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章東北調查

李頓調查團進入東北調查，日本為這次調查添設障礙，增加難題，調查團與之鬥智斗勇，最終揭開了“9.18”與偽滿真相。投靠偽滿的馬占山迷途知返，在日本人那裡狂撈一票後，從容“越獄”而走。 那段日子，重壓之下的本莊繁確實比較煩（繁），比較煩，比較煩。 更煩的還不止這一件事，有人告訴他：李頓調查團駕到。 和原來預期的相比，調查團已經是姍姍來遲了。 李頓一行是3月14日到上海的。按照一般行程，如果坐火車，幾天后就能出關。 事實是，直到月底，他們也沒能到東北。 遊山玩水去了？ 確實繞了一下，去過湖北、四川、山東、天津，但時間不是很長，主要是按照國聯的要求進行中國國內情況的調查。 那關內調查完了，總該在東北現身了吧？

又過了大半個月，還是沒到。 這真是奇了怪了。我看《曾文正公家訓》中，曾國藩從北京到湖南，一路上行行止止，也沒有火車汽車出租車，半個月也到家了。怎麼這個調查團如此之慢？ 調查團的先生們，再心不在焉，也不能這麼應付差事啊。要知道，全世界的目光都看著你們呢（那時候的所謂全世界，主要是指歐美和亞洲的幾個小國家）。 事實上，調查團早就到了華北，並會見了“九.一八”事變的當事人之一——張學良。 可是到了山海關卻被一個東西卡住了，出不去。 這就是所謂的顧維鈞的“入滿問題”。 按照國聯決議，調查團委員以李頓為首，由英美德法意五國代表各一人組成。除此之外，為協助調查團工作，中日雙方還要各派一人出任顧問。

這個顧問有兩個要求。一是不能是政府成員，也就是公務員不能要，免得你假公濟私。二是必須在外交上是一把好手，否則你去了也幫不上什麼忙。 這兩個條件，有外交奇才之稱、剛剛辭去外交部長一職的顧維鈞全都符合，中國方面當然就選他了。 誰知正要入“滿”出關時，偽“滿洲國”卻意外地提出來，說別人都可以來滿洲，只有顧維鈞例外。 在這個問題上，日偽其實純屬沒事找茬。 到現在為止，滿洲國成立是成立了，可是熱鬧過後卻發現無人捧場，也就是說沒人願意承認他們。 本指望和第一站就到日本來的國聯調查團好好說說“滿洲國那些事兒”，可人家沒好氣地來了一句：滿洲國是什麼？我們不知道，也沒興趣知道。 此時的“滿洲國”就像那個戴頂帽子就想裝人樣的猢猻一般，只好漲紅著臉，躲一邊去了。

鬱悶啊，一定得想點辦法才行。 事情交給了偽滿“外交部”。這個部門的一把手叫謝介石。 他是台灣新竹人。 當年跑到滿洲來碰運氣，除了日本人、朝鮮人，還有台灣人。 那時候的中國台灣人其實也就是日本人。 這個好像有些不對，但我們不能用現在的眼光或思維模式來看問題。中國台灣割讓那麼多年，總督都換了好幾個，而且客觀地說，日本在中國台灣的治理還是不錯的，也很注意收買民心。 在這一點上，日本人要比蒙古人聰明多了。蒙古人即使是建立元朝後，在中原仍然是想怎麼胡來就怎麼胡來，好像這個家不是他的。日本人則不同，屬於撥著算盤過日子、平時買個蘿蔔青菜都要記明細賬的那一類。 雖然他一到中國內地就會失心瘋一樣地亂打亂殺，可那是因為明知都不是自己的東西，糟蹋了也無所謂。台灣你試試看，鍋碗瓢盆哪一樣弄壞了，最後還得自己買單。這種傻事他可不干。

我看到過一則回憶材料，說抗戰勝利，中國台灣回歸後，當地人發現來接收的民國政府並不像原先想像的那樣好，很多人甚至都懷念起了日據時代。 這恐怕是事實，雖然作為炎黃子孫，我們讀了以後可能心裡會很不是滋味。 謝介石為了出來混，還把他的日本國籍改成了中國國籍——抗戰勝利後，理所當然地被作為漢奸抓了起來，這是他當初無論如何也料想不到的。 彼時的謝介石卻是台灣人的偶像。因為台灣是個小地方，像他這樣能在外面做到這麼大官的，還是第一個。據說，當時沿著他的“成功足跡”，跑到滿洲來求“發展”的台灣人有成千上萬。 有著中國國籍，卻有著日本和中國台灣情結的謝介石，當然不會向著中國說話。不過一般情況下，外交部還輪不到他說話。他的下屬比他還牛。

一般情況下，他得聽他下屬的——外交部次長大橋忠一。 在偽滿洲國，只要總長是中國人（或台灣人），次長是日本人，地球人都知道前者是擺設，後者才掌握實權。 大橋認為，既然李頓調查團不把我們當棵菜，那就找藉口給他們點顏色看看，這樣才能顯得我們“滿洲國”是個人物，也才能引起國際的關注。 可是怎麼給顏色呢？ 李頓調查團裡的那幾個“鬼畜”所代表的國家都不是好惹的。想來想去，就只能找中國人的麻煩了，而且顧維鈞早在巴黎和會時就出名了，日本人對他也相當忌憚。 為了不讓顧維鈞入“滿”，大橋找了一個純屬莫須有的理由，說中國顧問一來，就會干擾公正調查，對“新政權”（偽滿）不利。 真是笑話，那日本顧問不還一路跟著去了上海嗎？

大橋的說法是：你說的是日本顧問，我這裡是滿洲國，跟我們不是一家的。 他的如意算盤就是要讓調查團知道一下，我們“滿洲國”不是無名小卒，也不是擺著看看的，我們是有力道的，是獨立國家，想不讓你進來就不讓你進來。 如果這事辦成了，李頓調查團再回去一宣揚，偽滿自然就會倍儿有面子，不怕其他國家不承認。 調查團團長李頓生氣了。 堂堂調查團的顧問竟然不能一道進滿洲，哪有這種規矩？ 他馬上找芳澤外相：搞什麼名堂你們？ 芳澤揣著明白裝糊塗，一副很吃驚很無辜的樣子：我們這是兩個國家唉，他們不一定能聽我的（“長春政府並非服從日本政府”）。不過您老先別急，讓我想想辦法。 他裝模作樣地發了份電報給日本駐長春領事（偽“滿洲國”的“首都”在長春），讓領事通過外交努力，在兩國間進行斡旋（指偽“滿洲國”和中國政府）。

其實他與大橋在這件事上一直有電文往來，後者想怎麼做、目的是什麼，都要一一向他匯報。 你們就做戲吧。 顧維鈞在北平舉行記者招待會，公開表明自己的態度：我是調查團的人，隨團出關入“滿”那是我的正當權利，決無動搖。 對此，李頓代表調查團全體成員表示堅決支持：既然日本顧問可以隨同調查團在中國各地進行調查，那顧先生同樣也可以。如果他不能去，我們也不去。 這下子大橋沒話可說了，畢竟他不敢把調查團的人都得罪了。 一計不成，又生一計，在進入東北的路線上挑起了剌。 調查團本來是要走陸路，即從北平直接前往東北。大橋提出來，走陸路不行，你們得走水路，乘船從大連進入東北。 在偽滿成立以前，大橋幹的一直是領事，因此對許多外交細節都很注意。他提的這個要求，實際上也是有他自己的考慮的。

走陸路，必然要出山海關，沿途“刁民”甚多，保不准得讓調查團看到什麼他們不該看到的東西。而如果走水路，這些顧慮就沒有了。因為大連自日俄戰爭後就一直被日本佔領著，“九.一八”事變時也沒打過仗，比較“經得起看”。 對這個提議，李頓起初不同意，但當調查團一行乘坐專列要出關時，卻被駐在山海關的關東軍給攔住了，說只要顧維鈞在火車上，他們就堅決不會讓車開過去。 眼看時間越拖越久，實在耽擱不起了，調查團只得同意日本政府通過“努力做工作”而達成的妥協方案，即由李頓率調查團經山海關走陸路，顧維鈞隨調查團的另一部分人由中國方面派軍艦護送至大連。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4月21日，調查團終於到達瀋陽。 看到顧維鈞跟著調查團一齊出現在面前，大橋沒皮沒臉的勁頭又上來了：我可是讓姓顧的進來了，你們不得表示表示？

“表示”的意思就是讓他進調查團過把癮。 作為一個英國紳士，李頓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但他是個聰明人，知道在別人屋簷下，有時低低頭也是必要的，就應承了下來。 來到東北後，一開始調查團並沒打算與偽滿政權進行接觸，但關東軍馬上就找各種理由和藉口使起了絆子。折騰來折騰去，就是讓你知道，在這塊地面上如果不跟偽滿打交道，絕對不讓你有好日子過。 在這種情況下，李頓才感到如果堅持不跟偽滿打交道，這趟調查任務恐怕是難以完成的。於是他首先登門拜訪了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並說希望通過他與“新政府”（偽滿）取得聯繫。 看到調查團已經知情識趣，改弦更張，本莊繁當然很高興，樂顛顛地就幫他去找人了。 接下來，調查團逐一會見了“九.一八”事變時的日方主要當事人以及偽滿包括溥儀在內的部分高官。

在會見過程中，李頓始終只認真聆聽而不輕易表態。 幾天之後，他基本理清了頭緒—— 我們要解決的問題一共兩個。 第一，日本“九.一八”當晚的行動究竟是挑釁還是自衛。 第二，滿洲國究竟是個什麼東東。 第一個是責任問題，這個相對來說比較好處理。不是有一個柳條湖嗎，去看看現場就知道了。 第二個才是關鍵，也是最棘手的，它直接決定著滿洲問題該如何對待、怎樣處理。 如果建立滿洲國是東北人真實意願的表示，當地人擁護它，那這就是中國的內政，國聯不用插手，也插不了手。但假設後面還潛藏著不為人知的黑幕和貓膩，那情況就比較複雜了。 圍繞滿洲國問題的調查，一場看不見的暗鬥已經悄悄佈局。 在這場鬥爭中，為了揭露事實真相，一些勇敢的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僅在哈爾濱，就有5名中國人、2名俄羅斯人、1名朝鮮人因向調查團遞交請願書而慘遭毒手。至於被逮捕、關押並受到迫害的則更是不計其數。 睿智如李頓，恐怕也想不到日本人會如此瘋狂地掩蓋事實真相。 為了演好這場假得不能再假的大戲，板垣和土肥原，一個在瀋陽，一個在哈爾濱，可都是機關算盡，連吃奶的勁都用上了。有一陣，甚至連最善此道的老特務土肥原都忙得暈頭轉向，經常神經過敏。 那個身為偽滿外交次長的大橋沒羞沒臊，厚著臉皮硬是要擠進調查團，當然不為別的，就是為了更好地監視和阻撓調查團的行動。 除了這個傢伙以外，關東軍還派來了大批警察為調查團提供“保護”。一夜之間，調查團的周圍幾乎都變成了警察的世界。 在所住賓館裡，除了調查團的人，其實都是警察。旅客是警察，服務生是警察，連來收垃圾的都是警察。 不爽，想上街？ 告訴你，街上也一樣，凡調查團能接觸到的，無論是商店老闆，還是飯館小二，甚至一個劇場賣票的，他們的秘密身份都可能是：警察。 實在受不了你們，鑽廁所吧，這樣你們總沒辦法了吧。 別做夢，沒準旁邊蹲坑的正在給你做記錄呢。 這些警察除了要“保護”調查團兼客串群眾演員外，還得去那些“可疑人士”的家門口站崗望風，以防止他們跟調查團接觸。 所謂的“可疑人士”那也不是一點半點，凡是有倆錢的中國商人大都劃在此列（原因後面還要說到），所以到後來，警察都不夠用，無奈之下，土肥原只好把一些土匪出身的人都找出來，扔件“滿洲國”軍裝往他們身上一套：去，別閒著，給我放哨去。 有人怕這些有“案底”的人亂來。土肥原的說法是，從現在開始，這些人就是滿洲國士兵了，他們就算犯了罪，也跟我們日本無關！ 令人發噱的是，這幫土匪還真以為“皇軍”老人家要重用他們，因此表現得十分敬業，讓他們站崗就站崗，讓他們盯梢就盯梢，眼睛都不帶眨一眨的。就在李頓調查團離開東北後，他們還纏著土肥原給他們轉正，說是再也不想當土匪了，要長期吃“公家飯”，幹警察，把個土肥原弄得哭笑不得。 滿洲調查的焦點在哪裡，李頓清楚，關東軍也清楚。因此，一方是要盡力了解民意，另一方卻是要拼命“製造”民意。 民意也能“製造”？ 怎麼不能？ 先是要去掉關東軍痕跡，讓調查團認為滿洲已經是真正的“華人治華”。 調查團沒到瀋陽之前，日本人就忙開了。原先滿大街宣示“皇軍軍威”的標語都被刷了個乾淨，連日本憲兵隊門口掛的木牌子都先摘下來，準備等調查團走後再掛。 李頓一行無論是到瀋陽還是哈爾濱，能夠看到最多的人，除了警察，還是警察，而且清一色的不是中國警察，就是白俄警察（俄國人幹這職業就跟印度人適合做巡捕和門衛一樣），愣沒一個日本人摻和在裡面。至於當兵的，也都是偽滿的中國兵，那什麼日本關東軍和憲兵隊，就跟稀有動物一樣，一般情況下絕難見到。 他們都回日本去了？ 沒有，哪能呢，都還在街上站著哩。只不過換了個馬甲，披上了偽滿洲國的軍裝。 皇軍變成了偽軍，儘管很委屈，但暫時也只能這麼受著。 就這樣，還是出了婁子。 在調查團剛剛抵達哈爾濱時，一個負責警戒的日本憲兵（當然是穿著偽軍馬甲的）忽然向調查團衝了過來，手裡還舉著一封請願信。旁邊的日本軍警頓時都傻了眼，趕緊一擁而上，生拉硬拽，才把他拖到一邊。 一審訊，原來這個日本憲兵是朝鮮人。他見國聯來調查東北，就想到自己國家的慘狀，便打算趁這機會找調查團鳴冤叫屈。 用他信中的話來說，滿洲才不過被日本佔領了幾個月，國聯就這麼重視。我們朝鮮被日本吞併20多年了，你們怎麼連管都不管？ 在自己眼皮子底下都能出這種事，真是防不勝防，可把老特務土肥原給累壞了。 為了化被動為主動，他乾脆也組建起了“請願團”。 當然，“請願書”都是事先編好的，去的人只要簽個名就行。除此之外，在見到李頓調查團後該講什麼，不該講什麼，也都規定好了。簡單說來，就是只准講“滿洲國”好，不准講“滿洲國”壞，如果現場多說一句，少說一句，或者乾脆不說的話，回來後槍斃！ 土肥原想想這樣還不保險，聲勢不夠大啊，於是又琢磨出了一個群眾遊行的點子。 無論是大人還是小孩，管他是華人還是白俄，只要名義上跟日本人沒牽連的，都被他趕到街上去遊行。在日軍的槍口下，大家迫於無奈，只好左手舉“滿洲國”旗，右手拿“執政”畫像（溥儀的），一邊走一邊高喊“滿洲國萬歲”。 此舉就是要讓調查團看看：這裡的群眾是多麼“熱愛”我們的國家——滿洲國啊。 到這裡，關東軍認為應該萬無一失了。該做的都做了，不該做的也做了，還怕個甚？ ！ 聰明反被聰明誤，說的就是這號“聰明人”。 在所有“措施”裡面，土肥原們最自鳴得意的，大概就是把調查團所住賓館圍得猶如鐵桶一般的警察了。 讓他們沒想到的是，恰恰是這個地方，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大漏勺。 這些警察當然不敢用日本人。離調查團這麼近，要是誰急了，一不小心來上一句“八格牙魯”，那就全露餡了。只能用中國人，至多也是白俄或者朝鮮人。 在派他們前去執勤時，土肥原們可是都交代過“紀律”了。這些人當面答應得很好，一轉身就都變成了東北版的“餘則成”。 身為基層警察，他們平時沒少受日本人的氣，而且都清楚地知道這個所謂的滿洲國實際是個什麼玩意兒。於是，不僅他們本人成了揭露東北真相的活證人，而且主動張羅，通過各種途徑和渠道，巧妙地幫助調查團秘密會見了許多相關人士。 在東北調查期間，李頓調查團共收到各方來信1500多封，其中多數都是通過這些身在曹營心在漢的警察們轉交的。 就是那些被硬趕過來的“請願團”也會趁日本人不在場的機會偷偷給調查團遞話：別看那信，都是日本人胡扯或被他們修改過的，“並不代表我等本意”…… 在所有調查團成員中，被關東軍“關照”備至的自然是中國顧問顧維鈞。他是享受“星級待遇”的，每到一個地方都被警察看得死死的，不准他這樣，不准他那樣。其他人可以出門，他則哪兒也不能去，只能老老實實地待在旅館裡。至於想見見東北的中國人，那更是連想都不要想、提都不用提的事情。 但顧維鈞是什麼人，那是老江湖了。這點小伎倆，在他看來，簡直有些弱智。 你們不是不讓我出去嗎？行，出去我還嫌不安全呢，有你們在這裡保護我最好不過。 不能走路，不是還有張嘴嗎，搞外交的靠什麼，就靠一張嘴。 只能做住家男人的顧維鈞充分發揮了他名嘴的作用。李頓告訴他，很多受調查的中國人不敢講實話。他就向這位調查團團長面授機宜：有人是肯，也敢講真話的。 誰？ 匯豐銀行、花旗銀行的那些中國經理啊，雖說他們是中國人，但他們都屬於英美僱傭並保護的高級職員。日本人輕易不怎麼敢動他們。閣下為什麼不把他們請來呢？ 李頓一下子茅塞頓開。 搞調查這個東西，怎麼提問非常關鍵，那是有很多道道的。 對顧維鈞十分欣賞的李頓採納了他建議的很多調查問題。 比如：當初到底是誰陪同溥儀到長春的？ （可得出結論：土肥原） 滿洲國是誰發起的？ （可得出結論：關東軍） 滿洲國與日本究竟是什麼關係？ （可得出結論：前者就是後者鼓搗出來的） 這些問題，雖然看上去都是一些細節，卻都是最能夠揭露偽滿實質的一把把利劍。 在滿洲的這些日子裡，李頓撥開雲霧，逐漸發現了事情的真相。 這個“滿洲國”來歷不明，與日本有千絲萬縷的聯繫，說白了，實際上就是日本人弄出來的一個怪物。不僅如此，它在滿洲還得不到當地中國人的支持，相當的不招待見。 讓李頓驚訝的是，在滿洲，不僅基層老百姓不認可這個“滿洲國”，就連“滿洲國”自己政權裡的中國官員也是一肚子牢騷，說自己就是日本人威逼和監視下的一個傀儡而已。 對現狀不滿的，還有東北當地的企業家、銀行家等中國富商（白俄商人也一樣）。 他們苦啊。自從“九.一八”事變關東軍侵占東北並建立“滿洲國”後，這些人就成了被綁票勒索的重點對象，而熱衷此道的不是別人，正是以土肥原為代表的日本特務軍警。 東北的日本軍警機構之多，已到了讓人眼花繚亂的地步。 其中有直接向東京負責的日本特務機關，有關東軍和他所掌握的憲兵隊，還有名目繁多的各類警察：“滿洲國”國家警察、市警察、日本領事館警察、刑事警察、鐵路警察。 這幫人各管一攤，誰都不鳥誰，而且又都要搞“創收”，在東北的中國富人便成了他們眼裡的唐僧肉。 有的富人今天被這個以“中國奸細”的命義招呼，明天被那個以“抗日分子”的理由傳訊，大牢簡直變成了他的另一個家。弄到後來，錢都被掏空了，還有不知道的部門急吼吼地把他列入敲詐名單呢。 這類好事兒，一向善於幫關東軍斂財的土肥原當然沒少干，而且還乾得十分“漂亮”。 那會兒，來滿洲混的，不光有中朝日，還有五湖四海的各種老外。 一次，憲兵隊兩個日本大尉串通了兩個老外——一個是憲兵隊的老外（俄國人），一個是在特務機關供職的老外（沒查到是哪國人），幾個人聯起手來出去敲竹槓。 不幸被他們敲詐的“唐僧”是位洋行經理，拿的是洋錢，所以這回大發了，幾個人一下子就拿到了18萬（單位：美元）。 完事後，按說大家都出了力，起碼要五五分賬的，然而兩個大尉卻獨吞了其中的16萬，只給了俄國佬和特務老外各1萬，而且名義還是“封口費”。老外知道這是日本人控制的地盤，再有想法也沒轍，只好鼻子一捏，認栽了。 畢竟多少也還到手了1萬美元，不是個小數字，特務老外回去後還是很高興的。 可他沒料到的自己到手的那點錢，很快就有人惦記上了。 沒過幾天，日本領事館警察找到他，讓他拿8000美元出來，否則就要下令逮捕。 老外當天就跑了。 人家也不是傻瓜，這不分明是一副鳥盡弓藏、趕盡殺絕的架勢嗎？ 老外上頭還有老外。日本特務機關是屬機關長土肥原管的。這上級老外查明原委後，就來找土肥原，讓他管管這種隨意敲詐、無法無天的事。 土肥原一聽，果然大為光火：這兩個笨蛋大尉，怎麼能幹這種事情呢，誰給他們權力把錢分給老外的，那可都是白花花的美元啊，我們關東軍正缺經費呢，2萬美元，嘖嘖…… 徹底無語。 逃路的老外沒法子再追回來了。他就下令把俄國佬抓起來，花了一個月時間，逼著這個倒霉蛋把花剩下的9600美金又全吐了出來。 憲兵隊的兩個大尉見狀嚇壞了，以為土肥原肯定饒不了他倆。還好，對於自己人，這位機關長心裡是有數的。在他們被迫將自己的16萬美元交出後，土肥原竟然如法炮製，也給了他們倆一人1萬，然後臉不變色心不跳地帶著餘下的那14萬走人了。 至於那個被關進局子的俄國佬，交出錢後還回憲兵隊幹活——白俄的工資不高，勞動力成本低啊。 一旁的上級老外看得目瞪口呆。 雖然都叫“原”，但論眼光和頭腦，這個土肥原還真的不能和石原相比，只可以用鼠目寸光來形容。 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時在關東軍統治下的東北是多麼混亂和不得人心。別說那些真正的抗日分子了，就是本來想息事寧人，過過太平日子的商人和普通老百姓，在這種情況下，也得被逼著造反。 對於有註重民意傳統的西方人來說，東北民眾提供的這些情況非常重要。至此，調查團已對偽滿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東東有了一定的認識。但接下來，李頓他們還想再約見一個人。 對於李頓調查團來說，如果不能見到他，偽滿問題還不能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因為這個人不僅和日本人幹過仗，弄得世人皆知，還曾參與過“籌建”偽滿，這樣重要的一個見證人，調查團怎麼能不見呢？ 這個人，當然就是西方人眼中的傳奇人物、“抵抗將軍”馬占山。 哈爾濱失陷後，馬占山在震驚之餘，終於下定決心，同日本人正式“合作”。謝珂等人一走，他就獨自離開海倫，前往瀋陽。 此時離轟轟烈烈的江橋抗戰僅3個多月。 日本人對待別人的態度與眾不同。如果你是一個弱者，即使你對他三跪九叩，他也不會拿正眼多瞧你一下，還會在心裡計算著，怎樣在你身上再多佔點便宜；但如果你是真正的強者，並打痛過他，他反而會對你低眉順眼、畢恭畢敬。 在日本人心目中，馬占山是一個強者。 作為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出門，那是連“執政”溥儀都要親自去車站迎接的（“令溥儀必須恭往車站迎迓”）。這可不是你高興不高興的事情，人家擺的就是這譜，誰讓你是他的傀儡呢，須知，再大的傀儡也還是傀儡。 馬占山坐飛機到瀋陽，到機場迎接他的，是架子比誰都大的本莊繁。 所謂的東北偽政權“四巨頭”：張景惠、馬占山、臧式毅、熙洽，馬占山打日本人最狠，排名卻僅在與張作霖一同出道的張景惠之後，那個搖著尾巴的張海鵬張麻子忙了半天，連椅子邊都沒摸到。 這麼高的禮遇，要放在一般漢奸身上，非得做夢笑醒不可，但馬占山卻不一樣。 從本質上來說，這個人並不是做漢奸的材料，即使進了偽政權，仍然本色不改。 一樣是對日“合作”，他和另外三個“頭”的想法和目的就有差異。那三個是標準的“狗頭”，就會衝著日本人搖尾乞憐，本莊繁和板垣說什麼，他們答應什麼，連個屁都不敢放。他們的要求也很簡單，有根骨頭啃啃便知足矣。 作為和張作霖性格才能極為相似的梟雄類人物，馬占山想要的，“狗頭”們可能連想都不敢想，那就是至少要統治一方（黑龍江），也即在日本承諾“一無兩不”（無領土要求、不駐軍、不干涉內政）的條件下，實行江省完全自治。 試想一下，如果可能（實力允許的條件下），他是完全會把日本人從東北統統趕走，然後自稱“東北王”的。 但他大大低估了日本人的慾望、野心和無信。 前兩點比較明顯和直露，一個“九.一八”事變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但最後一點卻極具隱蔽性，可以說欺騙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後來在珍珠港事件中吃了大虧的美國人）。 當時不要說一般中國人，就連資深外交官都普遍不願與日本政府打交道，原因就在於日本人說話做事心口不一，對他有利的他認，對他不利的，前腳答應得好好的，後腳就會矢口否認，缺乏最起碼的誠信守信精神。 土肥原不是親口答應溥儀，讓他做皇帝的嗎？結果呢，把人家騙來後就什麼都不管了，說過的話跟放屁一樣。板垣也一樣，他對馬占山承諾“一無兩不”、江省自治，也不過是權宜之計，目的是先把你忽悠進來再說。 江省自治？怎麼可能呢。 照本莊繁、板垣他們的想法：那樣的話，我們關東軍不是白忙活了，帝國軍人的血豈不是白流了？ 被授以偽江省主席的馬占山有幾件事想不到。 一是想不到會建立“滿洲國”。 馬占山本來是想拉張景惠等三人一道宣布“聯省自治”的，沒想到日本要搞“滿洲國”，並要求四人在“建立滿洲國計劃”上簽字認可。那三個自然乖乖照辦。 “滿洲國”與江省自治相去甚遠，馬占山大失所望，但人家拿槍指著，你敢不簽？ 馬占山沒說他不簽，他說自己病了。 關東軍當然沒這麼好騙，馬上讓日本醫生過來看。馬占山又是頭痛，又是嘔吐，可醫生愣是沒查出什麼毛病，只好診斷為勞累所致，需要休息，沒什麼大病。 沒大病，當然還得來簽字。 馬占山就是不簽。 簽字筆都快塞到手上了，馬占山說：不相信我是不是，我以人格保證，絕對認可。 “人格”都拿出來說事了，沒人能硬逼他了。 其實馬占山心裡亮堂，白紙黑字這麼一弄，以後就是有一百張嘴也說不清楚，這字怎麼能簽？ 人格？那得看和誰在一起。這裡除了強盜一樣的日本人，就是一群點頭哈腰的本地軟蛋，還跟我講什麼人格。 轉身就跑齊齊哈爾去了。 二是想不到江省自治猶如畫餅。 馬占山的如意算盤是至少先在江省稱王，待機再起。這是他的生存智慧，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占山後來聲稱他搞的其實是“假投降”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到齊齊哈爾一看，事情並沒有他想像的那麼簡單。 因為在這個地方，已經不是他能說得了話，做得了主，當得了家的了。 本莊繁給他派了一個顧問，但凡江省軍政事務，不論大小，都得通過這個顧問，馬占山並不能擅自做主。更讓他鬱悶的是，這日本人各個都是地道的工作狂，八小時以內上班，八小時以後還上班，而且不管不顧別人是否需要私人空間，一有空就往馬占山的家裡鑽，來了以後也不走，問這問那，把個馬占山弄得不勝其煩。 沒有拍板的權力，“一無兩不”和江省自治就等於空談，馬占山感覺自己被日本人實實在在地耍了一把。 不久之後的一個任命，又差點把老馬逼向絕境。 3月10日，偽滿洲國任命馬占山為軍政部長。 事實上，這個任命事前並未徵得馬占山的同意。 軍政部長相當於偽滿的國防部長，聽起來是個有實權的官，可日本人在後面操縱著，連“執政”都是擺設，一個國防部長又頂什麼用。在馬占山看來，這個任命最具威脅之處還在於必須去偽滿“首都”長春去上班。 我們大概都還記得，當年老蔣在南京開編遣會議，委任老馮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閻錫山為內政部長，這二位當時就嚇得要跑，其實原因都一樣，並不是嫌工資少待遇低，而是怕這樣一來，控制不住自己的軍隊。這些江湖老手們各個心裡透亮：手裡有槍桿子，才可能這好那好，沒了槍桿子，一切都白搭。 放到馬占山身上，道理也一樣。在齊齊哈爾，畢竟天高皇帝遠，自己的親兵就在眼前，如果單槍匹馬去了長春，不但從此更成籠中之鳥，而且能否再控制得住軍隊就很難說了。果然，沒多久關東軍就下發命令，動起了“編遣”馬占山部隊的心思。 其實這問題對張景惠等三個“狗頭”來說，就不成其為問題了，因為那三位本來就唯唯諾諾、不思作為，只要有高官厚薪就可以什麼都不管。馬占山何等樣人，是根本不可能甘心給日本人當木偶差來使去的。 怎麼辦？ 只有裝傻充愣了。 好在裝傻這件事，對馬占山來說，是先天有禀賦，後天很努力，早成精了。 他把黑龍江軍署參謀長王靜修推出來，安排他擔任軍政部次長，並以次長身份到長春的偽滿軍政部代行部長一職，這樣他本人短時期內就不用離開齊市了。 到這裡，你可能已經看出來了，在如何和日偽打交道方面，馬占山使的兩招幾乎和當年的馮玉祥如出一轍。 其實這也不奇怪。兵法三十六計，說起來不少，連篇累牘，真正實用的卻沒有幾個，有一定的重複率實在不用太過驚訝。 當然，計都是好計，具體使用效果就要看各人本事了。 躺床上裝病這招，老馮用過，老馬也用過，老馮靈了，老馬不靈。除了馬占山裝病的功力可能不夠（也許是需要一點內功的），只能怪日本醫生太專業了。 而在弄個次長上去頂槓這一招上，結果卻倒了過來：老馮不靈，老馬靈了。 老馮之所以不靈，是因為南京國民政府有規定，次長不能代理部務。 老馬之所以靈，則是由於偽滿洲國的台子才剛剛搭起來，一切亂糟糟，沒什麼規定不規定的，次長代行部長職務，順理成章，沒人能提出異議。 這一關總算是暫時糊弄過去了，但馬占山已經意識到：關東軍需要的是一隻聽話的狗，如果自己不是或不肯就範，他們遲早會對你動刀子。 三是想不到自己的處境會如此尷尬。 馬占山離開海倫降敵，這消息對枕戈待旦的三軍將士來說，猶如一聲晴天霹靂。 那年月，當漢奸的多了，今天一撮，明天一撮，大家司空見慣，都不當回事了，反正這些人本來就不是什麼好貨色，退一步說，要是他們不當漢奸都奇了怪了。 不管怎樣，我們還有一桿大旗，那就是馬占山，他是永遠不會倒的。 江橋抗戰，名動天下，馬占山初到海倫，其聲譽曾如日中天。不僅周圍各路武裝皆以能聽其指揮為榮，就連江省的蒙古王公都願意受他調遣：您老人家指哪兒，我們就打哪兒，您讓我們上哪兒，我們就上哪兒。 部隊要招兵買馬，第一天貼出章程，第二天全國各地要來投軍的學生（當時稱為“援馬團”）、義勇軍就擠破了街，把個小小的海倫城弄得熱鬧非凡。 要人有人，要糧餉有糧餉（後者僅捐助就源源不斷），這聲勢連關東軍一時都不敢輕易上來叫陣，然而眾人萬料不及的事還是發生了：主帥一聲招呼不打，就去降敵了。 誰降也輪不到馬老爺子這樣的蓋世英雄啊。 眾人驚詫莫名，面面相覷。 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得實在是太快。 長久以來一直支撐大家的精神支柱轟然倒塌，所部頓時分崩離析。 謝珂黯然離去，苑崇谷憤然進關，徐寶珍不辭而別，謀臣勇將一時星散。 老馬的近衛部隊其時正駐守於黑河。在獲悉他投敵的消息後，這支親兵衛隊無法接受這一事實，激怒之下，竟然把馬占山的老家都給抄了，此即所謂“黑河兵變”。 人心散易聚難，自此以後，那個曾在江橋令日軍聞風喪膽的英雄集體再未能真正恢復昔日元氣和風采。 這是件最讓人痛心的事。 海內外輿論為之大嘩。 “馬占山牌”香煙再也沒人抽了，好好的牌子一下子就臭到了家。捐錢捐物的則各個痛心疾首、義憤填膺：俺們省吃儉用，捐出來的那些血汗錢都是給你抗日用的，你現在這樣做不是拿我們當猴耍著玩嗎。更有那不依不饒的，甚至在報上發表聲明，要求老馬把他們捐的錢物一個不少地全吐出來，還給他們！ 遭人白眼閒話多了，連家屬也受不了。馬占山的兒子從上海寄了封信過來，開頭還說得很是溫馨，說老爸您在前線打仗給家里揚了名，沾您的光，那些日子，兒子我在街上走路都是飄著的，然後話鋒一轉——可是聽說您最近投降了日本人，真的假的，不會吧？ ！ 要是真的，咱啥話也別說了，一刀兩斷：你沒資格做我老爸，我也不想再做你的兒子。 對馬占山這樣的“老派人”來說，傳宗接代的觀念根深蒂固。就這麼一個兒子，寶貝得不能再寶貝，要不然也不會想到要送到大上海來給養著了。現在兒子說不要他這個老爸了，可想而知，這個打擊有多大。 老馬接到信，當時就哭了。 眾叛親離，名譽掃地，還讓日本人給箝制著，里外不是人，心裡這個苦啊。 其實，怪不得別人，都是自找的。 大家以前燒香上供，那是因為你抗日，現在你不抗日了，有什麼理由再寵著你？ 大兄弟，還是聽聽這句話吧：亡羊補牢，未為晚也，及早悔悟，還來得及。 幸運的是，馬占山聽進去了，在名譽地位權力都即將付諸東流之際，他決定“反正”，重執抗日義旗。 這時，他得到一個消息，國聯派出的李頓調查團即將赴滿調查。精明的馬占山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再合適不過的機會。如果能在調查團到來之前完成“反正”，一方面可以利用國際輿論對日偽造成壓力，另一方面也可以擴大影響，洗刷自己的“漢奸”罪名。 可身處敵營，“反正”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一件事。 別的不說，光在齊市駐守的鈴木旅團就不是好對付的。這個旅團實際上就擔負著對馬占山監視和軍事威懾的雙重作用，與之相比，馬占山帶進齊市的只有步騎衛隊各1個營。再狠，你能幹得過關東軍一個旅團？別說佔領齊市了，想跑出去都難如登天。 可再難也得出去。 中國版的“越獄”開始上演了。需要指出的是，這部大片的製片人、監製、策劃、劇本、導演、主演都是老馬一個人。 強人就是不一樣啊。 “越獄”是個很複雜的技術活，包括事前準備、方式路線等多項環節，疏忽其中任何一項，都不可能取得成功。 說起準備工作，當然很多，但我以為，最重要的還是得想一想，出“獄”後怎麼辦。 有的人跑是跑出去了，結果一文不名，連吃個飯都沒錢，那你老人家還不如繼續在牢裡乖乖待著——這裡起碼還有人管飯。 所以，錢是重要的，相當重要。 按照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原理，身為“黑龍江省主席”的馬占山理所當然地瞄上了日本人的口袋。 沒錯，他準備搞“貪污”了。 馬占山一向是大手筆，這回他要發揚要么不“貪”，要“貪”就“大貪”的精神，做省主席沒幾天，一傢伙就“貪”了800萬。 記得華仔曾在港片中出演了一個“五億探長雷諾”，那人是真正的大貪，小鈔票是根本不放在眼裡的，要貪起來都一扎一扎、一箱一箱的。 老馬可謂直追其後，不讓斯人。 不過大帥，你是好樣的，我們支持你。 日本人的錢，不貪白不貪。少貪了，你都不好意思出去跟別人說。 當然了，像日本人這樣一分錢都要掰成兩分花的主，想貪他的錢並不容易。發現江省財政開支很大，花錢跟流水一樣，關東軍司令部坐不住了，便派人暗中調查，並放出風來，要馬占山講清楚這麼多資金的詳細用途。 總不能跟日本人實話實說，是準備拿去當軍餉打你們的吧？ 馬占山直接去找齊齊哈爾特務機關長林義秀和鈴木旅團旅團長鈴木美通（陸大23期），跟這兩個日軍的實權人物當面鼓，對面鑼，“講清楚”。 他“傷心”地先說了一通自己的不易：這也要花錢，那也要花錢，結果花了700多萬（還是沒說實話），就有人出來說三道四，弄得自己晚上都睡不著覺，這工作沒法幹啊。 那意思無非就是：不要追著哥，哥使的這不是錢，純粹是寂寞和委屈。 從一個日本特務的角度來說，林義秀雖然也不捨得馬占山“亂花皇軍的錢”，但他更怕把這個土匪省長給逼急了，反而弄得不可收拾。 他趕緊拍胸脯打包票，讓馬占山完全不用有什麼顧慮，此事由他一力承擔：“滿洲國”新建，百廢俱興，花錢完全正常。別說700萬，1000萬也沒什麼了不起！ 他還告訴馬占山，不需要費勁跟那些背後閒言碎語的傢伙解釋什麼，因為——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 見林義秀這麼豁得出去，鈴木愣住了。 一般日本人的性格，內心都極為吝嗇，公開場合卻一個比一個更在意麵子問題。 輪到鈴木，這兄弟也索性裝得很無所謂的樣子，關照馬占山其他不用多想，一定要注意身體，如果確實睡不著覺，可以找日本醫生給看看（還找日本醫生？！） 兩個大佬發了話，一時間也沒人再敢拿錢的事來找馬占山麻煩了。 按照通常規律，“貪污”之後，不搞搞“腐化”似乎也有點對不起自己。 一直以來，林義秀和鈴木其實從沒放鬆過對馬占山的監視。 江橋抗戰對日軍的震懾實在太大了。畢竟落魄的英雄那也是英雄，如果有一天讓他東山再起就不好辦了，所以這二人的任務之一，就是死死看住馬占山。 不過有一天，他們突然接到密報，說馬占山逛妓院去了，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妓院，是滿鐵公所也就是日本人開的妓院。 報告的人繪聲繪色，連馬占山在妓院裡怎麼喝酒召妓打麻將，整日整夜樂不思蜀，都能說得有鼻子有眼——本來就是日資企業嘛，就差裝一針孔了，還有什麼打探不出來。 林義秀和鈴木將信將疑，都覺得以馬占山這樣的英雄人物，尚不致如此墮落吧。 有什麼不至於的，一連多少天，馬占山以他的實際行動表明：老子就這麼墮落了，怎麼著吧？ 別人問起來，他還有一個理由：自己空有一身本事，但現在不打仗，也用不上了，既然戰場上用不著，那就只好到女人堆裡去用了（“英雄無用武之地，特以醇酒婦人終志”）。 林義秀和鈴木都放心了。如果說在這之前他們還有些疑心的話，在馬占山擺出“英雄無用論”後，就全信了。 這話實在，所以是真話。 至於馬占山拿著高薪不干活，只知道整天喝酒逛妓院，他們不僅不著急，還很高興，因為這就意味著對馬占山，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他們沒料到，馬占山說的話其實是一半真一半假，“英雄無用武之地”是真，“特以醇酒婦人終志”是假。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不夠，最好是讓這倆小子把眼睛全給閉上，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使另一個壞了，那就是“行賄”。 聽說“太上皇”本莊繁生日到了，大小漢奸們都計劃著要好好“孝敬”一下自己的主子。其中，馬占山比誰都積極，反正是“公款”，不花白不花，於是划划兩筆，提出錢來，買好禮物，親自去送禮。 不是說日本軍官一般是不收禮的嗎？ 那是指敵國之間。如果是在內部，日本人愛佔小便宜的習性是一樣的，軍人政客皆是如此。 在準備正式“越獄”之前，馬占山把所準備的生日賀禮擺在客廳裡，然後把鈴木請來“參觀”。見到這些好東西，鈴木自然嘖嘖稱好，艷羨之色溢於言表。 馬占山看在眼裡，馬上把他事先給鈴木備好的禮物也拿出來，這套東東甚至比本莊繁的那套還要上檔次，把個鈴木愣給樂暈了。 趁這機會，馬占山提出來，說自己作為一省之長，不能老待在機關里，這兩天想到下面去巡視巡視，體察一下民情。 要在平時，鈴木肯定要把眼睛瞪圓了，再翻個白眼珠：出去幹嗎，這裡待著不是挺好（萬一讓你跑掉怎麼辦）？ 可是人一高興，就特別容易放鬆警惕。對十分“懂事”的馬占山的這個提議，鈴木竟然沒有半點懷疑，當時就一口答應了。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這股東風是從海倫、拜泉刮來的。從那里傳來消息，當地部隊似有“異動”，士兵可能有譁變跡象，而這些部隊都是馬占山所能控制的，如果不想動用武力的話，就需要他本人去做工作。 馬占山跟包括日本顧問在內的一眾人等都打好招呼：本來也想“外出巡視”，這次正好過去看看，以確保底下人不造“皇軍”的反。 作為“一省主席”，能這麼不辭勞苦、兢兢業業，除了感動，你還能再說什麼？ 自然，“異動”、“譁變”云云都是馬占山一手策劃的，為的是給他這個主演提供表演的更大空間。 “越獄”進入了倒計時。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3月31日。夜。 在此前已將“貪”到的部分款子秘密送至黑河後，“膽大包天”的馬占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江省的金庫搬了個空，剛收上來的鹽稅1400萬、其他款項1000萬，總計2400萬金票悉數提出，用8輛車和300匹馱馬悄悄拉走——這已經不是貪污，而是明目張膽的搶劫了，能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做到這一點，不謂空前，也算絕後。 4月1日。 馬占山找到林義秀，託他把賀禮轉交本莊繁，同時也把想“外出巡視”的想法告訴了他。 林義秀聽說“巡視”的事連鈴木都答應了，而且此行還擔負著解決部隊穩定的特殊任務，自然沒理由表示反對。 最後一個障礙得以消除。 4月2日。晨。 馬占山和步騎兵各1營出走齊市。 路上的每一天，他都會向林秀義自覺地報告“行程”，讓後者以為他始終在齊市周圍溜達著呢。 5天后，他就“溜達”到老家黑河去了。 至此，“越獄”計劃宣告取得圓滿成功。 到黑河後，馬占山給江省的“同僚”們發了個電報。電報中，他用很遺憾的口吻表示，自己在路上突然得了感冒（這種病在東北應該是很常見的，可經常作為上班遲到早退以及無故曠工的必備事由），必須抓緊時間，好好休息，所以這就跑到黑河來療養了。 至於什麼時候好，什麼時候回來，老馬的描述很富有詩情畫意：俟春暖開江，再行回省。 快了，等明年春暖花開江水解凍再說吧。 這就叫幽默。 再笨的人都能看出馬占山的電報不正常。得個感冒，就要到那麼遠的黑河去療養，那我發個燒，是不是就得到莫斯科待著了。明年開春？你把這里當旅館了吧。 明擺著是學關雲長掛印而去了。 不一樣的是，關二爺走的時候，封金存印，除了保護兩個嫂嫂出走，什麼都沒拿，什麼也沒帶；馬老爺呢，能拿得動的，能扛得走的，一個都沒剩，不僅一下子搬空了江省金庫，連關防印信都沒捨得留，一併“捎”走了（誰知道這個以後有沒有用呢，不捎白不捎）。 鈴木和林義秀又氣又急，趕緊向本莊繁報告這一“意外”的緊急情況。 本莊繁也著了慌，第一時間親自給馬占山發來電文，變著法想哄他回來。 馬占山曾經要求本莊繁實踐當初“不駐軍”的諾言，命令齊市的鈴木旅團撤出江省。 本莊繁當著面滿口答應，一轉身就拋到了九霄雲外。 現在他倒是想起來了，不過他把責任都推到鈴木身上：我早就讓鈴木撤兵了，誰知道這小子一直拖著不走，真不像話，我已經狠狠地罵了他一頓（“殊屬非是，已令申斥”）。 接著他又對著馬占山玩起了忽悠：你快回來吧。這次真不騙你，等你回來，我一準讓鈴木撤兵（“望回省，定撤退”）。 看著這份電報，馬占山彷彿看到了本莊繁那張很傻很天真的臉，他笑了。 都什麼時候了，還演這種把戲，很好玩是不是？ 老馬當即也復一電，拆穿了對方的西洋鏡。 他說本莊繁有三個行為最惡劣： 其一，先答應撤兵，後來又不肯了，是“毫無信義”。 其二，犯了錯就拿別人頂槓，自己裝老好人，太“醜”。 其三，說來說去，還不是想把我誘回去活逮，真是“狼子野心”。 最後他毫不客氣地扇了這位關東軍司令官一巴掌—— “誓必滅此醜類，复我疆土”！ 在打嘴仗這方面，被罵為“醜類”的本莊繁，向來不是老馬的對手。 等到李頓調查團來到他們在東北的最後一站——哈爾濱，中國顧問顧維鈞提出，既然到了黑龍江，不應該不會晤一下對偽滿問題很有發言權的馬占山。這是一個活證人。 這些日子處下來，李頓團長對這個見識廣博、舉止得體的中國人已經是信任有加，對他的話也基本上是言聽計從，因此老顧一提議，他馬上就表示贊成。 “抵抗將軍”馬占山的名字，此前通過江橋一戰的哄傳，調查團成員沒一個感到陌生，大家對見一下這個重要人物也都認為絕對有必要。但問題是怎麼個見法，或者換個說法就是需不需要徵得偽滿的同意。 調查團內部就為此議論開了。 顧維鈞站在中國的立場，當然希望能夠繞開偽滿，直接會晤馬占山。這一提議除獲得李頓的首肯外，來自美國的麥考益少將也予以支持。 但法國的克勞德中將提出不同意見，他要求大家注意一個事實，那就是此時距離馬占山反出朝歌城已經一個多月了，這個馬占山已不再是偽滿的重臣，而是“叛將”！ 據說他現在還在策劃進攻哈爾濱，如果調查團招呼都不打一聲，就直接去見馬占山，萬一被偽滿知曉，會不會因此刺激他們，反而把事情弄糟呢？ 經克勞德這麼一說，眾人都沉默了。這些天來調查團的處境大家都切身感受到了，不管怎樣，表面上偽滿和關東軍還是裝得客客氣氣。不過再怎麼裝客氣也有一個底線，一旦無意中觸碰了這個底線，導致他們不惜撕破臉皮，無論是對調查團本身的安全狀況還是今後的調查過程，無疑都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各種困難，畢竟這個地方實際被他們控制著。 最後還是調查團秘書長哈斯拿出了一個折中方案：雙管齊下，一面與偽滿交涉，看看他們能不能同意；另一方面再找找機會，看是不是有其他可與馬占山直接達成雙方會晤的辦法和途徑。 也只好這麼辦了。 一聽調查團說想和馬占山見面，日本政府和偽滿果然雙雙跳了起來：不同意，堅決不同意！ 芳澤外相當即指示日本駐哈爾濱領事，要求對調查團的這一要求不予協助。 那個來自台灣的政治暴發戶，遠在長春的偽滿外交總長謝介石，一改其原先對調查團的“百依百順”，立馬給李頓發來了一份態度相當激烈的電報。 在電文中，他氣急敗壞地說：現在哈爾濱周圍要造反的人越來越多，越來越兇猛（“匪賊猖獗”），這都是調查團想和馬占山見面引起的結果。 我估摸著，裡面少不了那個顧維鈞給你們出主意（倒猜對了），說不定還有張學良在背後讓馬占山這麼做。你們再這麼搞下去，為了維持“治安”，我們“滿洲國”就得採取一點什麼措施了。 調查團並沒有被謝介石的電報嚇住，仍以“委員會為完成其任務，有聽取兩方意見之必要”為由，繼續向偽滿提出交涉。 看再不出來不行了，名義上雖然是偽滿外交次長，但實際掌握實權的大橋只好站出來攤了底牌：馬占山是利用你們來滿洲調查的機會來反對我們的，如果你們要見面，“必將影響滿洲國的治安和利益”，所以我們對這個要求無論如何不能答應（“殊難同意”）。 大橋這麼說，也是這麼做的。 調查團自從提出要見馬占山的交涉後，警察們便忙開了，除了中俄便衣外，連原先裝模作樣、猶伴琵琶半遮面的日本警察也跑了出來，他們以保護調查團人員安全為名，帶著槍在旁邊寸步不離左右，弄得空氣十分緊張。 到這個地步，通過偽滿公開會晤馬占山自然是進行不下去了。 試試另一個渠道吧。 調查團準備繞道蘇聯，到海蘭泡與馬占山見面。海蘭泡位於蘇聯邊境，與黑河僅一江之隔。日本人聞悉後，立刻派其駐長春領事向蘇聯駐哈爾濱領事發出警告，要求蘇聯不得向調查團提供任何方便。 蘇聯那陣兒本來就與中國斷了交，“九.一八”事變後一直採取不介入的態度，而且斯大林那時候正忙著搞集體農莊和第二個工業五年計劃，無暇分身，在對外交涉上能裝熊就裝熊，能少一事絕不多一事，自然不會為了一個國聯調查團給自己惹上麻煩（當時蘇聯還不是國聯成員，至年底才加入），因此日本政府那邊一發話，他們就找理由推脫，拒絕給調查團成員發放通行證。 隨著蘇聯這條路線的斷絕，調查團一時無計可施。但讓他們頗感意外的是，這時候神通廣大的馬占山卻自己派人找上門來了。 馬占山一共派出了兩個人，一個叫姜松年，一個叫王子馨。但兩人命運並不一樣，王子馨不幸被日軍抓住，在搜出馬占山給調查團的信件後旋被殺害，姜松年則順利地潛入哈爾濱，並闖關成功，走進了調查團所居住的美國領事館。 我曾經想過，在這些英雄闖關的過程中，一定有許多我們這些後人尚不了解或沒掌握的歷史內幕。 比如馬占山在哈市可能有內應，做過相當周密的佈置和安排；又比如在雙方未正式見面前，在如何更好地避開日偽耳目方面也一定達成過共識，並有過一些巧妙的設計，否則的話，很難相信姜松年能夠順利地穿過那麼多關卡和盯梢，如願以償地見到調查團。 夜幕下的哈爾濱啊，我不知道，在你的心靈深處，曾潛藏著多少血淚凝成的英雄傳奇。 姜松年此行向調查團說明了日本策劃成立偽滿的經過以及馬占山抗日的前因後果，並接受了以麥考益少將為首的調查團成員的問詢。 作為馬占山委託的全權代表，姜松年給調查團留下了思維敏捷、反應迅速的印象，在很多現在看來都極其困難的問題面前，他不僅沒有被“繞”進去，還很高明地點出了問題實質，同時又做了符合事實的清晰回答。 有興趣的話，我們不妨也跟著姜代表來解答其中的一個問題。 麥考益：有一種說法，馬占山的部隊所佩臂章均為紅色，有這事嗎？ 如果我們不知道背景，肯定會以為調查團的同志因為一直被關在房間裡不得出去，所以悶得慌，喜歡搞搞八卦。但其實這個問題相當敏感，如果回答得不好，馬占山抗日不僅不會引起國聯及英美國家的同情，還可能導致他們的反感。 最重要的就是一個“紅”字。 早在江橋抗戰時，由於馬占山指揮的部隊有了那麼一點好武器（其實說白了，就是那些捷克式機槍），關東軍在吃了虧後，就大呼小叫，說馬占山一定得到了蘇聯的支援。 蘇聯要是摻雜在裡面，問題就很複雜了，日本會否認它是對中國侵略，而可說成是像日俄戰爭時一樣，在與蘇聯進行爭奪。更何況，蘇聯當時打的是共產主義旗號，英美搞的卻是資本主義，雖然兩個主義的矛盾還不像後來那麼激烈，但起碼屬於兩個意識形態的陣營，彼此都看對方不順眼。 蘇聯革命，舞的是紅旗，紅是它的代表色，故麥考益有此一問。 姜松年怎麼回答的呢？ 姜松年：日本兵也戴紅帽子，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當時日軍裡面也流行過一種帽子，中間有一道紅槓（有興趣的朋友可參見“林志玲軍帽”事件），所以薑代表有此妙答。 聽到這裡，參加問詢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聲。 姜松年興致也來了，便趁勢給老外們擺開了山海經：紅，在中國有鐵血的意思，可用於表達誓死相拼的勇氣。對了，咱這兒過年的時候還用紅呢，比如說貼對聯，發紅包，喜慶吉祥啊…… 這回，連我都笑了。 姜松年的機智果敢，得到了與他會面的幾乎所有調查團成員的好感。他們既佩服這個年輕人的勇敢，又覺得很好奇：這裡龍潭虎穴，危機四伏，你不怕嗎？ 姜松年笑了笑，說：怕！ ——不過那是在未能見到你們之前，那時候我很害怕，害怕完不成馬占山將軍交託給我的使命。 現在，我還有什麼可怕的呢，我的任務已經完成，即使遭遇毒手，也沒有任何可遺憾的了。 一言已畢，擲地有聲。在座眾人均肅然起敬。 在結束這次長達4個小時的會談後，姜松年還按照馬占山的囑咐，盛邀調查團前往海倫晤談。然而當時的形勢，根本不允許李頓等人這樣做，因為日偽早已放出話來，如果調查團敢貿然去見馬占山，就將撤回所有警備和保護，而這就意味著調查團的人員將得不到應有的生命安全保障。 日本人的不擇手段早已是盡人皆知。面對暴力，也許更有用的是智慧。 姜松年走後，李頓似乎完全把會晤馬占山的事給忘了。但就在東北的調查即將結束，日本人的神經也已經鬆弛下來的時候，這位英國爵士終於顯示出其高人一籌的辦事能力，證明國聯在挑選調查團團長這件事上還真沒看走眼。 簡單來說，他一共辦了兩件事。 一件是達成了與馬占山會晤的願望。 當然，李頓沒有親自去，調查團成員也沒有去，被派去的是兩個老外記者，一個美國人，一個瑞士人。 但這就足夠了。李頓基本達成了他想要達到的三個目標，即見到了傳說中的馬占山本人；確認了作為特使的薑松年的身份；讓當事人重現了日本製造偽滿政權的事實過程。 當初，李頓一共給自己設定了兩個問題。現在，“滿洲國究竟是個什麼東東”這個問題可以告一段落了，那還剩下最後一個問題——日本“九.一八”事變當晚的行動究竟是挑釁還是自衛。 我們說過，最好的辦法是到現場去看一下。 為什麼不早點去呢？ 因為李頓他們很清楚，柳條湖早已不是第一現場，那些要搞偽裝的把這裡翻騰收拾過NN遍都不止，所以早看晚看都一樣，還不如把它放到最後。 調查團只是在回北平前，“順路”去柳條湖看了一下。 說到這裡，我想起我的一個朋友，是個福爾摩斯迷，就愛看那個英國神人破案，因此還不止一次在我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