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第九章俄界會議

當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和紅三軍團乘著夜色急速北進時，駐在俄界的紅一軍團首長林彪、聶榮臻得不到右路軍總部的消息，心裡著急，打電報詢問情況： 徐、陳沒有回電，因為他們正忙於追趕中央和填補三軍團走後留下的空虛陣地。 9月10日17時，彭德懷他們經歷了李特帶來的一場衝擊後，收拾隊伍準備出發，臨行前才抽空給一軍團發去電報： 林彪、聶榮臻接到電報，感到事態嚴重。這天，他們還收到了張國燾的電報。為了保持一軍團的穩定，他們向1師、2師的政治委員劉亞樓、黃下達指示： 9月10日下午，張國燾收到徐、陳發來的急電，匯報了中央機關在夜間秘密北上的情況。張國燾聞訊，暴跳如雷。認定“只有毛澤東會玩這一套，現在看來，兩軍會合後，他所玩的盡是權術。死硬的幼稚的教條主義者，不過是供他利用而已”。

張國燾立即把朱德找來，對他大喊大叫地說：“他們（中央）走了！他們這樣搞法，使革命受到損失，何以對先烈於地下！”說完竟流著眼淚痛哭了起來。朱德這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此之前，張國燾自作主張，獨斷專行，與中央的電報往來，都瞞著朱總司令和劉伯承總參謀長。面對張國燾的哭鬧，朱德表現得十分冷靜，回來後立即向劉伯承通報了這些情況，劉伯承說：“可千萬不要信他。”從這時起，他們就已經做好了應付一切不測的準備。 9月11日，到達俄界的黨中央致電張國燾： 此時此刻，張國燾已經完全不把中央放在眼裡了。毛澤東不過帶走了一、三軍團萬把人，單獨北上能成什麼氣候？而他現在不僅掌管著八萬紅四方面軍，而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也在這裡。他不僅沒有損失，反而加強了實力，他更可以為所欲為了。張國燾以“這個電報既未告訴我們他們今後行動的步驟，也未告訴我們北面一帶的敵情，因而我們不能據以行動”。並怒氣沖沖地發去一封斥責中央的電報：

同時，張國燾還給一、三軍團領導人單獨發了一封招撫電報： 毛澤東知道，中央與張國燾的鬥爭已是不可調和。 12日上午11時，中央在俄界（今甘肅省迭部縣高吉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張國燾的問題和下一步行動方針。出席會議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凱豐、劉少奇、鄧發。 軍委縱隊負責人葉劍英、蔡樹藩、林伯渠、羅邁（李維漢）、楊尚昆以及李德。 一軍團領導人林彪、聶榮臻、朱瑞、羅瑞卿。 三軍團領導人彭德懷、李富春、袁國平、張純清。 周恩來因病，未能出席會議。 會議首先由毛澤東作報告。他的神情十分嚴肅，革命向何處去？中央紅軍向何處去？又到了一個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他們面臨的考驗，不亞於遵義會議的前夕。任何猶豫不決，都可能導致嚴重的後果。以前與張國燾的鬥爭，都是在政治局範圍內進行的，現在是揭開兩條路線鬥爭內幕的時候了。他語氣沉重地講道：

今天的議事日程是今後的行動方針。 向北行動問題，政治局已有決定。我們在兩河口一、四方面軍會合後，中央就有了決議，現在中央堅持這個方針。有的同志反對，有他機會主義的方針，這方針的代表是張國燾。中央過去用許多辦法爭取他。派代表談判、讓步等等，但終於分裂了。中央與他們進行了許多鬥爭，但至今未能達到目的。四方面軍起初是按兵不動，7月中旬，黨中央指示紅軍集中，結果由於張國燾的阻撓未能實現。張到蘆花，政治局決定他為總政委，張國燾才把四方面軍調動。但未到毛兒蓋即動搖，到毛兒蓋又完全推翻這一決定，而把主力走阿壩，右路軍走班佑。張到阿壩後，便不願意北上，要右路軍南下。政治局七個同志（包括徐、陳在內）在周副主席處開了一個非正式會議，決定打電報給張國燾，要他北上。徐、陳當時表示，要他們再回頭走草地是不好，但張國燾堅決要他們回去，他們便主張回去。

張國燾抵制中央決議是不對的。我們現在不能在這裡等他北上，現在不能依靠他們共同向北，而應該單獨北上。 向南向北的前途，我們應該考慮清楚。向南最後是沒有出路的。地形上不好，少數民族地區給養無法解決，紅軍只有減少沒有補充，戰略退路也沒有。南下在政治上是沒有出路的，中央不能讓一、三軍團去走絕路，而變更北進的方針。 我們堅持向北發展的基本方針，向黃河以東發展。我們不應該把自己變成甕中之鱉，我們能夠到達目的地，只要我們保持數百幹部，幾千戰士，這就是很大的勝利。為了實現這些任務，我們需要團結。這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我們要以超出尋常的工作來完成任務。 毛澤東最後說：今天看來，這是兩條路線的鬥爭。將來做組織結論是必要的。但是否馬上下哀的美敦書（即最後通牒——作者註）？不應該的。我們現在還有兩個軍，還有很多幹部在那裡。我們要盡可能做工作爭取他們，我們還要打電報叫他們來，用各種名義（林聶、彭李、李德）打電報。我估計他們還有來的可能。

毛澤東報告後，彭德懷接著做關於軍隊組織問題的報告。根據目前的實際情況，機關人員過多，部隊中戰鬥人員太少，他建議對現有的部隊進行整編。精簡機關人員，充實到部隊中去。同時，部隊編制要縮小，以利於指揮。他提出一個縮編方案，請大家討論。 在討論中，鄧發、李富春、李德、李維漢（羅邁）、王稼祥、聶榮臻、楊尚昆、林彪、博古等相繼發言，他們一致同意毛澤東的發言，堅決支持北上的方針。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行為表示極大的憤慨。他們揭露了張國燾在四方面軍中的軍閥主義統治，為四方面軍南下的命運而擔憂。在當時那種環境下，大家也說了一些情緒衝動的話，貶低了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和工作。 張聞天發言說：這次是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中央的路線，一條是右傾的軍閥主義——張國燾路線。無論在任何方面，張國燾都充分錶現出軍閥主義傾向。以後他們必然要組織第二黨。但是我們還有朱總司令和兩個軍，有很多幹部在那裡。經過我們做工作，還有爭取的可能。中央企圖爭取張國燾是失敗了，但只要還有一線可能，我們還要爭取他。

張聞天指出：目前的戰略方針，是用游擊戰爭來打通國際聯繫，更大規模地進行國內戰爭。在行動中要盡量求得休息補充，擴大隊伍。我們的干部要更加團結，堅信我們是唯一正確的。我們雖然身體削弱了，但政治上加強了。最後，他表示同意彭德懷的報告，縮小部隊編制。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代表中央作結論。他說：今天對四方面軍的問題作了總結，這次鬥爭是兩條路線的鬥爭，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與張國燾軍閥主義傾向的鬥爭。張國燾的軍閥主義，將來可能發展到背叛革命，這是黨內空前未有的。目前戰略方針，川陝甘計劃有些變更。因為一、四方面軍已經分開了，張國燾的南下，使中國革命受到相當嚴重的損失。但我們不是走向低落，而是走向大張旗鼓。我們在天水、岷州間長久活動是不可能的。甘肅東北、陝北是我們必經之地。

俄界會議開了半天就結束了。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因為時間緊迫，該決定在俄界會議上只是原則通過。北上到達哈達鋪後，中央政治局常委在9月20日的會議上委託張聞天起草《決議》的文字。直到1935年12月，才在中央委員範圍內公佈，在紅一方面軍高級幹部中作了口頭傳達。中央這樣做是為了挽救張國燾，爭取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因而將鬥爭控制在極有限的範圍內。據彭德懷回憶，在會上“有人建議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毛主席不同意。說，這不是他個人的問題，應看到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你開除他的黨籍，他還是統率幾萬軍隊，還蒙蔽著幾萬軍隊，以後就不好見面了。在張國燾成立偽中央時，又有人要開除他的黨籍，毛主席也不同意。如果當時開除了張國燾的黨籍，以後爭取四方面軍過草地，就會困難得多。就不會有以後二、四方面軍在甘孜的會合，更不會有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大會合了”。

下面，我們來看一看俄界會議《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這一決定只發給黨的中央委員） 現在，中央只帶走了不足萬人的部隊。而張國燾不僅沒有受到損失，還控制著一方面軍的五、九軍團。張國燾藐視中央，拉走了絕大多數紅軍，讓他回心轉意的可能性極小。從長征以來，居然出現這樣的局面，實在出人意料之外。現在中央處於危難之中，南下不可能，向荒涼的西北少數民族區去更是死路一條，現在只能向北，或許有出路。但是以目前的疲憊之師，與國民黨軍隊作戰勝算不大。陝北荒山僻野，如何生存，都是問題。現在既然已經到了這一步，不能退縮和猶豫。最現實的是帶領紅軍北上，尋找一個休養生息的地方。中央機關沒必要再保留那麼多機構，應該盡量精簡。紅軍也沒必要保留空架子，要縮編以便指揮作戰。俄界會議同意了彭德懷關於縮小部隊編制的意見，決定：

一、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林彪任副司令員，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楊尚昆任副主任。 二、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彭德懷、林彪組成的五人團，作為中央紅軍的領導核心。 三、成立編制委員會，以李德為主任，葉劍英、鄧發、蔡樹藩、李維漢為委員，負責部隊的編制工作。 一方面軍孤軍北上，形勢相當嚴峻。為了避免國民黨軍隊的封堵，任何耽擱都是不允許的。俄界會議結束後，9月13日，中央就率領一、三軍團繼續北上了。 14日他們到了麻牙寺，在沿途經過的橋樑道口，仍然留下了少量的哨兵擔任警戒，等待四方面軍跟上來。這天，中央給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發去一封電報，做最後的努力爭取。

張國燾沒有回電，此時，他正在阿壩召集左路軍幹部大會，聲討中央呢。劉伯承和朱德已經成了阿壩會議上圍攻的對象，處境艱難。徐向前、陳昌浩也沒有答復中央，他們曾收到一軍團發來的一份電報，通知在俄界以北途中有一座懸崖險橋。一軍團留下一個連駐守，要徐、陳派部隊來接防。徐、陳閱後，相對苦笑；此橋遠在200里外，去接防談何容易。況且地圖已被葉劍英帶走，他們如何北上呢？徐、陳只能將情況報告張國燾，如此而已。 右路軍總部所在的巴西，這些天一片沉悶。中央和一、三軍團的離去，使四方面軍幹部的情緒大受打擊。他們根本不了解高層的鬥爭，當然不理解眼前發生的這一切。 30軍政委李先念來找徐向前，兩個人在村外的荒野中悶悶地坐著，眼中一片渺茫。李先念記得，包座之戰結束後，他們把繳獲的戰利品挑最好的送到中央駐地。博古看到送來的犛牛和餅乾、罐頭，連聲感謝；毛澤東見到送來的香煙，樂得合不攏嘴。當時的感情是何等融洽，這些天的變化，簡直如同一場噩夢。叫他怎麼對部下解釋？他對徐向前傾訴心中的苦悶，徐向前半天才說了一句話：“我就不懂，紅軍和紅軍鬧個什麼勁？” 幾天來，徐向前的內心一直受著痛苦和矛盾的折磨。作為紅四方面軍的總指揮，還從未遇到過如此艱難的選擇。一方面是中央，另一方面是自己的部隊和領導，張國燾和中央鬧翻了，徐向前被夾在中間，他必須作出抉擇，是跟中央走，還是跟張國燾走。在回憶錄中他敘述自己當時的思想：“右路軍如單獨北上，等於把四方面軍分成兩半，自己也捨不得。四方面軍是我眼看著從小到大發展起來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這麼支隊伍，真不容易啊！分成兩半，各走一方，無論從理智或感情上說，我都難以接受。我想，是跟著中央走還是跟著部隊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帶上幾個警衛員，騎著馬去追中央。那時，陳昌浩的威信不低於我，他能說會寫，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員。他不點頭，我一個人是帶不動隊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帶走幾個人。想來想去，還是決定和部隊在一起，走著看吧。”徐向前寫道：“這樣，我就執行了張國燾的南下命令，犯了終生抱愧的錯誤。” 毛澤東帶領中央和一、三軍團北上了，徐向前、陳昌浩幾天后帶領4、30軍南下，再過草地與左路軍會合。等待他們的將會是什麼命運，當時誰也無法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