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中國歷史 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鬥爭紀實

第3章 第二章初會兩河口

中央機關剛剛在懋功住下,還沒與張國燾會面,雙方即頻繁地往來電報,就紅軍前途和下一步的戰略方針交換意見。 何以如此匆忙呢?雙方領導人的頭腦是清醒的。雖然兩大主力紅軍已經會師,但他們仍然處在蔣介石和四川軍閥的重重圍困和封鎖之下。川西北這個地廣人稀的少數民族區,顯然不是十萬紅軍的安身之地。紅軍向何處去?中國革命向何處去?是雙方領導人必須盡快做出決斷的頭等大事。 徐向前元帥回憶說:“對於戰略發展方向問題,方面軍總部那時沒有討論過。當然,領導層裡並不是毫無考慮。我軍剛進入川西北地區,張國燾就宣布成立蘇維埃西北聯邦政府,出佈告,寫條例,髮指示,建立各級地方人民政府,忙得不亦樂乎。表面看來,似乎要鋪開攤子,在這帶立腳生根。其實不然,大家都在考慮下一步向哪個方向發展。因為誰都清楚,川西北山大地廣,人稀糧少,不適合大部隊久駐。又是少數民族地區,歷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閡不易消除,紅軍要建立革命根據地,談何容易呀!我和李先念同志交換過意見,認為還是原來的川陝甘計劃比較好。如果中央紅軍上來,北上消滅胡宗南一部分主力,爭取在川陝甘邊創造革命根據地,與通南巴的游擊區打通聯繫,再圖發展,似為上策。而張國燾、陳昌浩呢?據我觀察,是個舉棋不定的態度。有時說北取陝、甘,有時說南下川西南邊,拿不出個成熟的方案來。當時,迎接中央紅軍是當務之急,戰略發展方向問題亦需兩軍會合後才能決定。”現在把中央盼來了,張國燾當然急於聽聽中央的意見。

從中央了解的情況和徐向前提供的敵情報告可以看出,雖然紅軍進入了川西北少數民族區,得到暫時休整的機會,但敵情仍然是很嚴重的。在蔣介石的部署下,孫震、鄧錫侯等五路大軍,分別由江油、綿竹、灌縣、汶川等地向紅軍佔領的北川、茂縣等地逼近。四川軍閥楊森、劉文輝的軍隊集結於蘆山、丹巴、康定一線,堵住紅軍南下成都平原的道路。蔣介石的精銳部隊胡宗南部佔據平武、松潘一線,防止紅軍向北發展。圍困紅軍的敵人總計有二百多個團。蔣介石的目的,就是要把紅軍困死在這個荒涼的少數民族地區。 6月16日,中央在給四方面軍總部發賀電的同時,還發去一封長電,談了對下一步戰略方針的初步意見。電報中說:“為著把蘇維埃運動之發展放在更鞏固更有力的基礎之上,今後我一、四方面軍總的方針應是佔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並於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佔領新疆。”對於目前形勢,中央認為“以懋功為中心之地區縱橫千餘里,均深山窮谷,人口稀少,給養困難。大渡河兩岸直至峨嵋山附近情形略同。至於西康情形更差。敵如封鎖岷江上游(敵正進行此計劃),則北出機動極感困難。因此邛崍山脈區域只能使用小部隊活動,主力出此似非良策”。

張國燾、陳昌浩第二天復電,表示不願意向北發展。電報中說:“北川一帶地形給養均不利大部隊行動;再者水深流急,敵已有準備,不易過沿岷江北打松潘,地形糧食絕無。”建議“同時向川、陝、甘發展,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具體部署是李先念向夾金山進發,紅一方面軍進占阿壩,紅四方面軍另一部北打松潘,尋求向陝、甘發展的可能。 首次交換意見就僵住了。毛澤東他們初來乍到,而四方面軍已經在這裡住了一個月。雙方又來往了幾次電報,還是說不清楚。毛澤東他們有點急了,6月20日給張國燾發了一封急電,催他快來。 接到電報,張國燾立即動身。他回憶:“1935年6月間,我以興奮的心情,由茂縣趕往懋功與久別的毛澤東等同志會晤。茂縣方面則由徐向前陳昌浩等留守。我和黃超及十餘騎兵衛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穿過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雜木叢生的亂石坡。這樣,走了三天多的時間,快要到達懋功北面約九十里的撫邊,這里便是毛澤東、朱德等暫時駐紮之所。”

為了迎接張國燾的到來,中央已經在兩河口(今小金縣北)佈置了歡迎會場。這是一片山間坡地,從西北的夢筆山和東北的邛崍山流過來兩條溪流,到這裡匯合,所以取名為兩河口。鄧發和羅瑞卿兩位保衛局局長選中了這個地方,調來工兵乾了三個小時,伐木鏟土拋石頭,把一片荒坡開闢成會場。上邊就著自然的坡度削成了小小的方台,就是主席台。下邊用沙土鋪平地面,代替歡迎貴賓的紅地毯。沒有房屋和牆壁,歡迎的標語就掛在樹枝上。會場是如此的簡陋,卻又是如此的莊嚴。 6月25日早晨,天就下起了雨,既像是好事多磨,又像是不祥之兆。毛澤東專門派出了電話兵,爬到五里以外的山上觀望,等待張國燾一行的到來。上千紅軍戰士集合列隊,在風雨中焦急地等待著。人們被雨水和寒冷的山風擊打著,然而熱切的心和興奮的情緒,早已忘卻了潮濕和寒冷。下午,大家預感到激動人心的時刻快要來到了,隊伍中唱起了陸定一同志前一天新編的《兩大主力紅軍會師歌》:

(這首歌后來被改了詞,成為人們熟悉的《三大主力紅軍會師歌》。兩河口會師與那原始的歌詞都被人遺忘了——作者註) 突然大雨襲來了,粗大的雨點打在人們身上,雨布也失去了作用。山水從樹林中急促地流淌,沖走泥沙和樹葉。持續20分鐘的暴雨把每個人身上都淋得透濕,但沒有一個人離開會場。他們依然等待著。大約到了下午17時,只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從毛氈帳篷中走出來,向前面的樹林走去,隊伍中立刻嚴肅起來。隨著一聲口令,大家收起雨具,把隊伍排列整齊,千百雙眼睛一齊盯著東方。 只見東方山腳樹林中,隱約地露出幾個馬頭。張國燾騎著一匹白色駿馬,在十來名騎兵的護衛下,沿著小路向歡迎的人群跑來。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場面。張國燾到達時,看見“毛澤東率領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和一些高級軍政幹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們”(其中有五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朱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中央書記張聞天和在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被免去領導職位的博古。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傷未到。還有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中央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等)。中央領導人雖然衣服都被雨水淋得濕透,卻都滿面笑容地向他揮手致意。朱總司令第一個迎上前去,向張國燾打招呼。張國燾立即下馬,跑過去和他們擁抱握手。久經患難,至此重逢,情緒之歡欣是難以形容的。大家圍上前去,一雙雙手緊握著,更多的手揮舞著。口號像暴雷般的轟響著,似乎要衝破低壓的烏雲。

又是一陣大雨襲來,但是誰也不在乎了。雨聲、口號聲、軍樂聲交織成激昂的交響曲,在歡樂的氣氛中,中央領導人和張國燾一起走上了小小的主席台。朱德總司令首先致歡迎詞,他熱情洋溢地說:“同志們!兩大主力紅軍的會合,歡迎快樂的不只是我們自己,全中國的人民,全世界上被壓迫者,都在那裡歡呼慶祝!這是全中國人民抗日土地革命的勝利,是黨的列寧戰略的勝利!” 接著,張國燾致答詞說:“同志們!這裡有八年前我們在一起鬥爭過的(指南昌起義——作者註),更多的是從未見過面的同志。多年來我們雖是分隔在幾個地方鬥爭奮鬥,但都是存著一個目標——為著中國的人民解放,為著黨的策略路線的勝利!這裡有著廣大的弱小民族,有著優越的地勢,我們有著創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條件。”張國燾高呼:“紅軍萬歲!朱總司令萬歲!共產黨萬歲!”

在熱烈的口號中,紅軍隊伍讓出了一條人巷,在兩旁紅軍戰士的歡呼聲中,張國燾與朱德、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一起有說有笑地向小鎮上走去。軍樂聲、口號聲和唱歌聲與暴雨聲在他們的身後混合成一片。 張國燾完全沒有意識到,從他到達的那時起,中央領導人對他就產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在他們感覺,張國燾不像是一個朝拜者,而像是一個對窮親戚炫耀財富的老爺。索爾茲伯里寫道:“從兩位領導人身上也可看出明顯的差別,張的臉面豐滿紅潤,雖不肥胖,但身上肉滾滾的,臉上毫無飢苦之色。毛呢?很瘦,面色憔悴,皺紋很深,舉止十分拘謹。張的灰色軍裝十分合身,而毛仍穿著他長征時的老軍服,又破又舊,綴滿了補丁。”這種鮮明的對比使毛的心中產生不快。當看到旁邊的一個戰士誇獎張國燾衛隊的高頭大馬時,毛澤東訓斥他說:“別羨慕那些馬!”

這種情緒,連李德這位德國人都看出來了。他後來回憶道:“六月中旬,中央縱隊到達兩河口。張國燾,一個高大的,儀表堂堂的,四十歲左右的人,象主人對客人一樣接待了我們。他顯得很自負,看來已充分意識到了他在軍事上的優勢和行政上的權力。這些情況,使毛澤東和政治局不得不仰仗於張,不僅如此,張的整個品格以及他在共產黨和紅軍中的崇高威望,也使人不得不依從。” 博古的心情又與毛、張不同,遵義會議對他的批判,受冷落的處境,使博古產生強烈的失落感。只有李德理解他的內心。對於一、四方面軍的會師,博古的心情是複雜的。 “一方面,他歡迎即將到來的紅軍主力會師;另一方面,他又擔心毛澤東會把張國燾的,在很大程度上與毛以前的思路相吻合的政策變成他自己的政策,強迫政治局接受下來。”

歡迎張國燾的第二個程序是晚上的聚餐。表面的氣氛是輕鬆愉快的。大家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閒聊,張國燾卻頗感沉悶。因為在座的諸位既“不談長征和遵義會議的經過,甚至也沒有興趣聽取我關於紅四方面軍情況的敘述”。而是聽毛澤東大發其吃辣椒者即是革命的高論(這是毛澤東在飯桌上常見的話題)。博古這位不吃辣椒的江蘇人則予以反駁(顯然是話中有話)。張國燾隱約地感覺到中央領導層內的不和。 夜裡,張國燾邀朱德在一起長談。從1927年南昌起義失敗後分手,他們各自都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回想往事,兩人都有說不完的話。朱德待人坦誠,一派忠厚長者風度,在紅軍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張國燾對他也十分敬服。朱德坦率地向他介紹了中央紅軍長征以來的經歷和遭受的損失,但是並不頹喪。中央紅軍的干部大部分保存下來了,有了這些骨幹,朱德堅信革命形勢還會發展壯大起來。他對紅四方面軍力量的強大和飽滿的精神狀態感到歡欣鼓舞,他還向張透露:政治局委員們都希望從速北進,不願在這個少數民族區久留,他本人也覺得北進意見是對的。張國燾對此沒有表態,但朱德的誠懇態度使他很受感動。就這樣,他們一直談到東方既白。 (張國燾回憶錄關於這段敘述,因為是多年後的追述,有些內容可能不准確,並含有感情色彩。其中有可供參考之處,但並不完全可信,尤其是朱德對黨內爭論的說法,很難令人相信是真實的——作者註)

張國燾收穫很大,了解到不少中央紅軍的底細。但是在另一座房子裡,毛澤東睡著了嗎? 第二天(6月26日)上午,在兩河口村的一座關帝廟裡,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戰略方針問題。 參加者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洛甫)、博古(秦邦憲)、王稼祥、張國燾。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鄧發、凱豐(何克全)。 列席者有:劉伯承、林彪、彭德懷、聶榮臻、林伯渠、李富春。 會議先由紅軍總政委周恩來作報告。他簡單回顧了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經過,主要談目前的行動方針。他說:現在一、四方面軍都離開了蘇區,都要在新的地區創造根據地。應在什麼地方創造新蘇區?第一是便利我們作戰的地方。現在一、四方面軍會合了,力量大了。松潘、理番、懋功地區地域雖大,但多是狹路,敵人容易封鎖我們,而我不易反攻。第二是群眾條件。紅軍走過的一些人口較多的地方,能大批擴大紅軍。松、理、懋地區總共只有20萬人口,少數民族佔多數。這地方不可能成為我們的根據地,紅軍發展還是要在漢人多的地方。第三是經濟條件。這裡糧食缺少,有些地方糧食還不能自給,牛羊有限,布匹也不易解決,軍事上補充更難。因此,在岷江西岸的松、理、懋地區是不利於建立根據地的。我們如陷在這裡就沒有前途。我們新的戰略方針是向北進攻,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

關於戰略行動問題,周恩來指出:目前一、四方面軍的戰略行動,向南不可能;向東過岷江對我不利;向西北是廣大草原。現只有轉向甘肅,向岷山山脈以北,爭取這一地域。這地區道路較多,人口多,山少。我們可用運動戰消滅敵人。我們要勇猛果敢、巧妙機動、毫不遲疑地打擊敵人。紅軍戰略轉移的具體要求是:第一,向松潘與胡宗南作戰。第二,高度機動,不要被敵牽制。第三,堅決統一意志。兩個方面軍部隊大,要特別堅決的統一指揮。這三條是最高原則,必須實現。 關於一些具體問題,周恩來說:將紅軍分為左、中、右三個縱隊,右縱隊進攻松潘。利用夏季迅速北上通過草地。萬一過不去,就向西,也許困難更多,但這條退路要保存。後方補充問題,會合後力量大了,但需要補充。一方面軍質量強,但數量需要補充(具體的另談)。糧食問題也要專門討論計劃。 周恩來的報告最後強調,戰爭指揮的最高原則是:第一,應集中統一,指揮權集中於軍委。第二,為使作戰更有力量,改組為三個縱隊。第三,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克服糧食、寒冷、過草地和少數民族等困難。 周恩來報告以後,張國燾發言。他首先談了紅四方面軍離開川陝根據地以來的作戰情況和與紅一方面軍會師的過程,他說:我們到理番後,知悉你們到了天全。當時我們計劃在天全與你們會合,再打雅州。如能在天全、雅州會合,佔領蘆山,以鬆、理、懋為後方發展基地。一、四方面軍主力會合了,現在應怎樣打?現在接近我們的是胡宗南與劉湘,如果我們的戰略是向南,向成都打,這些敵人是不成問題的。向東打,為地勢所限制。向西要過草地,冬天經過,沒有帳篷,冷得很。夏天雨季,長途行軍會有大的減員,柴火也沒有。松潘以北的情況還沒有調查確實,發展條件是甘南對我有利。所以,要向甘南發展,要以消滅胡敵為重點。政治局應決定在甘南建立根據地,至於怎樣打,軍委應作具體計劃。 毛澤東在發言中同意周恩來的意見。他說,關於根據地的問題,現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陝、甘這一地區。這樣可以把蘇區放在更加鞏固的基礎上。四方面軍要做好解釋工作,因為他們的計劃是打成都的。他指出:我們的戰爭性質不是決戰防禦,不是跑,而是進攻。根據地是依靠進攻去創建的。他主張集中主力打松潘。他說,現在就是要迅速地打破胡敵向前,今天決定,明天即須行動。因為等到冷了,解決皮衣很困難。應力爭在6月突破,雖然那裡要經過草地。這里地區條件太壞,後退不利,現在就是要力爭經松潘到決定的地區去。最後他強調:“統一指揮的問題,責成常委、軍委解決。” 週、張、毛三人作了主要發言後,其他與會者都發表了意見。大家一致同意周恩來的報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針,認為當前最關鍵的是從松潘打出去。討論結束後,周恩來作了結論。最後,全體通過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戰略方針,並責成張聞天起草決議。兩河口會議在平靜的氣氛中結束了。 6月28日,根據兩河口會議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布《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師後戰略方針的決定》。在宣布了奪取松潘,創造川陝甘蘇區的戰略方針後,還作出下列決定: 必須派出一個支隊向洮河、夏河活動,控制這一地帶,使我們能夠背靠甘青新寧四省的廣大地區有利的向東發展。 大小金川流域在軍事政治經濟條件上均不利於大部紅軍的活動與發展。但必須留下小部分力量,發展游擊戰爭,使這一地區變為川陝甘蘇區之一部。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決議中的最後一段話是耐人尋味的。既然一、四方面軍會師後革命氣勢空前高漲,兩河口會議又取得了一致意見,那麼“右傾機會主義”的大帽子要給誰戴? “退卻逃跑”又是指誰?寫到中央的決議裡,總不會無的放矢吧。在這份決議中,隱約聞到了一股黨內鬥爭的火藥味。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舉行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博古、王稼祥出席。會議決定增選張國燾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統一組織的問題似乎也解決了。同日,中央發布了《松潘戰役計劃》,派劉伯承、李富春率中央慰問團隨張國燾去紅四方面軍總部慰問。一切似乎都很順利,然而張國燾卻不知哪裡來的無名火。第二天早晨劉伯承準備和張國燾一起出發時,卻看見他正和毛爭吵。張國燾大聲說:“我們跑來還聽你毛澤東的指揮呀!” 會師的喜悅還不到半個月,張國燾與中央領導成員之間的矛盾就顯露出來,一場錯綜複雜的黨內鬥爭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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