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第十章在陝北站住腳
俄界會議只開了半天便結束了。為了爭取主動，趕在國民黨軍隊圍堵封鎖之前進入漢族區域，毛澤東下令紅軍兼程北上。
從俄界向北是水深流急的白龍江。俄界到麻牙寺幾十里間，兩岸都是懸崖峭壁，白龍江奔騰咆哮著在山間流過，沿著河邊的石壁有一條羊腸小道蜿蜒曲折，一些險惡地段只有木板鋪成的棧道懸空在水面上。紅軍小心翼翼地行進，工兵在前面修復損壞的棧道和木橋，以保證人馬安全通過。如果不小心落入水中，就很難有生還的希望了。
通過白龍江棧道，紅一軍團先頭部隊4團在麻牙寺稍事修整，便接受了一個艱鉅的任務——奪取天險臘子口。
臘子口位於甘肅迭部縣與岷縣的交界處，是從川西北藏民區到甘肅的重要通道。沿臘子溝兩邊向北延伸的山頭，在此彷彿合龍。由溝底仰望上去，山口只有30多米寬，兩邊都是絕壁。臘子河從溝底流過，水流湍急，不能徒涉。在臘子口前沿兩山之間橫架著一座東西向的小木橋，把兩岸連接起來，是通過臘子口的唯一通道。這一帶是甘肅軍閥魯大昌的地盤，在臘子口以南的康朵、黑扎一帶駐紮著一個旅。當紅一軍團的先頭部隊向黑扎山頭進攻時，在上邊的敵軍兩個連胡亂放了幾槍，扭頭就跑。在康朵的敵旅長梁應奎和團長朱顯榮聯絡不上，也摸不准到底來了多少紅軍，扔了部隊和電台，沿著江邊險路跌跌撞撞逃向臘子口。
在臘子口，橋東山腳的樹林邊有魯大昌部預先修築的工事，山口內突出一塊巨石，高三四米，上面築了一個碉堡。山口裡面有一片谷地，沿山坡也有工事。這裡有兩個營的兵力，在橋頭堡上配備了四挺重機槍。旅長梁應奎先跑到這裡，當他看到朱顯榮帶著兩個傳令兵狼狽逃來，以五十步笑百步的口氣訓斥朱說：“你指揮五個營，沒有打仗，自己就跑回來，如何向師長交代？”命令朱團長帶領幾十個退下來的殘兵佔領左側山腰，掩護臘子口側翼。朱團長接受命令後，夜間溜之大吉，一口氣跑回了渭源，腿比兔子還快。梁旅長部署完後，也退到臘子口後面五里的地方安營扎寨。臘子口上就剩下國民黨新編第14師1旅參謀長張覺僧和一個營的兵，還沒見紅軍的面，就已經膽戰心驚了。
打臘子口的任務，林彪交給了4團。他親臨前線觀察後，命令團長王開湘帶部隊迂迴敵後，團政委楊成武率一個營正面主攻。臘子口兩岸的峭壁近百米高，幾乎是直上直下，部隊如何能爬上去迂迴呢？正為難時，一位苗族小戰士突然自告奮勇地說：他能爬上去。原來他在家時就經常爬上懸崖峭壁採藥打柴，練就了一手攀岩的絕技。楊成武大喜過望，決定讓他試一試。只見這個小戰士手持竹竿和繩索，輕盈地在岩石縫中步步登高，如同在耍一場驚險雜技。下面的人都瞪大了眼，緊張得不敢喘氣。終於，小戰士爬到了頂端，拴好了繩索，一條通向勝利的道路開闢出來了。可惜，這位為中央紅軍攻克臘子口立下頭功的戰士，連姓名都沒有留下，大家只知道他的外號叫“雲貴川”。
1935年9月17日凌晨，王團長帶兩個連爬上山頂，向敵後迂迴。白天平靜地過去了。到夜裡21時，估計迂迴部隊已經到了敵人陣地背後，楊成武率2營6連開始向臘子口守敵發起進攻。一時山谷裡槍聲大作，機槍向敵陣地輪番掃射，紅軍向小橋猛衝。橋頭堡裡的敵人也以機槍、手榴彈還擊，封鎖橋頭道路。因道路狹窄，紅軍兵力無法展開，接連幾次沖鋒未能得手。又從橋上橋下分幾路進攻。張覺僧和他手下從沒見過這麼不怕死的紅軍，雖然仗著天險，心裡卻是虛的。 18日凌晨2時，山背後突然升起一顆信號彈，這是王團長打來的。紅軍士氣大振，又向橋頭髮起新的衝擊。一個紅軍奮力衝到橋頭堡前，用雙手與敵人爭奪機槍。聽說背後來了紅軍，臘子口守敵軍心動搖。張覺僧一再請求增援，梁旅長在後邊向前方胡亂打炮，一個兵也不來。守橋頭的敵營長向張覺僧喊：如不及早退卻，天亮就撤不下來了！張下令撤退，橋頭守敵拔腿便跑。紅軍一直追出好遠，把敵人的後方倉庫都佔領了。天險臘子口就這樣被紅軍攻克了。
一過臘子口，形勢如同柳暗花明，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兩個多月來，紅軍在川西北藏族區內爬雪山，過草地，穿森林，度荒原，忍受著寒冷和飢餓的煎熬，抵擋著藏族土司騎兵的襲擊和追殺。見不到群眾，得不到溫暖，惡劣的環境和命運給紅軍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當童小鵬與一軍團直屬隊離開俄界北上時，藏族土司騎兵還跟在他們後面又放槍又吹號。等紅軍的後衛隊最後離開時，他們才意識到紅軍要到漢人地區去了，於是朝天鳴槍歡呼著，跳躍著，吶喊著跑回去，與紅軍脫離了接觸。
9月18日，紅軍攻克臘子口，向迭部與岷州交界的小鎮哈達鋪進發。當日到達該鎮。童小鵬在日記中興奮地寫道：“今日要脫離藏人區域了，大家都異常興奮，巴不得趕快到。早飯後即出發，爬一個二十里高的大拉山，至山頂上時，見前進路上即不同了，回頭看後面是崇山峻嶺，前面則是平地矮坡，這時真是腳踏兩個世界。下山出溝約二十里，即見麥田屋宇，並且有牛羊雞犬，尤其見到數月來未見過的群眾在路旁微笑的歡迎著我們。這一下就大不同了，真是高興得要跳起來。一見即問路呀，談話呀，弄得群眾應付不來。在進十里到懸窩宿營（約五十里）。於是數月來沒有的打土豪的工作又恢復起來了，很久斷絕了的交易生活也又做起來了，今天似乎是另出了一世！”日記的結尾，他感慨地寫道：“回想自入夾金山藏人區至今三個月，過著的是非常的生活，見不到人，沒有交易，沒有土豪打，今日則完全相反。”
在哈達鋪，飢餓的紅軍戰士吃上了很久以來沒有吃過的飯菜。饃饃是白面做的，還有香噴噴的肉炒菜。再也不用住草地裡的窩棚和牛屎房子，而是坐在暖和的有火炕的房屋裡。回到正常的生活，一切都那麼新奇。軍委縱隊的蕭鋒和羅榮桓、鄧小平、譚政等首長晚上在老鄉家裡改善生活，“坐在一起吃辣子炒雞，怎麼邊吃邊感到屁股上發熱？老鄉說：這是火炕啊！我這個南方佬第一次坐火炕，覺得很新奇。”
也有樂極生悲的事。總供給部長林伯渠籌到了許多糧食，再不用為無米之炊著急發愁了。 20日宿營時，他的馬夫讓馬敞開肚皮吃，餓久了的馬一頓吃了十多斤麥子，結果脹死了。林老眼看和他共患難的坐騎死去，心裡好一陣悲傷。
毛澤東和張聞天等領導人並沒有沉浸在填飽肚子的滿足中，在與世隔絕的藏民區待了三個月，外界的消息不通，現在又回到了漢族區域，需要立即了解情況。他們驚喜地獲悉：在哈達鋪這個偏僻小鎮上，居然有個郵政代辦所！原來這一帶盛產當歸等藥材，往來客商很多。為了溝通信息和商務往來，商人們訂了很多報紙。這種情況在地廣人稀、文化落後的甘肅是少見的。紅軍從郵電所裡抱來了近幾個月的報紙。毛澤東等領導人如獲至寶，立即分頭閱讀起來。
這裡最有價值的報紙是天津《大公報》，經常刊登一些比較客觀的消息。張聞天邊看邊做摘錄。他把國內的政治、經濟動態都抄下來，還寫了讀報筆記。他們特別關心各地紅軍活動的消息。在當年7、8月間的《大公報》上，反映中央紅軍、四方面軍、紅25軍和陝北紅軍的消息有十幾條，其中又以陝北紅軍的消息居多。
毛澤東也很關注《大公報》，他看到8月1日的《大公報》的一條消息：“盤踞陝北者為紅軍二十六軍，軍長劉志丹轄三師。其下尚有十四個游擊支隊，此外各種小組及赤衛隊等甚多。……現在陝北情況，正與民國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彷彿。”毛澤東看到這些消息，精神為之一振。在兩河口會議的時候，中央就作出了創造川陝甘根據地的決策。但是究竟在什麼地方建立根據地，大家心裡都沒底。因為中央只知道西北地區有紅軍的武裝在活動，但具體情況如何，有多少人，在哪裡建立的根據地，則缺乏準確的情報。現在中央紅軍已經到了哈達鋪，毛澤東正在為下一步把紅軍帶向何處而費心思索。在俄界會議上，毛澤東曾作了最壞的打算：經陝甘到內蒙古邊界去，求得蘇聯的支援，使他領導的這些飢餓疲勞的紅軍戰士能得到一個生存發展的環境。現在突然獲悉陝北的劉志丹還有一支紅軍隊伍和一大塊根據地，對毛澤東來說真是天大的喜訊。這個消息給大家帶來了新的希望。他急切地想要了解陝北的情況，立刻叫人把賈拓夫找來。賈拓夫原來在陝西從事革命工作，1932年奉命到江西匯報工作，來到中央蘇區。對劉志丹的情況略知一二。那幾天，毛澤東一直讓賈拓夫與他同行，邊走邊聊。從那時起，一個會合劉志丹，在陝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在毛澤東頭腦中醞釀。
9月22日，毛澤東在哈達舖的一座關帝廟裡召開幹部會議。他對紅軍幹部們說：張國燾看不起我們，說我們是機會主義，我們要北上，他要南下。究竟哪個退卻，哪個是機會主義，我們不要罵。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毛澤東鼓勵大家：同志們，到陝北只有七百里了，那裡就是我們的目的地。會後，大家飽餐了一頓紅燒肉。
根據俄界會議的決定，紅一方面軍在哈達鋪進行了整編。彭德懷擔任紅軍陝甘支隊司令員。在離開紅三軍團的時候，召開了團以上乾部會。彭德懷講話時非常激動，眼淚不住地往下流。他說：紅三軍團從第一次反圍剿時的幾萬人，至今天長征到甘南，只剩下兩千多人，讓錯誤路線快折騰光了。今天剩下這點人，都是精華，是中國革命的骨乾和希望。他說：我的脾氣不好，罵過許多人，請大家批評和諒解。彭德懷的告別講話，使在座的人都深受感動。
第二天，完成改編的紅軍陝甘支隊按新編隊開始東進。他們以部分兵力佯攻天水，吸引敵人。中央機關和主力部隊則向北急進，在山丹鎮一帶渡過渭河，27日占領榜羅鎮。在這裡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根據掌握的陝甘根據地的情況，毛澤東等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確認要在陝北擴大蘇區，並部署了與陝北紅軍會合的軍事行動。
會後，中央率陝甘支隊分三路北上，在敵軍尚未封堵前迅速通過了西蘭公路，來到陝甘寧交界的六盤山腳下。這裡是回民區，在川西北受夠了藏民的襲擊，紅軍一到少數民族區就心情緊張。出人意料，回民見到紅軍，非常熱情，不僅扶老攜幼地出來觀看，還幫助紅軍燒水買東西，令童小鵬等大為感動。他在日記中寫道：“這種群眾熱情是出藏人區以來的第一次。”他們從群眾口中又獲得一個喜訊：前不久紅25軍在徐海東、吳煥先、程子華等率領下曾路過此地，現在也在陝北。 25軍紀律很好，給回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聽到這個消息，中央紅軍的同志們更高興了。陝北紅軍力量這樣強大，他們到陝北就一定能站住腳了。
10月7日，紅軍翻越六盤山。這是長征中最後一座高山了。站在山頂上一眼望去，它好似一條天然分界線。山南是一色黃坡，到處是麥田。山北則如同不毛之地，到處是荒山禿嶺，只有黃土，沒有樹林。這幾天秋高氣爽，毛澤東極目遠眺，心胸頓覺開闊。想到一年來的艱難險阻，如今終於勝利在望。此刻的心情，正如他後來所作《清平樂——六盤山》詞中所述：
越過六盤山後，突然發生了意外的悲劇。一夜之間紅軍竟然死了300多人。當時保衛局以為是反革命謀害，抓了一些可疑的人，也沒審出結果。半個世紀後才揭開謎底。原來紅軍下山後飢渴難忍，見到清澈的泉水就喝起來。沒想到這裡的泉水含有劇毒的氰化鉀和氰化鈉，喝過量的人便毫無知覺地死去，這是一個慘痛的損失。
就在毛澤東正沉浸在會師前的喜悅中時，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正蒙受一場左傾機會主義者製造的災難，紅色根據地籠罩在肅反的恐怖氣氛中。
提起1935年秋季陝北發生的這場悲劇，需要從頭回顧一下陝北黨和紅軍的歷史。西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劉志丹，陝西保安（今志丹）縣人。 1925年入黨，黃埔四期生，參加過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後，他於1928年被派往陝西軍隊中從事地下工作，組織了渭華起義。起義失敗後，他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摸索出一條正確的道路：武裝鬥爭必須依靠農民群眾，必須依靠山地打游擊戰爭。他奔走於陝甘邊界地區，爭取軍閥和土匪武裝，紮根農村開展革命鬥爭。在經歷多次挫折後，終於和謝子長、高崗、馬明方、習仲勳、張秀山等同志一起開創了革命鬥爭的新局面。 1932年，陝甘紅軍游擊隊組建為紅26軍。但是在北方局派來的“左”傾機會主義者杜衡的瞎指揮下，1933年7月紅26軍又遭到失敗，部隊只剩下幾十人。有人主張“革命不成，回家務農”。有的主張分開行動，各干各的。面對這種情況，劉志丹表現堅定，重新收拾局面，組織游擊隊，在陝北橫山地區的七八個縣建立新的根據地，在他們的努力下，半年後，紅旗又在陝北舉起來了。
1934年1月，中共北方局又派代表來到陝北，擔任陝北黨和紅軍的負責人。他繼續執行左傾路線，指責陝北黨組織是“富農路線”，誣衊劉志丹領導下的游擊隊“帶有濃厚的土匪色彩”。還要紅軍“全線出擊”，將陝北、陝南和四川的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對他們這些不切實際的左傾指揮，陝北的同志們表示強烈的反對和抗爭。
不久，紅25軍長征到達陝北。 25軍原來是鄂豫皖蘇區的部隊，紅四方面軍長征後，25軍受到敵人重兵圍剿，在鄂豫皖難以繼續堅持下去。 1934年11月，在軍長徐海東、政委吳煥先和中央代表程子華帶領下開始長征。他們轉戰千里，進入陝西終南山區。 1935年7月，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員石健民同志歷盡艱險，從西安出來找到了25軍，帶來了遵義會議的文件和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消息。在行軍途中他們看到《大公報》上有一條消息：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後，繼續北上，先頭部隊已經到達松潘。大家高興萬分，決定向甘肅進軍，迎接中央和主力紅軍的到來。吳煥先給中央寫了詳細的報告，匯報25軍長征的情況，派人送往川西北（遺憾的是聯絡員沒有找到中央）。 25軍翻山越嶺，進至甘肅天水附近。吳煥先政委對徐海東軍長說：“快見到毛主席了，咱們還不認識他呢。”因為沒有電台，無法與中央取得聯絡，敵人四面圍攻。 25軍領導人決定轉向陝北，去會合劉志丹。不幸，在六盤山下的一次戰鬥中，吳煥先政委犧牲了。
1935年9月，紅25軍進入陝北根據地。 16日在延川縣永坪鎮與陝北紅軍會合。雙方領導人開了聯席會議，紅25軍、26軍合併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為政委，劉志丹為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下轄三個師。合併後的十五軍團有7000多人，陝北的革命形勢空前高漲。
十五軍團成立後，於10月1日在甘泉縣的勞山打了個大勝仗，消滅了東北軍一個師。從繳獲的敵軍文件中徐海東和劉志丹得到確切消息：毛澤東帶領的中央紅軍離這裡已經不遠了。徐海東興奮地說：“毛主席快到了，再打它一仗，作為見面禮！”徐海東、劉志丹給後方的程子華寫信，建議十五軍團到關中去迎接中央紅軍。程子華表示：“敵軍文件是一個多月前的，中央紅軍要來關中蘇區的話，已經來了，用不著我軍全部去。要是沒來關中，那就是到別處去了，十五軍團去就會撲空。十五軍團遠去關中，來回要一個多月，敵軍會乘虛佔領永坪鎮，蘇區就困難了。不如十五軍團繼續向南打，調動西安敵北援，以此配合中央紅軍的行動。”後方領導都同意程政委意見，並通知了前方指揮員。十五軍團暫時沒有動，等待中央更確切的消息。
徐海東、劉志丹在前方作戰，後方卻在策劃“肅反”。陝北黨的個別負責人給劉志丹等乾部戴上“右傾取消主義”的帽子，聲稱26軍裡有暗藏的敵人，要進行肅反。這些情況，在前方的劉志丹都不知道。保衛局抓人後，用刑訊逼供的殘酷手段迫使他們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並招供出所謂的“同黨”。短短幾天內範圍就越搞越大，發展到懷疑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等主要負責人和26軍營以上乾部。
顧忌到劉志丹在陝北紅軍的崇高威信，“肅反”負責人決定秘密逮捕他。他們給前方指揮部寫了一封信，讓劉志丹回後方瓦窯堡開會。 10月6日劉志丹接到信後，並未懷疑這裡有陰謀，交代了工作就騎馬前往瓦窯堡。半路上突然遇見一個通信員，拿著一封省委給前方指揮員的信。通信員看到劉副軍長，就把信交給他看。劉志丹看見信中寫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變”，從中感到事態的嚴重。但是心懷坦蕩的劉志丹還沒意識到自己的險境，他自信忠誠革命，心裡沒鬼，有什麼好怕？他把信重新封好，讓通信員送往前方，自己徑直回瓦窯堡來。
劉志丹回來後，立即被關進保衛局的窯洞，名曰“審查”。很快，高崗等一大批幹部在後方被逮捕，習仲勳當時也被抓了起來，與劉志丹等人關押在瓦窯堡城內一家舊當舖裡。每天挨個被拉出去提審。 26軍營以上乾部幾乎都抓起來。陝北蘇區內烏雲翻滾，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殺害。短短20天內，被殺害的陝北紅軍幹部多達200餘人！劉志丹的妻子女兒得不到劉志丹的消息，四處尋找，都被保衛局的人拒之門外。她們看到有人在瓦窯堡城門外挖了一個可容幾十人的大坑，聽人們說，有一批犯人將在這裡被活埋。她們傷心地認為，劉志丹恐怕是在劫難逃了。
這時，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已經進入陝西境內，正在努力地尋找劉志丹的紅軍和蘇區根據地。沒有通訊聯絡，人生地不熟，陝北這麼大，到處是黃土坡，劉志丹的紅軍在哪裡呢？毛澤東心裡很焦急，這支疲憊不堪的隊伍越來越難帶了。
黎明前的黑暗往往是最難熬的。紅軍在經過荒涼可怕的雪山草地後，一旦到了有吃有住的地方，有的人就再也不願意往前走了。所以，每到一個村鎮，都有人不辭而別。說他們當叛徒，投國民黨那不是事實，有人轉道回老家，有人被當地農民收留，還有的被“土豪婆”（其實只是稍微富裕一些的農民）招了女婿。 《彭德懷自述》中說，中央紅軍“在哈達鋪整編時一萬四千餘人，到吳起鎮只剩七千二百人了”。我們知道這段時間內紅軍沒打什麼大仗，減員卻有一半之多，即使這個統計未必精確，逃亡現象之嚴重也可見一斑。
還有一些“左”的行為造成部隊人心浮動。王平上將回憶：“紅一方面軍北上途中，部分領導幹部產生了一些過激情緒，特別是在哈達鋪整編以後，原紅三軍團的一些幹部和部隊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整編時，從中央和紅一軍團調了一部分乾部到二縱隊（即原紅三軍團）擔任領導工作，這部分乾部對紅三軍團的干部戰士印像不好，看不起三軍團的同志。從哈達鋪到吳起鎮一千多里的急行軍中，二縱隊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敵人打仗，一方面還要部隊不斷整頓紀律，弄得乾部情緒不高，部隊苦不堪言。”
“紅三軍團在過草地以前，由於去黑水迎接紅四方面軍主力，戰線拉得很長，結果沒有獲得其他部隊那麼長的整訓和物資準備時間。過草地時擔任後衛，困難就更多一些。所以到哈達舖的時候份外狼狽，人人衣衫襤褸，就背著一個燒得黑黝黝的臉盆或燒水缸子，像叫花子一樣。在哈達鋪休息時間太短，體力沒有得到應有的恢復，接著又長途行軍，掉隊人員增多本屬正常現象。但是，紅一軍團來的干部和政治保衛機關卻認為這是情緒不振，甚至懷疑掉隊的人會投敵叛變。這是原因之一。”
“紅三軍團在彭德懷軍團長的言傳身教下，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本色，領導幹部和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樣，形成一種上下一致，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傳統。外單位調來的人很不習慣，總想單獨搞點吃的，這樣紅三軍團的同志也看不慣，有時在下邊議論，講幾句怪話。這樣就被一些領導抓住不放，成了要整頓紀律，審查幹部的一個理由。這些本來通過教育可以解決的問題，一些'左'傾思想嚴重的人卻看成是喪失革命信心的表現，說什麼原來紅三軍團的干部是'右傾'，是'十足的機會主義，要重新武裝頭腦'。後來，彭德懷同志聽到這些話，非常氣憤地說：'講這些話的人才是十足的機會主義。'可是，中革軍委只聽一部分人的意見，還是決定在第二縱隊整頓紀律，並派羅邁（李維漢）來審查幹部。羅邁來了解情況以後，在一起行軍時他對我說：'反映的情況不大對頭。'他給原紅三軍團的干部都逐一作了結論，認為三軍團的干部年輕力壯，工作積極，作戰勇敢，革命堅決。”
“那時保衛局把跟不上隊或講幾句怪話，說成是對革命的態度問題，除了強調整頓紀律和審幹以外，採取懲罰以至處死的辦法來處理。這就使第二縱隊的干部們一度引起恐慌情緒。到吳起鎮時，通訊科長謝嵩見到我，他情緒懊喪地說：'你這裡有什麼好吃的，給我弄點來，而今晚上脫了鞋襪，第二天能不能穿上還是個問題。'他給我說，到甘肅來的路上，有些人不明不白地被保衛局逮捕處決了，死在自己人手裡，真還不如在前線被敵人殺了好。”
“據我和黃克誠回憶，當時被保衛局處決的有原紅四師管理科長邱湘，曾在我團當過參謀長的康勝揚，原紅十團衛生隊政委曹企賢等。還有一些記不起名字了。曹企賢就是因為衛生隊丟了幾個病號而被處決的。黃克誠那時是第二縱隊政治部軍事裁判所所長，他堅決反對這種做法，處決人他拒絕簽發佈告。但這都是上頭保衛局決定的，儘管他不簽發，別人還是以他的名義發了佈告。1959年廬山會議，又把軍事裁判所公佈的處決命令，全都算在黃克誠帳上，這是違背歷史事實的，非常不公正的。”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毛澤東更急於找到劉志丹。但是劉志丹在哪裡？ 10月19日，一軍團的先頭部隊到了吳起鎮，在沿途的矮牆上，他們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共產黨萬歲”的標語。這些跡象告訴他們：盼望已久的陝北根據地就要到了。兩天后，總政治部的人與當地游擊隊接上了頭，好消息立刻傳遍全軍。士氣為之大振。紅軍越往前走，來歡迎的老鄉越多。童小鵬在日記中寫道：“此地革命已兩年，對待紅軍的熱情的確超過中央蘇區的某些地方，且政治水平很高，和他們談起話來總是一口的革命詞句，可見這些蘇區是不落後的。”
毛澤東到吳起鎮的第二天，寧夏馬鴻逵部的騎兵也尾隨而來。毛澤東指示彭德懷：打退追敵，不要把敵人帶進根據地。彭德懷集中三軍團的部隊，一陣猛攻，擊潰了馬家騎兵，俘獲人馬各二百多。毛澤東大喜，當即揮筆賦詩：“山高路險溝深，騎兵任你縱橫，誰敢橫槍勒馬，惟我彭大將軍。”以示嘉獎。彭德懷不敢當，將最後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把詩稿還給了毛澤東。這一仗不算大，但說明紅軍並沒有垮，還有頑強的戰鬥力。
10月25日，十五軍團在徐海東指揮下，在甘泉縣南榆林橋與東北軍107師作戰，又打了一個大勝仗。消滅東北軍四個營，俘虜了團長高福源。徐海東對他以禮相待，放他回去。從東北軍那裡獲悉確切消息：中央紅軍到了吳起鎮。徐海東立即寫了一封信，叫通信員傅繼忠帶四個戰士去找黨中央。傅繼忠騎馬跑了一天，黃昏時到達吳起鎮。見到總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說明來意。過了一會兒，毛澤東笑容滿面地走出來，傅繼忠恭敬地遞上信函，毛澤東當場寫了回信，要他交給徐海東和程子華，信中約定了見面的日期。
11月2日是徐海東終身難忘的日子。早上，他正在張村驛指揮戰鬥，突然從後方軍團部跑來7匹快馬。程子華政委通知他：今天下午毛主席要到十五軍團來！徐海東立刻下令暫停進攻，翻身上馬往回奔。 130里路，還有兩座山，他三個小時就趕到了甘泉縣道佐舖的軍團司令部。剛洗去臉上的汗水，毛澤東就來到了。陪同毛澤東一起來的還有周恩來副主席、彭德懷司令員和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徐海東以前沒見過毛主席，程子華介紹後，毛澤東伸出手來，親切地問候他：“是海東同志吧，你們辛苦了。”徐海東激動地握住毛主席的手，不知說什麼好。盼了好久，終於見到了！
中央紅軍與十五軍團的會師，標誌著中央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結束。毛澤東主動前往十五軍團司令部，表示了對陝北同志們的感謝。他們給中央紅軍提供了一個落腳點，紅軍經過休養生息，便可以東山再起，大展宏圖。徐海東遠道跑來迎接，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國後，徐海東大將身患重病，政治上也受到冷落。 “文化大革命”中在醫院終日靠氧氣維持生命。 1969年3月31日夜晚，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前夕，毛澤東突然發出指示，要讓徐海東同志作為主席團成員出席“九大”開幕式。周恩來深夜召集大會主席團負責人開會，傳達主席指示。眾人目瞪口呆，徐海東早已被他們遺忘多年了。當中共中央辦公廳的人到醫院傳達毛主席的決定，問徐能否出席開幕式，徐海東激動地說：“就是死在那裡，我也要去！”4月1日下午，當毛澤東登上人民大會堂主席台，全體工農兵代表狂熱地歡呼“毛主席萬歲”時，大家看到一位身著軍裝的老人，坐著輪椅，帶著氧氣瓶，被推上主席台。毛澤東見到徐海東，轉過身來向他致意。徐海東感動得熱淚直流，又回想起會師陝北的一刻。在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徐海東能受到這樣的殊榮，雖死無憾了。
毛澤東在聽取陝北黨組織負責人的匯報中，獲悉了“肅反”的情況。他認為目前中央紅軍最迫切的要求是在陝北根據地站住腳，陝北蘇區的穩定至關重要。 “肅反”將引起根據地的混亂，甚至要斷送陝北紅軍和根據地。毛澤東下令立即停止肅反，不許再捕人，一切聽候中央處理。並派王首道、賈拓夫火速趕往瓦窯堡解救劉志丹、高崗等人。
王首道、賈拓夫趕到了瓦窯堡，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命令戴季英放人。很快，董必武也到了。被冤屈的同志含著眼淚向中央代表控訴“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殺害、拷打革命同志的罪惡。劉志丹在被關押一個月後，終於重見天日。董必武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推翻了左傾機會主義者強加給這些同志的一切罪名。 11月底，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指出陝甘晉省委在肅反中犯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要求省委立刻改組保衛局。
毛澤東到陝北的第一步幹得十分漂亮。他以敏銳的判斷和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處理了陝北蘇區的一場危機，大得人心。他迅速糾正了陝北部分領導人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又沒有在錯綜複雜的矛盾中過多糾纏，從穩定陝北蘇區的目標出發，首先解放受冤屈的同志，其次團結最大多數的人，不擴大打擊面。黨中央的到來振奮了陝北革命者的士氣。劉志丹、高崗、習仲勳等同志重新走上領導崗位，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努力工作。陝北根據地走上了發展壯大的坦途。
毛澤東處理了陝北蘇區的“肅反”，解放了劉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幹部，中央紅軍與十五軍團合併，共有12萬餘人。這時，東北軍奉蔣介石的命令正對陝北蘇區發起圍剿。 11月20日，東北軍先頭部隊109師前出到直羅鎮，埋伏在那裡的紅一軍團和十五軍團南北夾擊，將109師包圍全殲。用毛澤東的話說，直羅鎮一戰，是“為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舉行了一個奠基禮”。東北軍本來就不願意打內戰，吃了虧以後，改為廣築碉堡，封鎖圍困蘇區，輕易不再進攻了。
中央紅軍到陝北後，又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陝北是全國最貧困的地區之一，自然環境的惡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比江西蘇區還要差得遠。德國人李德回憶說：“陝北新根據地的面積有三、四萬平方公里，它的範圍大致是西靠甘肅邊界，東瀕黃河，北接長城，南臨富縣。但是除了瓦窯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較大的村鎮都被敵人佔據，從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敵人控制。放眼望去，除了幾處肥沃的河谷，其餘都是貧窮的黃土地，四處見不到樹林，只有深谷縱橫。這裡常常受到干旱和洪水的侵襲，堅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開墾出來，收成也少得可憐。自古以來，這個地區就全國而言是一個最貧窮、最落後的地區。只有城市人和大地主才能住上房子，農民毫無例外地和牲口一起都住在窯洞裡，這種窯洞就像是在土坡上挖的坑道。村莊相隔很遠，一般有四、五戶人家，比較大的村子也不超過十二戶。這裡不單吃穿很差，有的地方還嚴重缺水。因此，這個地區雖然土地遼闊，但人煙稀少，最多也不過有五十萬人口。”據他說：“農民和部隊戰士每天的伙食，通常是三碗小米飯和一點酸菜。”
這樣貧困的地方，一下來了這麼多紅軍，不僅吃飯用水都成問題，當地農民也根本無力供養大批部隊和機關。中央紅軍經過長征，衣衫破爛，骨瘦如柴，急需錢和物補充休養。但是在陝北這些都辦不到。國民黨軍官認為，紅軍在陝北根本無法生存，不餓死也得窮死。
當時紅軍的經濟狀況確實是很窘迫，中央紅軍基本上是兩手空空來到陝北，劉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錢來支援中央。 1935年12月紅軍發布的經費使用標準，我們就可以看出紅軍缺錢到了什麼地步。
辦公費：方面軍司令部和軍團部每月各20元，師部10元，團部5元，營部4元，連部3元。
特別費（主要供部隊冬天烤火及雜費）：方面軍所屬每月300元，師每月200元，團100元。
優待費（醫務、通訊、機務工作人員及軍事專家，按其工作能力劃分等級）：一等技術人員每月12元，二等技術人員每月8元，三等每月4元。
休養費：重傷員每月4元，輕傷員每月2元，重傷員須入院治療者，發休養費1元。傷病員住院期間每天發伙食費5分。死亡者一次發撫卹金20元。
錢的問題真是叫人頭疼。 12月23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周恩來發了一封火急電報：
彭德懷要求了半天，中央只答應給俘虜兵每人發1元。紅軍的零花錢則無法解決。
林彪也打電報告急。因為沒有棉衣，沒錢買柴火，戰士都凍壞了：
毛澤東意識到紅軍生存問題的嚴重性和迫切性。要生存首先要解決物質需求，要有錢有衣食。在江西，紅軍的主要經濟來源是打土豪籌款。只要有城鎮，有地主商人，就不愁搞不到錢。現在到哪裡去找出路呢？向北、向西都和陝北一樣窮，南邊有國民黨重兵封鎖，看來只有向東，過黃河到山西去尋找出路。
1935年12月，毛澤東與政治局委員、紅軍指揮員開會商議。會上爭論得很厲害。程子華回憶：“一種意見是確保陝北，向西發展，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寧夏、甘肅等地發展；一種意見是立足陝北，向北發展，出兵綏遠、內蒙古、察哈爾等地，向蒙古人民共和國靠攏，取得國際支援。毛澤東同志提出了他的看法，認為不宜向西和向北發展，而應該是東渡黃河，打到山西去開闢呂梁山根據地，再進一步通過河北或察哈爾開赴抗日前線，從而把國內戰爭和民族抗日戰爭結合起來。這樣從政治上來說，當時正是'一二·九'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以後，我們東征山西，可以推動華北以至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在軍事上來說，紅軍主力東征，不僅可以避免同東北軍和西北地方實力派的武裝衝突，有助於和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建立統一戰線；同時可以使閻錫山把晉軍撤回山西，保護他的老巢，不戰而解陝北蘇區東邊綏德一帶的威脅。再從經濟方面看，山西比較富足，便於我軍籌款、擴軍和補充物資。”
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通過《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根據抗日的總方針，決定“猛烈地擴大紅軍，第一方面軍應有五萬人”。紅軍的任務是“打通蘇聯與鞏固開展現有蘇區”，具體規定了五十條。其中有開闢山西五縣以上的新根據地；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完成出綏遠的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的準備；擴大蒙古游擊隊等等。
德國人李德看了決議，以日爾曼人的思維來考慮中國的問題，認為這是拿著紅軍的微弱的力量去冒險。他認為蘇聯目前沒有與日本開戰的意向，如果紅軍真的打到綏遠和中蒙邊界去，就會刺激日軍，很可能要迫使蘇聯捲入對日戰爭。 1936年1月27日，李德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說中央的戰略方針“是有相當的冒險性的”，要中央避免“做日蘇戰爭的挑撥者”，“過早挑起蘇日戰爭”。因此，李德反對進軍山西和綏遠，要紅軍死守陝北。
毛澤東看了李德的信，嗤之以鼻。看來這位洋顧問根本不懂得中國的國情，更不可能理解毛澤東組織東征的真正用意。紅軍目前最需要什麼，毛比誰都清楚。在瓦窯堡會議決議中，毛已經說明了：1．要反對冒險主義，適可而止，保證已得的勝利。 2．反對只“打”不“走”的拼命主義，要又打又走。這就是說紅軍到山西不是為了去和國民黨、日本人拼命，而是為了發展自己。所謂“兵不厭詐”，“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策略，李德當然不會明白。於是，毛澤東在李德信上加了《李德對戰略的意見書》的標題，傳給政治局委員，並要在後方的周恩來對李德進行嚴肅批評。
不僅是李德，中央內部有人也對東征的前途表示疑慮。彭德懷回憶：“1936年，大約是1月中旬，接毛主席電報，決定東渡黃河，奪取呂梁山脈，開闢新根據地。我接到軍委這個指示後，是擁護毛主席這一決定的，但是內心有兩點顧慮：一是怕渡不過去。當時紅軍在大疲勞之後，體質還很弱，且人數也少，包括劉志丹、徐海東兩部分才一萬三千人。如受挫而強渡不成，那就不好。二是東渡黃河後，在蔣軍大增援下，要保證能夠撤回陝北根據地。在這一點上，也是不能大意的。因此，我除復電同意外，還就自己的上述看法，提出東渡黃河是必要的，但須絕對保證同陝北根據地的聯繫。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興，他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
2月20日，在毛澤東親自指揮下，紅軍開始東渡黃河。三天的渡河很順利，只遇到閻錫山部隊的輕微抵抗。一進山西境內，紅軍就感到比陝北富裕得多。童小鵬隨中央直屬隊到了石樓縣的下堡鎮，看到這個地方“雖然地點並不甚大，只二百餘人家，街上也不過只幾十間鋪子，但是它的建築，尤其是居民家中的佈置，發財佬當然不消說，就是一般的人家也是排場得很。甚至個別同志一進屋便說：'這一定是土豪'”。
“進門去更不同了，尤其是稍有兩個錢的人家，擺佈得很闊氣。窗上是鑲著玻璃的，門是和洋房內的差不多，外層門也鑲滿著玻璃，還有門簾窗簾，進去更是琳瑯滿目，大鏡小鏡在四面擺著：裡面的台子、凳子、廚子，連炕牆上也漆得油光光的可以照見人。梳妝的地方、盥洗的地方、茶壺茶杯、酒瓶酒盅，齊備得很，甚至有些房內有西式火爐的。北方的好處，至今才開始嚐著。”
王平帶著紅10團在洪洞縣東南的蘇堡鎮打土豪和籌款。一天，有個老長工報告，某地主家有個暗窖，裡面藏了不少東西。紅軍找到暗窖，打開一看，光皮襖就100多件，還有不少古董字畫。有一個銅盆，用手在盆邊摩擦就會飛起水花，據說價值十幾萬元。但是這些文物字畫都不如現大洋對紅軍更有用處。僅在蘇堡鎮一地，紅軍就籌款上萬元。
紅軍進了山西，閻錫山很緊張，急忙調兵加強太原以南的防禦。誰知紅軍沒有向北打，卻掉頭向南，沿著汾水流域去打文水、趙城、洪洞。晉南是山西的富裕地區，紅軍所到，並不主動找晉軍作戰，而是打土豪、籌款擴軍。等閻錫山明白過來，才讓蔣介石軍隊進入山西南部，自己指揮晉軍從北邊壓過來。紅軍在山西邊打邊休整了兩個多月，毛澤東認為東征目的已經達到，不與敵人決戰，下令主動撤兵回陝北。在掩護紅軍渡河回陝北的戰鬥中，劉志丹軍長不幸中彈犧牲了。
紅軍東征取得了很大成功，用毛澤東的話說是：“打了勝仗，喚起了民眾，擴大了紅軍，籌集了財物。”短時期內紅軍擴充8000餘人，籌款50多萬元（一說30多萬）。對於貧困的紅軍來說，這是一筆很可觀的收入。有了錢，紅軍在陝北就能生存，軍心也大大穩定。在陝北建立鞏固根據地的任務，初步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