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四章陷入困境
兩河口會議結束後，根據中央決議，朱德、周恩來、張國燾、王稼祥在一起迅速擬訂了《松潘戰役計劃》，於1935年6月29日下達到一、四方面軍各部隊。
戰役部署是：紅軍主力兵分三路，林彪、彭德懷率紅一方面軍十六個團為左路軍；徐向前率紅四方面軍十個團為中路軍；陳昌浩率八個團為右路軍。三軍分路並進，準備集中優勢兵力，奪取川西北軍事重鎮松潘，控制通向甘南的道路。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和紅9軍軍長何畏分別率岷江支隊、懋功支隊掩護紅軍後方的安全。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周純全率各警備部隊負責中央和方面軍總部機關駐地卓克基、阿壩等地的保衛工作。
紅軍剛剛開始行動，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難和厄運就降臨了。它們不是來自國民黨和四川軍閥，而是來自川西北高原的自然地理環境和藏族土著居民。
川西北地區的自然地貌十分複雜，松、理、茂地區的岷山、邛崍山、大雪山高聳入雲，原始森林密布，河谷水深流急。今天這里美麗的自然風景吸引著眾多的旅遊者，在當時卻給長征的紅軍帶來了極大的困難。山高路險，部隊行進十分艱難。由於地處海拔3500～4000米的高寒地區，人煙稀少，糧食作物只有大麥和青稞，產量很低。這個荒涼地區現在一下來了十萬紅軍，他們吃什麼，到哪裡去找尋足夠的糧食和給養，立刻成了嚴重的問題。
這一地區世世代代居住著藏族人。他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7世紀的唐朝。當時，他們的祖先吐蕃人從青藏高原遷徙到這裡，為了爭奪成都平原的財富與唐朝軍隊進行多次交鋒。唐朝宰相李德裕修築的薑維城遺址，至今還雄踞在茂汶境內的半山腰上。民國以來，四川軍閥對川西藏民橫徵暴斂，濫施淫威，激起了藏民對漢人的仇恨心理。封閉和愚昧使土司和活佛成為貧苦藏民至高無上的主宰，這裡的社會還處在奴隸制和封建制的時代。紅軍突然來到這裡，打破了山間的沉寂。但他們給藏民帶來的不是驚喜，而是恐懼。
紅四方面軍剛到這裡不久，徐向前就敏銳地感覺到：“這裡的條件遠不及通南巴，發動群眾的工作困難重重。一是語言不通，障礙甚大。二是歷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閡很深，短期內不易消除。三是地廣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見不到一個寨子。四是少數上層反動的土司、喇嘛，利用他們的統治勢力和影響，暗地進行破壞活動，甚至公開組織反革命武裝。”
反對共產黨和紅軍的行動，是當地藏族土司和宗教上層人士共同策劃的。紅軍進入川西北地區後，國民黨軍隊因崇山峻嶺、交通及後勤補給等方面的困難，無力派大軍追剿，於是便利用藏族宗教界上層人士和地方土司，向藏族群眾作反動宣傳。當時青海、川西的宗教領袖和土司雖然與國民黨軍閥也有矛盾，但在反對共產黨和紅軍方面，立場是一致的。 1935年6月9日，蔣介石在成都召見流亡的昌都諾那活佛，封他為“西康宣慰使”。此舉被當地記者譏為“閒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而諾那本人卻感激不盡，願效犬馬之勞。 6月22日，諾那發表《告康藏民眾文》，咒罵共產黨“殺人放火，劫掠姦淫，對於一切宗教，無不毀滅淨盡”。要藏族僧眾“俱宜一心一德，以與殘匪作殊死戰，無論如何，不令越康境一步”。這些宣傳對於那些信奉喇嘛教的藏族民眾，無疑有著很大的欺騙性和號召力。
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四方面軍一部在傅鍾帶領下向卓克基東北的馬塘、康貓寺地區進發，在康貓寺與日頭喇嘛率領的僧眾騎兵遭遇，雙方激烈交火。傅鍾抓來兩個俘虜審問，了解情況後，立即給張國燾寫了書面報告。報告中說：“日頭喇嘛現率反動多人，已經跑往草地去了。現只留少數匿跡康貓寺左山老林中，企圖繼續擾亂。……據捉獲反動所供，他們是聽說黑水蠻子來了，如有不跑者，即被殺戮，所以他們才跑的。這完全是反動借群眾口氣，掩蓋自己的一種說話。否則他們不會嚴陣以待，公然開槍與我打仗。總之，前日雜穀腦事件，完全是該地喇嘛寺早與蘆花、黑水反動及叩山溝之番族土官頭人均有整個密謀勾結者。故前日我們政治部同獨立二師一路去大小溝、木村溝打反動時，曾捕獲三個番人，是從雜穀腦送信到黑水和左耳溝的反動回來的。”傅鍾向總部發出信息：藏族宗教上層和土司策劃的有組織的反對紅軍的活動已經開始了。
紅軍原來的打算是：按照蘇區打土豪分田地的老辦法，取得藏族民眾的擁護。然後籌糧籌款，準備北上的物資。然而現實的一切卻令紅軍戰士迷惑不解，所到之處藏民都逃得不知去向，家裡的糧食、物品都藏匿一空。沒跑的則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槍嚴陣以待，不許紅軍靠近。這使紅軍以往的政策辦法全都失靈。但是，糧食必須籌集，這是關係到每個紅軍戰士生死存亡的頭等大事。
紅軍總政治部6月25日在兩河口發布《關於收集糧食的通知》，政策界限還是很嚴格的。其中規定：“甲、在收買糧食時，必須很好的向群眾作宣傳，使群眾自願將自己所有的糧食拿一部分出來賣給紅軍，並幫助紅軍去收集糧食。乙、收買糧食時一定要給足價錢。丙、群眾僅存很少的自己吃的糧食，不得他本人的同意不應強迫購買。……戊、群眾逃跑不在家時，購買他的糧食一定要找得鄰近的群眾同去，並將價付給鄰近的群眾，留信給逃跑的群眾。”一個星期過後，總政治部發現原訂的政策根本行不通。藏民不但全部逃跑，而且堅壁清野。如果還按老政策辦，紅軍很快就會絕糧，乃至餓死。嚴重的情況來得如此之快，迫使總政治部在7月3日下達嚴厲的訓令。指出：“目前我們正處在奪取松潘赤化川陝甘的戰鬥關頭，為著實現這個歷史任務，克服目前放在我們面前的糧食困難，是具有嚴重的戰略意義的任務。估計到前進路上糧食的更形困難，和胡敵在松潘附近已經把糧食完全收集，和番人的堅壁清野，更必須決心用大力來克服糧食困難。各部隊政治部必鬚髮動連隊用一切辦法，如沒收、搜山、收買等收集糧食。”
在這片廣闊荒涼的土地上，一場為糧食、為生存而戰的鬥爭開始了。
紅軍在藏區蒐集糧食的具體過程，一、四方面軍都沒有留下完整的記載。紅二方面軍長征結束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給中央寫了一個詳細的《二、六軍團長征的政治工作總結報告》。談到在藏區籌糧時的情況和對策，他說：
在番區解決給養，我們感覺番區糧食的缺乏，和群眾的藏匿糧食，以及群眾的逃匿山中，使我們在給養上感覺很大的威脅。搜索糧食我們所採取的辦法如下：
——搜山：群眾和土司頭人喇嘛的糧食，大部早已匿藏山上，牛羊亦早已遷避。我們為著解決給養問題，不能不實行搜山。自然我們在搜山原則上是要調查土司頭人的糧食或牛場，而徵發其一部分，盡量不侵犯群眾的利益。但實際上在山上是萬難見到群眾，無從調查與分別清楚，有時番民武裝掩護這些糧食或牛場，經我們射擊，即已逃散一空，也弄不清是誰的，所以實際上在搜山時是侵犯了群眾利益的。
——挖窖：番區糧食有許多是埋在房子裡、土裡、夾牆中與偏僻的地方，我們因糧食困難，一到宿營地即實行挖窖，搜得了不少糧食。
——借貸券：我們在搜山、挖窖所得的糧食是完全不知是誰人的，給錢無法交給誰手。我們才入番區時，如群眾未在家吃了他的糧食，有的將錢放在經堂內，寫一個條子給該主人，有的交給當地某一喇嘛。結果部隊先行後進，有的番民乘前梯隊走後，即乘機亂搜。事實上這些錢不知落在該家主人沒有，因此我們由供給部印發一種借貸券（內容是：因取糧食時主人已逃，錢不便交與誰人，特按所吃糧食定出價格，說明以後如遇任何紅軍，即可持此券去接錢），在搜山與挖窖獲得糧食如無主人時留下此券。
——購買：如群眾或喇嘛在家，我們對他們的糧食一般的是用錢購買的。我們在噶多寺首先得守家喇嘛的許可，在寺內進行清查，並召集喇嘛開會，經過通事說明向他們購買的理由，取得其同意，動員他們幫助集中，按價給錢。
——樂捐：經過通事向喇嘛寺鼓動，結果喇嘛寺有自動樂捐的。 （如中甸、白玉、噶多寺）
——賠償價格：收集糧食後有些群眾，有自動回來的，有因宣傳回來的。群眾回來後即召集茶話會，經通事向之宣傳鼓動，並賠償其一部分錢，這樣群眾是歡喜的。 （如在黨村、中咱）
——要求賠償：我們在仁波寺時該寺喇嘛的頑強抵抗，我們死傷數人要求其賠償（多少糧食），結果他送來了一些。
應該指出，紅二方面軍是最後經過藏區的，此時藏民通過一段時間的了解，對紅軍的態度已經有所緩和。在此之前一、四方面軍在藏區籌糧時，採取的方式與二方面軍大體相似。但是他們與藏民的衝突卻要激烈得多。從當年各方面的記錄和回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一、四方面軍在那裡的遭遇。
林伯渠，當時的紅軍總供給部長，負責著全軍的糧食徵集、發放工作。 1935年6月18日到達懋功後，立即領導開展籌糧。第一天，6月19日籌集17萬斤。第二天籌到41萬斤。然而好景猶如曇花一現，這一帶有限的存糧很快被收光。 6月24日林老的賬上僅收麥30斤、豬1只；25日收糧280斤、大米8斤。此後整整一個月，林老的日記上居然沒有糧食的入賬！ （有可能是各部隊都在自行籌糧）在7月31日的日記上，林老焦慮地寫道：“籌糧與分糧，到極緊張時。”
糧食籌不夠，但人是要天天吃飯的。十萬紅軍面臨嚴重的飢餓威脅。誰也不願坐以待斃，各部隊都行動起來，投入搜索糧食的戰鬥。
林彪、聶榮臻指揮的紅一軍團是先頭部隊，蕭鋒是軍團直屬隊的黨總支書記，6月26日他們剛開始北進，部隊就缺糧了。 “戰士、幹部都吃不飽，腿沒有勁。”6月29日，部隊行軍到了梭磨。 “這裡的村子較大，有二百多戶居民，青稞麥的長勢較好。部隊原地休息、籌糧。”但是“藏民躲的躲，逃的逃，把糧食都藏起來了。為此，大家積極動腦筋想辦法搞糧食。砲兵連司務長率戰士挖到一個地窖，找到了上百斤臘肉和許多糧食。主人不在，留了借條”。消息傳開，各連隊紛紛仿效。 7月2日到康貓寺宿營後，“各單位分頭籌糧。工兵連挖地窖，搞到一千多斤糧食”。
村莊里的糧食很快被搜羅一盡，紅軍戰士又分頭四下活動，尋找藏匿在野外的藏民和糧食。在婆羅子，一天，蕭鋒帶著警衛連到幾十里外的青山找糧。 “途中，在半山坡，忽然看到山洞裡跑出四個大人一個小孩，黑乎乎的拼命往山下跑。我們走到洞裡一看，留下四袋青稞麥。我們打了張借條：你藏的四袋青稞麥，紅軍借用一下，等革命勝利後，加倍償還。借走了人民的糧食，心裡真難過，可是又沒有別的法子。”
彭德懷指揮的紅三軍團在亦念住了十幾天，藏民都跑光了。地裡的青稞很有限，不夠紅軍幾天吃的。當時任11團團長的王平回憶：“部隊沒有吃的，不得不宰殺藏民留下的豬狗牛羊。彭（德懷）軍團長說：'一聽到這些牲畜的叫聲，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隊又沒有吃的，實在是叫人為難。'藏民有時晚上跑下山來，在駐地外邊喊：'紅軍，你們什麼時候走啊！你們再不走，把糧食吃光了，我們就得餓死！'聽著這些喊叫聲，更是叫人揪心。但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也不得不違心地這樣作。”
德國顧問李德當時隨紅一方面軍行動。他在回憶錄中描述道：“至於我們和當地民眾的關係，比起從瀘定到懋功的行軍途中還要惡劣。嚴格地說，幾乎沒有什麼關係。如果說我們在懋功以南還偶爾能遇到一些居民，雖然幾乎都是川西人，那麼在懋功北面就根本不見人跡了。村落和院宅被遺棄了，貯存的糧食被收藏和搬走了，牲口也被趕走了，周圍根本沒有可以買到或者可以從地主那裡沒收到的東西。不論人家願意與否，我們不得不拿走所搜出的一切，甚至最後一粒糧食，並且不得不接二連三地派徵糧隊進山，去逐獵散遊的牲畜。我們越往北走，給養情況就越發嚴重。”
紅四方面軍戰士們的眼睛盯著藏族土司的碉樓和喇嘛廟。這些金碧輝煌的巨大建築物與荒野中貧民的破爛小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藏民眼裡，土司宮和喇嘛廟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象徵。而在紅軍戰士看來，那裡的財富都是剝削來的，都屬於該打的土豪。一路上，這些土司宮和喇嘛廟給紅軍帶來了兩大好處：一是房子大，可以給幾千紅軍當宿營地；二是糧食財產多，可以補充給養。
蕭永正，當年的紅30軍供給部糧秣科長，曾有過一次傳奇經歷。部隊快要到達毛兒蓋時，總供給部長林伯渠開了一張60萬斤的領糧條，讓他帶一個運輸隊去某地領糧。他帶著各師的運糧隊共2000人馬，興沖沖地到了指定地點，沒想到糧食已經被先頭部隊領完了。蕭永正頓時著急上火，這關係到一個軍的生存，責任重大啊。他們被一方面軍的同志領到一座巨大的土司住宅里休息，這座依山建造的高大石樓，足夠容納幾千人。蕭永正還在為糧食發愁，突然，奇蹟出現了。他回憶：“正當我上樓的時候，給我管馬的小鬼急急忙忙從樓下跑上來對我說：樓下發現了一個洞，黑乎乎的，一眼望不到底，好像是個無底洞。我跟小鬼下樓一看，原來是石頭砌的牆壁和石板地之間塌了一個口，一眼看去，漆黑一片，深不見底。我點著火把，踩著梯子朝下走，走下去幾丈深的地方，我很敏感地嗅到穀物氣味。心裡猜想，這裡準是個很大的糧窖。倒是小鬼眼尖，看清了裡邊的東西，他驚呼起來：'糧食！糧食！這麼多糧食！'我們將火把舉起一照，果然是金黃一片，都是上好的青稞麥。小鬼高興地在'麥海'上翻身打滾。穿過'麥海'又出現了一間地窖，裡面整整齊齊地碼著整隻整隻的臘豬、臘羊及整塊整塊的醃豬肉和牛油，而且還有不少布匹。”當時大家激動的心情，如同阿里巴巴發現了四十大盜的寶藏。於是，土司的全部儲藏，統統被紅軍搬了個乾淨。
在川西北這片廣闊荒涼的藏民區，糧食就是生命。埃德加·斯諾描寫道：在當時的環境下，“除了靠槍才能得到食物，紅軍被迫為幾頭牲畜而打仗。毛澤東告訴我當時有這樣的說法：'買一頭羊要搭上一條人命。'他們從藏人的地裡割青稞、收甜菜、蘿蔔等蔬菜。他們就是在這樣極其缺乏給養的情況下過了大草地。'這是我們欠下的唯一外債，'毛澤東幽默地說：'有朝一日我們一定要向藏民償還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那裡拿走的那些東西。'”
紅軍籌糧的行動，使本來就很緊張的民族關係急劇惡化，衝突和矛盾上升為武裝的對抗和戰爭。在諾那活佛和土司頭人的鼓動和指揮下，藏民採取各種方式進攻、襲擊紅軍。有的組成騎兵隊伍，在草原上流動作戰；有的隱匿山林，向紅軍打冷槍；有的專門捕捉殺害紅軍的傷員和掉隊者。
7月2日，童小鵬跟隨紅一軍團從卓克基向松潘進發。行軍首先要找嚮導，但所到之處，村莊空無一人。只好沿著先頭部隊的腳印往前走。忽然，“見大片雪山擁於眼前。至見先頭部隊從雪中踏過時，大家都奇怪地說：為什麼以前爬小雪山都很早知道，今天爬大雪山都不曉得？原來是因為這一帶藏民都逃避一空，無從調查路線”。艱難地翻過雪山，原定到一個叫岔嘎的村莊宿營。 “因前面橋樑為藏民破壞，中途遇先頭師折迴繞路，我們也折回上山，在倉德宿營。”（當地的河都不寬，但水流湍急冰冷，徒涉很快就會凍僵被水沖走，所以沒有橋就無法過——作者註）這一天只走了30裡。
7月3日，他們從毛兒蓋向波羅子前進。 “出發還未走十里，藏人在途中搗亂了，只得停止對付他，約戰一時餘，才將其擊退，被其擊傷幾人，馬兩匹。前面部隊還沒到波羅子，因波羅子附近之橋被藏人拆斷，正在搭橋，只好在途中宿營起來。渴望著的波羅子又未到。”這樣的行軍真夠讓人惱火的。
蕭鋒所在部隊6月30日從梭磨出發。 “這一帶山路兩旁都是原始森林，看不到藏民，只聽到森林裡'呀羅，呀羅！'（殺漢人的意思）的叫喊聲。通訊連一個班長和兩個戰士外出架線時，被藏族頭人的反動武裝殺害。”“沿途土司頭人的反動武裝，經常躲在樹林裡打冷槍，襲擊、捕捉我們掉隊和執行任務的零星人員。據統計，僅直屬隊就有二十幾人被捕殺。”藏民武裝襲擊的規模越搞越大，8月3日在毛兒蓋地區，一軍團3團7連“在上打古山峽放連哨，被地方反動武裝偷襲，除一通訊員逃出外，其餘65名同志都被殺害了”。從遵義走到這裡，一方面軍還很少吃過這麼大的虧。蕭鋒自己也經歷了一次危險，8月5日，“午睡時起床到屋後解手，突然有三個藏民打扮的人從小樹林裡拼命跑來抓我，我急得提著褲子就跑。我的老天，差一點被他們殺了”。
在紅軍與藏民的對抗中，還出現了一些戲劇性的場面。一天，王平率11團進至一處藏民院子，“房子裡的年青人全跑了，只剩下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看院子。圍牆和門都很厚實，誰靠近院子，他就在圍牆上打石頭。他不懂漢語，我們喊話也沒有用。部隊再也找不到別的房子，都很著急”。王平對彭德懷說：“給他一槍算了。”彭德懷不讓打。王平用手槍開了一槍，想嚇唬嚇唬，老頭動也不動。鄧團長用步槍一槍打中了老頭，沒想到“這位老人從牆上爬下來，把門打開了。還豎著大拇指，意思是稱讚團長槍打得準，他佩服”。大家這才明白，藏民“喜歡強悍，鄙視懦弱；只有你武藝比他高，本領比他強，他才服你，聽你的”。
最困難的是陳伯鈞所在的紅五軍團，他們與四方面軍的9軍共同擔任後衛，駐守懋功，掩護紅軍總部的安全。在藏族騎兵的襲擾下，幾乎無日不戰。與藏軍相持數日，到7月11日，懋功城內部隊的糧食只夠七天之用，再等下去就要挨餓。陳伯鈞命令部隊四出搜索糧食，打擊頑抗之敵。 18日，一支採糧隊在部隊掩護下前往三岔溝，在丹巴路上遭藏民武裝襲擊。部隊負責人未能組織有效抵抗，大受損失。陳伯鈞聞訊，“當即命39團首長率2營前往增援。事後檢查，失掉長短槍近40支，傷亡40人”。
幾天后，五軍團和9軍移駐撫邊。軍委電令他們堅守撫邊、八角一線，保障紅軍後方的安全。但是藏族武裝緊跟在後，讓人不得安寧。 7月29日早晨，陳伯鈞派兩個連兵力去石觀音一帶籌糧，“歸來時只弄到少許菜蔬，並失人槍各一”。晚間傳來消息，9軍“79團受夷匪及少數白軍襲擊，於夜21時失去八角陣地，退至木坡”。第二天查明情況後，陳伯鈞命令79團派主力收復八角。但該團指揮員顧慮畏縮，遲遲不動。第二天才派出部隊去八角。結果因指揮不當，八角得而復失。 79團又敗了回來。紅軍連續失利，說明藏族武裝確實剽悍善戰。後查明，進攻撫邊的是藏族頭人金剛鑽的部落。
8月8日，敵情更加嚴重。四川軍閥部隊也從懋功過來了。撫邊周圍的木坡、石觀音、潘家山一線發生激烈戰鬥。儘管紅軍反复衝鋒，終因兵力太少，寡不敵眾，被迫放棄撫邊，撤退到兩河口。
就在紅軍後衛部隊屢受藏民武裝和國民黨軍襲擊騷擾，且戰且走的同時，在前面執行進攻松潘計劃的先頭部隊，進展也不順利。 6月29日，指揮左路軍的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下達前進命令，以陳賡、朱瑞率紅1師的5團、6團為先頭部隊，由康貓寺向壤口（今紅原縣境內）進發，準備迂迴到松潘。當部隊到達中壤口時，與麥桑土官楊俊扎西率領的千餘藏族騎兵遭遇，展開了激烈拼殺。這一帶地勢開闊，藏族騎兵往來衝殺，紅軍缺乏與騎兵作戰的經驗，損失較大。紅軍作戰失利，被迫退回康貓寺。事後，陳賡、朱瑞致電朱德、林彪，檢討失敗的原因說：“此戰鬥原因是首長指揮失當，敵之力量優勢我一倍以上，加之指揮戰鬥員三日游擊，飢餓疲勞及未與騎兵作過戰，情緒受很大威脅，不能夠應戰。”電報最後說：“根據地形、敵情、道路、群眾、糧食等條件，依我現在兵力，由此道迂迴松潘及松潘以北是不可能。”
林彪接到報告，迅速修改了計劃，放棄由壤口迂迴松潘的決定，命令部隊改由黑水、蘆花一線向毛兒蓋進軍。 7月9日，紅一軍團和四方面軍的30軍88師主力到達毛兒蓋。這裡是攻打松潘和北出甘南的必經之地，有國民黨軍胡宗南部的一個營把守。他們佔據一座喇嘛廟，企圖頑抗。紅軍掃清外圍，包圍了喇嘛廟。守敵營長李日基被紅軍打得沒辦法，請胡宗南增援。胡宗南迴電命令：“電到後該營即刻撤回，並將電台砸毀。回來士兵一人賞洋10元，帶回武器一枝賞洋20元。”李日基慌亂之下，電報剛譯出“將電台砸毀”就沒再往下譯，砸了電台，趁夜深霧濃單身逃跑。毛兒蓋守敵全部被殲。李日基逃回松潘，副官處叫他領賞，他還不知領什麼賞。
紅軍佔領毛兒蓋，即向松潘前進。松潘自清朝以來，就是川西北高原的軍事重鎮，控扼通向陝西甘肅的主要通道。松潘城小而堅，城內多是漢人。城外有山可做制高點，易守難攻。紅軍到來之前，胡宗南部奉命進駐松潘，堵截紅軍北上。阿壩的藏族土司對胡宗南的聯絡人員說：“從阿壩上下包座以北，盡是荒無人煙的沼澤草地，就是鳥兒也飛不過去。保險可以堵住共軍。”於是胡宗南在紅軍來到後，迅速收縮兵力集中在松潘城內外，決心死守松潘。
此時，徐向前率領紅軍的中路軍，正艱難地向松潘前進。他回憶說：“由茂、理到松潘，山高林深路險。又因地震關係，山石不斷塌方，極難通行。部隊一邊排除塌方，一邊行進，每天只能通過一個團。31軍有個班，行進途中遇上塌方，全部犧牲。我軍剛到川西北時，計劃佔領松潘，但因行進困難，才被胡宗南部搶先一步控扼，打了一下，攻不動，退到鎮江關一帶。這次調兵上去，準備再打松潘，是硬著頭皮幹的。”戰事的發展證實，徐向前的擔憂不是沒道理的。
7月下旬，紅一軍團和四方面軍的4軍、30軍從幾個方向對鬆潘外圍守敵發起進攻，打算一鼓作氣拿下松潘。但是胡宗南部隊頑固抵抗。在松潘以西的羊角塘，紅一軍團與胡宗南的廖昂旅激戰一天，敵軍憑藉碉堡工事和優勢的火力，使紅軍難以前進，只好撤回卡龍。許世友、王建安率領的4軍猛衝猛打，給胡宗南的丁德隆旅以沉重的打擊，推進到離松潘城十幾里的犛牛溝。胡宗南畢竟是蔣介石的嫡系，硬著頭皮頂住不逃跑。他把指揮部移到前線山上，親自坐鎮。招呼後續部隊，迅速向松潘靠攏。
紅軍攻打了十天，沒取得多大進展。一些陣地來回拉鋸，得而復失。由於缺糧，戰鬥部隊每日一干一稀兩頓飯。肚子填不飽，衝鋒沒力氣。一邊作戰還要一邊籌糧，這還怎麼打仗呢？再有，紅軍長征以來，重武器都丟光了，只有步槍和很少的機槍，在碉堡面前就無計可施。強行攻堅只能白白犧牲戰士的生命。權衡利弊，紅軍總部下令停止進攻松潘，將部隊撤回毛兒蓋。原訂的松潘作戰計劃實際上不再實施了。
其實，胡宗南的日子也並不比紅軍好過。他的部隊到松潘後，多數人水土不服，吃青稞就瀉肚，只好從四百里外的江油僱挑夫向松潘運糧。道路艱險，要越過海拔5568米的雪寶頂。今天這裡是風景如畫的黃龍旅遊勝地，當時對挑夫來說卻是死亡之路，單身爬山尚且吃力，何況背負百斤呢？靠人力運到松潘的糧食相當有限，根本填不飽這支大軍的肚子。胡宗南下命令說：“國難當頭，一切要節約。上至司令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飯。”於是全軍勒緊褲腰帶（當然，胡宗南不會真的挨餓，他有餅乾、罐頭吃）。當紅軍到來時，究竟能否守住松潘，胡宗南也是心驚膽戰，沒有把握。想不到抵抗了幾天，紅軍居然主動撤離了。胡部上下自然是慶幸萬分，鬆了一口大氣。
松潘戰役停止後，紅軍的形勢更為嚴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擋住，西邊的阿壩草原是一片荒無人煙的曠野，南邊的退路又被四川軍閥阻塞。看來只剩一條路——去走那荒涼神秘的松潘草地。在面臨困境的局面下，紅軍中大多數人都盼望盡快離開，選擇一條適合生存和發展的新路。是北上還是南下，毛澤東與張國燾就要攤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