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第二十五章光明與黑暗

張國燾與中國共產黨分道揚鑣了。從他叛變之日起，就身不由己地走上了一條陰暗坎坷的道路，直到人生的終結。而毛澤東領導的革命事業則不斷發展，在中國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張國燾叛逃時，為了嚴守秘密，竟然瞞過了身邊的所有人，包括他的夫人楊子烈。當楊子烈一天天在寫日記中打發她對丈夫的思念之情時，中央已經作出了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一天，中央組織部長陳雲把楊子烈召到他的辦公室，正式通知她說：“子烈同志，最近黨內發生了一件震驚全黨的大事。國燾走了！” 懷孕六個月的楊子烈感到被拋棄了，心如刀絞。陳雲告訴她說：張國燾從漢口給她來了一封信，問她去不去。楊子烈有顧慮，說回去考慮一下。但是當她向陳昌浩等人求助時，他們都躲避不見。楊子烈從首長夫人一下變成了叛徒老婆，感到自己也待不下去了。

第二天楊子烈找到毛澤東，說：“他為什麼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漢口找他，問個明白，把他找回來。”毛澤東高興地說：“好呀，你若能把國燾找回來，那你就是大功臣。”對張國燾的家屬，中央是仁至義盡的。幾天后，原來準備送往蘇聯學習的張國燾長子海威被專程送回，與楊子烈團聚。 當楊子烈準備妥當，去要求毛澤東批准放行時，毛澤東對楊子烈說：“你是好的，一切都因為國燾不好。你去了漢口以後生養孩子的一切費用，黨都可以負責。你無論任何時候都可以回到黨裡來。”就這樣，楊子烈帶著兒子和妹妹楊子玉，坐在顛顛簸簸的卡車上，離開了居住不到一年的延安。 張國燾被開除出黨後，黨中央又開始大張旗鼓地批判張國燾路線。與以前不同的是，批判重點從清算張國燾的罪惡轉變為總結經驗教訓，教育黨員和革命隊伍中的全體同志。 1938年5月，毛澤東在接見抗大和陝北公學的學員時，幾次提到張國燾的問題。他列舉張國燾所犯的“左”、右傾機會主義和分裂黨的錯誤後說：張國燾一貫是兩面派，他叛黨是被資產階級引誘。全黨可引為教訓，我們每個同志都應當堅定革命的旗幟，不怕困難，堅決奮鬥。

1938年10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系統總結了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鬥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關於乾部政策，毛澤東說：“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的聯繫，有獨立的工作能力，積極肯幹，不謀私利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路線。過去張國燾的干部政策與此相反，實行'任人唯親'，拉攏私黨，組織小派別，結果叛黨而去，這是一個大教訓。鑑於張國燾和類似張國燾的歷史教訓，在幹部政策問題上堅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風，藉以鞏固黨的統一團結，這是中央和各級領導者的重要的責任。”

關於黨的紀律。毛澤東說：“鑑於張國燾嚴重地破壞紀律的行為，必須重申黨的紀律：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誰破壞了這些紀律，誰就破壞了黨的統一。必須對黨員進行有關黨的紀律的教育，既使一般黨員能遵守紀律，又使一般黨員能夠監督黨的領袖人物也一起遵守紀律，避免再發生張國燾事件。” 毛澤東指出：對張國燾的鬥爭，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黨內鬥爭。 “只有克服了它（張國燾路線），才使得本質很好而且作了長期英勇鬥爭的紅軍第四方面軍的廣大的干部和黨員，從張國燾的機會主義統治之下獲得解放，轉到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面來。”“我們的黨已經從兩條路線鬥爭中鞏固和壯大起來了。”

張國燾的叛變教育了全黨，尤其是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儘管張國燾在黨的歷史上有很老的資格和很高的地位，特別是在紅四方面軍中有很大的影響。但是他的叛變使過去跟隨他的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受到了大家的譴責和唾棄。當時跟他一起出走的警衛員，在張國燾投向國民黨後，也與他劃清界限，回到延安。所以張國燾的叛逃非但沒有損害黨的組織，反而成為純潔黨組織和教育全黨的好事。如果張國燾留在黨內，與他的鬥爭可能還會持續很長時間。所以毛澤東說：“我們有經驗一條，就是張國燾跑了並不壞。”朱德總司令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說：“我們的黨也出現過叛徒。中國革命就好比一列長途列車，有的人在小站就下車了，也有人上車，而大多數留在火車上，直到列車抵達目的地。張國燾所採取的是右傾機會主義的方針，為我們的軍隊招致嚴重的損失。但是我們黨的正確領導，部隊的政治意識和忠誠，終於糾正了他的政策，加強了我們的軍隊和黨。張國燾可以斷送更多的人的生命，但絕不能扭轉歷史的進程。”

如何團結和使用原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卻是一個相當難解決的問題。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後，原紅四方面軍的部隊（4軍和31軍）納入129師編制，隨劉伯承、鄧小平同志去了太行山。徐向前副師長、倪志亮參謀長和一部分乾部隨軍出征，還有相當一批原紅四方面軍幹部留在邊區不好分配工作。這裡有幾種情況：一種是與張國燾關係密切，不能使用的，如原9軍軍長何畏，後來叛變投靠張國燾去了。一種是部隊打光了，不好按原有級別安排。西路軍的軍、師長們都屬於這樣的情況，有的原來是營、團級幹部，回到陝北又從戰士重新幹起。李先念原來是30軍政委，回到陝北後只給安排了一個很低的營級職務。毛澤東聽說後，認為這樣對待李先念是不公平的。他把李先念找來談話，熱情鼓勵他，並交代給他任務：要他以中共豫鄂邊省委軍事部長的名義，回鄂豫皖老區去再把隊伍搞起來。李先念深受感動，帶上幾十人再次踏上征程，開始了新的戰鬥。

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等無辜判刑的同志被釋放後，暫時安排在抗日軍政大學學習。洪學智當了抗大第三大隊一支隊的支隊長，許世友當了抗大的校務部副部長。可這是個什麼“官”呢？實際上是個光桿管理科長。他的戰友鄧岳（解放後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回憶說：“毛主席放出他（許世友）以後，讓他在紅軍大學當管理科副科長，手下沒有一個人。鬍子拉碴，沒有衣服，沒有被子。住的那間小破房，連我現在的車庫都不如。我當時給了他一床被子，又把我的一套衣服送給他了。有時弄點酒，弄點肉，他就來吃一頓。喝酒用碗，一吃肉就是一大盆。” 最受委屈的還是西路軍幹部。原紅30軍參謀長黃鵠顯被馬家軍俘虜後，想辦法逃出來，回到了陝北。但是有人說他有“叛變”嫌疑，說他曾帶著馬家軍找西路軍埋藏的槍支。就憑著這些傳言，黃鵠顯被關進清涼山看守所“審查”。關了一個時期，沒有證據，才被釋放。以後到八路軍總部當作戰科長。在東北解放戰爭中，黃鵠顯勇猛善戰，很受林彪重視，打算破格提拔他當師長。在打電報向毛澤東請示時，林彪還特別提到黃曾受過“審查”的事，在毛回電同意後，林彪才放心大膽地使用黃鵠顯。

西路軍婦女團團長王泉媛被俘後，被強迫嫁給馬家軍一個團長。王泉媛死不屈服，終於找機會逃脫了馬家軍的魔爪。當她找到蘭州八路軍辦事處時，已經是1939年3月了。她要求歸隊，卻遭到拒絕。辦事處的人告訴她說：根據上級規定：西路軍失散人員“一年之內回來的收留，二年之內回來的審查，三年之內回來的不收留”。說完，給了她5塊銀元當路費，把她送出辦事處大門。王泉媛九死一生跑回來，組織竟然不要她了，她傷心得淚如雨下，只說：“這裡不收留我，我不怨你們，只求你們向黨組織轉達一句話，我王泉媛永遠是黨的人！” 紅四方面軍幹部因張國燾的影響，受到不公正的對待，精神上的壓力和痛苦是相當大的。但是除了極少數幾個人叛變，絕大多數同志是忠於革命事業的。儘管他們的職務降得很低，不受重用，不能到前方帶兵打仗。但是他們沒有怨言，叫幹什麼就乾什麼。毛澤東感到：能否正確對待四方面軍幹部，是關係到黨的團結的大事。這個問題必須公開提出來，並且一定要處理好。在1942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提議專門討論對待原紅四方面軍幹部的態度問題。毛澤東指出：過去四方面軍幹部除何畏以外，都是好的。經過六年證明這些幹部是好的。原四方面軍有的干部犯了錯誤，要按錯誤的性質加以處理，不要把什麼都說成是張國燾路線。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會後作出了《中央關於對待原四方面軍幹部態度問題之指示》。全文如下：

《指示》下達之後，毛澤東不斷向部隊了解落實的情況。前方的同志回來開會和匯報工作，毛澤東常常問起這方面的問題。他意識到消除山頭和宗派主義絕非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也不是中央下個指示就能完全消滅的。最重要的是從思想上認識到宗派主義的危害，教育全黨全軍的干部戰士。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團結，我們的黨和軍隊才能有強大的戰鬥力。在延安整風中，在以後的日子裡，毛澤東為搞好黨內團結，傾注了大量心血，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中共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關於學習問題與時局問題的報告。在談到整頓思想、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時說：在我黨二十多年的歷史上，曾有過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和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如果說還有第三次，那就是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我們清算分析他們的錯誤對不對呢？是對的，完全應該的。但是有沒有缺點呢？有缺點。這就是沒有著重把同志們的思想搞清楚，而是著重於算少數人的賬。似乎認為只要把那個人打倒了，天下就太平了。人是打倒了，天下太平了沒有？沒有。為什麼把錯誤的東西打倒了天下還沒有太平呢？就是因為沒有搞通思想，沒有看到前車之鑑。

毛澤東說：1942年整風文件上提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這個方針適合於對每個同志。凡是無產階級內部、革命陣線內部的問題，無論是誰，無論是大小的問題，都應該按照正確的原則在思想上搞清楚，使我們的步驟趨於一致，團結起來，鞏固起來，共同去對付敵人。如果在革命的政黨和群眾的內部不採取這樣的方針，而是霸道的方針、打擊的方針、宗派主義的方針，那就是我們黨歷史上那種錯誤的方針。即利用機會擠掉人家，以這一個小團體代替那一個小團體，以這一個系統代替那一個系統。這樣多的宗派小集團的政黨，是不會興旺的。這樣的階級也是不會興旺的。 談到黨內鬥爭，毛澤東說：我們黨的歷史上曾經犯過錯誤，在黨內鬥爭中不從愛護同志的觀點出發，不是為了團結、為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來進行爭論。就是一味進行鬥爭，這是很大的錯誤。有的人不是幫助犯錯誤的同志從錯誤中解放出來，而是藉他犯錯誤，把他打下去。說到這裡，毛澤東給大家講了一個歷史故事：周武王出兵討伐商紂王的時候，孤竹君的兩個公子——伯夷、叔齊在半路上攔住西周的軍隊，對周武王說：商紂王雖然是暴君，但你作為臣子，用兵去殺國君，這不是“以暴易暴”嗎？毛澤東借古喻今，告訴大家：如果拿錯誤路線對錯誤路線，把一部分打下去，以這一部分代替另一部分，這就是伯夷、叔齊說的“以暴易暴”。這樣搞就是大魚吃小魚，就會給黨內造成一種不健康的空氣。我們黨內就不好過日子，無論是黨員、幹部都不大好過日子，天天怕人家排擠。

毛澤東講了這些道理，最後聯繫到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他說：要在我們黨內造成這樣的空氣，就是互相信賴。原則問題一定要爭，但是要從弄清思想出發，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從“治病救人”的觀點出發。反張國燾的鬥爭搞的比較好，但是還不夠，其中還有毛病。如果把那次反張國燾路線拿到現在，就會進行得更慎重一些。張國燾這個人是不可救藥的，我們也企圖挽救他，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還是政治局委員。但是反張國燾路線，在群眾中、在抗大、在軍隊中的某些方式，就沒有整風以後的現在這樣好，還有一些粗暴。那一次我們團結了絕大多數人，除了張國燾、何畏、朱德崇這樣三兩個人之外。許多同志在工作上表現是好的，這一次我們要徹底把問題弄清楚，要有分寸，要有分析。這個分析中，一分是一分，一寸是一寸。這樣我們才能團結全黨，造成黨內相互信賴的關係，這樣我們就勝利了。 10月25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央大禮堂對即將去前線的干部作報告。在座有不少同志是原四方面軍的干部。毛澤東講了時局與任務的問題後，又談到一、四方面軍幹部的團結問題。他說：我們得到的材料，四方面軍幹部輕視一方面軍的沒有，就是一方面軍的干部看不起四方面軍。對他們輕視，甚至個別地方還擠開。凡是發生這種缺點的地方，責任應是一方面軍的。這種關係必須改善，國燾路線已經沒有了，中央認為四方面軍的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在過去革命鬥爭中有偉大的功績。毛澤東提高了聲調，鄭重地說：我代表黨中央向你們宣布，如果抹殺這一點，就是不對的。要去掉輕視的看法，要真正尊重。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呢？毛澤東指出：要歷史地評價同志，態度要好，在使用上要看德（品德）、才（才能）、資（資歷）三方面。如果這些問題不解決，關係是搞不好的。記得抗戰開始時，385旅中的一、四方面軍幹部，有的團結好，有的團結不好。派了一個指導員去工作，一去就反國燾路線。把違反群眾利益的問題也當國燾路線。有次他給戰士們出個題目：“毛澤東學問好，還是張國燾學問好？”結果戰士們說張國燾學問好。毛澤東講到這裡，風趣地說：戰士們講得有道理，不然我為什麼派那麼一個糊塗指導員去工作呢？我是沒有學問的。這個小故事引起大家的笑聲。毛澤東言歸正傳地說：以後華北迴來的同志談到關係沒有解決，為此中央作了一、四方面軍關係的決定。這個決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尚未完全解決問題。今天要嚴正地採取具體步驟，就是以上所說的那三條。 毛澤東以自我批評的口氣談起1937年反國燾路線鬥爭中的一些失誤。他說：1937年反國燾路線是有些過分的，在抗大今天也講，明天也講，講得人家根本不想听了還要講。 ……關於抗大“暴動”的事情，說許世友等人想殺我，給他們作了反革命暴動的結論。現在這個結論要修正。他們當時是有錯誤的，但自抗戰以來，許世友任膠東軍區司令員，王建安任魯南軍區司令員，他們的工作都有成績，說明他們是好同志。這裡得出一個教訓：是過火鬥爭引起他們這樣幹，這是不對的。不能搞過火鬥爭。 毛澤東熱情洋溢的講話，誠懇的態度，深深感動著在座的每個四方面軍幹部。他們從心裡感到中央是信任他們的，是理解他們的。過去受的委屈和背的包袱也都隨風而去了。還是毛澤東能團結人，跟著毛澤東幹革命就能勝利。這些四方面軍幹部輕裝上陣，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英勇戰鬥，湧現出一大批驍勇善戰的猛將。建國後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和優秀指揮員。 張國燾的回憶錄，只寫到他叛變為止。以後40年的漫長生涯卻隻字不提。如果真像他回憶錄中所說的那樣，擺脫中共是棄暗投明，那他何以不說說他的光明生活呢？歷史事實證明，張國燾投靠國民黨後，不僅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反而受盡屈辱，直至最後被一腳踢開，去過流亡海外的窮困生活。 張國燾在投靠國民黨的初期，確實是躊躇滿志，想幹出一番“成績”，向蔣介石表現他的才幹。當他獲悉被開除出黨的消息後，馬上發表了《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並與中共同人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的長篇聲明。公然誣衊“中共的政治路線，向來是環繞著一個錯誤的軸心而轉動”。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須，中國國民黨為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為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徹底露出了他的叛徒嘴臉。蔣介石起初對張國燾也寄予厚望，很快就接見了他，授予他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將委員的頭銜。陳立夫等國民黨政要也紛紛拜訪，向他請教反共策略。為了保證張國燾一家的安全，武漢警察局長蔡孟堅在武昌給張國燾安排了秘密住所，並派專人保衛。國民黨以為張國燾這樣的大人物來降，大概很快就可以搞垮共產黨。 然而張國燾行動起來之後，卻四處碰壁，一事無成。他聽說陳獨秀暫居武漢，便托蔡孟堅找到陳，並幾次上門拜訪。他們兩人有師生關係，又是“五四”和建黨的同事，自然很有話說。陳獨秀還記得張國燾在上海叫賣《新青年》雜誌的情景。談話間，張國燾表示要重建一個“共產黨”，想請陳獨秀出山。陳獨秀沉默不答，心裡卻非常明白。他雖然對當年開除他出黨表示不服，對王明誣陷他為“托派”表示憤怒，但這畢竟是黨內的爭端。而蔣介石殺了他的兩個兒子，這樣的血海深仇陳獨秀是不會忘記的。所以，他不會受張國燾的擺佈，來為國民黨效勞。陳獨秀請包惠僧轉達口信給張國燾：他沒有能耐來組織新黨。 張國燾投靠了國民黨，蔣介石當然要發揮這個叛徒的作用。張國燾原指望在國民政府中撈個大官，沒想到蔣介石把他交給戴笠，要他去軍統“幫忙”。戴笠得到張國燾，大喜過望。凡是吃喝應酬都帶著張國燾去充門面。請客之前戴笠還要特地告訴客人：“明天你來吃飯時，陪客是共產黨裡面坐過第三把交椅的風雲人物。”就這樣，張國燾從叛徒又墮落了一步，成為軍統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主任，當了特務。 戴笠的酒席是不能白吃的。張國燾做了軍統的人，就得為特務組織賣力。他向戴笠提出要辦訓練班，教國民黨特務如何打進共產黨內部搞策反和破壞。戴笠滿口答應，要錢給錢，要人給人。第一期開辦時，有各地挑選來的一百多人。張國燾給他們講共產黨的情況，給他們分析研究如何打入共產黨內部，騙取信任。然而真正運用起來，卻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張國燾派幾個特務拿著他的親筆信去邊區策反，這些傢伙都是有去無回。張國燾白忙了半天，讓戴笠賠錢又賠人，特務們對張國燾講的那套空理論也都很不耐煩。在無可奈何之下，短命的訓練班辦了兩期就停掉了。後來胡宗南向戴笠建議：利用張國燾在紅軍中的關係，在八路軍中搞些策反。張國燾寫了多封親筆信，派人送進山西的八路軍根據地，也都沒有下文。張國燾開頭向戴笠誇口，保證很快就在延安建立國民黨的情報站。結果試了幾次，根本沒有可能。為了向蔣介石交代，戴笠只好在國統區與陝甘寧邊區交界的洛川縣建立了一個電台。 國民黨特務是很實惠的，他們需要叛徒就是想得到確切的情報。張國燾在軍統，不斷有特務來找他了解情況，讓他提供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具體線索。這使張國燾非常尷尬，他是想當領袖和大官的人，當這種“眼線”未免太掉價。說實話，中共地下組織的具體情況，他也不可能知道。他盡其所知回答特務的提問，仍然不能滿足對方，逼得他只好躲到同鄉蔡孟堅家，竟說是來“避難”。 如果說張國燾一點作用沒起，也冤枉他。幾年中還是有幾個人投靠了他。一個是何畏，他看到張國燾逃跑了，想想自己是張國燾的親信，怕將來沒好下場。於是向中央請假去西安治病。何畏身上有傷是實，中央批准並給了路費。何畏到了西安就叛變投敵，沒想到國民黨不相信他，把他關起來審問了半年，張國燾知道後求戴笠幫忙，何畏才來到重慶見張國燾。二人相見後，何畏“大哭大悔”。說是失去了大批部隊歸向的機會。其實國民黨才不傻，張國燾都帶不出部隊來，何畏又能有多大本事？過了兩年，原紅33軍參謀長朱德崇，在冀魯豫軍區當個團級幹部，因搞腐化被人發現，怕挨處分，就叛變投了張國燾。戴笠聽了張國燾匯報馬上問：這位團長的隊伍開到了什麼地方？張說：是團長先出來的，聯繫好了再去帶部隊。戴笠立刻沒了情緒，知道張國燾又在吹牛。 為了討好軍統，張國燾竟然去做出賣人格的事情。 1942年軍統在重慶逮捕一名中共地下黨員，張國燾親自前去勸降。他自我介紹的時候，那位黨員為之一驚。當張國燾說像自己這樣地位高的老黨員都不再當共產黨，而願意投向國民黨的話時，那位黨員很堅決地說：“我不能這樣做，死又有什麼可怕的！”張國燾無話可說，只好厚著臉皮說：我是為了你好，你再考慮考慮。便灰溜溜地離開了。後來這位黨員堅貞不屈，壯烈犧牲了。 張國燾在軍統待了幾年，光吹牛不見實效。戴笠也看透了這塊“寶貝”，據他的經驗，張國燾在共產黨內已經被批倒批臭，誰也不會再跟他走了。當然他也不否認這與共產黨組織嚴密、防範有力有很大關係。於是張國燾漸漸受到冷落，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蔣介石對共產黨的叛徒是很鄙視的，他曾對戴笠說過：對共產黨叛變過來的人，只能利用，不能親近。因為他們能叛變共產黨，有朝一日也會叛變我們。戴笠又把蔣介石的話傳達給部下。所以，軍統特務們也看不起張國燾，時不時給他穿小鞋，找岔子。原來給他的優厚待遇也漸漸消失了。有一次軍統進了幾部新的小汽車，沈醉等特務頭子都在那裡試車玩。突然有人報告張國燾要用車，沈醉有車不派，故意讓給他派一輛三輪破車。旁人都知道他在整張國燾，哄笑一陣。等張國燾被雨水淋得透濕，坐著三輪過來，看到這麼多新車不給他用，不由得大發脾氣。沈醉根本不買賬，拍著桌子對他喝道：“張主席，請你收起這一套吧，這裡不是延安！要識相一點。”張國燾羞得滿臉通紅，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後來戴笠知道，大罵沈醉不懂事。說張國燾雖然沒起多少作用，但不能說他沒賣力。而且張國燾畢竟是有影響的人物，如果外邊知道我們對他不好，會使一些想來投奔的人感到寒心。雖然沈醉向張國燾賠禮道歉，張國燾卻已經寒了心。他沉痛地對托派鄭學稼說：“我是身家不清白的人！” 當時朱家驊在重慶任國民黨的組織部長，他與張國燾是北大校友，憑著這層關係，朱家驊安排張國燾在“政治設計委員會”中當了主任委員。這也是一個虛職。張國燾去辦了幾天公，對國民黨機關中那套作風很不適應，對朋友說他在那裡“無計可設，無公可辦，每日去坐一、二小時，頗感無聊”。後來經朱家驊建議，蔣介石委任張國燾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這是國民黨搞的“民主”把戲，而周恩來等共產黨人則把參政會當作與各民主黨派搞統一戰線的活動場所。張國燾當上委員，覺得地位高了，很有面子。但出席會議時，周恩來、董必武等共產黨人根本不理他，其他民主黨派的負責人也不和他接觸。張國燾蹲在角落裡，非常孤立。到1945年抗戰結束，張國燾的參政員也被免掉了。 抗戰勝利後，戴笠因飛機失事喪命。鄭介民接管軍統，進行內部變動和裁員。張國燾在軍統混不下去，以同鄉關係去找當時任國民黨中央設計局長的熊式輝。熊式輝又把張推薦給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蔣廷黻，委任張國燾出任善後救濟總署江西分署的署長。軍統的人聽說，都羨慕張國燾得了個肥缺。但是張國燾既無在國民黨內當主官的經驗，手下也沒有可靠的人。他的一切工作都要在國民黨江西省政府的配合下才能進行。也是張國燾命中註定，當時的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正是他的冤家對頭。王陵基原是四川軍閥，當年在通南巴地區被紅四方面軍打得狼狽不堪，大敗而逃。劉湘不僅撤了王陵基的職，還把他拘禁數月。王陵基現在與張國燾共事，處處刁難張國燾，對張常加非禮，有意排擠。一次張國燾到省府出席會議，討論維修公路問題。王陵基規定搞“義務徵工”，每個壯丁出勞役三天。張國燾認為出勞役不合適，應該付給酬金。王陵基嘲諷地說：“義務徵工”是當年蔣委員長在江西剿共時定下的規矩，多年都是這麼辦的。張先生是從延安投奔來的，不知道這些事也就不足為怪啦。跟這些軍閥沒理可講，僅僅兩三個月，張國燾就乾不下去了。這一連串打擊使張國燾情緒低落，每天在家中找幾個朋友打麻將牌混日子。 張國燾辭職後，移居上海。 1948年他籌了一筆錢，與幾個反共文人魏道明、鄭學稼等辦了一個《創進》周刊，繼續進行反共的理論宣傳。這年年底，隨著遼沈戰役的結束和平津、淮海兩大戰役的深入展開，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全面崩潰已成定局。軍統頭子毛人鳳秘密安排後事。他指示手下特務：凡是共產黨的叛徒，都要留在大陸，一個也不許到台灣去。在上海，毛人鳳請張國燾吃飯，對張國燾說：經他們研究，共產黨來了絕不會殺你。你留下來，我們在共產黨內便多了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這比去台灣的作用要大。毛人鳳特別強調：這不僅是他個人的意見，而且是“老頭子”的決定。張國燾沉思良久，聲音低沉地說：你們的考慮是對的，他們來了，絕不會置我於死地，但是批和鬥肯定少不了。我年歲大了，聽幾個老同事的批評，我還可以接受，要是落在那些年青人手裡，我實在受不了。說完，張國燾告辭而去。沈醉在一旁感到毛人鳳太冷酷，問毛人鳳：“為什麼要讓他落入共產黨之手？”毛人鳳反問：“過去他沒有做出過什麼，讓他去台灣還能做出什麼呢？”不僅張國燾被拋棄，其他如何畏、徐夢秋等也都落個同樣下場。在南京解放前夕，何畏絕望投江自殺。徐夢秋解放後被我公安機關捕獲，受到應有的懲罰。張國燾後來聽說何畏的死訊，傷心地流下眼淚。 張國燾沒有服從毛人鳳的命令，於1948年底逃往台灣，在台北租了一棟房子棲身。國民黨當局對他不管不問，不久他的房子也被國民黨“東南軍政長官公署”的人強佔。張國燾在台灣無法待下去，便於1949年初移居香港。他與顧孟餘等人以“第三勢力”的名義創辦《中國之聲》雜誌，當時人心惶惶，百物騰貴，誰還顧得上理會張國燾的那些東西。雜誌不久又告夭折。張國燾資產不多，在香港難以維持生活。朝鮮戰爭期間香港金價上漲，張國燾以全部家產5000美元投入市場做黃金生意，不料行情暴跌，張國燾沒賺到一分錢，反而貼進老本，真是一貧如洗。幸虧大兒子張海威在學校教書，收入勉強能維持生活。 張國燾貧困潦倒，對國民黨深感失望。也許此時他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了反思，眼看大陸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蒸蒸日上，形勢一片光明。而蔣介石在台灣靠美國扶植，苟延殘喘。他又萌發了回國內定居的念頭。 1953年張國燾託人帶信給中共中央，表示想回來。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轉告帶信人：張國燾要回來也可以，但必須公開承認錯誤，並向中央交代他在叛變投敵期間的一切行為。張國燾不接受這些條件，回國的事就擱置起來。他又向中央請求讓他的二兒子張楚湘回來上學。在周恩來總理安排下，楚湘在廣州中山醫學院學習五年，畢業後回港行醫，有了穩定收入。張國燾多少感到了黨的政策的寬大，逐漸與國民黨疏遠。 20世紀50年代，台灣和海外研究中國現代史和中共黨史的人多次來找張國燾，有些是出於反共目的搞情報的。張國燾表示謹慎，拒絕與自稱左派或右派的人士接觸。 1961年，他接受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邀請，開始撰寫《我的回憶》。歷時四年，寫完了這部長達百萬字的回憶錄。由於時代的間隔和查不到當年的文電原件，張國燾的回憶錄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許多史實錯誤。但是他畢竟寫了一部在中國共產黨內18年的完整經歷。用他自己的話說：“在中國舞台上，我以往是個演員，現在僅是個觀眾。總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劇才好。”由於他的立場沒有改變，對中央批判他的錯誤路線仍是耿耿於懷，死不認賬。尤其是對毛澤東的描述，更是發洩他內心的仇恨。但是這本書中也確實敘述了黨的初期和與共產國際關係等方面的往事，有一定的研究參考價值。特別是對鄂豫皖蘇區和紅四方面軍戰鬥經歷的敘述，還可見他的懷舊之情。這部回憶錄1965年在香港《明報》雜誌連載，又出版了單行本，引起海外關注。張國燾在撰寫期間，每月由堪薩斯大學付給2000港幣生活費，出書後又得到一筆稿費。夫人楊子烈也寫了回憶錄《往事如煙》，二人的稿費和版稅收入，為他們提供了生活保證。 1966年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大地轟轟烈烈開展起來。這場運動也波及香港。張國燾眼看劉少奇、彭真等一大批中共中央高級領導人被打倒批鬥，紅衛兵“破四舊”和抄家之風愈演愈烈。想起他過去與毛澤東的恩怨，張國燾自覺在劫難逃。當時香港街頭也出現了“紅衛兵”的造反行動，張國燾惶恐不安，幾次請求香港警方“提供保護”。但是張國燾在港英當局眼裡不過是平民百姓，不可能為他晝夜站崗。張國燾感覺難保安全，便於1968年移民加拿大，投靠兩個在那裡留學的兒子。 1977年張國燾身患中風，半身不遂。楊子烈在香港生活時因跌壞盆骨，也行動不便。兒子媳婦都有職業，不能照顧他們。於是張國燾申請住進多倫多市的免費老人病院，楊子烈住進養老院自理生活。兒女有空輪流前來探望。這個老人病院老人多而醫生護士少，除了供給一日三餐和隔日洗澡，平時老人招呼多不理會。 1977年12月初，當地大雪不止，天氣嚴寒。而病院內暖氣卻時常中斷，終日躺在病床上的張國燾，有時轉身被子掉落地上，自己無法拾起，叫人也無人來助，只能咬緊牙關忍受寒冷。 12月3日5時起，他突然大嘔大吐兩小時，就此昏迷不省人事。待醫生來診斷，已經氣絕身亡。當楊子烈及子女聞訊趕來，張國燾已停屍太平間。一家人痛哭憤恨，楊子烈在電話中對蔡孟堅說：“我們做共產黨二十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點幸福，天道真不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