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尾聲揭開歷史的面紗

我們總是試圖用一種固定的模式來解釋歷史，但是歷史卻總是千變萬化，給人以出乎意料的結局。 1945年6月，在延安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稱之為黨內團結的大會，在進行最重要的議程——選舉中央委員會時，出現了一個意外情況。在討論中央提出的候選人名單時，大多數代表對鄧發和凱豐這兩位上屆的政治局委員表示異議。在預備投票沒有通過的情況下，毛澤東上台講話，做代表的工作，又把他們二人列入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中。在正式投票時，他們兩個人仍然沒有超過半數，因此未能當選中央委員。 1946年4月8日，鄧發與博古、葉挺、王若飛從重慶返回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被葬在延安。凱豐則調到東北局工作，1955年因病在北京去世。

張國燾雖然早已退出了歷史舞台，但毛澤東對當年草地的鬥爭一直念念不忘。他多次談到與張國燾的路線鬥爭，認為那是決定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一個關鍵時刻。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在談到與張國燾的分裂時說：“那時靠（葉）劍英，不忘記這一條。否則，中央當俘虜。” 雖然歷史已經過去多年，但是在“文革”風暴中，“張國燾路線”的問題又被重新提起，使一些原四方面軍的干部在劫難逃。陳昌浩在蘇聯度過了十幾年的寂寞歲月，1952年回到北京。他從一個征戰沙場的紅軍將領轉變成埋頭書案的學者，主編了一部《俄華詞典》。在任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副局長的十幾年中，為翻譯馬列經典著作兢兢業業地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他受到紅衛兵造反派的殘酷批鬥。 1967年7月30日，陳昌浩含冤去世。

張琴秋1937年底被營救回延安後，一直默默地為黨工作。建國後她擔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文化大革命”中在“清理階級隊伍”時，張琴秋在西路軍失敗後的經歷又被造反派上綱上線，被打成“叛徒”。張琴秋不能忍受這種侮辱，1968年4月22日以自殺作了最後的抗議。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開始了歷史冤案的平反昭雪工作。大量“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案和歷史上的錯誤被糾正過來，不僅劉少奇、彭德懷的冤案獲得平反，陳昌浩、張琴秋以及許多蒙受冤屈和苦難的老同志也都得到了公正的評價。 一些早期的歷史問題也被重新審查和落實政策。當年李特離家參加革命後，他的母親一直不知道兒子的下落。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南下到了安徽霍邱縣，李特的老母親跑了八里地，坐在大路邊上看著一隊隊解放軍戰士從眼前經過，想從中找到自己的兒子。一連坐了幾天，隊伍過完了，才失望地轉身回家。直到李特死後半個世紀，在一些紅四方面軍老同志反映下，組織部門重審之後，承認李特、黃超是被錯殺的革命同志。在1997年出版的《中國軍事百科全書》中，他們以“中國工農紅軍高級指揮員”的身份列入書中，並在辭條最後說明：“1938年初被誣陷殺害於迪化。”

張國燾雖然蓋棺論定，但西路軍的問題始終成為一個敏感的歷史話題，爭論不休。李先念同志查閱了當年的歷史檔案，於1983年2月25日給中央寫了長篇報告《關於西路軍歷史上幾個問題的說明》，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寫道：“西路軍雖然失敗了，但廣大指戰員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為了完成中央交給的任務，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頑強戰鬥，成千上萬的同志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過去中央只批判張國燾和批評陳昌浩同志，不僅沒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責任，而且還充分肯定西路軍廣大指戰員的英勇奮戰精神，這是很正確的。但是，有些文章、著作、講話和文件，對西路軍的歷史評述不當，如張國燾擅自命令組成西路軍和西渡黃河，西路軍是在張國燾錯誤路線驅使下向新疆方向前進的，西路軍是張國燾路線的犧牲品，等等。這些說法，可能是由於沒有佔有大量史料等原因造成的，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四十多年來對有些情況也確實不清楚。現在，許多情況比較清楚了，就應該按照歷史事實改過來。這樣做，更有利於團結。”

在撥亂反正的歷史背景下，才有可能客觀地研究黨史中的重大問題，得出科學的結論。 1991年，中共中央重新出版《毛澤東選集》。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有關西路軍的那段話下，作了一個新註釋：“1936年7月，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會合後，由於中共中央的積極爭取，並經過朱德、劉伯承等以及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的鬥爭，張國燾被迫同意與二方面軍共同北上，於同年10月到底甘肅會寧。10月下旬，四方面軍一部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他們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四個月，殲敵二萬餘人，終因敵眾我寡，於1937年3月失敗。”這條與毛澤東原文不同的註釋，是字斟句酌，反复研究才形成的，並經中共中央審定，實際上為西路軍恢復了名譽。

1982年8月14日，徐向前元帥在與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談話時鄭重地說：1935年9月“接張國燾要我們南下的電報後，我們最大的錯誤就是同意南下。至於張國燾是否發過要用'武力解決中央'的電報，我負責地對你們說，我是沒有看到過的。毛主席在延安講過張國燾的危害，至於怎樣危害，我們也不好問，我們也說危害。我們執行過張國燾路線，我們也不便怎麼說”。這個談話直到1993年才在《炎黃春秋》雜誌上發表，引起了眾多學者專家的關注。隨著思想的解放和研究的深入，一些歷史上的“黑匣子”正在逐漸被打開，讓後人去揭開歷史的謎底。 在結束這本書的時候，我想：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他所追求的目標是記錄和再現真實的歷史。但我們畢竟不是當年的親身經歷者，在寫書的時候，常常會反問自己：寫出來的東西是否真實？是否客觀？是否經得起歷史的考驗？也許還有很多史實我們並不了解，或是由於什麼原因，當事人還保留著一些秘密。

歷史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是一位蒙著面紗的少女。 想要揭開面紗，看清它的真實面容，也許很難，要經歷幾代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