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本年大勢

1940年元旦，重慶的市民聽到了憂喜參半的兩條新聞：一條是來自廣西的好消息——崑崙關被中國軍隊強攻下來，因為這是抗戰以來大部隊攻堅戰中的第一次；一條是令人不安的消息——在山西，向八路軍靠攏的新軍受到山西閻錫山部隊的攻擊。國共的統一戰線開始遇到嚴峻的考驗。這一年初春，周恩來從蘇聯回國時途經西安，將重慶政府發放給八路軍的軍餉帶回延安。但隨著國共關係的惡化，這筆軍餉已成為抗戰中重慶政府發放給八路軍的最後一筆軍餉。 1939年是在樂觀中告別的，動員了百萬軍隊的冬季攻勢便是這種樂觀情緒的證明。但這個攻勢延續到1940年初就了無聲息了。它給了日軍震驚與消耗，但並沒有取得任何計劃中的有戰略意義的勝利。對這場戰役寄望甚大的蔣介石很失望，中國軍隊的戰鬥經驗遠比兩年前豐富，但武器裝備依舊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改善，而且鑑於後方的運輸狀況，迅速集中大量兵力進行攻擊作戰是相當困難的。

1940年，日軍的軍事行動主要是圍繞切斷中國與國際的補給線而展開的。當時，東部鐵路線已經大多陷於敵手，沿海口岸也相繼陷落。在堵上中國的正門以後，日軍還要把所有的後門、邊門堵上，如果可能，連小小的出氣孔也不放過。這年1月，滇越鐵路中國段受到日本千餘架次飛機的轟炸，因為日軍佔領南寧，切斷桂越鐵路以後，通過滇越鐵路的運輸量增加了一倍。這只是日軍對中國採取的窒息戰略的一部分。日軍佔領廣西南部以後，廣西與法屬越南的聯絡被切斷。連接雲南與緬甸的滇緬公路也因為英國屈服於日本的壓力而被封閉。這條路線是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國際交通線，它的關閉使得大後方工業所需要的原料無法運輸進來，軍火補充也斷絕了。 日軍對敵後根據地的窒息政策，則表現為“囚籠戰術”，即通過構築碉堡、壕溝，封鎖、切割中共敵後根據地。打破這種封鎖以擺脫困境的慾望便是八路軍總部與彭德懷將軍發動百團大戰的主要動機之一。

在停止大規模的戰略進攻以後，日本政府想用“以華製華”的策略瓦解抗戰的中國。在日本人眼裡，汪精衛便是這方面的最好人選。這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宣布“還都”。國民黨、國民政府、國號都一概不變，青天白日的國旗也懸掛出來，只是旗上多了個“和平、反共、建國”字樣的黃色三角巾。除了滿洲國，日本人還同意把臣屬於日本的幾個傀儡政府都合併到汪精衛的傀儡政府裡，給足了汪精衛面子，而這所有的行動都是為了動搖抗戰陣營的軍心。 這年5月，納粹德國打破了西歐宣戰以後卻並無戰事的奇怪局面，大舉進攻法國。在坦克與飛機等武器使用上，軍事觀念已經遠遠落伍於德國的英、法聯軍在歐洲大陸的抵抗迅速瓦解，在抵抗不到40天后，法國政府決定向德國投降。英國軍隊經過敦刻爾克大撤退後，丟棄了大部分裝備，狼狽逃回英國本土，憑藉英吉利海峽與海軍、空軍的力量苦守英倫三島，並努力爭取美國政府的援助。

1940年國際局勢的變化讓本來對英、法兩國抱有很高期待的中國政府與民眾感到異常失望，對抗戰前景的艱難有了更深切的體認。這年夏秋，正是法西斯勢力在全球橫行的時期，日本政府認為尋找到了結束侵華戰爭的好機會，在迫使英、法兩國同意封閉從印度支那與緬甸通往中國的國際交通路線後，更揚言要“南取昆明，中攻重慶，北犯西安”。 對中國來說，除了國際交通線被封鎖，其他許多的打擊也在1940年接踵而至。 這一年春，華中地區的棗宜會戰開始。日軍把進攻目標定在了長江中游的宜昌，這座城市是通往重慶的重要門戶，也是聯絡第五、第九戰區的樞紐。在這場戰役中，中國第五戰區的第三十三集團軍張自忠總司令在襄河南瓜店前線力戰身亡，他是抗戰以來戰鬥意志最為強盛的將領之一。在他戰死一個月以後，日本軍隊佔領了宜昌。宜昌的失守對大後方民眾的心理產生了強大的壓力。蔣介石承認，1940年失去宜昌是戰爭以來令他感到最困難的時刻。

對重慶的戰略轟炸仍然在繼續。轟炸從1938年開始，1939年加劇，而到1940年更是大規模展開，重慶的全體市民在痛苦之中煎熬。轟炸的劇烈與造成的破壞，只有當時在德國空軍轟炸下的英國首都倫敦可以相比擬。 在危急之際，在需要眾志成城的時候，國共關係卻出現非常危險的龜裂。在山西、河北與蘇北，國共雙方的摩擦日益加劇，重慶軍事當局甚至要求新四軍軍部等悉數離開皖南，渡江北上。中共擔憂重慶政府欲對日妥協動搖，同時也為了打破日軍的“囚籠”政策，曾於8月發起了正太鐵路破襲戰，戰鬥中捲入的八路軍人數眾多，故被稱為“百團大戰”。這是共產黨武裝在整個抗戰中發動的規模最大的進攻戰役。蔣介石向八路軍總部發去嘉獎電稱：“貴部窺此良機，斷然出擊，予敵甚大打擊，特此嘉獎。”地處華北的第一、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與閻錫山等致電朱德，盛讚“貴部發動百團大戰，不惟予敵寇以致命打擊，且予友軍以精神上的鼓舞”。

正面戰線與敵後戰場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分別進行了抗日戰爭中兩次最大的反攻，這是一次很有趣味的巧合。這兩次戰役都出乎日本人的預料。但兩次攻擊都無法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的戰果，這暴露了中國戰鬥力的不足。事實已經證明日本不僅能在中國維持長期的作戰態勢，還能在東北保持大量軍隊以防不測，並且還有力量在太平洋與東南亞進行更大的軍事冒險。這一點是出乎許多中國政治家與軍事將領的預料的。本來以為資源貧乏的日本，在經濟上是不可能支持長久戰爭的，但到了1940年，日本的國力與軍力依舊強大。抗戰的勝利顯然還遙遙無期。 這一年，東北抗日聯軍遭受重大損失，抗聯將領楊靖宇戰死殉國。這年的年底，周保中、李兆麟等抗聯將領為保存實力，率領餘部退入蘇聯境內。

1940年，後方工業承續了1938、1939年經濟上的良好走勢，是個好年景。但對戰時經濟異常重要的糧食生產卻遭遇了歉收的局面。因為春旱，水稻種植面積減少，產量下降，但幸虧小麥等豐收，彌補了水稻的減產。糧食總產量只減少了10%。當時，重慶米價指數在所有物價指數中最為重要。而從1940年5月到12月，米價指數增加了4倍。米價暴漲的原因，不止是糧食歉收，滇緬路的中斷與宜昌的失守也導致了人心惶恐，一般主婦有點餘錢，就多買些日用品，如肥皂、布料和罐頭食品等，而地主與商人都開始囤積糧食。農業專家沈宗瀚曾經回憶當時的情景：1940年10月初，“內子驪英告我，日間房東太太與房東爭吵，向驪英訴稱：'我家有田40餘畝，收得租谷每年自食有餘，現在倉有餘穀。他不許吃，偏向市上買米來吃，近數日米價漲得很快，他在市上買不到米，而以甘藷充飢，全家都怨他，他還看米價上漲，堅持不肯吃自己的米，真不講理。'我聽了不禁驚異，榮昌是餘糧區域，尚且如此，設使這一事實是四川目前普遍現象，則為大小地主之普遍囤積，其對米價上漲之影響，較之都市米商囤積更大”。他便寫了“四川食糧之供給與米價”一文，登載到11月17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建議政府於戰時要多掌握糧食，可改革佃農稻穀繳租方式而為法幣繳租，以減少地主掌握稻穀的數量。當時中央政府的田賦是以法幣計算的，通貨膨脹使政府實際收入減少，中央銀行只得靠多發鈔票維持，結果幣值跌落得更嚴重。於是重慶政府決定成立糧食管理局，由盧作孚任局長。

這一年，福建首先嘗試田賦徵實。 10月通令63個縣試辦，徵收了200萬市擔稻穀與雜糧。每畝10斤稻穀的價格等於戰前的5角。 1941年5月，糧食問題的嚴重，使得政府決定設立糧食部，7月1日，糧食部正式成立。徐堪任首任部長，田賦歸中央統一徵收。 1941年秋季，全國改收實物。而且開始禁止用糯米、高粱、玉米、小米等糧食製酒，每年可以節省糧食4000萬市擔。糧食部的首要任務是供應軍糧，數量達到徵收糧食的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然後是供應公教人員、學生、警察等，其他的又次之。軍人的標準是每人每天24市兩，文職人員16市兩。 1941年徵實徵購了5200萬市擔，為這一年糧食總產量的7.4%。儘管徵實的總量不大，但已經佔了可以供應糧食流通市場的很大部分，對當時的糧食投機之風打擊不小。 1941年到1942年的糧食價格趨於平穩。

從1940開始，持久戰的殘酷已經初現端倪，除了軍事外，戰時社會、政治及經濟政策都直接影響到民眾與士兵的士氣。抗戰已經進入了最難熬的困難時期，整個民族的戰鬥意志經歷著考驗。 而日軍本年的攻勢也僅到宜昌而止，中國頑強的抵抗讓日本政府深知結束在中國的戰爭同樣遙不可及。它的注意力也在逐漸轉移，它已經註意到歐洲戰爭對英國、法國、荷蘭的致命打擊，它盯上了南洋，那裡蘊藏著豐富的能源，如橡膠、石油等。而日軍注意力的分散對抗戰的中國絕不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