廷一肚子不滿,甚至加以通緝,但對加倫卻很念舊情,表示一定要給加倫搞個歡送儀式。 人家加倫好歹也是布爾什維克,雖然不是十分熱衷政治,但“敵人的朋友就是我們的敵人”這句話還是知道的。哪裡還敢再跟蔣校長套什麼近乎,趕快化裝成外輪水手,秘密潛回蘇聯。 回國後加倫就閒了下來,基本處於長期養病的狀態,直到這次奉旨參戰。 在加倫調任之前,遠東紅軍雖有兩個軍,但並非戰時編制,兩個軍只相當於正規編制的兩個師,而且還分散各處,因此在邊境發生摩擦時自然容易吃虧。 起用被稱為“遠東軍魂”的加倫,表明斯大林要下最大本錢了。隨著加倫的到任,遠東紅軍重新得到整合,各戰鬥單位也全部按戰時標準配齊。 東北軍那邊卻是另外一番情形。 其實東北軍也不是真的沒有和蘇軍一較短長的能力。 當時東北軍雖然退入關外,但畢竟曾經稱霸過中原,其軍事實力在國內各派系中仍能拔得頭籌。非如此的話,老蔣在國民黨內部角斗中,也不會要屢屢借用東北軍的力量。至於後來他們進入關內,在久居繁華都市的情況下,導致戰鬥力直線下滑,那就可能是除“黨軍”之外的任何一支派係部隊都會遭遇到的必然結果。 東北軍最大的問題在於,缺少一個能負責敢擔責的統兵之帥。 世人皆曰殺,我意獨憐才。自郭松齡和楊宇霆被張氏父子除去後,上蒼彷彿不再眷顧東北軍,天空將星黯淡,像郭楊那樣富有韜略且能服眾的將帥再也無法尋覓,這與蘇方形成了鮮明對比。 民國十八年(1929年)8月15日,東北少帥張學良發布對蘇作戰動員令,組成兩支抗俄軍,由王樹常和胡毓坤任軍長,分赴東西兩個戰場指揮作戰。 這兩個人其實並不差。王樹常出自於日本士官學校,曾被吳俊升稱為“王諸葛”。胡毓坤則是保定軍校的高材生,和傅作義是一期同學,真賣起力氣來也不是白給的。可這兩員將卻都發揮不了作用。 原因還在於東北軍中根深蒂固的派系之爭。王樹常的抗俄第一軍到東戰場,那裡屬吉林範圍,是張作相的“地盤”。胡毓坤的抗俄第一軍到西戰場,此處又是黑龍江万福麟的“窩”。張萬都是鬍子出身,上不了大場面。但也正因為自己不行,所以他們對看起來很行的王胡就有所忌憚,惟恐他們打著打著就賴著不走,甚至搞出鳩占鵲巢的把戲來。 王胡當然心中有數,偏偏他們的資望、魄力和膽略都遠遠不及以前的楊宇霆。實際上,在“老虎廳”事件發生後,東北上層的文武官員,或賢或愚,均為之噤若寒蟬,平時做事大多采取了明哲保身的做法,整天除了看上司的臉色行事,捉摸怎樣保住自己的腦袋和烏紗帽外,就不會動其它腦筋了。 王胡雖然領命上陣,心思卻全不在如何克敵制勝上。王樹常還沒出發,第一個反應就是要求張學良把第12旅(張廷樞旅)安進第一軍序列,倒不是張廷樞很能打仗,而是因為後者是張作相的公子。即便如此,張作相還讓人帶話給王樹常,希望他到哈爾濱後,最好不要再往哈爾濱東南的一面坡前進,理由是避免“與吉林部隊在責任上發生混淆”。 一面坡別說離邊境的綏芬河了,和即將開火的中戰場松花江戰區都隔得好遠,連那裡都不能去,還怎麼指揮打仗。 對這樣的勸說,作為統兵之將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王軍長很聽話,他到了哈爾濱之後,真的就沒再往前挪上哪怕一步。幹什麼呢,住大飯店裡,打打撲克,賭賭錢,前線打得翻過天來似乎也與他沒有什麼相干。 相比之下,胡軍長也沒有好到哪裡去。他的抗俄第二軍到達海拉爾後,也不再前進,同樣是怕“與黑龍江軍發生摩擦”。 也就是說,中甦之戰打起來的時候,真正在前面禦敵的仍舊是原來的邊防部隊,所謂的兩支抗俄軍壓根就沒上過場。 與東北軍估計的不同,蘇軍這次沒有在東西兩戰場選擇突破,而是在中戰場的松花江開了第一槍。 作為朱可夫的老師,加倫深諳作戰之道: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這個“一指”就是駐在松花江的東北海軍(東北江防艦隊)。 因為東北艦隊可直接威脅到蘇方邊境的哈巴羅夫斯克。這是中方可攻可守的一個重要棋子。 另外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是,海軍又是東北海陸軍中相對薄弱的環節,但同時卻是蘇方的強項。 如果說東北軍的陸軍還佔有數量優勢的話,海軍則連這個優勢也不存在。 東北艦隊對外號稱擁有八艘砲艦,但實際只有三艘是原裝貨。 最大的旗艦“江亨”號是日本產品,其他兩個(“利捷”、“利綏”)是德國造,而且來歷頗具傳奇色彩,竟然還是一戰時北洋政府對德宣戰後繳獲的戰利品(可以此證明中國在一戰時是賣了點力氣的,對協約國勝利也是有貢獻的)。如果說“江亨”還算上得了檯面,另外那兩個兄弟就純屬於湊合型,實際火力很差,平時的主要任務也就是嚇嚇海盜。 除了這三個寶貝之外,其他亂七八糟的所謂“艦”都是商船改裝的水貨,真打起仗來只能做做別人的活動靶子。 很悲哀地說一句,我們民族真的很善於健忘。甲午海戰打敗後這麼多年,海上御侮的最基本力量——海軍還是沒有多大起色(想想德國人,真是一個汗)。直到二次北伐時,東北海軍這樣的爛部隊,竟然還能把北伐的海軍部隊打得一愣一愣的,結果繼閩系海軍(也就是北伐的那一支)後獲得“全國第二大地方海軍”榮譽稱號。 沒上榜的“海軍”自然也有。 不僅有,還很讓人長見識。比如說四川,雖說是個純內陸省份,竟然也有一支“海軍”編制,而且還可能擁有好幾個世界之最哩。 因為該“海軍”的“軍艦”只有一艘——一艘民用小輪船。 按照傳說中對“海軍”的認識,創建者為這艘小輪船做了一番精心裝修:焊上鐵板作鐵甲,裝上小砲作武器。 唯一的缺憾就是打炮時有些麻煩。由於噸位小,馬力弱,打完一炮,船就要往後退一截,打完兩炮退兩截,三砲過後估計就要撞江岸,翻船了! 忽視海軍。這是國防上的一個不容原諒的錯誤,但又是當時軍閥混戰,國家分裂下的必然——打內戰時,畢竟海軍派得上用場的情況少,連空軍的作用都比海軍大。 與“全國第二大地方海軍”比起來,對手蘇聯黑龍江艦隊簡直就是霸王龍。該艦隊最強的稱為“暴風級”淺水重砲艦就有四艘,戰鬥力比東北海軍的旗艦“江亨”號還高一個檔次。 以己之長擊人所短,駐防同江城的東北海軍便成了加倫要打擊的首要目標。 在三江口前線(同江城位於黑龍江、松花江與烏蘇里江的匯合處,故又名三江口),蘇聯黑龍江艦隊緊緊地盯著對手,但並未立即發起進攻。 受到東北軍援助的白俄“還鄉團”、“游擊隊”,不斷對蘇聯的軍事目標進行襲擾,得到報告後,指揮部的參謀們都主張盡快讓海軍發動攻擊,以便佔領東北軍據守的同江城,將防守部隊和“俄姦”們一網打盡。 加倫卻不為所動。 他只是命令艦隊用砲火隔岸轟擊這些白俄武裝,但也只是點到為止,把他們趕出蘇聯境內算數。 對距離很近的東北江防艦隊,他什麼命令和動作都沒有,似乎當它們不存在。 不是不打,而是等待,等待那個出擊的最佳時機。 三國名將陸遜面對蜀軍的謾罵,堅忍數月拒不出戰,結果以逸待勞,一出手就火燒對方八百里連營。 高手與菜鳥的區別之一,就是高手往往只需要一招,就能完成菜鳥無數招還無法完成的任務。 兩個多月的冷靜對峙,終於使緊張萬分、嚴陣以待的江防開始出現鬆動。 東北海軍代總司令沈鴻烈本來也是個精明人,素有“能將”之稱。但在加倫有意無意佈置的迷魂陣面前,同樣出現了錯誤判斷。 他認為,白俄部隊的游擊戰術確實起到了一定作用,蘇聯人現在被游擊戰搞得頭昏腦漲,在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之前抽不出力量對東北海軍發動大規模進攻。 基於這個判斷,在黑龍江艦隊仍然環伺三江口的情況下,他竟然帶著江防艦隊艦隊長臨時離開同江前線到哈爾濱開會去了。 領導不但走了,還留下昏招:命令同江海軍陸戰隊削減為一個大隊,那個最能打的“江亨”號離隊休整,德國造的破艦之一“利捷”號代為旗艦。 布防全亂了。 這就是加倫需要的那個時機。 此時,整個西伯利亞已集結蘇聯陸海空軍8萬多人,後勤方面也做好充足準備,特別是解決了最重要的防寒問題,官兵都穿上了防寒服,作戰時部隊還配有麵包車和燒水車,可對前線供應熱食。 與軍事衝突同時開始的中蘇政治談判完全破裂。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加倫在地圖上輕輕一點,完成致命一擊。 民國十八年(1929年)10月12日,作為中甦之戰關鍵戰役的三江口海戰揭幕,甲午海戰後中外首次水上大型作戰開始了。 是役,黑龍江艦隊只投入了三艘淺水重砲艦參戰,在自己損失不大的前提下,僅用了一個多小時就宣布game over了。 江防艦隊中唯一發揮了一點作用,因此也特別值得說一說的,是一艘堪稱水貨中的水貨(又稱水貨極品)的戰船——“東乙”號。 戰前,沈鴻烈不知從哪裡搞到了兩門大口徑海軍炮,但因為已有軍艦噸位不夠,炮裝不上去。本著勤儉節約、不能浪費每一門大砲的思想,沈司令四處打聽,竟然給他找到了一艘報廢的商用駁船,一量尺寸,正好合適,就把炮裝了上去,並取名“東乙”號。 裝了兩門大砲的“東乙”號果然威風凜凜,讓人看了好生歡喜。不過這艘“軍艦”什麼都好,就是有一個缺陷——沒有動力! 和殘疾人沒兩樣,你不扶或拉上一把,它就一點都不能動彈。 也不能怪人家。本來就退休了,硬被你生拉死拽拖過來,還轉了行,現在又要它每天跟你跑一千米,神仙也沒這本事。 要說沈司令這“能將”之名真不是蓋的。他又去找了一個在艦隊中純屬湊湊份子的水貨戰艦“江安”號出來,免了它胡亂放炮的義務,另賦一項特殊使命:做小保姆,負責帶“東乙”號玩兒。 平時其它艦在江面上掠敵布陣。 “東乙”號就作為流動水砲台,由“江安”號拖帶著,悄悄地躲在江口附近的沼澤區內,擔任海軍版的潛伏任務。 “東乙”號別的不行,要它一動不動倒是沒問題。蘇聯飛機每天飛過江面偵察,愣是從來沒發現過這裡還藏著一小個子殺手。 水戰剛剛開始。樹大招風的代旗艦“利捷”就挨了當頭一棒,受傷後無法實施有效還擊。隨後,“利綏”號也失去了還手之力,只能匆匆撤離。剩下的小嘍羅們更是亂成一團,沒有半點招架之功。 這時候,“東乙”號勇敢地站了出來——當然是被“江安”號拉出來的。 蘇聯戰艦正打得起勁,猛不丁地發現身邊突然冒出了一艘塊頭不大的敵艦,嚇了一跳。仔細一看,從它後面又變戲法一樣地跑出來一艘更小的,變成了兩艘。更奇怪的是,兩艘艦竟然還連在一起,哥哥帶弟弟,頗像幼稚園裡玩家家的樣子。搞什麼名堂! 大家原來只注意前面那個哥哥,提防著它開砲攻擊,沒想到首先開砲的不是它,而是後面那個小弟弟。 你還別看不起人。小歸小,戰鬥機。 猝不及防之下,好幾隻蘇艦都遭了“東乙”的暗算,趕緊四處躲避。 “東乙”號已經在角落裡觀察了一會,發現黑龍江艦隊裡最囂張的就是旗艦“斯維爾德洛夫”號,馬上緊盯著狠“咬”了起來。 大塊頭的老毛子旗艦急了,也趕緊起身還擊。 但是大的打不到小的,小的卻能輕而易舉打到大的。 “東乙”原來就不是專用的軍用艦,船體又矮又小。那時帶GPS功能的定嚮導彈還沒發明,砲彈不會拐彎,重砲艦發出的砲彈就跟打蒼蠅一樣,找不到目標,都直直地飛到江里去了。 相反,“斯維爾德洛夫”就比較好找了,只要不被它先打著,閉著眼睛都能對準靶子,一打一個準。 沈司令臨時弄來的那兩門大口徑海軍炮關鍵時候也真爭氣,抓住機會朝著蘇聯的重砲艦一個勁地猛轟,由始至終都沒出什麼故障。蘇聯艦打不著對手,只好強裝“蘇堅強”,抱著腦袋硬挨。幸虧它皮堅甲厚,雖然上下左右都挨了通打,但是關鍵部位都還能挺住,沒有致殘後沉到江底里去。 但是船上的水兵就沒這麼幸運了。砲彈落在甲板上,往往非死即傷,有一個砲塔的砲手差不多被炸光了,就剩了一個光桿的軍士長。 旗艦都如此狼狽,其它艦隻就不得不重視這個從天而降的小個子了。於是,所有重砲艦都圍過來,集中對付“東乙”。 沒想到“東乙”號泥鰍一樣,這邊一躥,那邊一跳,瞻之在前,忽而在後,耍的是一套正宗的中國迷踪拳,一群老毛子的西洋組合拳硬是奈何它不得。 不過很快,“東乙”的破綻還是被團團包圍的蘇聯軍艦找到了。 那就是“東乙”自己沒有動力,得靠“江安”拖帶。 凌厲的砲火立刻集中在“江安”身上。可憐的“江安”當即被炸成兩截。 失去“江安”,“東乙”無法動彈,也就無法獨存。在船體被炸壞、火砲被擊毀的情況下,只好自沉。 歷史總是有著驚人的相似。甲午戰爭中,鄧世昌的致遠艦也是勉力支撐,血戰到底。 一樣的英勇無畏,一樣的義無反顧,一樣的壯烈千秋! 同江一戰,駐防三江口的東北江防艦隊幾乎全軍覆沒。 幾乎的意思是,休整的“江亨”、逃出的“利綏”總算活了下來,撤往上游的富錦。 岸上戰鬥和水上作戰同時進行。 負責保衛同江城的是第9旅(李杜旅)。李杜本人其實是有些能力的,但不幸的是遇到了一個混事的王軍長。 同江之戰打響時,因為前述原因,王樹常的抗俄第一軍還呆在哈爾濱動都不動,沒往松花江派一兵一卒,更要命的是他還把拍馬屁看臉色的功夫用到了戰場之上。 李杜當時處境非常惡劣,蘇軍三麵包圍,自己後面就是江面,江上的蘇軍在砲艦掩護下,也在不斷登陸。對於他來說,這還能勉強支持,至少能予以還擊吧,但蘇軍飛機的轟炸卻既擋不住,也還不了。 那這位要說了,東北軍除了有海軍外,不是也有空軍嗎? 是呀。當時東北航空大隊第2隊就是配屬給防俄第一軍的。 在打到艱難處時,李杜就希望自家的飛機能來幫忙。可是王樹常卻做主把所有飛機都分給了第18旅(丁超旅)。實際上,丁超從始至終都沒有參加過中甦之戰,飛機給他也是白給。 原因說來讓人啼笑皆非,只是因為丁超是“張作相的人”。 正是由於吃不消蘇聯飛機肆無忌憚的轟炸,為免全軍覆沒,李杜只得和江面上倖存的艦隻一樣,率部沿河岸撤往富錦。 同江保衛戰,李杜旅傷亡營長以下250人,蘇軍只傷亡了30人不到,一比八的傷亡率,東北軍官兵很多不是被子彈打死的,而是倒在了飛機炸彈之下。這讓李杜事後悲憤不已,在會上就直言:王軍長向有諸葛之譽,我還以為他真有軍事才能,本來很景仰他,現在看來卻並不是什麼將才! 事實上,大家都能夠平平安安地撤到富錦,還得歸功於斯大林並沒有一捅到底的打算。同江取得進展後,他並沒有讓加倫乘勝追擊,而是將佔領同江的部隊撤了回去。 斯大林認為,這時候張學良應該軟下來了,雙方可以見好就收。 得知海軍在同江慘敗,少帥猶如當頭挨了一棒,很自然地就開始了猶豫:要不就恢復談判吧。 如果這時候開始談,蘇聯開出的價碼應該不會太高,無非就是讓那兩個正副局長再官復原職。 但是事情到了這一步,東北軍想往後面退也難了。 什麼叫騎虎難下,現在就是。從雙方開戰以來,各地的示威聲援遊行那是風起雲湧,一浪高過一浪,中央政府方面也一樣,除了外交部力挺以外,連身為國民政府主席的老蔣都坐不住,親自站到台前發表了正氣凜然、毫不退讓的對蘇宣言。 親友團、粉絲團,領導、群眾,一個不落,該來的都來了。事到如今,進退就不光是政治問題,還是面子問題了。 大家站在後面已經鼓了半天掌,手都拍紅了,嗓子都喊啞了,你忽然要一個人從擂台賽上跳下來,想雷死人是不是? 不過小遇挫折,東西戰場不是還沒開打嗎,乾架有的是條件,這種時候是爺們的就不能閉眼皺眉。 “深孚眾望”的張學良只好硬著頭皮繼續上。 民國十八年(1929年)10月14日,他派第7旅(趙維禎旅)馳援富錦。 隨著軍事力量的增強,其它“強硬”措施也緊隨其後。一天后,東北法院作出判決,將原領事館被捕人員逐一判刑。一個星期後,南京外交部中止了通過德國進行的居中調停。 斯大林被徹底惹火了。 全面進攻,打到東北軍喊疼為止。 戰火很快延伸到了松花江上游的富錦,加倫要在那里為中戰場收官了。 水戰仍是決定戰局的關鍵,但富錦水戰的結果,早在同江時就判定了。 沈鴻烈手上現在只有一個“江亨”還有作戰能力,從同江逃出來的“利綏”跟殘疾人已無兩樣,根本不能打。 面對無米之炊,“能將”就是再“能”也無計可施。 民國十八年(1929年)10月30日,蘇聯黑龍江艦隊溯江而上,兵臨富錦。 可憐的“利綏”艦自己都病歪歪的,哪裡還有半點還手之力,能做的就是自沉。對付唯一尚能一戰的“江亨”艦,蘇聯人採用的辦法是艦空協同,對面艦上發炮,上面飛機投彈(我們自己的飛機則還在丁超那裡“閒置”呢)。 沒幾下,“江亨”就受了重傷,自沉。 至此,東北海軍全軍覆沒,遭受了與當初北洋海軍一樣的命運。 三十五前(甲午戰爭),海上的月亮也是昏黃而傷感的吧。 水戰慘敗,陸戰也沒好多少。 儘管集結了2個步兵旅,1個騎兵團,近3千官兵,作戰也尚稱英勇,但由於沒有一個好的將帥統一指揮和協調,大家都害怕像同江城那裡一樣被蘇聯紅軍抄襲後路,四麵包圍——那裡尚有江岸可遁走,現在連這個條件都沒了。 在堅守一天后,部隊撤出富錦。 富錦一戰,東北軍光戰死就達300人,而蘇軍卻隻死傷14人,一比二十的比率還不止,真是越打越糟,糟透了。 同江一戰,令蘇聯紅軍軍心大振。 東戰場戰役隨即全面展開,不過指揮者不是加倫,而是另一個運動戰的高手——切列潘諾夫。 這位兄弟名氣沒有加倫那麼大,但是經歷差不多,也到中國來當過軍事顧問,並指揮過東征和北伐,對中國軍隊的情況和作戰特點瞭如指掌。他採用了抄襲包圍的辦法,即先把步騎兵將守軍分割開來,然後利用步炮協同、地空協同的辦法展開攻擊,收效很快,傷亡很少。 民國十八年(1929年)11月17日,蘇軍佔領密山,在將當地軍事設施予以破壞後撤回了蘇境。 加倫這時候在哪裡呢,他接力西戰場。 當年庫比謝夫“失足”就“失足”在此處,現在他要替自己的同事把場子給扳回來。 此時胡毓坤抗俄第二軍已到達海拉爾,光這支部隊就含步兵3個旅。邊境上,在滿洲里駐防的是第15旅(梁忠甲旅),其側後是駐防扎賚諾爾的第17旅(韓光第旅)。從滿洲里到扎賚諾爾,再到海拉爾,三點成一線,加起來至少有5個步兵旅。應該說明的是,東北軍的旅建制很大,有的甚至相當於通常的師。比如梁忠甲旅就有將近1萬人。 蘇聯紅軍能用於西戰場的部隊有多少呢? 3個步兵師。 五比三,從總量上看,中方要勝過蘇方。可是這說的是整體,不是局部。 胡毓坤和“王諸葛”一樣,由於怕萬福麟說他“干政”,到海拉爾後,始終沒再往前面去,也未和前線建立過聯繫。 實際參戰的就是前線梁韓的那兩個旅,如此一來,數量的優勢又沒了。 作為黑龍江地方將領,梁韓和後來的馬占山一樣,都是很能打仗且寧折不彎的東北漢子。前面把蘇聯遠東軍司令庫比謝夫幹得沒了脾氣的就是梁忠甲。 然而他們猛則猛矣,也只能擔負一方之責。由於缺少將帥進行全面籌劃,對手又是加倫這樣的蘇聯名將,失敗從一開始就無可避免。 加倫的打法和切列潘諾夫沒有二致:抄襲海拉爾,把“三點一線”全部包起來,然後一塊一塊吃掉。 這就是指揮大兵團作戰的思路,氣勢恢宏,果敢有效。 但是斯大林卻另有考慮。 抄襲後路,這個打法很精妙,但是不要從海拉爾抄,那樣可能超出部隊的能力。 “超出能力”只是一個說法,實際上它體現了一個政治家與軍事家的區別——當時斯大林仍然把握著作戰的分寸,那就是不能玩得太過火,要盡可能在邊境上解決問題。 這樣加倫就把抄襲的點放在了滿洲里側後的紮賚諾爾。 民國十八年(1929年)11月17日夜,在東戰場已經取得完胜的當天,蘇聯紅軍越過中蘇邊境,在坦克和飛機大炮的掩護下,首先將滿洲里和扎賚諾爾一刀斬斷,之後又切斷了扎賚諾爾和海拉爾的聯繫。 這一出手,“三點一線”裡面的線已經斷開,三點真正成了三個孤立的點,而扎賚諾爾遂成蘇軍重點進攻的孤島。 加倫深知扎賚諾爾在此戰中的分量,因此把所能調動的大部分兵力都投入進來,集中兩個步兵師約2萬之眾進行攻擊。 韓光第的部隊比梁忠甲還少,只有7千人,且飛機坦克這些都沒有。然知勢不可為而猶不屈者,勇士也。戰前一天,韓光第已有預感,他在給其兄長的家信中說了這樣一句話:敵來時,惟有拼此滿腔熱血以赴之。 加倫是準備當天就結束戰鬥的,但一直打到晚上,蘇軍又是開砲,又是側擊,以人數和武器的優勢,不僅未能打開缺口,還遭遇了對方的反沖鋒。 這是讓加倫大跌眼鏡的一天。雖然中方傷亡200人,可蘇軍也傷亡了70人,其中甚至包括一個獲得過兩枚紅旗勳章的騎兵連長,創下了中甦之戰以來蘇軍損失的最高紀錄。 加倫不得不進行調整,決定更充分地發揮“鋼鐵部隊”的作用。 天一亮,飛機先來。 中國守軍連蘇軍的臉都沒看到,就蒙受了慘重損失,然而無一人退縮。 接著,大砲猛轟。 這一次連民用目標都遭了殃,票車被炸毀,“乘客商民亦死傷甚多”,守軍當然傷亡更大,但在蘇軍衝上來時,仍“死力奮戰”。 見前面形勢危急,韓光第帶上衛隊沖上第一線,並且親自端了一挺手提機槍向敵掃射,以身先士卒的勇氣,保證了部隊仍能戰鬥不息(“喊殺之聲,聞於數里”)。 蘇軍除了大砲飛機以外,坦克也是東北軍比較難抵禦的。 手榴彈炸不了,子彈打不進,一個連長不顧危險,乾脆爬上坦克,揭開蓋子,用手槍幹掉了坦克手,而他自己也被後面的槍彈擊落。 打到傍晚,加倫把預備隊都投了上來,盡全力一擊(“敵眾勢猛,彈如雨注”)。 韓光第左臂受創,至為重要的車站被蘇軍佔領,但仍帶傷力戰。 團長張季英見大勢已去,問他還有什麼辦法。韓光第看了他一眼:我的辦法只有一個——誓與此土共存亡。 其實韓光第是有脫身機會的。 副官勸他後撤,至少不要以旅長之身在前線這樣玩命廝殺。 韓光第悲痛地說,我一個旅都快打完了,弟兄們都死了,我怎麼能夠自己一個人逃跑呢(“全軍將沒,忍自退乎?”)。 話剛說完,蘇軍又衝了過來,韓光第奮身而起,大呼殺敵,最後中彈倒地,以身殉國。 有怎樣的旅長,必有怎樣的團長。 韓光第的兩個團長,一個已經陣亡,另一個就是張季英,他已經受了傷,不能再戰,於是掏出槍對準自己,選擇了旅長給他的那個辦法:誓與此土共存亡! 嗚呼,東北軍自創立以來,抗擊外敵之頑強悲壯,真無出此役也。 隨著韓光第全旅盡沒,扎賚諾爾失陷。 在韓旅苦戰的同時,滿洲里也早已戰火熊熊。 梁忠甲素稱勇將,平時能與部下同甘共苦,當兵的吃什麼他也吃什麼,在作戰時更是騎馬往來指揮,因此軍心鞏固。同時,滿洲里的防禦工事也很堅固,以致蘇軍的野戰炮和榴彈砲都無法輕易將堡壘的護板射穿。 蘇軍連攻數天都毫無進展。加倫自己也感嘆,稱滿洲里“堅不可摧”,守軍抵抗“空前頑強”。 但是紮賚諾爾的失陷,使滿洲里的防守難度立刻達到極限。 加倫揮師北上,調集全部人馬,把滿洲里圍了個水洩不通。他要求梁忠甲投降,但遭到了拒絕。 由於孤立無援,梁忠甲也想到了突圍,但突圍並不成功,反而還損失了400人,只得重新退回堅守。 民國十八年(1929年)11月22日,蘇軍在大批坦克的掩護下,對滿洲里發動總攻擊。 在陣地被炮火摧毀後,梁忠甲及部下8000餘人彈盡被俘。 據戰後統計,蘇軍在近一個星期的滿洲里攻堅戰中共死傷700多人,這在中俄戰史上也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三點一線,兩點既破,海拉爾已成危壘。 加倫乘勝繼續東進。 5天之後,由於東北當局已有意謀和,東北軍不戰而撤出海拉爾。 作為勝利者的加倫後來卻做了一件與他的身份極不匹稱的缺德事,公然違背日內瓦公約關於戰爭俘虜的規定,將被俘的萬名東北軍俘虜都送往條件極其惡劣的礦山做苦工,直到年底才遣返。 兩國交戰,互有勝敗本是常事,但作為一代名將,加倫開了一個相當惡劣的先例。 十六年後,二戰結束,斯大林違反波茨坦公告,扣留日軍戰俘60萬人,強迫其在西伯利亞服苦役達十餘年之久。 所以有人說,加倫的決定,很可能出自斯大林的暗示。 但不管怎樣,加倫本人亦難辭其咎。特別是當時東北軍已從海拉爾撤出,他卻還派飛機一路進行尾追轟炸,確實忒不地道了一點。 在後來蘇聯“大肅反”運動中,被指控為“反蘇間諜”的加倫死得很慘,據說連眼珠子都被打得滾了出來。 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得悉西戰場戰況,張學良的震驚之情是可以想見的。直到晚年,他仍對此記憶猶新。他說,那一戰之後,都沒有了。 自殺的自殺,陣亡的陣亡,全軍覆滅,都沒有了。 他說的當然是韓光第旅——“打得那個慘吶”。 直覺告訴他,不能再打下去了。 滿洲里失守後,東北少帥再也顧不得南京的禁令,立即派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出馬,尋求與蘇聯外交部直接接洽,以恢復談判。 張學良急得要發瘋,可是南京外交部仍把希望寄託在尋求歐美國家調停上面。 調停沒有成功。斯大林老謀深算,直截了當地拒絕了英美法三國發出的停戰照會,也就等於把第三國調停的可能性給生生掐斷了。 張學良認為南京政府一點不實事求是,打不過,難道我連和的資格都沒有了嗎,這不是“整人”又是什麼。 敢情都不是打在你們身上吧,所以你們才不肉疼。 民國十八年(1929年)12月22日,東北方面在未得到國民政府正式授權,事後也未予以承認的情況下,與蘇聯簽訂了《伯力協定》。 按照《伯力協定》,東北又恢復到了中蘇衝突以前的狀態。中東鐵路仍然為“中蘇合辦”(實際仍由蘇聯單獨控制),以此換取蘇軍撤兵。 但在協定之外,中國版圖上的一塊雞冠卻不翼而飛了。這就是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匯處的“水上關隘”黑瞎子島。蘇軍來了個不聲不響,長期賴著不走。直到七十九年後,經過兩國重新談判,這一歷史糾紛才得以最終解決。 民國十九年(1930年)1月1日,張學良、沈鴻烈等六名東北軍將領被國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勳章,以表彰東北軍在中甦之戰中作出的努力,張等六人也是這一榮譽創始以來的首批獲獎者。 自始至終,旁邊都有一個矮個子眼睛眨都不眨一下地盯著,不僅看,他還做記錄,不僅做記錄,他還搞分析。 這矮個子就是我們的近鄰日本。 中甦之戰,給他提供了一個最好的觀察中蘇實力的機會。 日本跟蘇聯紅軍也是交過手的。早在一戰快接近尾聲時,因“解救捷克軍團事件”,日本曾先後派4個師團進入西伯利亞。當然了,救人是假,撈便宜才是真。當時他們與蘇聯紅軍曾開過好幾次火,雖然那時的紅軍實力尚未完全顯現出來,但日本人已經發現,這支由“紅色拿破崙”托洛茨基和伏龍芝一手打造出來的軍隊潛力很大。 因為它是世界歷史上第一支真正意義的黨軍,一支不同於以往任何類型的新式軍隊。 國民黨最初建黃埔軍校,就是準備仿照蘇聯紅軍的模式,建立一支自己的黨軍,但實際上由於國共早早分裂等原因,所謂的“黨軍”搞得虎頭蛇尾,並不成功。 在中甦之戰中,日本坐山觀虎鬥,他們發現,此時的蘇聯紅軍與一戰末期相比,已有了“出乎意料的長進”。 黨軍首重軍紀,而參戰紅軍的軍紀非常嚴明。在進入滿洲里後,沒有人敢私自到老百姓家裡去,就算你是自己掏錢到飯店去吃飯,花的是自己的錢,那也不行,被部隊發現後是要立刻勒令回營的。 身處戰亂,有的東北軍潰兵自己也搶劫商舖,但在滿洲里攻堅戰結束後,紅軍卻把這些被搶的東西又搜出來,讓失主認領。除此之外,他們還免費給當地老百姓發放食物和煤,甚至臨走時都要把街道打掃得乾乾淨淨。 不用說,這樣的部隊打起仗來是很可怕的。 除此之外,蘇軍的戰術協同能力以及武器裝備,也讓日本感到吃驚不已。 反觀東北軍,其暴露出來的內部矛盾和作戰水平,和蘇軍簡直不在一個檔次。 中蘇都是日本的“假想敵”,先對付哪一個,他已經心中有一本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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