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三章衝突已見端倪

張國燾與毛澤東的關係，可以追溯到“五四”運動時期。 民國初年的北京城，是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紫禁城、中南海金碧輝煌的巍峨宮殿，顯示出當年的皇家氣派。雖然清朝廷已經被辛亥革命的大砲轟垮了，但是每月初一、十五云集神武門前，穿著朝服戴著紅頂子朝拜遜位的宣統皇帝的前清遺老，背後拖著一條條長辮子，表現著頑固的守舊。紫禁城南面的東交民巷，又是洋人的天下。扛著洋槍的外國士兵，在中國人面前顯得驕橫不可一世。掛著民國招牌的總統府、國務院、國會等各部門，雖然出入的人員或西裝革履，或長袍馬褂，卻依然保留著滿清時代的衙門習氣。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色，在北京到處都可以看到它的縮影。 相比之下，位於沙灘的北京大學卻顯示出一股青春的活力。自從蔡元培先生就任校長以來，他以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方針，招聘來一批最優秀的學者。李大釗、陳獨秀倡導社會主義學說，並與魯迅、胡適、錢玄同等共同倡導的新文化運動，使北大名揚四海，吸引著全國的進步青年。張國燾和毛澤東都從遙遠的南方慕名而來。

張國燾出身於江西萍鄉的一個世宦之家。祖上幾代都是讀書人，通過科舉走上仕途。豐厚的田租收入，給他以優裕的生活和讀書的機會。在中學裡，張國燾與多數同學一樣，在時代潮流的衝擊下產生了強烈的愛國心。一次到上海的機會，他結識了一位革命黨人，聽其講述辛亥革命的傳奇故事，不由大為動心，萌發了投身革命的念頭。為了實現他的抱負，張國燾考上了北大理工預科班，於1916年秋天來到北京。 進入北大後，張國燾很快就成了一個活躍分子。文科學長陳獨秀和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是他最崇拜的師長。受他們的影響，張國燾接受了社會主義理論。儘管當時還很幼稚，張國燾卻以救國和革命為己任。他先與許德珩等組織國民雜誌社，又與羅章龍、鄧中夏等組織了平民教育會。繁忙的社會活動使張國燾從課堂轉移到圖書館，在那裡他有時向李大釗先生請教，有時與同學高談闊論。可能他沒有意識到，在屋子角落的圖書管理員辦公桌旁，一位身材頎長的湖南青年在饒有興趣地聽他們講話，這位青年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是從另一條道路走到北大來的。他出身於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由於家鄉的閉塞，他最初的生活是在私塾和農田中度過的。直到18歲才有機會進入正規小學，接受新式教育。毛澤東如飢似渴地從新知識中汲取營養，由湘潭到長沙，畢業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在恩師楊昌濟指點下，他與蔡和森、何叔衡等組織新民學會，探索真理，尋求發展機會。 1918年8月，他與蔡和森、蕭子升等二十多個湖南同學來到北京，辦理赴法國勤工儉學。因為沒有錢，毛澤東與朋友們在北京過著清苦的生活。八個人擠一個大通舖，吃最便宜的飯，但是北京的開銷使毛澤東手頭日漸拮据。肚皮填不飽，求學亦不可能，好在楊昌濟先生此時在北大任教，把毛澤東介紹給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當了一名助理員。

這份工作雖然使毛澤東有機會接觸更多的書和人，但畢竟太委屈他了。他的月薪只有8元，不抵胡適、陳獨秀等大教授的二十分之一。薪水也是地位的象徵，毛澤東在北大師生眼中，不過是個小職員。除了李大釗有時和他談談話，很少有人理會他。這使毛澤東的自尊心極受打擊。直到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他還用一種淒涼的口氣對斯諾講述他在北大的經歷說：“我職位低微，無人理我。我的一項任務是登記來讀報紙的人的姓名，但對他們大部分人來說，我這個大活人是不存在的。從這些來閱讀的人中，我認出了啟蒙運動的著名領袖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懷著濃厚的興趣。我試圖與他們就政治和文化的問題開始交談，但他們都是大忙人，無暇去聽一個圖書管理員說南方話。”毛澤東對斯諾說：他認得張國燾，張當時是一個很激進的青年學生。而張對毛卻沒有留下任何印象。正是由於這種失落感，不到半年，毛澤東便辭去北大的工作，離開北京，回湖南家鄉去了。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北京代表張國燾，湖南代表毛澤東等出席了這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會議。由於陳獨秀、李大釗的缺席，張國燾受他們的委託，成了這次會議的主持人。當時他對毛的印像是“他是一位比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閒談的時候常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如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從建黨之初，張國燾就沒把毛澤東放在眼裡。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張國燾一直處於最高領導層。他起初分管工人運動。曾領導過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和上海“五卅”運動。大革命時期，他多次作為陳獨秀的代表，周旋於國共兩黨的上層。他代表中共出席過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見過列寧。但是他也屢犯錯誤。在周恩來等籌劃南昌起義前夕，他以中央代表名義去傳達國際的指示，阻止暴動。在周恩來、惲代英的強烈抗爭下，他才被迫服從大家的決定。為此，他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受到嚴厲批評。

而毛澤東卻沒有這般的風光，他一直紮根在中國的土地上，紮根在中國的最底層——廣大的農村之中。從井岡山開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一個中央蘇區來。但他卻一直受到那些留蘇派的譏笑，被認為是“山溝裡出不了馬列主義”。自從上海中央遷到中央蘇區後，毛澤東便屢受排斥和打擊，終於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被蘇區中央局的負責人趕下了台。直到遵義會議前的三年中，毛澤東都是在鬱悶孤獨的痛苦中度過的。他曾流著眼淚對來訪的老部下龔楚說：“現在我們井岡山的同志吃不開了，只好慢慢忍耐了。”在遵義會議上，博古等留蘇派領導人已經受到大多數紅軍將領的批判，毛澤東重新掌權已成定局時，凱豐還輕蔑地對毛說：“你懂什麼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所以，毛澤東對那些只懂得誇誇其談馬列教條，動輒揮舞棍子打人的左傾教條主義者是深惡痛絕的。

張國燾自1931年到鄂豫皖蘇區任中央分局書記，在紅四方面軍徐向前等將領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勢發展很快。有人形像地比喻說：當時中國革命的中心就是兩個山頭：一個是井岡山，一個是大別山。前者的領導者是毛澤東，後者就是張國燾。張國燾雖然到鄂豫皖蘇區時間不長，但他資格老、口才好，有組織能力。這兩大蘇區都曾發展到十萬紅軍。無論是在鄂豫皖，還是在通南巴，張國燾都是說一不二。他已經習慣於發號施令，不習慣屈居他人之下。現在與中央會合了，黨內論資歷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他張國燾。在兩河口他與毛澤東會面，雖然相敬如賓，卻沒有什麼心裡話好談。為了摸中央的底，他特地問周恩來：中央紅軍有多少人？周恩來故意往多里說：有三萬（實際不足兩萬）。張國燾臉上顯露出得意的神態，說：我們有八萬。從這時起，張國燾的熱情，就已經大大降了溫。

兩河口會議結束後，張國燾與中央慰問團一行返回紅四方面軍總部。到達雜穀腦鎮（今理縣城關），張國燾找了個藉口，把劉伯承、李富春等都留在那裡（當地是張創建的“西北聯邦政府”駐地），自己則快馬加鞭地趕回茂縣紅四方面軍總部，同徐向前、陳昌浩商量。 此時，留在總部的徐、陳二人正滿懷希望地盼著張國燾回來，聽聽中央對下一步戰略行動的指示精神。徐向前回憶說：“張國燾從兩河口返回茂縣途中，經下東門見到了我。他對會見中央領導及兩河口會議的情況，不願多談。只是說中央紅軍一路很辛苦，減員很大，和我們剛到通南巴時的情況差不多。我最關心的是下一步向哪個方向打？他說：中央的意見，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圖發展。我看還是先取川西南比較好，否則兩河口會議結束後，糧食給養都不好辦。”徐向前當即向張分析了南下與北上的利弊得失，委婉地勸說張國燾還是北上為好。 “張國燾沉思良久，最後表示同意先打松潘，但仍堅持南取邛崍山脈地區的意見。”

陳昌浩回憶：“張國燾在前面開了兩河口會議，打回來個電報，內容大意是情況不妙，可能是說中央紅軍留下不多了，埋藏好久的篡黨思想可以公開了。會後中央派劉伯承和張國燾回來傳達，但張國燾在路上把劉伯承留下了，只是他一個人回來，完全用他自己的觀點來解釋，好多都是他臆造的。張國燾走之前我內心對毛主席還是欽佩的，感到中央紅軍發展很大。但張國燾回來後談的一切都是為了攻擊黨中央以毛主席為首的領導，曲解遵義會議，好像中央都不對，遵義會議前是錯了，遵義會議後也不行，唯一的證明是部隊垮了，只剩下幾千人。並以此為其脫離通南巴蘇區做辯護（當時有些幹部對離開有意見）。證明他的領導正確，保存了力量，成了紅軍的主力，一方面軍是不行了。中央好的東西一點也沒談，談的都是攻擊中央特別是攻擊毛主席的東西，把遵義會議之前的錯誤領導和遵義會議之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混為一談。我的思想除右傾有共同點外，他回來的宣傳使我成為了他的俘虜。對中央領導發生懷疑，拿軍事上暫時的挫折來證明領導有問題，以紅軍的多少來決定領導是否正確。”

短短的幾天會議，張國燾的思想為何發生這麼大的變化？一、四方面軍之間人數和實力的差距確是張國燾野心膨脹的一個原因，但如果簡單地把長征中的這場大破裂歸咎於此，未免把錯綜複雜的黨內矛盾和鬥爭看得過於簡單化了。必須指出，在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指揮員們，都真誠地盼望中央紅軍的到來，能扭轉不利局面，使革命擺脫困境。陳昌浩回憶：“大概在（1934年）8、9月裡，當時領導上知道敵人已在進攻中央蘇區。我到後方以後，和張國燾、向前同志常談這件事，天天晚上註意收聽中央的消息，注意打到了哪裡，以決定自己的行動。確實心裡有些不安，沉不住氣了。那時中央紅軍有十三萬人，搞了那麼多年，結果還是離開了。我們怎樣辦？這個思想一直沒有說明過。商量的結果，大家認為不能死守川陝（通南巴）蘇區。與其等敵人壓過來被迫退出，不如主動退出。找一個有利地區保存實力，等待時機。”所以當一方面軍接近懋功，與四方面軍即將會師的消息傳來，大家都極其興奮。陳昌浩親自在牆上寫大標語：“慶祝三十萬紅軍大會師”。徐向前在旁邊冷笑，說：“哪有這麼多紅軍？你這樣宣傳還兌現不兌現？”當張國燾在兩河口見到一支疲憊不堪、裝備破爛的中央紅軍時，原來的希望幾乎破滅了，其言談口氣也從一個朝拜者轉為收容中央的東道主。

兩河口會議剛剛結束，張國燾本打算和中央負責人談談話再回茂縣總部。這天中午，秘書黃超—— 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把一份剛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第2期遞給張國燾。黃超原來在上海讀書，從事地下學生運動。 30年代初被上海中央派往鄂豫皖蘇區。當時他只是一個毛頭小伙子，中共中央卻舉薦他可以擔任要職。黃超在四方面軍總部做了張的秘書。 1933年1月，鄂豫皖蘇區進行大規模肅反，黃超被沈澤民（川陝省委書記，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等領導人懷疑為“第三黨”和“取消派”，揭發他有小組織活動。在那個“左”傾的時代，戴上這些帽子足夠殺頭了。但張國燾並未懷疑黃超，仍然信任他，保護他。黃超對張國燾當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忠。這份《前進》是黃超通過關係從一方面軍幹部手中偷偷要來的，他告訴張國燾：這是一方面軍內部傳閱的，規定不得讓四方面軍知道。 張國燾翻開一看，上面刊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凱豐的一篇長文—— 《番民工作中的幾個問題》。張國燾對此人頗為熟悉。他是江西萍鄉人，與張國燾同是江西老鄉。凱豐原來在黨內默默無聞，自從去了莫斯科，回國後便青雲直上。 1934年中央在江西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靠博古等留蘇派的提攜，凱豐一躍而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長。張國燾耐著性子往下看，凱豐的這篇文章先是引了一大堆列寧斯大林的民族自決理論，而後話題一轉說：“在目前我們所經過的松、理、茂一帶的地區內，常是少數民族佔多數。在這些區域內的政權形式，不是一開始就組織蘇維埃。為著能夠包括更廣大的群眾，我們可以組織一種臨時革命委員會。而且從革命委員會轉變到蘇維埃的政權的時期，可以比在一般的區域內長一些。” 文章後面還附了一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告康藏西番民眾書》。其中有號召康藏民族自決建立人民革命政權，有信仰宗教自由等內容。最後特別註明：“這一綱領還是草案。” 張國燾看完凱豐的文章，心中大怒。一、四方面軍剛剛會合，中央刊物上發表這篇文章，顯然是在批評他搞的西北聯邦政府。 “西北聯邦政府”是1935年5月底張國燾到理番後不久建立的。雖然張國燾按照川陝蘇維埃政府的模式，在西北聯邦政府中設置了幾個部門、法院和基層區、鄉人民革命政府，搞得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彷彿要在這個少數民族地區紮根創建根據地。但是四方面軍的人自己都明白，西北聯邦政府只不過是張國燾搞的一個形式，一個空架子。政府中的成員都是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既沒有當地黨組織的人，更沒有少數民族代表參加。但是張國燾把聲勢造得很大，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西北聯邦臨時政府佈告》第1號中聲稱：“本政府自成立日起，堅決率領紅四方面軍三十萬健兒，陝北紅26軍，陝南紅25軍，川南紅93軍，並團結領導西北一萬萬五千萬民眾配合中央紅軍六十萬西征大軍，以鋼鐵力量貫徹下列主張。”這顯然把徐海東、劉志丹等陝北紅軍力量併入他的勢力範圍。在《西北特區委員會慶祝西北聯邦政府成立祝辭》中，口氣更大：“這一旗幟的樹起，統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戰爭的領導，奠定了中國革命西北後方的大本營，西可收復西藏、西康；北可抵至新疆、青海；南可進取雲南、貴州，以與陝甘川黔蘇區打成一片。圍繞這一旗幟的周圍，有中央六十萬西征大軍，有陝南紅25軍，陝北紅26軍，有蕭、賀紅二、六軍團，有古宋、敘永的川南紅93軍，有無數的陝甘回民暴動，有邛大赤區，有安綿的農民鬥爭，有廣安革命兵變區域，有黑水、蘆花、理番的番民暴動。”按照這個說法，中央也成了西北聯邦的一部分了。 中央領導人在會師後看到這些文件，反感和不滿的心情可以想見。張國燾不請示中央，擅自成立政府，已經是目無組織紀律。更刺眼的是那個“聯邦”，和誰聯？和中央聯嗎？當時毛澤東與張國燾談起西北聯邦，毛故意問：“我歸你吧？”張國燾也半開玩笑半當真地說：“你歸我呀。” 這句話深深刺激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他們對張國燾的傲慢和野心已經有所警覺。 張國燾立即作出了反應。張聞天來找他商量事情，張國燾憤憤地把凱豐的文章拿給他看，質問他這篇文章是不是根據中央的決定寫的，為何不進行討論就在中央機關報上對一位政治局委員隨意公開批評？張聞天沒想到會出這種事，一時無法作答。只好安慰張國燾，說當前一、四方面軍急需一致行動，不宜討論這些有爭議的問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博古來找張國燾談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一些問題，兩人又爭論起來。張國燾已經了解到遵義會議的情況，根本沒把博古放在眼裡。他後來回憶當時的情景說：“他（博古）雖然做過三年多中央的書記，也遭受過遵義會議的貶斥，看來歷練似仍不多，說話直率倒是他的可愛之處。他是中共中央的一個小伙子，喜歡玩弄小聰明，仍不改當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那種神氣。他說起話來，滿口這個同志那個同志，充分流露出莫斯科的氣味。”他對張國燾稱兄道弟的口頭語感到很不習慣，認為這是國民黨軍閥習氣，與中共的布爾什維克化極不相稱。博古又談到幾天來他觀察到的一些現象，認為紅四方面軍中有嚴重的等級觀念和打罵現象，這些都是軍閥殘餘的表現。張國燾雖然對此進行了解釋，但口氣強硬地拒絕了博古的批評。 張國燾與博古的積怨，需要追溯到張國燾與共產國際的關係。 1928年6月，張國燾和中共中央的主要負責人都被召到莫斯科，出席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一次完全由共產國際操縱的會議，更確切地說，是由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米夫操縱的會議。會議主要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追究有關領導人的責任。瞿秋白和張國燾是被批判對象，他兩人分別被扣上“盲動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帽子，被迫作深刻檢查。張國燾心裡不服，但卻不敢反抗。他說：“我們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認為是下級服從上級的應有義務。我們信仰共產國際，認為共產國際的老革命家比我們見多識廣。每當我們的看法與共產國際的指示發生參差的時候，我們總以為自己不過是一些學生，對於自己的見解，不敢自信，而認為共產國際的指示必然深謀遠慮。因此，也就犧牲自己的主張，來遷就共產國際的指示。甚至對於共產國際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無不言聽計從。這種情形，簡直已經到了迷信共產國際的程度，這就是事態的真相。” 中共六大結束後，周恩來、向忠發回國主持領導工作，張國燾與瞿秋白、鄧中夏等作為中共常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留在莫斯科。實際上，張和瞿是徒有虛名，在別人眼中，他們是犯有錯誤的人，處於受冷落的地位。那時中國共產黨的太上皇是米夫，在他兼任校長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裡，宗派活動極為嚴重。米夫任人唯親，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引起了廣大留蘇中共黨員的不滿。緊跟米夫的王明（陳紹禹）、博古（秦邦憲）等人是極少數。他們在米夫的庇護下，以極左的面目出現，動輒整人，並不斷在中山大學挑起事端。 1928年11月，中大學生與王明、博古等人發生糾紛，張國燾前往調解。他在講話時認為這些問題都可通過內部協商妥善解決，不贊成米夫等人把革命同志一棍子打死那套做法。博古跳出來用俄語講話，痛罵張國燾是機會主義者，攻擊他的機會主義立場妨礙了在中大開展的階級鬥爭。張國燾是黨內元老，卻受到這麼一個小青年的辱罵，不禁大怒。現在博古、凱豐等仍在中央掌權，張國燾自然不會與他們親近。 更令張國燾不能容忍的是，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找他商量在四方面軍中建立保衛局工作系統的事，要求張國燾介紹保衛局的干部到四方面軍中去，建立獨立的政治保衛局工作系統，並調四方面軍中的警衛員交他培訓，然後再回到原職。張國燾大為反感，這豈不是要對他和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進行監視嗎！他一口拒絕了鄧發的意見，等於告訴中央：四方面軍的內部事務，中央不得乾涉。 實際上，四方面軍中不但有嚴密完整的政治保衛局系統，而且是張國燾親自控制的。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擔任領導期間，為了建立他的個人權威，不惜用殘酷無情的鎮壓手段清除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或他認為可能對自己構成威脅的同志。紅四方面軍內部的肅反與濫殺，達到非常嚴重的地步。 1931年4月，張國燾、陳昌浩來到鄂豫皖蘇區後不久，為了配合中央蘇區的反“圍剿”鬥爭，紅4軍領導人決定南下進攻蘄春、黃梅等地區。在紅4軍軍長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的指揮下，紅4軍勇猛進攻，一連打了好幾個大勝仗，攻克英山、蘄水、羅田、廣濟四個縣城，開闢了以英山為中心的大片紅色區域。這時，張國燾硬要紅軍去攻打長江沿岸的潛山、太湖、安慶等城市，將鄂豫皖蘇區與中央蘇區連成一片。曾中生考慮到攻打安慶要經過寬闊的白區，紅4軍雖然打了一些勝仗，但還不具備向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發動大規模進攻的能力。如果冒險進攻，有可能把紅軍的力量消耗殆盡。他與徐向前、許繼慎、周維炯等人經過慎重的考慮與商討，決定不執行張國燾的命令，帶領紅4軍仍在蘄水、黃岡、廣濟地區作戰。並寫了一封信給張國燾，說明情況。 張國燾在後方得知曾中生沒按他的命令去打安慶，勃然大怒。這是鄂豫皖的干部沒把他這個中央派來的大員放在眼裡，這樣下去，張國燾在紅軍中還有什麼威信？他立即以蘇區中央分局的名義給曾中生等寫信，指責他們“公開抗拒分局命令”，嚴令部隊“立即北返，不得絲毫停留”。曾中生是一個原則性很強的人，不服張國燾家長式的統治，在率領部隊返回途中，召開幹部會議。大家對張國燾的命令表示強烈不滿，曾中生起草了一封給中央的申訴信，派人送往上海。這一下更被張國燾抓住把柄，他認定紅4軍中有“反革命分子”，立即下令免去曾中生的職務，派陳昌浩接任紅4軍政委，開展肅反。陳昌浩不等部隊回到蘇區，便開始了大規模的逮捕，先後把許繼慎、周維炯兩個師長抓了起來。 9月底部隊到達白雀園，張國燾親自主持肅反。肅反的對象主要是三種人：一是白軍過來的，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俘虜來的一律審查；二是地主富農出身的；三是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一時間恐怖之風大盛。在張國燾指揮下，陳昌浩和保衛局局長周純全帶領保衛局的人天天抓人審訊。為了抓出“AB團”和“改組派”，對革命同志嚴刑逼供。被捕和被殺的人越來越多，形成肅反擴大化。王建安上將回憶說：“肅反時，殺了不少人。留分頭的、戴眼鏡的、AB團、第三黨，還有吃喝委員會的都要殺掉。那時說知識分子不可靠，地方乾部也殺了不少，軍隊中愛提意見的都殺掉了，最後在部隊中找個當文書的都找不到了。”總指揮徐向前在前方打仗，妻子程訓宣卻被保衛局抓起來嚴刑逼供，在沒有任何罪名的情況下被殺。徐向前都不能過問，一直到了延安，徐向前才悲憤地質問周純全：“為什麼把我老婆抓去殺了？她究竟有什麼罪？”週回答：“她沒有什麼罪，當時抓她就是為了搞你的材料。”據當年的知情人說，保衛局把程訓宣同志抓去拷問，是想把徐向前整垮。沒想到程訓宣被打得體無完膚，卻堅決不肯說一句誣陷丈夫的話。保衛局的人眼看無法交代，怕徐總打完仗回來追查，乾脆把程訓宣殺了。 白雀園肅反，張國燾使用鐵腕和屠殺建立起自己在紅四方面軍中至高無上的地位。但是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卻受了致命的內傷。一大批忠誠的共產黨人，具有較高軍事和文化素質的紅軍指揮員被殺害了。活著的人也膽戰心驚，今天不知明天的命運。大家寧可犧牲在戰場上，也不願背著“反革命”的罪名被自己的同志砍頭。連許世友這樣出身貧苦，作戰勇猛的戰將都心裡發虛。他回憶道：“那時一說反黨就不得了，殺人不敢作聲。他以中央名義殺人，誰敢作聲？誰作聲，馬上就被殺掉了。” 肅反造成的恐怖和人心的恐慌，大大削弱了紅軍的凝聚力和戰鬥力。不久，當國民黨軍隊對鄂豫皖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紅軍終於頂不住了，被迫離開了鄂豫皖蘇區，向川陝邊區千里轉移。在轉移中，紅軍幹部中對張國燾的懷疑和不滿終於爆發了。 12月初，部隊翻越秦嶺後，曾中生、曠繼勳、餘篤三、張琴秋等高級幹部就醞釀與張國燾的錯誤路線進行鬥爭。 12月7日，在小河口召開了師以上乾部會議，曾中生向張國燾遞交了一份書面意見。大家也都建議停止轉移，爭取迅速創建新的根據地。面對大家的意見，張國燾表示接受，並委任曾中生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張琴秋為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大家出於善良的願望，張國燾是中央代表，只要他承認錯誤，大家仍然擁護他的領導。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太天真了。當張國燾在川北通南巴地區站穩了腳，便又大開殺戒了。 1933年6月間，他再次主持肅反，秘密逮捕處死了曠繼勳、餘篤三、舒玉章等高級指揮員，逮捕了朱光、王振華，鬥爭了張琴秋。紅四方面軍成了張國燾個人統治的天下。 當然，肅反不是張國燾個人的行為，是和當時統治中央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密切相關的。張國燾通過在四方面軍中的肅反，確立了自己鞏固的地位。以張國燾在黨內的資歷，加上紅四方面軍強大的實力，黨中央也不被他放在眼裡。從他個人的性格來說，也不甘屈居別人之下。現在，毛澤東和張國燾這兩位黨內最強有力的政治領導人走到一起來了。他們能夠同心協力嗎？兩河口初次會見，已經留下了爭鬥的陰影。張國燾的心中已經開始盤算：現在應該由他來執掌黨和紅軍的最高權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