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第十四章在道孚、爐霍、甘孜的日子

按照《康道爐戰役計劃》，從1936年2月下旬起，紅四方面軍兵分三路，撤離天全、蘆山、寶興地區，向道孚、爐霍、甘孜進軍。 這是一次空前艱苦的行軍。一路上紅軍要翻越兩座大雪山——夾金山和折多山。算起來朱德、劉伯承等原一方面的同誌已經是第三次經過夾金山，四方面軍的同志們也是第二次了。這次是冬季行軍，天寒地凍，比前兩次困難得多。紅軍指戰員顯示了不畏艱險的革命精神，又有了一定的經驗，一天就翻過去了。下山時連人帶馬，一齊往下滑，滾得如同雪球一般。折多山位於丹巴至道孚的路上，海拔5000多米。山上終年積雪，空氣稀薄，風暴、雪崩時常發生。劉伯承、李先念率領紅30軍在前邊開路，為後續部隊提供了經驗。紅軍做好了充分準備，每人帶上三天糧食，把一切可以御寒的衣被、毛皮、辣椒、乾柴都收集起來，頭天下午出發，在半山腰過夜。夜間狂風呼嘯，大雪紛飛，氣溫降到零下二三十攝氏度。紅軍的衣服都凍成了冰筒子，滿頭滿臉都是冰霜，身體弱些的就爬不起來了。第二天天一亮，紅軍就向山頂進發，終於在中午前翻過山頂。折多山又被紅軍征服了。比起北上的中央紅軍只爬過一次夾金山，四方面軍二過雪山，三過草地，吃了多少苦，只有自己心裡明白。同樣都是紅軍，跟著毛澤東和跟著張國燾，命運居然是如此的不同！

3月15日，紅軍總部抵達道孚，爾後又進駐爐霍。川軍的李抱冰部也是草包，一戰即潰。 30軍先頭部隊佔領了川西重鎮甘孜。蔣介石封的“西康宣慰使”諾那活佛望風而逃，在瞻化（今新龍）被當地土司俘虜，交給了追擊的紅4軍。這樣，到3月中旬，紅四方面軍控制了東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至瞻化，北至金川的廣大地區。甘孜、道孚、爐霍一帶是以前紅軍沒有到過的地區，經濟狀況比懋功、大小金川稍好一些，紅軍在這裡得到了一個休整的機會。 四方面軍本來不打算在這裡久住，只想籌足糧食即刻北上。這時消息傳來：二、六軍團已經轉戰到滇西北地區，準備北上與四方面軍會合。朱德建議：四方面軍在現地休整，等待二、六軍團的到來，大家一致同意。不料4月1日，林育英突然來電強令四方面軍南下。電報說：

林育英的電報使四方面軍領導人感到難以理解。南下明明已經失敗了，中央卻命令四方面軍再次南下。這豈不是要斷送四方面軍嗎？這可能是中央判斷張國燾要帶領二、四方面軍逃亡西昌，其實誰也沒有這個想法。權衡之下，朱德下了決心。不改變行動計劃，四方面軍還是原地休整，籌備物資，等二方面軍來會合，共同北上。這樣，四方面軍在道孚、爐霍地區住了三個多月，在長征中是一段較長的平靜時期。 行軍打仗，大家的神經都處於緊張狀態。一旦閒下來，部隊中許多問題就表現得突出了。部隊管理、思想政治工作、民族關係、根據地建設，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妥善處理。 在鄂豫皖和通南巴時期，張國燾大搞肅反，殺掉了一大批幹部。紅四方面軍中的知識分子和黃埔軍校出身的干部，幾乎被他殺光了。他藉口提拔工農幹部，搞任人唯親。只要忠於張國燾，不論能力如何，都可以很快提拔起來。徐以新回憶：“張國燾有個特點，他要獎勵哪個乾部就用個人名義獎勵，找到他那裡去，陪他住幾天（住在警衛班），出來以後就是提拔。對犯錯誤也是照這個辦法，叫他到那個警衛班住幾天，若是好了就從輕處理，若是不好就送保衛局。”這樣搞的結果，四方面軍幹部多數文化水平很低，像李先念這樣黨性強、又能打仗的工農幹部簡直是鳳毛麟角。多數都是打仗勇敢，但作風粗魯，政治素養差。此時發生的余天雲事件，就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余天雲，湖北黃安（今紅安）人。 1906年生，1927年參加黃（安）麻（城）暴動，1928年入黨。在鄂豫皖時期以作戰勇敢晉升很快，1932年任紅4軍36團團長。 1933年由團長直升為軍長。他參加過多次戰鬥，幾次負傷。打仗不怕死，但也不講究戰術，就是硬拼。四方面軍的同志說，這個人本質是不錯，但沒什麼頭腦。南下時指揮31軍打了敗仗，1935年11月被張國燾撤職，送到紅軍大學學習，任高級指揮科科長。 紅軍大學的總教官劉伯承，是一位原則性很強，軍事知識和實踐經驗都非常豐富的人，同時又以作風嚴謹、治軍有方著稱，在紅軍中享有盛譽。張國燾雖然因為劉伯承反對他另立“中央”罷免了劉的總參謀長，但是在軍事業務上不得不服劉伯承。他說：“劉伯承這位獨眼將軍是四川老軍官出身，無論軍事學識和實際經驗，在我們朋輩中都要算是傑出的人才。他素來主張紅軍幹部要學習正規戰術，游擊經驗只能配合使用。”對此，張國燾是讚成的。鑑於南下失利的教訓，所以他希望劉伯承把軍事正規化的知識傳授給四方面軍的干部們。

誰知余天雲偏不信這一套，進了紅軍大學不久，便公開頂撞劉伯承。張國燾聽到的反映是：“劉伯承的正規戰術思想，終於與游擊觀念發生衝突。紅軍學校的學生余天雲，是游擊觀念最強的一個。他是農民出身，聰敏倔強，以戰功由士兵而升排長連長，一直升到軍長。他做過好幾年團長，也做過短時期的師長、軍長。就因為師、軍長的職務，需要較高的軍事知識，所以調他到紅軍學校受訓。他這個高級幹部，就在好幾個戰術問題上與劉伯承等教官發生爭執，這種爭執發展成為違反學校紀律的事件，校長何畏是他的老上司，出面製止，他仍表示不服，因被判處短期禁閉。” 事情並非像張國燾說的那麼簡單。劉伯承從余天雲的傲慢、愚昧行為，看到了流氓無產者習氣在四方面軍幹部中的流毒之深，也感到了對他們進行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黨性教育的必要性。余天雲絕不是偶然現象，而是張國燾任人唯親、搞愚民政策的惡果。所以，劉伯承要拿余天雲這個典型開刀。他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1935年12月16日的四方面軍政治刊物《紅爐》第1期上。文章題目是：《余天雲的思想行動表現在哪裡，我們怎樣去繼續開展反他的鬥爭？ 》

劉伯承指出：余天雲的錯誤思想行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是反對黨的領導和教育。他說：“只要打得仗就夠了，還說什麼政治工作政治生活？土地法令打不得仗也是空事，政治文件用不著看，政治軍事也用不著學，進學校就是坐保衛局。”所以他入黨幾年來才參加過一次黨會，他在當36團長時罵散過團總支大會，反對政治工作。不知道我們黨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爭取唯一領導的重要。我們紅軍更應該加強黨的領導教育，以為領導這戰爭的先決條件。單就上述不說政治，不看文件，不願學習的現象來說，那黨的領導和教育又從哪裡去實現呢？ 第二，是隨意殺人打人罵人的現象。余天云因為自己反對政治工作，當然是不能在紅軍內或紅軍外站在自己階級立場進行政治工作，來爭取和團結廣大群眾，在黨政權旨意之下一致行動。所以他極端發展軍閥流氓意識，隨意殺人打人罵人，以為遂行自己意圖的手段。當他殺人打人時，通常罵人是“改組派”和“AB團”。我們紅大現在還是發現有這類壞現象的。這些同志以為擺出殺氣騰騰的威風，誰敢不聽命？而不知隨便殺、打正是喪失自己信仰，渙散群眾的團結，對於革命是有害的。

第三，是貪污盜奪行為。余天雲縱使交通隊在青川裝匪，劫人和偷竊部屬望遠鏡。現在我們紅大還是有這類壞現象的。各科時常發生偷竊行為，這些由濃厚的私有觀念而不顧工農群眾的利益、革命的秩序，在紅軍中絕不應有的。 第四，是破壞組織的行動和缺乏組織的觀念。余天雲專注重自己交通及乘馬的選擇補充，而不願戰鬥部隊充實。任何人都只能尊敬他的交通隊，校政治部主任也不能管理他縱使偷馬的馬夫。如黨會涉及其隊部事，則罵為小資產階級的團體。這類破壞紅軍組織的違反“司令部為軍隊服務”之原則的，特別輕視政治組織的行動，實成為紅大中最嚴重的事實。 第五，是虛詐保守、忌妒狹隘自私的現象。以前余天雲說：只有自己經過的戰鬥才算是可保守的正確戰術，現在紅大有些學生要保守槍無刺刀的習慣，不願學刺槍。以前余天雲看見同誌有長處，就說值“卵子”。現在紅大有學生見學得好的同志就忌妒。也有學得好的同志不願意幫助落後的同志。自余天雲時至現在，高指科在黨會還著重於自己的馬、傳令兵、洗面等私事發生無原則的爭執，而又互怕批評吵鬧起來。對於黨的任務則很少討論。

劉伯承在文章最後說：“我們農民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偉大的革命力量。然而由於農村政治經濟組織的環境而產生的有些弱點，就是或多或少表現在部隊中的保守性、遲鈍性、狹隘自私性、缺乏全世界性、冷靜分析性和組織性。這些弱點很容易發展到上述現象的方向去。因此，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和教育來改進農民落後意識，成為我們當前的戰鬥任務之一。” 可以看出：劉伯承與余天雲之間的鬥爭，絕非張國燾所說僅是關於戰術之爭，正規與游擊思想之爭，而是關係紅軍建設的原則問題。是把紅軍建設成為一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南的人民革命軍隊，還是由一些沒有文化、沒有政治頭腦、為非作歹的“山大王”領導的武裝？是黨領導軍隊，還是長官決定一切？是要嚴格的無產階級紀律，還是遷就軍閥作風？這些問題不解決，紅軍是不可能健康發展的。劉伯承的文章發表後，引起四方面軍幹部的強烈反響。絕大多數人擁護劉伯承，聲討余天雲。張國燾也親自到紅軍大學講話，他告訴同志們不應自滿於游擊戰術，應嚴肅地學習正規戰術。並號召大家，包括他自己，都向劉伯承學習。並表示同意學校對余天雲的處罰。但在軍隊政治思想建設方面，張國燾沒說什麼。

鬥爭的結果，紅軍大學的學習空氣濃厚起來，正氣壓倒了邪氣。但是余天雲一直情緒消沉。 1936年4月，紅軍學校由黨壩向丹巴轉移。在途經大金川時，余天雲突然從高崖上一躍而下，跳河自殺了。 余天雲之死震動全軍。張國燾第一次承認“四方面軍的干部，軍閥習氣相當嚴重”。但他又很傷心，余天雲雖然“性格倔強驕傲，重權術，不擇手段”，畢竟是他一手提拔起來的。在埋葬余天雲時，張國燾講了話。他首先痛悼余天雲之死，褒揚他過去的戰功，他曾幾次負傷，不惜個人犧牲來為革命爭取勝利。然後強調指出自殺行為是不對的。 “一般同志要經得起批評和處罰的考驗，紅軍紀律應當嚴格，高級幹部也應同樣遵守。” 余天雲之死也給大家敲響了警鐘。如果放棄政治思想工作，部隊就要出大亂子，什麼樣的事故都可能發生。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對全軍政治工作進行了檢查，將一度鬆懈的工作重新開展起來。他在1936年2月寫的文章中曾說，南下失利後，“在政治工作方面開始建立了行軍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政治紀律，反對打罵現象，都有了很大進步。在學習方面自開展反余天雲的鬥爭後，不僅紅大有了新的氣象，在部隊中亦有很好的影響。有些軍事幹部過去根本不過支部生活，不看文件，現在開始轉變了”。

在佔領了道孚、爐霍後，張國燾於1936年4月1日下達指示。其中的《戰鬥準備時期的政治保證計劃》要求部隊“組織各級的軍政學習小組，目前研究材料以少數民族工作、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緊急任務、騎兵戰術、南下戰役的經驗，以及西北和西康政治經濟情況等問題為主。目前可抽出學習的干部應即送紅大學習”。強調“各軍特別在31軍（余天雲曾任軍長——作者註）應注意部隊分散時的政治工作，克服在糧食困難中違反紀律的行為，及可能發生的失敗情緒。在5軍（原一方面軍紅五軍團——作者註）應根據總政訓令大大進行艱苦奮鬥的政治動員與教育工作。如曾提出'到甘孜去吃大米'的口號是不適當的”。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同時下達的《政治保證計劃》將張國燾的指示具體落實，指出“提高黨團員幹部及戰士的階級警覺性，與一切太平觀點、過路觀點、疲勞鬆懈與疏忽的現像作鬥爭。加緊對警衛員及警戒部隊的教育，嚴防番反的襲擊及反革命分子的陰謀搗亂。各級政治首長應經常注意在各種會議中說明保衛局的任務和意義，動員支部介紹連隊中最忠實最積極的黨團員作為保衛局工作網網員，加緊在部隊及地方上的肅反工作”。四方面軍原來很薄弱的政治思想工作，從此有了很大的進步。這對於加強部隊的革命性和思想上的統一，無疑是有好處的。這也是余天雲事件由壞事變好事的轉化吧。

南下失利後，四方面軍的干部對張國燾的路線是否正確，開始懷疑。雖然不敢明說，卻在底下議論紛紛。原4軍28團政委楊明山回憶，他們在爐霍時，有一天找不到糧食，只吃到一點半生不熟的青稞。楊明山對團長高厚安發牢騷：“張主席領導的真正確啊，領著我們吃青草。”不料傳到張國燾那裡，楊明山立刻被送到紅軍大學學習。夜裡他們發現有人盯梢，抓住一個小戰士，原來是保衛局派他監視這些幹部，如果聽到說張主席壞話就報告。幹部們都氣壞了，找校長何畏算賬，這成了轟動一時的紅大高級科“鬧事”事件。張國燾本想鎮壓，但朱德、劉伯承堅決反對。張國燾只好請他們出面講話。朱德對大家說：“同志們，眼下我們就要北上了，大家受了一些委屈，但是要講團結，要顧全大局。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戰士都是有覺悟的，尤其是你們，都是老同誌了，要經得住考驗。眼光放遠一點，問題就想通了。”在朱德的勸說下，紅大這場風波才平息下去。 張國燾心裡也明白，南下失敗，他的地位和威望都發生了動搖。但是他不肯輕易認錯，回到正確路線上來。在道孚，他幾次召集幹部會議，作長篇報告，繼續攻擊黨中央，為自己的錯誤辯解。 在1936年3月15日的會議上，張國燾作《關於蘇維埃運動發展前途的報告》時，談到南下問題說：“在一、四方面軍未會合前，一方面軍退出蘇區是打退卻戰。但是當時黨的領導同志非常怕羞，把這一鐵的事實掩蓋起來，不敢說自己受了打擊，自己在退卻，反而說自己勝利了。這不是一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一個吹牛皮的大家。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應當承認事實，應該指出當前我們都是在退卻。譬如，那時二、六軍團還僅僅在湘西立住腳，紅四方面軍渡嘉陵江向西發展，在相當意義上說也是一種退卻，但這種退卻是有秩序的。及後一、四方面軍會合便取得了一個機會，可以終止退卻，反攻敵人，使自己站穩腳跟，整理與擴大自己的隊伍，進行運動戰去消滅敵人。可是當時的領導同志對這一新的局面估計不足，根本不去研究當時的政治情況，不承認自己的退卻，大家諱疾忌醫，怕揭發自己的錯誤，主張繼續行軍，繼續退卻，不管他的退卻是在什麼'北上進攻敵人'的掩蓋下。結果便發展到不顧一切的分裂紅軍與向北逃跑，造成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最大的罪惡行為。這一罪惡行為便減弱了當時的有利條件。” 張國燾說：“毛、週、張、博說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礙，有優勢兵力的敵人，同時還說南下是退卻路線，這當然是胡說瞎道。南下的事實也同樣證明了他們'預言'的絕對破產。南下打坍與消滅了敵人八十個團以上，主力紅軍不僅得到了休息與整理，而且鞏固和擴大了。” 張國燾可能自己都覺得是在瞎吹牛，難以服人，於是話題一轉說：“或許有的同志可以這樣的提出問題：南下到底沒有站好久呀！這又有什麼奇怪呢？還不清楚麼？中央蘇區穩定了四五年，結果主力紅軍還是退出了蘇區。鄂豫皖、湘鄂西、川陝等蘇區發生同樣的現象。至於南下勝利後轉移地區，也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情。不過在當時各方面紅軍是否可能不離開蘇區，我想客觀上是有這種可能的。”“在相當意義上說，南下是勝利，達到了我們預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紅軍取得鞏固和擴大等等外，南下還給全國紅軍以極大的配合。假如當時一、四方面軍全部都到陝北去，那麼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個團可以跟著我們到陝北去，使我們發生更大的困難。正是因為當時主力紅軍的南下，牽制與吸引了敵人，使一、三軍能夠順利的到達陝北。同樣也使二、六軍能順利的發展運動戰。在這方面來說，南下也是有極大意義的。” 在百丈決戰之前，薛岳就知道紅軍的分裂給了國民黨軍各個擊破的機會。而張國燾還在鼓吹南下的偉大意義，又能說服誰呢？所以，張國燾也必須承認一些事實。他說：“我們這次離開天、蘆、雅，主要原因是敵人有著比較優勢的兵力，我們不願意去和敵人拼消耗，而轉移到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地方去尋求新的發展。這當然也是一種退卻的行動，可是這一退卻是有秩序的，出於我們自己的主動。” 張國燾說到這裡，語氣開始嚴厲起來：“同志們！我們還必須了解，我們與毛、週、張、博爭論的中心是進攻路線與逃跑路線的問題，而不是所謂南下與北上的問題。所以我們此次奪取西北與他們的向北逃跑是沒有絲毫相同之處。” 又罵了一番中央的“逃跑路線”後，張國燾說：“同志們！我們為什麼要到這一帶的地區來呢？難道是我們自己挑選中意了的麼？難道不是客觀上需要如此麼？關於這，有許多同志天天在猜想，非常不安心，到處去打聽，我想這是不應該的。同志們，有意見盡可提出來討論，為什麼要到處去亂說而引起風聲鶴唳滿城風雨的空氣呢？這難道對革命有利益的麼？現在有些同志只是準備在革命高潮時工作，在現在艱苦鬥爭的環境下便發生許多錯誤的偏向。有的在清談起來，在議論南下對不對，北上是否向毛、週、張、博投降等等。同志們要清楚，有了政權和軍隊而在領導紅軍的黨，在今天的環境下，批評是受到相當限制的。因為自由批評只能渙散我們自己，這種現像是我們要堅決反對的。” 最後，張國燾警告大家：“我們是有政權與軍隊的黨，黨內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每個同志現在要好好的約束自己，不要信口開河隨便亂談。在一切政治問題上服從黨的決議，任何一種暗中三五成群議論黨的決議而發生破壞作用的現象，都要遭受鐵鎚的打擊。每個黨員有意見可事先向領導機關提出，但決定後便要一致執行。故意引起猜疑，類似小組織的活動等等，只是一種幫助敵人損害自己的行為，每個同志應該慎重的來約束自己。” 但是，蓄積已久的矛盾和問題，不是張國燾一席話就能解決的。來來回回地爬雪山，南下血戰的失敗，重新退卻到人煙稀少的藏族區域，頭腦再簡單的人也要打個問號。人的情緒一低落，什麼事都沒心思幹。部隊紀律和管理都出亂子，完全不像當初南下時“到成都吃大米”那麼士氣高昂了。 4月1日，張國燾又召集機關活動分子會，發表長篇講話。先說在西北建立根據地的意義，再說與中央的路線鬥爭，又談少數民族政策問題，最後一部分是談部隊內部的一些問題。張國燾列舉錯誤行為說：“第一，不顧一切的亂攪，有一部分竟發展到類似土匪的行為。第二，輕視地方機關，以'老革命'自居。第三，沒有階級友愛的精神，爭水磨子，吃不完的糧食便隨便拋棄。第四，認為要籌糧便只有胡亂攪一頓。第五，自私自利，只顧滿足小部分的要求，自暴自棄，醉生夢死，對工作消極。這一切的錯誤傾向，一刻也不能容忍再繼續下去了。因為他將造成一種極大的罪惡，喪失黨、政府、紅軍的威信，削弱我們自己的團結，斷送群眾。……更有一種罪惡的行為：我們的通信連，又沒有發現反動，便隨便打了80顆子彈。9軍衛生部為了抓一條豬打了許多子彈。同志們想想，我們的子彈並不充足，我們的子彈是要去打敵人的，為什麼要浪費子彈？難道準備打完了子彈去當土匪，去做老百姓麼？真是糊塗至極！” “再其次，在我們部隊中，要加緊反對打罵現象，同時反對極端民主化的傾向。這表現在執行命令的精神很差，這可以使我們自覺的鐵的紀律鬆懈與墮落下去。還有一小部分人說：我學習不來，我不能艱苦鬥爭，曉得哪天打死了，'革命'便成功了啊！同志，這是什麼話！這簡直是醉生夢死的大傻瓜，絕望哀號的可憐蟲。” “在我們高級幹部中，個別同志在工作上表現懈怠，不遵守軍事秘密，把我們在軍事上的秘密到處亂說亂談，表現小團體的觀念。一切一切的怪現象，都在這需要艱苦鬥爭的時期中暴露出來了。這是小部分同志不相信西北根據地的創造，不刻苦耐勞，向困難投降，悲觀失望的一種露骨表現。重複的再說一次：我們必須與之堅決鬥爭，才能使黨的策略路線順利的執行。” 此時，張國燾已經和陝北中央、林育英恢復了頻繁的電報往來，並達成了妥協方案。在大方針漸趨一致的形勢下，本應停止爭端。但是張國燾在四方面軍幹部大會上仍然一再攻擊中央，豈不是出爾反爾，毫無道理的舉動嗎？其實這是張國燾內心虛弱的表現。南下失敗，是張國燾政治生涯的轉折，連在草地時忠實於他的干部都在懷疑，張國燾與中央的對抗究竟對不對？這種懷疑終究要表現出來。積極者如陳昌浩，越來越明確地支持朱德的主張。消極者就是如張國燾所說的情緒低落，工作起來沒有興趣。但是大家儘管有疑問，還沒有公開反對張國燾。因為大家畢竟對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不了解詳細情況。至於林育英的來往電報，只有少數高級幹部知道。所以張國燾在大會上一喊，大家也就不吭聲了。四方面軍內部的思想動盪漸漸平靜下去。 四方面軍再次回到川西藏族區域，民族關係問題引起大家的重視。在與一方面軍會合後共同北上的日子裡，阿壩、毛兒蓋地區藏民武裝不斷襲擊紅軍，給紅軍造成的重大損失和生活的困難，令人記憶猶新。這裡固然有國民黨當局和藏族上層貴族的挑撥和鼓動，但是紅軍對藏族民俗不了解，與民爭糧造成的種種衝突，也是導致紅軍與藏民關係緊張的一個重要原因。這次紅軍來到道孚、爐霍、甘孜，是一個以前未曾涉足的新地區，要想在這里站住腳，必須吸取以往的經驗教訓，注意搞好民族關係。 紅四方面軍在向道孚、爐霍、甘孜進軍過程中，也是一路打過去的。四川軍閥李抱冰的部隊，不是紅軍的對手，見紅軍前來，很快將部隊收縮到康定，不敢露頭。倒是諾那和格聰兩個活佛負隅頑抗。紅30軍88師向爐霍進軍時，諾那和格聰在爐霍最大的喇嘛寺——壽靈寺組織1500多喇嘛，緊閉山門，與紅軍對抗。諾那到壽靈寺講經時，帶去100枝步槍和近萬發子彈。但在紅軍到達前，諾那卻藉故溜了，格聰活佛指揮喇嘛抵抗紅軍。 88師包圍壽靈寺後，遵照上級的指示，圍而不打，進行喊話宣傳，力爭和平解決。但是格聰命令開槍打死喊話的紅軍通司（翻譯），與紅軍對峙10天。附近藏族武裝前來增援，格聰派寺內喇嘛組成“敢死隊”，企圖裡應外合，打敗紅軍。 88師勇猛戰鬥，將喇嘛和藏族武裝擊潰。這時，李先念率89師前來增援，決定智取，撤圍隱蔽。壽靈寺喇嘛以為紅軍離去，放鬆了警戒。李先念出其不意，率紅軍夜襲壽靈寺，除格聰帶少數喇嘛逃走，大多數做了俘虜。 張國燾、徐向前聽說30軍拔掉了壽靈寺這個釘子，立即打電報指示在前方的陳昌浩：“壽寧（靈）寺被俘之大小喇嘛應優待之，並令其寫信甘孜與各地喇嘛寺不與我打，大大宣布我軍對喇嘛政策。”30軍除了獲取寺內大量糧食、羊毛以供軍用，對寺內經堂、經書、器物，均妥為保護，贏得喇嘛和爐霍藏民的擁護。 1936年4月初，紅30軍88師佔領甘孜，進軍到與德格交界的絨壩岔。德格土司怕紅軍入境，派頭人夏克刀登帶領2000藏族騎兵前來阻擋紅軍。 88師鄭維山政委命令265團堅守不戰，爭取和平解決。藏騎幾次沖鋒，都被紅軍的火力打回來。晚上，藏人都搭起帳篷睡覺，鄭維山命令鄒豐明團長抓幾個俘虜來。 265團是有名的“夜老虎團”，神不知鬼不覺地摸進藏人營地，一直摸到了夏克刀登頭人的帳篷裡，把頭人活捉過來。藏騎群龍無首，無力進攻紅軍。李先念接見夏克刀登，向他宣傳紅軍的民族政策。夏克刀登感激紅軍，給德格土司寫信請求停戰。德格土司授權夏克刀登與紅軍簽訂《互不侵犯協定》，紅軍不進德格，德格土司也不與紅軍為敵。夏克刀登還參加了紅軍的地方政府，為紅軍籌糧，直到送紅軍北上。 紅軍在西進途中，很好地註意了民族政策，得到了靈雀寺、壽靈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支持和擁護，對穩定這個地區的形勢，起了重要作用。堅持與紅軍敵對的諾那活佛走投無路，逃到瞻化。瞻化土司頭人不願為他賣命打紅軍，反戈一擊，生俘諾那交給紅軍。陳昌浩在甘孜接見諾那，告訴他紅軍不是殺人放火的土匪，保護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諾那的思想起了變化，願與紅軍友好相處。負責看管他的王維舟夫婦對諾那照顧得體貼周到。後來諾那患傷寒去世，紅軍按藏族習慣，為他舉行隆重的法事和葬禮。 紅四方面軍進入道孚、爐霍、甘孜後，鑑於以前的教訓，特別強調民族政策。在1936年4月1日的干部會議上，張國燾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說：“番民極迷信宗教，他們信奉釋迦牟尼的喇嘛教。番人不管有什麼事，不管是下種、牧畜、疾病、婚喪、生兒育女都要去找喇嘛。於是，喇嘛的無上權威便在番人群眾中建立起來了。無怪乎每家番人都有精緻的經堂、經書，無怪乎搗毀了他的經堂比挖他的祖墳還要厲害，要和你拼個死活。” “當我們打下道孚時，靈雀寺的喇嘛都跑光了。及後喇嘛派人到我們這裡來，要求不要把他們的經堂、經書、菩薩毀了，他答應送我們的馬，一個人送一匹。可是當喇嘛的代表進了靈雀寺，看見我們已經搗壞了他們的經書、菩薩時，他便溜之大吉了！同志們，為什麼我們要做這種笨事呢？一定要去搗毀經書、菩薩？為什麼我們有馬不曉得要？偏偏要去斷送群眾？這真是糊塗極了。同志們，到了此地，馬是很寶貴的東西了。你有一匹馬，好像是討了一個老婆一樣！為什麼你們有老婆不曉得要？！”張國燾的話引起大家一陣大笑。 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下達的《關於少數民族工作的指示》中作了更明確具體的規定。強調“對土司、頭人採取更寬大的政策”，“不侵犯其宗教自由”，“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同時有自己管理自己的自由”。強調“必須再一次的提起全體戰士的注意，特別是關於糧食和尊重少數民族風俗及宗教等問題。必須堅決糾正那種借搜山、收集糧食等名義擅入民家亂翻、亂拿、亂捉人、燒房子的行為，這樣自然使群眾越跑越遠，使我們一切宣傳都成了白費力氣。對於這種行為，不惜嚴厲制裁直至槍決”。 總政治部還將執行民族政策和紀律的要求，編成歌曲，歌詞內容是： 經過各種形勢的宣傳教育，四方面軍廣大干部戰士執行民族政策的自覺性有了很大提高。民族矛盾和衝突比第一次進入藏區時大有改觀。這是四方面軍重視政治思想工作的結果，為四方面軍在這裡休整和籌備北上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在道孚、爐霍、甘孜駐守時，張國燾恢復了他的“西北聯邦政府”。並在下面建立了幾個小小的民族自治“共和國”。在1935年11月南下之前，在綏靖縣（今大金縣城關）建立了“格勒得沙共和國”。召開了人民代表大會，還建立了縣、區地方政府。範圍大致包括綏靖、懋功、丹巴、大、小金川、阿壩等地區。紅軍南下之後，留守後方的金川省委仍然繼續開展工作。 1936年4月，紅軍在道孚建立了“波巴人民共和國道孚縣獨立政府”。 5月1日，來自德格、道孚、爐霍、甘孜等地的代表在甘孜舉行波巴共和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產生了波巴共和國中央政府。雖然這些“自治政府”和黨團組織是臨時搭起來的架子，形式大於實質。但或多或少地起了一些作用。例如，它們負責維護地方治安，幫助紅軍籌糧，宣傳紅軍的政策等等。張國燾還將藏民武裝組織起來，成立了“革命軍”、“自衛軍”和金川、丹巴兩個獨立師，配合紅軍進行籌糧、肅反、站崗放哨等任務。一大批藏族青年就是在那時參加紅軍的。天寶就是當年從獨立師轉入紅軍的，建國後任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成為我軍中少有的少數民族將領。 總的說來，四方面軍第二次進入藏區，在民族政策上比前一次有了改進，緩和了紅軍與藏民之間的緊張局勢。所以，四方面軍在道孚、爐霍、甘孜的日子，過得相當平靜。不像前一次與一方面軍在一起時，到處遭到藏民的襲擊，時刻處於緊張的戰斗狀態之中。這三個多月是四方面軍長征中少有的一段安寧的生活，一旦擺脫了戰爭，人們心中最純潔的感情——男女之愛，悄悄在軍營中復甦了。 當紅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與中央紅軍會師時，一位美國醫生馬海德目睹了當時的盛況。他驚訝地發現：紅軍中居然有一些懷孕的女戰士。 1984年索爾茲伯里夫婦在長征路上採訪，向很多當年的長征老人詢問這個情況。在美國人眼裡，這非常浪漫，又有些不可思議。長征中那樣艱苦，活下來都很不簡單，怎麼會有時間談愛情呢？遺憾的是，沒有人給他一個滿意的答复。沒有理由說馬海德大夫在說謊，恰恰相反，這是紅四方面軍長征途中一段富有人情味的故事。 在長征紅軍各部隊中，四方面軍的女兵是最多的。 1933年在通南巴時期，就成立了婦女團。張琴秋回憶說：“四川的婦女是很受壓迫的，男人在家抽大煙、管家務，女人擔負主要勞動，且大部分為童養媳。她們參加革命隊伍很踴躍，鬥爭地主也很積極。”“我去時已經有兩個團的編制，說是讓我去當政委。這次成立後，擔任過許多艱苦的戰勤工作。”婦女團的主要任務，是做戰地運輸和勤務工作。如挖工事，當警衛，運送傷員、彈藥和糧食。還要經常派公差。當時紅軍男戰士都要上前線打仗，婦女團上千戰士解決了後方人力不足的問題。四川女子力氣大，能吃苦，很受上級讚揚。她們平時和男兵一樣，剪短髮，穿軍裝，背槍扛刀，幾乎與男兒無異。所以，她們跟隨大部隊一起參加了長征。 本來，四方面軍中是嚴禁結婚的。在北上南下的戰鬥生活中也的確無法考慮這些問題。但是當他們在道孚、爐霍、甘孜過上了一段安定生活後，年輕人的心就開始活動起來了。 戀愛和婚姻是四方面軍高級幹部開的頭。陳昌浩政委與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張琴秋曾是留甦的同學。當時張琴秋與沈澤民（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結為夫妻，一同回國到鄂豫皖蘇區擔任領導工作。紅軍撤出鄂豫皖時，沈澤民因病（也是因為和張國燾對立）被留在蘇區堅持鬥爭，不久病逝。陳昌浩一直愛慕張琴秋，又是同在總部工作，朝夕相處，兩人便產生了愛情。沒舉行什麼儀式，平平靜靜地成了一家人。 陳伯鈞從紅軍大學調到4軍任參謀長。他去時許世友軍長調去組建騎兵師，由王宏坤繼任軍長。從1936年4月到6月，他們一直住在瞻化。從陳伯鈞的日記裡看到，這段時間他喝了不少喜酒。 4月13日，“是晚，宏坤同志與辦事處之馮明英同志正式結婚，我們也趁此機會大笑一場”。 4月23日，“中午，在政府吃明英同志的回門酒”。 6月1日，“晚，洪（學智）主任與軍供給部張興側同志結婚，我們在政治部吃喜酒、打牌”。 6月3日，“晚，去四科吃四科科長李定灼同志與張大義同志的喜酒”。 6月5日，“晚，去衛生部吃何輝燕、張清秀兩同志的喜酒”。 6月初這段時間，是四方面軍中結婚的高潮。陳伯鈞記的僅是4軍軍部和直屬隊的情況，其他部隊想來也是如此。口子一開，上行下效。陳伯鈞覺得這樣下去部隊就不好管了，便去找政治部主任洪學智。 6月7日，“上午上課。歸來與主任談及部隊中的婚姻問題，實在影響不好，當即決定設法制止”。 雖然下達了禁止結婚的命令，公開喝喜酒的場面不見了，但是私下的往來卻是禁不住的。四方面軍的基層幹部和戰士，一直不允許結婚。男女之間的約會卻逐漸成了半合法的事情。以後雖然沒鬧出什麼大麻煩，但在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的時候，四方面軍的隊伍中引人注目地增添了一些小孩和孕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