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第十一章張國燾另立中央
1935年9月5日，連續幾天的陰雨，天氣又潮又冷，令人心煩。駐軍查理寺為左路軍擔任後衛的紅9軍參謀長陳伯鈞接到總部來電，說是噶曲河漲水過不去，要另擇道路北上，命令陳伯鈞率部向阿壩靠攏。陳伯鈞立刻下達命令，第二天行軍120裡來到中阿壩，與孫玉清軍長、陳海松政委會合。
9月7日，張國燾率總部機關到達中阿壩，立即召集四方面軍的各軍首長來開會。會上張國燾傳達了幾天來與中央和右路軍的爭執，並藉題發揮，說到自會合以來中央對四方面軍的歧視和打擊。這些軍長、政委們也不過是些二十多歲、粗通文化的年青小伙，有人聽了總政委的話，情緒衝動，說了許多過火的話。陳伯鈞坐在一邊聽這些人罵自己的上級和戰友，心裡十分難過。他在日記中寫道：“聽這班同志談一、四方面軍糾紛，深為憤慨。他們的過火態度暴露無遺，我心中十分難過。……是夜靜思，痛徹肺腑，以致暗泣。有生以來，傷心事，莫過於斯。”
第二天上午，陳伯鈞實在忍不住，徑直去找張國燾陳述自己的意見。說他“深感部分同志觀點之不正確，立場之不對頭，無中生有，言之過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認錯誤，又不以快刀斬亂麻手段，迅速解決各種糾紛，假敵人以間隙，置自身於危局”！最後，他要求張總政委採取有效手段，立即解決這些問題，以挽救危機，匡扶革命。張國燾耐著性子聽完陳伯鈞的諫詞，顯出同情和難過的表情，答复他說事情鬧到這一步，其中有很多隱情，不便公開。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爭論未徹底解決，總部機關亦不一致。若要徹底解決問題，必須自上而下地予以糾正。但現在相隔太遠，不能及時辦到。陳伯鈞立即指出，黨內鬥爭是黨內鬥爭，行政系統是行政系統，應該分開。黨中央的事，紅軍中黨員可以提出意見，但在未解決前，決不容許隨便亂鬧，破壞紅軍，分離團結！行政組織上仍須按照紅軍組織系統，執行權力，下級對上級亦須逐級絕對服從，這樣才有利於解決問題，也才是黨內鬥爭的正當辦法。不然，糾紛日深，團結日乖，對革命損失很大。張國燾聽著陳伯鈞慷慨陳詞，雖然一直以首長的大度好言安慰，心裡卻怒不可遏。四方面軍中還沒人敢如此衝撞他，這個陳伯鈞好大膽子。張國燾送走陳伯鈞後，便把部下找來，佈置把陳伯鈞收拾一頓。
厄運很快降臨了。陳伯鈞受不了9軍的人天天罵中央紅軍，提出調動請求，連續兩天找張國燾，張都推託不見。 9月13日晚上，陳伯鈞再去總部，一些四方面軍領導人已經在等他了。很快形成了一場鬥爭會。他們接連向陳伯鈞發問，如對一、三軍團單獨北上的態度，中央蘇區五次圍剿和長征是不是逃跑，提拔工農幹部等問題，要陳伯鈞回答。完全把陳伯鈞放在斗爭的位子上。
9月14日是陳伯鈞終身難忘的“受辱之日”。中午，上級通知陳伯鈞，調他回總部另行安排。陳伯鈞交代了工作正要離開，忽然來了一群傳令兵，說奉命來要回9軍的東西。陳將9軍配給他的兩匹馬交回，他們還不罷休，說不許陳帶走一點東西，只許隻身一人走。一陣亂搶，把陳伯鈞從五軍團帶來的馬，連同望遠鏡等通通拿走。陳伯鈞氣得渾身發抖。 “自參加革命以來，算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事。若說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以出此？若說政見不同，需得鬥爭，亦斷不能採取如此卑劣手段！”陳伯鈞到總部，向張國燾強烈地反映這些問題。張國燾假意要黃超去追回東西。過了好幾天，才給他一匹沒鞍的瘦騾子，望遠鏡就算沒影了。陳伯鈞被免了職，到紅軍大學當教員。
與陳伯鈞遭到同樣命運的是30軍參謀長彭紹輝。這位在中央蘇區反圍剿戰鬥中被打殘了右臂的將領，是從原一方面軍六軍團調到四方面軍30軍的。得到南下的命令後，他怎麼也想不通，在卓木碉寫了一封信給朱總司令，陳述自己的意見。但是沒想到這封信被人送到張國燾手裡，張國燾派人把彭紹輝找來談話。彭紹輝剛進門，立刻被人圍住。一個四方面軍高級幹部上去就給彭紹輝一個大耳光，厲聲問他：“為什麼反對南下？反張主席？”並拔出槍頂在彭紹輝胸口上，進行恐嚇。朱德坐在旁邊氣憤地站起來，上前把槍奪下來，對眾人說：“打人是不對的，這是黨內鬥爭，應該允許同志講話！”又說：“這樣談話怎麼行呢？”對彭紹輝說：“你回去吧。”示意他趕緊離開。張國燾見朱德干預，便不好再整下去，彭紹輝才倖免於難。後來彭紹輝上將每逢回憶起這件事，都要感激朱老總的救命之恩。
像陳伯鈞、彭紹輝這樣的高級幹部都受到如此打擊，其餘的中下層幹部的日子就更難過了。張國燾認為中央自己跑了，分裂的責任在中央。他想了想，這似乎是件好事。中央只帶走了一、三軍團，不過萬把人。紅軍的大多數人馬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現在沒人能管他了，他就是紅軍的最高領袖。所以，他一邊向四方面軍的老部下灌輸對中央的仇恨，煽動他們反對中央。另一方面對原一方面軍的干部歧視打擊，有不從命者，就用肅反手段處置。
那幾天，朱德和劉伯承憂心如焚，每天都有捕人和衝突發生。總司令部的偵察科長胡底，因為罵張國燾是“軍閥”、“法西斯”，被張國燾安上一個“日本天津駐屯軍德田派來的偵探”罪名而逮捕了。怎麼會有這麼奇怪的罪名呢？原來，胡底同志是我黨傑出的地下工作者。 30年代初，周恩來主持上海中央時，為了建立黨的情報系統，派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打入國民黨特務機構內部。李在上海，錢在南京，胡底在天津。有了這三條內線，國民黨的一舉一動，都被共產黨知道得一清二楚。 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在漢口被捕叛變，電報被錢壯飛截獲。他迅速趕往上海通知了周恩來，當顧順章帶著國民黨特務到上海捕人時，一個個地點都人去樓空。在那次突發事件中，地下工作者為保護中央立了大功。由於顧的叛變，李、錢、胡三人離開了原來的崗位，轉入中央蘇區。長征初期，錢壯飛在行軍途中遭飛機轟炸掉隊，在息峰被地方民團殺害。李克農隨中央北上，胡底隨總部行動，如今這位功臣居然被張國燾打成了“特務”和“反革命”，這不是顛倒黑白嗎？儘管劉伯承一再交涉，說胡底沒有問題，張國燾就是不理。就這樣，一個曾出生入死為黨工作的好同志，未曾被國民黨捕獲，卻被張國燾的親信毒死了。
那幾天，阿壩充滿了緊張氣氛，一點小事就可能引起一場亂子，甚至要人的命。 9月11日，四方面軍偵察科的幾個兵在房子下面燒火，衛生部長賀誠在樓上被煙熏得受不了，跑出來訓人。這些兵就說賀誠捆了他們的指導員，報告了張國燾。夜裡來了一群人，要賀誠出來。賀誠怕遭不幸，關著門不出去，他們就在外面鳴槍恐嚇。第二天，張國燾召開大會，名為“解決賀誠捆人問題”，實為向朱德、劉伯承施加壓力。朱、劉、賀三人走進會場時，張國燾預先佈置的警衛就端起槍，把槍栓拉來拉去。鬥爭會一開始，黃超就喊打。會場秩序大亂，不像開會，倒像打群架。也許因為賀誠是醫生，張國燾還要用他，才免遭監禁和進一步的迫害。
9月15日，張國燾在阿壩格爾登寺大殿內召開“中共川康省委和工農紅軍中黨員緊急活動分子會議”（歷史上簡稱“阿壩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四方面軍總部和9軍、31軍、33軍的黨員幹部近千人，紅五軍團的部分乾部參加了會議。 32軍（原紅九軍團）因駐地較遠，沒人參加。會場上懸掛著“反對毛、週、張、博逃跑路線”的標語。由於事先層層作了動員，會議一開始就表現出明顯的反中央傾向。
張國燾首先在會上作關於一、四方面軍關係的報告，指責毛（澤東）、週（恩來）、張（聞天）、博（古）率一、三軍團繼續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把自己的南下方針說成是正確的“進攻路線”。揚言要對“經過鬥爭和教育仍不轉變的分子”給予“紀律制裁”。張國燾講完後，在秘書長黃超主持下，四方面軍領導幹部先後發言表態，擁護張總政委講話，痛罵中央。
參加會議的有紅五軍團的人，他們的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動。在這個嚴重關頭，內部出現了分化。軍團長董振堂、保衛局長歐陽毅等堅決擁護中央，沒有出席會議。也有一些幹部認為中央不該把五軍團扔下，心裡不滿，也有人對中央內部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有意見，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到了張國燾一邊。他們在發言中把中央蘇區和長征初期的“左傾”錯誤誇張擴大，甚至傳播了一些小道消息。中央紅軍內部的倒戈給阿壩會議火上澆油，更激起了四方面軍中對中央的反對情緒。
五軍團部分乾部的轉向，使朱德、劉伯承的處境更加困難。鬥爭的矛頭集中在他們身上。許多人在會場上你一言、我一語地亂喊。有的說：“中央北上是錯誤的，是退卻逃跑主義！”有的說：“中央是右傾機會主義！”有人氣勢洶洶地問朱德：“你同意中央，把紅軍搞剩了多少，要交代！”有的要他當眾表態反對中央。朱德坐在椅子上一言不發，面色嚴峻。張國燾對他說：“總司令，你可以講講嘛。你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怎樣？是南下，是北上？”
面對這些叫喊和辱罵，朱德十分冷靜沉著。他知道這些紅軍幹部都是張國燾給挑動起來的。紅軍內部出現這樣的分裂，令他十分痛心。但他不能責怪這些不明真相的部下，要耐心說服，等待他們覺悟。朱德站起來，和顏悅色地對大家說：中央北上抗日的決議是正確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侵占了我國的東北三省，我們紅軍在這民族危亡的關頭，應當擔負起抗日救國的責任。中央的決議，我是舉了手贊成的，不能出爾反爾，反對中央決議。我和毛澤東同志從井岡山會師以來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過他的。人家都講“朱毛”，我朱德怎麼能反對毛澤東？
朱德說到這裡，轉身問坐在一邊的張國燾：遵義會議的精神，中央曾電告你和四方面軍，你是清楚的嘛！
張國燾不回答朱德的問題，仍然要朱德表態說“毛、周向北是逃跑”。朱德嚴肅地說：我再重複一遍，中央北上抗日的決議是正確的。我絕不能反對毛澤東同志，你們可以把我劈成兩半，但絕對割不斷我和毛澤東同志的關係。
朱德的話剛說完，會場上就爆發出一片叫罵聲。有人衝到朱德面前，罵朱德是“老右傾”、“老烏龜”。 （1937年延安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康克清提及此事，還是滿腔怒火）劉伯承實在看不下去，高聲說道：“你們不是開黨的會議嗎？又不是審案子，怎麼能這樣對待總司令！”這下又引來一片叫罵：“好！你把黨的會議說成是審案子！”鬥爭矛頭又轉向劉伯承。劉伯承看他們不講理，乾脆不說話。有人又對朱德高喊：“既然你擁護北上，那你現在就走吧！”朱德說：“我是中央派到這里工作的，你們既然堅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們去。”這些人趕不走朱德，又跳著罵：“你又讚成北上，又要跟我們南下，你是兩面派、騎牆派！”有人喊：“不讓他當總司令了！”
張國燾眼看部下鬧得差不多了，才出來緩和氣氛。他沒忘掉自己的身份，只要把底下的人鼓動起來，用不著他在前台罵人。他對今天的會議相當滿意，更無所顧忌了。
朱德和劉伯承從會場出來，心情十分沉重。黨和紅軍中發生了這樣的分裂，又是在長征途中，實在令人痛心。朱德對劉伯承說：“不管怎麼鬥，我們還是要跟毛主席革命嘛。事情總會搞清楚的。”他們絲毫沒有埋怨中央拋下他們，表現了共產黨員的高尚品德。朱德的警衛員潘開文火沖沖地說：“搞幾棵槍打起走！”劉伯承說：“你曉得什麼，不准吭聲！”在這樣情況下，除了忍耐，慢慢做工作，等待四方面軍同志覺悟，不能採取任何火拼的辦法，否則，那隻能給革命帶來更大的損失。
會議開了整整一天，最後通過了決議。以張國燾的報告為主題，譴責中央“右傾逃跑”，決定紅四方面軍大舉南下，重返四川建立根據地。在通過《阿壩會議決議》的同時，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還擬訂了《大舉南進的政治保障計劃》，與《決議》同時下達到各部隊。幾天之內，各部隊中召集了不同形式的會議，傳達貫徹張國燾的報告和《決議》。
阿壩會議，是張國燾公開與中央決裂的會議。他把中央內部的分歧完全向紅軍戰士公開，利用紅軍戰士的淳樸無知，挑動紅軍反對中央的政治路線，這種做法是很惡毒的。雖然中央在俄界會議上聲討了張國燾，但范圍僅限於中央委員和軍隊首長。張國燾則是一下就把範圍擴大到全軍，嚴重破壞中央的威望，這顯然是為他日後宣布另立中央打基礎，造輿論。
此時，朱德面臨的艱鉅任務就是如何在困難的處境下，保持和維護紅軍的團結，保護紅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不受損害。在阿壩會議的那天夜裡，劉伯承得到消息，張國燾和他的軍長們開了一夜會，討論如何對付朱、劉和五、九軍團。到天亮才決定不殺劉伯承，軟禁起來。五軍團要根本改造，讓黃超去當政委。九軍團要撤換一批幹部。
那些日子裡，朱德四處奔走，和原一方面軍的干部戰士談話，做思想工作，引導他們顧全大局，在與張國燾作鬥爭時，注意鬥爭策略和方式，避免紅軍內部發生不必要的衝突，盡最大努力保存革命力量。
他對總部3局（通訊聯絡局）局長伍云甫說：“現在黨內發生不幸，出現了暫時分裂現象。”囑咐伍云甫轉告同志們“注意不要鬧，注意團結四方面軍的同志，最要緊的是工作上起模範帶頭作用，吃苦在前不計較待遇。分裂是暫時現象，最後是會在黨的正確路線下團結一致的”。他還說，同張國燾鬥爭“不要性急，鬥爭是要鬥爭的，不過是又要團結又要鬥爭。胡底同志就是因為太性急，張國燾就把他陷害死了”。
五軍團是朱德最為關注的單位。在阿壩會議期間，朱德與董振堂軍團長交換了意見。董振堂表示了堅決擁護中央的正確路線，同張國燾作鬥爭的立場，令朱德感到十分欣慰。對張國燾及其親信打擊迫害五軍團同志的行為，朱德都挺身而出，保護同志。一天上午，五軍團保衛局長歐陽毅獲悉，總部來電說五軍團一些人搶東西，準備搞反革命叛亂，被四方面軍保衛局抓起來了。董振堂指示歐陽毅去處理。歐陽毅先統計了各單位的掉隊人員情況，然後去四方面軍駐地領人。到那里後，被關押的五軍團戰士都申述他們是掉隊，沒搞反革命。四方面軍一位首長拍著桌子大發脾氣，說：“你們就是反革命，老子親眼看到的，你們搶老百姓的東西！”事情弄僵了，歐陽毅便來總部報告。四方面軍那位首長先到，歐陽毅一進門，那位首長便指著他說：“他就是五軍團保衛局長。”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站起來罵：“你不聽指揮，老子偏要指揮你！你是假革命，反革命！”說著就掏出了手槍。在這緊急關頭，朱德製止了這種無理行動。張國燾看部下鬧得不像話，才把他們打發出去。由於朱德主持正義，一場危機化解了，歐陽毅領著掉隊的戰士回到五軍團。
由於朱德在紅軍中享有崇高威望，張國燾也奈何不得，於是不斷在背地搞小動作，難為朱德。一天夜裡，他手下的人把朱德的馬偷去殺了。張國燾有七匹馬，也不肯給朱德一匹。董振堂知道後，派人給朱德送來一匹馬，才解決了朱的行軍的問題。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在阿壩會議上堅持一言不發，引起張國燾的嫉恨。南下途中張國燾藉口調康克清去學習，將他們拆散。康克清氣憤不過，要離隊去找黨中央。朱德勸她說：“不行，如果你單獨行動，他們就會藉刀殺人。現在你和戰士在一起，他們就不敢隨便動手。”朱德以一身正氣和博大的胸懷，挫敗了張國燾一個個陰謀。
建國後，朱德回憶這段不平凡的經歷時說：“我們當時處境很困難，但碰上困難有什麼呢？堅持吧。我們還有五、九軍團和劉伯承同志，反對張國燾。他（指張國燾——作者註）那幾天想叫下邊互相打架，下面有些要打架，我反對。我對他說：'我們現在是如何支持下去，下面再打架，就活不下去了。要不要命，我們都要命。'我威脅他，打架被制止了。”
再說右路軍，自中央率一、三軍團北上後，陳昌浩決心執行張國燾南下的命令。 9月11日，他派通信員騎馬給包座前線的傅鍾、李卓然送去“特急飛傳”的信件。傅鍾打開一看，上面寫的是：
傅鍾和李卓然也懵了，當天火速趕回巴西。陳昌浩正在召集右路軍幹部開會，傅鍾看見“陳昌浩同志在大廟裡，廟裡坐了好多人，徐向前同志身體不好，斜臥在門板上。我靠近他坐下，陳昌浩同志開始講話。神情暴躁至極，說中央'右傾'、'怕死'，丟下我們逃跑了。許多難聽的話都脫口而出。人們聽了更覺茫然，心神無主，難過極了。昌浩講完，問誰有話講。我說沒有，卓然也說沒有。向前同志難受得很，嘆氣，無語。天近黃昏，昌浩宣布南下，口號是'打回通南巴'，要政治部對部隊進行動員。我問昌浩：'究竟出了什麼事，為什麼到了這種地步？'昌浩說：'傅鍾，你不必擔心，我們還有幾個軍，自有出路。'”
幾天后，徐向前、陳昌浩接到張國燾的命令，要右路軍從班佑、包座地區南下，與左路軍在大金川的松崗、黨壩一帶會合集結。軍令如山，徐向前、陳昌浩率紅30軍、紅軍大學人員回頭再次穿越草地。徐向前回憶：“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黃草漫漫，寒氣凜冽，瀰漫著深秋的肅殺氣氛。紅軍第一次過草地時留下的行軍、宿營痕跡，還很清楚。有些用樹枝搭成的'人'字棚裡，堆著些無法掩埋的紅軍屍體。衣衫單薄的我軍指戰員，頂風雨，履泥沼，熬飢寒，再次同草地的惡劣自然條件搏鬥，又有一批同志獻出了寶貴生命。回顧幾個月來一、四方面軍合而後分的情景，展望未來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鬱不已。”
9月17日，徐、陳率右路軍越過草地，重返毛兒蓋。張國燾非常高興，向後方的31軍軍長余天雲、政委王維舟發出了堅決南下的命令：
9月底，徐向前、陳昌浩與張國燾、朱德等在大金川北端的黨壩會合。在沙窩會議分兵後的兩個月，左、右路軍又會師了。但是中央已經不在了。張國燾顯得躊躇滿志，而徐向前他們卻心事重重，笑不出來。分裂的噩夢還在頭腦中攪擾。
10月5日，張國燾在卓木碉（今馬爾康縣腳木足鄉）的白莎喇嘛寺裡，主持召開高級幹部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紅軍總部和各軍的負責人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王樹聲、周純全、李卓然、羅炳輝、何長工、余天雲、曾傳六、李特、黃超、方強、劉志堅等軍以上乾部四五十人。
會議由張國燾主持。陳昌浩首先報告在毛兒蓋的一切經過，說明總司令部移到刷經寺後，他和徐向前與毛澤東等中央政治局委員相處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並無爭執。毛澤東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動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顧信義的，也是破壞黨和紅軍團結的。
張國燾接著作報告。他說：中央沒有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實行戰略退卻，是政治路線的錯誤，而不是單純的軍事路線問題。一、四方面軍的會合，終止了這種退卻，但中央拒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反而無端指責四方面軍。南下是終止退卻的戰略反攻，而中央領導人被敵人的飛機大炮嚇破了膽，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繼續其北上的右傾逃跑主義路線，直至發展到私自率一、三軍團秘密出走，這是分裂紅軍的最大罪惡行為。他還說：中央領導人是吹牛皮的大家，是左傾空談主義。他們只是在有籃球打，有館子進，有捷報看，有香煙抽，有人伺候時才來參加革命。 （這話後來張國燾還講過多次）一旦革命困難，就要悲觀逃跑。有鑑於此，張國燾宣布：中央已經威信掃地，失去了領導全黨的資格。提議仿效列寧和第二國際決裂的辦法，組成新的臨時中央，要大家表態。
徐向前回憶說：“另立中央的事，來的這麼突然，人們都傻了眼。就連南下以來，一路上盡說中央如何如何的陳昌浩，似乎也無思想準備，沒有立即發言表態支持張國燾。會場的氣氛既緊張又沉悶，誰都不想開頭一炮。張國燾於是先指定一方面軍的一位軍的干部發言。這位同志在長征途中，一直對中央領導有意見，列舉了一些具體事例，講得很激動。四方面軍的同志聞所未聞，不禁為之嘩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語，責備和埋怨中央的氣氛，達到了高潮。”
張國燾得意洋洋，要朱德表態。朱德的話雖然心平氣和，卻是語重心長。他說：大敵當前，要講團結嘛！天下紅軍是一家。中國工農紅軍在黨中央統一領導下，是個整體。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朱毛”在一起好多年，全國和全世界都聞名。要我這個“朱”去反“毛”，我可做不到呀！不論發生多大的事，都是紅軍內部的問題，大家要冷靜，要找出解決辦法來，可不能叫蔣介石看我們的熱鬧！
張國燾又讓劉伯承表態。劉伯承講了一通革命形勢相當困難的話，意思是要團結，不要分裂。還是不肯說一句支持張國燾的話，更不肯向張國燾低頭。張國燾見朱、劉二人還不屈服，懷恨在心，當眾不便發作。在大家發言表態之後，張國燾掏出一份事先擬好的名單，眾人表決通過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名單。張國燾的“中央”就這樣產生了。最後，會議通過了決議。 “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應撤銷工作，開除中央委員及黨籍，並下令通緝。楊尚昆、葉劍英應免職查辦。”
張國燾炮製的這個“中央委員會”名單，頗費了不少心機。首先，他要建立一個能讓共產國際承認的“正統”，所以盡可能把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排在前面。由於張國燾的閉塞無知，在名單裡鬧了不少笑話。例如原江蘇省委書記朱阿根、原閩浙贛蘇區特派員曾洪易在此之前都已被國民黨逮捕，當了叛徒。原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因為在洪湖蘇區肅反中大量殺人，在1934年5月受到中央嚴厲批評並被撤職。原湘鄂贛軍區司令員徐彥剛在堅持鬥爭失敗後，於1935年9月被敵人殺害。張國燾都不知道，把叛徒和烈士一起選進來了。
張國燾炮製的“中央”，似乎也照顧到不同地區和紅軍，幾方面都拉了些人。但是分析一下就可看出，這裡摻雜了他個人的好惡和成見。在中央和一方面軍中，毛、週、張、博不用說，已被他“開除”了。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一個也未選進。劉伯承、董振堂都沒選上，僅有個“軍委委員”的虛名。
會議結束後，朱德找到張國燾，義正詞嚴地告訴他：“要搞（中央），你搞你的，我不贊成。我按黨員規矩，保留意見，以個人名義做革命工作，不能反中央。”朱總司令在紅軍中的崇高威望，使張國燾無可奈何。沒有朱老總，張國燾成不了氣候。為了保存紅軍主力，朱德也不能與張國燾公開決裂，扔下四方面軍不管。所以，朱德決定在不失原則的前提下，運用策略和張國燾周旋。
劉伯承總參謀長徹底認清了張國燾的真面目。雖然他和朱總司令暫時處於少數，但他們堅信自己是正確的。張國燾軟硬兼施，也絲毫不能動搖朱、劉的立場。實際上從阿壩會議以後，劉伯承的職務就被剝奪了。張國燾只讓他教交通隊如何打騎兵、放排哨。
一天，朱德悄悄告訴劉伯承：“有人說你是日本華北駐屯軍德田派來的偵探。”劉伯承冷笑道：“說那些做什麼，殺就殺嘛。”對個人的生死，劉伯承是置之度外的。但有一件大事一直壓在他的心頭：與共產國際通訊的密碼掌握在他的手裡，這件事張國燾還不知道。劉伯承想：張國燾這一搞，說中央是什麼“右傾逃跑主義”，誰又是什麼“偵探”等等，如果他把密碼搞去，把他那一套報告國際，不知要給中國黨造成多大的麻煩。張國燾另立中央，使劉伯承下了決心。密碼是一本英文的《魯賓孫漂流記》，在參謀劉紹文手裡。劉伯承讓劉紹文把密碼燒了。這事做得很機密，除了他們二人誰也不知道。劉伯承回憶：“如果張國燾知道了，那我們也就完蛋了。”
劉伯承這一決斷，真是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中央。因為當時中央已經控制不了張國燾，張國燾唯一畏懼的就是共產國際。當林育英到陝北後，以共產國際代表名義對張國燾下達指示。張國燾無法與國際聯絡，終於接受了林育英的意見，取消了自己的“中央”，再次北上與一、二方面軍會師。如果張國燾能直接與國際聯絡，和駐莫斯科的王明搞在一起，中國革命的前途就難以預料了。從這一點說，劉伯承為黨立了大功。
卓木碉會議結束後，張國燾來找劉伯承，做最後的“勸降”。張國燾說：“我們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軍委委員有你一個。否則，就不行。”劉伯承說：“我不同意這樣搞法。”張國燾怒氣沖沖地說：“你不想當總參謀長了？”劉伯承說：“你要做什麼就做什麼吧。”張國燾說：“那你馬上辦交代。”劉伯承交代完了工作，張國燾又要劉伯承作出一個南下行動計劃來，限兩小時完成。劉伯承說時間太緊，張國燾還是只給兩小時。劉伯承知道他是存心整人，硬是兩小時把計劃完成了。然後，劉伯承離開紅軍總部，到紅軍大學當校長去了。
10月7日，張國燾以“中革軍委主席”的名義下達了《綏丹崇懋戰役計劃》，四方面軍和原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開始了南下的戰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