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第二十三章批判張國燾

自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後，中共中央便開始了批判張國燾的準備。最初的工作是秘密進行的。當紅軍總部人員隨朱德、張國燾到達保安後，毛澤東會見了一些幹部，了解情況。王維舟同志回憶：在保安，他與劉伯承同志一起去見毛主席，他向毛澤東當面報告了張國燾的叛黨，反對中央，挑撥一、四方面軍的團結，和對他們的歧視打擊的事實。毛澤東對王維舟說：目前因紅四方面軍在甘北尚未完全過河與中央會合，同時紅四方面軍幹部還未完全認識到革命由於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遭受了不應有的損失。對這個問題要深入檢查，希望你準備。同時還囑咐他要暫時保密。 張國燾來到中央後，雖然還保留著紅軍總政委的職務，但除了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一些具體事情都不管了。他已經不能像當初在紅四方面軍中那樣說一不二，稱王稱霸。這期間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與張國燾談了幾次話，指出他的錯誤，希望他對中央有個交代。他自己也意識到錯誤的嚴重性，於是張國燾在1937年2月6日寫了《從現在來看過去》一文，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初步檢討，承認了五點：

第一，沒有充分估計到五次“圍剿”中的客觀情況，五次“圍剿”中敵人採用戰略戰術的特點，和中國革命不平衡發展的特點，這樣就過分估計了五次“圍剿”中的主觀錯誤。 第二，在中央紅軍突圍成為必要後，敵人追擊的嚴重性，遠過於紅四方面軍西征時敵人所給予的壓迫，對於這點，估計也是不足的。這就抹殺了中央紅軍萬里長征的英勇奮鬥，和布爾什維克的堅強。一個數量很大的紅軍的萬里長征，減員是不可避免的情況，終於達到紅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目的，和大批幹部的保存，正是表現著艱苦卓絕的奮鬥精神，在這一點上不應當超出黨中央決議上的批評。 第三，因為有了上述兩個觀點，同時對五次“圍剿”所受的損失也估計過分，就發生當時對中央所提出戰略方針的懷疑。雖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針，但將中央北上之方針了解成為這不過是長期大規模的運動戰和游擊戰爭的實際，提出了在比較更西北地區來創造根據地的另一戰略的意見。

第四，同樣對於中央蘇區對黨、蘇維埃和紅軍各方建設工作所獲得的成績估計不夠，並對中央同志根據中央蘇區經驗所給予四方面軍的錯誤和缺點的批評表示不接受和誤解。 第五，在左路軍北上受到阻礙的條件下，以為北上既然會成為大規模運動戰，倒不如乘虛南下。因此，成為北上和南下的對立，紅軍分開行動，發展到對中央路線不正確的了解和組織上的對立。 張國燾用晦澀的文字很不情願地承認錯誤。當初他罵中央是“逃跑”，現在換成了“大規模運動戰”。他另立中央，開除毛周張博的黨籍，僅僅說成是“組織上的對立”。如此的輕描淡寫，文過飾非。涉及要害問題，張國燾仍然不肯認錯。 對南下北上之爭，他說：“假若南下沒有發生黨和紅軍組織上的對立，那麼南下和北上不過是軍事策略上的爭論。如果認為南下是失敗的，那是不應當的。”

對分裂的責任，他承認：“那時黨中央直接領導一、三軍團北上，的確是貫徹北上方針的正確行動。指斥為逃跑路線，就是絕對錯誤。就是紅軍分開行動也不應由北上主張者負責，而應由南下主持者負責。” 對另立“中央”，他承認：“最嚴重的錯誤是組織上的對立。否認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而自稱中央。這是政治上錯誤的結果和組織原則上錯誤的表現，布爾什維克的中國共產黨所不應有的。” 總而言之，張國燾對自己的評價是：“從一、四方面軍會合時起到12月決議時止，這一段時間中我自己的確犯了反黨反中央的錯誤。雖然12月決議開始了轉變，沒有再繼續這一錯誤，向著和黨一致的路上轉變，但這一過去有過的錯誤，是應當嚴重指出的。” 張國燾的第一次檢討，中央是不滿意的。 1937年2月27日，凱豐在延安發表了洋洋數万言的長篇文章—— 《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文章分為13部分，涉及對政治形勢的估計，南下北上問題，一、四方面軍團結問題，黨的建設，肅反，民族統一戰線等方面。我們限於篇幅，無法引用凱豐的全文。其中大部分內容是中央在川西北時就與張國燾爭論過的，我們在前面也敘述過。但是在這篇文章中凱豐透露了一些以前沒有提及的內容，反映了中央對張國燾的問題的基本態度。

關於一、四方面軍草地分裂的問題，凱豐寫道：“當中央發覺國燾私自給徐、陳南下密電時，曾詳述南下的不利，並勸其仍率隊北上。但國燾當時毫無轉機，中央不得不再電國燾。……國燾同志對中央的電報，完全不採納。於是中央給徐、陳指令，並給國燾指令，命令總政委立即率左路軍向阿西、巴西、班佑開進。”他還寫道：“北上戰略是中央政治局決定的，不經過中央政治局，沒有任何人有權力改變這種方針的。國燾身為政委應當堅決執行黨中央的命令，可是國燾卻能用私人的意志去改變這一戰略方針，這還有什麼政治委員的資格？……以這樣一個糊塗的政治委員怎樣還能去加強黨在紅軍的絕對領導，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係都是這樣糊塗，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鬥爭。”

張國燾錯誤的性質，經凱豐這樣一說，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國燾給徐、陳的南下電報，陳昌浩都給中央看過，所以中央才與張國燾爭論了好幾天。但是還從未聽說四方面軍哪個人說要“武力解決中央”。凱豐這篇文章是批判張國燾過程中最早提及“密電”和“武力解決中央”問題的，從而給張國燾的錯誤上綱到“路線鬥爭”。 對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凱豐更是大加討伐。他寫道：“國燾的軍閥主義表現在下列問題上：第一，紅軍中的肉刑制度發展到頂點。因為沒有階級的、自覺的紀律，不得不依靠打罵槍殺以維持命令的執行。隨意可以打人，隨意可以槍斃人，這在過去四方面軍中到處可以看到的。第二，對居民的紀律不是建立在與居民的親密聯繫上。因為紅軍是工農的、人民的軍隊，他們不是高踞在人民之上的。第三，愚民政策。不教育紅軍幹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反而只要他們服從、盲從。第四，培植傳令兵系統。這多少是從馮玉祥軍隊中學來的。”

在這篇長文章的結尾，凱豐給張國燾下的結論是：“國燾同誌所代表的這種政治路線，是蘇維埃運動中所產生的形式，右傾機會主義、軍閥主義的路線。他的客觀根源則由於中國的軍閥制度和農民狹隘落後意識，流氓破壞意識的反映。他的主觀原因則是由於國燾同誌有過去錯誤的根源。在四中全會時，國燾曾反對這種錯誤，但他沒有徹底肅清他的錯誤。在與中央隔離，在沒有中央的領導之下又發展起來。而成為在蘇維埃運動中的右傾機會主義退卻逃跑路線和軍閥、土匪主義的路線。” 凱豐的文章旁徵博引，使用了大量紅四方面軍的內部文件。從卓木碉會議記錄，到張國燾在紅四方面軍幹部會議上的多次講話，在《幹部必讀》上發表的文章，以及紅四方面軍內部的電報、指示等。說明中央已經比較完整地掌握了張國燾與中央分裂期間的言論和活動情況。這篇文章是全面批判張國燾路線的序曲，高潮還在後面。但是凱豐的文章中把四方面軍貶得一無是處，把這個人數眾多、有光輝戰績的紅軍隊伍醜化成“土匪”、“軍閥”的隊伍，是極左的，帶有強烈宗派主義傾向的。這也為批判張國燾路線中的擴大化傾向開了先例。

張國燾雖然離開了部隊，但他在紅四方面軍中的影響不可低估。此時，西路軍還在河西走廊血戰，陝北的4軍和31軍都是紅四方面軍的老部隊，在紅四方面軍中批判張國燾是否能獲得預期的效果，是否會因此而引起部隊的混亂和失控。毛澤東感到沒有把握。他需要掌握第一手資料，切實了解紅四方面軍部隊的思想情況。 1937年2～3月間，他派紅軍大學教育長羅瑞卿以考察部隊的名義，到二、四方面軍走了一圈。 羅瑞卿認真地執行了毛的使命。名義上是考察二、四方面軍，但重點在四方面軍。從2月下旬起，羅瑞卿白天察看部隊的訓練、生活和政務思想情況，晚上聽取各部隊首長的匯報，還找一些主要負責人單獨談話。緊張地走了一個月，3月22日，他在慶陽步校給毛澤東、張聞天和林彪（紅軍大學校長）寫了一個長篇報告。

關於四方面軍的基本情況，羅瑞卿指出：會師後“在幹部中，在領導幹部中，在一般黨員中，在戰士中，並沒有了解黨的路線的正確與過去四方面軍領導上路線上的錯誤”。羅瑞卿強調：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的影響還是很深的。具體的例子是，當與大家談到“南下北上”的問題時，大多數人認為“南下北上”都是對的。 羅瑞卿承認：四方面軍部隊的成分是極好的。來自鄂豫皖和通南巴的佔全軍百分之八十，連以上乾部絕大多數是鄂豫皖的老紅軍。戰士體力強，天資聰明活潑。若有好的教育，可以出大批的干部。但是政治水平很低，有的人對揭發過去的錯誤不滿，因為他們對（張國燾）個人的迷信超過了對黨的認識很遠。政治工作雖然建立了一些制度與組織形式，然而工作的具體內容還很差，有的甚至沒有。

羅瑞卿的報告最後說：“有些幹部目前不負責任，甚至煩悶。我想大約也有以下幾個原因：1．過去的積極，一般強制的成分多，而自覺的成分少；2．舊的強迫管理的方式去掉了，還沒有新的方式代替；3．對於過去的艱苦發生恐懼與厭倦；4．過去只認識個人，一切寄託之於個人身上，現在還沒有以黨的觀念代替對個人的迷信。” 羅瑞卿的報告反映出四方面軍中存在的不少問題。關鍵是張國燾的影響依然存在，四方面軍中的許多幹部還沒有認識到張國燾錯誤的嚴重性，與張國燾劃清界限，真正站到中央的立場上來。因此，必須對張國燾進行徹底的批判。在這個問題上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不僅是張國燾個人，各級的干部也都有自我檢查的必要。 此時，四方面軍中的許多幹部也感覺到沉重的壓力。從上級派人來考察部隊，4軍和31軍領導人的變動，以及中央轉發張國燾的檢查和凱豐的文章，都是一場黨內重大斗爭即將開始的前兆。西路軍的壞消息不斷傳來，當3月中旬，援西軍政委張浩宣布西路軍失敗的消息，4軍和31軍的干部戰士都痛哭起來。有的人終日情緒低沉，打不起精神，不知會有什麼樣的命運降臨到自己頭上。

張國燾對西路軍的失敗極為痛心，他感到：“如果說一方面軍在二萬五千里長征時只剩了一副骨頭架子，那麼西路軍連脊梁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西路軍的失敗在陝北引起強烈反應。自1935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來，西路軍的失敗是紅軍遭受的最嚴重的損失。中央當然要追究責任。在陳昌浩電告中央西路軍失敗的十余天之後，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23日到26日的議題是國民黨三中全會後中共的任務，從27日到31日則是以批判張國燾路線為中心議題。 出席會議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博古、張國燾。候補委員凱豐。 紅一方面軍負責幹部彭德懷、林彪、蕭勁光、羅榮桓、林伯渠、陳賡、董必武、劉亞樓、蔡樹藩、莫文驊。 紅二方面軍負責人賀龍、任弼時。 紅四方面軍幹部周純全、何畏、傅鍾、倪志亮、王維舟、何長工、邵式平、廖承志、朱光、羅世文、謝富治。 原紅四方面軍川陝省委幹部郭潛、李中權、羅華民。 原陝北紅軍負責人高崗、郭洪濤、戴季英。 四位紅軍女幹部：康克清（朱德夫人）、劉群仙（博古夫人）、金維映（李維漢夫人）和李堅貞。 列席會議的還有：吳亮平、馮文彬、劉長勝、杜理卿、徐特立、周興、王林、王觀瀾、齊華、胡耀邦、曾希聖、劉勝連、張振坤、譚家述、譚玉林、楊秀山、餘黛生等。 有幾位重要人物沒有出席會議。周恩來當時在杭州與國民黨談判；劉少奇在天津領導中共北方局的工作；鄧發去了蘇聯。林育英在會議召開前不久，被派往外地搞職工運動。張國燾幾次找張聞天，要求讓林育英出席會議。因為林育英是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調解人，也是最重要的知情人。如果沒有他在場，張國燾與中央之間的許多問題就說不清楚。但是張聞天拒絕了張國燾的要求。 3月27日會議開始後，首先由張國燾作檢查。他承認自己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是犯了路線錯誤、退卻逃跑錯誤、反黨反中央錯誤，承認自己對民族革命運動、中央紅軍的勝利和人民群眾的力量估計不足，對敵人的力量估計過高，因而悲觀失望，主張退卻。對北上問題，承認自己對中央的方針發生懷疑，承認後來由於朱德擁護中央，廣大干部擁護中央，促使他有了轉變。但是北上以後，又改為西進，仍是對民族革命運動估計不足。他表示要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鬥爭，還沒有認識的問題，也要很好地檢查一下。 朱德總司令發言批判張國燾的錯誤，並敘述了他在南下時期同張國燾進行的鬥爭。他說：張國燾從鄂豫皖時期開始，就完全成為個人指揮黨。他不相信黨，不相信階級，只需要個人的黨，不需要布爾什維克的黨。因為黨和紅軍都是有組織原則的，而國燾不要這些原則。在會合時，他對中央極不尊重，自以為是列寧主義。這是他反黨反中央的來源之一。自從宣布中央逃跑後，他更蔑視中央。後來召集會議反對中央，我說：“我是總司令，我便不好參加。”國燾罵中央，當然我也是在被罵之列。從阿壩會議到松崗（卓木碉）會議，反黨反中央的罪惡他做了不少。在松崗會議我指出：“不要與中央對立。”當與二方面軍會合時，他們要向二方面軍去宣傳中央的“錯誤”。我說：“不要宣傳。無論如何，弼時是宣傳不到的。”他不信，而且發火，說我向他進攻。 批判了張國燾的錯誤，朱德最後說：“國燾同志是老黨員，但是他的思想是機械唯物論，只看形式不看內容。我希望國燾同志承認錯誤，應該以列寧主義為中心，以黨放在前面，不要忘記了黨。只有相信黨才能領導革命，脫離了黨的立場是沒有出路的。” 朱總司令的話有理有節。對張國燾過去的所作所為，朱德是見證人。他所揭露的完全是事實，張國燾抵賴不了。但是朱德以寬厚的胸懷，向張國燾伸出挽救之手，耐心幫助他認識錯誤，以改正錯誤。比起南下時張國燾對朱德的侮辱迫害，更顯示了朱總司令的高尚品德。張國燾對朱德是口服心服，即使在幾十年後寫回憶錄時也沒有否認這一點。 任弼時同志在發言中批判了張國燾在二、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分裂行為。他指出：張國燾在二、四方面軍會合前就召集會議作佈置，只准大家說一方面軍壞，不准說四方面軍的缺點。二、四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燾就派人送來攻擊黨中央領導同志的文字材料，還派了一個“委員會”到二方面軍做反中央的宣傳。後來張國燾還下令要把六軍團交給他指揮，並準備調換二、六軍團的領導。還堅持要召集二方面軍的干部會來求取一致。二方面軍領導對張國燾進行了抵制，向張國燾指出他不承認中央領導的錯誤。任弼時說：張國燾是不想和一方面軍會合的，到哈達鋪後，張國燾提出由齊哈瑪過黃河。經二方面軍領導反對，他才放棄了原來的企圖。但是張國燾還是想用主力出夏、洮，基本企圖是過黃河以西，拒絕與一方面軍的會合，又遭到大家反對。任弼時回顧歷史說：“八七”會議前後，張國燾不同意黨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鬥爭；南昌起義時，他想阻止起義；“六大”時張國燾是“右”的代表；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張國燾認為是幻想，一點可能也沒有。任弼時認為，張國燾長期以來看不到革命的形勢，看不到階級力量的變動。由於他在黨內有很深的派別成見，到了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便發展到了最高峰。他堅持南下，使四方面軍力量消耗很大。瓦窯堡會議後，他實際上並沒有什麼轉變。 幾天會議中，發言十分熱烈。彭德懷、林彪、賀龍等批判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罪行，康克清揭露了阿壩會議期間張國燾反對中央的罪惡和對朱德、劉伯承等同志的迫害。原四方面軍的傅鍾、王維舟、羅世文等同志揭發了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中實行軍閥統治，打擊迫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何畏等則檢討了自己追隨張國燾所犯的錯誤。 毛澤東在3月30日的會議上作了長篇發言。他指出：張國燾路線毫無疑義是全部錯誤的。我們歡迎他的轉變，這是中央的干部政策。張國燾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他只承認看得到的東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他老是將自己描繪成實際家，恰恰證實他是真正的經驗論。那次我們接到捉了蔣介石的消息以後，他舉出幾十條理由要求殺蔣介石。張國燾要改正自己的錯誤，首先要放棄自己的經驗論。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體，只知道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於進行科學的分析，所以我們能預見運動的法則，在軍事上即是有戰略的頭腦，這正是張國燾所缺乏的。張國燾的機械論，只看見形式，不看見內容。他把日本和蔣介石看作有無窮力量的魔鬼，害著恐日病和恐蔣病，說什麼十倍於現在的力量也不能戰胜日本，在革命戰爭中只想起後梯隊的作用。他看不見日本和蔣介石都存在著種種矛盾。他不承認事物內部的矛盾，不知道紅軍中、共產黨內都有矛盾，只有加強黨內鬥爭、思想教育和黨內民主來解決這些矛盾。 談起長征中的鬥爭，毛澤東說：張國燾在鄂豫皖的初期，還不能說是機會主義路線。自從打了劉湘以後，便完全形成了機會主義路線。他到川西北以後，弄出一個聯邦政府，還要造出一個政治局。會合後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中央盡力遷就他，安他一個紅軍總政委。但是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桿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紅軍是不能干涉黨中央的路線的，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的污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的。 毛澤東最後的話使在座的同志都為之震驚。這件事情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沒說過，除了凱豐的文章，毛澤東是首次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這件事情。除張國燾外，其他當事人沒有在場。葉劍英在西安，徐向前、陳昌浩還在路上流浪。在以後的日子裡，凡是提及長征中的“密電”問題，最原始的出處就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繼續說：反黨的“中央”成立之後，中央還是採取忍耐的態度。那時張國燾的電報卻兇得很，“禁止你們再用中央名義”的話頭都來了。我們卻慎重得很，當時中央通過的關於反對張國燾錯誤的決議，只發給中央委員。 毛澤東最後說：張國燾入黨以來，還曾有若干階段是在黨的路線下工作的，但是他的機會主義史的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後應從頭乾起。 最後一天的會議由張聞天作總結性的發言。他歷數了張國燾路線的錯誤及張國燾本人在歷史上的機會主義表現，基本上是重複了毛澤東的講話和綜合了各位同志的發言。他強調了對張國燾路線作鬥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1．無情揭發張國燾路線，來教育全黨同志。否則黨內不能統一。 2．要把反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同四方面軍的干部分開。這些同志以為國燾就是黨，受了國燾的欺騙。我們要幫助他們來反對國燾路線，幫助他們進步。 3．對犯錯誤的同志不應採取報復主義，主要用說服教育的方法使之轉變。 4．對犯錯誤的人（指張國燾），不要輕易相信，要看實際的表現。 5．要消滅張國燾主義，應加強黨內教育，擴大民主，發展自我批評，從原則上解決問題。 對大家要求開除張國燾黨籍、撤銷其黨內職務問題，張聞天建議暫時不作組織結論，給張國燾一個改過的機會。他的話得到大家一致贊成。 這時，主持會議的博古要張國燾表示態度。張國燾沮喪地站起來說：“各位的發言，特別是幾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發言，使我更得到教育。我了解我犯了嚴重的錯誤，惡果很大。”說著，他痛哭流涕起來：“我現在宣布我的錯誤的破產。以前種種昨日死，以後種種今天生。”但在座的人卻發出一陣不信任的冷笑。 接著，張國燾答復了會議中提出的一些具體問題，如肅反、反對中央、阿壩會議、殺害胡底等同志，張國燾都承認是自己的罪惡。但是有幾個問題他拒不承認。一個是曾中生之死，他說不是他下的命令。另一個是“用武力解決中央”，張國燾否認有此事。他說：“我要說明的是，發展到陷害總司令和武力解決革命同志，如果這樣做便是反革命了。” 張國燾最後說：“我的錯誤的確是反黨反中央。我的錯誤是很嚴重的，我同意給我作組織上的結論。但我有一點不同意的，就是不把我當黨員看待，當反革命看待。我認為我與托派和陳獨秀是有區別的，我是堅決站在共產國際方面的，所以我有權力請求還把我當黨員看待。” 批判張國燾路線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時，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對張國燾路線的錯誤進行了系統的總結和批判。主要內容是： 一、張國燾在四方面軍的領導工作中，犯了許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則的錯誤。 “從退出川陝蘇區到成立第二中央為止，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路線與軍閥主義的登峰造極的時期。這是反黨反中央的路線。” 二、“他用全力在紅軍中創造個人的系統。他把軍權看作高於黨權。他的軍隊是中央所不能調動的。他甚至走到以軍隊來威逼中央，依靠軍隊的力量，要求改組中央。最後，他不顧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動南下，實行分裂紅軍，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國黨與中國蘇維埃運動中空前的分裂行為。” 三、南下行動“不但在反黨反中央、分裂紅軍上看來，是根本錯誤的，而且南下行動本身也是完全失敗的”。 “由於南下的行動，使紅軍遠離抗日前進陣地，削弱了紅軍在全國的影響與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 四、張國燾雖然取消了第二中央，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但他“始終對於北上與中央會合是遲疑的，對於中央的路線的正確性是不了解的。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五、“張國燾路線是農民的狹隘性、流氓無產階級的破壞性、及中國封建軍閥的意識形態在無產階級政黨內的反映。”“這教訓又一次指出，沒有無產階級先鋒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不論是民族革命或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徹底勝利的。” 六、中央“對於四方面軍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領導之下作獲得的極大進步與對張國燾路線的正確認識，表示極大欣慰。過去紅四方面軍所犯的錯誤，應該由張國燾同志負最主要的責任。一切把反對張國燾主義的鬥爭故意解釋為反對四方面軍全體幹部的鬥爭，把四方面軍的干部同中央對立的企圖與陰謀，應該受到嚴重的打擊”。 政治局擴大會議後，張國燾經過幾個月閉門思過，在1937年6月又寫了一份檢查：《關於我的錯誤》，承認“中央政治局關於我的錯誤的決議，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對於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應當根據這個決議來徹底改正自己的錯誤，與自己的錯誤作堅決的鬥爭”。 “我自己宣布我的錯誤路線已完全破產，每個同志與我的錯誤作毫不留情的鬥爭，是黨的布爾什維克化最重要的一個保證。” 其實，張國燾心裡是不服氣的，只是委曲求全。他的一些部下來發洩不滿，張國燾安慰他們說：“在毛兒蓋的時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評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可是現在形勢不同，毛澤東等首先接通了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上，又與張學良、楊虎城聯盟，經過西安事變，可望與國民黨和解。這些成就，改變了反對毛澤東的意向。何況西路軍又遭受如此慘痛的失敗，我正引咎自責，無意與他人辯論是非。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專心學習，檢討過去工作的錯誤，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彭德懷、任弼時等奉中央指示，到二、四方面軍部隊中傳達會議精神，開展反張國燾路線鬥爭。但是，在四方面軍中批判張國燾路線，遇到很大的阻力。張國燾與中央之間究竟是怎麼回事，許多情況連軍師級幹部都不清楚，更別說基層官兵了。特別是上級批判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土匪主義，許多人想不通。同樣是紅軍，怎麼跟著張國燾就成了“土匪”了？三個月的批判鬥爭表現出擴大化的傾向，引起了四方面軍幹部的思想動盪。據1937年7月12日4軍政治部給前總的《四、五、六三個月4軍政治工作狀況的報告》中反映，當時4軍逃亡現像比較嚴重，共跑了131人，其中不少是乾部。許多幹部惶恐不安，上級調幹部去學習，就懷疑自己“有問題”，“恐怕是犯了錯誤”。有的藉口“不識字”、“學不進”，拒絕離開部隊去學校。 31軍的情況也差不多，軍政委郭述申在5月1日給中央的電報中反映：“4月份部隊逃亡現象非常嚴重，共計86名。主要原因由於政治教育與管理領導方式的缺乏所造成。” 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逐步擴大，在二方面軍中也搞起“反軍閥主義”的鬥爭。當時二方面軍部隊駐雲陽，“上級突然指示，在紅二方面軍中開展一場反軍閥主義、游擊主義的鬥爭。反軍閥主義的主要矛頭是針對賀龍的。由於賀龍在紅二方面軍中享有崇高威望，這場不得人心的鬥爭草草結束，不了了之”。賀龍後來提及此事，仍餘怒未息。他說：“雲陽鎮反軍閥主義，附帶反游擊主義。反軍閥主義是反我的。我和小關（向應）講：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 鬥爭擴大化終於導致悲劇的發生。 1937年4月3日，延安紅軍大學發生了一起“暴動”事件。原四方面軍的一批高級幹部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等十幾人因“拖槍逃跑”和“謀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 這件事的起因，許世友上將在建國後曾有較詳細的回憶。他說： “到延安以後，就有人說張國燾如何長如何短，我也不做聲，只要你不說到我頭上我就不管。以後西路軍失敗，我非常痛心，半個月沒好好休息。加上反張國燾路線，聽了不少胡言亂語，有的說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說我是土匪。下面乾部看不起四方面軍同志，我非常生氣，病得吐了血，到醫院休養。我想：從前反陳獨秀、李立三時，我們這些幹部只知道他們錯了，至於到底怎樣錯，什麼叫方針路線錯了，我們是不知道的。我也沒有參加過這麼大的鬥爭會，這樣的鬥爭會實在害怕。當時我想趕快打仗，我到前方與敵人拼死，也不願開這個鬥爭會。加上下邊又謠傳要槍決周純全、何畏、張國燾，我也是張國燾的軍級幹部之一，也不能沒有我的事。我自己也覺得在這裡槍決太冤枉了，我南征北戰帶了這些彩，沒有功還有罪嗎？那時認為黨中央在爭權奪利，要把我們搞掉。我這個認識是大錯了，所以基本上就動搖了。我的態度是非常不滿，在病中苦悶到極點。 “我在病休中，鬥爭會一天比一天開得厲害。這時四方面軍的營團師軍級幹部都來看我，沒有一個不哭的。一連這樣三天，尤其是軍師級幹部的哭，對我影響很大。過去都是老同事，現在都感覺沒有出路。我想了幾天，想出辦法來了。他們來看我時，我對他們說：我們回四川去。那裡有劉子才，他們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這裡某某說我們是反革命，要槍決；我們回四川去，叫他們看看我們到底是不是革命的。願去的就走，不願去的也不要告訴中央。 “到第二天，有二十多個團級幹部、兩個營級幹部、六個師級幹部、五個軍級幹部都願意走。當時我們決定不帶張國燾、何畏、周純全，因為他們都要騎馬。我們決定步行七天七夜，通過陝北到漢中、巴山，會合劉子才的部隊再說。一切計劃是我作的，路線也是我劃的。” 但是，許世友等人的出走計劃走漏了風聲，被紅大的人渲染成“暴動”和“謀害毛主席”，報告給校長林彪。經上級批准，許世友等人被紅大校方和政治保衛局來人拘禁。經過審查，“謀害毛主席”的罪名不能成立，定性為“拖槍逃跑”。 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法院舉行公審大會，宣讀對許世友等人的判決。從輕判處許世友、洪學智、王建安等六人一年半至六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並在6月9日的《新中華報》上發了消息。 在審查過程中，負責這個工作的董必武同誌發現許世友等人是冤枉的，向中央作了反映。張國燾回憶：“負責審理四方面軍幹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實上緩和了這個鬥爭。他和那些被捕者一個個親自談話，結果證明何畏、許世友、王建安等反對者並沒有組織性的行動，他們的背後也沒有人指使和操縱。只是對於抗日軍政大學的鬥爭方式表示不滿，因此憤而反抗。董乃將多數同志釋放，少數人判短期監禁。被判禁閉的人，都是提前釋放。所有被釋放者，仍回到軍政大學繼續學習。”三個月後，9月25日，任八路軍第120師359旅旅長的陳伯鈞來延安看望老戰友，與羅瑞卿、劉亞樓等共進晚餐。 “飯後又回抗大，遇四方面軍幹部王樹聲、許世友、詹才芳等，簡單說了幾句話。”說明許世友等此時已恢復了自由。 毛澤東聽了董老的匯報，也覺得這件事處理得太過分。中央批判張國燾，但對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戰士是應當好好團結的。毛澤東當時沒有公開表態，採取冷處理的辦法息事寧人。這時徐向前回到延安，毛澤東聽了徐關於西路軍情況的匯報後，要他去看看許世友等人，做些工作。當時徐向前的處境也很不好，只能說幾句安慰的話。後來許世友、王建安等去了山東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立下戰功。實踐證明他們是我黨我軍的優秀幹部。 1944年10月25日，毛澤東在延安整風的一次講話中說：反國燾路線是有些過分的。如37年在紅大，今天也講，明天也講，講得人家根本不想听了還要講。 ……關於紅大“暴動”的事情，說許世友等人想殺我，給他們作了反革命暴動的結論。現在這個結論要修正。他們當時是有錯誤的，但自抗戰以來，許世友任膠東軍區司令員，王建安任魯南軍區司令員，他們的工作都有成績，說明他們是好同志。這裡得出一個教訓：是過火鬥爭引起他們這樣幹，這是不對的。不能搞過火鬥爭。毛澤東的這番話明確否定了紅大“暴動”事件，為四方面軍的干部平了反。 紅大事件後，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有所降溫。張國燾自己覺得顏面掃地，沒法幹下去了。他說：“我決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願問黨內的事。我在延安近郊，遊山玩水，並尋覓適當的住所。果然，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著了一所破廟。其中有一個石頭的窯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衛士們去修理，不僅使窯洞煥然一新，而且在廟的左側還開闢了一個小廣場。不到兩週，我就遷到新居去了。”後來中央給張國燾安排了臨時的工作，由抗大教務長成仿吾出面，請張國燾到抗大講政治經濟學。 1937年8月，陳昌浩回到延安。他見到張國燾，滿面羞愧，自承應負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聽候黨的處罰。在中央書記處責令下，他寫了長達7萬言的報告。中央以《陳昌浩同志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為題，於10月5日發給中央有關負責人審查。 陳昌浩的報告共分9章，在敘述了西路軍自渡河以後的征戰過程和一系列決策經過後，總結了經驗教訓。他認為西路軍失敗的客觀原因有四點：一、馬步芳、馬步青為保持其領地而和紅軍死戰；二、民族矛盾致使統一戰線工作無法進行；三、二馬在騎兵與數量上佔有優勢；四、我軍在武器、地形、氣候與戰術上的諸多不利因素。在主觀原因上，他承認自己在政治上不能克服國燾路線的影響，自己是“國燾路線之第一個負責執行者”。在戰略戰術上連續失誤，加上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導致西路軍的失敗。但是他聲明：“西路軍指戰員為著黨中央與軍委所賦予的任務而堅決鬥爭，粉身碎首飢凍疲困，在最困難與從未遇過的困難條件及殘酷萬分的血戰中，一般說來沒有灰心失掉，沒有投降困難。而為求戰勝敵人完成任務，而鬥爭到最後一滴血。幹部極大死亡，戰士寧死不辱，而表現極英勇的鬥爭。”他說：“雖然西路軍對中央與軍委指示執行的不充分，但西路軍自成立之日起是站在黨中央正確路線之上來努力的。我以為西路軍雖然根本失敗，我個人雖犯了很大錯誤，特別是不能克服國燾路線的錯誤，但我還是堅信西路軍一般政治路線是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決不是繼續與執行反中央的國燾路線的。” 中央不能接受陳昌浩的報告。因為毛澤東已經給西路軍下了結論。在1936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毛澤東寫道：“被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卻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 在中央的嚴厲批評之下，陳昌浩又寫了第二個報告。這次他來個全盤自我否定，上綱上線地把自己與張國燾路線聯繫起來。他寫道：“中央正確路線與國燾錯誤路線是絕對相反的，而不可調和的。前者是領導革命到勝利之路，後者是領導革命於失敗之路。革命歷史證明得很清楚：如果政治路線正確，環境雖劣，自力雖小，可以導革命於勝利；雖一時受到挫折，而終結必歸於勝利。如果政治路線錯誤，環境雖好，自力雖大，可以導革命於失敗；雖一時幸而勝利，而終結必歸於失敗。五次圍剿中央紅軍雖受挫折，而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實現，這是中央路線一貫正確之鐵證。四方面軍雖有川陝蘇區之勝利，而川陝蘇區之自動放棄，南下基於挫敗，番區之無出路及西路軍之嚴重失敗，這是國燾路線完全錯誤之標誌。西路軍既然沒有克服國燾路線，就不是執行中央路線。” 陳昌浩以虔誠的認罪態度，將所有的帽子都扣在自己頭上。他的盲目檢討起了反作用，中央認為他言不由衷，很不老實。徐向前也反對陳昌浩這種唯上是從的作風，在回憶錄中說：“西路軍第一把手陳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他是軍政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對西路軍的行動，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這個同志的精神狀態，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後見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包袱沉重，不易解脫。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面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面軍的前途，今後應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陳昌浩同志願意改正錯誤，緊跟中央，無可非議，但是，作為一個黨的高級幹部，決不允許夾雜某種個人得失或山頭主義的情緒在內。黨內鬥爭嘛，誰能一貫正確？犯了錯誤，該檢討就檢討，該工作就工作，沒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在西路軍期間，陳昌浩自始至終以緊跟中央，'回到'正確路線上來而自居。對於上級的指示，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簡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從地步。至於敵我力量對比如何，戰場實際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應向上級反映，哪些事關全軍命運、戰局勝負的問題需要機斷處理，則一概置諸腦後。我們之間的兩次爭論，便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陳昌浩一錯再錯，不但沒有為西路軍挽回名譽，反而斷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 1937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討論西路軍失敗的教訓。陳昌浩在會上作檢討。毛澤東在發言中基本重複了3月批判張國燾的那些話，指出張國燾路線實質上是逃跑主義、軍閥主義與反黨反中央的路線。因“七七”事變爆發，抗日戰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奔赴山西抗日前線，批判張國燾路線告一段落。張國燾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陳昌浩則繼續反省。 1939年8月周恩來去蘇聯治療右臂，陳昌浩隨行離開延安，去蘇聯接受共產國際的審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