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七章過草地
根據沙窩會議決議和夏洮戰役計劃，從1935年8月13日起，紅軍兵分兩路開始行動。左路軍向阿壩，右路軍向班佑。
從分開的那天起，左路軍的命運就顯得多災多難。青海軍閥馬步芳害怕紅軍由阿壩進軍青海，委任阿壩土官楊俊扎西為西北“剿匪”第一路第五縱隊麥桑支隊司令，命令他組織部落藏民，自備馬匹武器，在阿壩地區阻擊紅軍。楊俊扎西已經與紅軍多次交戰，阿壩是他的老巢，自然要拼死抵抗。
8月中旬，左路軍先頭部隊31軍93師由康貓寺經龍日壩向阿壩進發。當93師到達黨格哈里瑪山西南30里地方，同楊俊扎西率領的2000藏族騎兵相遇。紅軍初戰不利，被迫後撤。待後續部隊趕到，火力密集展開，猛打一通，才將藏騎擊退。但是紅軍也沒去追擊，轉移到四寨宿營。這時，另一路的9軍25師和5軍從馬爾康、大藏寺出發，翻過安得山。山高路險，9軍行軍途中摔死了30多匹馬，損失了許多物資。他們在四寨與93師會合後繼續前進。 8月19日，25師擊潰藏族土兵，佔領查理寺。同日，5軍軍長董振堂率部由查理寺向班佑探路前進。
馬步芳獲悉楊俊扎西敗訊，深為不安，命令他的主力馬彪騎兵旅火速增援。但是楊俊扎西屢遭紅軍打擊，無心戀戰。不等馬家軍到來，就收拾金銀細軟，帶著家人和部分兵丁，焚毀官寨逃往青海果洛。紅軍於8月21日占領阿壩。
阿壩是川西北藏民比較集中的地方。上阿壩、中阿壩、下阿壩三個鎮子沿若河、阿河一線分佈，附近還有一些小小的村莊聚落。在荒涼的川西北就算繁華地區了。一個鎮上不過千戶居民，最壯觀的建築是喇嘛寺。張國燾來到阿壩，感覺良好。他回憶說：“這裡是這一帶藏族的中心，西部草原南邊的一個名城，有'藏族成都'之稱。阿壩的大喇嘛廟建築雄偉精緻，極為壯觀。這個大喇嘛廟的兩側，還有幾個較小的喇嘛廟，四周有千數的喇嘛住宅和上百戶的店鋪，結成一個長方形的城市，大小等於內地的一個普通縣城。這裡附近是一片平坦地，平靜的大金川穿流其間，河邊有大片的青稞地，周圍有更廣闊的美麗草原。我們到達這裡時，喇嘛大多已逃亡了，留下的糧食卻能供我軍幾個月之用。”
總參謀長劉伯承心情可沒那麼好，他不願意離開中央到阿壩這裡來。當張國燾高興地說：“阿壩這個地方多好哇。”他冷冷地說：“這裡哪有人？把部隊都弄來，糧食不夠吃一頓的。”後來劉伯承元帥回憶他當時的心情說：“如果張國燾有決心，無保留的執行（沙窩）決議，還回阿壩做什麼？但他要回去，當時朱德同志是總司令，張國燾是總政委，他們都去了，我也只得去。我當時是不願意去的，既然要執行決議，到那個角落去幹什麼？我一去就是準備受罪的呀。”
“這樣，”劉伯承說，“我就和張國燾一起回到阿壩。同行的還有劉紹文同志，他是總司令部的秘書長，帶有與國際聯絡的電報密碼。”
沙窩會議結束後，根據中央的安排，朱德總司令與多年來一起並肩戰鬥的毛澤東、周恩來等告別，帶著劉伯承和司令部工作人員來到左路軍的紅軍總部，與張國燾共事。朱德是遵守紀律的模範，但他從心裡不願離開中央。從張國燾這一段時期的所作所為，他已經預感到今後的工作將是很困難的。朱老總後來回憶說：
張國燾這個人，在中央蘇區的時候，一般的還不知道他究竟是怎樣的人。有些老同志對他印像都不好，但也沒有誰說過他的壞話，因為他那時還是一個黨的負責同志。也聽說他是一個“機會主義”，但到什麼程度也不知道。
兩河口會合後，在那兒革命軍事委員會、黨及蘇維埃政府代表們都開了會議，討論了幾天，作下決議要繼續北上。當面張國燾他並不提出反對，卻在背後去陰謀來反對這個決議，不執行這個決議。當時我們還不了解他素來就是反對中央的這種情形。他開過會回去以後馬上鼓動自己部下的隊伍來進行反對了。
當時他願意北上，又不願意北上的原因，就是想爭官作。到了毛兒蓋後，他悲觀失望了。他感覺革命沒有前途，拼命想往西，到西藏、青海，遠遠的去躲避戰爭。他卻不曉得，在那里人口稀少，地理條件雖好，只想取巧，採用脫離群眾的辦法。他最錯誤的觀念是想到一個偏僻最落後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中央完全否決了他這些意見，中央決定還是北上。
張國燾領導的四方面軍是一貫以個人為出發點的，因此黨的組織、軍事上的組織也就很薄弱了。總之，一切都從個人出發，凡是反對他的，都會遭到他的征服，或者被趕走了，或者被殺掉了。這種機會主義路線和正確的路線是勢不兩立的，結果，他搞的黨、政、軍都集中在他一個人手裡，成為一個獨裁者。
似乎是命運的安排，與中央分開行動後，左路軍的日子就沒有太平過。行軍前進到處受阻，內部也不斷出亂子。
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卓克基鎮子失火。被張國燾軟禁在那裡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曾中生突然神秘地失踪了。
曾中生，原名曾鐘聖。 1925年入黨，黃埔四期生，後留蘇學習，1930年任鄂豫皖蘇區特委書記兼軍委主席，是鄂豫皖蘇區的開創者之一。他在軍事上有過人之才，善於從實際情況出發，總結經驗，克敵制勝。他的一整套游擊戰理論和戰術，無論是避實就虛、聲東擊西，還是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在許多方面都與毛澤東不謀而合。在他的領導下，鄂豫皖紅軍很快發展壯大起來。曾中生本人在蘇區享有崇高的威信。張國燾到鄂豫皖後，藉著中央代表的身份，在白雀園肅反中大開殺戒，目的就是要搞垮曾中生和鄂豫皖的干部，確立他和陳昌浩的地位。曾中生雖然屢遭打擊，仍不屈服，不斷與張國燾鬥爭。在向川陝地區撤退時，曾中生在小河口會議上批評了張國燾的逃跑路線，張國燾不得不服氣，任命曾為西北軍委的參謀長。到通南巴蘇區站住了腳，張國燾立即下手把支持曾中生的同志殺的殺、抓的抓，曾中生也被張國燾軟禁。在囚徒生活中，曾中生以他對革命的忠誠，日以繼夜地寫作，先後完成了《與川軍作戰要點》、《游擊戰爭要訣》、《與“剿赤”軍作戰要訣》三部著作。張國燾閱後，也不得不表示佩服。批示：“本書甚有價值，紅軍幹部應人人手執一本。”把它們當作教材在紅四方面軍中廣為流傳。曾中生本人則由保衛局看守，一直沒有恢復自由。
袁克服的獨立1師當時隨保衛局行動。 8月的一天，他正帶領部隊由馬爾康向阿壩行進，路上遇見了保衛局局長曾傳六。他對袁說：“曾中生跑了，開了小差。”袁克服覺得好奇怪，他知道曾中生在鄂豫皖時一條腿受傷殘廢了，當西北軍委參謀長時腳還一跛一拐的，怎麼會跑了呢？他又遇見保衛局的丁武選，打聽曾中生的事，丁武選支吾著說：“大概是有人幫他跑的吧。”到了阿壩，袁見到了周純全，週嚴厲呵斥他說：“你還是那個老毛病，你要小心！”袁克服知道是自己多嘴，不該問的事不能問。
曾中生究竟是怎麼死的，很多人都不清楚。聽張國燾說曾中生想逃跑，半路掉到河裡淹死了。保衛局派人到處找，也沒見屍首。徐以新就不相信，他回憶說：“一、四方面軍會合時，中生同志說，'這一下我可死不了了。'這話傳到張國燾耳朵裡，把張嚇了一跳。因為中生對張國燾從頭到尾的情況都知道，他向中央一告狀，張國燾就被動了。那時張國燾正準備分裂黨分裂紅軍，所以張國燾聽到曾中生講了那句話，就把他搞掉了。”
徐以新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曾中生是張國燾最頭痛的對手，張國燾不會給他東山再起的機會。黨史界幾乎一致認為曾中生是被張國燾暗害的。有一篇文章很肯定地寫道：“1935年6月，紅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在懋功會師。曾中生得知後，直接向張國燾提出要求釋放並允許他向中央匯報、寫信。中央知道曾中生被非法監禁後，指名要見曾中生。張國燾害怕揭露真相，扣壓曾中生給中央的信，不許他與中央領導見面。1935年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裡，將曾中生用繩索活活勒死，殺人滅口。他們卻造謠說曾中生通敵，掉進河裡淹死了。手段毒辣、卑鄙之極。”
曾中生之死留下了一些至今無法解開的疑團。張國燾是殺了不少人，但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後，他的行動受到了中央的監督，不能像以往那樣一手遮天，為所欲為。曾中生死在哪裡，屍首始終未找到。張國燾對此事諱莫如深，甚至沒有向徐向前、陳昌浩通報。所以中央一直認為曾中生還活著。 1936年2月林育英以共產國際代表身份致電張國燾，要他務必保全曾中生、廖承志二人的生命安全。廖承志還在，至於曾中生，張國燾是無法交代了。 1937年3月延安政治局會議清算張國燾的錯誤路線，嚴厲追究他的殺人罪行。張國燾語氣強烈地否認他殺了曾中生，說：“曾中生問題，逮捕是錯誤的，但確實沒有殺，我不負政治上責任。” 紅四方面軍保衛局的人也都否認與曾中生之死有關。目擊曾中生之死的證人，一直沒有找到。可惜這樣一位傑出的紅軍將領，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如果不是張國燾的打擊迫害，曾中生又何以會落到囚犯的地步呢？從這一點說，張國燾就有無法推卸的責任。
與左路軍相反，右路軍正在積極準備北進。徐向前、陳昌浩的前敵指揮部與中央合作得很融洽。
自從中央8月15日致電張國燾要他“專力北向”，張國燾仍率左路軍向阿壩進發。 8月18日，徐向前、陳昌浩又致電朱德、張國燾，匯報他們已經開始北上：“四方面軍走右路，一方面軍走左路，平行進，兵力頗集結。擬主力走洮、岷一帶。”勸告張國燾“如阿壩已為我佔，則左路軍大部不應深入阿壩，應從速靠緊右路，速齊並進，以免力分”。但是，不管誰勸，張國燾就認准了阿壩，哪裡也不想去。
是以主力經阿壩向青海，還是北上經班佑入甘南向東發展？中央再次面臨抉擇。於是，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索花寺再次召開會議，研究討論行動方針。出席會議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博古、王稼祥、陳昌浩、凱豐、鄧發，以及徐向前、李富春、聶榮臻、李先念、林彪。朱德、張國燾在左路軍，周恩來因患重病，沒有出席會議。
會議首先由毛澤東作關於夏洮戰役計劃的報告。他說：根據創造川陝甘蘇區的方針，到達夏洮地域後，我們的行動有兩個方向：一個向陝西，一個向西（即新疆、青海、寧夏）。我的意見，紅軍主力應該向東，向陝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理由是，如果我們向黃河以西，敵人則在黃河東岸築封鎖線，把我們限制在黃河以西的地區。這地區雖大，但除去草地、沙漠就很小，人口也很少，我們將會很困難。我們要打破敵人封鎖，一定要佔領洮河上游及中游。
毛澤東分析了為什麼不能向西去的理由：從經濟條件說，西北氣候寒冷，給養困難；從民族條件說，西北漢族很少，大部分是回民。如果我們現在到那裡去，會把回民迫反。我們在那裡無法擴大紅軍，所以，我們只有向東去。他強調說：目前夏洮戰役的作戰，極大地關係到將來的行動。
毛澤東最後說：我們的根據地在哪個地區比較鞏固？我覺得應以洮河流域為基礎。這一地區背靠草地，四川軍閥很難來；青海回民也不大可能來打我們。同時這裡有西邊的退路，應該派一個支隊向西去，向河西走廊那邊去，而且可以向新疆發展。
陳昌浩發言表示完全同意毛澤東的報告。接著談了三點意見：
一是要創造後方根據地，避免沒有後方的到處亂走。我們在通南巴的經驗，沒有根據地，群眾不敢加入紅軍。有了根據地，群眾便大批參軍。因此，我們要有創造根據地的決心，然後才能擴大紅軍，創造蘇區。
二是應該去佔領岷州一帶。
三是與左路軍的配合問題。我們現在要集中最大力量前進，因此，假如左路軍不能與我們很好配合，我們向岷州前進是困難的。所以，左路軍一定要向我們靠攏，要他來援我，我們不能援他。
陳昌浩最後說：我的意見，右路軍一定要集中在一起。四方面軍兩個軍，一方面軍兩個軍一定不能分散。要集結行動，集中兵力於決戰方向。
王稼祥、凱豐、林彪發言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徐向前也表示擁護中央的決策，他補充說：我們應堅決從洮河右岸前進，從岷州方向突破向東。如果不能走，再從河左岸向東突擊。戰略方針當然是向東。
毛澤東對大家意見的一致感到很高興，在最後作結論時強調了兩點：
一、北上洮河流域，然後堅決向東發展。
二、左路軍應迅速向右路軍靠攏，一同北上。
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央政治局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毛兒蓋會議決議對兩河口會議決議作了若干調整。紅軍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迅速佔取以岷州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東岸）地區，並依據這個地區，向東進攻以便取得陝甘之廣大地區，為中國蘇維埃運動繼進發展之有力支柱與根據地”。 《決定》強調：“當前的戰役應力爭控制洮河，首先是其東岸地區，粉碎敵人蘭州、松潘封鎖線之計劃，以處於有利的機動地位，而便利於繼續戰勝敵人。集結最大限度的主力於主要方向，堅決與果敢作戰，靈活與巧妙的機動，是這個戰役勝利之保證。”
《決定》又說：“政治局認為在目前將我們的主力西渡黃河，深入青（海）寧（夏）新（疆）僻地，是不適當的，是極不利的（但政治局並不拒絕並認為必須派遣一個支隊到這個地區去活動）。”理由是“漢族紅軍之全部的與長期的深入這個地區，必然地會引起這些民族之誤解、嫌隙，甚至敵視的態度……這在糧食給養困難的條件下，更加容易尖銳”。 “這個行動，客觀上正適合敵人的要求，敵人正以全力壓迫我們向著不利地區，而他可以沿著黃河構築重疊的封鎖線與堡壘，阻止我們以後向中國本部之發展，切斷我們與其他蘇區與紅軍及全國革命運動之聯繫。”“自然與物質條件之不利，假如紅軍大部隊長時期在這個區域行動，將遭遇到極大困難。”鑑於上述理由，“政治局認為目前採取這種方針是錯誤的，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這個方針之政治的來源是畏懼敵人誇大敵人力量，失去對自己力量及勝利的信心的右傾機會主義”。
毛兒蓋會議看起來是一次研究紅軍行動的工作會議，但是如果仔細地探討一下會議的決定，我們可以從中體會毛澤東的策略和良苦用心。
這次會議只談如何走的問題，完全改變了沙窩會議中央與張國燾之間在以往的歷史和路線問題上互相指責、糾纏不休的局面。毛澤東懂得：與張國燾的爭論不是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爭論的結果一來加劇了紅軍內部的矛盾，二來喪失了寶貴的時間。這麼多紅軍在這個荒涼的地方耗費了兩個月時間，糧食眼看告罄，北上的通路也即將被國民黨軍隊堵死，再耽擱下去無異於自取滅亡。所以，毛澤東再次運用遵義會議的策略，將政治問題和歷史老賬先擱置一邊，集中精力解決走的問題，只有北上才會有出路。這個辦法果然有效，陳昌浩很痛快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
其次，毛澤東要在領導權上爭取主動。左、右路軍分開行動後，實際上把紅軍指揮機關一分為二：中共中央是一頭，紅軍總司令部是一頭。按理說，中央管方針路線，總司令部管具體指揮。但是張國燾明擺著和中央不是一條心，他有自己的打算，要不然去阿壩做什麼？毛澤東當然不會坐等張國燾來擺佈他，毛兒蓋會議的目的就是定下行動計劃，以中央決定的名義讓張國燾來執行。要讓左路軍來靠攏右路軍，而不是相反。
再次，《決定》中嚴厲指責並否定了要將紅軍引向青海等西部偏僻地區的意向。這些話顯然是警告張國燾的。左路軍去了阿壩，如果北上陝甘，走阿壩是繞彎路，從阿壩去青海倒是最近便的。毛澤東極為擔心張國燾會把幾萬紅軍帶到青海去，所以在《決定》中把話講在前面。
夏洮戰役方針既定，從哪裡北上呢？松潘大路被胡宗南堵住了，紅軍只有向北行軍，經過松潘草地到班佑、巴西地區。胡宗南從藏族土司那裡得知：草地是一片魔沼，連鳥兒也飛不過去。紅軍走草地是自取滅亡。所以草地的北面都沒有設防。然而，紅軍就是要從這人跡罕至的荒野走過去。
松潘草地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若爾蓋縣境內。其範圍大致包括烈爾郎山（今若爾蓋縣北）以南，浪架嶺（今松潘西）以西，查針梁子（今紅原縣南）以北，縱橫600裡，面積約15萬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地勢平坦，一望無際。白河（即噶曲河）和黑河（墨曲河）由南向北注入黃河，天然河道迂迴擺盪，水流滯緩，汊河、曲流橫布，由於排水不暢，瀦水形成了大片沼澤。水草盤根錯節，結絡而成的片片草甸，覆於沼澤之上。草地氣候惡劣，年平均溫度在攝氏零度以下，夏季平均氣溫為攝氏10度，且溫差很大。時而晴空萬里，烈日炎炎；時而電閃雷鳴，雨雪交加。除了夏季有牧民在邊緣地帶放牧，草地深處極少有人前去冒險。半個世紀後，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探訪長征路來到若爾蓋，親身體驗了草地變幻無常的天氣。他寫道：
五十年後的1984年6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間，大地結滿了銀霜，氣溫在攝氏零下六七度；黎明時，天氣還是好好的，紅艷豔的太陽鑽出地平線照耀著草地；可是，早上8時，天色突然變暗，烏雲聚積起來，開始下起了濛濛細雨，一切都在霧氣中變得朦朧灰暗。接著大雨和著狂風傾盆而下，瞬間又是雨雪交加。沒過多久，紛飛的鵝毛大雪遮蓋了道路，草地和山巒，到處茫茫一片，趕路的馬幫躲避在背風的地方，一群群的犛牛和綿羊變成了緩緩移動的雪堆。大雪下了兩個多小時之後減弱了下來。曠野上又刮起了大風，風中的太陽變得蒼白、黯淡，顫顫發抖。風沒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後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藍，陽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絲春意；但當太陽的光輝沉落到黃河彼岸的時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今天，這片土地經過治理，到處開溝排水，草地的面貌已是今非昔比。綠色的草原上到處可見白色的綿羊和黑色的犛牛，一批批的旅遊者來到松潘、紅原，沉醉在美麗的景色中。但是當年毛澤東可沒有這種閒情逸致，他把紅一軍團2師4團政委楊成武召來，命令4團作為先頭部隊，在草地中趟出一條路來。
1935年8月18日，右路軍先頭部隊——紅30軍的264團、265團在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率領下，最先踏上了草地行軍的征程，向班佑進發。在他們的左翼，紅一軍團4團於21日從毛兒蓋出發，走另一條路線進入草地。中央軍委縱隊與前敵總指揮部隨一軍團大部隊行動，病中的周恩來與三軍團走在最後。
過草地在紅軍長征的歷史中一直被稱為最艱苦的經歷，一些著作和回憶錄敘述，過草地猶如一場死亡行軍。 《紅軍長征在四川》中寫道：
八月的草地，對剛剛踏上這片土地的紅軍指戰員來說，真是別有一番景象：牧草肥美，繁花似錦，然而隨著前進步伐而來的，是大自然殘酷的折磨和死神的威脅。這裡無路可循，部隊只有在藏族嚮導的指引下，踏著草甸緩慢行進。軟綿綿的草甸，隨著戰士腳步的移動，發出嘁嚓嘁嚓的聲音。稍有不慎，將草甸踩穿，整個人便陷入沼澤，搶救不及，少頃沒頂。部隊進入草地後，幾乎無日不雨，雨水不僅淋透了戰士們的衣衫，也淹沒了部隊前進的路線。有些地段，連續幾十里水深沒膝，使嚮導也難以尋找過去游牧留下的痕跡。有的戰士因此而偏離了行軍路線，陷身淤泥，被沼澤吞噬。八月也正是草地冰雹逞兇的季節，有時面對著鋪天蓋地而來的冰雹，戰士們連藏身之地也找不到。茫茫草原之上，除偶有幾米或幾十米高的淺山隆起外，見不著一株較為高大的樹木，常常使人方向莫辯，有時部隊艱難地行進了幾個小時，卻仍舊回到了原地。
今天重讀當年親歷者的記錄，實際情況並不全是如此。一般說來，先頭部隊的情況要比後續部隊好些。分頭行進的部隊，有的選擇了比較好走的路線。紅一軍團的記錄最完整，他們基本上是沿著草地與森林的邊界行軍，沒有深入草地的腹地。我們來看看紅一軍團韋國清團長當年的記錄：
1937年5月在上海出版的《逸經》雜誌第33期，刊登了一篇董健吾牧師化名“幽谷”的文章《紅軍二萬五千里西引記》，首次在國民黨統治區介紹紅軍長征經過。文後引用了的“紅軍第一軍團西引中經過地點及里程一覽表”，更為詳盡地記錄了過草地的情況：
一軍團直屬隊的童小鵬在他的長征日記中，詳細記錄了他們過草地的經過，摘錄於下：
8月23日：很久以前就準備要過的草地，今天要開始向它前進了，大家都很想早點到達，嚐嚐草地究竟是一個什麼味道，巴不得一跨就過。
早飯後就戎裝出發了，從通哈龍道上二十里便分路了，仍沿河而上，沿途仍見著高山樹林，天的確可惡得很，出發後不久即下雨了，未免知道我們要過草地而故意搗亂不成？因下雨氣候很冷，有些同志又沒有雨具來抵抗，所以因體弱而凍斃在路旁的倒有幾個。
行約七十里到臘子塘，河邊搭棚露營。
8月24日：開始進入草地了，漸漸的不見了森林，地面也漸漸的開闊了，兩邊雖然是山，但比較低了，且滿山是青草而不是旁的東西，路上盡長的青草，若不是嚮導領路的話，的確連方向都找不到，最討厭的是天仍連綿下雨，淌得滿身透濕，路上盡是水泥更使兩腿難走。
沿途都沒見有什麼樹林，最後見著樹林了，便開始露營（分水嶺，約七十里）。這樹林系先頭部隊駐過的，故還有舊的用樹枝搭的棚子，我是分到一個舊棚，加上油布雖不漏，然而地濕又不平，棚小又過矮，的確轉身都轉不得，但在這個環境下說來還是一個上等貨呢。
因沒有鍋灶，只得自己吃乾糧，大家都用自己的瓷缸當銅鍋燒開水，煮稀飯，任我所欲，倒覺有點趣味。
8月25日：早飯後繼續出發，這一路的確是純粹的草地了，山不高，但全是青草，真的是連一根小棒棒也找不到。路大部是在山間的平壩，最後也爬了一些小山坡，約行六十里，到後河露營。
此地雖有地名但等於零，只是一塊長滿青草的山麓而已。山腳下雖然有一塊大草坪，然而因為中間有一不規則的小河，左灣右灣東轉西轉，都把這塊地盤佔據去了。只得就在山麓住下，又因無樹林，大家都用帶來的木棍撐起。上搭油布或毯子，倒也不錯。只因為無柴，大家過的“寒食節”而已。這小河水有毒，色帶赤，吃多了即肚子疼。
8月26日：行約二十里，即到一極大平壩，右邊一條極大的路來會合，據說是右路軍從哈龍來的，河邊小樹林中還有火煙、棚子，大概昨晚在此露營。到這里路大且乾燥，一望平原，數万戰士蠕蠕道上，均可一瞥而見。行二十餘里轉右，又是這樣的大塊草地，接著再行約二十里，即在山麓露營。途中過河五、六次，相當討厭，最後一次水急且深，我幾乎被水沖倒，驚得相當。
此地又是沒柴，同志們均回去三、四里河邊拾柴，晚上才沒有過“寒食節”。
8月27日：原來據地圖所示，走五天草地可到班佑，此地仍為草地無糧食，但有百餘間牛房。今天大家都高興得很，一路走都兩眼直前，恨不得牛房就在面前顯露。但是調查不確，走了約七十里，天將黑暗仍未見有牛房，只見山間河邊有些連綿的小森林，有些前面部隊露營過的痕跡——火堆、棚子，結果還未到，只得在河邊樹林內露營，於是今天大家都大失所望。天仍下雨真是可惡！因之天氣很冷，腳因終日沾著水，的確很難過。
8月28日：大家都肯定的說：“今天無論如何可到班佑了。”一路走仍兩眼直前的瞭著，巴不得就在面前，沿山旁走約二十里進入平壩。好了，見著前面山邊火煙繞越，於是大家都高興得很了，都估計前面一定是班佑，不然為什麼會有這麼大團的火煙呢？再大踏步的前進，更證明了，於是盼望幾天的班佑的確到了。
休息時聽得走前面的同志說，右進二十五里便有很大的村落，且不是草地。聽後大家都喜出望外！竟料想不到草地就這樣輕便的過了。再走十五里草坪完了，這時，的確是兩個世界了：回頭看，後面是一塊蕩蕩的大草坪，所有的只是零亂的百餘間牛房在陳列著，上面籠罩著一團青煙，路是稀溶醬爛，走在上面連草鞋都差不多拔不起來；這一邊是一個山坑，山上都長著樹林，路大而乾，走起來煞是有勁！的確沒有想到就這樣不知不覺，忽地裡結束了草地的生活。
走二十餘里，看到了草地未見過的麥地、菜圃、木房，均顯露在眼簾內，巴西到了，於是即佈置宿營。
從童小鵬的日記中可以讀出一種革命的英雄主義和樂觀的氣派，任何困難在他們眼裡都是可以克服的。日記的真實性也是無可置疑的，一軍團即將走出草地的時候，軍團政委聶榮臻26日給後衛的三軍團首長彭德懷、李富春和因病隨他們行動的周恩來發了一封電報：
一軍團直屬隊黨總支書記蕭鋒在後面負責收容隊的工作，據他的行軍日記記載，剛進入草地兩天，一些人的糧食就已經吃完。到第四天，大多數單位都已絕糧，靠挖野菜、煮皮帶度日了。蕭鋒向聶榮臻政委匯報說：四天來根據十四個單位統計，掉隊250人，犧牲120人。聶指示：沒有糧食就拔野菜吃，擔子挑不動就丟掉，實在不行，騎的騾馬也可以殺掉吃。儘管如此，死亡人數仍然不斷增加。走出草地後，聶榮臻收到周恩來9月4日發來的電報說：“據三軍團收容及沿途掩埋烈士屍體統計，一軍團掉隊落伍與犧牲的在400以上。”囑咐他們要“特別注意改善給養，恢復體力”。
過草地只有五六天時間，怎麼會死那麼多人呢？主要問題是無糧造成的飢餓。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與張國燾長達一個多月的爭論，使整個紅軍動彈不得，把這個地區本來就很少的糧食消耗殆盡，就是不走也照樣會餓死人。正如《紅軍長征在四川》中描寫的：
過草地之前，部隊曾開展了籌糧工作，按要求每人應準備十天所需的十至十五斤乾糧。但這一地區物產不豐，許多部隊遠未達到要求，有的甚至僅籌到兩天的干糧。行程未及一半，一些單位即告斷炊。草地荒無人煙，根本談不上沿途補充糧食。由於連日降雨，積水氾濫，淹沒草甸，許多地方甚至連野菜也無從尋覓。草原中許多瀦淤之水，因陳年衰草腐蝕其中，不僅不能飲用，如若傷口染上，很快腫潰，重者使人致殘。有時不慎跌跤，乾糧掉進毒水中，即不能食用。有的戰士不堪忍受飢渴之苦，不慎喝了有毒的水，吃了有毒的野菜，因而付出了寶貴的生命。有時雖遇溪流小河，卻因無柴燒火，連開水也喝不成。一面是艱難的行軍，一面卻又忍飢受渴，指戰員的體質日漸衰弱，不少戰士走著走著突然倒下去，便再也起不來了。
高原的氣候是第二個致命的原因。在海拔3500米的高原上，缺氧使得健康人尚且行動艱難，體力消耗極大。紅軍長途行軍缺乏給養，體質本來就已極度衰弱，草地絕糧，對他們的生命更是極大的威脅。高原氣候多變，晝夜溫差大，紅軍從南方到這裡，除了身上的單衣再無禦寒之物。草地的8月白天多雨，晚上強勁的寒風夾著雪花向露宿在高地上的紅軍戰士襲來。紅軍衣單體弱，內無果腹之食，外無禦寒之衣，飢寒交迫。每天清晨，宿營地都有身披霜雪的僵硬的紅軍戰士的屍體。
儘管如此艱苦，大多數紅軍戰士在草地行軍中都表現出堅強的革命意志和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從老紅軍的回憶錄中再現了他們互相幫助，互相鼓勵，在生與死的考驗面前譜寫了一篇篇感人的故事，令今天的人肅然起敬。但是紅軍過草地時非戰鬥減員之多，實在是出人意料之外。反思起來，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還有其他多種因素。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夫婦在長征路採訪後認為：由於當年紅軍急於北上，事先並沒有很好地偵察草地行軍的路線，藏族嚮導的能力和可靠性也是令人懷疑的。 “這些嚮導從大平原一看，就簡單地沿著一條直線往前走。”紅一軍團的路線看來是比較好的，但是其他部隊可能走了不少沼澤路和繞彎的路，造成了不應有的損失。
老紅軍戴正啟在接受索爾茲伯里的採訪時告訴他，在無人區行軍，會造成一些人精神的崩潰，失去了信心。他說：“草地上渺無人煙，沒有人，一個也沒有。你要了解我們中國人的習性，我們從來沒有這樣的生活經歷：看不到人的影子，聽不到人的聲音，也沒有可以談話的人。沒有人從這條路上走過，沒有房屋，只有我們自己。就好像我們是地球上最後一批人。”他認為，這就是人們死亡的重要原因。
還要提到的是，在因掉隊而減員的人中，有一部分是脫離紅軍逃跑的人。這在長征的全過程中都存在著。逃兵多數是長征途中招募來的農民，他們的革命覺悟遠不及江西出來的老戰士。行軍中也沒有機會進行政治教育，到了最艱苦的時刻，這些人就熬不住了。胡宗南在松潘，就收容了一些這樣的人。據原國民黨第二師補充旅參謀主任李炳藻回憶，他收容過一個紅軍師長的勤務員，此人“身穿很完整的布軍服，圖囊內裝軍用地圖一張。該圖系用毛筆繪製，圖的內容系川、甘、青三省邊區部分，圖上所繪的山川、道路、河流、村莊的名稱，在國民黨軍軍用地圖上均沒有記載。看了這份地圖，對鬆潘以西草地情形瞭如指掌，在軍事上有很大價值”。李炳藻如獲至寶，立即將逃兵和地圖轉送胡宗南。另外，中共中央毛兒蓋會議決定的行動計劃，9月初一、四方面軍的分裂，國民黨方面都很快就得到了消息，當時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謀團”主任賀國光致蔣介石的報告，敘述得相當準確。這樣的情報也是紅軍的逃兵提供的。 1984年索爾茲伯里夫婦在草地採訪時，夏洛特·索爾茲伯里就曾對一個前紅軍戰士的自述表示懷疑。據那個人說，他在1936年負傷，先坐擔架，然後被編入收容傷病員和掉隊的收容隊。過草地時他是被人抬過來的。他說當時曾下令將所有的傷病員留下來，他就同其他一百多名戰士一道留下來了。問到當時他們是否有錢，是否有人幫助他們，他不置可否。夏洛特認為：“我們都感覺他一定是個脫離隊伍的人，當時這種人相當不少。”
經過四五天的行軍，紅軍各部陸續到達草地北端的班佑、巴西、阿西等地。今天看來，這些地方都是小村莊，上百戶藏民在紅軍到來前都跑光了，小小的圓錐體房子像南方的稻禾堆，由細樹枝編成的架子，頂上覆蓋氈子，四周的牆壁都是用牛屎抹起來的。紅軍都叫它們“牛屎房子”。生火用的不是柴禾，而是牛屎抹成的干餅餅。經歷了草地露營的痛苦，紅軍住進牛屎房子感覺像是宮殿，躺在地上興高采烈地抽煙、聊天。
徐向前到巴西之後，未及休息便出發觀察敵情。在班佑的東北三十里是上包座，位於松潘通往甘南的大道上。包座背靠群山，山上是茂盛的原始森林。山下左有求吉寺，右有大戒寺。包座河水流湍急，在寺前流過。胡宗南部一個團分別駐守在兩個喇嘛寺內。上包座南數十里是下包座，也有國民黨軍駐守，與上包座守敵呼應。徐向前帶著參謀來到距大戒寺、求吉寺幾百米的森林中觀察敵情，在地圖上標註了敵軍的火力點。
8月24日，胡宗南接到前方守軍電報，說紅軍佔領了班佑，大吃一驚。原來認為鳥也飛不過的草地，紅軍竟然過來了！他立即命令在漳臘的49師師長伍誠仁迅速向上包座進軍，一定要把紅軍堵住。 49師原屬蔡廷鍇的十九路軍，“福建事變”失敗後被蔣介石懲罰性地調到這裡。接到命令，伍誠仁於27日率部出發，企圖在包座河一線阻擋紅軍北上。
徐向前獲悉49師前來，決心搶在前頭拿下上包座，再回過頭來消滅49師。看到一方面軍的一軍團行軍疲勞，減員較大，三軍團還未上來，他在向毛澤東匯報時，主動提出由紅四方面軍來打這一仗。一軍團作後備隊保護中央。毛澤東非常高興，立即同意。徐向前的部署是：程世才、李先念的30軍主攻，以89師264團進攻大戒寺守敵；88師和89師的另外兩個團埋伏在上包座西北森林中伏擊49師。許世友、王建安的4軍助攻；以一部打求吉寺之敵，配合30軍行動。
8月29日，264團向上包座守敵發起進攻，很快佔領了山頭陣地，殘敵逃進大戒寺。 30日下午，49師先頭部隊到了大戒寺以南。為了誘敵深入，264團邊打邊撤，敵人急於前進，根本沒發現埋伏在原始森林裡的紅軍主力。 31日下午，敵人全部進入紅軍包圍圈內，程世才、李先念發出進攻命令。紅軍從山上的森林中衝下來，六七里長的戰線上殺聲震天。 49師被紅軍分割成三塊，首尾不能相顧。激烈的戰鬥一直進行了八個小時，伍誠仁見大勢已去，跳河逃跑。紅軍猛追敵軍後勤部隊，繳獲了幾百頭犛牛和大批糧食。 49師被基本解決，紅軍殲敵4000餘人，俘虜800餘人，繳獲槍支1500。大戒寺守敵乘夜放火逃跑，紅軍衝進寺內奮力滅火，有的戰士跳到糧倉裡，一面滅火，一面抓著燒焦的麥粒大口吞嚼，真是餓壞了！這一戰紅四方面軍也付出了相當大的犧牲，紅4軍10師攻打下包座的求吉寺，敵軍依據堅固的寺院頑固抵抗，由於沒有重武器，紅軍多次進攻都沒成功。師長王友鈞在戰鬥中不幸中彈犧牲，年僅24歲。最後，紅軍放棄了對求吉寺的攻擊，撤出戰鬥。
包座之戰是紅軍在川西北地區與國民黨軍打的最大的一仗，這一戰打通了紅軍北上的道路，也打出了紅四方面軍的威風。在草地行軍的飢餓疲勞情況下，還能打這樣的大仗，確實了不起。伍誠仁逃回去即被蔣介石撤職，胡宗南領教了紅軍的厲害，輕易不敢來犯。紅軍和中央的安全有了保障。現在就等著張國燾、朱德率左路軍前來會合，共同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