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第二十二章歷盡磨難與艱辛

1937年3月16日夜晚，徐向前和陳昌浩在一個警衛排護送下，悄然離開西路軍，向著陝北方向走去。為了躲避馬家軍騎兵，他們晝伏夜行。走出祁連山時，徐向前命令警衛參謀陳明義、肖永銀帶警衛排就地打游擊，大家分散行動。陳、肖等人只好服從命令，徐、陳只留一個保衛幹部同行，化裝前進。到了西洞堡，他們停下休息，叫保衛幹部去找水喝。天快亮了找水的人也沒回來。徐向前估計他出了問題，便拉上陳昌浩趕緊走。第二天他們到了大馬營投宿，找到一位在當地行醫的湖北人家。陳昌浩遇見老鄉，十分高興。這個老鄉招待他們吃了一頓飽飯，第二天早上徐向前催陳昌浩上路，陳說太累，休息幾天再走。徐向前想：你有老鄉掩護，住幾天沒關係。我的口音不對，在這裡有危險。於是徵得陳的同意，徐向前一個人先走了。

為了避開馬家軍的搜捕，徐向前在路上盡量不與任何人接觸。曉行夜宿，匆匆趕路。他身穿破爛的羊皮襖，又黑又瘦，好像戈壁灘上的羊倌。餓了找老百姓家討口飯吃。在永昌至涼州的路上，他遇見了特務營的曹營長，跟他一道走。過了黃河，走出了馬家軍的地盤，徐向前的心才略微輕鬆一些。到了打拉池，徐向前拿一枚金戒指換了棉袍和衣服，與曹營長翻過六盤山到了平涼城，他們打聽到紅軍離這裡很近，立刻就朝北山方向趕去。在一個叫小屯的地方，徐向前見到了正在執行任務的4軍參謀長耿飚，悲喜交集的心情，用語言是難以表達的。第二天，徐向前被護送到鎮原的援西軍總部，見到了劉伯承。這是4月30日。經過一個半月顛沛流離的日子，徐向前終於回到了家。幾天后，毛澤東、張聞天、朱德致電慰問：“向前同志，慶祝你脫險歸來，並相信你一定能夠在中央領導下再接再厲地為革命奮鬥到底，盼病體痊癒後即來中央。”

徐向前的回歸，算是西路軍中比較順利的。根據徐向前的匯報，毛澤東指示葉劍英派人到涼州尋找陳昌浩，但沒有找到。原來他在湖北老鄉家病了一場，養好病之後，也許是敗軍之將無顏見江東父老，他沒有回延安，而是長途跋涉回了鄂豫皖老區，想在那邊重整旗鼓，再拉起一支紅軍隊伍來。但當地的形勢也不好，陳昌浩才回了延安。他到延安時已是1937年的10月，正值延安批判張國燾路線的高潮。陳昌浩受到中央的嚴格審查，後來又被送到蘇聯學習，這位曾在紅軍中擔任高級領導職務的人物，從此退出了歷史舞台。 徐陳走後，剩下的1000多西路軍幹部戰士只好自行安排。根據石窩會議決定，西路軍副總指揮兼9軍軍長王樹聲和參謀長李聚奎、5軍軍長孫玉清帶9軍殘部400餘人走一路。西路軍工作委員會負責人李卓然、李特、黃超、曾傳六等和總部機關幹部隨紅30軍政委李先念、軍長程世才以及30軍剩下的1300人走一路。

王樹聲帶著9軍剩下的騎兵一起走，由於連日疲勞過度，騎在馬上的人都睡著了。等到醒來，部隊都跑散了。只剩下王樹聲和杜義德等20人翻山越嶺鑽山溝，走到第三天，原以為擺脫了敵人，沒想到敵人順著馬蹄印又追上來。王樹聲命令幾個同志掩護，阻擊敵人。結果王樹聲一行脫險了，而掩護的幾個人再也沒回來。 王樹聲他們向西走了幾天，又見到了9軍軍長孫玉清。分開行動那天，孫玉清、李聚奎帶著一架電台和幾個工作人員向敵人後方插，想用電波吸引敵人主力，好讓大部隊突圍。他們進入山里躲起來，想等馬家軍退走再出來。在向東南行軍時，電台人員掉了隊，遇見馬家軍搜山，隊長劉俊英，機務員劉玉庭、黃良誠、曾慶良都被俘。孫玉清等也沒能走出去，還在山里轉來轉去。恰在這時遇見王樹聲等。他們一起沿著山溝行進，算算在山里轉了十幾天，搜山的馬家軍也該走了。他們決定宿營休息。誰知突然又遇見了一小股敵人，在混戰中，王樹聲和孫玉清等傷員又走散了。王樹聲覺得在山里轉沒有出路，決定出山嚮北走，擺脫敵人。在出山的路上他們遇見了一個漢族牧羊人，這是一個同情紅軍的老百姓。他給王樹聲等找了一個隱蔽的山洞住下，還講了山口的情況和安全的路線。在這個好人幫助下，王樹聲等終於走出了祁連山。

1937年的端午那天，他們走到了平原地區。這時，跟隨王樹聲、杜義德的只剩8個人。王樹聲說：我們已經度過了最艱難的時期，現在可以放開步子往回走了。經歷了三個多月的流浪生活，他們仍然堅持向東走。因為不認路，王樹聲等一直走到了騰格里沙漠邊上，又遭遇敵人。在撤退中與身邊幾個同志跑散了，只剩下王樹聲孤身一人。他又餓又渴，昏倒在沙漠裡。幸虧當地一個做小生意的老人發現了他，給他水和乾糧，把他從死亡邊緣挽救過來，又帶他到同心城渡口送他過了黃河。當王樹聲孤身一人回到延安時，已經是1937年8月了。 孫玉清因為帶著傷，走不動，與王樹聲失散後不久，即被搜山的馬家軍俘獲。他被押送到酒泉的馬家軍298旅駐地，旅長馬步康問：“你當什麼官？”孫答：“沒有當官。”於是馬步康就把他與一群被俘的紅軍戰士關在一起。但不幸的是，孫玉清不久被敵人查出了身份。馬步康聽說紅軍的軍長落到他手裡，大喜過望。遵照馬步芳的指示，將孫玉清押往西寧。

5月中旬，孫玉清被押解到西寧。馬步芳在省政府會見了他。據當年在場的國民黨《青海日報》社記者陳秉淵回憶，馬步芳設宴企圖誘降孫玉清。他問孫：“你是孫軍長？年紀輕，有多大？” 孫答：“二十八歲。” 馬問：“你為什麼參加紅軍？哪時當軍長？” 孫答：“我是十九歲那年在湖南參加，自小勞動，家很窮。參加紅軍後在湖南、雲南一帶作戰，逐級提升上來的。” 問：“你怎麼為我們俘虜過來了？” 答：“彈盡援絕，身陷絕境。” 問：“有了子彈，你還要幹？” 答：“是的，紅軍上戰場離不開槍，幹是紅軍的軍紀。” 這時，在座的師長馬忠義插話：“倪家營子我們損失慘重，三流溝、梨園堡的戰鬥，傷亡都很大。就是活捉他時，也傷亡了兩個多排。”

孫玉清悲憤地說：“我軍強渡黃河，進行西征，不幸就走上了一條絕路。糧彈都缺，補給中斷，沒有後方，地理又生疏。戰略上錯誤，戰術上就起不到大的作用。被俘是很不幸，愧對已犧牲的戰友們。” 馬步芳問：“你是軍長，我也是軍長。今天你被俘，還有什麼話可說？” 孫答：“我幹的是正義的革命事業，既被俘，有話說不盡，自有後繼人。”他拒絕與馬步芳等同桌共飲，馬步芳只好叫人把他帶走。向蔣介石請示處理辦法。蔣介石回電是：“按危害民國罪，處以極刑。”不久，孫玉清就被秘密殺害了。 西路軍20000多將士，被馬家軍俘虜的約有6000人。他們有在歷次戰鬥中負傷後掉隊和被就地安置的，有在祁連山中分散活動時被搜山的敵人捉住的，還有在返回陝北途中在甘州、涼州一帶被馬家軍截獲的。一旦被俘，等待他們的是非人的折磨和無盡的苦難。據解放後一份調查材料說：這些被俘的西路軍戰士押解到西寧後，分別關在西寧周圍的軍馬處、東校場、樂家灣等幾個地方。馬步芳對這些紅軍一是屠殺，二是強迫做苦工，三是“感化”，讓這些紅軍為他所用。

馬步芳將25歲以下的3000多名紅軍戰士編入自己的部隊，稱為“補充團”，共四個營。主要任務是從事重體力勞動，為馬步芳修橋開路，伐木蓋房，開礦開荒從事生產。他們先後開通了民和至西寧的公路，修建了湟水大橋，修築了張掖機場，在循化、化隆開墾了大片荒田。還有的被分到馬步芳的義源工廠，為馬家軍生產軍需用品。還有的被分到煤礦挖煤。 “補充團”軍官都由馬家軍擔任，是一幫折磨人的惡魔。他們對紅軍戰士進行強迫勞動和各種摧殘。在修公路時，每天勞動長達十幾小時，動作稍慢，軍官就是一頓毒打。雨天不能施工，還要去搬石頭，不准休息。在修張掖至西寧的公路時，要越過海拔3700米的山梁。嚴寒的氣候凍傷了許多紅軍，但軍官不肯為他們治病和改善一點生活條件，而是毫無人性地砍掉紅軍凍傷的腳指頭。這些紅軍在青海做苦工受的折磨，是常人難以想像的，不知有多少人在苦難中含恨死去。就連馬步芳自己也不否認這些事實，他對部下訓話時說：“大家在任何戰鬥中，如不為團體拼命到底，一旦被人所俘，將來難免不受今天補充團這樣的待遇。”1938年，國民黨當局向青海徵兵，馬步芳將“補充團”2400人代替本地人送到蘭州，編入第八戰區。這些紅軍戰士才脫離了馬步芳的魔爪。到西安後，胡宗南聽說這些壯丁是紅軍西路軍人員，害怕不想要。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聞訊即進行交涉，終於使這些受盡苦難的同志們回到了陝北革命根據地。

能得到“感化”待遇的是很少一部分人。他們有的是有一技之長的專門人才。原9軍通訊人員黃良誠、劉玉庭、曾慶良等被俘後，敵師長馬彪對他們說：“你們幹事的人（指技術人員）到哪裡不一樣？你們不要怕，不為難你們，即使捉到徐向前也不為難他，中央有命令。”他們被押到西寧後，就被編入馬步芳的電台工作，還有點行動自由。曾慶良在西寧還找到了失散的妻子，兩人終於設法團聚了。馬步芳原想“感化”這些人為他服務，但這些紅軍幹部都不屈服，經常用電台收聽陝北的消息。後來國民黨有命令，要把所有紅軍幹部轉送南京。他們也堅決要求離開青海。馬步芳的電台主任不解地說：“共產黨不知道用什麼方法教育人，照理說曾慶良等千辛萬苦，九死一生，已經脫離了艱難環境，生活方面也算有了一些改善，但他們臨走時毫無留戀的表情。”後來，他們被轉到蘭州拱星墩國民黨第八戰區監獄，在那裡見到了方強、徐太先等紅軍領導幹部，與組織接上了關係，在監獄中開展鬥爭。當時正是國共合作，國民黨當局對這些紅軍不敢怎麼樣。在中共代表張文彬和黨組織營救下，他們在被押送到平涼時，終於脫身逃回援西軍總部，受到劉伯承司令員的熱烈歡迎。

西路軍女戰士的遭遇是一幕催人淚下的慘劇。在紅軍各部隊中，西路軍的女戰士最多，組成了一個婦女團。還有在政治部從事宣傳工作的新劇團、後勤部醫院的女同志，過黃河時約有1300人。婦女團團長王泉媛、政委吳富蓮，都是從一方面軍調來的干部。在河西走廊的激戰中，婦女團與其他部隊一樣作戰。臨澤突圍時犧牲了200多人，倪家營子近一個月的血戰，婦女團傷亡多達600餘人，幾乎拼光了。康龍寺之戰，婦女團與總部失去聯繫，被馬家軍打散了。上級讓她們分散打游擊，王泉媛帶著剩下的紅軍在山里轉來轉去，躲避馬家軍搜索。當她們精疲力竭地在樹林中熟睡時，被敵人全部俘虜了。當王泉媛等被押送到涼州，發現政委吳富蓮也在獄中，合計共有100多名女戰士。

在關押期間，女紅軍不斷受到馬家軍的強姦和凌辱。吳富蓮本來就有病，不久就在監獄中病死了。馬步青覺得把這些女兵老關著總是麻煩事，他手下軍官和親信好多還沒老婆，就想法把女紅軍分配給部下為妻妾。女兵們拼命掙扎反抗，馬步青對女紅軍說：“現在國共合作了，你們就在這里安家，享享福吧。”誰知女紅軍鬧得更兇。王泉媛憤怒斥責馬步青的無恥行為，馬步青說：“我不會把你們嫁給當兵的。你們是什麼官，就把你們嫁給什麼官，門當戶對嘛。”他把王泉媛配給工兵團團長馬進昌。王被架到馬家，死不順從，堅決反抗，被馬進昌用柳條抽得遍體鱗傷，血跡斑斑。馬進昌雖然娶了紅軍女團長，但聽說王泉媛槍法很好，心裡終究不踏實。有一天他從鋪蓋下發現一把刀，是王泉媛藏的。馬進昌嚇出一身冷汗，把王又毒打一頓。後來王泉媛逃跑了，馬進昌也沒再去找她。 陳昌浩夫人、西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長張琴秋是在甘州附近被俘的。當時她產後身體虛弱，走不動路。在山里轉了幾天，不幸被民團抓住，送往西寧。當時她沒有暴露身份，化名苟秀英，說是紅軍中燒飯的。馬家軍看她是一個有病的老女人，也沒當回事，讓她到新劇團燒飯。新劇團的成員大多是西路軍新劇團的人，西路軍新劇團的音樂股長楊萬才能訓練軍樂隊，頗受馬步芳優待。他藉口要個做飯的，把張琴秋掩護在自己家裡。但是沒有不透風的牆。張琴秋後來被國民黨省黨部的人查出來，1937年8月14日送到南京“感化院”監禁。 當時日軍大舉進攻，南京形勢吃緊。中共中央駐南京的談判代表周恩來強烈要求蔣介石釋放被關押的共產黨員和愛國人士，並前往“感化院”探監。周恩來意外地發現了張琴秋等人，激動地說：“可找到你們了，從西寧找到西安，又從西安找到南京！”經過幾天的交涉，國民黨同意放人，張琴秋等三人於8月18日走出了監獄的大門，踏上了回延安的路程。 在西路軍流散人員陸續返回陝北後，中央也積極對西路軍人員進行營救和幫助。周恩來在西安多方尋求關係，希望二馬與紅軍停戰。他聽說有500多紅軍被圍困在張掖黃番寺內，就託人找到一位與青海省主席馬麟相識的回民老人馬德涵，去涼州向馬步青轉達口信，希望馬家不要傷害紅軍。馬德涵見到馬步青，聽說黃番寺的紅軍已被解除武裝，送往青海。 1937年4月下旬，周恩來在西安馬德涵家中會見剛從阿拉伯朝聖回來的青海省主席馬麟，請他制止對紅軍的殘害。在當時國共合作的大局面下，馬家不敢一意孤行。對西路軍俘虜的迫害也有所收斂。 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內，中共中央利用統一戰線的背景，開展了有實效的尋找和營救工作。當時西路軍流散人員在河西走廊被國民黨軍隊和地方民團俘虜的，以及二馬從涼州和西寧轉來的西路軍人員，都被關在蘭州國民黨第八戰區拱星墩監獄。總數有1300人。其中有西路軍師、團一級幹部方強、徐太先、卜勝光、徐立清等以及從西寧轉來的紅軍電台工作者劉玉庭、黃良誠、曾慶良等。他們在監獄內成立了地下黨支部，領導大家開展反迫害鬥爭。 1937年5月中旬，周恩來派張文彬以中共代表身份前往蘭州，了解拱星墩監獄中西路軍人員情況，進行營救。張文彬去後，向獄中同志轉達了黨中央對他們的問候和關懷。大家激動萬分，淚流滿面，高呼口號，高唱紅軍歌曲，表達堅持鬥爭的決心。黨支部把獄中情況的報告交給張文彬，請他送給黨中央。 周恩來聞訊，立即找蘭州國民黨方面負責人賀耀祖交涉，要他盡快將關押的紅軍轉往西安。 6月，當這些紅軍被轉送到甘肅平涼地區國民黨43師防區時，大家知道這裡與援西軍駐地已經很近了，方強等黨支部領導人決定，乘機逃脫，跑回陝北去。於是大家在路上故意磨蹭找事，百來人的隊伍零零散散，拉了幾里地長。國民黨兵也看不過來，一會掉隊一個，一會不見一個。大家悄悄互相轉告：往東到四十里鋪就是游擊區。夜裡，方強等帶領大家開始勝利大逃亡，絕大多數人都順利到達鎮原援西軍駐地。當劉伯承司令員、張浩政委來親切看望大家時，這些歷盡千辛萬苦的堅強戰士們都放聲大哭。 營救了蘭州的西路軍被俘人員後，周恩來委派謝覺哉、朱良才在蘭州設立了八路軍辦事處，專門負責收容和查訪西路軍流散人員。在張掖馬家軍韓起功旅，也關押著一批西路軍人員。其中有紅軍新劇團的女戰士王定國、孫桂英、徐世淑等，還有西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長劉瑞龍等乾部。一天，國民黨張掖縣長馬鶴年來到韓起功部的劇團，見到王定國等人。說：“紅軍打高台時，我是高台縣長。你們董軍長、楊主任待我很好，把我放回來。現在我要優待你們。”女紅軍們誰也不敢相信他，馬鶴年解釋說他是大革命時期的黨員，後來失去聯繫脫黨，但對紅軍是同情的。根據王定國提供的消息，馬鶴年到監獄看望了劉瑞龍等人。他還受中共委託尋找陳昌浩的下落，並將情況都報告了八路軍蘭州辦事處，朱德總司令向國民黨當局指名道姓地要劉瑞龍等人。國民黨瞞不住，只好通知馬步芳放人。一位同情革命的進步醫生高金城也來到張掖，借看病機會收容流散紅軍。王定國等幾個女紅軍被他要到醫院當護士，脫離了韓起功的控制。西路軍在張掖的地下黨支部就在高金城的醫院里活動。在高金城掩護下，許多西路軍戰士和傷員都從這裡轉往蘭州，回歸革命隊伍。而高金城本人則被韓起功派去的殺手暗害了。 195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務部在張掖為高金城先生修建紀念塔，追認高為革命烈士。謝覺哉同志給高金城夫人的信中說：“金城先生往年負八路軍蘭州辦事處使命去甘州做收容工作，由於熱情奔放，嚴肅認真，負傷戰士賴以獲得安全。但他因此為匪幫所捕而光榮犧牲了。他對人民事業的忠誠是值得尊敬的！”凡是在紅軍危難時期為他們做過好事的人，歷史是不會忘記他們的。 西路軍失敗後的一年內，陸續通過各種途徑回到陝北根據地的約有6000人。流落在青海和河西走廊，活到解放後的約有1000人。西路軍過河時的21000人，至少有一多半長眠在祁連山下的荒原上，這是紅四方面軍歷史上遭受的最大損失。但是，西路軍到底沒有全軍覆沒，以李先念、李卓然等同志為領導的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把西路軍剩餘的420人帶到了新疆。 石窩會議後，西路軍工作委員會成員李卓然、李先念、李特、黃超、程世才、曾日三、曾傳六、李天煥帶著總部機關和30軍剩下的1000餘人也開始行動。程世才回憶：“上級與我們脫離時，只簡單告訴我們的任務是自找出路打游擊。但在慘敗後既無飯吃又無嚮導，做起來很困難。而且任務也不明確，究竟打到哪裡，將來怎麼辦？另一方面敵情仍很嚴重，敵人離我們很近，如果不迅速行動脫離敵人，就有被敵人最後消滅的可能。我們決定首先第一步擺脫敵人，便馬上從石窩南下，鑽進大山。經過極端艱苦的兩三天行軍，到白大坂後，就將敵人遠遠地甩在後面了。” 部隊天天要行軍，傷病員走不動。 88師師長熊厚發左臂被打斷後，因為缺少藥品，傷勢惡化。胳膊腫得老粗，傷口化膿，動一動就痛得鑽心。他對李先念、程世才說：“我要是再走，就得死在路上，個人死了沒什麼，給部隊增加多少累贅。首長，部隊要趕快前進，把我放在這裡吧。”身負重傷的“夜老虎”團長鄒豐明和政委黃英祥也要求留下。李先念等一聽，眼淚就禁不住往下流。他們都是朝夕相處的戰友，打了多少硬仗，今天卻到了生離死別的地步。大家在一起抱頭痛哭。但是熊厚發堅持要求留下，他要把生存的希望留給戰友。他對李先念說：“我留在這裡，你們去打游擊。只要給我寫一封介紹信，將來回到延安，我還是共產黨員。”李先念只好給他留下一些藥和吃的，派一個排留下保衛他。把他們安排在一個石崖底下，揮淚告別。果然如同大家預料，不久，馬家軍搜山時發現了熊師長。一排戰士都犧牲了，熊師長不幸落入敵手。馬步芳下令將熊師長押到西寧，殘忍地把他殺害了。熊厚發犧牲時，年僅24歲。 3月23日，西路軍工委召開幹部會議，討論下一步行動計劃。當天，西路軍工委用僅有的一架電台給援西軍和中央發出電報：“據悉樹聲、張榮所率之隊均已被馬敵擊散，詳情不明。先念、世才所部為游擊縱隊，現已脫離敵人，深入祁連山中。多宿雪，無糧食，僅覓一部牛羊肉充飢，勢被困。但我們決不灰心，執行中央指示，在自動獨立與依靠自力的路線上克服任何困難，求得最後勝利。……我們今已到青海之巡堡以北約三日行程處，明晨決繼續設法越過祁連山西面，相機到敦煌。因為沿途少數番人先跑，找不到嚮導，只能用指北針前進。請常給我們指示及情報。最好能由援西軍出一部威脅與吸引馬敵而便我西進。” 儘管人數越來越少，但大家還是堅持向西走。行軍是極其艱苦的。程世才回憶：為了減輕負擔，工委只留下一部電台，每個連配備兩挺機槍和若干步槍，將多餘的電台和槍支都毀掉了。部隊“循著高聳入雲的祁連山迤邐前進，兩邊都是白雪茫茫的雪山。我們就在中間崎嶇小路上行進。溝內的風很大，雖然那時已是春天，氣候仍很寒冷。沿途人煙稀少，只有一些稀疏的蒙古包。行軍找不到嚮導，靠指北針走。吃飯找不到炊具糧食，就用牛羊屎燒牛羊肉。刺刀做菜刀，洗臉盆做鍋，探條穿牛羊肉。既無鹽吃，有時又無水吃。夜晚在山溝內露營，用槍托作枕頭。大家凍的睡不著，有的竟至凍死。戰士常不洗臉，渾身生滿蝨子，有的臉上死過七層皮。還有的傷病員無藥可上。加之大家腦子裡時刻顧慮敵人追擊上來，那時困苦真是達於極點。戰士中有悲觀情緒，我們就抓緊政治工作，加強部隊團結，不斷向戰士做解釋工作。行軍時干部都不騎馬，讓傷病員騎。又找駱駝騎，有的一個駱駝騎五個人”。就這樣，他們以超人的堅強意志和忍耐力克服了嚴寒、飢餓和疲勞，在1937年4月5日走出了祁連山，到達酒泉南山中。 在走出祁連山之前，宋侃夫等利用唯一的一部電台，終於和援西軍總部負責人劉伯承、張浩聯繫上了，並要他們轉告中央，西路軍部隊準備向敦煌進發：“估計現有力量，如無外援，絕難在敦煌立足，以因人員餓疲至極，武器彈藥已太少，以及地形與敵騎的限性，實無與較強敵人作戰的可能。我們慎重考慮前途，只有在敦煌少休息，迅速到新疆，赴遠方學習。請轉中央，速向國際和新疆交涉。”毛澤東、朱德請劉伯承回電轉告西路軍工委：“遠方對西路軍進入新疆赴遠方求學問題已經決定了。為此，西路軍必須到達星星峽，他們在該地迎候你們。你們不應在敦煌久停，而應盡可能地只休息兩三天，最迅速地取得糧食和駱駝，向星星峽進。” 中央的電報在部隊中引起一片歡呼。大家爭相轉告，四十多天的困苦和迷惑，現在終於有了希望，有了前進的目標。大家的士氣重新高漲起來。經過11天艱苦行軍，他們於4月16日到達甘肅安西東南的石堡城。這時，全支隊尚存850人。西路軍工委致電劉伯承、張浩轉中央軍委：“為爭取先機，我起遂改向安西前進。到安西後稍作調整，即向星星峽進。請設法與新疆交涉並電請遠方派人到星星峽接我們，最好由汽車帶糧到該地。” 出祁連山進入了平原，考慮到部隊太疲勞，需要休息一下。西路軍參謀長李特主張打開安西城。工委同意了他的提議，部隊向安西城進發。在距安西140裡的蘑菇台，一位善良的萬佛峽道士郭元亨支援紅軍糧、油、鹽和牛、馬、騾子。真是雪中送炭，解決了紅軍的急需。 4月24日，西路軍到了安西城邊。紅軍向安西城發起攻擊後，遭到了敵人強大火力的反抗。經驗告訴他們，城裡的敵人比原來想像的要多得多。西路軍領導放棄了攻打安西的計劃，迅速向西北撤退。 走到紅柳園子，敵人又趕上來了。西路軍首長命令30軍餘部在沙丘上組織抵抗，掩護首長突圍。西路軍工委成員在警衛人員保護下，一行80多人騎著馬進了大沙漠。擔任掩護的原9軍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與幾個戰士堅持戰鬥，把敵人都引過來。當他們被敵人四麵包圍，曾日三不願被敵人俘虜，舉起手槍自盡了。可嘆這位從江西蘇區出來的紅軍老戰士，在歷盡千辛萬苦，只差一步就邁到生存的門口時，就這樣犧牲了。令人何等痛心！ 紅柳園子戰鬥後，西路軍剩下的人更少了。隊伍打散了，大家零零星星地在荒涼的戈壁灘上轉來轉去，互相尋找著。沿路的電線桿子成了他們的嚮導，向西走，到星星峽去。他們頂著沙漠的狂風，在漆黑的夜裡艱難地行進著。走了一天一夜，到第二天下午，劉青南、饒子健帶著一些戰士到達星星峽。山口上有兩個哨兵，問他們是哪一部分的。當他們回答是紅軍，一位盛世才部隊的軍官走上來，對他們表示歡迎。 饒子健回憶說：“此時此刻，我們像是長久在外的孩子回到了家。大家互相對視了一下，人人的衣服破爛不堪，露出皮肉和斑斑血跡。走近一點，看見蝨子一團團的蠕動。新疆友軍端上水給我們洗臉，每人洗過，盆裡的水渾的像醬油一樣。”比饒子健他們先走的西路軍首長們此時尚未到達。新疆友軍派出偵察兵前去尋找，在離星星峽30多里的戈壁灘中找到了他們。原來他們這支隊伍走進戈壁灘後就遇上了大風沙，迷失了方向，只能依靠指北針。在新疆友軍的引導下，李先念一行在星星峽與先期到達的西路軍戰士會合了。清點人數，一共還剩420人。他們是2萬多西路軍最後的倖存部隊。在西路軍失敗後，經過40多天的苦難行程，他們終於打著西路軍的紅旗到達新疆。 當時的盛世才尚與蘇聯和共產國際結為同盟，所以對西路軍戰士的態度比較友好。星星峽駐軍熱情招待這些遠來的紅軍，一日三餐，頓頓是肉和白米飯，飢餓已久的大家每頓都吃好幾碗，疲勞之極的身體逐漸恢復了體力。 在西路軍到達新疆之前，中共中央代表陳雲（化名史平）、滕代遠（化名李光）已先期到了新疆，在迪化（今烏魯木齊）做盛世才的統一戰線工作，保持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繫。聽說西路軍隊伍到了星星峽，盛世才派出了一個汽車隊給他們送去了冬裝、食品、生活用具。陳雲、滕代遠也同車前往。 1937年5月1日，陳雲、滕代遠一行和車隊到達星星峽，受到西路軍400多指戰員的列隊歡迎。陳雲發給大家每人一套夾衣、一套單衣、一雙碗筷，還把哈密瓜分給大家。見到中央代表，大家就像流浪的孩子見到了家鄉的親人，禁不住熱淚直流。陳雲給大家講話，代表中央向大家表示親切的關懷，宣講了當前的國內形勢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展。他說：“革命有勝有敗，不要光看到失敗，更要看到未來的勝利前景。不要看我們現在只有四百多人，只要我們還保存著革命的有生力量，我們就將擴大到四千、四萬甚至四百萬人。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必將屬於我們！”陳云同志熱情洋溢的講話，使西路軍戰士們深受鼓舞。口號聲、歡呼聲響徹峽谷。 5月4日，他們在陳云同志帶領下，離開星星峽乘汽車向迪化進發。自從參加革命，這些紅軍戰士還是第一次坐著汽車行軍，高興極了。汽車在路上開了四天，7日到了迪化。紅軍戰士們被安排在一個工廠裡進行休整，在新疆開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