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第十七章會寧會師前後

1936年5月，毛澤東率領紅軍結束東征回到陝北。沒過多久，在蔣介石指揮下，國民黨軍各路兵馬又對陝北根據地實施更大規模的軍事包圍，中央紅軍和根據地又處在新的危險之中。 根據蔣介石的命令，以陳誠為總指揮的晉綏陝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調集16個師，從四麵包圍陝北蘇區，準備發動新的進攻。黃河東岸是湯恩伯的13軍和閻錫山的66師、69師、101師，駐守臨縣、石樓、大寧、吉縣等黃河渡口，堵塞紅軍東進山西之路。駐綏德的84師和榆林的86師堵住紅軍北出綏遠、內蒙古的道路。在延安以南的甘泉、富縣、洛川是東北軍王以哲的67軍；在慶陽、合水一帶是東北軍何柱國的騎兵軍；在陝北與寧夏交界的定邊、豫旺堡一帶是寧夏軍閥馬鴻逵的新7師。另外，西北軍鄧寶珊的新1軍於甘肅的會寧、靜寧、固原一線，東北軍於學忠的51軍在天水、禮縣一帶，阻止二、四方面軍的北上。二十多萬大軍分佈在陝北蘇區的四周，大有“黑雲壓城城欲摧”之勢。加上陝北各地土圍子裡的民團土匪堅壁自守，與紅軍為敵，毛澤東手頭僅有的2萬兵力，實感勢單力薄。

當時毛澤東與中央機關、紅軍大學住在瓦窯堡，彭德懷的野戰司令部設在安邊的寧條梁，準備西征奪取寧夏。形勢雖然看起來很嚴重，值得慶幸的是距離紅軍最近的東北軍不願打內戰。 1936年4月，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將軍到延安秘密會見周恩來副主席，雙方開誠佈公，達成互不侵犯協議。決定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此後，中共中央與東北軍建立了聯繫渠道。彭德懷與67軍軍長王以哲暗中來往，互通情報。東北軍對蔣介石的圍剿命令，能拖就拖，實在拖不下去，就事先與紅軍打好招呼，象徵性地前進一步。紅軍的使者劉鼎等在西安設立秘密電台，向陝北通報消息。在紅軍最困難的時候，張學良拿出錢來援助他們，表現出一個愛國者的高尚品德。 193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又經歷了一次災難。根據東北軍提供的情報，國民黨軍隊將向中央所在的瓦窯堡進攻。毛澤東意識到瓦窯堡難以堅守，通知彭德懷中央機關準備於6月15日以後陸續撤出瓦窯堡，向吳起鎮方向轉移。毛澤東讓彭德懷派人察訪洪德城和何連灣是否具備建都的條件，結果令人失望。這兩個地點都十分荒涼，根本不能容納幾千人的中央機關。 6月21日13時，毛澤東還打電報給李富春、蕭勁光，讓他們到吳起鎮和保安（今志丹縣）探訪合適的地點。 14時左右，一支國民黨軍隊出人意料地來到瓦窯堡城外。事後才知道，他們是駐榆林的國民黨軍86師的兩個營，乘紅軍主力在外，後方空虛，前來偷襲。當時瓦窯堡內的守軍只有閻紅彥的紅30軍262團，是地方部隊，戰鬥力不強，負責掩護中央機關撤離。當時中央機關是匆匆忙忙地向保安方向撤退，也顧不上什麼秩序。德國人李德走了三天，才到保安與單位會合。王平當時在紅軍大學，他回憶國民黨軍襲擊瓦窯堡時，“紅軍大學正在集合，突然子彈從空中飛過，一時搞不清情況，林彪（校長）和羅瑞卿（教育長）帶著警衛部隊上山掩護，紅軍大學從一頭撤出，高雙成部從另一頭進入瓦窯堡”。事後清點，262團損失嚴重，毛澤東指示將該團縮編為兩個連。

1936年7月初，中央機關各部門和紅軍大學陸續到達保安。王平回憶：“這里地瘠人稀，極端貧困。保安說是個縣城，卻只有百把人口，縣政府是一個破窯洞，縣衙內只有四、五個人，除了縣長，有一個收發兼秘書，一個伙夫，還有一兩個乾雜事的人。站在保安高處四看，一望無際的高原上點綴著幾座破廟和屈指可數的破窯洞，以及夏季僅有的星星點點的綠團，真是名副其實的窮窩窩。紅軍大學來到了保安，首先清理廢棄的破窯洞安排好宿舍和課堂。窯洞連門板都沒有，門口掛個草簾子。這地方人貧狼惡，餓狼經常在夜間跑到村子裡找食吃。我們睡覺時人人枕頭旁邊都放一根棍子，門口擱個凳子和洋磁盆。狼進來碰倒磁盆，我們聽見響聲，就起來打狼。”可見日子是何等的艱苦。

不但沒地方住，錢也越來越緊張。陝北到處窮鄉僻壤，蘇區被敵軍四麵包圍，再去山西已經不可能。東征籌來的款子越吃越少。雖然南面東北軍給紅軍留了一條通道可以流通物資，但是紅軍沒錢買東西。葉劍英和劉鼎當時在西安做統一戰線工作，毛澤東去信叮囑：“經濟甚緊，外面用費須節省又節省，千萬不可過費。無論何時不要喪失我們的立場，不要接受別人的饋贈。只有到了萬不得已時，才允許向別人借一點錢用，日後如數歸還。”為了維持紅軍經費，有的部隊為籌款鬧出不少事來。為了避免事態擴大，引起蘇區百姓混亂，8月18日，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以中央軍委名義發布訓令，嚴肅批評籌款中違反紀律的錯誤傾向。 訓令指出：有些部隊在籌款過程中沒有執行階級路線，“不但錯把富農當地主沒收了，而且侵犯中農與貧農（如環縣）。對兼商人的地主，連商店部分的財產，也有意無意的沒收了（如定邊）。今後應嚴格注意糾正這些錯誤”。 “對於地主階級，只要他不反對抗日紅軍，而願意毀家紓難的，也應避免用沒收辦法。寧可少沒收一家，不可錯沒收一家。”還有的部隊本位主義，籌款打埋伏，不上繳總部。中央軍委訓令中對這些錯誤行為予以嚴肅批評。要求大家掌握好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不能再用老一套的籌款辦法行事。但是說到底，紅軍的經濟困難還是得不到解決。

這種日子比在江西蘇區時還要困難。第一，南方的生活條件比陝北要好得多。第二，當時紅軍力量強大。第三，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也沒有像現在這樣緊張。陝北根據地時刻處於危險之中，毛澤東反复思考的問題，一個是爭取二、四方面軍早日北上會師，壯大紅軍力量。另一個就是安排一條退路，陝北實在待不住，就去寧夏，打通蘇聯。 8月中旬，二、四方面軍全部通過了草地，到達包座。下一步向何處去？也是張國燾天天考慮的問題。說實話，他是不願意到陝北去見毛澤東的，去年9月的分裂他不會忘記。與其去陝北投奔中央，不如另搞一片根據地，畢竟紅四方面軍還是最強大的力量。所以，早在6月10日與二方面軍會合之前，張國燾就致電中共中央，提出“向夏、洮西北活動”的方針，實際上是想去青海。 6月19日中央復電，讓他出甘南。 7月13日中央致電張國燾等，更具體地建議他們攻打岷州。說“如能攻占岷州城，則打馬（鴻逵）、打毛（炳文）、打王（均）均十分有利，戰略上大佔優勝”。 8月1日，獲悉四方面軍到達包座，中央立即打電報告訴他們甘南敵情和包座至哈達舖一帶路線和沿途險要，指示他們迅速北上，到哈達鋪再休息。張國燾、朱德、任弼時沒有怠慢，於8月5日下達《岷洮西固戰役計劃》，要求四方面軍主力迅速佔領岷州、西固，二方面軍在後策應，以便向天水、蘭州方向進展，會合一方面軍。

8月12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要求二、四方面軍盡力奪取岷州地區，作為臨時根據地，伺機配合東北軍，完成“打通蘇聯，鞏固內部，出兵綏遠，建立西北國防政府”的任務。這時，陳昌浩率5、9軍圍攻岷州城，但城堅難摧，屢次不能得手。而徐向前率30軍攻克了漳縣，4軍攻克了渭源，形成了對蘭州的威脅態勢。 8月23日，中央又來電問張國燾：“依據現時力量，假如以二方面軍在甘中、甘南策應，而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繫新疆邊境，兄等認為有充分之把握否？”張國燾打電話徵求徐向前的意見。徐向前給了他一個肯定的答复：行！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西進新疆的打算。 8月25日，中共中央致電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負責人王明，提出了下一步的戰略計劃。電報中說：“如果蘇聯方面能答應並且能做到及時的、確實的替我們解決飛機大炮兩項主要的技術問題，則無論如何困難，我們決乘結冰時節以主力西渡，接近新疆與外蒙。”具體部署是：1．以一方面軍約1.5萬人攻寧夏，其餘保衛蘇區。 2．以四方面軍12月從蘭州以南渡河，佔領青海一部，再向甘、涼、肅州前進。 3．以二方面軍位於甘南，成為幾塊蘇區的聯繫。如果這些做不到，就只好向黃河以東發展。中共中央的電報說，如果放棄向河西發展的計劃，將是很不利的。因為：“甲、將被迫放棄現有陝甘寧蘇區。乙、紅軍發展方向不是與日本進攻方向迎頭，而是在相反方向，即不是抗戰方向而是內戰方向。丙、因此也就無法避免與南京在軍事上發生衝突。丁、日本帝國主義有利用此時機截斷中蘇關係的可能。”總而言之，中央此時將打通蘇聯作為中心任務。所以無論西進新疆還是北進寧夏，都不失為退身之計。

但是形勢很快發生了變化。蔣介石平息了兩廣軍閥的內亂，將主力胡宗南的1軍迅速調遣北上，前往西北蘭州。此時一、四方面軍尚未會合，如何對付胡宗南？如何打通國際路線？都需要重新安排。 9月13日，張國燾、朱德、陳昌浩等致電中央，提出一個一、四方面軍在靜寧、會寧地區南北夾擊胡宗南的計劃。但是中央的回答是要四方面軍主力在靜寧、會寧地區的西蘭大道上與胡宗南決戰，而一方面軍主力在未消滅寧夏馬鴻逵部前不宜離開陝甘邊區南下作戰，必要時可以一個軍協助。 獲悉中央的態度，徐向前等雖知與胡宗南作戰無必勝把握，但還準備硬著頭皮幹。張國燾卻心存疑慮，遲遲不表態。他考慮到各種因素：打胡宗南勝了還好辦，如果敗了，四方面軍向何處去？ 9月4日中央向他通報陝北情況說：“各縣論地形則山多，溝深林稀，水缺土質松，人戶少，交通運輸不便，不宜大部隊行動。人口總數只有四十餘萬，蘇區內當紅軍的已超過三萬，物產一般貧乏，農產除小米外，小麥及雜糧均缺，不能供給大軍久駐。”中央說的是實話，看來四方面軍也不好生存。這使張國燾考慮與中央是會合好，還是不會合好？與其到陝北去繼續挨餓，還不如自己在甘南或河西另搞一片根據地。而朱德、任弼時與陳昌浩等多數領導人都急切盼望與中央會合，這就掀起了一場新的鬥爭。

張國燾在岷州按兵不動，中央三天兩頭來電報催四方面軍北上。於是，9月16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鋪方面軍總部召集會議商量行動方針。一連開了幾天，爭論不休。朱德、任弼時、陳昌浩堅持要按甘孜時商量好的既定方針辦，堅決北上。張國燾則堅持西進甘南青海。任弼時與張國燾吵得很厲害，張國燾在四方面軍向來說一不二，還沒有人敢像任弼時這樣頂張國燾。任弼時說：毛澤東是對的，我們要北上會合，不能西進。張國燾雖然處於少數，但他是紅軍總政委，按紅軍組織原則，他有最後決定之權。在阿壩時他就是這樣幹的，朱德也無法扭轉局面。 會議緊張進行中，9月19日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和盤托出中央奪取寧夏，打通蘇聯的計劃。使朱德、陳昌浩堅定了北上會合的決心。電報說：

朱德當天回電，同意中央計劃，四方面軍將按中央指示，向靜寧、會寧前進。朱德當即作了佈置，與陳昌浩等製定了《靜寧、會寧戰役綱領》，張國燾也簽了字。當總部將命令通知在漳縣前線的徐向前和各部隊時，張國燾突然變卦，又命令部隊西進，自己也離開了方面軍總部到河對岸的供給部去了。這下引起群情激憤，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都大為不滿。陳昌浩以方面軍總指揮部的名義下達命令，要部隊原地待命，不得西進。張國燾得知後，在9月20日深夜趕回方面軍總部，與陳昌浩大吵一場。陳昌浩回憶當時的經過說： 岷州會議是西進與北上的爭論。張國燾是不會合的，會議開了好幾天，張國燾堅決主張向青海西寧進軍，怕會合後他就垮台了。我們堅決反對西進，與他爭。他最後以總政委的身分決定西進，決定後就調動部隊。那時我和朱總司令、劉伯承都談過，無論如何要會合，甘孜的決定不能在半路上違反。我認為張國燾的決定是錯誤的，我有權推翻他的決定。即以四方面軍指揮部的名義下達命令：左翼部隊停止西進，準備待命；右翼部隊也停止西撤。命令一下後張國燾就知道了，他當時住河對岸的供給部，深夜3點多找我來了，談了三點：1．說我無權改變他決定的西進計劃。 2．會合是錯誤的，今天的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 3．會合後一切都完了，要讓我們交出兵權，開除我們的黨籍，軍法從事。說到這裡他就痛哭起來。我當時表示：1．誰有權決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決定是錯誤的。 2．必須去會合。甘孜決定的會合為什麼要變呢？ 3．是革命形勢要求會合，會合後就有辦法了，分裂對中國革命是不利的。我們是黨員，錯誤要向中央承認，聽候中央處理，哭是沒有用的。談到這裡張國燾就走了。

陳昌浩以為他回去睡覺，也沒攔他。誰知張國燾根本沒睡覺，而是連夜騎馬到了漳縣徐向前的指揮部，說服徐向前等紅軍指揮員來支持他的西進計劃。徐向前回憶9月21日的情況說：“我們正忙著調動隊伍北進，張國燾匆忙趕來漳縣。進門就把周純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來，說：我這個主席幹不了啦，讓昌浩幹吧！我們大吃一驚，莫名其妙。問了問情況，才知道剛開完岷州會議。會上陳昌浩和張國燾的意見不一致，陳昌浩得到與會多數人的支持，張國燾的意見被否決。分歧的焦點是：陳昌浩主張立即北上靜、會地區，會合一方面軍，與敵決戰。張國燾則認為，既然一方面軍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軍主力獨力在西蘭通道地區作戰，十分不利。主張西渡黃河，進據古浪、紅城子一帶，伺機策應一方面軍渡河，奪取寧夏，實現冬季打通蘇聯的計劃。這是張國燾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尖銳爭論，加上他有個另立中央的包袱壓在身上，所以情緒很激動，還掉了淚。他說：'我是不行了，到陝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

張國燾這一哭，大家反而同情他了。徐向前覺得陳昌浩在這個時候和張國燾鬧，是想取而代之，當四方面軍領袖。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勸了張國燾一通，誰也沒說不想與中央會合，就是不願意四方面軍發生分裂。看到軍事指揮員們都服從他，“張國燾來了勁頭。指著地圖，邊講邊比劃。大意是說，四方面軍北上靜、會地區，面臨西蘭通道，與敵決戰不利；陝甘北地瘠民窮，不便大部隊解決就糧問題，如果轉移到河西蘭州以北地帶，情形會好得多”。徐向前覺得從軍事觀點看來，張國燾的意見並非沒有道理，於是表示同意，並擬訂了新的行動計劃。以一個軍從循化一帶渡河，搶占永登地區作為立腳點；以兩個軍吸引和牽制馬步芳、胡宗南；然後三個軍再渡河北上，出靖遠、中衛配合一方面軍奪取寧夏。部署既定，張國燾一方面電告朱德、陳昌浩，一方面調動部隊，準備渡河。 接到張國燾的電報，朱德、陳昌浩大吃一驚。陳昌浩立刻騎馬飛奔漳縣，希望挽回局面。朱德這位一向忠厚溫和的總司令發了大火，立即電告中央和二方面軍領導人： 同時，朱德和傅鍾致電徐向前、周純全轉張國燾，勸說他們改變決定 22日早上，陳昌浩趕到漳縣紅軍指揮部時，發現他已經處於孤立地位。這邊的人都站到張國燾一邊，同意渡河西進，再行北上。陳昌浩只得少數服從多數，不再堅持原來的計劃。待朱德等人到達漳縣，發現陳昌浩也變了。這樣，岷州會議的決議，被張國燾一場地震推翻了。沒有辦法，張國燾是紅軍總政委，又是中共西北局書記，他有最後決定之權。但是朱德還是表示了他的抗爭，一連幾天，他都沒有簽署電報。 張國燾戰勝了陳昌浩，在9月22日與徐向前三人致電中共中央，通報四方面軍準備渡河西進的計劃。電報中說他們完全同意國際指示，實現佔領寧夏和甘肅北部，會合一方面軍的計劃。但是考慮到“目前與胡宗南之一路軍在靜、會這一四面受敵之地區決戰是不利的”，而且“寧夏地區狹小，一、四方面軍集中寧夏，不免後有黃河沙漠之險，前有敵人封鎖。如在該地區作戰須停留六個月，物質補充不便。萬一決戰不利，或不能有力阻止敵人時，則將陷紅軍於不利地區”。基於上述理由，四方面軍決定西渡黃河，“以有力一部向一條山、靖遠、中衛活動，配合一方面軍主力由靖遠、寧夏段渡過黃河，形成會合和互相策應形勢”。 9月26日又是一個嚴峻的日子。中央與張國燾你來我往，交換了幾次意見。中央得到朱德的報告，又接到張國燾的正式通知，會合的大好形勢馬上又將成為泡影，怎麼能不著急？ 26日早上，中央即致電張國燾，反對西進。 中午，張、徐、陳回電堅持西進方針。電報中說：“國際對紅軍的幫助是非常重要的，有決定意義的。我們請求幫助軍事專家與技術人員，以及大批新式武器。據我們估計，國際的幫助現在還只是秘密的交通線，如只有定遠營這一條，易遇日本特務機關和外蒙王公反動勢力妨礙。遵照國際指示，先機佔領甘北更為有利，因甘北有更多道路通外蒙和新疆，交通易，能秘密，不使日本勢力阻礙。”而且，“紅軍集中在一塊是不利的，否則不如在寬廣地區互相配合行動，更為有利”。因此，張國燾重申了他們的西進計劃。並強調部隊已經開始行動，不便再更改。最後，張國燾作了一個讓步，說：“關於統一領導萬分重要，在一致執行國際路線和艱苦鬥爭的今天，不應再有分歧。因此我們建議請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西北局應如何組織和工作，軍事應如何領導，軍委主席團應如何組織和工作，均請決定指示，我們當遵照執行。” 在這封長電中，張國燾的意圖非常明顯。他不願意同胡宗南打仗，在松潘時就沒打贏，現在四方面軍人數已減少一半，長征過草地又疲憊不堪，確實沒什麼戰鬥力了。張國燾是不會吃這個虧的。他不想同中央會合，想到甘肅北部的涼州一帶去另搞一片，打通蘇聯。如果蘇聯的飛機大炮一來，四方面軍就實力大增，誰也不怕了。到頭來中央還得求他幫忙。 雙方來回打了一整天電報，到晚間22時，張國燾告訴中央，四方面軍已經按西渡計劃行動了。 “我們一個月內能在靖遠附近會合，請善解釋，決不可使全黨全軍對會合失望。” 27日，中央發了一封長電，以強硬的語氣說明中央的立場：“中央認為，我一、四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佔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佔領，有事實上不能達到任務之危險。”“如四方面軍西渡，彼將以毛（炳文）軍先行，胡軍隨後，先堵擊青、蘭線，次堵擊涼、蘭線，爾後敵處中心，我處偏地，會合將不可能，有一著不慎，全局皆非之虞。”因此，中央要求張國燾依照9月18日朱德等擬定的靜、會戰役計劃行動，盡快北上會師。 儘管好說歹說，軟硬兼施，中央領導人心裡明白，他們對張國燾沒有什麼約束力。所以一面做張國燾的工作，一面做著最壞的打算。 9月24、25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聶榮臻，指出：“國燾又動搖了北上方針，我們正設法挽救中（對外守密）。”但是“四方面軍決心向西，從永靖渡河，謀佔永登、涼州，其通渭部隊二十四日撤去，據云渡河後，以一部向中衛策應一方面軍佔寧夏，此事只好聽他自己做去。”表現出一種無可奈何及滿腔憤懣的心情。 老天爺好像成心和四方面軍作對。徐向前率先頭部隊西進到臨洮，來到洮河岸邊，詢問老鄉。據老鄉說，現在黃河對岸已經進入了大雪封山的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徐向前派人偵查渡河情況，因為沒有渡船，幾次試渡人都被沖走了。按這樣的地形和氣候條件，大部隊渡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徐向前返回洮州，向朱德、張國燾匯報。這時正值中央27日來電反對西渡。張國燾只好召集會議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放棄西行計劃，按原靜、會戰役計劃北上會合一方面軍。當晚20時，朱、張、徐、陳致電4軍軍長陳再道、政委王宏坤，下達北進命令： 隨後，他們又電告中央和二方面軍首長： 真是無巧不成書，1935年的9月，張國燾因為過不去噶曲河，決定南下，造成了一、四方面軍的分裂。 1936年的9月，張國燾又因為過不了洮河，決定北上與中央會合。一場再次分裂的危險，就因為自然地理環境的因素而化解了。 四方面軍掉頭向會寧進軍了，一路走得很順利，沒遇到什麼戰鬥。相比之下，向陝、甘邊界進軍的紅二方面軍卻經歷了一場災難。在哈達舖時，按照商定的計劃，二方面軍東出成縣、徽縣、兩當等地，策應一、四方面軍會合。當二方面軍開始行動後，一、四方面軍卻沒有動。當中央與張國燾就西進北上爭論不休時，二方面軍只好在徽縣、兩當等待命令，白白浪費了一周時間。直到四方面軍東進與一方面軍會合去了，二方面軍才得到中央指示，於10月4日出發向隆德一帶前進。這時，胡宗南、王均的部隊已經從兩面圍攻過來。賀龍、任弼時下令急行軍擺脫敵人。 5日行軍110裡，6日行軍90裡，掉隊的人越來越多。 7日在禮縣天水鎮的羅家堡，紅六軍團的16師與國民黨王均的部隊遭遇，激戰幾個小時。因行軍倉促，紅軍沒做好戰鬥準備，16師被打散了。幹部傷亡很大，後勤物資也幾乎丟光。 9日，二方面軍在天水以西的洛門鎮一帶渡過渭河。渭河寬約200米，冬季無船，只好徒涉。過了渭河，11日到王家山，這裡都是荒原開闊地，毫無隱蔽。 18師的馬匹暴露了目標，於是四五架敵機飛來，大肆轟炸，紅軍缺乏防空知識，被炸死炸傷50餘人。真是悲慘極了。賀龍元帥回憶起這幾天的損失，氣憤地說：“過渭河，狼狽極了，遭敵側擊，渭河上游下暴雨，徒涉，水越來越深，衝了點人去。張國燾違背中央軍委的指示，二方面軍幾乎遭到全軍覆沒。渭河南岸也很危險，這是長征中最危險的一次。（在）烏蒙山並不緊張，埋炮我都不准埋。到黔、大、畢那面都可以打，封鎖線我們一沖就破了。要說緊張第一次是甘孜，張國燾要困死我們；第二次就是成徽兩康戰役。我們原來估計四方面軍不會走的，那時我們給中央發了電報，早（向北）走兩天就好了，不會這樣狼狽，六軍團也遭不到側擊。四方面軍一撤走，敵人就圍攏來了。急行軍掉了幾千人。剛出草地，部隊體力都未恢復，早走兩天可以少受損失，可以沖出去。”“到海原又吃了點虧，我差點被炸彈炸死。……我們走錯了路，在紅包子打了一仗，在××山上會到朱總。那時我們二軍團掉了兩個連，部隊搞得稀爛，後勤都搞完了。” 從9月30日起，四方面軍分成五個縱隊，先後由岷州、漳縣向通渭、會寧、靜寧前進。一方面軍部隊則於10月2日攻占會寧城。 8日，四方面軍先頭部隊4軍10師在會寧界石鋪與一方面軍的一軍團1師會合。喜訊傳來，四方面軍總部加快步伐，於9日到達會寧。徐向前見到了前來迎接的陳賡師長。老友重逢，格外激動。紅軍幹部戰士們紛紛拋下武器，悲喜交集地互相擁抱起來。有的手挽手在一起交談，急切地詢問其他戰友的下落。盼望已久的這一天終於來臨，誰也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10月10日，在會寧城內的文廟廣場舉行了盛大的聯歡會。一、四方面軍各派出一部分隊伍參加。會場上歌聲嘹亮，四方面軍拿出了早在8月就寫好的《慶祝一、四方面軍大會合戰士講話大綱》，表達他們真摯的感情： 這份熱情洋溢的文件是四方面軍政治部起草的。即使是我們今天這一代人，讀完後也被四方面軍發自內心的感情所激動。四方面軍的戰士都以為，在經歷了一年零七個月的艱苦長征後，現在他們終於到家了。 到達會寧後，朱德、張國燾在城裡設立了總指揮部，迅速與陝北中央聯繫，通報四方面軍的詳細情況。儘管四方面軍在南下時損失了近一半人馬，但他們的力量仍比一方面軍強大得多。根據10月16日朱、張向中央的報告，四方面軍的基本實力如下： 另外，四方面軍有迫擊砲28門，機槍大多是四川土造，質量不好。十分之九的槍上沒有刺刀，手榴彈每人平均只有1個，子彈20發。 經過長時間的戰鬥、行軍和艱苦生活，四方面軍的生活確是極其困難的。據彭德懷9月30日致毛澤東的報告，說：“他們到甘南有相當時日，但物質問題並未解決。戰士尚多穿單衣，軍帽已無沿。”25日彭給毛的電報說：“四方面軍物質問題異常困難，伙食錢根本沒有發過。即須設法向外借款，如於一方面軍開伙食費。”儘管中央指示彭德懷向四方面軍慰勞了一部分糧食、棉衣和蔬菜，但只能解決一時之用。此時，四方面軍卻首先考慮中央的困難。 10月21日，四方面軍領導人把以前積蓄的財物派人送到彭德懷處。據彭致毛的電報稱：“四方面軍送來金子二百五十兩，系首飾，金子每兩值一百元。”這在當時真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了。 會合的熱烈氣氛很快過去了。雙方恢復了平靜。看起來大家都以禮相待，但是不像第一次會合時住在一起，行動在一起了。原來早在9月21日會合之前，毛澤東就已經秘密指示彭德懷：“雙方下級指揮員以不相接觸為適宜，聶（榮臻）應指導界石鋪部隊作適當處置，僅團級幹部以講和態度與接防部隊首長接洽，接防後歸還主力，絕對禁止任何一方面軍人員自傲與不友愛舉動。”所以彭德懷謹慎從事，不做過分熱情表示。 為使張國燾打消疑慮，前來會合。中共中央領導人在9月24日致張國燾的信中表示：“弟等與國燾間之爭論，應該一概不談，集中全力於團結內部，執行當前軍事政治任務。國燾兄對弟等有何意見，弟等均願鄭重考慮。”而對一方面軍內部的指示，則是“為求黨與紅軍的真正統一與順利執行當前任務，對國燾及四方面軍幹部不可求善太急”。 “我們政策，表示對他們信任，不宜使他們感覺不信任。要準備經過長期過程爭取，估計他們是可能進步的。” 這些指示當然張國燾是不會知道的。會合後，他確實心裡忐忑不安地等待中央的處置。會師第二天，10月11日，中共中央就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領》，確定由毛澤東、彭德懷、王稼祥、朱德、張國燾、陳昌浩六人組成軍委主席團。並規定三個方面軍的行動，統由朱德總司令、張國燾總政委依照中央和軍委的決定組織指揮。張國燾見中央沒有奪去他的職務，不禁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舒展眉梢，顯得輕鬆了許多。 張國燾高興的未免太早了一些。就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大家在互相問候交談時，彭德懷悄悄找到了隨四方面軍總部行動的紅軍文工團團長、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在1935年9月9日的那個夜晚，李伯釗因為在四方面軍部隊演出，沒能和一方面軍北上，想不到與丈夫一別就是一年多。見到彭德懷，自然悲喜交集。彭德懷嚴肅地對李伯釗說：“黨中央想搞一份張國燾在松崗（即卓木碉）會議開會另立中央的會議記錄，你能不能找到傅鍾同志，將這個記錄要過來交給我。”李伯釗接受指示，很快找到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傅鍾，說明了中央代表彭德懷的意思。傅鍾表示，這個記錄應當交給黨中央。於是，他將黃超記錄的《卓木碉會議紀要》交給李伯釗，轉給了彭德懷。不久，這份絕密文件就轉到了毛澤東的手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