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第十五章甘孜會師

紅四方面軍自1936年3月到達道孚、甘孜、爐霍後，在那裡住了三個月。一方面因為南下苦戰，部隊需要休整，更主要的原因是等待長征中的紅二、六軍團前來會合，共同北上。 紅二、六軍團是由在湘鄂蘇區堅持鬥爭的兩支紅軍部隊——賀龍、關向應領導的紅二軍團和任弼時、蕭克、王震領導的紅六軍團組成的。雖然他們是最後北上的一支紅軍大部隊，實際上在中央紅軍長征之前，紅六軍團就已經踏上了征途。 1934年7月，在湘贛邊區永新、寧岡一帶活動的紅六軍團突然接到中革軍委的訓令，要他們撤離湘贛根據地，向湖南中部轉移，在那裡創造新的根據地。當時正值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在“左”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指揮下，紅軍被迫步步收縮，處境越來越困難。在軍委命令中，對紅六軍團的行進路線和地域都作了具體規定。中央代表任弼時、軍團長蕭克、政委王震堅決執行軍委命令，於1934年8月7日率領全軍9000多人踏上西征之路。開始大家對軍委意圖並不了解，蕭克後來才明白：“中央紅軍也要向西撤，中央電令我們轉移，是要我們起先遣隊的作用。”

在中央紅軍長征之前，先派出了兩支先遣隊：一是方志敏的紅七軍團；一是紅六軍團。他們的任務是吸引敵軍，開闢新區，為中央探路和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他們都是孤軍奮戰，中央蘇區不可能增援和接應他們。打得好就獨立生存，打不好就全軍覆沒。方志敏向敵軍力量強大的東北方進軍，不久就陷入國民黨軍重圍，在懷玉山失敗。六軍團向湘西山區進軍，處境就好多了。 遵照軍委指示，六軍團出發時帶上了所有的壇壇罐罐。蕭克回憶：“保衛局的犯人、醫院、兵工廠、石印機、甚至連個老虎鉗子都帶走了。有個電台發動機很重，也帶上走。你走10里路，它就掉隊1、2裡，後續部隊也跟著掉隊。”這種搬家式的行軍，把紅軍的機動靈活性全限制住了。到了“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的貴州境內，山路崎嶇，更走不動了。蕭克等領導人當機立斷，邊走邊扔，甩掉這些笨重家當，部隊才輕裝像個打仗的樣子。他們把情況報告中央，但中央不理會，在後面跟著大搬家。國民黨報紙譏笑紅軍是“前頭烏龜扒開路，後頭烏龜跟著來”。簡直窩心透了。

紅六軍團西行，引起湖南、廣西軍閥的緊張。他們調兵遣將，前堵後追。本來六軍團準備在零陵一帶搶渡湘江，但敵軍已在湘江西岸重兵布防，只得放棄渡江計劃，轉移到湖南、廣西交界的陽明山地區，想在那里站住腳。到那裡一看，人煙稀少，地瘠民貧，實在不好生存，於是六軍團繼續西進，跳出軍閥包圍圈，由廣西進入貴州。六軍團機動靈活地跟敵軍捉迷藏，兜圈子，搞得湖南軍閥何鍵的部隊疲勞不堪。但是，在貴州石阡縣的甘溪，六軍團陷入湘、桂、黔三省軍閥24個團的包圍之中。這次失利的原因是紅軍指揮員的麻痺大意，蕭克說：“我們以為廣西軍在我們南面，沒有預計要遭遇廖磊，因之也沒有作戰預案。前衛部隊遇到郵差，說前面沒有敵人。結果郵差剛走，戰鬥就打響了。”

戰鬥開始時紅軍處境極為不利。六軍團被截成三段，前鋒部隊在參謀長李達率領下衝出包圍，去湘西尋找賀龍部隊會合。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主力和直屬隊則“轉戰於石阡、鎮遠、餘慶、施秉一帶，遇到了嚴重困難。這一地區，山勢險峻，人煙稀少，物質奇缺。部隊常常是在懸崖峭壁上攀行，馬匹、行李不得不丟掉。一些部隊有時一天一頓稀飯，餓著肚子走路打仗。指戰員們沒有鞋子穿，赤著腳在深山密林中行軍，歷盡艱辛。當時中央代表任弼時得了很重的瘧疾，在醫藥奇缺的情況下，他憑著堅強的革命意志，手拄木棍，領導著全軍行動。當我軍從朱家壩向南轉移時，我後衛52團又遭敵截擊包圍，全團同志浴血奮戰了三晝夜，終因敵眾我寡，彈盡糧絕，受到了慘重損失。師長龍云同志被捕，被軍閥何鍵殺害。經過十多天的艱苦奮戰，在一天的下午，進至石阡至鎮遠敵之封鎖線上，擊潰了敵之巡邏警戒部隊後，佔領了東去的路口，並向南面之鎮遠及北面之石阡派出了強有力的警戒。而主力由當地老獵戶引導，魚貫而東，深夜從一條人跡罕到的谷澗水溝通過。直到午夜，部隊全部通過，天亮出了夾溝，我們才鬆了口氣。這是一個極端緊張而又關係到六軍團大局的一個戰鬥行動，直到現在，一經憶起，心膽為之震驚，精神為之振奮”。經過這場死裡逃生的戰鬥，到與賀龍會師時，蕭克清點人數，只剩下3000多人，比從湘贛邊區出發時少了一半多。

1934年10月24日，紅六軍團在黔東的印江縣木黃鎮與賀龍、關向應、夏曦領導的紅3軍（紅二軍團前身）會師了。當時紅3軍還有3200人，他們的情況不比六軍團好多少。 1932年，賀龍、段德昌在洪湖根據地搞得轟轟烈烈，紅軍一度發展到2萬多人。自從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中央分局代表夏曦來到洪湖，開始大搞肅反。他給一大批紅軍幹部，尤其是團以上乾部扣上“改組派”、“第三黨”、“國民黨”的帽子，嚴刑拷打，大開殺戒，著名的紅軍將領段德昌，國民黨出重金買他的頭而不可得，卻被夏曦在肅反中殺掉了。洪湖蘇區的干部戰士被夏曦殺了3000多，師團級的干部大部分被殺。村蘇維埃的干部也被殺掉十之八九，包括賀龍的兩個兄弟。甚至賀龍的生命都受到威脅，賀龍元帥沉痛地回憶：“那時，蘇區丟了，幹部殺完了，只剩下4個黨員（夏曦、賀龍、關向應、盧冬生），其餘都不是黨員。是黨員的也不敢承認是黨員，好像一個小孩子失掉了依靠，就剩下一面紅旗。紅3軍聽到紅六軍團來，但不知道什麼時候到，我們出發是過去撞紅六軍團去的。我們出發走了一天，六軍團來了。第一次李達帶二百多人找到了我們，第二次郭鵬，第三次任弼時、王震、蕭克都來了。”兩支歷盡千辛萬苦的部隊會合後，好像久別重逢的親兄弟。

會師第二天，任弼時、蕭克致電中央，匯報與賀龍會師的消息。他們建議：“以目前敵情及二、六軍團的力量，兩個軍團應集中行動。”不料10月26日軍委來電，反對他們合併。電報說： 此時，中央紅軍剛剛離開蘇區，開始長征。軍委的命令是要六軍團繼續充當先遣隊，為中央紅軍吸引和牽制敵軍，以減輕中央的壓力。二、六軍團領導人共同研究了電報，認為軍委的命令是不適宜的，於是聯名復電： 事實證明，賀龍、任弼時等同志的決策是正確的，中央也就沒再堅持。根據軍委指示，會師後的紅軍統一由紅二軍團指揮部領導。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政委。六軍團縮編為三個團，組織機構初步建立了。兩軍團會合後，表現出高度團結一致的精神。任弼時主持會議，嚴厲批判了夏曦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為受害和受打擊的同志恢復名譽，驅散了蒙在幹部戰士心頭的烏雲。紅軍採取靈活機動的戰術，在湘黔邊區發展擴大蘇區，很快控制了桑植、大庸、慈利、常德等縣城，賀龍在家鄉搞革命，如魚得水，擺脫了“左”傾機會主義者死守一塊根據地的被動局面，帶領部隊往返穿梭，專找敵人的弱點和空子打。賀龍生動地比喻說：“打魚的下拖網，魚還跳出去嘛。我們比魚還差？我們隨便可以出去嘛。我們出去如魚得水，要怎麼走就怎麼走，（左傾路線）硬是把蘇區吃得光光的，這家一升那家一斗。把人家埋的壇壇都吃了好，還是開大倉好？”

二、六軍團會合後的一年中，形勢一度發展得很順利。但是中央紅軍北上後，蔣介石騰出手來，調遣四個縱隊圍剿湘黔蘇區。國民黨軍大築堡壘，封鎖紅軍的出路。湘西大小土匪也各據一方，與紅軍作對。紅軍生活越來越困難。為了打破敵人的封鎖，賀龍、任弼時等決定退離湘黔蘇區，到貴州中部去開闢新根據地。 1935年11月19日，紅二、六軍團開始轉移，踏上了長征的路途。 在四支長征隊伍中，紅二、六軍團可算是一支最奇特和富有傳奇色彩的隊伍。在近2萬人的部隊中，不僅有紅軍指戰員，還有背著煙槍的新兵、國民黨軍的中將師長、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傳教士、白髮蒼蒼的開明紳士和不滿周歲的女嬰。 紅軍來到湘西，首要任務就是擴大紅軍。但這裡的兵源實在不理想。蕭克說：“那裡遍地都種鴉片，老百姓抽鴉片的很多。地主軍閥嫌一般捐稅收入不多，就要百姓種鴉片，規定一畝地要交多少鴉片。老百姓不種，就收'懶捐'。他們從買賣鴉片中發大財，於是遍地都是鴉片。人民較普遍地受到煙毒，小孩患個傷風感冒，就用鴉片煙一噴，所以十多歲的小孩也有不少抽鴉片煙的。這就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問題：抽鴉片的準不准當兵？我們在江西時，說抽鴉片的是流氓，當然不要。到了湘西，抽鴉片的不要，兵源就不好辦。好吧，只要是青年農民，願意參軍的就要。因此補的新兵多數都抽鴉片。紅軍可以抽鴉片，在江西是想也想不到的。為了動員他們戒菸，供給部準備了鴉片，定量發煙；同時講清道理，做政治工作，然後逐漸減少發煙量，最後以蒸餾水溶化硫苦，靜脈注射，個把月就戒了。這項工作是我軍團衛生部長戴震華同志搞的。”

1934年10月1日，紅六軍團在貴州黃平縣境內行軍時，突然遇到一位外國傳教士——魯道夫·博薩哈特。他是英國出生的瑞士人，虔誠的新教徒。懷著美好的理想，他自願遠渡重洋，來到貧窮落後的中國貴州傳教。還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名字——薄復禮，取孔子“克己復禮”的典故。這些虔誠的傳教士以其宗教熱情，居然遍布中國最荒涼的角落，真是令人吃驚。這天，薄復禮和妻子參加了一個宗教儀式，從安順返回鎮遠途中，與紅軍不期而遇，當了俘虜。 紅軍抓住這兩個外國人，非常高興。在他們眼裡，這兩個“帝國主義者”可以當作人質，讓國民黨拿錢來贖。蕭克回憶：“坦率地講，這時我們扣留他們兩人的主要原因是從軍事需要的角度來考慮的。因為我們西征以來，轉戰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軍，傷、病兵日益增多，苦於無藥醫治。我們知道這幾位傳教士有條件弄到藥品和經費，於是，我們提出釋放他們的條件是提供一定數量的藥品或經費。”只是紅軍開價太高，當審問薄復禮的吳法官（應該是軍團保衛局長吳德峰——作者註）宣布要十萬元贖金時，薄復禮不顧死活地喊道：“十萬？不可能！”第二天紅軍攻占舊州城，又抓住了新西蘭傳教士海曼一家。紅軍釋放了薄復禮夫人和海曼家屬，但這兩個傳教士是不見贖金不放人的。

後來，一個偶然事件使薄復禮與紅軍改善了關係。在黃平教堂，紅軍找到一張一平方米大的貴州地圖。但地名都是法文標的。蕭克聽說薄復禮懂中文，就派人把他押來。薄復禮回憶：“見面，他要我幫他翻譯一張法文地圖。他要求我把圖上所有的道路、村鎮的名字告訴他，他希望在運動中避免遇到汽車路。我的良心立即受到質問，他只有25歲，是一個熱情奔放、生氣勃勃的領導者。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閃發光，充滿了信心和力量。在艱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撓。”顯然，蕭克的魅力感動了薄復禮。於是，他開始用生硬的中國話為蕭克翻譯，蕭克仔細地記錄。在昏暗的油燈下，他們乾了大半夜。工作之餘，蕭克問起薄復禮的身世，兩人聊了起來。一位紅軍將領和外國傳教士的心在逐漸溝通。

半個世紀後，當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北京採訪蕭克將軍，談起長征中的這一夜，蕭克仍然激動不已。他說：“時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為這是一件不能遺忘的軍事活動。當時，我們在貴州轉戰，用的是舊中國中學課本上的地圖。32開本，只能看省會、縣城、大市鎮的大概位置，山脈河流的大體走向，沒有戰術的價值。當我們得到一張大地圖，薄復禮幫助譯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幫助的時候，解決了我們一個大難題。同時，他在邊譯邊聊中，還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況，為我們決定部隊行動起了一定作用。他幫助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嚮導。” 此後，薄復禮的待遇有了明顯改善。紅軍分戰利品時，也給了他一大塊牛肉。行軍中他的鞋壞了，吳德峰命令一個戰士脫下套鞋給薄復禮，而那個戰士卻痛苦地赤腳走山路。後來，吳德峰還給兩個傳教士找了騾子騎，贖金也降到了6000元。

在教會同仁的奔走努力下，一部分贖金送來了。紅軍決定釋放年齡較大的海曼，押著薄復禮繼續行軍。這樣，薄復禮隨紅二、六軍團共同長征，橫穿了整個貴州，進入雲南。 1935年3月21日，當紅軍行進到距昆明僅數十里時，薄復禮突然被蕭克召去，他被告知：紅軍決定釋放他。在送別他的晚宴上，王震對他說：“你要記住，我們是朋友。你已經看到，我們對窮人是多麼的好。我們不是土匪，這是敵人的誣衊。”蕭克歡迎他留在中國，可以辦學校，但是不准用上帝去麻醉學生。第二天一早，紅軍就出發了。薄復禮徒步走到富民縣城，結束了在紅軍中度過的18個月俘虜生活。 薄復禮回到英國，成了新聞人物。人們對他的傳奇經歷極感興趣，請他去作演講。但是出乎意料，薄復禮對大家說：“中國紅軍那種令人驚異的熱情，對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對自己信仰的執著是前所未聞的。他們的熱情是真誠的，令人驚奇的。他們相信自己所從事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正年青，為了他們的事業正英勇奮鬥，充滿了青春活力和革命激情。”他再次回到中國傳教，在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對紅軍長征作瞭如實的記錄。這使蕭克將軍深為感動，他在為薄復禮回憶錄中譯本所寫的序言中說：“薄復禮先生是被我們關押過的，但他不念舊惡，這種胸懷和態度令人敬佩，這種人也值得交往。” 跟隨紅二、六軍團長征的國民黨師長是張振漢。 1935年6月，二、六軍團向湖北宜恩進軍，國民黨第41師師長張振漢指揮4個旅的兵力來包圍紅軍。賀龍將主力調到中堡，在運動中出敵不意，把張振漢的師部包圍在一個山谷裡。戰鬥打響，王震率51團猛攻。賀龍打電話把王震拉下來，叫他不要硬攻。賀龍命令紅軍用迫擊砲朝敵軍打了幾炮，敵軍沒想到紅軍有炮，亂成一團。賀龍指揮部隊一個衝鋒，殲滅這股敵人，張振漢也當了俘虜。據說張振漢的家屬送來一筆錢，請求將張振漢放回去。賀龍認為張振漢對紅軍有些用處，對他以禮相待。張振漢感謝紅軍寬大，願意為紅軍做事。紅二、六軍團成立了紅軍學校，張振漢當了高級班教員，為紅軍指揮員講授戰術原則和軍事知識。他還能聯繫實際，用軍閥內戰的一些戰例和自己與紅軍作戰失敗的教訓結合軍事教學，頗受歡迎。他部下的一些軍官也擔任了教員，對紅軍建設起了作用。後來，張振漢參加了紅二方面軍長征的全過程，一直到了延安。國共合作後，中央決定讓他回家。張振漢回到長沙，解放後又參加了革命工作，任長沙市副市長。 1936年2月下旬，紅二、六軍團長征到貴州畢節，在那裡休整擴紅。紅軍組織宣傳隊，向老百姓宣傳北上抗日。當地有位開明紳士周素園，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在北洋政府任過職。當時他年近六旬，親身經歷了舊中國的動盪和黑暗，報國之心一直沒有實現。紅軍來到畢節前，國民黨專員叫他一起逃跑，他說：“我沒有多少家當，不必走。”王震和夏曦登門拜訪，看到他家裡有很多馬列主義書籍，問他為什麼要讀這些書。周先生說：“我研究馬克思主義十年了，我相信馬克思主義。你們共產黨、紅軍也是講馬克思主義的，所以我用不著走。”大家問他：“你研究馬克思主義好是好，現在我們共產黨的政策是反蔣抗日，你贊成不贊成？”他說完全贊成。於是紅軍請他當貴州抗日救國軍司令，他欣然同意。以他在當地的聲望，振臂一呼，幾天就發展了1000人，跟紅軍北上。到雲南境內，紅軍前有云南軍閥龍雲、孫渡堵截，後有國民黨中央軍追趕。周先生與孫渡有舊，就寫信給孫渡和龍雲，曉以大義。龍雲考慮再三，決定按兵不動，讓紅軍北上。就是這樣一位老者，憑著一顆愛國之心，與紅軍一起爬雪山、過草地，到達陝北，在紅軍中傳為佳話。國共合作後他也回到家鄉，解放後擔任貴州省政協副主席。 紅二、六軍團會師後不久，賀龍、蕭克喜結良緣。他倆娶的是一對姊妹花，賀龍的妻子是姐姐蹇先任，蕭克的妻子是妹妹蹇先佛。蹇氏姐妹讀過中學，是軍中少有的才女。蹇先任教賀龍學文化，號稱“蹇先生”。 1935年11月，蹇先任生了一個女兒。賀龍正好在前方打了個大勝仗，聽到王震傳達的喜報，非常高興，就給女兒起名“捷生”。不久，根據地遭到敵軍圍剿，形勢緊張，紅軍準備轉到外線作戰。賀龍想把孩子寄養在一個親戚家。他背著孩子騎馬走了幾十里，發現親戚家房門緊鎖，早已不知去向。於是賀龍決定帶孩子出征。一路上，這個不滿周歲的嬰兒給大家增添了很多歡樂。薄復禮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在長征前夕，當人們為生存而英勇奮鬥的時候，一個女嬰在這支隊伍中誕生了。賀龍將軍抱著孩子，那麼親切，那麼和氣，就像孩子的媽媽一樣，充滿了柔情。”當戰士們發現薄復禮會織毛衣，“賀龍叫傳令兵給我送來一團質量很好的毛線，上面還有德國商標。我想，這可能是從教會駐地搶來的戰利品。毛線的顏色各種各樣的，黑的、綠的、紫的、棕的、白的，色彩紛呈。他們還給了一件中國式的小風衣作參考，我自己又設計了一些樣式，用各種顏色把它配起來。”薄復禮連夜趕織，接近完工時他自己卻病倒了。這件毛衣是否穿到小捷生身上，他自己也不清楚。 在艱苦的長征中，這個小女孩被大家輪流背著抱著，通過封鎖線時，媽媽怕她啼哭暴露目標，把她的嘴緊緊堵住，憋得她出不來氣。一次戰鬥中，賀龍騎著戰馬，懷抱女兒奮力突圍。突出去後，才發覺孩子不知何時從懷裡被顛出去了。急忙回去尋找，發現她被一個老鄉拾到，抱在手上。過草地時，飯都沒得吃，更不要說奶了，孩子靠媽媽餵麵糊糊，頑強地活下來。到陝北時，孩子才滿周歲。她是長征中年齡最小的一個，這是一個奇蹟，也是長征中一個感人的故事。這個生下來就歷經磨難的女孩，後來繼承父業，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一位女將軍。 紅二、六軍團開始長征後，誰也沒想到會走向陝北。自1935年2月接到中央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電報後，二、六軍團便與中央失去聯繫。到9月下旬，他們突然收到周恩來一封明碼電報，詢問二、六軍團下落。賀龍等接到電報，既高興又警惕。為了證實電報的真實性，他們回了一封電報作為試探。 第二天他們就收到紅軍總部的密碼回電： 總部來電在二、六軍團中引起一片歡呼。大家在為與中央接通聯繫而高興時，卻沒想到這封電報並非中共中央所發，而是張國燾發的。當時張國燾已與中央分裂，他掌握著紅軍的密碼，所以收到了二、六軍團二方面軍的電報。他以總部名義和二、六軍團聯繫，直到甘孜會師前，中央對二、六軍團的情況幾乎一無所知。張國燾沒有透露黨內鬥爭情況，二、六軍團自然也不知道。朱德回顧這段歷史說：“二、四方面軍會合前，是沒有中央指示的。我們發報都是經過他（張國燾）。當時有關打仗他不得不聽我的，但有關政治方面都得聽他的。” 長征初期，紅二、六軍團是獨立行動的，這反而避免了許多不必要的束縛和損失。 1935年11月，國民黨軍隊加緊對湘黔根據地的圍剿，本來就不富裕的根據地經濟更為困難。為了改變被動局面，二、六軍團計劃轉移。蕭克說：紅軍的計劃“只是想轉移一下，擺脫敵人的包圍，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邊或黔東建立新的根據地。但並沒有想到要過長江，渡金沙江，更沒有想到要長征到陝北”。所以，二、六軍團這次轉移不是流寇式的無目標移動，也不是搬家式的逃跑。大家想打幾個勝仗就轉回來，所以是輕裝出發。行李是最簡單的，糧食只帶幾天用的。 1935年10月23日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紅軍在大庸附近的潭口突破敵人的堡壘防線，邁出長征的第一步。 紅軍一開始向東打，急行軍插到湘中最富裕的新化、辰溪等地。敵人以為紅軍要打常德，威脅長沙，嚇得湘中各縣縣長和土豪紛紛告急，請求調兵。蔣介石命令樊崧甫、李覺等五個縱隊包圍紅軍，二、六軍團準備在晃縣的便水打一仗，制止敵軍的追擊。但是指揮上出了岔，六軍團與敵軍打了一天消耗戰，沒通知二軍團就西行了。任弼時帶著軍團部住在龍溪口，也不知道六軍團已經走了。賀龍和關向應見六軍團陣地上不響槍，估計他們走了，趕緊派部隊去搶占龍溪口，才避免被敵軍切斷。賀龍乾脆使出一計，第二天大搖大擺地行軍。敵軍以為有埋伏，也不敢追。紅軍西行到貴州石阡，在那裡休整。 紅軍忽東忽西，變化無常，搞得國民黨軍惶恐不安。第3縱隊司令樊崧甫奉命追剿，在湘西山區跟著紅軍打轉。出發時長官、家屬、幕僚一行十幾抬轎子，在山區根本沒法走。樊崧甫只好把閒雜人員和轎子都扔掉，帶著部隊爬山。他抱怨說：“部隊從慈利到溆浦已走了不少迂迴曲折的山徑和田岸路，仗沒有打，行軍就累死人。坐飛機汽車的大人老爺們哪管你的死活，按照他們的願望，下個命令限你按期到達，否則以貽誤戎機論罪，直叫官兵有冤無處訴。”他怕賀龍打埋伏，不敢走山路，繞大道行軍，連紅軍的影子也見不到。追了些日子，聽說紅軍過了芷江，還要向西走，就請示長沙的何鍵、劉建緒是追堵還是送行。何、劉出於保存實力的考慮，希望能把紅軍趕出湖南就行。樊崧甫跟在紅軍後面，既不緊追，也不打，保持一定距離，讓紅軍從容西進。 陳誠見紅軍進了貴州，命令湘軍繼續追剿。這個倒霉差事又落到第4縱隊司令李覺頭上。紅軍從根據地突圍時，李覺沒堵住，被記了兩次大過，不敢不執行命令。他從黃平、龍里、貴陽一直跟到安順，只休息了兩天又奉命向威寧進發。紅軍在哪裡，根本不清楚。在威寧李覺突然接到參謀總長顧祝同的十萬火急電令，要他第二天黃昏前趕到七星關。李覺一看地圖，足有180里地，都是高山峻嶺，羊腸小道，根本不可能在指定時間到達。好在國民黨軍官都有一套應付上層瞎指揮的辦法，李覺挑選100名精壯漢子，全部輕裝，三分之一徒手，組成一支象徵性的挺進縱隊。背上一部小電台，預付賞金，讓他們無論採取何種方式，只要按時到達七星關，就給上司發報說他們已經佔領七星關。李覺帶著大部隊在後面慢慢走。這一著果然靈，管他有沒有紅軍，只要把上司糊弄過去就行了。 紅二、六軍團的長征，從湘黔根據地出發一直到貴州畢節，基本上還算順利。儘管爬了不少山，但沒有遭遇大的戰鬥，部隊損失較小。 1936年1月28日，賀龍、任弼時、關向應在畢節接到紅軍總部來電：“關於你們的行動有二：1．在黔滇川境廣大區域與敵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之一部，爭取根據地與我們配合作戰。2．入川一經滇渡金沙江入上以南，一經畢節入下，向南在作廿上下游渡大江，深入川中與敵作較大的運動戰，均與我們直接會合作戰，一、三軍亦可出陝南配合。……目前你們戰略，當以第一項為宜。第二項是帶有決戰性質，只有在極有利的條件採用。”這個指示與任弼時等領導的想法一致，大家決定：“二、六軍團應保持在長江南岸活動，黔大畢在地形、群眾、糧食與反動統治力量等條件上，均有利於我軍活動。故決定在該地區創造新的根據地。” 紅軍在畢節住了二十多天，宣傳抗日，擴大紅軍，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搞得很熱鬧。不久，國民黨軍萬耀煌、樊崧甫、郝夢齡、李覺等部從幾個方向壓過來。貴州交通不便，信息不靈，紅軍無法掌握準確的敵情，幾次出擊效果不大。敵軍包圍圈越收越緊，為了避免陷入被動，紅軍退出畢節，原打算向安順方向轉移。敵軍又堵住前進道路，想在半路上消滅紅軍。任弼時回憶：“因情況變化，南進困難，改向滇東轉移。”因敵軍在威寧一帶設防，“西南進又未成，乃被逼於畢、威道北之彝良、鎮雄間狹小困難地區。在天候、給養困難情況下，敵以高度積極動作企圖在該區域內消滅我軍，亦為我軍長征處境困難時期。”於是紅軍“以急行軍乘虛繞過威寧進至滇東，至是，乃最後脫離黔滇川邊而開始進入黔滇邊廣大地區”。 這段時期，紅軍穿行於崇山峻嶺之中，道路崎嶇艱險，人煙稀少。帶的糧食很快吃光了，一周內沒見過包穀、蕎巴。山地氣候變化大，忽冷忽熱，部隊飢寒交加，有的人就受不了，抱怨“不知要拖到哪裡去”。掉隊現像比較嚴重，有些在畢節參軍的新戰士開了小差。部隊進了雲南，打下宣威，情況才有好轉。 “給養也突然改善了，宣威土豪家裡的火腿，除大批分給群眾外，部隊是吃不完的。山也低了，路也平坦寬廣了，疲勞是被逐漸的消失著。”戰士們的士氣明顯高昂起來。 紅軍進了雲南，嚇壞了土皇帝龍雲。蔣介石正好乘機把他攥在手心裡。表面上把追堵紅軍的中央軍交給龍雲指揮，打破了龍雲獨霸雲南的局面。第3縱隊司令孫渡跟著紅軍到了宣威，收到紅軍轉來周素園先生的信。他把信轉交龍雲，心照不宣，有意保持距離，不和紅軍死拼。一天，下邊說在宣威郊外虎頭山與紅軍交火，孫渡趕到前沿，“看到實際戰鬥情況並不像我想像中的激烈。第1旅所佔的山麓及附近凹道裡有密集的部隊在休息的模樣。我問旅長劉正富，那是不是我們的隊伍？他說那就是紅軍。他並指著稍遠山腹上搭有帳篷的地方，說那也是紅軍。我當即面囑他說：對紅軍作戰要穩紮穩打，情況摸不透，切勿輕舉妄動”。夜裡槍聲密集，孫渡以為紅軍要進攻，緊張萬分。天明一看，紅軍已經轉移了。紅軍過了普渡河，孫渡的部隊才磨磨蹭蹭地趕到。 這時，蔣介石到昆明督戰，拉著龍雲上飛機視察前線。龍雲看不清地面上是什麼地方，以為蔣介石要把他劫走，心情緊張，惶恐異常。後見蔣介石從飛機上投信下去給孫渡，知道還在雲南地盤上，才放下心來。誰知大煙癮又犯了，哈欠連天，涕淚交流。下飛機時，龍雲讓人攙扶，如同大病一場。 1936年3月25日，二、六軍團在宣威以北接到紅軍總部電報，指示：“如趁此時過金沙江尚有可能，我們建議你們渡河技術有把握條件下及舊曆3月×日前，設法渡過金沙江，與我們會合大舉北進。如你們尚不十分疲勞，有把握進行運動戰時，則在川滇邊行動亦好。”二、六軍團領導人研究了情況，任弼時認為：“因軍委無肯定指示，我們不知是因為戰略上的要求必須渡江會師北進，或恐主力將來北進後，二、六軍團在長江南岸活動過於孤立困難，而要我軍及早北渡。”賀龍的意思是“這裡也可以活，那裡也可以生存”。王震回憶：“我們到雲南時沒有過江的意圖，還想打回去。當時任弼時提出一個問題：在太平天國時石達開的失敗，現在蔣介石又說中央紅軍走那條路，會全軍覆沒。我們懷疑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不過江是可以的，甚至可以不到貴州去。我們當時不知道過江後還要過雪山草地，如果知道是不會過的。”蕭克回憶：“在盤縣接到總司令部的電報，要我們西行渡金沙江，到西康和四方面軍會合，北上抗日。這時我們對一、四方面軍會合時張國燾鬧分裂反對中央的情況，一點也不知道。當時我們還想在黔滇邊站住腳。總司令部要我們北上抗日，我們是從當時整個的國內形勢來看，認為北上抗日是大勢所趨。經軍分會的考慮，決定執行總司令部的指示，與四方面軍會師，北上抗日。” 紅軍總部為什麼要二、六軍團北上呢？張國燾開始是不積極的。朱德回憶說：“二方面軍始終都是好的，聽指揮的。過江不過江不是個人決定，要以敵人的力量來決定。過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們從中抓的，抓過來好，團結就搞起來，這裡陰差陽錯的把團結搞起來的。二方面軍過江，我們氣壯了，北上就有把握了。但二方面軍在會合前是不知道張國燾反中央的。在會合後二方面軍起了很好的作用，迫使他取消了偽中央。” 北上會師的大計已定，二、六軍團迅速從宣威北上，一路經過楚雄、祥雲、鶴慶等地，1936年4月25日占領麗江，接近金沙江。這段路都是走公路，卻不像走山路安全。龍雲急於把紅軍趕出雲南，幾乎每天派飛機轟炸，給紅軍的行軍造成很大麻煩。幹部、戰士被炸死炸傷的不少。為了加快行軍速度，政治部把一些不能走的傷病員寄託在老鄉家裡，留下休養費和糧食。傷勢不重的干部才騎馬或用擔架抬著走。多數傷員知道讓國民黨抓住不會有好結果，痛哭著不願留下，搞得乾部十分為難。急行軍的疲勞和轟炸，造成傷病員數量劇增，部隊減員越來越多。 4月26日，先頭部隊到達金沙江畔。雖然只搞到幾條船，但渡江組織得很好，短短三天就全部渡過了金沙江。過江後進入少數民族區域，這些地方人煙稀少，極為荒涼，一萬多人的紅軍隊伍吃飯住宿都成了問題。紅軍從中甸走了幾百里山路到德榮，以為是個縣城，可以補充糧食。誰知到德榮一看，竟然只有三家房子，以致大家懷疑是不是走錯了地方。糧食沒有，衣服也沒有，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憶：“西康氣候非常寒冷，特別是雪山上空氣稀薄，呼吸都感困難。近河處早晚很冷，日間又熱，這種氣候我們尚未習慣。戰士在湘黔滇行動中，沒有大批的準備衣服被褥。當時氣候是和煦的，有些戰士好似不感覺如何需要。一過金沙江後氣候即頓覺寒冷，然而收集衣服已是非常困難了。當時我們的戰士有些是穿單衣，甚至一層都是爛的，也無衣換洗，在搜山時亦未收集到什麼羊皮衣服，被蓋的缺乏是影響了戰士的健康的。因受寒而致病，因病致死，這是我們一個嚴重的問題。……西康糧食缺乏，有些戰士的掉隊是因為挨了餓掉了隊，常難得到充分的食料，有時弄點乾粉吃又無開水，和之以冷水，吃了肚子不消化，常發生痢疾。病員中痢疾症佔了一半以上。再則部隊很難弄到油吃（酥油是很少的），鹽也是缺乏。有些部隊收集很多給養，常有戰士過食無度。而另一部分常未得到而感覺飢餓，都足以致人於疾病的。” 從麗江到甘孜這段艱苦的行程，紅二、六軍團遭受前所未有的損失。據任弼時統計，掉隊、逃亡、戰鬥中犧牲和負傷、因病寄養和失踪的總共有7381人。除千餘傷員還能跟隨行軍，可謂損失近半。然而最嚴峻的考驗是爬雪山。王震回憶：“從中甸到稻城、理化、瞻化到達甘孜等縣，通過三個最大的雪山。一個是從格羅灣到小中甸的大雪山（一百幾十里），正是5月2日。一個是從甕水到易窩的大雪山，約120裡，是在5月12日翻過的。最後是從那坡到德窩的大雪山，150裡，是在6月1日翻過的。其次還翻了許多小雪山。” 二、六軍團的行軍路線，比一、四方面軍更為艱苦。由於沒有過雪山的經驗，還按老規矩梯次行軍，結果吃了大虧。甘泗淇說：“有的在雪山上停止休息和吃雪水以致死亡近百。由白松到茨烏走錯了路，過了一雪山死亡亦數十。由東南多又過一雪山，4師當時因前面被番民破壞道路阻礙我軍部隊走不動，後面部隊仍在山上，突然天變下大雪，凍死近40人。13團亦因前面隊伍走不動停止被凍死近30人，6師亦死亡數十，僅軍直死亡較少。”然而，與四方面軍會師的信心並沒有動搖，在賀龍帶領下，紅軍戰士以堅強的意志和頑強的耐力連續翻過大小雪山，走完了會師前最艱難的路程。 當二、六軍團渡過金沙江後，四方面軍這裡又活躍起來，掀起了迎接二、六軍團的熱潮。 4月12日朱德、張國燾就通知陳昌浩：“二、六軍北上已成事實，四十日內可接通。望努力籌集資糧，完成4、5兩月戰鬥準備工作，必能爭取會合二、六軍和實現北上的勝利。”4月20日紅二方面軍接近金沙江，朱德、張國燾又通知徐向前，要他做好接應準備。 4月27日，朱、張命令徐向前派32軍前往雅江、稻城路上迎接，在瞻化準備好住房。徐向前召開動員大會，要求各部全力開展迎接二方面軍的組織準備工作。除了準備吃住，還要全軍動手紡毛線、織毛衣，慰勞二、六軍團的兄弟。徐向前強調：“紅軍是一家人，我們和中央紅軍、二方面軍的關係，好比是老四和老大、老二的兄弟關係。上次我們和老大的關係沒有搞好，要接受教訓。吵架歸吵架，團結歸團結，不能分家。現在老二就要上來了，再搞不好關係，是說不過去的。”他的話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視。 1936年6月3日，六軍團的先頭部隊16師與四方面軍的32軍在理化（今四川理塘）南甲窪會師。 6月27日，蕭克、王震率六軍團與四方面軍會師於甘孜。 7月1日，賀龍、任弼時在甘孜絨壩岔會見朱德、張國燾。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實現會師，這是長征中的又一個節日。在甘孜的山坡上召開了歡迎大會，口號聲、歡笑聲此起彼伏。身著鮮豔服裝、載歌載舞的藏族男女令二、六軍團戰士大開眼界，李伯釗率領的紅軍文工團演出了精彩的節目。二、六軍團的同志經歷了半年多的艱苦轉戰，這是第一次安心坐下來觀看演出。 戰士譚尚維回憶：“吃過晚飯後，我們每個人都領到一件毛衣或一雙毛襪子。這些東西對我們南方人來說都有點稀罕。有些人過去在鄉下根本就沒見過這樣厚的毛衣或毛襪子，有人問指導員：'這是哪裡來的？'指導員說：'這是四方面軍慰勞我們的。人家怕我們到草地受凍，全軍上下幾天幾晚沒睡覺，剪羊毛、洗淨，捻成細細的毛線，又一針一針織成的。'大家感動地把毛衣左看右看，穿上脫下，脫下又穿上。從那密密的毛線裡，我好像看到它滲透著四方面軍同志的汗水和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