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十三章神秘的國際來客

1935年底，對陝北的中共中央和四川的張國燾來說，都是處境艱難的時期。中共中央與陝北紅軍會合，並取得直羅鎮戰鬥的勝利，在陝北站住了腳。但形勢依然嚴峻。國民黨中央軍和東北軍、西北軍三麵包圍蘇區，隨時可能發動新一輪的圍剿。經過長征的紅軍缺少武器裝備和糧食物資，毛澤東日夜思考如何鞏固蘇區、擺脫困境。 在四川的張國燾面臨不利的形勢。百丈大戰的失利，使紅軍由進攻轉入防禦。國民黨中央軍和川軍咄咄逼人，企圖把紅軍包圍消滅。紅軍雖然拼得很頑強，但武器裝備相差懸殊，難有勝算。天已經開始下雪，紅軍缺少糧食、棉衣和醫藥，傷員在痛苦地呻吟。張國燾心情沉重，左右為難。 儘管在草地的決裂雙方都沒有忘記，但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並沒有完全斷絕關係。在俄界會議和卓木碉會議的決議中，雙方都在互相譴責，俄界會議決議給張國燾留有餘地，不像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做的那樣絕。但雙方來往電報中都避而不談。

1935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張徐陳，通報中央紅軍與陝北紅軍會合的消息，告訴他們中央正在設法與白區黨和共產國際取得聯繫。電報警告張國燾：“你們以總司令及四方面軍名義，在中央歷次對蒙古的範圍內發表主張外，不得用此名義作任何表示。”電報同意四方面軍向川西發展，並要求張國燾“你們戰況及工作情形，應隨時電告黨中央”。 當天張國燾就回了電報，當時四方面軍剛攻下天全、蘆山，士氣正旺。張國燾電報中不乏得意之語，說這是“進攻路線的勝利”，“證明了南下不利的胡說”。他沒有把電報直接發給中央，而是發給林彪、聶榮臻、彭德懷、徐海東等軍事將領轉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 中央察覺到張國燾的變化，再次致電說：國民黨、何應欽在講話或文件中都誣衊黨中央是“逃跑主義”，以此貶低中央威信。而“黨內起而應聲，請你們嚴重註意”。張國燾不再掩蓋，12月5日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彭德懷、毛澤東：

收到這封電報，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才知道張國燾另立了“中央”，其憤怒可以想見。但是張國燾遠在四川，人多勢眾，中央此時對他確實沒有約束力。如何能讓他改變立場，帶領四方面軍回到中央的號令之下呢？ 就在毛澤東、張聞天等苦苦思索時，一位國際來客突然到了瓦窯堡。他叫林育英，化名張浩。 林育英，1897年生於湖北黃岡縣林家大灣。這是一個人丁興旺的大村落。林家人多以從事織染業為生，生活比較富裕。他們經常到武漢三鎮和長江沿岸碼頭販運布匹，在農村是見多識廣的人。村里的孩子不乏思想活躍的人物，林育英在武昌中學讀書時，正逢“五四”運動。他是林家最早接受革命思想的人。 1921年春，湖北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惲代英來到黃岡，在這裡開展革命活動。林育英與他奔走活動，在當地開辦了浚新小學。這是黃岡革命的搖籃。林氏家族就出了三位著名人物：林育英和他的堂弟林育南、林育蓉（林彪）。

大革命的洪流中，林家三兄弟天各一方。林育英奔走於武漢、安源、上海之間，從事工人運動。 1930年被派往東北重建被破壞的滿洲省委。在撫順不幸被日本人逮捕，經歷了13個月的殘酷折磨，才因證據不足獲釋。 1933年他被派到莫斯科，擔任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和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國際的代表。林育南領導過1923年的“二七”大罷工，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他因反對蘇聯代表米夫和王明，被開除黨籍。後遭國民黨逮捕，被殺害於上海龍華監獄。林彪則投考了黃埔軍校，經歷了北伐、南昌起義、井岡山斗爭，成為紅一方面軍一軍團軍團長。 林育英為什麼會突然回國呢？原來，自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共產國際便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聯繫。 1935年7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決定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陣線。會議結束後，為了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恢復與中共中央的聯繫，共產國際決定派一個中國代表回國。從蘇聯回國有東北、新疆和內蒙古三條路線，東北被日本人佔領，新疆路途遙遠，只有從外蒙入境路途較近，但要穿越浩瀚的沙漠，又要通過國民黨的關卡，文件不能帶，要記在腦子裡。派回國的人一要能吃苦，二要機智靈活，三要在黨內有知名度，讓中共中央相信。就這樣，選中了林育英。

林育英接受任務後，化名張浩，扮成一個商人，取道蒙古回國。一路上他克服種種困難，穿越大沙漠，並沿途打聽消息。 1935年11月他到了陝北定邊，得知中央到了陝北的消息。他立即趕往中共中央所在的瓦窯堡，與張聞天接上了頭。在上海中央工作過的領導人都認識林育英，喜出望外。 12月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開會，聽取了林育英的傳達匯報後，中央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局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和《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決議確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表示要聯合民族資產階級，開展抗日民族解放戰爭。要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猛烈擴大紅軍，鞏固現有蘇區，打通國際路線。 林育英到陝北後，立即開始了緊張的工作。他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多次談話，了解幾年來國內革命和紅軍的情況。他對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的情況深為關切，於是發了一封電報，向朱德、張國燾通報他到達的消息。

第一封電報的原件，目前尚未見到。張國燾回憶：“林育英到達陝北後，立即致電給我。大意是：他和王明曾參加1935年7月間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大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他奉命攜帶密碼，經蒙古來尋找紅軍，已於某月某日到達陝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擬由陝北繼續到川康地區來，與我和其他同志會晤，但因交通阻礙，尚不知能否如願等語。” 張國燾接到電報，也非常高興。他以為找到一個向國際告狀的機會，與毛澤東、張聞天算賬，並尋求林育英的支持。於是他以“黨中央”的名義，給林育英復了一封長電，回顧一年來的黨內鬥爭。 林育英看了張國燾這封口氣傲慢的電報，感到中共黨內的分歧比原來想像的要嚴重得多。張國燾自立“中央”，是不合法的，也沒有得到國際的認可。但是張國燾掌握著大多數紅軍，沒有他的合作，革命力量就太弱了。毛澤東、張聞天與林育英商量，他們相信朱德和黨中央是一致的，可以通過朱德做爭取張國燾的工作。估計到僅僅以中央的名義尚不能約束張國燾，必須藉助共產國際的權威。毛澤東、張聞天要林育英以“國際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調解矛盾，教育、幫助張國燾，黨中央同張國燾之間的組織關係也可以暫時變通一下，做些讓步。這樣，林育英就開始了一項共產國際沒有授權的新使命。

12月22日林育英復電張國燾，在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和中央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後，對張國燾說：“關於你們所提出的許多問題，當轉交代表團及國際。我想這些問題在國際及七次大會上自能圓滿解決。因此，我現時有兩點意見，望兄注意：第一，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得太尖銳。因為目前的問題是一致反對敵人，黨可有爭論，對外則應一致。我已將這個意見同樣的向這裡諸同志提出。第二，國際對中國黨的組織問題本來有如下意見：因為中國土地之廣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經濟的不統一與發展之不平衡，特別是中國革命在各地爆發等原因，中共中央勢難全部顧及。因此，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係，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中共代表團代管。此成為目前使全黨統一的一種辦法，此項意見望兄深思，見复。共產國際及紹禹同志對四方面軍希望甚大，派人一事，不久定可做到。”

在中共早期的歷史中，曾多次出現這樣的現象：由於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組成部分，所以中共中央對國際指示必須服從，而不能有所反對。這種服從一度達到盲從的地步，只要是國際來的人，不論身份如何，都被奉為“欽差大臣”。當年李德只是一個蘇軍情報人員，被派遣到東北蒐集日軍情報的。因組織被破壞，躲避到上海。上海中央負責人聽說他是國際來的，又懂軍事，就介紹他到中央蘇區工作。而蘇區中央局的領導人又把他捧為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就這樣層層加碼，李德居然變成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紅軍最高指揮官，發號施令地瞎指揮起來。他那套根本不符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的陣地戰術，斷送了蘇區，迫使中央紅軍進行長征。這個悲劇與其說是國際的責任，不如說是中央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盲目崇拜國際，自己把李德抬起來造成的惡果。現在林育英的使命就是傳達國際代表大會精神，國際根本不了解中國革命的變化和具體情況，怎麼會讓林育英來解決中央與張國燾之間的矛盾呢？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中央需要藉助國際的威望，由林育英出面來爭取張國燾。張國燾儘管不把中央放在眼裡，但他不敢得罪共產國際。所以，林育英的到來是一個機會，在調解中央與張國燾的鬥爭中，可以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使分裂的紅軍重新團結起來。

林育英的來電很快在四方面軍中傳開。朱德聞訊十分高興，12月30日他給中央發了電報。這是自草地分裂以來，朱德以個人名義給中央發出的第一封電報。通報敵情后，朱德告訴毛澤東、林育英：“育英同志電悉。我處與一、三軍團應取密切聯繫，實萬分需要。尤其是對敵與互相情報，即時建立。” 在久無音訊後，突然收到朱德來電，毛澤東也很高興。於1936年1月1日致電朱德，通報了陝北情況後，毛澤東說：“國際除派林育英同志來外，又有閻紅彥同志續來。據云，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地位，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中國黨已完成了布爾什維克化，全蘇聯全世界都稱讚我們的長征。”“我處不但與北方局、上海局已發生聯繫，對國際也已發生聯繫。兄處發展方針須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決不可逾越軌道，致自棄於黨。”

張國燾看了電報，很不滿意。第一，中央始終沒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線問題”；第二，中央也沒有承認他的“中央”。 1月6日，他又以“黨中央”名義，給林育英發了一封措辭強硬的電報，說“為了黨的統一和一致對敵，必須堅決反對反黨的機會主義路線”。然後他重提通南巴、兩河口、沙窩會議爭論的問題，尤其是“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放棄向南發展，懼怕反攻敵人。後來又將黨向北進攻的路線曲解為向北逃跑，最後走到分裂黨和紅軍。上述的一貫機會主義路線若不揭發，就不能成為列寧主義的黨”。但他表示“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 中共中央研究了張國燾的電報，1月13日由張聞天復電張國燾，重申：“我們之間政治原則上的爭論，可待將來作最後的解決。但別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絕非革命之利。此間對兄錯誤未作任何組織結論，誠以兄是黨與中國革命領導者之一，黨應以慎重態度出之。但對兄之政治上的錯誤，不能緘默。不日有電致兄，根本用意是望兄改正，使四方面軍進入正軌。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1月16日，林育英再次致電張國燾：“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志，詢問一、四方面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轉達。” 此時，張國燾依然不肯退讓，反而在復電中說中共中央是“假冒黨中央”，拒絕承認遵義會議決議，不但不取消自己的第二“中央”，反而要中央“自動取消中央名義”。這下把矛盾激化了，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於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全文如下： 張國燾同志自同中央決裂後，最近在紅四方面軍中公開成立了他自己的“黨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與“團的中央”。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於自絕於黨，自絕於中國革命。黨中央除去電命令張國燾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傾向外，特決定在黨內公佈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決定。 1月23日，中央再次收到朱德來電，表示“現處革命新的高潮，黨急宜求得統一，以爭取勝利”。這是朱德單獨給中央發的第二封電報，表明他衝破張國燾的阻撓，反映了紅軍中多數幹部的要求。中央十分高興，24日，張聞天復電朱德： 同日，林育英也致電張國燾、朱德，表明他的立場： 林育英的電報是有分量的。第一，不承認張國燾的“中央”；第二，以國際名義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肯定紅軍長征的勝利，否定張國燾對中央“逃跑”的指責；第三，給張國燾一個台階下，暫時讓他與中央保持同等地位。 張國燾看到這封電報，終於頂不住了。他不怕張聞天，但是不敢得罪共產國際。他懂得，沒有共產國際的認可，像瞿秋白、李立三都會被剝奪領導權。而有了共產國際的支持，像王明這樣的人都可以一步登天。再這樣僵持下去，前景不妙。他不得不轉變立場，儘管轉得很不痛快。 如果張國燾還像去年與中央會合時那樣強大，他是不會輕易認輸的。促成張國燾轉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下的失利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這時，戰局的發展已經對四方面軍極為不利。紅軍被川軍和國民黨中央軍壓縮在蘆山、寶興山區，彈藥、糧食均已告罄。軍事上的失利使張國燾的威望和地位發生動搖。原來服從張國燾的指揮員開始在心裡打問號：張國燾的南下究竟正確不正確？張國燾與中央的決裂究竟誰對誰錯？徐向前在卓木碉會議後就感到張國燾做得太絕，他勸張國燾：黨內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談，總會談通的。把中央罵得一錢不值，開除這個，通緝那個，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即便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們也不能這樣搞。現在弄成兩個中央，如被敵人知道有什麼好處嘛。當時張國燾受到四方面軍多數人的擁護，徐向前說也沒有用。現在不同了，紅四方面軍向何處去？張國燾心里左右為難，沒了準主意。徐向前了解張國燾的為人，說他“是個老機會主義者，沒有一定的原則，沒有一定的方向。辦起事來忽左忽右，前腳邁出一步，後腳說不定就打哆嗦”。中央和林育英的來電，對四方面軍幹部思想的轉變起了催化作用，受到四方面軍多數幹部的擁護，張國燾成了孤家寡人。 1936年1月底，張國燾在任家壩召集會議，傳達中央轉來的瓦窯堡會議決議。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得人心，大家表示要在新的策略和路線基礎上團結起來，一致對敵。張國燾儘管百般為自己的錯誤辯解，也表示同意瓦窯堡決議的方針路線。在這個轉折關頭，朱德和劉伯承上上下下做工作，對四方面軍幹部思想轉變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下過程中，朱德受了不少委屈。張國燾搞了許多小動作，不是把朱德的馬搞丟了，就是調康克清去“學習”，給朱德的生活造成很多困難。但是朱德從不計較，泰然處之。在原則問題上，朱德從不讓步。張國燾要朱德出面做中央的工作，承認他另立的“中央”。朱德嚴肅指出：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張國燾拿朱德沒辦法，他知道朱德在紅軍中的威望是不可動搖的。沒有朱德，他的“中央”和“中革軍委”都成不了氣候。朱德儘管與他鬥爭，也很講究方式方法，不與他鬧僵。紅四方面軍南下失利後，朱德的威信越來越高，徐向前、陳昌浩都明顯傾向於朱德。特別是林育英的電報源源而來，陳昌浩也明確表示服從國際的指示。朱德對四方面軍幹部做了大量耐心細緻的說服工作，教育大家從團結大局出發，回到中央的正確路線上來。 劉伯承被張國燾撤了總參謀長的職務，只剩個紅軍大學校長的虛銜。他沒有忘記自己的責任，利用一切機會和原一方面軍的干部談話。當紅軍南下失利，準備向北撤退時，他在蘆山靈官場見到了原九軍團政委何長工。雖然何長工在卓木碉會議上被張國燾選為“中央委員”，但不久就被排斥，轉任糧食徵集委員會的主席。劉伯承對何長工說：“我們觀點儘管不同，但保存紅軍是一致的。現在只有北上才有出路，要不然恐怕你的糧食也不夠。”何長工點頭同意。劉伯承又對當時任四方面軍宣傳部副部長的劉志堅說：“你應該多看兩本書，如列寧主義問題等，將來還要做工作。”劉志堅是一方面軍的老戰士，他的立場也和劉伯承一致。 1月27日，張國燾連發兩封電報。一封抬頭是“育英、聞天並轉各中委同志”，很勉強地承認了中共中央，表示原則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決議，並提出幾條補充意見。第二封電報是給林育英、張聞天，為自己進行申辯。電報提出：“對目前策略路線既漸趨一致，應急謀黨內統一。”但是他不肯輕易認錯，還強詞奪理：“國際讚揚我黨和萬里長征的勝利，自是鼓舞中國革命同志最艱苦卓絕的戰鬥精神，誰也不想抹煞這個，但是否因此就不去學得教訓？”“黨內思想鬥爭是應當加緊的，但黨內生活如果沒有領導幹部間民主的、互助的、同志的態度的互相商量，機械的運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方面妨礙自動性、創造性、積極性的發展，同時不能收得思想鬥爭應有的效果，反養成打官話的習慣發展成為似乎是有原則的鬥爭。”他否認卓木碉會議對中央領導人的“處理”，說：“此間對兄處領導同志不但未作任何組織結論，也沒有將兄等原則上錯誤和分裂黨和紅軍的事實告知二、六軍團。對兄處中央委員同樣表示尊重態度，對外仍用毛主席名義。” 與前幾封電報比較，張國燾的立場已經發生了動搖。他“急謀黨內統一”，說明他不再抗拒林育英的調解，不敢再以“中央”自居。但他又不肯輕易認錯，還在糾纏“黨內鬥爭”那一套，不過現在大家都已不感興趣，沒幾個人迎合張國燾了。 紅四方面軍下一步向何處去？張國燾、朱德就此徵求林育英的意見。 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聯名復電朱張，提出對下一步戰略方針的意見： 1．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接近蘇聯。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如能一過岷江，一過長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陝甘。為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為使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聯成一片，為使紅軍（成為）真正的抗日先遣隊，為與蘇聯紅軍聯合，反對共同敵人日本，為提高紅軍技術條件，這一方針自是上策。但須由兄弟等估計敵情、地形等具體條件的可能性。 2．二、四方面軍現在地鞏固的向前發展，粉碎圍剿，第一步把蘇區迫近岷江，第二步進入岷、沱兩江之間，這是奪取四川計劃。但需估計堡壘主義對我們的限制，需不失時機以主力躍入堡壘線外，在外消滅敵人，發展蘇區。二、六軍則靠近川南蘇區，在雲、貴、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據地，與四方面軍互相呼應。 3．四方面軍南渡大渡河與金沙江，與二、六軍取得近距離會合，甚至轉向雲、貴、滇發展，尋求機會的前進。以上三種方針，望兄等考慮選擇之。 接到電報，紅四方面軍高級幹部立即開會研究。徐向前回憶：“我們討論的結果，一致贊同繼續北上的方案。因為朱德、劉伯承、陳昌浩和我過去就同意中央的北進方針，只是由於張國燾堅持南下，才造成了現在的局面。張國燾南下碰壁，又見斯大林同意主力紅軍靠近蘇聯，準備與蘇聯紅軍聯合抗日，自然順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至於奪取四川或南下云貴滇的方案，大家認為，根據敵情、我力及地形條件，難以實現。關於策應二、六軍團北進的任務，自然應由四方面軍承擔，視發展情況再做決定。”於是，他們制訂了《康（定）道（孚）爐（霍）戰役計劃》，以主力迅速西進，經懋功、丹巴進取康定、甘孜。爭取在這一帶休整補充，籌集糧食，待機北上會合中央。用大家的話說，形勢如同柳暗花明，又看到了新的希望。 林育英以“國際代表”身份進行的調解，終於有了成效。張國燾有了初步的轉變，四方面軍又調頭北上。當然，這些活動都是林育英在前面，毛澤東和中央在後面謀劃。新戰略方針是中共中央提出的，與斯大林沒有關係。但是只有打著“國際”的旗號，才能使張國燾就範。正如張聞天在1937年3月31日批判張國燾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的：“我們那時用了極大的忍耐，每步每步的引誘他，給他從洞中誘出來。否則大批幹部與力量犧牲。於是乎我們給他打了許多電報，給他勾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