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五章矛盾與爭論
兩河口會議之後，紅一、四方面軍開始聯合行動。從表面看，會師後的蜜月還在繼續，但在雙方的領導層內，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和誤解在暗中發展著，並且越來越表面化，令廣大紅軍戰士和基層指揮員迷惑不解。
矛盾是從哪裡開始產生的，誰也說不清楚。一方面軍和四方面軍會合後，廣大指戰員們親密無間，和睦相處，好比兩個久別的兄弟重逢，高興都來不及，怎麼可能一見面就互相算計呢？
當時任紅五軍團保衛局局長的歐陽毅回憶會師後的那段日子說：“我們紅五軍團與9軍的駐地緊挨著。兩支部隊經常在一起組織聯歡，參觀訪問，交流戰鬥經驗，互相檢查對方執行群眾紀律的情況，開展體育活動等友誼競賽。9軍的同志們見我們穿的比較破爛，物資十分缺乏，便主動給我們送來了酥油、炒麵，還有幾百套灰布軍衣。我們也回贈了一些槍支彈藥。那種親密無間的戰友情誼，既感動人，又鼓舞人，使大家心裡都熱烘烘的。”
當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鄧小平也親身感受到四方面軍戰友的情誼。過雪山的時候，他的馬死了。鄧小平只好與普通戰士一樣，靠自己的兩條腿一步步翻過大雪山。與四方面軍會師後，他見到了留法勤工儉學時的老戰友、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傅鍾。傅鍾看到鄧小平連一匹馬都沒有，非常同情，便慷慨地送給鄧小平一匹馬，還有衣服食品。這些東西不多，但對鄧小平來說卻是雪中送炭。鄧小平深受感動，幾十年後還念念不忘，對子女說：“過了雪山後，傅鍾送了我三件寶：一匹馬、一件皮大衣、一包牛肉乾。這三樣東西可真是頂了大事呀！”
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絕大多數是淳樸的農民，他們熱情、直爽，打起仗來十分勇猛。但是文化水平低，頭腦比較簡單，常常乾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在政治上不如一方面軍的同志成熟。四方面軍的人從心裡是把一方面軍當大哥看待的，虛心向他們學習。原紅四軍的偵察參謀許昌同志回憶：“四方面軍向一方面軍學了不少東西。如保密，原來四方面軍下至連上至軍都有大旗，駐到哪裡，大旗門口一插，一行動前面扛起來走。人家不要問就知道哪一軍哪一師，以至哪一連。再如號譜，通訊聯絡，原來四方面軍使用的與國民黨的一樣。會合後，這些都改進了。”
會合以後，雙方指揮員都有一個共同的願望：現在兩大主力會師了，就應該迅速地聯合起來，形成統一的力量，而不應該各行其是。懋功會師後，徐向前就建議一、四方面軍的部隊和乾部相互調劑補充。劉瑞龍回憶：“會師後，徐向前同志看到一方面軍減員太大，亟需補充，又考慮向一方面軍學習，主動向中央建議，請一方面軍調幾位得力干部到四方面軍各軍任參謀長，四方面軍抽調建制部隊補充一方面軍。張國燾開始不同意，經徐向前同志做工作，並經中央批准，這一建議才得以實現。一方面軍派來擔任各軍參謀長的有陳伯鈞、張宗遜、李聚奎、郭天民等同志，對四方面軍部隊建設，起了積極作用。四方面軍抽調給三軍團的部隊是90師的270團和89師直屬隊共2600餘人；抽調給一軍團的部隊是98師的294團共2000餘人和11師32團1200餘人。後來，這些編入一方面軍的部隊在戰鬥中都發揮了他們的重大作用。”
四方面軍在會師初期，給一方面軍的支援和幫助是真誠的，實實在在的。他們對一方面軍是尊重的。但是張國燾認為中央犯了路線錯誤，所以打了敗仗，丟掉了蘇區，一路逃到這裡。如果不是他的接濟，很快就會被消滅。所以，中央現在應該聽他的，讓他來領導。部分紅四方面軍的干部對一方面軍尊敬好奇的心理，在會合後不久便漸漸淡化了。在他們看來，一方面軍也沒有想像的那麼不得了。這支長途跋涉的隊伍，衣衫襤褸，軍容不整。對比之下，四方面軍的精神面貌要強得多。在會合之後，四方面軍的干部很少向一方面軍講張國燾的壞話。相反，令聶榮臻極為不快的是，“在兩個方面軍會合以後，一方面軍中也確有人從一種不正確的動機出發，歪曲地把一方面軍的情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偷偷地告訴了張國燾。也使張國燾起了歹心，認為中央紅軍不團結，他有機可乘”。當時中央的一些舉動，也激化了一、四方面軍之間的矛盾。 30軍領導向張國燾報告：“中央曾派遣一些調查人員到30軍中去調查實況。這些調查者往往誇大第四方面軍的缺點，特別是找到幾個軍官罵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軍中有濃厚的軍閥習氣。那些調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軍一般幹部只知道毛澤東、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員的名字這一事實，硬說第四方面軍不尊重中央。”30軍政治部把中央調查人員與他們的談話都記錄下來，交給張國燾。一方面軍的各種文件，也通過各種渠道送到了張國燾的手裡。所以，張國燾與中央的關係迅速惡化，想當領袖的慾望急劇膨脹，絕非偶然。而當時發生的一些事情和政治氣候，確實產生了對他有利的因素。
徐向前回憶說：“從這以後，我們耳聞目睹的一些不利於兩軍團結的現象，就日見增多起來。有些話很難聽。張國燾對下面散佈：'中央政治路線有問題'，'中央紅軍的損失應由中央負責'，'軍事指揮不統一'，據說還派人找一方面軍的同誌了解會理會議、遵義會議的情況等，實際上是進行反中央的活動。在此同時，凱豐、博古他們則指責四方面軍撤離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義'，還有什麼'軍閥主義'啦，'土匪作風'啦，'政治落後'啦，甚至公開寫文章抨擊。他們這種'左'的做法，與當初剛到中央蘇區時，對待毛主席和一、三軍團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軍幹部的反感。許多指戰員想不通，憋著一肚子氣。這也給了張國燾以挑撥的藉口。……再往後，教條主義者對紅四方面軍的那些指責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向我反映。我雖然教育幹部不要向底下散佈這些東西，但說老實話，心裡是不痛快的。四方面軍這支部隊，是從鄂豫皖的一支三百來人的游擊隊發展起來的，打了那麼多硬仗、惡仗，是黨領導的隊伍，發展到八萬多人，很不容易。儘管部隊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缺點，但本質是好的，是堅決打蔣介石的。是實行土地革命的，是擁護第三國際的，是聽黨的話的，是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是竭誠擁護同中央紅軍會合的。怎麼又是軍閥，又是土匪，又是落後，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軍說的漆黑一團，對兩軍團結對敵，沒有任何好處，我確實想不通。”事隔多年之後，徐帥回憶起來還這樣惱火，可見當時四方面軍的干部對中央的一些左傾機會主義領導人的反感和氣憤。
張國燾回到理縣紅四方面軍總部，連續召開會議和與乾部談話，把大家的火都激起來了。於是他開始鼓動上上下下向中央伸手要權，理由是要“統一指揮”。 7月1日，張國燾在致中央的電報中談毛兒蓋戰役實施的部隊調遣和部署時，強調指出：“我軍宜速解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反對右傾。”暗示如果不這樣做，就會引起部隊調動的混亂，給敵軍以可乘之機。幾天后，張國燾向中央慰問團的成員、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提出改組充實總司令部的建議，推薦徐向前擔任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委。李富春感到事關重大，便給中革軍委領導人朱德、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發了一封電報：
中革軍委對此保持沉默，沒有答复。幾天后，四方面軍的電報紛紛傳來，口氣也越來越不客氣。毛澤東後來憤怒地說：“各種燕雀們都打電報來了。”就是指這些事。
7月9日，在張國燾授意下，中共川陝省委領導成員聯名致電黨中央：“依據目前情況，省委有下列建議：為統一指揮，迅速行動，進攻敵人起見，必須加強總司令部。向前同誌任副總司令，昌浩同誌任總政委，恩來同誌任參謀長。軍委設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設常委，決定軍事策略問題。請中央政治局速決速行。並希立復。”一個川陝省委居然對中央說三道四，插手最高領導層的人事安排，顯然是張國燾在當後台老闆。中央依然沒有反應。
7月16日，陳昌浩出面了。他沒有那樣直截了當，而是委婉地致電中革軍委朱德、張國燾、周恩來、徐向前：“阿壩應速取。浩甚望指揮統一，大振士氣，提高軍紀、黨紀，堅決反右、肅反，爭此大勝。一切可見代呈。惟浩只在中央及軍委領導下堅決工作，但決不敢問，且無能另當大任也。如何？盼復。”
7月18日，陳昌浩在致張國燾、徐向前轉朱德的電報中再次懇求：“全局應速決，勿待職到。職堅決主張集中軍事領導，不然無法順利滅敵。職意仍請燾任軍委主席，朱德任敵前總指揮，週副主席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決行。……浩連日不得指示，現在決親來面報。”
在紅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再三催促下，中央無法再保持沉默。形勢很明顯：紅四方面軍人多勢眾，沒有他們的配合，一方面軍是孤掌難鳴。中央急於北上，擺脫在藏區缺衣少食和到處挨打的被動局面。但是張國燾按兵不動，非要先解決權力分配的問題才肯行動，看來不讓步是不行了。於是，毛澤東和張聞天認真地商量這個重大問題。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
毛澤東、張聞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樣使一、四方面軍團結一致，統一行動，認為關鍵就在張國燾。恩來同誌發高燒，病中仍為此事煩心。我聽到毛主席和聞天反复商量，談得很具體。毛主席說：“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位，一、四方面軍很難合成一股繩。”毛主席分析，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現在由朱總司令擔任，他沒法取代。但只當副主席，同恩來、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聞天跟毛主席說：“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毛主席說：“不行，他要抓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考慮來考慮去，毛主席說：“讓他當總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盡量考慮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恩來一點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表示贊同。
當時彭德懷等人都不明白毛澤東“寧可讓出總政委，不能讓出總書記”策略的奧秘，後來形勢的變化，彭德懷對毛澤東的遠見佩服不已：“如果當時讓掉總書記，他以總書記名義召集會議，成立以後的偽中央，就是合法的了。這是原則問題。”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黑水縣的蘆花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出席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朱德、洛甫（張聞天）、張國燾、周恩來、毛澤東、博古、王稼祥、凱豐、鄧發共九人。會議只有一項議題：研究解決統一指揮和組織領導問題。
張聞天首先發言，他提出：中革軍委設總司令，由朱德兼任。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是軍委的總負責者。軍委下設小軍委（軍委常委），過去是四人，現增為五人，陳昌浩同志參加進來，主要負責人還是張國燾。周恩來調到中央常委工作，在國燾尚未熟悉前，恩來暫幫助工作。這是軍委的分工。關於總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實際是博古。現決定博古任主任，設副主任兩個：富春和四方面軍一個。昌浩、向前兩同志仍任原職，更擴大權力，前面部隊都歸他們指揮。
張聞天講完後，張國燾、毛澤東等相繼發言。張國燾提出要向中央委員會增補人員。毛澤東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麼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婉轉地拒絕了張國燾的要求。與會人員一致表示同意張聞天的意見。最後張聞天說：大家一致意見，很好，張國燾任總政委，徐向前、陳昌浩任前敵部隊指揮，博古任總政治部主任。權力分配的第一次會議就這樣結束了。
根據會議的決議，當天軍委向各部隊發出通知：
7月21日，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對一、四方面軍組織番號和乾部任免作相應的調整。命令如下：
同日，軍委還發布《關於松潘戰役軍隊部署的決定》，宣布：“任徐向前為前敵總指揮，陳昌浩為政委，前方一切作戰部隊均歸其統率指揮。並即以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兼前敵總指揮部。”
這一次大幅度的調整，張國燾得到了紅軍的指揮大權。前方作戰也由紅四方面軍負責指揮，紅一方面軍退居次要地位。中央作了很大讓步，尤其是周恩來，為顧全大局，把紅軍總政委的位子讓給張國燾，自己只剩下一個軍委副主席的名義。張國燾佔了上風，應該滿意了。但是張國燾不算完，他還要和中央算政治路線賬。在張國燾授意下，以凱豐批評“西北聯邦政府”的文章為突破口，7月8日，中共川陝省委致電中央，對凱豐的文章進行反擊。
這真是“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遵義會議雖然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但毛澤東為了顧全大局，挽救中央紅軍，暫時擱置了政治路線問題，沒有批判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如今紅四方面軍川陝省委的電報反而給凱豐扣上一大堆“右傾”、“失敗”、“主觀”的帽子，要對他進行鬥爭。面對人多勢眾的四方面軍幹部，凱豐第一次沉默了。其實，張國燾是要中央承認自己的路線完全錯了，只有張國燾才是唯一正確的。
中央眼看給張國燾讓位和調整紅軍領導機構都沒使他滿意，他又要解決政治路線問題。 7月21日和22日又在蘆花召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紅四方面軍的工作，對前一段的鬥爭作出評價。出席會議的有：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周恩來、朱德、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博古、鄧發、凱豐、李富春、劉伯承。
21日的會議是由紅四方面軍負責人作匯報。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相繼發言，報告了紅四方面軍自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以來的軍事、政治工作情況。他們充分肯定了紅四方面軍在創建鄂豫皖和通南巴蘇區進行的英勇鬥爭，也談到了退出這些蘇區的原因和教訓。徐向前指出：紅四方面軍的優點是工農幹部多，對黨忠誠。服從命令聽指揮，紀律較好；作戰勇敢，打起仗來各級幹部層層下放，指揮靠前，兵力運動迅速敏捷，長於夜戰。平時注意軍事訓練，戰後注意總結經驗。缺點是文化程度低，軍事理論水平及戰略戰術的素養不夠，參謀業務薄弱。陳昌浩匯報了四方面軍政治工作的情況。匯報之後，徐、陳二人回前線指揮戰鬥，未出席第二天的會議。
22日進行討論。朱德發言肯定了張國燾到鄂豫皖後，“發動了廣大群眾，擴大了十倍以上的紅軍，都是對的”。缺點是戰役計劃有不對的地方，打了許多仗，但未很好地武裝群眾，牽制敵人。用全力注意發展紅軍是對的，對地方工作不夠。他說：紅四方面軍要變成鋼鐵紅軍是有基礎的，把戰術素養加強，交通聯絡搞好，是有把握的。
凱豐發言批評說：四方面軍不應退出通南巴蘇區，中央蘇區是不得已才退出，通南巴是打了勝仗，順利條件下退出的。任意放棄蘇區是應考慮的。
周恩來的發言比較了中央蘇區與鄂豫皖蘇區的情況。他說，中央蘇區由於戰略戰術錯誤退出，鄂豫皖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像中央蘇區採取完全防禦戰造成的。退出鄂豫皖預先沒有很好準備，對發動群眾動員不夠，有些忽視敵人。並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說那一次反圍剿一定不能勝利，一定要退出蘇區。到通南巴，克服了疲勞，建立了根據地，這是對的。一方面軍長途行軍，有些表現右傾，在遵義會議後改變了軍事領導，已有糾正，但是還須注意。週對四方面軍的政權建設提出批評說：建立的聯邦政府，並沒有多少少數民族，聯邦沒有東西聯。關於宣傳鼓動，周恩來認為有些超過事實。如對敵人力量的估計，說敵人是“殘餘”。有些口號提法有問題，如“打下松潘，直下成都壩子”。又如說十萬中央紅軍，說得過火，使人失望。在組織工作上，周建議應科學化，有條理，有計劃，這更有利上下級關係。
毛澤東在發言中說：從鄂豫皖起，國燾領導下總的是沒有問題的。過去與中央不很密切時，有自稱中央代表在那裡批評，因此有同志認為或許路線有問題。今天看，認為路線是正確的。紅軍的擴大鞏固，兩個蘇區的發展鞏固，與中央蘇區的配合，無數次擊破敵人，都證明路線是正確的。對紅四方面軍的工作，毛的結論是：總的路線正確，其他個別問題不正確。
張聞天說：關於通南巴問題，使它成了蘇區，總的路線是正確的。放棄通南巴，這是個嚴重的錯誤，找不出理由為何要放棄。在鄂豫皖蘇區幾次沒有打下敵人，因沒有準備打，又打得不好，那時退出是正確的。但通南巴是打退了劉湘，勝利後放棄蘇區，是不對的。關於民族問題，張說：凱豐上次草案（指批判西北聯邦政府文章後附的民族政策草案），我是不大同意的。提出的基本問題是同意的。聯邦政府在組織上程序上是錯誤的，我們應著重自決方面，聯邦是要自由結合的，為什麼要採取聯邦？不能承認川陝省委所說聯邦在組織上理論上正確，這樣說不對。
最後，張聞天強調了根據地問題。他說：通南巴地區有相當多的群眾，地方相當大，但現在放棄了。並不是被敵迫出，而是勝利局面下放棄。如果說中央有電報要放棄，可以不放棄，我們不會因電報放棄蘇區。原因是沒有深入工作，加強黨和地方武裝，深入的土地革命，全靠紅軍支持。通南巴的教訓，使我們對建立新的根據地，要有決心派好的干部去建立政權，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建立和鞏固革命根據地，對革命發展有很大意義。
會議結束前，張國燾作了補充發言，代替會議的結論。他承認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的失敗是因為對蔣介石軍隊的力量估計不足，打得不夠堅決。當時考慮保存紅軍是主要的，對游擊隊的作用重視不夠。張國燾講完，就散會了。兩天的會議沒有形成文字的決議。
這次會議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鋒。中央領導人發言的調子並不一致。朱德、毛澤東、周恩來、鄧發都以肯定為主，善意地提些意見。凱豐則是措辭嚴厲，大有批判的味道。
凱豐的批判是否有道理？紅四方面軍退出通南巴蘇區究竟是怎樣一回事？這裡面有各種複雜的原因，需要回顧一下紅四方面軍的戰鬥歷史。
通江、南江、巴中地處大巴山、米倉山南麓，山川縱橫，險峰林立，只有崎嶇的小路蜿蜒穿行於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這里人口稀少，封閉落後，屬於窮鄉僻壤，與四川盆地的富饒形成強烈的反差。但是這裡與井岡山、大別山有相似之處：地處偏遠，軍閥的統治比較薄弱；山高路險，易守難攻，適合紅軍的休養生息；經濟落後，人民貧苦，適宜發動群眾革命，建立根據地。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西行千里，能在這裡落腳生根，與上述條件有直接關係。
1933年紅四方面軍到達通江後，徐向前把總部建在縣城裡。他描述當地的情況說：“通江縣城不大，約千餘戶人家。三面臨山，一面傍水，四周環有相當堅固的城牆。主街道兩旁有些店鋪，經營日用百雜、山貨土產、飯菜小吃之類。白木耳甚多，一塊光洋能買一大堆。部隊不知道那是高級營養品，買回來成鍋煮，當稀飯吃。而鹽巴、布匹、醫藥，則極為短缺。民房一般為木質結構，大都年久失修，破舊不堪。最令人矚目的建築，要算一座寬敞的孔廟和一座堅固的天主教堂了。方面軍總部和西北軍委機關，臨時設在這兩座建築裡。”他看到這裡的老百姓“貧困到令人吃驚的地步。不論縣城或鄉村，我們見到的多是些'打精巴子'的男女老少，衣不蔽體，面黃肌瘦，佝僂著身子縮成一團。十七、八歲的大姑娘沒有褲子穿，圍著塊棕片遮身。而且這裡鴉片肆虐，男人多是大煙鬼，骨瘦如柴，不成人樣”。
紅四方面軍初到通南巴，幹得轟轟烈烈。打土豪、分田地，擴大紅軍。不但男青年爭先恐後，女青年也積極參加紅軍。當時的實際情況是，當地男人煙鬼太多，招到部隊來要先集中戒掉大煙癮，實在是一件很艱難的工作。當地的婦女倒是身強力壯，吃苦耐勞，無論田頭家裡，都是主力軍。於是紅軍招了不少女青年，組成婦女團。戰地勤務、後方工作雜務由她們主要承擔，發揮了很大作用。
在通南巴站住了腳，紅軍首先打退了四川軍閥田頌堯的圍攻。爾後，紅四方面軍開始向外出擊，擴大川陝根據地。先後打敗楊森、劉存厚的川軍部隊，把根據地由三個縣發展到八個縣，活動範圍擴大到二十二個縣，紅軍發展到八萬多人，紅旗漫捲大巴山。紅軍的勝利使得四川軍閥膽戰心驚，他們終於聯起手來，為了自身的地盤和利益，與紅軍決一死戰。
1933年10月，四川軍閥首領劉湘糾集各路軍閥勢力，組織一百二十個團，二十多萬兵力，對川陝蘇區發動六路圍攻。這場較量長達十個月，是紅四方面軍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殘酷的戰役。 1934年7月，川軍八十個團分路進攻川北重鎮萬源，企圖切斷川陝交通線，把紅軍擠出川北。這是一場生死攸關的戰鬥，紅四方面軍的4軍、9軍在許世友、陳海鬆的指揮下，開始了驚心動魄的萬源保衛戰。徐向前到前線視察時看到：“部隊真是殺紅了眼，每天要對付敵人五、六次以上的衝鋒。從天亮打到天黑，大刀砍捲了，刺刀捅彎了，陣前敵人屍首一堆一堆的，臭不可聞。這是關係川陝革命根據地生死存亡的一場血戰，不拼命不行啊！”徐向前激動地稱讚紅軍戰士說：“部隊真頑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僅要戰勝優勢敵人的進攻，還要經受其他困難的考驗：白天，烈日、硝煙、戰火，把陣地烤得像蒸籠似的。夜晚是蚊蟲、小咬的天下，成群成群地圍著塹壕、工事飛舞，咬得人們滿臉滿身的疙瘩，痛癢難忍。暴雨天，泥水灌滿塹壕，指戰員泡在齊腰深的水里堅守陣地。爛腳病象瘟疫一樣地蔓延，許多人的腿腳潰爛紅腫，行動艱難，又缺乏藥物治療，照樣堅持戰鬥，不下火線。敵人的屍體橫七豎八，密密層層地堆在陣地前沿，來不及處理，兩三天就發腐發臭，熏得人噁心嘔吐。糧食供應不上，指戰員靠挖洋芋野菜充飢。所有這一切，都嚇不倒我們的鋼鐵戰士。”
多年以後，許世友上將回憶起萬源保衛戰，還是感慨不已。他說：“保衛萬源這個戰爭打得是很大的，打得很惡劣，打的時間很久，整整四個半月。這一帶老百姓是很可憐的，死的太多了。三十里路以內的老百姓都得瘟疫死掉了。我以後去看了，都躺在床上死掉了。大人小孩都完了。死屍味比什麼都臭，老百姓中了毒，得了瘟疫。時間久，殘酷，死人多。我們也傷亡不小，我們師傷亡也是七八千。每次攻擊，敵人丟屍七八千。我們的傷亡一般是二比一；死一個，傷兩個，那是輕的，有時傷亡還要多。”
劉湘等四川軍閥的“六路圍攻”終於被紅軍粉碎了。但是此後不久，紅四方面軍卻退出了川陝根據地，向嘉陵江以西轉移。打了勝仗為什麼還要走呢？當然是有原因的。徐向前說：“十個月的反六路圍攻，固然以我軍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告終，但川陝根據地的元氣，卻受到了嚴重損傷。我們的面前，廢墟一片，困難重重。戰爭結束後，我從前線回到後方。沿途所見，皆為戰爭破壞帶來的災難景象。良田久荒，十室半毀，新塚滿目，哀鴻遍野。令人驚心慘目！紅軍士兵的來源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物質短缺，補給困難。南部和通江的鹽井，被敵破壞殆盡，短期難以恢復。敵人的經濟封鎖日甚一日。根據地急需的食鹽、糧食、衣被、藥物等無法解決。隨著飢餓現象的日趨嚴重，傷寒、痢疾等傳染病猖狂蔓延，奪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根據地的秩序大不如前，逃難的、搶東西的、當土匪的屢有發生。”加上春荒的到來，紅四方面軍這樣一支大軍想再堅持下去幾乎是不可能的了。
戰爭不僅是戰場上的軍事鬥爭，而且要有雄厚的人力財力做後盾。沒有人就無法補充部隊，沒有飯吃就無法打仗，這是基本常識。通南巴地區的深山老林，在軍事上適合紅軍據險而守。可一旦受到經濟封鎖，它就顯現出脆弱的一面。然而，通南巴蘇區的放棄，敵人的圍剿是外因，張國燾的“左”的政策，則是根據地垮台的內因。
張國燾在通南巴蘇區仍然繼續他那一套“左”的方針政策。大搞肅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濫殺無辜。他重新清算小河口會議的老賬，軟禁曾中生，殺害紅4軍指揮員曠繼勳和師、團級幹部餘篤三、舒玉章等同志，又掀起一場肅反的浪潮。
徐以新回憶在川陝蘇區被逮捕的經歷說：“1933年的'八一'，我就被抓了。'八一'這一天后方檢閱，前方開來兩個師，我還是檢閱總指揮。張國燾、陳昌浩在後方，徐向前同志沒有在。他們檢閱了部隊，閱兵完後我就休息，夜裡派人來說總政治委員有請，結果一請就請到保衛局去了。陳昌浩在那裡一本正經地說：你知道自己犯了錯誤嗎？另外，今天還請了曾中生和張琴秋，但你們不能見面。不過張琴秋的錯誤比你們輕，沒有抓她，她已經承認了錯誤。你們三個人反對張國燾是最主要的，但是現在還不晚，只要你承認錯誤，我可以擔保馬上放你出去。後來我哭了一番，發了脾氣，質問陳昌浩說：豈有此理，為什麼把我送到保衛局？保衛局是對待反革命的。陳昌浩說：不一定都是反革命，犯了錯誤也可以蹲。又說：你的錯誤不簡單哪，你是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呀！半夜，把我送到一個單人房間，一出來四個人跟著。過幾天后，曾傳六（保衛局局長）叫我寫材料，我就寫了對張國燾有什麼意見，至於右傾，我也不知道右在哪裡。後來就分配我在保衛局講課，問案子。結果在問犯人中，發覺好多都是自己的同志。人家有根有據，有名有姓，有關係的，都是陝南和四川省委派來的。還有一部分是四川農民，公報私仇的，不是反革命都抓來了。當時審案子是逼供信。我看了這個情況，曾建議要把情況調查清楚，但無結果。以後，我鼓足了勇氣，寫了一封信給張國燾，說肅反不能這樣肅，這樣下去將來要造成農民暴動。從保衛局的情況看，地方亂肅反，亂殺人，軍隊裡面有許多不該肅的被肅了。'條陳'上去不到三天，張國燾來了，訓我一個鐘頭，拍桌子說：你和曾中生等在四方面軍對我不滿意，反對我，誰不知道的？我對你們寬大，張琴秋悔過，對她就更寬大。我叫陳昌浩跟你談話，希望你在保衛局很好表現，好好檢查錯誤。分配了你工作，叫你講課、問犯人。你在問犯人裡面不相信工農幹部，擅自作主，跟反革命打成一片。你在保衛局還不轉變，還在頑固抵抗，你這個人已經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此後，就把我送到朱光、李成林集體住的地方罰苦工。在那個地方我們刻石印、寫東西，直搞了兩年，到二、四方面軍會合北上，才把我放出來。”
徐以新還算是幸運的，當時紅4軍12師是肅反的重點，從師長曠繼勳起，實行層層清洗。當年在保衛局工作的張仁初中將回憶說：“在川陝時12師最嚴重，從曠繼勳起被捉了不少。韓繼祖是12師政治部主任（理髮的出身），殺的干部也不少。12師團以上的干部就是34團團長許世友、36團團長余天雲和35團團長沒捉起來。曠是最先捉的，從通江送往10師所在地，那時聽說是張國燾讓他到四軍當軍長，實際是用這個辦法將他殺了。殺得很機密，原因不知道，估計一定是他反對張國燾。”
張國燾在通南巴地區把肅反範圍擴大，直到地方黨組織和普遍群眾。徐以新回憶：“我們的方針是打土豪分田地，分衣物，對地主是'左'的，差不多都是掃地出門。後來富農也是掃地出門，中農也連帶著，這是'左'的政策。這些跟肅反結合起來，搞得中農也不滿意，說幾句怪話，就抓起來當反革命。所以通南巴肅反繼承了鄂豫皖肅反的'左'的政策，在部隊裡，幹部中，只要對張國燾有意見，就抓起來。在地方也是這樣，除地、富外，有些幹部也抓起來當反革命肅了。後來在蘇區蹲不下去，恐怕就是這樣。我當時在保衛局看到一份報告，大概是縣保衛局送來的報告，一個縣一殺就是幾千，沒有口供，只是很簡單的名單，說殺多少，一個個圈起來，送上來叫保衛局審查。一個縣就有殺人的權力，有的鄉開公審大會就殺了。所以亂殺人、亂抓人、亂用刑，造成了人民的不滿。”
徐向前元帥也證實：“張國燾在川陝根據地，推行的還是王明那一套，許多東西是'左'的。如對地方政策，只要當過保長的，多要殺掉。認定是地主、富農的，也要殺掉。其實，有些保長是窮人，大家推舉他出來幹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農雖有剝削，但民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於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不問青紅皂白，把他們通通殺掉。只能擴大敵對勢力，嚇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改革、經濟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侵犯中農利益，甚至將一些中農劃成地富成份，無條件地剝奪，使他們失去了生產積極性；把小經紀人當資本家打倒，搞得根據地商業凋敝，連日用生活物資都很難買到。俘虜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對營以上被俘軍官，殺掉不少，增強了敵軍的對抗、報復心理。這些'左'的政策和在鄂豫皖時期差不多。”
據當年老紅軍回憶，“左”的政策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打土豪拿來的法幣、茶葉都當成反動的東西燒掉了。後來到了松理茂地區，許多戰士不服水土，拉肚子，才後悔不該燒掉茶葉。 “左”的政策把川陝根據地搞得民窮財盡，要糧沒糧，要衣沒衣。農村開個會，參加者大多是婦女，男的都當紅軍去了。當時擴大紅軍，貧下中農出身的年輕人都參加了紅軍。如果你看到年輕人沒當紅軍的，那就是地主富農出身的。這樣的結果就是待不下去，只好放棄川陝根據地，再次轉移。
張國燾的“左”還表現在他對川陝地方黨組織和游擊隊的打擊迫害。張國燾生性多疑，對川陝黨的同志根本不信任。當時活躍在川東地區的是王維舟同志領導的川東游擊軍。 1933年10月，王維舟率領部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奉命改編為紅33軍。以王維舟為軍長，原達縣中心縣委書記楊克明為政委，四方面軍來的羅南輝為副軍長。但是會合的歡慶剛過去不久，張國燾就以其當地人多，社會關係複雜為藉口，在33軍內部大搞肅反和清洗。王維舟回憶說：“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經過黨多年培養出來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幹部，遭受了無辜的殺害。這些同志幾年來在地下艱苦的環境中，與敵人進行了殊死的鬥爭，未遭反動派殺害，卻在自己內部，在叛徒張國燾'左'傾路線的毒手下犧牲了。游擊軍和紅四方面軍剛會合，張國燾派人在宣漢雙河場以開會名義殺害了地下黨的干部百餘名。在巴中縣，張國燾把我們33軍的兩個師長（98師、99師）蔣群林、冉南軒從前線調去，也被暗中殺害。又在宣漢屬之清溪鄉三彎崖，於點驗時殺了三個團的團級幹部（其罪狀是他們過去當過保甲長）。又在黃中舖前線正當同敵人在激烈戰鬥中（當時我在虹口養病），把正在火線上指揮作戰的軍政委楊克明同志撤職調離前方，又將排級幹部以上五十餘人都調到後方，大部分被殺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數幾個人。”
張國燾對川東地方革命同志的屠殺和連根拔的政策，被人們稱之為“拔蘿蔔”，引起了黨內強烈的義憤。在後來延安清算張國燾錯誤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朱德痛心地說：“對於肅反，錯誤是很嚴重的。四川同志談：紅軍不來，我們還發展了一些黨員；紅軍來了，把我們殺光了。同志們帶武裝來，不慢待罷了，我們總不該要他們的命！把這些革命同志當反革命，是罪惡。有些地方把整個地方肅光。”
張國燾把川陝根據地當作他的獨立王國，不僅對地方同志不信任，甚至對中央派來的干部也隨便懷疑打擊。黨中央把廖承志同志從上海調到川陝根據地參加領導工作，任省總工會秘書長和紅四方面軍政治部秘書長。 1934年10月，廖承志參加川陝根據地第四次黨代表大會時，張國燾藉口有人提出廖承志的父親廖仲愷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母親何香凝是國民黨中央婦女部長，就把廖承志關起來審查。老共產黨員誰不知道廖仲愷、何香凝是孫中山先生的親密戰友、中國共產黨人尊敬的朋友。這居然成為關押廖承志同志的理由，還有比這更荒唐的事情嗎？廖承志因為能寫會畫，宣傳工作上有一技之長，才沒被殺掉，以犯人的身份參加了長征。與廖承志命運相同的還有中央派來的朱光、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等同志。
在對敵鬥爭上，張國燾更是以極“左”的面目處理戰略和政策等問題。在他眼裡，敵人就是敵人，沒有任何區別。他不會利用軍閥陣營的內部矛盾來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敵人，更不知統一戰線為何物。其實，當時無論是國民黨軍隊各派系還是四川軍閥內部，都存在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利益衝突，他們一開始也並未想要和紅軍死拼。 1933年紅四方面軍離開鄂豫皖向川陝地區轉移時，陝西的西北軍楊虎城、孫蔚如與蔣介石有矛盾。在西北軍內的地下黨員勸楊、孫與共產黨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於是孫蔚如派人來聯繫談判。紅軍派徐以新前往漢中，孫熱情款待，與紅軍約定：以巴山為界。你不過來，我不過去。大家一起對付胡宗南。協議達成後，孫蔚如很高興，給紅軍提供了不少方便。例如給紅軍送去無線電通訊器材、四川省地圖，為紅軍在漢中建立交通站運送物資。孫蔚如的合作，使紅軍免除了後顧之憂，可以集中兵力對付四川軍閥的進攻。但是1935年2月，紅四方面軍準備西渡嘉陵江，與中央紅軍會合時，為了出其不意，紅軍突然攻擊陝南的寧強、陽平關。儘管徐向前說這次戰役是有節制的，“不過是虛晃一槍罷了”。但是紅軍戰士們打起來卻是真刀真槍，一傢伙幹掉孫蔚如六個團，叫孫吃了大虧。直到解放後，做了民主人士的孫蔚如還對此耿耿於懷，向周恩來總理告狀。說張國燾不守信用，打了他。週總理說：張國燾的事，當時我們也管不了。陳昌浩回憶此事，也承認陝南這一仗從軍事上說是達到了迷惑敵人的目的，在政治上的影響是好是壞，值得研究。
四川軍閥更非鐵板一塊，他們之間的矛盾錯綜複雜。軍閥信奉的第一原則是：只要你不侵犯我的地盤，一切都好商量。對蔣介石，他們是不相信的，很怕蔣把他們一個個收拾掉。因此，紅軍入川後，楊森、劉存厚、劉湘都派人來聯繫過，希望與紅軍和睦相處。陳昌浩回憶，1933年9月，張國燾對他說楊森派人來談判，叫他去一趟。張對陳說：楊森要保存實力打劉湘，他想利用我們。我們也要利用他打劉湘，利用矛盾是第一。這時，張國燾的頭腦倒是很清醒的。
陳昌浩奉命來到巴中縣境內的一個小村鎮，這裡是紅軍與楊森的川軍對陣的地方。黃昏時，楊森的代表夏炯應約來到。他們談了一夜。夏炯三杯酒下肚，就罵起了老蔣。他說：蔣把你們（紅軍）整走，還不是要整我們。夏還提出要和紅軍平分四川，成都、重慶等好地方歸他們，川北歸紅軍。陳昌浩乘夏炯談得起勁，便向他了解了許多劉存厚、劉湘方面的軍事情報，夏炯有問必答，毫無保留。
陳昌浩說：“正談的高興時，夏的一個團長派人送來一份電報，字不多紙不大。夏炯把電報還拿給我看，這份電報是用夏給我們的密碼本譯出的。一般說在敵我談判中，這樣的電報是應對對方保守秘密的，他給我看是有一定誠意的。到天將破曉，會談才圓滿結束。當天我就趕到巴中，我回來後和張研究，張國燾一下就變了，態度很冷。感到我的估計太樂觀了，他要趁我們和楊森正在談判期間不及防備的情況下打楊森，來一個聲東擊西。我提出這樣做會樹敵過多，在統一戰線上失策，使各小軍閥不相信我們。這也會影響到和孫蔚如的關係，應該利用敵人的矛盾中立某些敵人等道理和張國燾爭。張說，軍事上的勝利是主要的勝利，我們勝利了他們就相信我們了。我執行了他的決定。後來我們打下了營山，楊森還不相信他前方部隊的電報，及至弄清了我們確實向他進攻了之後，非常氣憤（解放後陳錫聯同志當重慶市長時，鄧錫侯還向他談過這個問題，鄧也有意見）。後經證明，楊森供給我們的情報大多是真實的。後來打劉湘前或是打劉湘時，楊森還派人來過。我們打得很苦的時候，楊始終沒有打我巴州。”
無論出於何種動機，楊森當時對紅軍是有過幫助的。他把川軍通訊密碼交給了紅軍，使劉湘軍隊的一舉一動都為紅軍總部所掌握，在反六路圍攻戰鬥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底下的紅軍戰士當然不了解其中奧秘，他們把張主席當成活神仙，張說敵人幾時到哪裡，果然敵人到那時就來了。但是張國燾用政客手段對待楊森，究竟是聰明還是愚蠢？從四川軍閥後來齊心協力進攻川陝蘇區，與紅軍死拼，就足以說明問題了。
陳昌浩當時是忠實追隨張國燾的，明知不對也堅決執行。但是紅軍中有頭腦清醒的干部，例如總部的參謀主任舒玉章同志就反對張國燾的錯誤政策。徐向前回憶：“打完楊森，發生過一場爭論。我們的參謀主任舒玉章，與陳昌浩吵起來了。舒玉章不同意打楊森，認為紅軍和人家的代表談判過，無論如何不該進攻人家。爭來爭去，陳昌浩的意思無非是說，我們消滅了楊森那麼多部隊，繳了那麼多槍，取得了那麼大的勝利，不對嗎？舒玉章說，不管你們怎麼說，我們和人家代表說的是互不侵犯，你們打楊森，犯了錯誤，是'立三路線'，官司打到中央去，我也保留意見。這下陳昌浩可炸了，拍著桌子說，你是個'日本特務'，在這裡搞煽動，反政治委員！下令：'馬上給我把他捆起來！'結果硬是把舒玉章關進了班房。政治委員決定一切，能隨便抓人、殺人，搬的是蘇聯那一套，害死人哪！後來聽說是以'反革命'的罪名，把舒玉章殺掉了。這是個好同志，死得冤枉，令人惋惜。”
張國燾在通南巴蘇區，對內對外都是在執行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不過兩三年時間，把蘇區搞得民窮財盡，又受到四川軍閥的多方圍攻。儘管取得了一些勝利，也無力再堅持下去了。當紅四方面軍向嘉陵江以西轉移時，收到中央來電。張國燾決定放棄通南巴蘇區，到川西北去。這時，他的左傾達到了偏執狂的地步。他下令“堅壁清野”，所過之處無論村莊城鎮，房子統統燒光。當時的紅4軍政委王建安回憶：“突圍時我在後邊掩護，燒了不少房子。因張國燾說一方面軍有三十萬人，與一方面軍會合就是勝利，要把房子都燒掉。敵人來了讓他們沒地方住，睡不好，趕不上我們。我擔任後衛，燒了一些，不忍心，又留了一些。”
張國燾的這種野蠻行為，是完全地損害人民群眾的利益，不要蘇區，斷絕後路的行為。廣大紅軍戰士對燒老百姓的房子是極不贊成的，這樣做的結果不僅失掉了民心，也傷了紅軍戰士的心。原四方面軍幹部柯常青悔恨地說：“過岷江我負責燒的茂州，過江後把橋撤掉，紅軍家屬、孩子、地方乾部都隔在江對岸，我的愛人也在那次被扔掉了。”
由此可見，紅四方面軍退出通南巴蘇區，雖然是為了與中央紅軍會合而進行的轉移。但張國燾在政治上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自己的干部；在軍事上搞陣地防禦，與敵人拼消耗，其結果是早晚要被迫退出蘇區根據地。而張國燾認為：四方面軍是為了與中央會合才放棄通南巴的，責任在中央。蘆花會議在沒有決議的情況下結束了，中央領導人與張國燾之間不但沒有統一認識，統一思想，反而矛盾更加激化。張國燾依仗人多槍多，向中央爭奪權力的行動日趨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