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第六章沙窩會議前後

1935年7月，除了前方的紅一軍團和後衛的五軍團有些戰事，紅軍大部分處於休息狀態。據童小鵬日記的統計，本月行軍9天，休息了22天。對一支連續行軍一萬多里疲勞不堪的大軍來說，確是難得的喘息機會。 休整期間的主要任務是籌糧。田野裡的青稞已到收穫季節，7月18日，紅軍總政治部下令收割藏民田裡的麥子。並作下列規定： （一）各部隊只有在用其他辦法不能得到糧食的時候，才許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麥子。 （二）收割麥子時，首先收割土司頭人，只有在迫不得已時，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麥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麥子，必須將所收數量，為什麼收割麥子的原因等（照總政所發條子）用墨筆寫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來可拿這木牌向紅軍部隊領回價錢。

（四）只割已成熟的麥子及其糧食，嚴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麥子及洋芋等。 命令一下，各部隊紛紛行動起來。田野裡一片繁忙景象。由於上級規定每人要完成三十斤的任務，也就顧不得是誰家的麥子，麥子成熟與否，只管先收了再說。為此林伯渠部長特別規定：“濕麥三斤抵一斤。”第一階段籌糧（7月5日—8月15日），收麥連同搜索，共得73萬斤。這已是盡力而為，但對十萬大軍來說，仍是杯水車薪，不夠幾天吃的。 聶榮臻元帥回憶說：“在飢餓中，能吃到一點正經糧食就不錯了。蔬菜簡直談不上，能吃到一點豌豆苗那就美極了。我還記得有這麼一件事，警衛員弄來一些從一面破鼓上剪下來的牛皮煮著吃，還開玩笑說，頗有點像海參的味道哩！部隊到了毛兒蓋，糧食情況才比較緩和了。因為毛兒蓋周圍是個農牧區，土地肥沃，青稞比較多，蠶豆長得很高，藏民養的牛羊也不少。當然，對當時那麼多部隊來說，仍然只能救一時之急。”

原紅四方面軍戰士宗國治回憶：“毛兒蓋本來是一個很小的番區，數百人家，地方很小，擁擠了無數的部隊，當時準備乾糧是我們全軍的中心緊急工作。但該地糧食缺少的很，又值春禾未熟之期，任務是這樣的艱鉅迫切，怎麼辦呢？後來就決定採集未熟的青稞麥穗，每天早上八點鐘部隊全體出動，到麥地裡採集麥穗。我們沒有任何工具，只得用手指甲將麥穗掐下來，用火將麥芒燒掉，用手搓出少得可憐的麥粒來，再用鍋炒乾，作行軍的唯一食糧。採來的麥穗是作為行軍用的，所以我們當時不敢吃，只有採能吃的野菜充飢。記得我連在馬塘山擔任警戒時，打了一隻野牛。全連每人都分了幾兩牛肉，我們班分了有一方尺大小，大家圍了一堆火烤著吃。我那時13歲，未吃到牛肉，和班長爭鬧起來。（在採集乾糧時這樣的糾紛很多）後經指導員把班長和我都叫去，解釋了一下，問題解決了。”

部隊閒的時間久了，難免要生出些是非來。一、四方面軍之間為糧食問題發生爭執，成為當時的主要矛盾。例如7月18日，紅一軍團因駐地轉移，1師在毛兒蓋存的一批糧食由30軍88師接管。後來一軍團政治部主任劉曉去要糧食，遭到拒絕。一軍團政委聶榮臻立即發電報向總部反映： 朱德、張國燾接到電報，非常重視。第二天立即致電30軍政委李先念，要他處理此事。電報指示：“望先念令88師政治部依照軍委籌糧與分配的電令執行，在毛兒蓋暫由一軍團政治部統籌檢查分配，其他不應拒絕。”發報時間是19日14時。但在此之前，李先念已於早晨8時致電聶榮臻，解釋了誤會。說明因30軍各團僅有二三日糧，所以與一軍團同誌發生爭執。他已對部下進行批評，一場風波就這樣解決了。

上述事情說明，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是顧大局、識大體的。但是一方面軍的領導人對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人，卻保持著相當的警覺。 當時彭德懷帶領三軍團駐在黑水境內的亦念。他回憶：“張國燾派秘書黃超來亦念，住在我處。說此地給養條件艱難，特來慰勞。送來幾斤牛肉乾和幾升大米，還送來二、三百元銀洋。我想這是乾嗎？黃往下就問會理會議情形。我說，仗沒打好，有點右傾情緒，這也沒有什麼。他們為什麼知道會理會議？是不是中央同他們談的呢？如果是中央談的，又問我幹什麼？他又說，張主席（國燾）很知道你。我說，沒見過面。他又說到當前的戰略方針，什麼'欲北征必先南征'。我說，那是孔明鞏固蜀國後方。他又說西北馬家騎兵如何厲害。把上面這些綜合起來，知來意非善，黃是來當說客的。不同意中央北上的方針，挑撥一方面軍內部關係，陰謀破壞黨內團結。把全國形勢看成黑漆一團，這是明顯的。把王明路線造成的惡果，同客觀形勢新的發展混為一談，否認遵義會議糾正王明路線的偉大勝利。送了一點點吃的這倒不稀奇，送二、三百元銀洋引起我很高警惕。完全是舊軍閥卑鄙的手法。”

聶榮臻對陳昌浩也很警惕。他回憶：“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軍總指揮部開過會留下來吃晚飯，吃了很多蠶豆。右路軍的政治委員是陳昌浩，他是代表張國燾的。吃完了晚飯還沒有天黑，陳昌浩說：'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榮臻同志你留下來，我們還要談一談。'留下後，他問我，你對遵義會議態度怎樣？你對會理會議態度怎樣？我說，遵義會議我已經有了態度，會理會議我也早已有了態度，這兩個會議我都讚成，我都擁護。看來，他們認為，林彪已經不成問題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動員我出來反對毛澤東同志。談話時徐向前同志也在場，但他在一邊，在地圖上劃標號，正在計劃作戰方面的事，他沒有作聲，就是陳昌浩一個人在那里高談闊論。談到晚上十點鐘了，我說：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還要行軍。他才說：好吧，你走吧。我就帶了兩個警衛員，牽著一匹騾子，離開了。騾子我也不敢騎，讓一個警衛員牽著走在前面，我走中間，一個警衛員殿後。我過去在不作戰時，從來沒有將手槍裡頂上子彈的，這次我將手槍子彈上了膛，也叫警衛員將槍裡頂上子彈。老實說，我是怕陳昌浩整我，也怕遇上藏在藏民中的壞分子打我的冷槍。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一軍團軍團部。”

紅軍休息了近一個月，但局勢卻不容樂觀。進攻松潘失利後，紅軍想由大路去陝甘的計劃無法實現。敵人估計到了紅軍的動向，採取了北堵南壓的部署。 7月下旬，國民黨中央軍的薛岳、吳奇偉縱隊到達江油、平武一帶，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務。胡宗南專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禦，完成了築壘和簡易機場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進駐甘肅的臨洮、天水和靜寧、會寧一線，構成兩道封鎖線。川軍從南面步步進逼，縮小對紅軍的包圍。李家玉部佔領威州，王瓚緒部佔領茂縣，楊森部佔領懋功。他們企圖把紅軍圍困和消滅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區。 面對日益嚴重的局勢，中央領導人十分焦急。松潘計劃不成功，必須盡快尋求新的出路。毛澤東恨不得迅速北上，離開這個地方。 8月3日，中革軍委在朱德主持下，又擬訂了《夏洮戰役計劃》。其要點是：“我松潘戰役由於預先估計不周，番反阻礙及糧食困難，頗失時機。現特改為攻占阿壩，迅速北進夏河流域，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向東壓迫敵人，以期於洮河流域消滅遭遇之蔣敵主力，形成在甘南廣大區域發展之局勢。”其軍事部署是：以紅一方面軍的一軍團、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4軍、30軍組成右路軍，由中央直接領導，以毛兒蓋為中心集結，向班佑、巴西地區開進；以紅一方面軍五軍團、32軍（原九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9軍、31軍、33軍組成左路軍，由朱德總司令和張國燾總政委率領，以馬塘、卓克基為中心集結，向阿壩地區開進。

新的計劃擬訂後，本應迅速執行。但是張國燾不著急，他還要與中央把政治路線問題搞清楚。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央機構和軍事首腦部門旋即北移毛兒蓋，但北進的路線仍未查明，還須等待一些時間。我於是主張利用毛兒蓋停留的幾天來澄清黨內的歧見。我所建議的要點是：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檢討黨的全盤工作和當前軍事問題。由政治局召集兩軍高級幹部會議，統一意志並遴選一些新人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工作。政治局果然不得不定期舉行會議。這是我們會師後中央政治局唯一的一次正式會議，後來中共稱之為毛兒蓋會議。” 時隔多年之後，張國燾的回憶顯然不准確了。兩河口、蘆花會議都是政治局會議。他之所以對這次會議特別強調，是因為他準備同中央攤牌——讓四方面軍領導幹部進中央政治局，和現在的中央分享權力。

獲悉張國燾的建議後，中央沒有絲毫遲疑，立即發出開會的通知：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南的沙窩寨子召開會議。歷史稱這次會議為“沙窩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陳昌浩、劉伯承、傅鍾、凱豐、鄧發、博古。會議有兩項議程：討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案；解決組織問題。 會議還未開始，就顯露出一種緊張的氣氛。沙窩是紅四方面軍12師陳錫聯的防區，張國燾回憶：“這里四面皆山，山上樹林茂密，山溝中有一個藏人的小村莊，自成天地。”當張聞天迎接張國燾進村開會時，張國燾發覺他們“沿途通過好幾道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顯得戒備森嚴。當時中央機關另設了一個中央縱隊司令部，負責保衛中央機關的安全。當晚全村周圍警衛密布，如臨大敵”。中央防誰呢？防的就是張國燾。因為中央已經知道張國燾開會的目的是要權，用毛澤東的話，張國燾要開“督軍團會議”，仗著人多槍多來壓迫中央。張國燾心裡也明白，這是一輪新的較量。

會議開始後，張聞天拿出事先準備好的決議草案報告第一個問題。主要內容是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強調創造陝甘根據地和加強一、四方面軍之間的團結。報告後，大家進行討論。 毛澤東首先發言。關於在陝甘創造根據地的問題，他說：西北是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是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是少數民族集中的地方。因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我們應做好準備，特別是到了甘肅、青海、寧夏，派一個支隊去新疆。我們基本上是靠自己，得到國際的幫助。我們的困難是這里人口稀少，物質條件缺乏，氣候差，但均能克服。因此要用全力實現在西北首先是甘肅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有了總的方向，我們會合後，要在這裡領導全國革命，把黨中央放在這裡。

毛澤東還談到一、四方面軍的關係。他說：我們的第一個任務是要使一、四方面軍和兄弟一樣。有些不好的現象難免，過去我與朱德在井岡山會合時，也鬧了不少亂子，這些經驗今天還有用。兩個部隊一下合起來，是要經過一個時期耐心的工作，差異能克服的。兩個方面軍要互相了解，以誠相待。 朱德發言說：兩個紅軍主力會合後力量增強了，創造川陝甘蘇區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種困難去戰勝敵人。對一、四方面軍不能輕率地說誰好誰壞，存在的缺點是可以改進的。 張國燾發言說：一方面軍應檢查自己的缺點錯誤，四方面軍也是如此，這才是布爾什維克的態度，各種問題才能解決。這方面據我看沒什麼了不得的問題，但從自我批評來講，有些問題未註意到。一方面軍有過光榮的歷史，退出中央革命根據地後，是打掩護戰，受了很多損失。這教訓是值得研究的。四方面軍一路打了很多勝仗，開展蘇區，英勇善戰。四方面軍西征是運動戰，怎麼說成是逃跑？退出通南巴是否輕視根據地？這些提法都是不對的。到了少數民族區域一定要組織政府，不管叫不叫聯邦。西北特委所領導的少數民族工作原則上是正確的。 張國燾口氣強硬地說：不管哪個部隊，一定有失敗情緒、疲勞現象、紀律鬆懈，如果政治部把這些看輕了，就會影響整頓。要抓緊整頓，不是要向負責人來解釋的問題。四方面軍不能估計它落後，它是工農領導的布爾什維克軍隊。紀律問題，黨與軍隊的紀律有什麼分別？我們並不贊成肉刑，就是有打罵，性質一定要弄清，不然會放鬆紀律。政治局的同志對一方面軍了解清楚些，同四方面軍會合有些地方或許不融洽，但不能說四方面軍幹部是反黨。這些同志是黨的柱石，應當吸收到中央工作。 陳昌浩配合張國燾的發言說：大家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關於黨的領導問題，不應當說哪個反黨，使下面懷疑不好工作。四方面軍並沒有人說黨的路線不正確，只有我個人與澤東談過話，說遵義會議前是單純防禦，遵義會議後又是決戰防禦，我以為只有進攻才是對的。後來經過與同志們談話，我現在沒有懷疑了。下面的干部有的憑本身經驗來評價一方面軍，但我可以擔保他們沒有反黨思想，只是對一方面軍有些批評（如說紀律松）。估計一方面軍，好的應指出。主要的危險是右傾，幹部不負責任。應專門進行整頓。四方面軍到通南巴，張主席就說要建立根據地，堅決打敵人。出通南巴是由於戰略決定向西發展，與敵情有關，與中央軍委指示有關。我們主觀上沒有想要放棄通南巴，退出通南巴沒有錯。 周恩來說：當前敵我力量的變化，我們的力量增強了。我們可以依靠這個力量來消滅敵人，建立蘇區。要相信自己的力量。關於路線問題，我們的整個路線是正確的。我們在政治上是進攻的，在戰略上有時是防禦，現在則是進入反攻了。對四方面軍的估價，我想我們都看得清楚。對鄂豫皖已有估價，對通南巴還未有結論。對一方面軍，雖然國燾、昌浩的估計過火一些，出發點是要整頓我們的部隊，但應注意對下面的影響。國燾講，一切問題要在原則上來解決，這是對的。現在我們的最高原則是作戰勝利，只有這樣我們才能保持一致。 在會議上發言的還有劉伯承、傅鍾、博古、凱豐、鄧發。會議由張聞天作了結論，大家原則上通過了決議草案。第一項議程結束了。 今天重讀沙窩會議的記錄，我們不難體會到當年與會者微妙複雜的心情。雙方都知道，他們之間有巨大的分歧與隔閡，但誰都不願，也不敢把它擺到桌面上來辯出個是非曲直，而是謹慎地字斟句酌，說些對方能夠接受的不刺激人的話，半吞半吐，閃爍其詞。 張聞天起草的沙窩會議決議《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洋洋萬言。我們仔細地研究一下決議的文字，可以看出中央與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分歧所在和雙方表達的基本立場觀點。 決議指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基本任務是“創造川陝甘的蘇區根據地”。 “徹底的擊破蔣介石國民黨的包圍與封鎖，大量的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是創造這個根據地的先決條件。”為此，必須加強黨在紅軍中的領導，維護黨中央的威信。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紅軍中個別的同志因為看到“中央蘇區的變為游擊區，看到一方面軍的減員，看到黨在某些工作中的錯誤與弱點，而認為黨中央政治路線的不正確，這種意見是完全錯誤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黨中央在軍事上所犯的錯誤，此後在軍事領導上無疑義的是完全正確的，因此一方面軍在遵義會議後得到了許多偉大勝利，完成了中央預定的戰略方針”。針對張國燾對中央路線的指責，決議解釋說：“把黨的部分的錯誤，誤解為全部的錯誤，把黨在實際工作中的某些弱點誤解為路線的錯誤而對於黨所成就的空前的偉大的事業不給應有的估計是不正確的。因此對於這種誤解，黨必須給以及時的解釋與糾正，使全體黨員與紅色指戰員像一個人一樣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這是以後勝利的保障。” 決議強調加強一、四方面軍的團結：“目前在一、四方面軍內部產生的某些個別問題主要的是由於相互了解的不夠，缺乏對於一、四方面軍的正確的估計。”決議肯定“四方面軍的黨的領導在基本路線上是正確的，是執行了四中全會後國際與中央的路線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創造了壯大的與堅強的紅四方面軍，取得了許多次戰爭的偉大勝利，創造了鄂豫皖與通南巴赤區。四方面軍英勇善戰，不怕困難，刻苦耐勞，服從命令，遵守紀律等許多特長，特別是部隊中旺盛的攻擊精神與戰鬥情緒，是現在一方面軍應該學習的。但四方面軍決不應以此自滿而應更加發揚自己的特長，應該吸收一方面軍在戰略戰術方面與紅軍建設方面所有豐富的經驗，以求得自己更大的進步，成為鐵的工農紅軍”。 “必須使一、四方面軍的每一個同誌了解一、四方面軍都是中國工農紅軍的一部分，都是中國共產黨中央所領導的。在我們中間只有階級的友愛與互助而沒有分歧和對立。只有這樣，一、四方面軍的團結一致才是堅固的與永久的。才能溶成一片的去消滅階級敵人。” 在這個決議中，中央領導人對張國燾作了很大的讓步。說了很多讚揚四方面軍的話，原來指責四方面軍放棄通南巴的話都收回了。並且承認了一方面軍的失敗和挫折，進行了有限的自我批評。但是在重大原則問題上，雙方的差距和分歧並未消除。 首先，中央的政治路線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 《決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認為錯誤只是局部的、個別的。而張國燾認為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他在回憶錄中說：“我也許不宜貿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或是錯誤的，但蘇維埃運動不是勝利了，而是失敗了，卻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所有的蘇區都喪失了，紅軍遭受重大的損失，我們退到了藏族地區，這些失敗的事實是無法否定的。至於蘇維埃運動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說成是敵人飛機大炮的厲害，也不能當作只是我們軍事上的失算，我認為，主要還是這一運動不合時宜，沒有為廣大群眾所接受。遵義會議肯定中央政治路線正確，卻說軍事路線錯了，這似乎有些倒果為因。” 對於張國燾的見解，張聞天、博古、凱豐等人是堅決反對的。但毛澤東的心情卻是複雜的。毛澤東對王明、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領導是深惡痛絕的，但是遵義會議前中央紅軍面臨生死存亡的重要關頭，毛澤東的策略是首先把領導權從博古手中奪過來，挽救中央紅軍。形勢的危急和戰事的緊迫使大家沒時間詳細討論政治路線問題，而是首先解決軍事問題，解決領導權的問題。後來周恩來在黨內的一次會議講話，解釋了遵義會議的內幕： “毛主席的辦法是採取逐步的改正，先從軍事路線解決，批判了反五次'圍剿'以來的作戰的錯誤：開始是冒險主義，然後是保守主義，然後是逃跑主義。這樣就容易說服人。其他問題暫時不爭論。比如'左'傾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政策，肅反擴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說，先解決軍事路線，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當時說整個都是路線問題，有很多人暫時會要保留，反而阻礙黨的進步。這就是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解決矛盾首先解決主要的矛盾，其次的放後一點嘛。” “實際上次要矛盾跟著解決了，組織路線也是勉強解決了。當時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本來理所當然歸毛主席領導，沒有問題。洛甫（張聞天）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硬是讓洛甫做一做看。人總要幫嘛。說服了大家，當時就讓洛甫做了。……主席總是採取這樣的辦法來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覺悟起來。所以，組織路線並沒有完全解決。但是，這樣比較自然，便於集中力量取得勝利，減少阻力。至於政治路線，當時不提。” 張聞天在延安整風時談到了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在我黨歷史上有決定轉變的意義。沒有遵義會議，紅軍在李德、博古領導下會被打散，黨中央的領導及大批幹部會遭受嚴重的損失。遵義會議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一。第二，遵義會議改變了領導，實際上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領導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義會議克服了'左'傾機會主義，首先在革命戰爭的領導上。第四，教條宗派開始了政治上組織上的分裂。這個會議的功績，當然屬於毛澤東同志，我個人不過是一個配角而已。” “但因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使我當時對於我自己過去的一套錯誤，還很少反省。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會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與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確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的一個示範來看。” 周恩來和張聞天的講話都承認遵義會議只是部分地解決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雖然在中央最高領導層佔據了一席之地，但左傾路線還有相當的勢力，他們受到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產國際的支持。直到1943年延安整風，毛澤東才使全黨的思想統一到正確的路線上來。 其次，革命形勢究竟是高潮還是低潮？是在勝利進攻還是在退卻？ 《決議》反復強調一、四方面軍會合後，革命的力量大大增強了。敵人的力量則是“絕對的削弱”，“國民黨的統治是在削弱和崩潰中”。張國燾認為這是吹牛。在與中央分裂後，他在紅四方面軍的一次講話中批判張聞天、博古等：“他們慣吹牛皮，口口聲聲說敵人失敗了，敵人削弱了，甚至在離開中央蘇區後還不斷說我們勝利了，絲毫也不加以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麼呢？可是列寧曾告訴我們，這種政治家是沒有用的，當他們應該利用時機休息整理的時候，反失卻戰勝敵人的信心，而繼續逃跑。”張國燾輕蔑地說：“我們和機會主義者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我們準備在最艱苦困難的環境中進行革命戰爭，爭取革命的勝利。而不僅在有籃球打，有館子進，有香煙抽的時候才來革命。” 張國燾認為：當時的革命形勢毫無疑問是處於低潮。他後來在四方面軍中的一次講話中闡述了他的觀點。他說：“中國蘇維埃運動與民族革命新高潮的聯繫究竟是怎樣呢？沒有粉碎五次'圍剿'對於中國蘇維埃運動有什麼影響呢？現在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五次戰役是敵人的主力與我們的主力紅軍殘酷決戰的一幕。結果主力紅軍退出了中央蘇區。當時左翼的紅四方面軍，右翼的二、六軍雖然不斷的取得了勝利，但不能決定一切，不能補償於主力紅軍的損失，結果主力紅軍不能不退出了中央蘇區。這是劃時期的一個關鍵，我們沒有粉碎五次'圍剿'，在相當意義上說蘇維埃運動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蘇維埃運動從勝利的向上發展而轉為相當的停滯與降低。” “主力紅軍退出中央蘇區後，經過八個月的長途行軍，經過一、四方面軍的會合，一直到現在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來臨。這一時期我們是否可以說中國蘇維埃運動已經得到極大的發展？同志們，如果我們用冷靜的頭腦來結合用科學的馬克思主義來分析，那麼，在今天我們還不能有這種過分的估計。我們要正確的認識，我們得到了一些發展，然而還不是一些具有決定意義的發展；我們取得了一些發展，還不能使我們有能力去和敵人進行決定勝負的決戰。” “另一方面，我們能否說中國蘇維埃運動還是繼續低落下去，沒有前途呢？不！決不能如此說。事實上也不是如此，相反的，是要得到了一些發展，而且蘇維埃運動是在與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結合的過程中。五次戰役中蘇維埃運動受到一些打擊，比較低落了一些，但現在是處在兩個高潮的中間，新的蘇維埃運動的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來。” 對張國燾的這些論斷，毛澤東是半贊成，半反對。長征是中國革命處於低潮的表現，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這種退卻不應看成是絕對的，否則就會對革命的前途喪失信心。長征是戰略轉移，轉移到一個合適的新地區再圖發展。在1937年3月延安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判了張國燾“兩個高潮之間”的理論，指出這是張國燾向少數民族偏僻地區退卻逃跑的指導思想，是把四方面軍引向失敗的錯誤路線。但是張國燾叛逃之後，在1943年延安整風時，毛澤東對沙窩決議和張國燾的觀點又重新作了評價：“估計蘇維埃運動是退卻，今天來看過去形勢、當時形勢的確是敵人迫使我退卻，不過形勢是轉移。實質上也可說是地區的退卻，退到新的陣地來創造新的蘇區，組織新的力量來支持革命，迎接新的革命鬥爭形勢，當然不是說全局都是退卻，因為全局也不是普遍發展著進攻。假如認為是全局低落及退卻，那就會取消自己的存在。這不符合現實，也不了解中國革命鬥爭的特點。” 在張國燾與張聞天、博古等人的矛盾衝突中，我們既不能肯定哪一方是完全正確的，也不能說哪一方是完全錯誤的。毛澤東的看法與他們又有差異，這就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內錯綜複雜的局面。凱豐、博古等人把失敗硬說成是勝利，把退卻說成進攻，當然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張國燾對革命前途作了悲觀的估計，也不能提高紅軍的士氣，把革命引向勝利。毛澤東是很實際的，他知道以紅軍目前的實力，不能與國民黨硬拼。再沿著“左”的一套走下去，會把紅軍徹底斷送。但是革命必須繼續下去，聽從張國燾的意見，在這荒涼的少數民族地區長住下去，也是沒有前途的。因此他在決議和兩次發言中，都堅定地表示一定要北上去開闢西北的陝甘根據地，並派一支部隊去新疆或寧夏打通國際路線，背靠蘇聯堅持革命。毛澤東在會後修改決議草案時，曾對總參謀長劉伯承說：“我總想，這個根據地要在黃河以東，不能在黃河以西，這樣才好和群眾結合。”這是一個卓越的預見，幾十年後，劉伯承元帥回憶說：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毛主席說：唯物主義徹頭徹尾，徹里徹外，徹始徹終，就是領導群眾鬥爭。他說：“我提出一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給群眾辦好事，不領導群眾鬥爭，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據地放在河東，以後抗日東進，就看出主席這個思想來了。 中央領導人都明白：張國燾之所以反复糾纏政治路線問題，是要在黨內樹立他的權威。特別是他目前處於人多槍多的優勢地位，使中央更為擔心。雖然雙方在決議中都高唱加強一、四方面軍兄弟般的團結，但隔閡和矛盾卻越來越深，成為兩大山頭的對立。當沙窩會議討論第二項議題——組織問題時，一場權力分配的較量就無法迴避了。 主持會議的人拿出一個事先準備好的方案，宣布這次會議要吸收四方面軍幹部參加中央工作。由政治局提議： 補選三個中央委員：徐向前、陳昌浩、周純全。 補選三個中央候補委員：何畏、李先念、傅鍾。 中央政治局補選二人：陳昌浩為政治局委員，周純全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張國燾立即說：“在堅決提拔工農幹部上可以多提幾個人。” 毛澤東說：“四方面軍的干部有很多好的干部，而我們只提出這幾個同志，是很慎重的。本來政治局不能決定中央委員，現在是在特別情形下這樣做。其他幹部更可以吸收到各軍事政治領導機關工作。” 張國燾態度強硬地說：“本來要提出（四方面軍）九個同志都到政治局，以便提拔工農幹部和學習領導工作。” 毛澤東委婉地拒絕他的要求，說：“國燾同志的意見是很好的，將來可以多吸收到中央機關及其他部門來。” 張國燾不好再鬧，中央對方案又作了調整，陳昌浩和周純全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毛澤東又提議：恢復紅一方面軍司令部，由周恩來同志負責（因為周將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四方面軍不變，紅軍仍然分成兩個方面軍。對紅軍指揮機關又作了若干調整，經大家一致通過，紅軍指揮機構和負責人的情況如下： 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席朱德 副主席張國燾周恩來王稼祥 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部 總司令朱德 總政治委員張國燾 總參謀長劉伯承 總政治部主任陳昌浩 副主任楊尚昆周純全 紅軍前敵總指揮部 總指揮徐向前 政治委員陳昌浩 參謀長葉劍英 副參謀長李特 政治部主任陳昌浩（兼） 副主任傅鍾 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 司令員兼政委周恩來 參謀長周昆 政治部主任朱瑞 副主任羅榮桓 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 總指揮徐向前 副總指揮王樹聲 政治委員陳昌浩 參謀長倪志亮 副參謀長王宏坤 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副主任傅鍾曾傳六 張國燾終於攤牌了。他要求將四方面軍中九名幹部提拔為政治局委員，當時連他本人在內，中央政治局共有八名政治局委員，兩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如果按張國燾的意志辦，四方面軍一下有了十名政治局委員，在中央政治局自然形成多數，中共中央就是張國燾的天下了。面對張國燾咄咄逼人的進攻，毛澤東等委婉而堅決地拒絕了他的要求，作了部分的妥協。在中央政治局內張國燾的人雖然還是少數，但在紅軍指揮機構里四方面軍佔了明顯優勢。總政治委員是張國燾的，紅軍作戰指揮，他有決定之權。前敵指揮部是徐、陳的，打仗要靠他們。總之，中共中央已經對張國燾作了最大限度的讓步，就是為了團結他。因為眼下中央要靠紅四方面軍強大的力量打開北上之路。周恩來在會上對張國燾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一方面軍從江西拖出來，確實拖瘦了；象王稼祥同志一樣，骨瘦如柴。你（張國燾）胖胖的，還要你幫助幫助，這是兄弟之情。” 好累人的沙窩會議終於結束了，張國燾怒氣未消地和陳昌浩一路走一路說。陳昌浩激動地問張國燾：“為什麼中央這樣頑強的抹煞四方面軍一般同志的意見？如果你進一步明確宣布中央政治路線完全錯誤，中央領導破產，將會發生什麼後果？如果這樣做，是不是會逼使中央讓步？”張國燾還下不了這樣的決心，和中央決裂，畢竟不是隨便乾得的事。 在四方面軍總部，徐向前正焦急地等著他們回來。他看到“張國燾滿肚子不高興，臉色陰沉，不願說話。陳昌浩向我發牢騷，說中央聽不進國燾的意見，會上吵的很兇。我對張國燾、陳昌浩說：現在不是吵架的時候，這裡沒有吃的，得趕緊走。我們在前面打仗，找塊有糧食吃的地方，你們再吵好不好呀！當時的確到了鬧糧荒的地步，我心裡急得很。部隊天天吃野菜、黃麻，把嘴都吃腫了。供應中央領導機關的糧食，眼看快要吃完。周恩來同志患瘧疾，病得起不了床，我去看望他時，帶去幾斤牛肉，算是頭等補養品。我想，這麼困難的情況下，要命第一。我一再催促張國燾、陳昌浩早走，原因就在這裡”。 在徐向前等人的催促下，張國燾總算答應走了。他也認為毛兒蓋地域狹小，不宜久留。但他打算和中央分開，免得在一起吵個沒完。毛澤東等也十分贊同。按照夏洮戰役計劃，紅軍部署又作了一些調整。 8月12日，在中央和前敵總指揮部的領導下，右路軍的紅一、三軍團、4軍、30軍、軍委縱隊、紅軍大學陸續開始行動，向班佑、巴西地區進發。 左路軍在紅軍總司令部率領下，紅五軍團、9軍、31軍、32軍（原紅九軍團）、33軍及軍委縱隊一部，本應在卓克基一帶集結，向阿壩地區前進。可是張國燾遲遲未動。據他說是因為地形道路不熟，總參謀部劉伯承派出偵察部隊，費了幾天力氣才畫出比較準確的行軍路線圖。出發前，張國燾又擔心後方安全，打算分兵回擊撫邊之敵。 8月15日，中央急電張國燾：“不論從地形、氣候、敵情、糧食任何方面計算，均須即以主力從班佑向夏河急進，左路軍及一方面軍全部應即日開始行動。……一、四方面軍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壩只出一部，掩護後方前進，5軍、32軍速開毛（兒蓋）。目前應專力北向，萬不宜抽兵回擊撫邊、理番之敵。” 8月19日，張國燾、朱德率左路軍開始行動。董振堂的五軍團為先頭部隊，由查理寺探路向班佑前進。大部隊和紅軍總部依次向阿壩進發，沒有一支部隊來向右路軍靠攏。張國燾致電徐向前、陳昌浩：“阿壩仍須取得，一是財糧策源，必要時可助右路；二是可多闢北進路；三是後方根據。……大金川、大藏寺有三、四條平行路向阿壩北進，人糧甚多，比蘆花、毛兒蓋好多了。” 毛澤東看了張國燾的來電，心裡突然閃過一陣憂慮：他的五、九軍團都跟張國燾走了，還能再回來嗎？早知要分開，當時為什麼不叫五、九軍團迅速向毛兒蓋集中，共同北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