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第十八章大軍西去
一、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後，四方面軍還沒來得及休整補充，雙方領導人也沒見面，四方面軍主力便匆匆向西北方向黃河岸邊開進，伐木造船，準備渡河西進。
長征剛剛結束，按理說紅軍主力應當一致行動，鞏固陝北根據地。為什麼要急於分開呢？確實有些難以理解。過去的說法是：張國燾不願意與中央會合，堅持其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擅自決定四方面軍西進。彭德懷回憶：1936年10月23日，他與張國燾在打拉池會面。 “徐（向前）、陳（昌浩）第三天還未見到。拂曉，我到張國燾處質問：徐陳為什麼還未見到？張說：已令徐陳率四方面軍之主力及一方面軍之第五軍團從蘭州附近渡過黃河北岸，向武威（涼州）前進了。他下達這個命令，也正是他電告我時。我把毛主席1935年12月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起的作用，當時東北軍、西北軍同我們的統戰關係同他談，他完全不聽。王宏坤之陳錫聯、謝富治師和張國燾司令部，大概是由於西北馬家軍和王均軍的阻攔，未來得及過河。”彭德懷憤怒地說：“如果沒有張國燾這個反革命搗亂，使四方面軍主力進到涼州這個死胡同里，後又被青海馬步芳軍全部殲滅，把紅四方面軍主力兩萬多人送掉，則一、二、四方面軍還可保存六、七萬人，紅軍是可能完全控制西北地區的。那麼，我們對抗日戰爭的領導地位就要優越得多。東北軍、西北軍也就不致被蔣介石各個宰割，那樣就會形成抗日聯軍控制大西北。”他認為西路軍的渡河和最後失敗，完全是張國燾個人的責任。
歷史是否如此簡單？我們查閱一下軍事歷史著作的說法。 《中國大百科全書》軍事卷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條寫道：“1936年10月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軍委的部署，紅四方面軍第30軍渡過黃河。隨後，第9軍和紅四方面軍總部及第5軍亦渡過黃河，準備執行寧夏戰役計劃。11月5日，紅軍總部電令紅四方面軍河西部隊：目前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首先佔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時應迅速佔領涼州地區。”權威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和《第四方面軍戰史》中有更具體詳細的記載。這樣看來，四方面軍西渡的行動並非張國燾個人決定，是由當時的多種因素造成的。
如前所述，蔣介石為了“攘外必先安內”，決心乘紅軍立足未穩，調集重兵將紅軍圍殲於陝甘寧的通渭、固原地區。三大紅軍主力會師時，國民黨的合圍也將形成。東北軍將領張學良不願打紅軍，又不能違抗命令，非常著急。他向毛澤東等通報消息，表示他將盡量拖延，並建議紅四方面軍迅速通過西蘭大道與一方面軍會合，執行寧夏戰役。 10月9日，毛澤東、周恩來將這些情況向二、四方面軍領導人作了通報。
國民黨大兵壓境，毛澤東心情格外沉重。紅軍又面臨生死關頭，他派彭德懷指揮西征戰役，能否佔領寧夏，打通蘇聯，並無很大把握。拿現有的紅軍力量去和蔣介石硬拼，不是毛澤東的作風。在那些日子裡，毛澤東殫精竭慮。一是想方設法延遲國民黨軍的進攻，二是為紅軍考慮新的出路。
從1936年8月到12月“西安事變”前，毛澤東不停地寫信給國民黨各方大員和社會知名人士，做統一戰線工作。 8月13日毛澤東派張文彬去西北軍，隨身攜帶給楊虎城和總參議杜斌丞的信。給楊虎城的信中說：“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給杜斌丞的信中說：“正抗日救國切實負責之時，先生一言興邦，甚望加速推動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8月14日，毛澤東派張經武往華北聯絡宋哲元、傅作義，在致二人的信中讚揚他們的抗日行動，表示紅軍願與他們建立聯繫，做他們的後援。同日，毛澤東還寫信給南京的宋子文，托董健吾牧師向宋轉達希望南京當局轉變反共立場，恢復國共合作和孫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願望。
8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致中國國民黨書》，向蔣介石伸出和解之手。明確表示“在任何地方與任何時候派出自己的全權代表，同貴黨的全權代表一道，開始具體實際的談判，以期迅速訂立抗日救國的具體協定”。
8月26日，毛澤東致電潘漢年，指出：“南京已開始有了切實轉變，我們政策重心在聯蔣抗日。”要潘充當密使，去南京、上海與國民黨上層人士接觸。 9月8日潘漢年啟程時，攜帶毛澤東致宋慶齡、章乃器、沈鈞儒等民主人士的信件。在給宋慶齡的信中，表達了中國共產黨願意建立統一戰線的態度，並請她將潘介紹給孔祥熙、孫科等國民黨要人，打通上層路線。
9月8日，毛澤東又寫了三封信。一封致國民黨陝西省主席邵力子。當時邵在報紙上發表剿共言論，毛澤東指責他“斤斤於剿匪，無一言及禦寇，何賢者所見不廣也！開發西北，建設西北，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辦法則不可。雲：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與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另一封信給圍困紅軍的國民黨將領王均，說：“從井岡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們致國民黨書，為了共同抗日，實全國一致之要求，先生愛國健兒，對此諒有同感。朱玉階（德）同志極願與先生合作，如能與之互通聲氣，自己元氣少消耗一分，則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第三封信致國民黨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勸他“拋嫌釋怨，以對付共同之敵。夫剿匪非特無期徒刑也，且是一種死刑。先生同意統一戰線，則鄙人竭誠以迎。惟事宜急辦，遷延則利在長驅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蔣先生，立即決策，國事猶可為也。”
以上僅是毛澤東在這個時期所寫的部分信件。從信中懇切急迫而又委婉謙恭的語言中，不難體會到他的良苦用心。總而言之就是三個字：打不得。後來毛澤東也承認，他幹的是“買空賣空”的事。真與國民黨軍打起來，長征保存下來的紅軍是寡不敵眾。如果陝北站不住腳，紅軍還能到哪裡去？當時共產黨和紅軍真是處在千鈞一發的危急關頭，毛澤東希望能找到求和的機會，從逆境中渡過難關。
不僅毛澤東積極統戰，中央其他領導人也紛紛行動。 9月初周恩來致函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希望他們勸說蔣介石停止對紅軍的圍剿，一致抗日，紅軍願意隨時談判。他還致函胡宗南：“兄在黃埔為先進，亦為蔣先生所最信賴之人。果能力排浮議，立停內戰，則頌之者將遍於國人。”
為了把統戰聲勢造得更大，10月18日毛澤東致電二、四方面軍領導人，要朱德、徐向前、賀龍利用舊日關係，做國民黨將領的工作。電報說：“我黨致國民黨書已在全國各地及國民黨軍隊中發生極大影響，得到國民黨中及各階層中廣大同情。”“總觀各方情況，目前時局正處在轉變交點，我應不失時機，善於運用，爭取國內和平，轉向對日抗戰。請照昨電意旨由朱總司令致書王均、毛炳文，向前同志致書胡宗南及其他黃埔生，賀龍同志致書何柱國各部及胡部，發展我們影響。書中一本誠懇相勸之意，不作任何自誇語，自能發生效力。一面嚴整壁壘，提高士氣，立於不敗之地。辦理情形望復。”毛澤東還代徐向前起草了致胡宗南的信，信中說：“敝部已奉蘇維埃政府與紅軍軍事委員會命令，對與貴軍及其他國民黨軍隊停止攻擊，僅在貴軍攻擊時取自衛手段。一切問題均函商洽，總以和平方法達到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之目的。”
煞費苦心的遊說和努力，雖然得到國民黨內部尤其是東北軍、西北軍將領的同情和讚許，但並未解除陝北蘇區面臨的軍事威脅。因為蔣介石不會改變立場。蔣介石積十年之反共經驗，深知共產黨的厲害。儘管日軍入侵，國難當頭，他還是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先消滅紅軍再去對付日本人。現在好不容易把紅軍困在陝北，他決不放棄這個機會。對此，毛澤東是銘記在心的。 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即將渡過長江前，蔣介石向毛澤東求和。毛澤東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氣概，斷然拒絕。正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求和既然無望，毛澤東就要為紅軍尋找出路。 1936年10月7日一、四方面軍會寧會師後，未及休整，毛澤東便與朱德、張國燾頻繁往來電報，交換意見。得知蔣介石即將發起圍剿紅軍的“通渭會戰”後，中共中央決定提前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10月11日，中央和軍委發布《十月份作戰綱領》，要點是：
四方面軍以一個軍率造船技術部迅速進至靖遠、中衛地段，選擇利於攻擊中衛與定遠營之渡河點，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號前完成一切渡河準備。四方面軍主力在通馬靜會地區就糧休整，派多數支隊形成扇形運動防禦，直逼定西、隴西、武山、甘谷、秦安、莊浪、靜寧各地敵軍附近，與之保持接觸，敵不進我不退，敵進節節抵抗，遲滯其前進時間，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蘭大道於我手中。
攻寧部隊準備以一方面軍西方野戰軍全部及定鹽一部、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組成之，其餘二個軍及二方面軍全部、一方面軍之獨四師組成向南防禦部隊，可能與必要時，抽一部參加攻寧。
接到中央指示，四方面軍上上下下立即行動起來。朱、張、徐、陳分析了情況，決定以主力紅30軍為渡河先鋒，抓緊時間造船。徐向前把30軍政委李先念找來交代了任務。李先念接受了任務，站起來就走，徐向前留他吃飯都推辭了。
四方面軍從四川出來時，帶了一支百餘人的造船隊。李先念當過木匠，能夠內行地指揮造船。他們來到靖遠黃河邊一個隱蔽的地方，開始了晝夜不停的緊張工作。 30軍軍長程世才回憶：“當時造船是一件非常艱苦的工作，在離黃河50裡的隱蔽地秘密造船，以防敵悉。大船每隻可坐一小班（8～9）人，計劃要造40只。造船所需一切器材，都是自己臨時找的。佈置造船地點及人員的配備，是一極細緻工作，同時要嚴守秘密。假使不注意，過早暴露自己的企圖，會妨礙行動甚至會導致計劃的失敗。造船地點離黃河有幾十里，每隻船都要經過上山下山，過許多山溝小路，抬到河邊。因造船地點是隱蔽在崎嶇山溝裡，所以抬船到河邊是一件艱苦的工作。”
這期間，中央不斷來電催促，還讓彭德懷派人送來造船用的木板、鐵釘等材料。同時，30軍開始偵察黃河沿岸渡口，做好強渡的準備。按李先念的估計，到11月10日可造船40只，大軍渡河當無問題。 10月18日朱德、張國燾電告毛澤東、周恩來：“30軍謂：30日晚即可偷渡。”但是毛澤東等不及，次日復電：“30軍渡河以至少備足十個船開始渡為宜，恐船過少載兵不多，不能一舉成功。二十號開始渡河問題，是否推遲數日，請依具體情況斟酌。”毛澤東之所以催促四方面軍盡快做好渡河準備，是因為得到張學良的秘密通報：蔣介石已命令各部隊向紅軍發起攻擊。張學良雖然同情共產黨，但軍令如山，他也不能按兵不動了。
10月21日，各路國民黨軍向紅軍發起攻擊。蔣介石坐鎮西安督戰，胡宗南的1軍、毛炳文的37軍和王均的3軍由靜寧、通渭一線向北進攻。與紅四方面軍的後衛部隊4軍、5軍、31軍在界石鋪、華家嶺、馬營等地的丘陵地帶展開激戰。國民黨軍出動7架飛機輪番轟炸，這里地勢開闊，光禿禿的黃土地幾乎無處藏身。紅軍的一舉一動國民黨軍都能觀察到，集中炮火猛轟紅軍陣地。紅四方面軍長征後彈藥缺乏，武器也差，儘管堅決抵抗，還是處於不利局面。華家嶺戰鬥中，紅5軍損失慘重，副軍長羅南輝遭敵機轟炸犧牲。部隊傷亡和打散失去聯絡的有800餘人。 4軍和31軍也被迫節節後退，10月23日，在國民黨軍猛烈攻擊下，紅軍被迫放棄會寧城。
局勢頓時緊張起來。如果國民黨軍不停頓地向北進攻，很快就會把紅軍逼到黃河邊上，使紅軍處於背水作戰的不利境地。幸虧國民黨軍未敢冒進，給了紅軍填補防線的機會。徐向前從紅軍總部匆匆趕到前線，穩定防禦。
在嚴峻形勢下，渡河成了刻不容緩的大事。只要渡過黃河，就能跳出國民黨軍包圍圈，才能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開闢新根據地。如果渡不過去，就可能被國民黨軍壓縮在陝甘的狹小地區，後果極為嚴重。 24日，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命令30軍開始渡河：
紅30軍接到命令後立即出動。 20天來，李先念帶領造船隊日夜辛勞，造了十幾條船。他們24日黃昏出發，夜間22時到達虎豹口的黃河渡口。程世才回憶：“軍隊出動時，將船抬上前進到河邊上。雖然軍隊抬上船走，運動是非常迅速的。這段路有50里地，是很緊張的行軍。我們初到河邊上，敵人據點不曉得。河南岸有許多村子，臨時做政治工作動員老鄉不要出門。正值我軍渡河時，有一家老鄉的狗狂吠不已。為了不暴露我之行動，用錢將老鄉的狗買下，將狗嘴堵塞住。”
半夜，30軍開始強渡。這段黃河寬約500米，20分鐘就到達對岸。接近岸邊時，敵軍才發覺，慌亂打槍。勇敢善戰的30軍戰士猛衝上岸，集中火力打垮敵軍河防，佔領了對岸陣地，渡河成功了。
紅30軍強渡黃河時，朱德、張國燾正在打拉池與彭德懷、徐海東會晤。彭德懷向朱、張通報了形勢和中央寧夏戰役計劃，朱、張立即電告中央：“關於根據新任務由德懷同志提出之戰役計劃要旨，我們完全同意。正根據今日情況研究具體化之方案。”但是毛澤東此時有些猶豫，尚未收到朱張來電，24日就給彭德懷發了一封電報讓他與朱張商量：“30軍迅速渡河控制西岸，9軍擬以暫不渡河為宜，爾後北進到海靖線防禦，4、5兩軍主力是否足夠？二方面軍將來必要時須準備轉至海固線防禦，固隆海靖線及其以南地形條件是否利於敵之進攻抑或利於我之防禦，商量結果速告。”
毛澤東這封電報，後來被歷史學家引用為他反對四方面軍西渡黃河的重要依據。如果閱讀那幾天的全部往來電報，就可以看出這封電報並非毛澤東的最後決策。當時戰局一日數變，毛澤東擔心西渡黃河萬一不成，紅軍南線又頂不住，就會被國民黨軍擠壓到背水作戰的危險境地。所以他希望先鞏固南線，再設法渡河。紅30軍渡河成功，拉開了寧夏戰役的序幕。 25日上午，消息傳到打拉池紅軍總部，引起一片歡呼，全軍精神振奮。下午彭德懷致電毛澤東：
同日，朱德、張國燾、彭德懷聯名致電中央，鑑於渡河成功，建議四方面軍主力迅速渡河，搶占一條山、永登、古浪地區，在黃河西岸站穩腳跟。然後“留出一部分機動部隊，與一條山、五佛寺之線，以便適時協助一方面軍從中衛、靈武段渡河”。這些電報充分說明，彭德懷與朱張完全一致，準備全軍渡河，佔領寧夏。
然而毛澤東卻另有打算，25日他與周恩來致電朱張彭，提出“第一步重點應集注意力於擊破南敵”，“第二步重點集注意力與向北”。要四方面軍以一個軍隨30軍渡河，然後向中衛方向延伸，以一個軍去攻占定遠營。黃河東岸的四方面軍三個軍和二方面軍在打拉池南構築工事，防禦胡宗南的進攻。這兩步做好之後，“一方面軍之主力與四方面軍兩個軍控制河西樞紐地帶後開始行動，以突然手段佔領金積、靈武地帶，徐陳撥造船技術隊二分之一或更多些附屬之，迅速造船準備渡河。”
此刻紅9軍已經跟隨紅30軍來到黃河邊上，準備渡河。接到中央命令，9軍只好在河邊待命。徐向前、陳昌浩不知中央究竟打算怎樣，只好安排方面軍指揮部和直屬隊先過河。這樣，徐向前、陳昌浩於10月27日渡過黃河，與朱德、張國燾的紅軍總部分開了。
10月26日戰局又有新變化，胡宗南部向紅軍猛攻，防禦的4軍、5軍、31軍抵擋不住，節節後退。當天深夜，中央發來電報，指示9軍渡河：
朱德、張國燾根據這個命令，指示徐陳：“毛、週電令目前作戰重點，系注重擊破南敵，停止追擊。我各部應遵照這一指示執行。”“四方面軍除30、9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餘各部應停止過河。”
這時，9軍才開始渡河。別看耽擱了不到兩天，情況就惡劣了許多。徐向前在對岸目睹9軍渡河的情況：“敵機白天輪番前來轟炸掃射，封鎖河面，給我軍造成很大困難。部隊渡河主要在黃昏後至日出前，滔滔黃河，奔騰咆哮，小船駛渡，顛簸飄搖。往返一次至少需要一個多小時。至28日拂曉，我30軍、9軍及方面軍指揮部，渡河完畢。”
9軍渡河之後，4軍、5軍、31軍三個軍在胡宗南部壓迫之下，也向黃河邊上轉移。形勢緊急，朱張28日致電毛、週，建議31軍渡河。 29日毛、周復電：“為迅取寧夏起見，31軍可以立即渡河，在9軍、30軍後跟進。”31軍在軍長蕭克、政委周純全率領下急行軍到黃河邊，軍直屬隊當天就開始渡河。第二天中央又改變命令：“為戰勝胡敵，31軍即照德懷29日20時電令部署執行任務，勝利後直由中衛渡河。”過河的31軍直屬隊又一船一船返回東岸。這時，國民黨軍已經追上來，關麟徵師向靖遠前進。看守渡口的5軍抵擋不住，又無力向打拉池的紅軍總部靠攏，只得在三角城一帶倉促渡河。國民黨飛機轟炸了靖遠渡口，炸斷了紅軍修的浮橋。朱德、張國燾見靖遠失守，渡河已不可能，4軍、31軍如果還在河邊徘徊，必定兇多吉少。於是朱張下令4軍、31軍向打拉池、同心城靠攏，會合彭德懷的部隊牽制敵軍。同時通知河西的徐向前、陳昌浩，要他們獨立行動，去打開河西局面。
在執行寧夏戰役過程中，中央指示幾經反复，讓徐向前、陳昌浩這些前線指揮員搞不明白。西路軍失敗後，陳昌浩回到延安，寫了一個長篇報告，作為向中央的交代。談到渡河問題，他說：30軍渡河成功後，“9軍、5軍急向北開進，4軍、31軍扼阻大路。敵人急進之下，指揮部本總部命令，隨9軍、5軍渡河，31軍亦準備渡河（直屬隊大部已渡河，隨後又開返河東）。我們渡河後，在中和堡約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間接到毛主席電報：'河西只要一個軍，指揮部帶兩個軍仍過河東準備夾擊敵人。'這時4軍、31軍正向打拉池前進，毛（炳文）部先頭已抵靖遠，事實上已不好東返。加以總部同時來電，又說4軍、31軍都準備在靖遠以下渡河。我們到三角城時，還本總部電：'已得毛主席同意，4軍、31軍即在三角城過河，準備迎接。'我們等到下午5時以後，又接到總部說：'該兩軍不渡河'的電報後，才向北開走。此時30軍先頭在擊退馬祿騎旅及祁明山步旅一部（馬步青部）之後，即乘勝向一條山進。9軍與指揮部尾後向趙家山、鎖罕堡附近集結。5軍因會寧損失後，即在靖遠河西一帶扼守休息。”
在過不過黃河的問題上，出現這些曲折反复，是有復雜因素的。本來，奪取寧夏、甘肅，開闢西北根據地，是中央政治局沙窩會議決定的。毛澤東不同意張國燾躲在荒涼的少數民族區域，堅持到陝甘建立根據地，主要考慮到與蘇聯接近，可以得到共產國際的接濟。 11月3日，在共產國際的王明和陳雲曾給中共中央書記處來過電報，表示要從新疆運送物資給紅軍。電報說：“現已決定目前不採用從外蒙幫助的辦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幫助的辦法。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密），你們曾否可能佔領甘肅西部來接收？並請告如何接收辦法及你們採用何種具體運輸。”這個電報，與中央發起寧夏戰役的意圖正相吻合。
在進行寧夏戰役、打通國際的大方向上，中央與張國燾是一致的。但是由誰去執行這個任務，問題就來了。張國燾是不願意到陝北與中央會合的，二次北上時他就警告陳昌浩：會合後不但我的總政委當不成了，你的方面軍政委也當不成。陳昌浩不相信，與張國燾大吵一場。徐向前等軍事指揮員考慮到陝北的情況，也希望能在甘肅另搞一塊根據地，與陝北遙相呼應。所以寧夏戰役計劃一下，四方面軍上下都讚成。張國燾更是急於立功贖罪，對中央指示的貫徹是積極的。四方面軍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克服種種困難，完成渡河任務，就是明證。
張國燾有沒有個人打算呢？當然有。在通渭舉行的四方面軍幹部會上，他就說過：“如果我們停留在甘南，在不利情況下，會被逼退往毛兒蓋一帶去。而抗日的口號已經叫出，再往南退就會影響士氣。如果我們突破敵人的包圍，向陝北前進，沿途會受到敵人的截擊。而且所有的紅軍都擠到糧食缺乏的陝北，反而引動敵軍集中包圍一處，自然更為不利。”所以張國燾力主西進，他說：“我軍的西進計劃正確而又合時宜。在政治意義上來說，我們如握有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區，可以保障未來西北聯合抗日政府的後路，並接通與蘇聯的關係。從軍事意義說來，可以分散蔣的兵力。河西走廊、陝北和延安三點，將使蔣在甘肅的軍隊處於多面受敵的境地。”
張國燾的用心，陳昌浩看得很清楚。他後來回憶說：“他（張國燾）是反對會合的，一會合其王國就垮台了。到岷州後他又要西進，到會寧後他又要我們全軍渡河。為什麼全軍過河他一個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了國際路線，取得了援助，軍隊機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對他是無可奈何的。”
所以，四方面軍渡河不僅是為了打仗，而且要在河西找一個安身之地。不僅部隊過了河，婦女小孩和傷病員也跟著過去了。陳昌浩說：“會寧編制時，凡總司令部直屬部隊，除少數戰鬥部隊、紅校、黨校及小的衛生部隨總部走後，其餘極龐大笨重人員都與四方指直（即方面軍直屬隊——作者註）合編一處。指直帶彩病員1500，小孩子1500，殘廢400多。再加上各軍自己原來以及在甘南擴大的龐大直屬部隊（其中婦女、小孩、彩病員各軍帶的也不少）。所以全人數中間戰鬥人員至多佔40％甚至38％之比例，而戰鬥部隊中還有人沒有槍的（如新兵、歸隊者、小孩原可馱槍者）。所以有槍者只能佔全人數32％之譜。這是西路軍戰鬥力中及組織中最大弱點。”
張國燾的想法，也瞞不過毛澤東。 10月26日他給彭德懷發了一封絕密電報：
10月30日，南線國民黨軍步步進逼，四方面軍主力已經渡河。毛澤東焦急萬分，電告朱德、張國燾：“方針先打胡敵，後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請二兄握住此中心關鍵而領導之。除9軍、30軍已過河外，其餘一、二方面軍全部，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統照德懷29日部署使用，一戰而勝利，則全局轉入佳境矣。”
中央組織寧夏戰役的另一個意圖是，在統一指揮時，讓彭德懷把四方面軍河東部隊的指揮權拿過來。 29日毛澤東給彭的電報中強調：“全戰役須掌握在你一人手裡。”但是彭德懷辦不到，他指揮不動張國燾。中央要張國燾阻擊南線敵軍，而張國燾急於率領四方面軍渡河西進取得蘇聯援助的物資。 28日張國燾給中央和徐陳的電報中陳述他的部署：“估計敵人必系齊頭並進，我軍又必須迅速取得定遠營和寧夏地區，一方面軍此時須集結同心城，準備向金積、靈武進。二方面軍此時必須得到休息機會，四方面軍主力須迅速取得寧夏定遠營。”“若謂目前重心在擊破南敵，停止敵之追擊，事實上4、31兩軍亦難有保證的完成任務，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礙堅壁清野，以4軍牽制敵人，也可得到爭取時間之利。”“取得物資後，再以主力回擊深入之敵，那就更有把握了。”
張國燾天真地以為蘇聯準備了大批武器裝備等他去拿，所以他把希望寄託在徐陳身上，盼望他們很快能打回來。另外他也不肯讓4軍和31軍去和國民黨軍硬拼。彭德懷調不動四方面軍，只能向毛澤東報告：“張對打擊胡敵始終是動搖的，企圖以四方面軍先取（遠）方（物）資後再說。以一方面軍同胡敵周旋，削弱力量，好說話。”
作戰最要求同心協力，兩軍指揮員貌合神離，這仗肯定打不好。由於紅軍指揮不統一，國民黨軍先後佔領靖遠、打拉池和中衛，截斷寧夏通道。過河的四方面軍主力與河東紅軍被隔斷，想回也回不來了。
彭德懷後來談到寧夏戰役時說：“張國燾到了打拉池後，敵王均兩個師尾隨四方面軍被截斷部分前進。我與張國燾面商，只要被截斷部分在正面阻攔該敵前進，一軍團即可從追敵側後進攻，在打拉池佈置伏擊陣地。這樣，消滅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這樣還可與四方面軍北渡主力取得聯絡。張口頭同意，卻秘密令王宏坤部（4軍）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壞了當時的作戰部署。我又與張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間佈置伏擊陣地，殲滅王均部。他口頭又同意，實際上他又令4軍東撤了，使伏擊計劃又被破壞。張國燾多次破壞作戰部署，使我們不得不放棄豫旺以西大塊土地。”但是指揮4軍和31軍阻擊行動的王宏坤回憶，由於國民黨軍在飛機配合下向我軍猛攻，4軍和31軍有被分割包圍的危險，紅軍被迫且戰且退到打拉池、鹽池、定邊一帶，損失相當大。他說：“有人說，這一仗沒有打是因為張國燾發電報秘密命令王宏坤撤退，破壞了作戰計劃。但事實上我沒有接到這樣的命令。有電報以來，我也沒有單獨接到張國燾給我的電報命令。”
眼看寧夏戰役無法實行，中央於11月8日發布作戰新計劃，改為向東南方向發展，盡量向陝南擴大蘇區。如果局勢惡化，就籌備新的戰略轉移。這時胡宗南部佔領海原，朱德、張國燾帶領4軍、31軍撤退到同心城，與彭德懷再次會合。毛澤東來電告訴朱張：胡宗南主力正向豫旺堡行動，企圖切斷紅軍向陝北的退路。建議紅軍撤退到山城堡、洪德城、河連灣一帶集結，阻擊國民黨軍進攻。毛澤東還說，已經派周恩來前往河連灣迎接朱德、張國燾。
面對不利形勢，彭德懷也很著急。他知道“陝北根據地沒有糧食，當時保安全縣只有一萬多人口，如站不住腳，將被迫放棄陝北，東渡黃河，這種局勢是很不利的。無論如何要挽救這種形勢”。他致電毛澤東，堅決要求打一仗。毛澤東回電：“朱張來保安後，前線部隊統交你指揮，可放手去做。”
彭德懷得到指揮權，便將一方面軍的一軍團和徐海東的十五軍團調到環縣境內的山城堡一帶隱蔽，準備伏擊胡宗南。在撤退時，沿路堅壁清野。陝北乾旱，尤其缺水。河水苦澀不能飲用，老百姓都挖水窖儲存雪水。紅軍所過之處，把水窖的存水都消耗乾淨，使國民黨軍處於缺水的困境，無法深入。果然，王均部停止了追擊，只有胡宗南部孤軍深入到豫旺堡以東。彭德懷估計敵軍必然要尋找有水源的地方宿營，附近只有山城堡有水源。這裡僅有幾戶人家，有一股細細的泉水。敵軍先頭部隊已經到了甜水堡，下一站必定要來山城堡。果然，11月21日，胡宗南部第78師232旅在旅長廖昂指揮下，黃昏時來到山城堡宿營。彭德懷一聲令下，一方面軍的一軍團、十五軍團，四方面軍的4軍、31軍從各個方向發起攻擊。敵軍倉促應戰，想與紅軍對峙一夜，到天亮摸清情況再打。誰知紅軍乘夜猛攻，搞得廖昂不知來了多少紅軍，部隊亂作一團，大部分被紅軍消滅。第二天天亮後，師長丁德隆派部隊前來增援，紅軍早已不知去向。
山城堡戰鬥的勝利鼓舞了紅軍的士氣，原來胡宗南也不是不可戰勝的。胡宗南挨了當頭一棒，嚐到了紅軍的厲害。以後胡宗南謹慎多了，不敢輕舉妄動。直到“西安事變”之前，國民黨軍沒敢再進攻陝北紅軍。這使中央和紅軍得到一段休整的機會。
再說朱德、張國燾由周恩來陪同，由河連灣啟程去保安。張國燾不知中央會怎樣對待他，心中忐忑不安，見到熟人就打聽情況。在會寧，他與徐海東談了好幾天，詳細了解中央到陝北後的情況。徐海東談起剛到陝北時與陝北紅軍發生的誤會，對毛澤東果斷處理肅反擴大化和鞏固陝北根據地的措施極為欽佩。徐海東是工農幹部，性格直爽，張國燾相信他說的是真話。見到周恩來後，張國燾又聽他介紹國內外形勢，感嘆世事變化之快，自己真是孤陋寡聞。談話之後，張國燾為周恩來的水平和魅力折服，認識到“我須急起學習，趕緊拍去滿身游擊的征塵，換上知識分子的道袍，以適應城市生活”。
11月30日，朱德、張國燾率紅軍總部機關到達保安，受到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和紅一方面軍指戰員的熱烈歡迎。中直機關的童小鵬在日記中寫道：“朱、張兩總今日即入京，每一個人都帶著很熱烈的希望，望他們早些到來。看見過的，是想早點看看在藏民區艱苦奮鬥一年多的他們的面容是消瘦幾多？未見過的同志，是想早點看到中國革命的領袖們的姿態是肥是瘦，是高是矮？尤其希望他們早點到來，使黨與紅軍的指揮更求得統一與團結。”大家從早晨7時就在保安街道兩邊列隊等候，直到下午3時，“看見遠處泥塵起處，十數匹馬跑來，大家都知道來了。一會兒，在歡迎隊伍的口號聲中，在歌聲中，兩總，久望到來的領袖，在數千人的先頭，隨同去迎接的三領袖們並列到來了。他們雖然是在艱苦鬥爭中身體瘦衰了許多，衣服是穿得單舊，但精神上仍表現出無比的英勇、堅決、喜悅、快樂。從此黨更能進一步的團結指揮，更能集中了。爭取更大的勝利，開展新的局面，是更加有保證了！這樣就達到了大家許久的熱望！”這段描寫，是當時在場的每個紅軍戰士的真實感受。
德國人李德也站在歡迎隊伍中間。他回憶說：“我是他們到達保安的見證人。看上去他們的情緒相當低落，大多數人的衣服破爛不堪，各種各樣的顏色混雜在一起，甚至還能看到穿著喇嘛服和藏族服的人。但是從表面的印象來判斷，紀律顯得併不渙散。參謀部和警衛部隊的武器，簡直讓人不能再有過多的奢望了。”與一年多以前的兩河口會師相比，雙方正好換了個位置。
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中央負責人和紅軍學校校長林彪站在歡迎隊伍的前列，笑容滿面地與張國燾握手致意，親切的情景與兩河口會師沒什麼兩樣。毛澤東站在一張桌子上向紅軍講話，熱烈歡迎朱德、張國燾的到來。張國燾也講了話，他特別強調了黨內的團結。
此時此刻，朱德的心情是最激動的。當時在場的王平回憶：“朱總司令在隊前講話。他說：'我回到中央，看到你們很高興……'說著，他掉下了眼淚。隊列裡很安靜。停了一下，他接著說：'我這是激動的熱淚，人傷心時掉淚，高興時也掉淚，我這是高興。是無產階級的感情。我現在的心情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眼淚才是真摯感情的流露。'隊伍裡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從井岡山就跟隨朱德的人，都很少見到朱德如此動情的場面。只有在這一年間跟隨朱德的同志，才明白朱德為了維護紅軍的團結，避免分裂，受了多少委屈，付出了多少心血。現在朱、毛又站在一起了，酸甜苦辣湧上心頭。朱德這樣剛強的人，也不免老淚縱橫。
朱德、張國燾到保安與中央會合時，彭德懷率領三個方面軍在河東的部隊轉移到慶陽地區，保衛陝北根據地。徐向前、陳昌浩率領紅四方面軍的三個軍向河西走廊行軍，他們根本沒有想到，等待西路軍的會是什麼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