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第二十四章張國燾出走

“七七”事變後，中國開始全面抗戰。國共合作新局面的形成，使國內的階級矛盾降到次要地位。 1937年8月，根據國共雙方談判的協議，決定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分三個師奔赴抗日前線。後方組成陝甘寧邊區政府，林伯渠為主席，張國燾為副主席。因林老去西安搞統戰工作，張國燾又做了代主席。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暫時告一段落。 張國燾在邊區政府主管一些後方工作。如徵收公糧，撫卹軍烈屬、殘廢軍人和管理邊區財政事務。張國燾情緒低落，很少管事。日子過得很無聊。雖然他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但很多會議他也不去。應該指出的是，他的生活條件還是相當不錯的。邊區政府所在地是延安最好的房子——當年傳教士修建的。張國燾住的房間有地板、彈簧床。而當時延安街道只有一些破舊的小房子。絕大多數人上至毛澤東，下至老百姓都住窯洞、睡土炕。張國燾的隔壁住著秘書長伍修權，張國燾總疑心伍修權是中央派來監視他的。後來伍修權在回憶錄中也不否認這一點，他說：“這是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確有這麼個含義，看張國燾是否搞鬼。……當時我還是盡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對張國燾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對我也一樣，彼此互懷戒備，心照不宣。”

在政治上，張國燾是一個失敗者，但在個人生活上卻得到了補償。 1937年9月，與他分離七年的夫人楊子烈得知張國燾的消息後，千里迢迢從上海趕到延安，與張國燾團聚。楊子烈是中共早期的黨員。張國燾去鄂豫皖後，他們就失去了聯繫。上海中央遷往江西蘇區後，楊子烈沒有生活來源，靠勞動自食其力，學會了產科護理。幾年來，她一直躲避國民黨的搜捕，歷盡千辛萬苦。但她一直在等著張國燾，沒有改嫁他人。她的到來無疑對張國燾是極大的安慰，也使張國燾過上了一段安定的家庭生活。不久，他們9歲的兒子也從家鄉來到延安，一家人得以團聚。 在延安，張國燾一家共享天倫之樂。毛澤東忙著指揮八路軍抗日鬥爭。張國燾以為暴風驟雨已經過去，在公開場合，他們相互之間還比較客氣。張國燾在黨內還坐在前幾位上。 1936年7月25日，毛澤東在會見來訪的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時，談到長征勝利的原因，特別指出：“黨之所以不可戰勝，再一條原因在於有人才，有一批革命的干部。他們才能非凡，智勇雙全。朱德、王明、洛甫、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彭德懷、羅邁、鄧發、項英、徐海東、陳雲、林彪、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賀龍、蕭克同志，還有許許多多為革命獻出了生命的優秀同志，通過所有這些同志的通力合作，創造了紅軍和蘇維埃運動。這些同志以及正在成長的一代新人，將領導我們走向最終勝利。”斯諾解釋說：“由於這些提名似乎同長征的主要提法唱的是反調，以前我沒有使用它們。但今天看來，這些話語也許具有某些歷史價值。毋須提請讀者註意毛排列這些人名的次序，也毋須提請注意這樣的事實，即其中包括那些毛不久之前剛剛與之作過鬥爭，並將再次與之鬥爭的人，更不用說那些被刪掉的人名了。”

斯諾所指這裡被毛澤東讚揚而後打倒的人，包括張國燾。這也表明，毛澤東當時對張國燾的處理是慎重的。還沒有把他歸入敵人之列。 1937年底，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又在遙遠的新疆開展起來。這是在中央代表鄧發的主持下，在原西路軍駐新疆人員中進行的。 1937年5月，西路軍工委李先念、李卓然等率領西路軍倖存的干部戰士400餘人到達新疆後，受到中央代表陳雲、滕代遠等熱烈的歡迎和妥善的照顧。他們到了迪化（烏魯木齊），進行休整。陳云同志非常關心西路軍同志，讓他們吃得飽，穿得暖。還為他們檢查身體，治療疾病。為了在新疆安心住下去，陳雲與新疆督辦盛世才商量，將西路軍人員編為“盛督辦新兵營”。盛世才與蘇聯關係密切，並得到蘇聯的大量援助，此時對紅軍的態度還是不錯的。有了編制和稱號後，陳雲把大家組織起來，進行學習。他親自給大家講課，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政治時事。這些經歷多年戰鬥的紅四方面軍同志，大多文化水平較低。陳雲的課使他們感到很新奇，很多道理還是頭一次聽說。如什麼是無產階級，什麼是資產階級，有人只會說：“無產階級是窮人，資產階級是有錢人。”陳云同志運用馬列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給大家解釋階級學說。至於什麼叫“左”傾，什麼叫右傾，路線是什麼，就更搞不清楚了。當講到兩條路線鬥爭時，很多人誤解為敵人在這邊是一條路線，我們在另一邊打仗就是兩條路線。陳雲感到，張國燾的愚民政策真是害人，只有把這些同志教育好，才能提高他們對錯誤路線的認識。陳雲對政治學習抓得很緊，但他掌握著一個界線：不談張國燾路線，也不指責四方面軍和西路軍犯了錯誤。因此，他與西路軍同志的關係相當融洽，大家對陳雲都很尊敬。

在學習政治理論的同時，陳雲還組織大家學文化。原來在四方面軍中，有文化被看成是危險的事。張國燾對知識分子一貫是懷疑和不信任的，對有不同意見的往往是殘酷打擊，甚至安上“改組派”、“第三黨”的罪名殺掉。因此，在廣大指戰員中形成這麼一種觀念：“沒文化比有文化好”，“沒文化一樣打勝仗”。陳雲耐心教育大家，學文化是學習一切知識的基礎，只有學好文化，才能掌握軍事技術。大家思想通了，學習很賣力。他們自選教員，自編教材。官教兵，兵教官。李先念政委儘自己的能力，為戰士解答疑難問題。後來延安來了幾位幹部，有幾位從蘇聯回國的干部，也來給大家上文化課。為了將來上抗日前線，他們還學了一些戰場上實用的日語，如“優待俘虜”、“繳槍不殺”。學文化在“新兵營”中形成了一股熱潮。

1937年秋天，陳云同志向大家宣讀黨中央電報指示：“嚴守紀律，安心學習。”根據陳雲與盛世才協商的結果，紅軍戰士分成幾部分，學習軍事技術。據1939年的統計，學汽車的67人，學裝甲車的50人，砲兵87人，無線電24人，空軍42人，獸醫10人。還有派往蘇聯學情報工作的20多人。他們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克服種種困難，掌握了一門軍事技術。回到延安以後，他們多數被派往東北，在解放戰爭時期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第一批砲兵、坦克兵、航空兵的創建人。中國人民解放軍中有了特種部隊，真是如虎添翼。這些成就還要歸功於西路軍同志在新疆刻苦學習的結果。 遺憾的是，陳雲和西路軍的同志相處了不到半年就分開了。 1937年11月14日，一架來自蘇聯的飛機到達迪化。上面坐著從蘇聯回國的王明、康生。王明接見了西路軍同志，簡單講了統一戰線，國共合作聯合抗日的話，便叫陳雲和他們一起上飛機回延安。大家與陳雲依依惜別。

過了不久，中共中央代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鄧發來到迪化，接替陳雲的工作。鄧發來新疆的一項主要任務，就是在西路軍人員中開展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鬥爭。他向大家傳達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和主要精神，在大家心裡造成了很大震動。雖然他們知道張國燾在延安已經受到批判，但沒想到會如此嚴重。張國燾畢竟是他們多年的領導，他的影響不是一下就能消除的。西路軍工委的負責人遵照中央的決議，進行了學習討論。張國燾平日的錯誤行為和作風，他們是了解的。 11月27日西路軍工委通過了一個決議，對張國燾路線作了第一次批判。 《決議》指出：兩年來一切政治事變的發展，完全證明了黨中央路線的正確。同時證明了國燾同志對中國革命形勢的估計是機會主義的。他當時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是“處在兩個高潮之間”，因此他要紅軍退守到偏僻地區，等待革命形勢到來。由於他這種機會主義的估計完全違反了黨中央的路線，結果竟走到公開不執行黨的決議和指示，領導一部分紅軍南下退到西康躲避起來。

由於國燾同志政治上的錯誤，一直走到組織上分裂黨的行為，以致成立第二中央。這種行為是完全違反了黨的組織原則的，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從來沒有過的事情。在國燾同志的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領導下面，曾經採取了許多非布爾什維克的黨內鬥爭方式。特別是公開貼標語反對黨中央領導同志，造謠誣衊中央負責同志，濫用職權撤銷軍委主席朱德同志的職務。甚至用肅反的辦法代替黨內思想鬥爭，來對待擁護中央路線的同志，如王透、胡底的被捕。 《決議》認為：國燾的南下退卻路線及成立第二中央的違反黨組織原則的錯誤，是非常嚴重的。昌浩同志亦是當時的主要負責者之一。這種錯誤的結果，是直接削弱了當時紅軍的力量。西路軍的失敗是與國燾同志的錯誤有密切聯繫的，如西路軍對黨中央軍委關於集中兵力及爭取敵軍工作之指示沒有堅決執行，這也是造成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之一。我們全體一致認為：黨中央對於開展反對國燾同志這種退卻路線與錯誤的鬥爭的領導與決定是完全正確的。大家堅決一致的擁護黨中央的這個決定，並要求繼續開展與深入這個鬥爭。

但是鄧發對這個《決議》很不滿意。因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西路軍工委的同志們都保持沉默，或者根本不承認。如中央說張國燾發密電企圖危害中央的問題，沒有人說一句。張國燾土匪主義的問題，也只說是工作方式不對。對西路軍問題，沒有人說是張國燾叫四方面軍渡河的。這說明，在新疆的同志只是部分地接受了中央的意見。南下和退卻路線問題，他們是從實踐得來的結論，他們也反對過張國燾。但是他們沒有把張國燾當作敵人，認為他是犯了錯誤的同志，對他抱著一種批評幫助的態度。經過請示之後，12月初，鄧發宣布中央決定：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李天煥、曾傳六、郭天民等西路軍指揮員回延安。部隊交鄧發同志管理。留在迪化的西路軍高級幹部只剩下西路軍參謀長李特和5軍政委黃超。

1937年12月底，李先念一行回到延安。幾天后，毛澤東接見了他們。毛澤東說：西路軍的失敗，主要是張國燾不執行黨中央的正確路線。西路軍是失敗了，但這不是說西路軍廣大的干部和戰士沒有努力，他們是英勇的、頑強的。毛澤東好好安慰了他們一番，讓他們在延安修整、學習，程世才等將西路軍的經歷寫成《關於西路軍的材料》，供中央領導人審閱。不久，他們被派往抗日前線，開始了新的戰鬥。 1938年1月，鄧發在迪化組織大家進行第二次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學習，並就張國燾的問題作了長篇報告。這在西路軍同誌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當事人回憶說：“剛開始，多數人思想轉不過彎子，有的只承認西路軍失敗是軍事上的錯誤，不承認政治路線錯了。鄧發同志親自給排以上乾部每星期上兩次政治課，解釋反張國燾路線問題及黨對時局宣言，並向全體同志講黨課，進行思想教育。從而同志們政治覺悟大大提高。雖然有個別人懷疑張國燾錯誤的嚴重性，但經解釋和學習後，大多數人已有正確認識”。

這次學習的具體過程，已經不清楚了。但是目前還能看到1938年1月20日鄧發在黨的干部會議上的結論。這是一篇很長的講話，其中主要問題與延安批判張國燾會議的內容相同，從中還可以看到當時西路軍同志的一些認識問題和鄧發的評價。 講話的第一部分，鄧發強調了國燾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逃跑、軍閥主義和土匪主義。他說：在沙窩會議，中央曾指出加強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便有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批評了四方面軍沒有執行政治委員制度，與群眾關係不好，沒有建立自覺的政治紀律，政治工作薄弱，軍閥殘餘的發展。同時也指出四方面軍指戰員的英勇堅決，攻擊精神的旺盛等。而張國燾則認為紅軍是他自己的，批評不得。他對中央的批評，不但不接受，相反地利用這一批評，在部隊中進行煽動。說中央看不起四方面軍，“中央說我們都是土包子，要撤換四方面軍幹部”。他把軍權高於黨權，培植傳令兵系統，用打罵代替自覺紀律，忽視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造出許多脫離群眾的行為。

鄧發說：張國燾同志以為紅四方面軍不是中央的隊伍，而是張國燾個人的隊伍。他可以不執行中央決議案，中央決定北上，張國燾要南下。有同志說北上南下都是對的，這是完全違背中央的意思！然而也怪不得我們，因為國燾欺騙說：“南下有大米吃。”但中心問題不在這裡，一個黨員應該服從黨的意志，紅軍要絕對服從黨的領導。而張國燾是把黨和政治掛在槍桿子的刺刀上，槍桿子多便可以成立第二“中央”，可以不經中央蘇維埃政府而成立“西北聯邦政府”。 談到黨的建設問題，鄧發說：本來個人信仰與黨的信仰是不可分離的，而張國燾將其分離開來。所以國燾可以成立第二“中央”，大家也擁護他當書記。他罵中央而且罵得很兇，在長征中的中央政治局八個人中，他便罵了四個。我們黨的領袖、全國人民的領袖、全紅軍都聞名的毛澤東同志，他也可以加以誣衊和貼標語反對。這不是共產黨員做的事，這是犯罪惡的行為啊！ 報告第二部分，關於中央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鄧發說：國燾所犯的錯誤已經自己承認了。他是反黨反中央反國際路線的錯誤。但是中央對國燾所犯的錯誤，目前並沒有作出組織的結論，因為中央批判國燾路線不是國燾個人的問題，有些高級幹部對中央還存在著深刻的派別成見，服從擁護國燾路線，反對中央。因此中央估計到在爭取和教育那些盲目服從和擁護國燾路線，盲目地反對中央的干部，尤其對被國燾欺騙蒙蔽下的干部，中央只好加緊解釋和教育，都沒有作組織結論，使他們徹底認識國燾的錯誤實質和罪過。 最後，鄧發對幾個問題作了解釋。他說：上次會議決議案，為什麼沒有徹底揭發國燾路線的實質？原因在於一方面沒有得到中央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我們估計到開展鬥爭的環境不很順利，因為幾個領導幹部在這裡並沒有自動揭發國燾路線的實質，因此大家都不敢提出自我批評。上次的決議案固然有許多不徹底的地方，但是也不能過分責備他們。國燾領導下的干部，是在一步一步向中央路線前進，國燾自己承認錯誤也是一步一步的起來承認的。黨知道團結同誌了解錯誤有一定的過程，最後是能完全了解的。我對這次會議感覺非常滿意，同志們已經有了決心反對張國燾路線，已經團結在黨中央路線的周圍。 最後，鄧發嚴厲地說：“對今天還想造成一、四方面軍分裂，抱著堅決擁護國燾路線的分子，應該進行堅決的鬥爭。肅清國燾主義的殘餘，要達到黨內的絕對一致！” 鄧發的報告，有些是按照中央的口徑講的，但也有許多全盤否定四方面軍的話。他點了一串四方面軍領導幹部的名，說中央沒有給他們作組織結論，其含義就是中央對四方面軍已經很寬容了。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問題，他只說要局部利益服從全局，把西路軍的失敗簡單歸咎於張國燾的逃跑路線。今天回頭來看，鄧發的這個報告在幾個重大問題上的結論是明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但這是當時的特定歷史環境下造成的。 鄧發的講話究竟得到多少人擁護，還是有疑問的。鄧發自己也承認，第一次批判之所以不能深入，是由於西路軍高級幹部的思想不通。所以，鄧發在中央將西路軍工委的主要負責人都調回延安後，才敢放手批判張國燾路線。留下來的同志聽了鄧發的報告，聯想到自己在南下和西路軍經受的苦難，就相信了自己是在錯誤路線領導之下，傷心地痛哭一場。 但是李特和黃超兩人不同意鄧發對紅四方面軍和西路軍的否定，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中央命令李先念等回延安，而不知什麼原因將他們二人留下。約在1938年1月，李特和黃超被戴上“托派”的帽子，秘密處決。這件事做得極隱秘，當時在迪化的西路軍幹部中沒有一個人知道。只聽說他們兩個人到蘇聯去了。 李特、黃超之死，至今還是一個謎團。到底是誰下的命令？誰執行的？他們的遺骨葬在哪裡？到今天也無從知曉。有人說他們是在蘇聯遇難的，有人不相信他們被殺。兩個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居然這樣不明不白、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當張國燾從王明的口中獲悉李特、黃超被處決的消息，精神受到極大的震動。王明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從蘇聯啟程回到延安後，儼然以欽差大臣和中共領袖自居。張國燾捱過王明的整，對他表示冷淡。但是王明卻不自量，在第一次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時候，他沒和任何人商量就拿出一張擬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要求增補人員。王明這種專橫的行為令毛澤東和張國燾都很反感。但是礙著共產國際的面子，同意了王明的意見。以後，王明又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與中央領導人分別談話。 當王明與張國燾單獨談話時，問起在草地的那場爭論的癥結。張國燾說：“除批評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外，可以說是爭奪軍事領導權。”王明說：“這不盡然，另一個主要原因是托派在暗中作怪。”他告訴張國燾：“李特、黃超就是托派。他們在迪化經鄧發審問，已招認是托派，並已槍決了。” 張國燾聽到他信任的部下竟被處決，痛心地說：“李特、黃超是托派，那任何人都可被指為托派！”王明趕緊解釋說：“你不是托派，不過受託派利用。”張國燾再也忍耐不住，厲聲指責王明把自己同志當托派來清除，這豈不是幫助敵人嗎？王明見張國燾神色憤怒，說：“這件事我們改日再談吧。”便匆匆走了。 從這天起，張國燾心神不定，坐臥不安。如果說前一段中央對他的鬥爭和批判，他畢竟還能接受。王明的歸來卻使他產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會忘記，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後，何孟雄、林育南等人就是在王明的打擊陷害下，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殺害於龍華。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蘇區大搞肅反，也曾殺害過不少紅軍將領。如果中央清算他的這些罪惡，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從這時起，張國燾就打算叛變革命了。 不久，王明離開延安去武漢主持中共長江局工作。張國燾仍然當邊區政府的代主席。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人忙於指揮八路軍的抗戰，沒人理會張國燾。張國燾表面悠閒自得，暗中卻在尋找逃離延安的機會。 1938年4月4日，是國共雙方共同祭拜黃帝陵的日子。張國燾以陝甘寧邊區代主席身份前往中部縣，在黃帝陵前見到了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蔣鼎文。祭拜完畢，張國燾對護送的人說他到西安有事，請他們先回去，就帶了一個警衛員上了國民黨方面的汽車揚長而去。到西安後住進國民黨的西京招待所，卻不與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聯繫。 4月7日國民黨方面準備安排張國燾去武漢（當時蔣介石政府駐地），張國燾才打電話給林伯渠，要他到車站來談話。張國燾對林老發洩一通不滿，並說他要到武漢去。林老勸他到八路軍辦事處好好商量，被張拒絕。林老只好回辦事處給中央和長江局發報，報告張國燾的情況。 4月8日早晨，長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電報後，周恩來立即與王明、博古、李克農等負責人商量，一定要搶在國民黨之前，把張國燾接到長江局來。周恩來把這個任務交代給李克農，要他帶著機要科長童小鵬，副官丘南章、吳志堅一道去漢口火車站等待張國燾。 從西安到漢口的火車每日一班，他們一連等了三天都撲了空。 11日19時他們第四次接西安來的火車，到站後有的在站口監視，有的上車去找。丘南章找到最後一節車廂，終於發現了張國燾。李克農上車對張國燾客氣地說：王明同志和周副主席派我們來接你。張國燾顯得十分恐懼，護送他的兩個特務見李克農帶了武裝副官，也不敢動手。李克農陪張國燾坐上小汽車到長江局辦事處去，兩個特務一個尾隨，一個去報信。張國燾堅持要住在外面，死活不肯去長江局。李克農只好給他找一個小旅館住下，留下丘南章、吳志堅“照顧”張國燾。 夜裡，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等長江局負責人在李克農陪同下來到旅館，和張國燾談話。張國燾表情緊張，語無倫次，說什麼邊區如同“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王明不同他討論這些問題，只是批評他不報告中央就出走的錯誤，希望他回辦事處，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不管眾人怎麼說，張國燾就是不肯去。最後周恩來要張打電報給中央承認錯誤，張國燾只好寫了一個電報稿：“毛、洛：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國燾。”交給周帶回去發。周恩來說：你既然來到武漢，那就在這裡等待中央的指示再說吧。周恩來等回到辦事處後，即向中央報告並請示處理辦法。 12日中央書記處復電王明、周恩來等同志：“為表仁至義盡，我們決定再給張國燾一電，請照轉。”電文是：“國燾同志：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機，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 周恩來拿著中央的電報到旅館給張國燾看過，又耐心地勸張國燾到辦事處去住，一切都可商量。張國燾說不出什麼，只是堅持不肯去。周恩來給他兩天考慮時間，只見他給國民黨方面打電話，根本沒有悔改之意。於是14日晚周恩來、王明、博古、李克農又去找張國燾，勸說無效，李克農便拿出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本事，半拉半拖把張國燾塞進汽車，拉回長江局辦事處來。 張國燾搬到辦事處後，總找藉口外出。他一再向周恩來提出要見蔣介石，向蔣報告邊區政府工作。因為張國燾還沒被罷免，周恩來不好拒絕。 16日上午陪張國燾去武昌見蔣介石。張國燾見到蔣就說：“兄弟在外糊塗多年。”周恩來立即針鋒相對地說：“你糊塗，我可不糊塗。”蔣介石看到這場面，也不好多說，敷衍了幾句就結束了接見。回到辦事處，周恩來嚴厲批評張國燾喪失立場。張國燾態度消極地說：“國民黨沒有辦法，共產黨也沒有辦法，中國很少辦法的。”又說：“我感到消極，請允許我回江西老家去，我家裡飯還有得吃。我此後再不問政治了。”當天下午張又找藉口外出，週派吳志堅隨從。張國燾在街上轉到天黑，又提出要過江去。在輪渡碼頭，當客人走完要關鐵柵門時，張突然跳上船，想擺脫吳志堅。吳志堅早有防備，緊跟張國燾上了船。張國燾到了武昌不肯再回去，硬要找個旅館住下。吳志堅乘張國燾休息，趕緊打電話通知長江局。辦事處正四下尋找張國燾，得到消息後立即派人把張國燾拉回漢口。這次張國燾死活不肯再回去，只好把他安排在太平洋飯店住下來。 周恩來等聽了吳志堅的匯報，認為張國燾是決心叛黨。 17日上午，周恩來、王明、博古一同來到飯店，與張國燾作最後的談話。週對張提出三條，供他選擇：1．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2．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個時期。 3．自動聲明脫黨，黨宣布開除他的黨籍。張國燾表示第一條不可能，可以從第二第三條考慮。並要求考慮兩天再答复。周恩來等走後不久，張國燾就打電話約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來飯店談話，表示了投靠國民黨的意向。軍統很快派來兩輛車和幾個特務，兩個上前抱住看守張國燾的丘南章副官，一個拉著張國燾上車。等張國燾走了，才把丘放開。丘南章回到房間，看到張國燾留給周恩來等的字條。上面寫著：“兄弟已決定採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居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丘南章馬上回辦事處向周恩來等匯報。長江局當夜開會研究，由周恩來起草了給中央的電報，報告了張國燾叛變經過，建議中央公開宣布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4月22日的《新華日報》公開發表了黨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決定的公佈，對張國燾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張國燾沒有想到中央會如此果斷地處理他，慌忙給周恩來等寫信。在4月24日的信中說：“連日因寓所未就緒，故不曾致函諸兄。昨晚即寫好一信，擬今晨派人送來。忽閱報上載有開除弟黨籍的決定之公佈，深使我痛心。……千祈我們間應維持冷靜而光明之政治討論，萬一決定不能改變時，亦希彼此維持最好友誼。” 但是，中共中央已經把張國燾掃地出門，沒有人再理會他了。從中央決定公佈之日，在各級組織和部隊中開展了廣泛的宣傳和教育。同志們在短暫的震驚之後，對張國燾的叛變行為表示了極大的義憤和不齒。 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華報》刊登了陝甘寧邊區政府第七號命令，全文如下： 為了表示對叛徒的鄙夷，這個命令並沒有刊登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上，而是在第三版下角廣告欄中用一小塊並不顯眼的地方刊登的。張國燾18年的革命生涯，從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開始，最終以“叛徒”的名稱畫上了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