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本年大勢

1944年，艱苦的抗戰步入了第七個年頭。這年元旦，已經重新擔任國民政府主席的蔣介石在重慶向全國軍民發表演說：“中國勝利在望，圍攻日寇，我須承擔主要任務。” 當時的重慶已經解除了燈火管制，有了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和中國空軍的聯合護衛，居民已經不再擔心日本飛機的空襲。只是他們遇上了新的難題：天天需要面對物價上漲。工薪階層的生活從來沒有這麼艱難過。面對來自民眾的不滿和在野黨派的批評，蔣介石在演說中不得不承認：“我們反省自身，實在是不夠進步，不只是軍事上有待於加強，我們的政治與經濟，實未能配合戰時的要求”，他許諾要“刷新政治”。不過，蔣介石確信，最艱苦的日子已經過去。 從中途島海戰以後，日本就已經轉攻為守。到了1944年，日本帝國已經是正在西沉的夕陽。它正在驚恐地看著自己逐漸失去空中和海上優勢。 1943年9月30日的御前會議上，日本確定了防禦的底限。也就是說，在太平洋中，日本最少要據守千島群島、馬里亞納群島和印尼群島；在亞洲陸地上，日軍則要控制中國的平漢、粵漢鐵路及中南半島，並延伸到緬甸與印度東部。這一龐大的防禦線被稱為“絕對國防圈”。

但所謂“絕對國防圈”不斷被強大的盟軍輕易突破。美軍聰明地採用跳島戰術，兵分兩路，發動攻勢。一路自西南太平洋出發，以陸軍為主，由陸軍上將麥克阿瑟統帥；另一路自太平洋中部攻擊前進，由海軍上將尼米茲統帥。 1944年2月初，美、英軍攻占馬紹爾群島。 2月26日，美、英軍在新幾內亞島北面的阿德默勒爾蒂群島登陸。 3月5日，英軍溫蓋特少將的空降兵團在北緬伊洛瓦底江兩岸空降。 15日，英軍第十五軍在印東英帕爾發動攻勢，28日截斷科希馬至英帕爾之間的大道。 3月30日至31日，美、英空軍轟炸荷蘭迪亞（今查亞普拉），日軍第四航空軍遭到毀滅性打擊。 3月31日，日本南方軍聯合艦隊司令官古賀大將及司令部幕僚戰死。

日本海軍、空軍的萎靡不振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散落在東南亞的50多萬日本陸軍與日本本土的海上交通隨時會被美國海軍切斷，陷入補給中斷、孤懸海外的窘境。 這一年，盟軍的空中優勢愈發明顯。四川的數十萬農民被組織起來從事一項巨大的工程建設。 40多萬農民，自帶工具和90天的口糧，步行前往工地，工程從1943年就開始了，1944年1月到2月間，他們更晝夜忙碌。用最原始的勞動方式，在90天內建成了6座機場。對此，美國盟友讚歎不已。美國《聖路易郵報》曾經興奮地宣布：“我們感激中國供給我們可築機場的重要據點，以及中國43萬人民的勞動。中國這樣龐大的人力徵調是2000年前建築萬里長城以來空前的一次。” 從1943年11月起，日軍開始醞釀一個從根本上解決中國製空權的計劃，以求緩解賴以生存的運輸問題。 11月初，日軍參謀本部杉山總長首先提出：“壓制中國大陸的美空軍似有困難……難道不能從華中和華南打通粵漢鐵路，使美空軍不得使用中國東南部的基地嗎？”

1944年1月13日，日軍大本營經過御前會議，核定了這個試圖挽救日本命運的行動方案，也就是“一號作戰計劃”。 一條從日本—朝鮮—華北—華中—華南—越南—泰國—新加坡的漫長的大陸交通線，被考慮用來替代海上運輸線，同時也是為日本本土危急時在亞洲大陸與盟軍決戰預先留好的最後退路。日本軍方勾勒出的這條交通線，其中平漢路南段、粵漢路中段和湘桂鐵路牢牢控制在中國軍隊手裡。與其坐以待斃，不如放手一搏。日軍大本營再次把目光注視到沉寂已久的中國戰場。 “一號作戰計劃”有兩大重點：一是打通鐵路線，二是攻擊與摧毀中、美空軍在江西、湖南與廣西所有的空軍基地。走投無路的亞洲海上霸主如今把陸上交通當成了救命稻草，以便挽回或者緩解戰場上的頹勢。

4月，日軍進入河南，一號作戰開始。這次作戰中，日軍在洛陽、衡陽、桂林遭遇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尤其是守衛衡陽的中國第十軍官兵創造了許多例外。以往日軍攻城都是以少敵多，但日軍圍困衡陽則是以多圍少。中日戰爭中，雙方傷亡率之比一般都是中國方面超過日本5倍以上，但衡陽守城戰的結果卻倒了過來，第十軍參加守城的官兵17000人。據日軍記載，繳械的第十軍官兵共13306人，其中大部分為傷病員，能戰鬥者約4000人，犧牲約4000人。而根據日軍公佈的數字，日軍死傷高達19380人，僅高中級的軍官就死亡390人，負傷520人。至於孤軍守城時間之長也是抗戰史上前所未有的。本來，第十軍的任務是守衛10天到半個月，但他們孤軍堅持了47天。參與攻城的日軍第一二〇聯隊長兒玉秀雄感嘆衡陽之戰是“近代戰爭中罕見的悲壯的決鬥”。

但這次大戰更暴露了重慶方面的弱點，在反法西斯各個戰場高奏凱歌的時候，中國戰場卻在難堪的敗退。到1944年夏秋之際，長沙陷落，衡陽危急，內政不力對軍事的影響已經充分暴露，在戰場上挫折連連的蔣介石的威望日低。國內外人士普遍憂慮，並對負有領導戰爭的蔣介石和他的中央政府提出了嚴厲的批評。美國《聖路易報》直率地提出：“第一，我們至少能夠利用空中堡壘一次，以協助中國防禦內地，予敵以摧毀性的打擊。第二，我們要堅決設法使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獲得和解。第三，我們可以勸蔣委員長迅速對他的政府的效率，與他的課稅法律進行早應該進行的改革。” 史迪威將軍對蔣介石的政府大失所望，而將目光投向了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提出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也可以分享美國運送來的戰爭物資。但蔣介石大為不滿，並產生迫使美國總統羅斯福召回史迪威將軍之念頭。

但共產黨的強大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從1944年5月間，停頓已久的國共兩黨談判在西安重開。雙方代表林伯渠與王世傑、張治中談判了5次，最後一次會面時，把會談結果整理成記錄。後來談判移到了重慶，談到8月還是沒有什麼結果。 9月間，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參政員們紛紛對國民政府提出質詢，用詞的嚴厲和涉及問題的廣泛，前所未有。涉及到了諸如河南、湖南的戰敗、通貨膨脹、貪污、控制輿論和黨化教育等。國共關係這一大問題第一次走上了作為民意機關代表的國民參政會的議程。參政員終於知道，共產黨的軍隊在7年的抗戰中已經擁有了47.75萬人的軍隊，另外有120萬的民兵。已經在敵後建立了15個根據地政權，選舉了自己的政府。

9月15日是個難忘的日子，這一天林伯渠代表共產黨正式提出了要建立“聯合政府”，共產黨人顯示了力量和自信。毛澤東後來解釋說：“'聯合政府'這個口號是由於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大潰退，歐洲一些國家建立聯合政府，國民黨說我們講民主不著邊際這三點而來的。” 9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舉行代表會議，決定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 24日許多黨派和知名人士如馮玉祥、邵力子等500多人聚會，要求改組國民政府，成立聯合政府。 9月的蔣介石很鬱悶，不僅面臨國內要求憲政的強大壓力，來自盟國的壓力也是空前的。 9月18日，美國羅斯福總統向蔣介石發出一份措辭極為嚴厲的電報，電報稱：“因閣下延擱委任史迪威將軍指揮中國所有之軍隊，致損失中國東部之重要土地”，“盟軍在太平洋之躍進誠屬迅速，但除非閣下立即積極行動，在太平洋之迅速躍進對於中國戰場之影響亦將不免有'來不及'之嘆。”電報態度強硬地催促蔣介石交出指揮權。深受刺激的蔣介石拒絕了美國總統的要求，而做出了撤換史迪威的決定。此時正是美國大選投票前夜，羅斯福為避免麻煩爭取連任，迅速撤換史迪威，此一事件以蔣大獲全勝而告結束。但他的弱點已經暴露，和羅斯福總統之間的關係也出現了裂痕。

美國總統特使赫爾利來華，他11月7日赴延安訪問，帶去的是國民黨的方案。但在與毛澤東等共產黨領導人會晤中，赫爾利主動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建議。 11月10日，赫爾利偕周恩來返渝，帶回一個與中共簽署的5點新協議，核心是改組現政府為聯合政府，改組軍事委員會為聯合軍事委員會。數日內赫爾利一口氣贊同了兩個截然相反的方案。新方案在國民黨一方引起的震動可想而知，但王世傑仍向蔣介石進言：“不可使赫爾利成為史迪威第二。”意思是剛剛趕走史迪威，不能再將赫爾利趕走了。 正面戰場的噩夢還在持續，廣西已經數年無日軍踪影了，1944年秋，桂林守軍突然發現自己已經腹背受敵。南有從越南而來的日軍，北有從湖南而來的日軍。打通連接湖南與廣西的湘桂鐵路是日軍最後的目標。桂林、柳州相繼淪陷，日軍一直打到了貴州的獨山。

從1944年4月中旬到12月初，戰事綿延了8個月之久。日軍如願以償地奪取了平漢、粵漢、湘桂3條鐵路幹線，從而打通了中國大陸的交通線。佔領了洛陽、長沙、桂林等3個省會以及鄭州、許昌等數百個大小城市，佔領了衡陽、零陵、柳州、丹竹、南寧等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 中國損失軍隊50餘萬，損失的武器裝備可以用來裝備40個師。大片國土淪喪，兵源及糧源大為減少，民眾生活雪上加霜。 當日軍為打通大陸交通線而最後一搏的時候，中國正在努力打通中、緬、印的交通。靠馱峰空運來的物資量根本無法滿足中國對物資的需求。 1943年底退入印度的遠征軍經過整補和換上美式武器裝備後，開始向緬北發動反攻。 1944年5月在雲南的遠征軍向滇西的日軍發起反攻。與第一次入緬作戰不同，這次中國軍隊反攻緬北滇西，享有美國空軍保障的製空權，補給和醫療救護也有充分的保障。在收復滇西和緬北以後，1945年1月27日，中國駐印軍與遠征軍在中緬邊境的芒友會師。

在滇西、緬北的反攻中，蔣介石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圍繞史迪威的問題，有許多信件往來。他們把豫、湘、桂稱為東戰場，而把滇西、緬北稱為西戰場。中國裝備最好的軍隊被用在了西戰場，而美國運來的武器裝備也主要用於美國駐華空軍與遠征軍。儘管西戰場節節勝利，但東戰場的慘痛失敗令蔣介石在國內的處境非常窘迫。他把怨恨發洩在了史迪威身上，他對羅斯福表示，北緬一隅之勝利實不足以抵中國東戰場之損失。最終使羅斯福總統召回了史迪威將軍。 巧合的是，當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時候，中印公路也開通了，後來蔣介石命名這條路為“史迪威公路”。日本打通的大陸交通線除了給中國一次最後的破壞外，對日軍並沒有帶來實質性的作用，而中印公路的開通給中國帶來的卻是源源而至的美援，這導致了後來在湘西雪峰山日軍最後一次進攻作戰時的慘敗，也導致了國共力量對比的急速變化。 1944年，八路軍一邊恢復根據地，開始局部的反攻，一邊開始軍隊的正規化建設，以適應全面反攻的需要。 8月至9月，中共中央軍委的高干會議在提出由以游擊戰為主到以運動戰為主的軍事戰略轉變時，認為在組織形式上多編組團、師和集團軍，擴大砲兵、工兵和坦克兵。與抗戰中期的堅持農村，鞏固根據地，保存抗戰實力，與日寇“熬時間”的戰略已完全不同。新的戰略可以概括為：除內線反攻外，積極與美軍配合，向南方發展，向城市進軍。 1944年，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傷心而憤懣的一年。臨到抗戰最艱苦的時候，官僚政治暴露出了自己的無能。筋疲力盡的民眾繼續感受著戰爭的恐怖，而惡性的通貨膨脹也極為可怕。誰都知道黎明是逼近了，而黎明前的黑暗越發叫人難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