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一章去延安還是去香港
1937年的香港，相對於變幻莫測的世界風雲，要平靜安寧一些。然而，戰爭這個龐大的怪物，一刻不停地在它的四周嗥叫著，它的陰影重重地在港人的心頭集結。閒暇時，人們交談的話題幾乎都和炮火硝煙有關係。他們似乎嗅到了戰爭的氣味，卻因看不到它的形象而恐慌，而迷失。直覺告訴人們，戰爭早晚要來！
儘管如此，香港仍因其平靜而匯聚著各樣的人流，特別成為文化藝術界的匯聚點。人們會驀然發見，幾乎在一夜之間，香港的文化藝術舞台上多被陌生的面孔所佔領，成為反映戰爭評點時局的主流。令人稱奇的是，他們個個洋溢著逼人的才華，而且經驗豐富，辦幹練，很快就打開了局面：
鄒韜奮先生最先在香港辦報。 1936年6月7日，他創立的《生活日報》首先面世；
繼鄒先生之後，1938年4月16日，茅盾先生在香港創辦了《文藝陣地》；
1938年8月，胡政之先生創刊《大公報》；
1938年8月，詩人戴望舒又創辦了《星座》；
1941年9月18日，梁漱溟發起創辦了民盟機關報《光明報》
另外，港人還注意到，蘇曼殊、茅盾、張愛玲、葉淺予、胡適等一大批名揚四海的文化巨擘，神奇地出現在自己的周圍，他們或指點江山或激揚文字，或花前月下吟詩弄賦，把沉寂的香港變得活躍異常。
香港人喜不自勝。面對文化的空前繁榮，它們更多的是亢奮和迷離。和這些文化精英們生活在同一片天空同一方土地，受他們的呼吸，傾聽他們思想的聲音，無論怎樣說都是一種幸運。但仍有人嗅到了反常的氣息。他們不禁皺眉發問：他們因何而來？他們在這里幹什麼？
1941年2月，山城重慶被灰色煙雨籠罩著。中共南方局所在地一一曾家岩50號門前，是一條鵝卵石鋪成的小路。路上行人稀少，偶爾有車夫拉車時慌亂的腳步聲和咳嗽聲從霧中傳來一些聲響，反襯得這深巷更加神秘空曠。
濃霧中走來一個中年漢子，一襲青衫長袍，手中拎著一把油紙傘，一付漫不經心踱步的樣子。當他走到這條小路時，突然停下腳步，似乎在傾昕嘉陵江滔滔江水，又像活動一下僵直的脖頸，四下看看，腳步由緩變急，風一樣向曾家岩50號走去。
他就是名震四海的文化戰士胡風，左翼作家聯盟的重要成員。也是中共與文化革命主將迅的秘密聯絡人。抗戰爆發不久，胡風從上海抵達當時中國的政冶文化中心武漢，成為在漢口成立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常務理事和研究部主任。武漢失守前，胡風逆江而上，來到戰時陪都重慶，當時任國民政府軍琳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是周恩來，他提名胡風到郭沫若、陽翰笙領導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去，作為十名專職委員之一，協助黨的工作。
三十年代，胡風憑著一腔熱血，創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詩作，其中《血誓》《為國而歌》《給怯懦者》等五首，是他在十天之內噴湧而出的，詩風高雅、充滿激情，每一行詩句都是跳動的火焰。其後，胡風主編並出版了在抗戰文學中影響很大的《七月》雜誌，在發刊詞中，胡風這樣寫道：
能有洞燭一切的巨眼和凸觀萬象的偉力，為文如噴泉四射，使自己成為民族的也是文苑的驕子，當然是可以慰人自慰的，但如果不能做到，退而為這文苑建設工程搬運一瓦一石，從這搬運工作裡面，寄付著對民族解放戰爭的一瓣微忠，也應該是雖然微末，但卻非毫無用處罷。
正當胡風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抗戰的文化事業時，震驚中外的皖南賽變爆發了。面對反共狂瀾，身在重慶的周恩來首先想到的是文化人的安全，周恩來臨危不懼，決定幫助他們迅速離開這座令人窒息的山城。
胡風此行正是應周恩來的邀請，來商討去延安還是去香港的，他知道，茅盾、丁玲等許多文化名人，都是通過共產黨的保護，到達安全地帶從事文學創作的。現在，四面烽火朝不保夕，周恩來同志仍不忘保護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作為文化人的胡風，深深為之感動。
對於周恩來，胡風是十分敬仰的，早年在武漢時，胡風就經常參加他召集的文藝家座談會，聆聽周恩來闡述黨的統一戰線思想，對他的真知灼見高瞻遠矚以及政治家特有的風度，胡風十分佩服，在他心裡，周恩來是魯迅之後第二個令他信服的偉人。
胡風按時到達曾家岩50號，等在那裡的周恩來看到胡風安全到此，緊鎖的眉頭舒展了，他說：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反共氣焰日甚，為了減少損失，保存革命力量，我們決定讓有影響的左翼文化人撤離重慶，你也在其中之列，一是去延安，二是去香港，今天就是想听聽你的意見。
胡風很喜歡周恩來的簡捷幹練，和他說話，胡風也覺得自己幹練起來了，他說：
我們應該在重慶堅持，和國民黨繼續鬥爭。如果它們繼續逮捕人，只能更加失去民心，失去道義，多行不義必自斃，一切只能加速他們的失敗。胡風說這番話時，心裡還有一個疙瘩沒有解開，那就是無法割捨他心愛的《七月》雜誌，《七月》是他傾注了多少心血才有今日的規模和名望啊。
周恩來知道胡風對《七月》的情感，也在胡風的話裡感受到了他的信念和力量。周恩來同志一面給胡風講述當前的形勢，一面講述黨的任務方針，直接說出胡風感情用事的弱點，他告訴胡風：撤退固然是為了保存幹部，還有另一個重要意義，那就是對國民黨的背信棄義表示強烈抗議。
胡風後來在回憶錄中曾這樣描述當時的心情：能到革命的延安去過一種新生活，當然是我們所嚮往的，但我總覺得去這麼多人恐怕也做不出什麼事來，我就對夫人梅志說，一切都由周副主席安排吧，但是從今天起就要開始做些準備工作了。
此時，重慶等一批文化人已經開始撒退，其中歐陽山，艾青等去延安，茅盾、夏衍、范長江等赴香港。茅盾等人也是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帶著真情的重托，從重慶出發，經上海來到香港的。所不同的，周恩來把在延安及華北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工作者及老幹部所寫的文藝稿件，交給了茅盾。並派身邊工作人員吳奚如走訪茅盾及其他文化人，告訴茅盾，稿件直接發表或作為創作素材，由茅盾定奪，並囑咐茅盾：胡風主編《七月》，主要刊登短小精悍的報告文學和詩，算是游擊戰，茅盾將出版的《文藝陣地》多刊登長一些的文章，作為陣地戰，兩者配合，又構成國統區左翼文藝的完整陣容。安排胡風去香港，周恩來是有特別考慮的，當時日本東京報紙上刊有日共中央被破獲的消息，周恩來十分關注日共的情況，所以，他希望早年在日本學習時即與日共有聯繫的胡風能夠經香港到南洋一帶，通過日本僑民尋找日共的關係。這一特殊任務，周恩來是在胡風離渝前一天才對他說明的。只是到香港後，情況有所變化，胡風未能如願。
臨行前，周恩來專門交給胡風一張重慶七星崗莫斯科餐廳去香港辦貨職員某某的假期旅行證明，還給了他100元美鈔和若干法幣，以作行路盤纏。
1941年5月7日，當山城重慶還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沉睡，胡風一家悄悄登上了一輛南下的汽車。望著霧汽朦朧的山城，環顧多災多難的祖國，胡風像眾多赴港的文化人一樣，帶著奮鬥的激情帶著離別的傷感，在心中默默念道：
別了重慶，別了國，幾年來，天上有轟炸，地下有暗礁，我們只有在斗爭中生存，在苦難中求樂，子彈和血雨嚇不倒我們，在人類解放面前，任何恐怖都難以撲滅我們心中的火焰。祖國，重慶，如果需要，我們會再來，因為我不是為了逃避轟炸貪圖安逸才離你而去的。
此時胡風一家去香港，在赴港的文化人之中，算是比較晚的一批了，在此之前，大批的文化人，或直接進駐香港，或由組織出面聯繫入港，許是走露風聲的緣故，赴港之行凶多吉少的消息不斷傳來，給他們的家庭帶來了陰影，在赴廣洲灣的途中，時時可見畫著兩根枯骨的石碑，汽車在山間公路上簸，事後胡風回憶說：那次旅行，可真是提著腦袋往前闖，吉凶未卜啊！
1941年6月6日，胡風一家從重慶跋涉到香港，行程萬里，歷時一個月，胡風的到來，很快在香港的文化界傳開。當天，就有夏衍及因導演《漁光曲》而名聲大振的蔡捷生前來看望，大家相談甚歡，心情怡然，在暫時的住處九龍彌敦道新新酒家裡，不斷有故知新朋拜望，胡風稱大家見面尤為親切，他鄉遇故知，在重慶的兩年半生活裡所受的精抻重壓，像是消失了似的。
數日後，胡風租住西洋菜街175號4樓一間房子，租了幾件家具將家安頓下來。和眾多的文藝戰線的戰友們一樣，一個小小的陣地，就這樣完成了它的全部過程。
繁華，喧鬧的香港，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原本不在意什麼文化沙龍之類的聚會，被稱為自由城的香港，戰時成為各種勢力的避難所。
然而，香港人甚至港英政府初時並沒把他們看在眼裡。在聆聽四圍槍彈聲之餘，港人以無比沉睜的態度打量著這些來自異地的人們。在他們眼中，除了幾個知名人士外，這些相貌斯文舉止平和的人們，比玩雜耍的吉普賽人強不了多少，躲避戰禍，養家糊口在這個時代，似乎是生活最堅強的藉口，他們自然也不例外。
鄒韜奮，這個中等個子，戴著眼鏡片兒的中年男子就是以這個藉口，敲開了香港政府主管部門的大門。
登記之前，考慮到鄒韜奮名字太響，容易引起港英當局的懷疑和警惕而產生負作用，便由一個朋友出面。登記時，港英政府華民政務司官員照例要問幾句：為什麼辦報？賺錢。
那時，混口飯吃被認為是最可敬佩的大志和至高無上的美德，所以報紙得以順利登記。此時的香港確實有自由之港的樣子，首先紙張免稅，比別處全靠廣告費的收入來維持報紙要好得多。其次，辦報只要不觸犯英國人的統治地位，偶爾談一談抗日救國，英國人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單從這一點上說，比國統區其他城市要解放一些。
然而，鄒韜奮的名字還是讓港英政府知道了，他們從這個名字想到後面可能有強大的靠山，一個統治者再開明，也不想做另一個政黨的宣傳工具，但是報紙已經印刷，怎麼辦？
港英政府有的是辦法。一天，警務處有公文到新聞檢查處，要檢查處每天將檢查《生活日報》時所抽去的言論和新聞匯送到警務處察閱。
結果是令人滿意的，報上的尋人啟示，房屋拍賣，車禍，花邊新聞很快吸引了警務處的官員們，他們津津有味的邊看邊發揮想像，把某艷星的私人生活弄得一清二楚。在得出看來這廚子菜炒得不錯的結論之後，這些官員回到家裡，枕邊便常常放些《生活日報》之類以作消遣。看來檢查處還是嫩了一點兒，警務處的負責人想，要派一個嚴格自律的檢查官才行。
新派來檢查的檢查官出手的確不凡，他隨意刪除，根本不管之後的內容是否銜接和通順，至使這些文章經過反復校對，仍是錯訛連篇，使人硬著頭皮讀下去還是不懂。尤其讓人啼笑皆非的是，這個檢查官很滿意這樣一種做法：如果排版缺少飄字，則印上票字，後面加括號註明：加風旁。這種獨具匠心的花樣讓校對倍受折磨；陶行知先生氣憤地寫下一首打油詩：機器咚咚咚，耳朵嗡嗡嗡，腦殼轟轟轟。再拿稿子來，操他的祖宗。
然而，報紙還是辦起來了。在鄒韜奮之後，又有一些有特殊身份的人在香港創立刊物。 1938年4月16日《文藝陣地》在香港問世，同年8月，《大公報》問世，《星座》問世，1941年，民盟機關報《光明報》也在悄悄的孕育著。和以上文化人辦報不同的是，《光明報》是以直截的方式，和國民黨當局進行鬥爭的。
1941年3月28日，梁漱溟去向周恩來陳述他去香港辦報的計劃，得到周恩來的熱情支持。梁問到港後找中共誰接頭，周恩來讓他找廖承志。後來周恩來致電廖承志，除告知重慶文化人去港的情況外，還持別囑咐廖要支持統一建國同志會（即民盟）的工作。
梁漱溟離開重慶經過綦江等幾道關卡時，曾一度被扣，後經與重慶國民黨當局聯繫，始準放行，5月20日，梁漱溟從桂林飛抵香港，他找到廖承志深談了一次，以後便和《華商報》主編范長江進行聯繫。
梁漱溟抵港後，原商定至港共同辦報的羅隆基、張君勱，黃炎培均因故未去，他便和在港的曾琦（青年黨）徐傅霖（國家社會黨），任憲子（民憲黨）週鯨文（東北同鄉會）張雲川（第三黨），甘介候（桂系）著手籌備。
8月，辦報所需的大筆經費已籌集齊備，和蔣介石有矛盾的西南地方實力派均給予了支持：龍雲捐了5萬元，劉文輝拿出3萬，構成民盟的幾個小黨派也都出了錢，黃炎培一人拿出1萬元、梁漱溟自己也拿出6000元、范長江也拿出4000元港幣，以華僑捐款的名義進行資助，實際上，這些資金是中共方面給的。
國民黨得知民盟在香港創辦《光明報》的消息，自然不會坐視不管，幾天后遂進行破壞，派中執委兼海外部長劉維熾到香港，請香港政府拒絕出版發行。
香港政府似乎對劉部長指令式的請求很不耐煩，為了顯示該地區的民主，港府以《光明報》已辦好立案，交了押金，且聘有律師顧問，表示無法按國民黨的主意行事。劉維熾撞了一個不硬不軟的釘子之後，很快聰明起來，他開始運用國人慣用的手段，在港府上下活動，終於使港府官員的口氣緩和下來。劉維熾拿著英人許諾的報紙出版後加強新聞檢查，予以壓制回去交差去了。
後來梁漱溟的《我努力的是什麼》一文，有的文字被刪去，開了天窗，有的地方文字失。單從這一點上看，應該說那個劉部長是很有辦事能力的。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世界上凡事最怕認真二字，梁漱溟吃了一回虧之後，認真研讀了港英政府的新聞檢查制度，當讀到廣告欄可以不送審時，梁漱溟多日的愁緒一掃而光，第二天，他便將民盟的十大政治綱領和宣言全都登在《光明報》的廣告欄中，為此，助手薩空先生還特意造了一個假帳，說明這兩個文件是外面送來刊登的，以此應付港英政府的盤查。
梁漱溟的這步棋走得令港英政府都覺佩服。這漂亮的一招剛剛落下，孫科等人便急忙到港拆台，藉口民盟成立宣言及十大政綱的發表，不寫組織人及地址，態度殊欠光明正大等等。誣衊民盟烏有其，招搖撞騙。在港的盟員曾琦和徐傅霖也抱不合作態度。
梁漱溟似乎早料到了國民黨的這招棋，他請陳友仁，陳翰笙兩位先生將宣言和綱領譯成英文，並擔保此事屬實，由外國記者拍出電報，從而引起國內外的注目。到11月16日，張瀾，張君勱，黃炎培等在重慶組織各方面人士聚餐正式宣布民盟成立。對於梁漱溟的妙計和民盟的最終成立，周恩來非常高興，他致電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表示要力促其成。 10月28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指出：民盟綱領強調抗戰到底，加強團結，保障人權，結束黨治，革新內政的必要，這是抗戰期間我國民主運動中的一個新的推動。民生運動得此推動，將有更大的發展，開闢更好的前途。並稱民盟是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力軍，這與國民黨對民盟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光明報》為促使民盟組織的公開和合法化，客觀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當民盟以第三方面獨立的姿態出現後，蔣介石是不能容忍的，他對《光明報》乃至香港近兩年雨後春筍般的報紙感到非常頭疼，然而，港英政府畢竟不是他的黃埔學員，只能忍氣吞聲，從長計議。
此時的香港，文化熱像一股股清風，給沉寂的香港帶來了生氣。面對突然而至的文化急流，港英政府表面大度，內心卻十分謹慎，如履薄冰……
每一份報紙左右，都有一個龐大的作家群。每一個作家，都在這片相對自由的地域上和別的精英交流著、撞擊著。他們像無數迷人的星座，輝映著這片沉寂的夜空。以《文藝陣地》為例，儘管編輯部離市區較偏遠，仍有許多作家為之效力：陸定一、葉聖陶、蕭紅、老舍、夏衍、劉白塵、周而复、豐子愷、田間、沙汀、駱賓基、歐陽山、司馬文森、鄒獲帆、楊朔、袁水拍、鄭振鐸、臧克家、草明、杜埃、何其芳等著名作家，都成了《文藝陣地》的撰稿人。
生活總是這樣，常常以無心插柳的舉動，讓你若干年後，在楊柳岸曉風殘月中感懷當初。對於離亂的中國文壇來說，香港，這個物質生活富裕，精神生活貧瘠的地方，無疑是蒼天賞佑的一塊洞天福地。然而，對於香港，這批文化人的進駐，絕不亞於若干商業鉅子在這彈丸之地傾注巨資。今天，這個被喻為亞州四小龍的東方明珠，以其經濟，文化的繁榮獨領風騷數十年。追根溯源，與昔日那麼多文化精英的流入不無聯繫，也就是說從這批文化人南來香港之後，香港的文化從此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以至在瞬息之間，文化沙漠變成了文化綠洲。在抗戰之初，這批身帶特殊使命的文化人來港，大部分只是以此為根據地，就如茅盾先生開闢的第二陣線一樣，為人類解放運動搖旗吶喊，他們也根本沒有想到，自己身上所具有的特殊的文風和思想，在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和封建勢力進行口誅筆伐時，飽受文化飢渴的香港人在他們身上很快看到了自己的需要，這些東方式的文化以其迷人魅力，在短短的幾年內，風靡全港，甚至大部分港人連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工作生活已被這股強大的藝術洪流所包圍、浸染。
在這個全球一片炮火硝煙的時候，幾乎沒有人也沒有機會，從一個文化的角度對待這個問題，人們的注意力被異國他鄉的槍砲和熱血所吸引，他們以一個人所具有的良知和人性，關注著戰爭，最初，對於這批文化人，他們需要的是他們的報紙，過了數月，這些人所辦的報紙在香港也很快找到了準確位置，因為他們明白，在厄運降臨全球的時候，幾乎很少有人仍舊關心明星趣聞等少鹽沒醋的話題，較之於國內，港民的文化素質決定了他們對戰爭的認識，這些文化人知道，香港為此騷動不安的原因，也知道怎麼樣讓焦灼的港民順著自己的思維去了解世界的戰局發展。
眾望之中，人們最先發現了以剖析時局而獨樹一幟的《時事晚報》。特別是它的國際述評，論點鮮明，文筆優美，精闢又動人心弦。它將千頭萬緒紛繁複雜的國際形勢梳理得清清楚楚，分析透徹，入木三分。它讓讀者感覺到自己彷彿置身於一個制高點上，環顧全球，總攬大局，前前後後，歷歷在目。
一時間，《時事晚報》暢銷全港。主筆喬木，這位具有非凡駕馭時局能力的高手，成為眾目關注的焦點。
這個喬木，其實就是以後揚名天下的外交家喬冠華。 《時事晚報》，這個四開四版的報紙，讓喬冠華鼓搗得十分火熱，以後成為著名報告文學作家的徐遲說：
它的第一天的社論就使我大吃一驚，我感到它文筆之優美，論點之鮮明，不僅是一般的精彩，而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這樣我就每天讀這家報紙，到時候如果還沒有讀到，就茶飯無心。由此可見喬冠華辦的報紙的魅力。
俗話說是金子總會發光的，港人在眾多的報紙中很快扔掉了以前那些陳詞濫調式的報紙，一旦看到這些有質量的報紙，他們對曾經佔用過自己大量時間的、那些令人打哈欠的報紙，產生了厭惡。喬冠華的社論文章出來以後，香港著名的國際評議專欄作家羅吟圃也寫文章，大加讚賞這個叫喬木的作家，一時讀者如雲。 《時事晚報》乾脆通過中國新聞社將每期署有喬木筆名的文章向世界各地華僑報發稿，喬木之名不僅在香港，同時也在華僑報紙最為集中的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地產生影響。
喬冠華在眾多進入香港的文化人中間，是較早辦報。當然這與他從事的工作有關係，在通常情況下，社論文章往往是嚴肅生硬枯燥的，也是一般人所不太願意讀的，然而，喬冠華筆下的社論，卻使人一反過去的心態，不僅願意讀，而且可以說是翹首以盼，愛不釋手。這不僅是因為他對時局鞭辟入裡的分析，無可置辯的結論以及合情合理的預測，使你感覺到他無疑就是一位身臨其境的總導演，而且，只要讀了他那振聾發聵的社論，將使你不可能再搖擺起自己的意志而徬徨於認識的歧途。讀完之後驀然醒來，不得不贊服這個喬木逼人的才華，人們在讀到《謎一樣的馬德里》的社論時，再也坐不住了，港人想了解他，知道他了。在這篇社論的最後，他寫道：
西班牙是一個生長橄欖樹的地方。冬天到了，橄欖樹的枝枝葉葉化為泥土。但是誰又能擔保在已經變成橄欖樹田的肥料的戰士的骸骨，不在那歷史的春天到來的時候，又結出青蔥的果實，來點綴那明媚的半島呢？
人們在拍案叫絕之後，來到《時事晚報》社，報館十分簡陋，在百花街，他們打聽這個叫喬木的人，沒什麼結果，後來不知誰在港人中間走漏了消息，港人開始注意到了喬木背後的一大批大陸文化人。他們開始關注這批文化人的作品，特別是新近在香港上市的書籍，香港的各大學校學生，也把談論這些人的作品為討論的主要內容。他們漸漸熟悉了雨巷詩人戴望舒、沈從文、鬱達夫、徐遲、蕭軍、蕭乾、蕭紅、郭沫若、艾青等人的作品，這些人的作品一掃香港文藝界的沉寂文風，港人在這片淨土中默默的讀著他們的作品，吸吮著東方文化豐盈的汁液。這時候，又一顆耀眼的巨星照亮了香港，茅盾的長篇小說問世了。它的出現不啻是一枚重磅炸彈炸開，使無數人屏息凝神，驚嘆它的藝術魅力和動人情節。
由《大眾生活》連載，一出世，便產生了轟動效應。 《大眾生活》也成為當時香港的暢銷刊物之一。這裡所說的轟動，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因為在看完《大眾生活》連載的這個長篇小說之後，讀者們都深深的關注著主人公的命運，當小說結束時，讀者們不免為女主人公如此結局感到一絲遺憾，紛紛給《大眾生活》編輯部寫信，要求給趙惠明一條自新之路。
當編輯部將一疊讀者來信轉交茅盾，並希望能夠考慮讀者意見時，茅盾被港民們的支持感動了，他打算採納讀者的意見，重新設計結局。
是茅盾到港之後萌發的創作衝動。在香港同明友們聊天兒時，聽。到不少關於國民黨特務跟踪，盯梢，迫害進步文化人的啪情，由此又使他想起了在重慶時了解刊物的一些事情：當時，在國統區有不少覺醒了的青年紛紛離開國統區奔赴延安，國民黨政府在通往延安的途中布上軍警憲特，捕捉了不少青年人。這些青年被捕後，國民黨就進行反共教育和間諜技術培訓，然後再派遺出去，進行特務活動，一些天真爛漫的少女，落入特務手中，先是玩弄，又腐蝕，再放她們出去從美人計……
茅盾以一本殘缺不全的日記引出了整個小說的主線，描述了主人公趙惠明的遭遇及犯罪的覺醒。讓人看時感到驚險新奇，看後從心靈上產生震動，精神上得以昇華。
茅盾終於為重新設計了結局：趙惠明在良知的感召下，冒著生命危險從魔窟裡救出一個與她同樣命運的女青年，她在日記中寫道：
我只想要救出一個可愛的可憐的無辜者，我只想從老虎的饞吻下搶出一隻羔羊，我又打算救出一個同樣的無辜者一我自己。茅盾始終沒忘記作為文藝戰士的職責，他不僅在香港開闢了第二戰場，而且他的小說及文風，至今影響著港台及新加坡一帶。文化人在某種程度上講，滿足了港人對基本文化的需求，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裡，文學、戲劇、電影。政治評論等等諸多領域，都以嶄新的面孔，給港人的精神生活帶來了無限生機，然而，讓港人精神生活有所變化只不過是文化人對民眾要求的第一步，這批從炮火硝煙中走到香港的文化人，比及以前的文人，除了多一份歷史的責任感之外，每個人身上，幾乎都有和民眾溶為一體的願望，他們滿足民眾基本要求的同時，也要求大多數有良知的港人，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這樣，在理解他們作品的同時，理解造就這些作品的時代，理解無數在砲火中輾轉苟生而無可奈何的民眾們。真正的藝術家不是一味迎合民眾的口味，而是引導他們，走向輝煌壯景前面，指點給他們看。在這批文化人帶給港人第一次文化衝擊波之後，大批的文化精英已經開始尋求第二個源泉，如何和民眾一起為災難深重的全球鼓與呼。
1941年7月1日，香港灣仔莊士頓道179號英京大酒家門前，喇叭聲聲，車馬雲集。晚上七點，華燈初上，霓虹燈把這座豪華酒店打扮得耀眼醒目。五樓大廳裡，港九地區各界人士濟濟一堂，他們中間有文化界的名人鄒韜奮、陳翰笙、夏衍、於伶、胡風等，還有女界及政界知名人士伍朝樞夫人，胡漢民之女胡木蘭等150餘人。他們是應宋慶齡的邀請，參加她發起的一碗飯運動開幕式的。
隨著日軍的步步入侵，湧入大後方的難民越來越多了。宋慶齡決定以保衛中國同盟的名義，在香港發起一碗飯運動，目的是為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募捐，救濟難民傷兵，擴大工業合作社規模、發展生產。宋慶齡的決定很快受到香港文化界的歡迎，香港文化人一面在報紙上報導宋慶齡的籌集準備，一面幫助她以文章、演講，繪畫的形式，對一碗飯運動進行宣傳。
市民得知開幕典禮將在英京大酒家舉行，很早便集結在這裡，他們翹首盼待著宋慶齡的到來，欲一睹她的儀容風采。港英政府不得已，派出大批軍警，前來維護秩序。
向孫夫人致敬！人群中傳來口號聲，隨著剎車聲，宋慶齡老遠就下了車子，她身著黑綢鑲邊旗袍，髮髻後綰，俊美的瞼上泛出一抹健康的紅暈，她邁動輕盈的步子，向群眾含笑頷首，顯得雍榮華貴氣度逼人。
會議由宋慶齡主持，她以富有激情的話語，講述了運動的意義。主席台上，擺著一批孫中山先生的墨寶與紀念品，這是宋慶齡忍痛割愛義賣以捐贈給一碗飯運動的。當宣布義賣開始時，與會的工商金融界鉅子一擁而上，攘臂爭購，甚至出現了幾個人爭一物各不相讓的局面，為此，改義賣為拍賣，由出高價者購之。
開幕式後，夏衍最先撰寫了《為了良心的安適》一文，在文章中，他對香港市民說：戰爭四年，我們的戰士和人民死了多少？傷了多少？多少人流離失所？戰爭不單為了他們，也是為了你和你的家族，苦難的是他們，苦難也該是你們的。孫夫人領導的工業合作運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一條簡捷而易行的路，這不是運動者少數人的事，這是全體中國人的事，這也是今天能夠安處後方和海外的全中國人的一種無可推諉的責任。使香港的一碗飯運動成功，這是你對於國最低的責任，為著使你的良心安適，你也得盡一點輕微的責任。
劇作家於伶說：
希望多多少少的人拿著一碗飯運動飯券到指定地點去吃時，挨不上，輪不著，吃不到。而笑嘻嘻地對人說：吃不吃這一碗飯事小，一碗飯運動的意義重大。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這一碗飯的人，多多購買一碗飯運動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飯的人，也能了解一碗飯運動的意義。我希望各餐室所捐獻的一碗飯總數賣完了，再捐，我希望現有的一碗飯運動券賣完了，再印。
名演員王瑩說：希望每一個海外的同胞，都參加孫夫人領導下的一碗飯運動，這是你的責任，你的榮譽。
香港文化人此時已組成文協，文協常常舉辦以抗戰為主題的報告會、座談會、晚會、研究會，對這次一碗飯運動的意義以及對民眾的影響，自然比別人要認識得透徹、清楚。為了擴大影響，香港報界跟踪採訪各界響應的情況，《華商報》刊發了由何香凝題名的《一碗飯運動特輯》，上有許多外國友人的題詞，如克拉克夫人的題詞是：
買一張一碗飯運動的飯券，不僅是做一件慈善的事，還可以使中國的難民有工作，能生活一一幫助他們吧，使他們以合作來自助！
名記者傑姆斯，伯爾特題寫道：
你，中國的朋友，在香港的飯店裡買一碗炒飯，那黃河邊上千萬無家可歸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過快樂的生活。
一時間，一碗飯運動在整個港九地區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到了8月1日運動正式舉行時，車站、碼頭、機場、娛樂場所，乃至汽車、電車上，到處都是宣傳畫，口號和標語。舉目四望，隨處都可以看到為祖國無家可歸的難民請命、多買一碗飯，多救一個難民等字樣……
各認捐炒飯的餐食店，剛把精心準備的愛國飯端出來，便被持券的香港市民接過去，個個臉上呈現出自豪滿足之色。在港人爭購愛國飯之時，郎韜奮、顧執中、楊剛等報界知名人士也帶領自己報社的全部人馬，在人流中採訪、拍照，把氣氛推向極致。他們把一碗飯運動提到一定的高度，使活動的參與者更深刻的意識到一碗飯的重量，一碗飯運動原計劃舉行三天，各餐室主動延期，有些餐食店一直延長到8月底。
有人說一碗飯運動使港人真正和大陸文化人溶為一體，這些文化人被港人稱作自己人。
九月，運動告一段落。 9月1日那天，依舊在英京大酒店，在人潮洶湧中，宋慶齡公佈了一碗飯的收入：扣除開支，純收入2.5萬元，國幣61萬元。
任香凝代表文化界到會致賀，港人歡聲雷動。 1941年秋天，是文化人在香港最為紅火的季節，在這個秋天裡，若不是國內時常傳來的槍砲聲，他們還會不斷地掀起的衝擊波，使香港這個東方的珠城，更加耀眼奪目。正當香港的文化人用心在這個城市奮筆疾書時，一個噩耗使他們的筆陡然悲愴下來邱東平，曾以成名作《通訊員》引起文藝界廣泛注意的青年，竟在蘇北鹽城的一次反掃蕩戰鬥中壯烈犧牲。據說，遇難時，他胸前的包裡還帶著由他創作，反映新四軍戰鬥歷史的長篇《茅山下》草稿。據說，這個長篇草稿，被鮮血浸透……
這個消息是事隔數月，文化人在《解放日報》上得知的：延安文藝界包括艾青、丁玲、歐陽山、高長虹、吳奚如、荒煤、劉白羽等70餘人舉行了追悼會，發文日：邱東平是文壇上曾被期許成為是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
噩耗傳來，香港文藝界悲憤異常。胡風更是長久的沉浸在巨大的哀傷之中，不能自拔。因為邱東平是胡風一直培養和關注最多的一個青年作家之一，特別是邱東平《一個連長的遭遇》問世後，胡風曾熱情洋溢的讚嘆：中國抗日民族戰爭的一首最壯麗的史詩。在敘事與抒情的輝煌的結合裡面，民族戰爭的苦難和歡樂通過雄大的旋律，震盪著讀者的心靈。由於胡風在《七月》上發表東平作品的緣故，他們接觸很頻繁，邱東平曾在一封信中告訴胡風每次看你的來信，都感到責任心的加重，但是無從轉變，只是徒自譴責而已。你在那裡支持一個刊物，環境困難，一想而知，而你的奮鬥精神，是令我非常感動。之後，東平非常又非常興奮的告訴胡風，他參加了新四軍……
現在，和自己共訴衷腸的邱東平永遠長眠在他熱爰的那方熱土上了。在一個陰雨綿綿的秋夜，胡風獨自枯坐，思緒萬千，體驗著人格成長時的歡喜與人格崩潰的痛苦，他將滿腔悲憤，凝結成一首七律，激勵自己、也激勵在香港的所有文化人：傲骨原來本赤心，兩豐血跡尚殷之，慣將直道招乘運，賦得真聲碰冷門；痛悼國殤成絕唱，堅留敵後守高旌，大江南北刀兵金，為哭新軍失此人。
邱東平的犧牲給香港的文化人帶來了沉痛與不安，他們熱切的希望自己也能在延安浴血疆場，同時，他們更明白堅留敵後守高旌的份量。為此，他們建議由胡風親自選編《東平短篇小說集》，以慰亡靈，題記中他們寫道：
展開它，我們就像面對著一座鋼筋的作家的雕像，在他的燦爛的反射裡面，我們的面前出現了這個偉大的時代受難的以及神似地躍進的一群生靈。
1941年，是英國人進駐香港一百週年的日子，在紙醉金迷歡慶節日的時候，一股不祥之氣最先在民間流傳出來，說起來只是幾句讖詩不吉利而已，鯉魚有日翻洋海，百載繁華一夢消。
大凡底層流傳的東西，其速度和產生的效果是令人始料不及的，它像一片黑幡，突兀的出現在歌舞昇平的氛圍裡，隨著傳媒，它迅速遮佔領港人心中一隅，揮之不去。文化給人們帶來的衝擊使港人更加關心時局，也更能認識到自己腳下這片土地，當一些政界要人終日沈溺於賽馬、爾夫球、酒宴、舞會的時候，他們最先憂慮了。香港的戰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又處在日軍的眼皮底下，日軍自1938年10月廣州淪陷後，就加強了對香港的封鎖，而且日軍飛機還常常轟炸珠江流域和深圳一帶，屯兵3萬餘人，配以1300架飛機，2300部運輸車，500艘登陸艦，對於日軍厲兵秣馬的舉動，英國首相丘吉爾曾以戰略家的眼光指出：
假如日本對我們宣戰，我們根本沒機會守得住香港，也沒有辦法可以把它從苦難中解救出來。任何在香港發生的戰禍，只可以在戰後所要舉行的和平會議上面處理……
首相丘吉爾的這番話讓港人非常震驚。就連港府官員每日幾乎都要翻報紙、找國際時事與評論。因為他們很清楚自己的家底：駐港英軍總共不過1.3萬人，另有配備一艘驅逐艦，四艘砲艇和八艘魚雷快艇的海軍，另外，兩架水陸兩用戰鬥機，三架魚雷轟炸機就是所謂的空軍。也許是出於歐戰過於激烈，大英帝無暇東顧的緣故，港英當局對香港地區的抗日活動便嚴加限制，自稱在中日戰爭中持中立態度大概因為這樣，初時大陸文化人入港後的活動，才受到了某些審查，導致大多數的官員錯誤的認為，英日上層之間似乎有著某種協定，而且身居香港的不少中外人士又堅信日本絕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侵襲香港，丘吉爾首相振聾發聵的警言很快被時間和現實消解，就像一張弓，它拉開的時間越長，越容易失去銳氣。香港依舊燈紅酒綠，一派繁華景象。 1941年12月8日凌晨。
香港羅便臣道《大公》報社的職員宿舍內，編輯主任徐鑄成剛寫完一篇斷言日軍一時還不敢放手南進的文章，因倦極正蒙頭大睡時，朦朧間聽到遠處傳來轟鳴聲，不多時，一位工友氣急敗壞地將他推醒：
徐先生，徐先生，快起來，發生戰爭了！睡意正濃的徐鑄成滿不在乎地說：
大概又是在試炮吧！工友越來越緊張了，喊：
你快起來看看吧，這次不是演習，人家都說，日軍開始進攻啦！當徐鑄成起床眺望新界方向時，發現四周濃煙滾滾，羅便臣道上行人個個神色慌張，昔日被自己喻為世外桃源般的香港，被戰爭的硝煙籠罩了。徐鑄成想想自己可笑的推理文章，將日軍一時還不敢放手南進撕毀，然後呆坐案頭，無奈的聽城外的爆炸聲。
其實，港英當局還是有一些預感的，12月6日，白日還是歌舞昇平的周末，將近年夜時分，港英當局得到確切情報，立即宣布部隊所有人員從速歸隊，一時間部隊空氣驟然緊張，次日正午，港府部隊宣布進入緊急時期，8日破曉之前，駐港三軍司令莫爾特比！出力少將，宣布香港進入戰爭狀態。
12月8日東京時間凌晨3時20分，日軍偷襲珍珠港向英美正式宣戰。
8時30分，日軍在36架護航機的掩護下，12架日機對啟德機場狂轟濫炸，僅僅5分鐘，逗留機場的5架軍用飛機和8架民航機連警報都未聽到，便成了一堆堆廢鋼爛鐵。
英軍的製空權丟失，也就等於把一半以上的優勢扔給了日軍，從此，英軍在城市防禦作戰中，處處被動挨打，日軍飛機在港九的藍天白雲之間縱橫馳騁，如入無人之境。轟炸完啟德機場，日軍地面部隊分兩路進攻新界和九龍。
九龍的守備部隊是由英國、加拿大、印度等國組成，這支聯邦守軍壓根沒想到日軍行動如此迅速；更沒想到日軍會全力以赴對付九龍，幾乎是一夜之間，九龍被日軍撬了一個豁口，至13日，整個九龍淪陷，英軍退守香港島。
日軍佔據九龍後，日英雙方便進行激烈的砲戰，丘吉爾致電給香港總督楊慕琦爵士及眾將士：
你們正守衛世界文明中名聞遐邇，貫通遠東及歐洲之通道，我深信你們面對野蠻之侵襲，必將予以迎頭痛擊，保衛香港一役足可名留大英帝國之青史。
丘吉爾的電報給前線將士以極大的鼓舞，在與日軍進行砲擊的過程中，表現得十分英勇，日軍為了早日拿下香港，不得不設法勸降。楊慕琦哪里肯投降小小的日本國，不但不降，而且嚴詞激烈，一連兩次駁回日軍的勸降書信，日軍惱羞成怒，於18日起，大舉進攻香港，他們動用了大量飛機進行轟炸，英軍在步步頑抗中步步後退，於此同時，日軍又大肆展開政治攻勢，用飛機散發傳單，引誘英軍說聖誕節前若放下武器，就可以吃上一頓熱氣騰騰的羊富晚餐了。傳單上還向英軍祝賀聖誕，詞句極有禮貌，以至使部分急著過聖誕節的英軍士兵喪失了應有的警惕，幻想著同日軍和解，這種不切實際的想法無異於與虎謀皮，果然，在聖誕節這一天，日軍突然大舉進攻，空地協同，把香港糟踏得一踏糊塗，英軍一時無力抵抗，傍晚時分，香港總督楊慕琦和駐港三軍司令莫爾特比，羞恨交加，未能抵擋住虎狼隊伍，只好忍辱肩扛白旗，乘小艇渡海來到位於九龍的半島酒店，向日軍總司令酒井隆中將無條件投降。從此，香港百年史上便銘刻上了一個黑色聖誕。當160萬香港居民和聯邦士兵看到四周洶湧而來的日軍時，突然想到昔日民間盛傳的那句讖詩，百載繁華一夢消，一種不祥的預感在人們心中迅速傳遞開來。因為作為被征服者他們早已喪失了反抗的權利，留下的只有靠日軍的良知解救民眾了。
日軍的良知早在七七事變以前，以其燒殺淫掠的本事享譽大陸，在香港，無數文化人用如椽之筆，向港人描述日軍的良知，一切僅讓港人學會了同情，學會了參加運動，面對突然而至的日寇，他們還是忽視了一點，真正的豺狼是沒有良知的，靠野獸的良知解救自己，只能受到加倍的蹂躪。
在香港得手的日軍，立即拿出了絕活，用日軍的官方語言就是大放假。
英軍正式宣布投降時，駐守赤柱的一支英軍由於激戰，未能與總部取得聯繫，僅僅多激戰了一會兒，便觸怒了日軍，入港後的第一枇屠殺開始了。 170位傷兵和俘軍全部被殺，另外8名女護士，就在英軍戰士的屍體上慘遭輪姦。據一位目擊者，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日後在東京審判法庭上回憶，被俘英軍士兵被殺後，身體往往被肢解，耳朵、舌頭、鼻子都被割掉，幾個護士的慘狀更是駭人。
深夜時分，大放假仍在繼續，喝得醉醺醺的日軍三五成群到處作樂，他們挨家挨戶敲門，只要用手電筒照到婦人，結果是不言而喻的。對於恐怖的夜晚，許多婦女嚇得只好躲到三四層樓的屋頂上，提心吊膽不能入眠。
華南地區著名的王老吉涼茶的第四代傳人王豫庾對日軍的良知深有體會，日軍攻入城時，正巧妻子臨產，王豫庾急忙到外面找接生婆，走到皇后大道，卻被日軍強行攔住清掃大街。王豫庾心急如焚，百般解釋，日軍非但不聽，反而要他把孕婦帶來做證。當王豫庾帶著兩個日本兵出現在家門口時，一家人嚇得幾乎站不起來，而兩個日本兵看著床上王妻死去活來的樣子，興奮得大叫，用槍在房門亂敲亂捅，王豫庾一家驚恐萬狀，只得拿出一大疊鈔票，一對金器和一盒雪茄交給他們，那兩個日本人猶不作罷，在古董櫃裡又取走了幾樣東西，才放過王豫庾一家。
哀鴻遍地，四野一片哭泣之聲。由於日軍的大肆屠殺和瘟疫饑饉的流行，香港人口從戰前1941年的163。9萬人，到1945年8月日軍揖降時，僅剩下60萬人。日本人不僅在殺人上是強項，在文化掠奪上也顯示出了驚人的本事，位於薄扶林道的香港大學實驗室中的部分貴重精密儀器、設備、標本、擋案、實驗報告、辦公器材被洗劫。日軍掠奪到當時留存香港的大批古籍善本，由波部隊將它們運回東京。 1946年2月中旬，中國駐日本代表團在東京帝國圖書館的地下室裡，搜獲了1.5萬冊被劫的古籍圖書，另在伊勢原鄉下又找到了1萬冊，到了1947年3268部（34970冊）珍貴的圖書才回到中國。
對於文化掠奪，日本人的方法是：能搶走的立即搶去，搶不去的就毀掉，被譽為香港官富之地的九龍城內南宋史蹟宋皇台，是當時香港最具歷史價值的名勝，1943年1月9日，在幾聲巨響之後，宋皇台從此成為塊塊平庸的石頭，古蹟從此消失。接著日本人掠奪文化的理論，他們一度把矛頭指向了文化人。當時在香港任侵略軍報導藝能班班長的是中國通和久田幸助，他熟諳中國歷史文化，當得知中國藝術界著名的梅蘭芳、胡蝶都在香港時，喜得臉上的肌肉都跳動起來，如果把文化人中的任何一位拉下水，他造成的巨大影響是一個集團軍也換不到的，於是這個自認為很中國的和久田幸助便羅列了一個名單，名單上梅蘭芳、胡蝶首當其衝。
令和久田幸助大為光火的是，梅蘭芳蓄須明志，堅辭不出，任他和久田幸助怎麼講，梅蘭芳就是不給他機會，和久田幸助一看在梅蘭芳處沒戲，便把念頭打在胡蝶身上。他知道，胡蝶雖然是一個貌美如花集無數頭銜於一身的大明星，但骨子裡只不過一個弱女子而已，對付女人，和久田幸助深信自己的能力。為此，他專程去胡蝶那裡做說客。
在下和久田，早就仰慕胡小姐的大名和風采，今日特來拜訪。和久田幸助遞上一臉高深莫測的笑容，接著這個身穿制服的日本軍官又委婉的說出了此行的目的，希望胡蝶肯支持大東亞聖戰，並參加共榮圈。最後，和久田幸助又冷然說出了不肯合作的下場。胡蝶知道，近來演藝界同人經常有慘遭日軍凌辱的事件，曾以《駙馬艷史》馳名香港的梅綺，正當和有華南影帝之稱的張瑛喜結連理時，不料香港淪陷，在日本人的刺刀威逼下，就在新婚丈夫面前慘遭日軍強暴。另一位影星林妹妹，也為救別的姑娘，自己也被日軍污辱。今天這個日本人又來糾纏自己，怎麼辦呢？見胡蝶猶豫不定，和久田沉下臉來，說：我可是鄭重奉告，這次是日本陸軍總部最司令官下達的命令，胡女士最好是答應，否則我們也有辦法，因為這是香港，香港是我們日本人的天下。
對於日本人的恐嚇，胡蝶莞爾一笑，說：我許久就想去東京看看，機會難得，能與日本影界合作，不是很好嗎？
和久田大喜過望。不過，我有一個條件。只要去東京，什麼條件都依你。我已有孕在身，等分娩後再去東京拍片吧。和久田將信將疑，但是強行終有些不妥，只好作罷，待以後再提此事。他萬沒想到，這是柔弱的胡蝶想出的計策。
以後和久田又撞了幾次壁，才覺得這批文化人也屬於搶不走的一類，於是一改慈善的模樣，對文化人進行血腥屠殺。
如果我死在這裡，朋友呀，不要悲傷，我會永遠地生存，在你們的心上。我們之中的一個死了，在日本佔領地的牢裡，他懷著深深的仇恨，你們應該永遠地記憶。
這是著名雨巷詩人戴望舒因抗日的文字被日本抓起來，在受盡折磨後寫的《獄中題壁》。在日軍的砲火中，作家蕭紅，教育家、嶺南大學名譽校長鍾榮光先後憂憤而死；粵劇編劇家麥嘯霞在砲火中命喪黃泉；詩人林庚被日軍殺害；報人李健兒跳樓自殺……
日本人認為，英國文化在香港的瀰漫是大東亞共榮圈的恥辱，於是刺刀式的日本文化進入香港，一時間，日本國旗、日本國歌、日語、日本音樂、日本電影、日本節假日，甚至日本化的街名、店名、標記、路牌、交通標誌……充斥大街小巷；彌敦道成了香取通，紅瑚區成了山下區，皇后大道成了明治通……連九龍的半島酒店都成了松本大酒店。在香港除了英文版的日軍官方喉舌《香港日報》例外得以照常刊行，其餘各家報紙均以停刊，日軍揚言英國文化在香港不復存在。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香港淪陷之初，日軍便開始了瘋狂行動。有一天，日軍憲兵突然衝入一家商辦報紙《東亞晚報》編輯部，伺機逮捕一首打油詩的作者，這首詩是小說家林沈撰寫的，他只是勸居民養狗者從速去登記，而詩中的養蛇一詞卻被日本憲兵認為影射日軍為蛇，旋將其逮捕拘留於香港島中區憲兵部長達兩個月之久，受盡凌辱。
粵劇編劇家唐滌生當時替華南明星劇團工作，也因劇本《王佐斷臂》被視為有抗日嫌疑而遭逮捕，並對其嚴刑毒打。
歌星李少芳因唱了一首《光榮何價》的歌曲，被日本憲兵認為四個字有詆毀日本之意。日軍把她和僅4個月的兒子一起逮起來，在獄中折磨了9個月，多次險遭日本人的強姦。
日軍在香港的暴行激起了香港各階層民眾強烈的反抗意識，香港文化界人士在反抗日軍的鬥爭中一反知識分子的儒雅風度，他們像幽靈一般活躍在香港的大街小巷，使那些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女兒童老人們也堅強起來，甚至成為反對法西斯的戰士。在對付日軍的鬥爭中，這些知識分子日漸成熟起來，他們不斷向港人宣傳鬥爭才是唯一出路的思想，使整個香港，成為日軍日漸頭痛的熱饅頭。
英軍服務團便是幾個香港大學的教師組成的抗日團體。香港淪陷後，香港大學有許多教師被捕，關在深水涉日軍戰俘集中營，在集中營裡，教師們飽受了日軍的蹂躪摧殘，他們決定利用一切機會逃出去，再同這些野獸真刀真槍的干一場。一天夜裡，他們中的四位教師終於越獄成功，他們翻山越嶺。通過西貢海岸抵達大鵬灣海岸，經惠州到了曲江（今韶關，當時廣東省臨時省會）從此，在抗日的鬥爭中又多了一個英軍服務團。該組織的首領叫賴廉士，原本的專業是生理學，在集中營裡，賴廉士深刻的意識到，人類一天不消除日寇這個腫瘤，世界這個肌體便永無幸福可言，從此他放棄了自己從事多年的專業，在曲江開創了這個新的軍事組織，他的計劃得到了英軍駐華使館、英軍駐華軍事團、英軍駐印度總部乃至蔣介石的支持。從此，賴廉士帶領他的英軍服務團，一面搜羅情報，從打擊小股日軍入手，一面營救戰俘，把有價值的軍事情報送到抗日主力手中。他們用自己學過的知識，研製攻擊性強的武器，神出鬼沒，打得日軍嗷嗷直叫。
與此同時，香港市民也開始同日軍抗爭了，面對日軍可惡的敲門聲，大家事先約定，如果日軍深夜時分再來居民區找花姑娘時，這戶居民不但不予理睬，而且還要製造出各種聲響，讓鄰居們聽到。鄰居立即拿出銅鑼和麵盆進行敲擊，一會兒，全街的居民都會響應，敲擊之聲鋪天蓋地，直把那些找花姑娘的日軍嚇得膽戰心驚不敢肇事方才作罷。
只是，面對窮凶極惡的日軍，港人這種消極的方法顯得太脆弱太蒼白了，他們只能用漫罵，或者用日本的膏藥旗剪成小孩的開襠褲等方式發洩內心的苦悶與無助，一切消極的發洩只能換來日軍更兇殘的鎮壓。
一時間，香港一片腥風血雨。在路上，經常會有這樣的慘景，死者通常幾分鐘內被人搶掠一空，有的倒斃者身上則有一張紙條，上寫自己收屍，這幾個字其實是親友寫的，只是他們一時無力運回親人的屍體，又怕親人被收屍人員運走，只好留下便條，回去找人。
周圍環境如此惡劣，香港文化人的處境日益艱難。要走出陰影，重新進行戰鬥，還是束手待斃？不少文化人不得不把這個嚴峻的問題提出來，由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轉給黨中央。
廖承志其實早已把香港的情況如實向中央作了匯報，當形勢進一步惡化的時候，廖承志決定召集臨時緊急會議。
以經營荼葉的粵華公司實際上就是八路軍駐港辦事處。
室內，群賢畢至。到會的有中共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粵南省委書記梁廣，東江縱隊政委尹平，香港市委書記楊康華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到香港工作的李少石、潘漢年、夏衍、劉少文等。另外，香港九龍兩地許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新聞界的進步人士也都已聚集這裡。
夏衍、喬冠華分別向大家介紹了目前港九的情況，之後，這些文化人開始討論，各抒己見，室內亂哄哄的，卻無人理出頭緒來。正在眾說紛紜之際，廖承志站起身來，他說：關於太平洋的局勢問題，周恩來同誌曾多次指示我們要作好準備。僅昨天他就連續兩次發來電報，要求我們全力以赴將因遭受，國民黨當局政治迫害而居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人士搶救出來。廖承志停頓一下，繼續說：
現在當務之急是將在九龍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迅速轉移到香港來，已在香港的同志須立即易居喬裝，隱蔽待機，等候撤退香港的通知。
廖承志處變不驚的話語，給全場的人們以極大的信心，他們靜靜的聽廖承志佈置具體任務，看來營救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的方案早已在他心中醞釀很久了。
散會前，瘳承志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告訴文化界的朋友們，請大家各自珍重自己的革命歷史。在這場營救戰鬥中，東江縱隊第三、五大隊派曾鴻文、劉黑仔等為首的武工隊進入香港，在新界等地組成抗日隊伍打擊日軍的囂張氣焰。後稱為港九獨立大隊。港九大隊作為主要營救的掩護部隊在香港地區潛伏下來。
由於九龍近鄰廣東東江縱隊活動區，加上香港十分擁擠居住不便，因此皖南事變後大部分疏散來港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都在九龍居住。其中有《大眾生活》雜誌的鄒韜奮、《華商報》的范長江、《光明報》的薩空，以及張鐵生、高士其、駱賓基、司徒慧敏、於伶、金山等。此外，著名愛國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亞子等也在此居住。所以，營救九龍地區的文化人便成為最為艱鉅的任務。
負責該地區營救工作的是喬冠華。喬冠華臨危負重，不敢懈怠，他查清楚從九龍到香港的重重關卡，決定另闢蹊徑。
在他和葉以群等人緊張而周密的安排下，一批又一批被通知到的人，坐上僱用的小汽艇或舢板抵達香港島。
隨後，廖承志、潘漢年、喬冠華又憑著自己的智慧、勇氣，有組織地安排了近百名危在旦夕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悄然離港。港九大隊克服重重困難，又在這場大營救中救出愛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及其家屬800餘人。還搶救出了一批日軍囚禁在香港的國際友人，他們的功績，在1944年7月出版的《美亞美雜誌》上就可略見一斑，雜誌上有《東江縱隊與盟國在太平洋的戰略》一文，文中有這樣一段話：
這支游擊隊的真實力量直到香港淪陷以後，很多中外人士都由他們的有效戰鬥，才能從日軍集中營逃出來到達安全地方，才為人們所注意……
1942年1月，大批文化人在黨組織的幫助下，乘船離開了這座風雨飄搖的城市，回想在這里短短幾年的輝煌與壯烈，一個個文化人百感交集熱淚盈眶，他們深深感激著這個東方明珠之城，在國炮火連天的時候，她以無私的胸懷容納了他們，使他們有了一張平靜的書桌，有了同敵人鬥爭的陣地，現在，她在硝煙中失去了美麗的容顏，面對日益憔悴的香港，他們又要悄然離開，想想那些正受煎熬的可愛的港民，想想至今災難深重的祖國，這些文化人默默的擦乾淚水，乘著小船在大海的顛簸中前行，淚眼朦朧中回望香港，它的身影如一個慌恐無助的老人。
別了，香港！我們會回來的！無數文化人，民主人士在心底湧出一個聲音，那聲音和著濤聲，久久不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