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第十六章再次北上
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師後，情緒依然是歡樂而親切的。但與一、四方面軍會師時的差別在於：四方面軍部隊和二、六軍團沒有住在一起，而是保持著一定距離。部隊之間也很少搞聯歡活動，四方面軍的干部也不大來二、六軍團這邊走動。
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賀龍、任弼時他們在長征途中，就從國民黨的廣播中聽說了中央與張國燾分裂的消息。他們認為是國民黨造謠，沒有相信。朱德、張國燾多次電報也沒提到這件事。現在會合了，當然要詢問一下。
會合不久，劉伯承總參謀長就來到二、六軍團。他是被張國燾趕出來的。他回憶說：“二方面軍來了。張國燾又開會，說要好好聯合二方面軍，實際他的目的是共同反一方面軍。這天又鬥爭我，我說：三個方面軍應當團結，團結就是力量。李特說：什麼一方面軍，兩個軍團在這裡，只是半個方面軍！徐向前同志說得很好：我們幾個方面軍好比是兄弟，老四與老大搞不好嘛，別人還說不清誰對。如果與老二也搞不好，那人家一定說老四不好。張國燾對我說：朱德、賀龍和你都是軍閥，這次搞不好要你負責！我說：他和我都是共產黨嘛，怎麼都要我負責？他說：就看你是不是挑撥了。”劉伯承剛到，二軍團保衛部長吳德峰請他去吃飯。他問劉：“情況怎麼樣？”劉說：“要做團結工作。”吳又問：“可不可將這個意思告訴弼時？”劉說：“可以。”這樣，任弼時了解了朱德、劉伯承的立場，心裡有了底。
到了甘孜，雙方都開始做二、六軍團的工作。朱德先找王震談了一個晚上。他向王震介紹了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告訴王震：“他（張國燾）原來並不想指揮二方面軍，怕二方面軍和他作對，搞不到一起。但我們主觀上總是想要你們過來的，可是有個密碼問題，電報密碼在他手中，我們只能搞點情報對你們幫助。這段所謂中央和軍委的指示都是假的，因破裂後，中央的一切他不給你們轉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訴你們，所以都是他的東西。”朱德又說：“劉伯承同志去二方面軍，這是我們明知道的。他（張國燾）反中央，我們的人想法支開一個算一個。劉伯承同志和他是對立的，幾乎被他殺掉。右傾機會主義在組織上是很兇的呀！”劉伯承告訴王震，對張國燾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這裡。聽了老首長的話，王震明白多了。他向劉伯承表示：我們這個部隊是井岡山來的，不能反對中央。
朱德在二、六軍團與主要領導人一一談了話，使大家認清了張國燾搞的宗派山頭那一套，立場站到了中共中央一邊。賀龍表示：張國燾那種搞法是絕對不允許的。王震回憶：“和四方面軍會合後，張（國燾）有陰謀瓦解二、六軍團。賀、任、關是老旗幟，賀是南昌起義的總指揮之一，是革命旗幟。任、關是中央委員。張認為我們是毛娃娃，想把我和蕭克及六軍團買過去，反對毛、週、張、博。我們到稻城，他發反毛、週、張、博的小冊子。我拒絕了這個決議，我同關向應的意見是一致的。任很守紀律，他知道張國燾的底細，知道這次是搞宗派活動。後來賀、蕭、張子意在我那裡吃飯，把這個問題扯開了。蕭克講：張國燾搞宗派活動他不知道，搞不清楚是什麼目的。總認為將二、六軍團分開是中央的決定，我們執行就行了，不知道是偽中央。如果接受這個決定，二、六軍團就分裂了。”
張國燾也來做工作。他挨個會見了二、六軍團領導人。賀龍對他印像不好，南昌起義前，賀龍在武漢要求入黨，張國燾說他是“軍閥”，一口拒絕。周恩來、朱德、賀龍準備發動南昌起義時，張國燾又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要推遲起義，差點使起義流產，對此賀龍是不會忘記的。甘孜會師那天的歡迎大會上，張國燾講話前，賀龍半開玩笑半認真地悄悄說：“國燾啊，只講團結，莫講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槍。”把張國燾嚇了一跳。任弼時是張的老同事，在莫斯科一起工作過，對張國燾的底細很清楚，張國燾心裡還是有點怕他。張國燾著重拉蕭克和王震，他送給王震幾匹好馬，誇獎王震勇敢，能打仗，戴高帽子。王震回來問劉伯承怎麼辦，劉說：“送給你（馬），你就收下。”賀龍聽說，對張國燾這種拉攏表示鄙視。張國燾派人送來《幹部必讀》等文件，賀龍對政治部負責人說：“不准發，看了要處罰人。放在政治部。”根據劉伯承介紹的線索，賀龍、關向應找到了在波巴地方政府工作的劉紹文。劉紹文把冒著生命危險藏在一個泥菩薩肚子裡的中央文件都取出來，鄭重交給賀、關。又把自己掌握的情況向二、六軍團首長作了詳細匯報。
全面地了解情況後，紅二、六軍團領導人對張國燾作了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甘孜會師後，張國燾藉口調任弼時到總部工作，要給二、六軍團另派政委，被大家拒絕。張又想把六軍團納入他的部隊，也被拒絕。張國燾建議召開兩軍聯席會議，企圖以多數壓倒少數。任弼時嚴肅指出：兩軍聯席會議，由誰來作報告？如果發生意見分歧，結論由誰來做？決不能以多數壓倒少數，造成上層對立，將使工作更困難。如果雙方態度尖銳，我不負責任。斷然否定了張國燾的提議。
與上次一、四方面軍會師時不同，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師後雖有鬥爭，但雙方領導人並未因此而爭論不休，而是迅速分兵北上了。這裡固然有任弼時等同志的功勞，也必須指出，促成張國燾二次北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林育英的調停，朱德耐心的工作，以及四方面軍上下的強烈要求。加上二、六軍團到來後再添一把火，張國燾意識到只有北上才是唯一出路。
在爭取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問題上，林育英做了很多工作，中央也做出了讓步和妥協。 1936年5月30日，林育英及中共中央領導人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賀龍、任弼時，通報了國內抗日形勢後，提出以下建議：
這封謙恭的電報，既向張國燾伸出了和解之手，也給了張國燾一個台階下。此時，四方面軍內部要求團結的呼聲甚高。在朱德耐心勸說下，陳昌浩等高級幹部都讚成朱德的主張。以張國燾的脾氣，要他向中央低頭認錯是不可能的，但他明白殭下去也沒好處。現在中央主張擱置爭議，團結對敵，張國燾再沒有理由不接受。 1936年6月6日，張國燾在爐霍召開中央縱隊（總部機關）活動分子大會，宣布取消他的“黨中央”。他在報告中說：
“曾記得去年一、四方面軍分手的時候，敵人非常高興，甚至瞎說是共產黨的'日暮窮途'了。自然，這類的謠言，現在是絲毫不能起作用了。中國共產黨在過去曾經犯過相當的錯誤，但是黨在斗爭中一天天的糾正了過去的缺點，使自己學好，使自己健全化，並且懂得如何戰勝過去的缺點。……在共產黨內有時會發生爭論，可是我們可以找到團結的方法去共同的對付敵人。冷笑的敵人讓他們去笑吧，最後會笑的才是真正會笑的。”會場上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張國燾接著說：“關於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大概大多數同誌已經看過了，這決議大家要好好的去看，不要當作一個簡單的通知。在決議中，我們指出了我們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組織上也得到了統一。即是，我們雙方都同時取消中央的名義，中央的職權由駐國際的代表團暫行行使。如大家所知的一樣，國際的代表中，負總責的有陳紹禹（王明）同志，還有別的同志，代表代表團回國的則有林育英同誌等。在陝北方面，現在有八個中央委員，七個候補委員；我們這邊有七個中央委員，三個候補委員；國際代表團大約有二十多個同志。這樣陝北方面設中央的北方局，指揮陝北方面的黨和紅軍中工作。此外當然還有白區的上海局、東北局，我們則成立西北局，統統受國際代表團的指揮。在這樣的決定之下，我們同時要反對一切企圖曲解這決定的分子。我們這決定為的是團結黨，使黨能一致的為新策略路線而鬥爭，這是黨原則上組織上的大團結，是有非常大的意義。”
大家聽到這裡才明白：原來張國燾還是要和中央平起平坐，分庭抗禮，並非誠心誠意回到中央的領導之下。後面，張國燾語氣一轉，又開始清算中央的“逃跑路線”了。他說：
“我們原則上是反對不正確路線，這是必須堅持的。自從沙窩子會議時，我們便公開出來說話，指出當時中央部分同志可以有良好的志願，但是發現了嚴重錯誤，這是由於軍事上錯誤，路線上、政治上的錯誤，這結果使五次戰爭受到很大挫折。當然由現在看來，這不僅是單純的問題，而是關門主義的錯誤了。……我們反對錯誤路線是對的，現在既然陝北同志們已回歸到國際路線下，我們就應當一致起來，向敵人奮鬥。過去我們的反對逃跑路線，是站在原則上的，現在為著黨的一致，甚至採取相當的讓步，這也是為著原則上的。我們的思想鬥爭是為著求得黨的一致，因此黨在思想鬥爭中有他的兩方面：一向錯誤的路線鬥爭，另一方面則盡量求得黨的一致。往往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機械式的了解，就是犯過錯誤的同誌已經有了轉變，還是一成不變的鬥爭下去，這是不對的。現在陝北同誌已經表示了轉變，並忠實執行國際的指示，這樣我們就應該一致起來，過去的爭論留待將來解決。我們現在不但與二、六軍完全一致，並且和陝北的同志也取得一致了。這個偉大意義必須使每個同志們深刻了解。”
隨後，張國燾宣布了紅軍的組織機構。他說：“我們的軍事上依舊一、四方面軍會合時的編制來劃歸軍事上的統一。軍委主席兼總司令是朱德同志，軍委副主席兼總政委張國燾同志，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同志。其次，組織三個方面軍：陝北為第一方面軍，總指揮彭德懷同志；二、六軍（團）為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同志；4、5、9、30、31、32軍仍為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同志，四方面軍總政委仍由昌浩同志兼。一方面軍方面，是林彪同志的1軍，徐海東同志的15軍。至於陝北方面，他們北上的時候用的旗幟是抗日先遣軍的名義，也看不出當時他們有成立軍委或總政治部的模樣。現在我們對陝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協商的方式也還是可以的。在這樣的編制中也許有些人生出些疑問，即是一方面軍舊的編制中，1、3軍到陝北去了，只留下5軍、32軍在這方面，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呢？對此我們應該如此了解，即是紅軍原是一體的，原本就沒有什麼人造的界限。……我們對此，就應有布爾什維克的觀點去了解問題，不應有舊日方面軍的界限主義。過去的舊毛病應一律除掉，必鬚髮揚互相幫助，求進步、團結一致的精神，這是非常必要的。”
無論張國燾如何自圓其說，他宣布取消自立的“黨中央”，黨內分裂的最大障礙就已清除了。這是朱德、劉伯承、徐向前、任弼時、賀龍等同志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取得的勝利，也是為後來的三大主力紅軍會師陝北邁出的重要一步。所以，當二方面軍來到後，大家目標一致，很快踏上了北進的路程。 1936年6月28日，張國燾和陳昌浩、李卓然發布《四方面軍二次北上政治命令》，通知在前面的徐向前及各軍首長：“黨目前戰略方針是在創造西北廣大與鞏固抗日根據地任務之下，主力紅軍首先向松潘、甘南行動，消滅該地區之敵王均、毛炳文部，進而與一方面軍呼應。”朱德在給徐向前的電報中，制定了各軍的北上路線，要四方面軍走在二方面軍前面，開闢通道。
從1935年9月到1936年7月，四方面軍的同志們經歷了無數的曲折困苦，終於再次北上了。大家的心情無疑是興奮和激動的。陳伯鈞從4軍調到六軍團任軍長（蕭克調四方面軍任31軍軍長），和二方面軍同志一起行動，感到心情舒暢。見到王震等老戰友，他們徹夜長談一、四方面軍會合而又分裂的情況，感慨不已。 8月2日，他們再次來到阿壩的噶曲河邊，順利渡河。陳伯鈞在日記中寫道：“噶曲河不大，水不深亦不急，比阿壩河（大金川上游）還好過。且沿河上下尚有森林，可資架橋造船之用。但我最不理解的是為什麼不能過此河？怎能因一水之隔，而根本改變我們的戰略方針！這樣看來，噶曲河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將是一個有意義、可紀念的地名了！”
5軍軍長董振堂也是如此。當部隊到達包座時，他對同志們講話說：“我們就要與中央會合了。還是毛主席對，人家不是什麼機會主義。”雖然他們已經絕糧，槍都是扛著走，皮帶都煮著吃了，但全體同志仍然士氣高昂。董軍長帶頭找野菜吃，鼓勵同志堅持過草地。
陳昌浩則是懷著另外一種心情北上的。他回憶那個時期的思想轉變過程時說：“南下成立第二中央，打起反對毛周張博的旗子，是張國燾路線登峰造極的滔天罪惡。那時對於中央與一方面軍北上的估計是過不去，要在路上被敵人打垮。（我們）在甘孜爐霍是想呆下去的，想休息整理保存力量，部隊散得很寬，也做了些藏民工作，呆一個時期再看。這時中央已到達陝北，對中國革命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給大家打了一支清醒針。當然張國燾是不會變的，我自己的腦子也開始清醒了一些，證明我們過去的估計是錯了，這時是1936年的春天。以後聽說二方面軍快來了，又做了迎接二方面軍的準備。中央的到達陝北和二方面軍的到來，對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也起了很大的影響作用。從這時起我們的思想就發生了變動，想到我們過去反黨反中央是大錯特錯，那時與張國燾在思想上開始有距離。這時張國燾路線已開始動搖，我們想去與中央會合的思想逐漸增多了，像不孝的兒子回心轉意後想回到父母懷抱一樣。向前和軍的干部思想也是這樣。以後在那裡也呆不下去了，心向著陝北。二方面軍到甘孜後朱總還講了話，我也和朱總談過要會合。任弼時來後反對張國燾的力量就更大了，這時會合的思想就更增加了。甘孜開過幾次會才決定北上，這也是個關鍵。張國燾是不准備北上的，看到我們、朱總、二方面軍都要北上，他才不得不被迫同意。”陳昌浩的說法，反映了當時四方面軍中多數高級幹部的思想轉變。
為了使張國燾和四方面軍與中央和解，回到正確路線上來，任弼時做了大量工作。他與徐向前、陳昌浩、傅鍾等多次長談，了解情況。徐向前坦率地對任弼時同志談了自己對一、四方面軍分裂的幾點看法，歸納起來是：
（一）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北上方針是正確的，自己當時沒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軍分成兩半。
（二）大敵當前，團結為重。張國燾另立中央，很不應該，黨內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談嘛！但是我說話他不聽，朱老總的話他也不聽。現在取消了“中央”，對團結有利。北進期間，最好不談往事，免得引起新的爭端。
（三）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我們很高興。但中央有的同志說四方面軍是軍閥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後呀，太過分了，傷害了四方面軍的感情。我和四方面軍許多指戰員都想不通。
（四）我們從參加革命起，就表態擁護第三國際，臂章上也是那樣寫的。由共產國際出面解決以往的分歧，我贊成。
徐向前的表態十分誠懇，也合情合理，任弼時聽了非常高興，表示一定要在團結方面做出努力。張國燾對任弼時的行動很不舒服，他回憶說：“任弼時本人對於毛兒蓋的爭執特別感覺興趣。不惜花很多時間，分別和朱德、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和我詳談，蒐集有關資料，研究這個爭執的癥結所在，我曾笑問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他也不完全否認這一點，表示他是一個沒有參與這一爭端的人，現在研究一下，也許將來可以為大家和好盡些力量。”但是與徐向前等人的態度不一樣，聽了任弼時的告誡，張國燾“對於他這種熱忱，極為感動。至於他的意見，我當時未置可否”。實際上是拒絕接受。
為了求得黨內團結一致，任弼時於1936年7月10日向中央發出第一封電報，詳細匯報了二、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情況，並就黨內團結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電報中說：“我到甘肅應得知道：一、四方面軍會合後黨內爭論問題。”“現在陝北和川康邊同志對目前形勢估計和黨的策略路線已經一致。為著不放鬆目前全國極有利形勢，使我黨擔負起當前艱鉅的歷史任務，我深切感覺黨內團結一致，建立絕對統一集中的最高領導是萬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會的。”他建議：“在一、二、四方面軍靠攏時，召集一次中央擴大會議，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一、二、四方面軍主要幹部參加，並要求國際派負責代表出席這會議。議程應列有總結在五次'圍剿'鬥爭之經驗教訓和討論黨的目前緊張任務，並產生黨內和黨外的統一集權的最高領導機關。”
1936年8月9日，在走出草地後，為了準備三大紅軍主力會師，任弼時又向二方面軍領導人發出一電。電報中說：“我這次隨朱、張等行動，力求了解過去一、四方面軍會合時黨內爭論問題，並努力促成我黨的完全團結一致。我與朱、張、劉、昌浩、向前、傅鍾、卓然等同志的談話，大家對黨在組織上的統一，建立最高集體集權領導，是認為迫切重要的問題。陝北同志亦同樣認為迫切需要的。在這一基礎上，我黨團結一致想可能得到順利的成功。”“此外，我已向總政治部提出並已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軍中開始一、二、四方面軍大會合的政治動員，在四方面軍中應消除一切成見和不好的印象。須有良好的政治上和技術上的準備，以期在大會合時三個方面軍的完全兄弟的親密的團結一致。同時我已向陝北建議，在一方面軍中也進行同樣的動員和準備。”
任弼時在促成黨內團結的同時，還做了許多好事。解救了一批被張國燾長時間關押迫害的同志，其中包括著名的共產黨員廖承志。廖在川陝蘇區肅反中被張國燾懷疑是“國民黨特務”而加以逮捕。在四方面軍極左的環境下，廖承志甚至不敢暴露他是國民黨元老廖仲愷、何香凝的兒子，化名何礼華。僅僅因為他會刻蠟版，會畫畫，張國燾才沒殺他，把他一直關在保衛局，當犯人押解著長征。一、四方面軍會合時，中央雖然知道廖承志在張國燾手中，卻沒有機會見到他。直到1936年2月8日才由林育英給張國燾發去一電：“廖承志、曾鐘聖（中生）即使有反動嫌疑，亦須保全其生命，並給以優待，此為代表團所切囑。”然而，曾中生已經死了幾個月，廖承志還活著。這封電報並未改善他的處境。
1936年7月，任弼時來到爐霍四方面軍總部，與廖承志不期而遇。廖承志回憶說：“那時我是張國燾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張國燾的牢的同志，還有羅世文、朱光、徐以新等同志。我們是被分開了的，我則被押解跟著隊伍向爐霍前進，誰也不敢和我打一個招呼。我也不願和任何人打招呼，因為一打招呼就會連累別人的。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和任弼時同志會合了。那是在一個草地的小坡上。我遠遠看見張國燾和一個身材不高、臉孔瘦削、長著小鬍子的人在談話。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時同志。我們隊伍正從他們面前通過，弼時同志遠遠看見我走近了，他笑著站起來，走向我這邊，和我握手。他笑著問：'你是廖承志同志嗎？我是任弼時。'我那個時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時張國燾也很狼狽，他裝起笑臉虎似的笑臉，用他那種怪腔怪調問弼時同志：'怎麼，你認識他嗎？'弼時同志笑著說：'老早認得。'其實弼時同志和我那時並不認得。然後弼時同志嚴肅地對張國燾說：'如果他有什麼需要的話，我可以幫助他，請你告訴我。'這之後我到了爐霍。我、羅世文、朱光、徐以新立即恢復了局部的自由。”
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後，四方面軍立即開始了北上的行軍。 1936年7月3日，朱德、張國燾、任弼時率紅二方面軍和4軍、30軍為左縱隊，經東谷、西傾寺、阿壩向包座前進。徐向前率方面軍總部和9軍、31軍為中縱隊，由爐霍經查理寺、毛兒蓋向包座前進。董振堂率5軍及31軍一部為右縱隊，7月10日由綏靖經卓克基、馬塘向毛兒蓋、包座前進。這一次，徐向前、陳昌浩和4軍、30軍已經是第三次穿越草地了。
二方面軍沒有和四方面軍一起走。他們在甘孜休息了幾天，才跟在後邊上路。由於是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行軍，沒有經驗，也不適應這裡的氣候。 7月11日，二方面軍由東谷進入草地行軍，走了十七天到達阿壩。在阿壩籌糧六天即向包座前進，8月13日才走出草地到達包座。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稱：“這一時期是我們長征中最艱苦的時期。”主要表現在：
一、除阿壩及三數地方有房屋外，其餘總是終日走於荒涼的原野，有時還徬徨於深草泥坑。
二、十余天只見先頭部隊足跡蹄痕，見不到一個人影，嚮導也沒有，總是跟到先頭部隊宿營地宿營。
三、天氣是隨時變化的，常常早晨起來天朗氣清，忽然陰霾滿佈，忽然大雨淋淋，忽然下雪雹，忽然白雪紛紛，草地中的雪山是更難過的，又冷又出氣不得贏，突然冷凍中，確實死亡不少的紅色戰士。有時也終日太陽，但雖在夏天也不見如何和煦，不過陽光下行軍總算是比較舒服的。
四、沿途死人很多，雖軍、師、團的先頭部隊組織了掩埋隊，總是未埋完。有的地方一堆幾個，去年的遺骸還有到處橫豎於路旁的。
長征中最大的問題還是糧食。儘管二方面軍想盡辦法籌糧，但是由於前面部隊已經把糧食蒐集得差不多了，很難再找到足夠的糧食。二方面軍很快陷入了無糧的困境。
1936年6月下旬，為了準備北上糧食，4軍軍長王宏坤、參謀長陳伯鈞指揮陳錫聯的10師去攔截藏族人的牧群。在激烈戰鬥之後，紅軍以10人犧牲的代價，截獲了500頭犛牛，100多隻羊。一部分補充了紅六軍團。但是二方面軍同志沒有趕牛的經驗，十余天後行軍到日慶時，因士兵看管不嚴，疏於檢查，致使牛羊全部跑光。戰士們慌亂之中只管打槍，浪費了幾十發子彈，不但沒把牛羊嚇住，反而跑得更快。這對六軍團真是天大的災難。全軍的糧食很快吃完了，半個月之後到達阿壩，陳伯鈞清點人數，死亡近300人。真是不應有的犧牲。還有一些意外的損失，二軍團6師行軍到絨玉的山下，沒有及早宿營，繼續朝山上走。到山上突然下起暴雨，天黑找不到下山路，又沒有火烤，一夜凍死了170人。
二方面軍到達阿壩後，本打算在這裡籌集過草地的糧食。但先頭部隊幾乎已經把糧食搜尋一盡，當地藏民也跑光了。正在絕望中，他們忽然發現噶曲河邊有四方面軍同志看守著一批牛羊，在等待他們。原來這是四方面軍設立的兵站，由紅30軍一個營看守，負責人是總部四局的楊以山同志。他向賀龍總指揮報告：這些牛羊是朱德總司令下令留給二方面軍的，幾天前遭到藏民武裝襲擊，被搶走了一些牛羊，現在所剩不多了。賀龍下令給部隊每個人分五六斤肉，作為草地行軍的食物。自己卻不肯要。原來他是靠釣魚維持生活。
二方面軍過草地，真是困難到極點。甘泗淇說：“後衛部隊到阿壩後，還餓死了十餘人。沿途餓死的很不少，死屍的口裡不少是含起草的。特別是掉隊失了聯絡的戰士，受餓的更多。雖然動員了一點糧食臨時救濟他們，但終於未得到圓滿的解決。沿途燒牛羊骨頭、牛皮吃的常可見到。”
從阿壩到包座的草地行軍中，二方面軍多數絕糧。賀龍發現河塘里有魚，便拿出魚鉤到河邊釣魚。藏民不吃魚，所以魚還不少。賀龍不一會兒就釣了滿滿一桶魚，雖然沒油沒鹽，煮起來很腥，但畢竟比餓肚子強多了。賀龍通知全軍宿營時，盡量去找魚釣，居然成了他們在草地中謀生的主要手段。
1936年8月10日，紅六軍團到達包座和巴西，終於走出了草地，與四方面軍的30軍、5軍會合。至此，紅軍全部通過了川西北藏民區和無人地帶，進入甘南漢族農業區。紅軍又看到了村莊，吃上了飽飯，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令人終生難忘。唯一值得大家欣慰的是：這次是真正的北上，再也不會走回頭路了。大家都懷著一個願望：和中央紅軍會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