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八章紅一方面軍單獨北上
右路軍走出草地後，在巴西、班佑地區進行休整。這裡是半農半牧區，雖然人口不多，但有糧食和牛羊，為飢餓的紅軍解了燃眉之急，部隊的情緒有了明顯的提高。因為村子小，容不下很多人，各部分開居住。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和中央機關駐在巴西的牙弄村，徐向前、陳昌浩、葉劍英和前敵總指揮部駐在巴西的潘州村。兩村相距約三里地，往來便利。其餘部隊分散在附近的大小村落裡，紅一軍團作為先頭部隊，向包座以北的俄界開進。
包座戰鬥結束後，紅軍北上的道路打通了，大家都盼望左路軍早日前來會合，共同北上。那些天，毛澤東每天都要請陳昌浩到中央駐地來商量事情。因為他是政治局委員，也是紅四方面軍中有決定權的領導人。毛澤東著意做他的工作，想把陳昌浩拉到與中央一致的立場上來。
徐向前回憶：“右路軍出了草地，佔領包座，已是8月底。左路軍那邊不見動靜，令人焦急。毛主席找我和陳昌浩去，研究如何做張國燾的工作，催他帶左路軍上來。我說：如果他們過草地有困難，我們可以派出一個團，帶上馬匹、犛牛、糧食，去接應他們。毛主席說：這個辦法好，一發電報催，二派部隊接，就這麼辦。接著，即以毛澤東、陳昌浩和我三人的名義，發出電報。我們又令4軍31團準備糧食，待命出動。”
徐帥說的是9月1日的事。在此之前，8月24日，徐、陳就給張國燾、朱德發出一電，建議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電報先通報了敵情，然後說：
目前箭已在弦，非進不可，西路主力端出岷（縣）哈（達鋪），抑出夏（河）洮（河）？前者則主力向包座岷州大路進，主要至洮河東打；後者則主力出郎木寺、雙岔、班佑。此方必在集中包座或郎木寺待命。
弟意右路軍單獨行動不能徹底滅敵，必須左路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兩路集中向夏洮岷進。主力合而後分，兵家大忌。前途所關，助立決立復，遲疑則誤盡中國革命大事。
8月29日，陳昌浩又致電張國燾，通報過草地的路線和準備進行包座之戰的計劃，並再次催促說：“左路宜很快向此方進，不然前進道路必為敵阻。”
接到徐、陳的電報後，8月30日，朱德、張國燾致電左路軍後方的倪志亮、周純全，通知他們：“我左路軍以集中班佑與右路軍靠攏北進之目的。”命令9軍為第一梯隊，向班佑前進。後方部隊的主力為第二梯隊，於9月12日到查理寺集中，準備向班佑前進。但是“川康省委以阿壩為中心，（劉）瑞龍在阿壩，將來31軍政治部亦開阿壩大大開展工作，使阿壩成為蘇區一部”。
左路軍雖然同意北上，但是毛澤東感到他們行動太慢。按計劃要半個月才到班佑，到那時胡宗南又布下新防線了。 9月1日，徐、陳、毛聯名致電張國燾，陳述北上建議。電報指出：“目前形勢極有利於向前發展。……右路軍須以主力向前推進。以不突出西固、岷州線為度，第一步以一、三兩軍（團）控制羅達地區，4軍、30軍主力控制白骨寺地區，其一部控制包座。這樣控制了兩條平行東向路，並隨時可與胡敵五個旅有把握的決戰，決不會被敵截斷，更不是從間隙偷出封鎖線。候左路到達，即以一支隊向南坪方向，又一支隊向文縣方向佯攻脅敵，集中主力從武都、西固、岷州間打出。必能爭取偉大勝利。”“目前蔣、胡注意力集中西固以東方向。毛兒蓋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議以三至四個團掩護能行之傷病員及資材，從卓克基經毛兒蓋緩緩前進，免致拋棄。”
接到電報，左路軍開始行動了。但是很不順利。據張國燾回憶：“我們在刷金寺停留了兩三天，積極查明北進道路。這一帶地形，我們是十分陌生的，原有的地圖又錯誤百出，一切須重新考察研究。劉伯承參謀長費了很大力氣，廣詢當地的人民和喇嘛，才擬定了一個北進略圖。”“我們總司令部率部按照計劃，由刷金寺向上下包抄前進，不料走了一天之後就遇著大雨，我們深恐為水所阻，積極冒雨前進，夜晚支起軍氈作帳篷，露宿在水地上。果然，第三天下午，瑪楚河上游的一個支流，橫阻在我們的面前，它原不過是一條小河溝，深不過膝，現在河水陡漲，深逾一丈，寬達三百米，我們無法通過。看形勢幾天之內河水沒有退落的可能，附近百里地區以內，又找不出任何渡河工具，而我們的干糧又吃了大半，我們無計可施，乃決定回師刷金寺。”
如果說張國燾與中共中央的分裂是必然的，那麼這條噶曲河則是促成分裂的一個偶然因素。張國燾的回憶有誇大成分，但也是事實。草地的河流沒有固定河道，雨季洪水往往橫衝直撞，形成亂流或一片汪洋。朱德、劉伯承和五軍團是堅決主張前進的，但是沒有一支部隊渡過了噶曲河，說明當時確有洪水。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寧都起義的領導人，在河邊與張國燾衝突起來。在場的劉伯承回憶說：“（張國燾）說不過河了，要轉回去。董振堂同志是個好人，當時就說：'小河嘛，可以過去的。'張說不行，要轉回阿壩，並當即繳了五軍團一排人的槍。董振堂氣憤地和他吵起來：'國燾同志，你是用馮玉祥那一套對付我們。馮玉祥把我們當兒子，你又用這一套。馮玉祥已經垮了，你這樣做也是要垮的！'”然而張國燾一意孤行，下令返回阿壩。朱德、劉伯承也沒辦法。因為中央規定：紅軍總政委有最後決定之權。
在調頭回去時，張國燾給徐、陳去了一個電報：
徐向前、陳昌浩接到電報，大吃一驚。張國燾不但掉頭回了阿壩，現在連北進方針也不同意了。徐向前認為張國燾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一是所謂噶曲河漲水，無法徒涉和架橋。其實四方面軍有支一百多人的造船隊，就在左路軍，就地取材，營造簡便渡河工具，不成問題。二是所謂糧食缺乏。其實阿壩那帶，糧米較毛兒蓋地區要多，張國燾以前來電也說過。我們從毛兒蓋出發，每人只帶了供兩、三天食用的炒青稞，還不是通過了草地？他們的糧食絕不會比我們少，過草地有什麼不行？更何況我們還要派部隊與糧去接應他們呢！所以，張國燾這是找藉口，與中央的北進方針相抗衡。”
張國燾當然不會因為一條小河過不去而改變戰略方針，對全局形勢，他有自己的考慮。當時他沒有對任何人講，在和中央分裂後，1935年10月10日他在卓木碉的一次會議上作了說明：
右路軍打勝仗，我們想胡宗南有二十七團，打坍了三團，還有二十四團。於學忠、張鈁、魯大昌共八十餘個團，洮河、夏河都有阻礙，馬（步芳）又集中二萬騎在夏河。就是我們到了哈達鋪，經過大量減員，能不能打坍敵人是個問題。假使我們打不好，西南是黃河，不能過。即使左路軍費了一切力量去會合右路軍，而又不能戰勝敵人，在洮河、黃河間敵人更容易封鎖。同時左右兩路是不能分開行動，如果經過十天草地，掉隊每團以二、三百人計，必定要減員七千人。而上萬數病號丟掉了，皮衣沒有，打騎兵沒準備，飛機易活動，政治紀律不好，回人不易解決，如拖到陝北，紅軍可以拖成小游擊隊。雖然地方寬大，而天寒人少等條件，前進困難。
這一段話反映了張國燾的真實思想，他認為北上是兇多吉少，對於荒涼的陝北地區他更不感興趣。擺在他面前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留在這裡，建立川、康根據地。他曾對劉伯承說：“革命要有靠山，有接濟，然後一突出來就能爭取革命勝利。”意思是現在中國革命處於低潮，要找一個偏僻的地方保存實力。劉伯承說：“群眾要求抗日，你不走（老在少數民族區），怎麼能搞革命呢？”反駁了他的“理論”。第二條路就是南下回四川。紅四方面軍戰士中四川人居多，願意打回老家去。用張國燾自己的話說，是“耍回馬槍”。
決心已定，張國燾於9月5日10時致電後方的周純全、倪志亮和王宏坤，告訴他們：“我左路軍先頭兵團決轉移阿壩補糧，改道滅敵。”要他們各部隊“就現地籌糧待命”，並要他們將這一決定轉告徐向前、陳昌浩。
收到張國燾返回阿壩的電報，右路軍這裡的形勢頓時緊張起來。陳昌浩天天跑中央駐地和毛澤東等商量，至少到9月8日上午，陳昌浩的態度還是願意北上的。但是毛澤東已經在暗中佈置。包座之戰後，走在右路軍最後的紅三軍團在彭德懷率領下到達巴西，離前敵總指揮部約15裡。彭德懷回憶：“我到宿營地時，立即到前敵總部和毛主席處，其實我是為了到毛主席處去，才去前總的。這時周恩來、王稼薔（祥）均害病住在三軍團部。在巴西住了四、五天，我每天都去前總，秘密派第11團隱蔽在毛主席住處不遠，以備萬一。”在紅軍實行統一指揮後，各部隊的電報密碼全被總參謀部收繳，只能與紅軍總司令部和前敵總指揮部聯繫，各部隊之間則無法互通消息。彭德懷找到前敵參謀長葉劍英，“得知一軍團到了俄界地區，找不到嚮導，問不到路。沒有地圖，茫茫草原，何處是俄界呢？這時楊尚昆已調其他工作，三軍團政委是李富春。三軍團準備了電台，另編了密本，也只能說是要與一軍團聯絡，而未說是為了防止突然事變。派武亭同志（朝鮮同志）帶著指北針尋找一軍團走過的行踪，務把電台密本送給林、聶。正好送到林彪處，這天，事情就發作了”。
林彪、聶榮臻率一軍團到達俄界，幾天不見中央和後續部隊上來，心裡著急。 9月5日，他們給前敵總指揮部去電：
徐、陳回電為一軍團制定了七天的休整計劃，無非是學習、操練、籌糧那一套，他們關心的問題未作答复。第二天，三軍團的武亭送來了密碼，雙方立即接通聯絡。 6日15時，林、聶收到周恩來、彭德懷、李富春發來的電報，告訴他們：“一軍主力應集結俄界，派隊向羅達偵察前進。”
林、聶不明白為什麼前敵總部的指示和三軍團的電報不同，再用新密碼問彭德懷，彭回電說：
按照正常情況，彭德懷是不可能自己作主給林彪下指示的。這些無疑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這幾天，毛澤東等中央政治局委員幾乎天天緊張地開會，一方面是如何讓張國燾重新北上，另一方面是做陳昌浩的工作，使他與中央立場一致。據陳昌浩回憶，毛澤東多次找他談話，對他說：“張國燾帶一部隊伍另找路，不要緊，讓他在那裡，我們先走，我們走了他非來不可。”但陳昌浩無論如何不同意，堅持要等左路軍來一起走。此時，陳昌浩也是憂心如焚，再這樣爭論下去，北上的通路就會被國民黨軍隊堵上，想走也走不了了。 8日9時，他和徐向前給張國燾、朱德發了一封言辭懇切的電報：
此時，張國燾不會再改變決策了，他已經向31軍政委詹才芳下達命令：“九十一師兩團即經梭磨直到馬爾康、卓克基待命，須經之橋則修復之。望梭磨、康貓寺路，飛令軍委縱隊政委蔡樹藩將所率人員移到馬爾康待命。如其（不）聽則將其扣留，電複處置。”接到徐、陳來電後，張國燾正式下達了要右路軍南下的命令：
中央的北上與張國燾的南下之爭，終於發展到了針鋒相對的地步。看來是無法調和了。 （歷史留下了一個疑問：張國燾的電報究竟是幾時收到的？從徐向前的回憶看，顯然不是夜間，而應該是8日中午——作者註）徐向前回憶：“這份電令是陳昌浩先看到的，拿來和我商量。事情發展到這般地步，我們夾在中間，感到很為難。我說：這樣重大的問題，不向中央報告不行，你還是跑一趟吧！陳昌浩同意，馬上帶上電報去找張聞天、博古他們。晚上，陳昌浩來電話通知我去周恩來駐地開會。週副主席當時患病未癒，身體很虛弱，起不了床。我到那裡時，毛主席、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都在，說：就等你來了。在座的都是政治局委員，只有我不是，所以我是個聽會的態度。會前，毛主席他們已經擬好了一份要張國燾執行中央北進指示的電文，會上念了一下，要陳昌浩和我表態。陳昌浩表示，同意電報的內容，建議力爭左右兩路軍一道北上；如果不成，是否可以考慮南下。我同意中央的意見，對南下問題考慮不成熟，沒有表態。”
這天夜裡，中央和右路軍以七人名義致電左路軍：
9月8日這一天在緊張的氣氛中度過了。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都焦慮不安，他們察覺到四方面軍領導人的立場起了變化。陳昌浩已經明顯傾向南下，徐向前雖不反對北上，但也沒反對南下，留有餘地。右路軍內部發生了分歧，局勢一下變得微妙起來。
1935年9月9日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太陽從草地的東邊升起來了。紅軍的宿營地像往常一樣平靜，就像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紅軍戰士照常在出操、整理內務，幾天的休息和吃上了飽飯，過草地的疲勞逐漸得到了恢復。
毛澤東已經幾天沒有睡好覺了，長長的頭髮更襯托出疲倦的面容。這幾天為了與徐向前、陳昌浩保持密切的聯繫，他與張聞天、博古等人就住在離前敵指揮部不遠的一個小院子裡。為了勸說張國燾回心轉意，毛澤東、張聞天又給張國燾發了電報，作最後的努力：
彭德懷不放心毛澤東的安全，天天往潘州村子裡跑，活動於中央和前總之間，觀察動靜。這天上午他來到前總，見徐、陳還在商量北進的事。但是“午飯後再去，陳昌浩完全改變了腔調，說阿壩比通南巴還好。一個基本的游牧區，比農業區還好，這誰相信呢？全國政治形勢需要紅軍北上抗日的事，一句也不談了。我沒吭聲，只是聽了就是。這無疑是張國燾來了電報，改變了行動方針。我即到毛主席處告知此事。並問毛主席，我們堅持北進，擁護中央，他們擁護張國燾南進方針，一軍團已前走了兩天，四方面軍如解散三軍團怎麼辦？為了避免紅軍打紅軍的不幸事，在這種被迫的情況下，可不可以扣押人質？主席想了一會，答曰：不可。當時我難過：如強制三軍團南進，一軍團不能單獨北進了；中央不能去，一軍團單獨北進也起不了作用。一同南進，張國燾就可能仗著優勢軍力，採用陰謀手段，將中央搞掉。扣押人質的意見是不對的，可是，我沒有向第三者講過，只是在處境危急的時刻，向毛主席提出供考慮，以便求得一個脫身之計”。
彭德懷的猜測沒有錯，張國燾9日夜裡發來的一封電報，與中央作了完全不同的形勢分析：
張國燾的電報列舉了一大堆南下有利的理由，說明他南下決策的正確。我們今天來看，張國燾列舉的理由似乎很實際。四川是他們的老根據地，甘肅、陝北則是一個陌生的地區，凶吉未卜。相比之下，張國燾是不願意冒險的。他在膽略和魄力上顯然不是毛澤東的對手。在長征就要勝利在望時，他卻要倒退回老路上去。但是這封電報拍發時，黨中央和紅三軍團正在秘密向北開進，徐、陳正在熟睡之中，接到這封電報時，黨中央與右路軍已經分開了。
再說9日下午，陳昌浩去向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報告準備執行張總政委的南下命令時，對中央來說是一個極壞的消息。這就是說中央以前作的一切北上的決議，現在完全被張國燾推翻了。毛澤東很清楚：南下對一方面軍來說，是死路一條。因此，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陳昌浩。陳昌浩是奉張國燾的命令，雖然一肚子委屈，也不敢發作，沉著臉走了。
陳昌浩的轉向，使毛澤東不僅指揮不動右路軍的四方面軍部隊，在左路軍的五、九軍團也被張國燾卡住過不來了。還有朱德、劉伯承等一大批幹部，會是什麼命運？正當毛澤東焦慮不安時，前敵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秘密的報告，促使毛澤東下了單獨北上的決心。關於此事的經過，葉劍英本人的回憶說：
當時，我們到了巴西一帶的一個村子裡。我和徐向前、陳昌浩同住在一間喇嘛寺裡。中央機關和毛主席他們也住在附近。張國燾率左路軍到了阿壩，就不走了，不願意再北進。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還阻止陳昌浩等人北上。我們在巴西那一帶等他。
那天，前敵總指揮部開會，新任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講話。他正講得興高采烈的時候，譯電員進來，把一份電報交給了我。我一看電報報頭是給陳昌浩的，便遞給了他，他講話正在興頭上，沒顧得上看，又順手給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是張國燾發來的，語氣很強硬。我看到這個電報後，覺得這是大事情，應該馬上報告毛主席。我心裡很著急，但表面上仍很沉著，把電報裝進口袋裡。過了一個時候，我出去拉尿，就趁這個機會，飛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電報後很緊張，從口袋裡拿出一根很短的鉛筆和一張捲菸紙，迅速把電報內容記了下來。然後對我說：“你趕緊先回去，不要讓他們發現你到這裡來了。”我趕忙跑回去，會還沒有開完，陳昌浩還在講話，我把電報交回給他，沒有出漏子。那個時候，中央要趕快離開，否則會出危險。到哪裡去呢？離開四方面軍到三軍團去，依靠彭德懷。
當時彭德懷也在毛澤東那裡，他回憶說：
向毛主席報告後不到兩小時，葉劍英秘密報告：張國燾來電南進，毛主席親到徐、陳處商談行動方針。陳談，張總政委（國燾）來電要南進。毛主席即說：“既然要南進嘛，中央書記處要開一個會。周恩來、王稼薔同志病在三軍團部，我和張聞天、博古去三軍團司令部就週、王開會吧。”陳昌浩同意了，他們未想到是脫身之計。我和葉劍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圖和二局，在明晨拂曉前到達三軍團司令部北進，葉示意想辦法。毛主席脫險來到三軍團司令部，發了電給林、聶，說行動方針有變，叫一軍團在原地等著。天明還未見到葉，我以為出了問題。正懷疑之際，葉率二局（局長曾希聖）連地圖都拿來了。陳昌浩佈置的監視，全被葉擺脫了，幸甚！
就這樣，中央和一方面軍三軍團與四方面軍在9月9日夜裡不辭而別，兩大主力紅軍在會合兩個多月後，便發生瞭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其責任主要在張國燾，其次是陳昌浩。在當事人均已作古的今天，我們回頭研究一下當時的情景，可能有些令人深思的地方。
首先，葉劍英拿給毛澤東的電報內容是什麼？使得毛澤東如此緊張，感到中央和一方面軍處在危急關頭，非走不可。據毛澤東在1937年3月30日延安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判張國燾的發言中說，電報上有“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的話。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尋找這份事關重大的“密電”原件，長征期間所有的往來電報都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檔案館裡，尤其是1935年9月間的電報，每天都有明確的記錄。但是唯獨沒有找到這封9月9日張國燾致陳昌浩的“密電”。
其次，從上面引用的電報、回憶，我們很難指出陳昌浩搞了哪些陰謀。張國燾來的每份電報，他都向中央作了匯報。所以，中央對張國燾的每一個變化，都是很了解的。即使是徐向前、陳昌浩表示同意南下決定，也是等待中央一起行動，並未以前敵總指揮部的名義向右路軍各部隊下達具體的行動命令。
得到葉劍英的報告之後，毛澤東考慮再三，決定對徐、陳做最後的爭取。傍晚時，毛澤東獨自來到前敵指揮部。他沒有進屋，在院子裡問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見怎麼樣？”徐向前回答：“兩軍既然已經會合，就不宜再分開，四方面軍如分成兩半恐怕不好。”毛澤東沒有再說別的，辭別徐向前走了。而徐向前則完全沒有體會到毛澤東來訪的含義，更不會想到夜裡會發生什麼大事。
這天晚上，黨中央和三軍團秘密而緊張地行動起來。我們看一看葉劍英元帥的回憶：
毛主席提議上三軍團開政治局會議，他們臨走的時候，張聞天和秦邦憲找到我，對我說：“老葉，你要走啊，這裡危險。”我知道有危險。但是我想，軍委直屬隊還在這裡，我一走，整個直屬隊就帶不出來了。我要等直屬隊走後才能走。我對他們說，我不能走，你們先走吧。如果我一走，恐怕大家都走不了啦。我以後會來的。
究竟怎樣帶直屬隊走？我一時沒有想好。忽然，我想起了張國燾要南下的電報，決定利用他要南下的電報做文章。
我先和徐向前講：“總指揮，總政委來電要南下，我們應該積極準備。首先是糧食準備。發個通知給各個直屬隊，讓他們自己找地方打糧食去，限十天之內把糧食準備好。”他說：“好。”得到他的同意後，我寫了個通知，準備發給各個伙食單位。通知上說，今天晚上二點鐘出發，自己找地方去打糧。通知寫好以後，給陳昌浩看，他認為很對嘛，應該先準備糧食。接著，我就找直屬隊負責人開會。參加的有李維漢、楊尚昆、李克農、蕭向榮，大概七八個人。我講了這個事情，我說：中央已經走了，今天晚上兩點我們也走。大家對錶，早一分鐘晚一分鐘都不行，整整兩點動身。我要求大家嚴格保密，同時要按規定時間行動。
會後，我回到喇嘛廟。我和徐、陳住在一個屋子裡，一個人住一個角落。中間還有一盞馬燈，我們是亮著馬燈睡覺的。
那天晚上我怎麼睡得著呢？睡過了兩點就完了。我九點鐘上的床，心裡老在想著時間。十點、十一點、十二點、一點，我躺在床上不敢睡著，大約一點四十五分左右就起來了。我預先曾派了一個小參謀叫呂繼熙（即呂黎平——作者註），把甘肅全圖拿來。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裡。我起來後，把大衣一穿，從床底下把地圖拿出來，就往外走。
我先到蕭向榮那裡，他也剛起來。我告訴他趕緊把地圖藏起來，並說：這張地圖你可千萬要保管好，這可是要命的東西。當時，全軍只有一幅甘肅地圖。我交地圖給他的時候，離兩點還有五分鐘。我一摸身上，手槍忘記帶了，要回去拿，蕭向榮說：“你不要回去，回去危險！”我說：“不要緊的，我是公開出來的。出來檢查去打糧的隊伍。”我回去拿了手槍，又輕輕推了推睡在門口的警衛員范希賢，他沒有醒來，我怕驚動旁的人，就走了。我裝作巡視部隊出發的樣子，因為這是參謀長應該做的工作，不會引起懷疑。
就這樣，葉劍英從容不迫地離開了前敵總指揮部，向阿西的紅三軍團駐地走去，與中央會合。他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夜的曠野中。但是與他一起在參謀部共事的一方面軍幹部畢占云、呂繼熙、陳茂生等卻被留在了那裡。為了不驚動徐、陳，葉劍英不可能把所有的一方面軍同志都帶走。
出了巴西村子，葉劍英遇見了等待他的楊尚昆，兩人夜裡一起趕路，來到軍委直屬隊休息的地方。在一個岔路口，彭德懷、張聞天、博古正在焦急地等待他們的到來。互相問候了幾句，博古催葉快走。等他們趕上三軍團部隊，已是拂曉時分。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見到葉劍英，都十分高興。毛澤東激動地說：“你們可出來了，好！好！我們真為你們擔心。”集合齊了隊伍，他們便向一軍團駐地俄界進發。
這一夜，住在各個村莊里的一方面軍部隊，都悄悄地開拔了。德國人李德從博古那裡得到通知，讓他半夜兩點帶領紅軍聯合大學（一方面軍的紅軍大學和四方面軍的彭楊學校）的學員出發。至於乾什麼，他也不知道。李德忠實地傳達了命令，在夜霧中開始行軍。到天亮與中央縱隊會合時，他才發現“顯然不是右路軍的所有部隊，而是一方面軍的部隊接到了命令”。在整個隊伍中，只有紅軍大學把四方面軍的人也一起帶來了。
林伯渠的徵糧隊卻相當狼狽。在命令下達前兩天，他把部屬都派出去征集糧食了。命令突然到來，林老卻無法把隊伍集合起來。他懊惱地在日記上寫道：
“9月10日：晴。早三時半（得令）開行，先到阿西集中，是日行至拉界宿營，行八十里。行動前二、三日，將運輸員全部調出割麥，臨時未回。受訓實非小。”
當時一方面軍在外執行任務的同志，多數都沒有接到緊急命令。其中包括楊尚昆的夫人——紅軍戰士劇團團長李伯釗。包座之戰結束後，中央派李伯釗到4軍、30軍作巡迴演出，慰問四方面軍的戰士們。李伯釗的舞蹈讓四方面軍將士看得如痴如醉，說什麼也不肯放她回來。於是，李伯釗應邀在四方面軍待一個月，為他們辦文藝訓練班。 9日晚上，楊尚昆焦急萬分，因為他無法把消息通知李伯釗，只好寫了一封信託人送去，叫李伯釗馬上請假回來。當李伯釗接到信與劉志堅等人趕回前敵總指揮部時，陳昌浩正在為中央的不辭而別大發雷霆。聽說劇團回來了，立即下令把他們統統繳械，關進一個小房子裡。直到一年之後，她才與楊尚昆在陝北重逢。
這一夜，徐向前、陳昌浩一直在酣睡。身邊發生了這樣重大的事變，他們居然絲毫未察覺。如果他們是在監視葉劍英和中央的舉動，換句話說，如果陳昌浩真的有意危害中央，中央機關和三軍團的大隊人馬，能否如此順利地全部開走，是很難說的。所以，關於四方面軍“監視”中央和一方面軍的說法，事實證明不能成立。
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陳昌浩剛剛起床，部下就來報告：葉劍英參謀長不見了，指揮部的軍用地圖也不見了。徐、陳聞訊，都大吃一驚。接著，4軍住在前面的部隊打電話說：中央紅軍連夜出走，還放了警戒。紅軍大學負責人何畏匆匆坐著擔架來報告：紅大的人都走光了，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陳昌浩說：我們沒下命令，叫他們趕緊回來！頓時，前敵總指揮部亂成一團，打電話的、請示報告的。徐向前回憶：“發生瞭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個鐘頭說不出話來。心想這是怎麼搞的呀，走也不告訴我們一聲呀，我們毫無思想準備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腦袋麻木得很。那天上午，前敵指揮部開了鍋，人來人往，亂轟轟的。我心情極壞，躺在床板上，蒙起頭來，不想說一句話。陳昌浩十分激動，說了些難聽的話，還給張國燾寫了報告。”
中央和三軍團的突然北上，使四方面軍上上下下都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4軍戰士宗國治回憶：“突然上級下來了緊急命令，叫部隊馬上出發。幹什麼去呢？也未聽到動員。部隊集合了，我們的營長在隊前很簡單的講了幾句話，只說我們要追！追什麼？我們一點摸不著頭腦，並說追回來就行，見到不要打槍。我們走了幾里路，就見到前面有部隊，我們追得快他跑得也快。”到底沒追上。前面的干部打電話問前敵總指揮部：中央紅軍走了，還對我們警戒，打不打？陳昌浩手拿著電話筒，轉過來問徐向前。徐向前果斷地回答：“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叫他們聽指揮，無論如何不能打！”陳昌浩在這個重要關頭，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見，下達了命令，避免了紅軍內部的一場流血衝突。徐向前說：“他是政治委員，有最後決定權，假如他感情用事，下決心打，我是很難阻止的。”
陳昌浩氣還沒消，參謀送來剛收到的中央政治局發來的一份《指令》。全文如下：
在情緒衝動的情況下，陳昌浩不但沒有執行中央的指令，還把副參謀長李特喊來，要他率領一隊騎兵去追趕中央，要把被他們帶走的四方面軍同志統統追回來。李特受領了任務，騎馬疾馳而去。
10日上午，中央機關和三軍團經過一夜的急行軍，來到阿西以北的一個小村莊。毛澤東和彭德懷在一座喇嘛廟前休息，並與葉劍英、楊尚昆、李德一起商量北上的問題，突然，部隊後面騷動起來，四方面軍副參謀長李特和一隊全副武裝的騎兵趕來了。李特在馬上高喊：“原來四方面軍的同志，回頭，停止前進！”擔任紅三軍團後衛的10團在團政委楊勇的指揮下，立刻進入戒備狀態。空氣頓時緊張起來。李特對紅軍大學的學員喊道：“不要跟機會主義者北上，南下去！”李德看不下去，用俄語訓斥李特。李特這位留蘇學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語和李德大吵起來。還一邊回過頭來對紅大學生喊：“你們跟外國人去，還是跟四方面軍去？”這時，紅軍大學中原屬四方面軍的人，悄然走到李特身後，與一方面軍形成了兩條陣線。
就在這劍拔弩張的時候，毛澤東和彭德懷等趕來了。他和藹地勸李特到喇嘛廟裡談話，對李特解釋北上是中央政治局的決定。李特根本不聽，激動地斥責毛說：你們這是退卻逃跑的機會主義！李特的態度激怒了一方面軍的干部，當李特命令紅軍大學的人統統回去時，彭德怀大罵李特是“反革命”，要槍斃他。李特待要發作，李德以為他要掏槍，上去把他緊緊抱住。李特掙不開李德那雙有力的臂膀，呼呼出氣。
這時，毛澤東表現得十分冷靜，叫人放開李特，並對圍觀的四方面軍幹部說：你們實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後總會有重新會合的機會。他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我們都是紅軍，都是共產黨，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現在願意北上的跟黨中央走，願意跟張國燾的可以回去。以後我們還會在一起的。”一方面軍幹部要教訓李特，給他點厲害嚐嚐。毛澤東勸阻說：“捆綁不成夫妻，他們要走，讓他們走吧。以後他們還會回來的。”
毛澤東說完了話，讓部下拿來中央剛剛寫好的《共產黨中央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分發給四方面軍的同志們。全文如下：
四方面軍的人面面相覷，不知所以。對中央內部鬥爭，上級是嚴格保密的，他們對此一無所知。憑著幾年來的直覺，他們只知道張國燾的命令是不敢違抗的。所以儘管有人心存疑慮，但沒人敢站到一方面軍的隊伍裡來。
在沉悶的氣氛中，一、四方面軍幹部戰士，默默地分手了。沒有告別的話，更沒有笑容，這支隊伍在李特帶領下，向南走去，逐漸消失在茫茫荒野中。這邊，一方面軍重整隊伍，繼續北上。三軍團政治部的炊事員、腳夫、勤雜人員都是四方面軍的人，走得一個不剩。政治部副主任楊尚昆只剩下一個飯碗，吃飯成了問題，只好加入中央縱隊。伍修權的馬夫也走了，他只好自己牽著牲口和部隊一起北上。本來就減員很多的三軍團，此時更顯得勢單力薄。
毛澤東騎在馬上，憤怒和憂傷交織於心。現在他手下只有一、三軍團不足萬人了，黨中央孤軍北上，等待他們的將會是什麼命運，誰也無法預料。想到這裡，毛澤東越發感到肩膀壓力的沉重。但是，他絕不是一個悲觀絕望的人，任何艱難險阻都不能把他壓倒。相反，他把逆境當作一種挑戰。他要集中精力和智慧，度過這個最艱難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