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第一章懋功會師

1935年6月12日，夾金山腳下的懋功（今四川小金縣達維鎮），一位年輕的紅軍指揮員——紅四方面軍9軍25師師長韓東山，帶著他的戰士已經在這裡等了五天。 十天前，韓東山被緊急召到理番（今理縣）的方面軍總指揮部。一進門，身材消瘦的總指揮徐向前神采奕奕地對他說：“韓師長，我們馬上就要同中央紅軍會合了！” “真的？”韓東山喜出望外，簡直不敢相信。 “真的。”徐向前嚴肅地開始向他下達指示：“中央紅軍佔領了瀘定橋，現在經天全、蘆山嚮寶興急進，擬定在懋功與我們會師。你們馬上做好戰鬥準備，為中央紅軍進入懋功打開通道。會師後，向中央首長匯報我們的情況，並掩護中央紅軍安全通過夾金山。以後具體行動，由30軍政委李先念同志指揮。”最後，徐向前又特別囑咐道：“中央紅軍行軍快一年了，部隊很苦。要虛心向一方面軍同志學習，注意搞好團結。”

韓東山興沖沖地回到部隊，在李先念的指揮下，25師作為先頭部隊，由汶川向懋功迅速前進。一路打跑了四川軍閥鄧錫侯的少數殘兵，於6月7日占領達維鎮。李先念在懋功縣城設立了指揮部，他們都急切地盼望著中央紅軍的到來。 6月12日清晨，夾金山下濃霧瀰漫。紅一方面軍第一軍團2師4團政委楊成武和團長王開湘帶領這支先頭部隊，剛剛翻過大雪山。疲乏不堪的隊伍正沿著小路前進，想找個休息的地方。突然前面響起了槍聲，戰士們立刻警惕地握緊武器，準備向前衝殺。 楊成武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團長和我跑向前衛班，觀察前面的情況。從望遠鏡中看見山下不遠是一個頗大的村莊，在村子周圍的樹林中，影影綽綽地有不少人來回走動，他們身上背著槍，頭上戴軍帽，顯然是一支軍隊。是自己人？我們是前衛團，前面再沒有自己的部隊了。這一情況著實使我們納悶。團長和我研究後，立即派出三個偵察員去探明情況，並試著叫司號員用號音同他們聯絡。他們回答了。但從號音中也判斷不出是敵是我。我們只得以戰鬥姿態向前推進，忽然，山風送來了一陣很微弱的呼聲，於是我們加快速度前進。漸漸地這聲音越來越大了，彷彿聽見是'我們是紅軍！'”

原25師戰士宗國治回憶說，當時“大霧很濃，四外什麼也看不到。我們正說笑的走著，猛然聽見前面槍聲響起來了，大家的精神都緊張起來。霧漸漸地小了，模糊的能看出四外的東西了，這時我們將衝鋒用的軍旗展開，插在陣地上。可是我們看見對方也插起了和我們同樣的軍旗，旗上同樣繪著鐮刀箭頭，這時我們開始意識到是誤會了。經過雙方的詢問，的確真的誤會了，原來是毛主席帶領的中央紅軍向我們這來會合”。 楊成武派出的偵察員飛奔回來，邊跑邊喊：“是紅四方面軍的同志呀！”頓時，山谷中響起了一片歡呼，兩支紅軍蜂擁而下，匯集在一起緊緊握手，熱淚奪眶而出，長時間地沉醉在歡樂中。 長征途中這次具有歷史意義的會師，究竟是偶然的巧合，還是雙方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學者們為此爭論不休。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在《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中寫道：“很明顯，雙方都不知道另一方在哪裡。約在六月初，雙方都大概估計了另一方所在的位置。”他認為，毛澤東決定翻越夾金山是一次冒險，“他對越過這座大山後能否與張國燾會合毫無把握”。

其實，為了這次會師，中共中央和張國燾已經等待了很長時間。 1934年12月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貴州時，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19日致電正在川、陝革命根據地通（江）、南（江）、巴（中）地區與四川軍閥激戰的紅四方面軍領導人，要他們“重新準備進攻，以便當野戰軍繼續向西北前進時，四方面軍能箝制四川全部的軍隊”。 1935年1月22日黨中央遵義會議結束後，中革軍委又致電紅四方面軍總部，通報了遵義會議的情況，對下一步的行動方針作了指示。 張國燾回憶：“1935年1月中旬，我們在寧羌地區接到中共中央來電，告訴我們遵義會議決議的大要。其內容是確認中共中央蘇維埃運動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軍事路線卻犯了嚴重的錯誤，主要是中央紅軍在江西蘇區，誤用保衛蘇區的口號，採取了保守性的軍事防禦策略，放棄了游擊戰爭的優良傳統，因而招致了軍事上的失敗。此外，這個電報還告訴我們，中央政治局增選毛澤東為委員。”（應為政治局常委——作者註）

中革軍委給紅四方面軍的電報中說：“為選擇優良條件，爭取更大發展前途計，決定我野戰軍（指中央紅軍）轉入川西，擬從瀘州上游渡江。若無障礙，約2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為使四方面軍與野戰軍乘蔣敵尚未完全入川實施'圍剿'以前，密切的協同作戰，先擊破川敵起見，我們建議：你們應以群眾武裝與獨立師團向東線積極活動箝制劉（湘）敵，而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故你們宜迅速集結部隊完成進攻準備，於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 接到中央電報後，紅四方面軍總部立刻開會研究。三位決策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治委員陳昌浩都認為：如果不是中央紅軍的處境相當艱難，中央不會作出這樣的決定。因而西進策應中央紅軍作戰是頭等緊要的事。大家一致決定，放棄在陝南地區與胡宗南、楊虎城作戰的計劃，西渡嘉陵江，到川西北去，與中央紅軍會合。為了實現會師，紅四方面軍放棄了剛剛建立不久的川陝蘇區，集中八萬大軍，突破了蔣介石和四川軍閥的層層封鎖，於1935年5月中旬到達四川西北的松（潘）、理（縣）、茂（縣）地區，在那裡休整，等待中央紅軍的到來。

這時，紅一方面軍正由會理、冕寧一線北上。消息傳來，紅四方面軍總部在茂縣開會，研究如何迎接中央紅軍的到來。首先確定由30軍政委李先念率部隊前往懋功一帶，掃清敵人，迎接中央紅軍。其次是要求部隊做好兩大主力紅軍會師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這個崇山峻嶺、地廣人稀的偏僻地區，頓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鬧景象。 徐向前元帥回憶：當時紅四方面軍上上下下都在大力籌集為中央紅軍準備的各種物品。 “西北高原氣候變化多端，晝暖夜寒，要多籌集些羊毛羊皮，製作毛衣、毛襪、皮背心。根據我軍西征轉戰的經驗，炊具容易丟，伙夫不夠用，部隊經常開不上飯，直接影響行軍和作戰。估計轉戰中的一方面軍也會遇到同樣的困難，所以我提議從各部隊抽一批炊事員，帶上糧食、鹽巴、炊具，跟八十八師行動，會師後立即補充到一方面軍，先解決吃飯問題。……一些重要地點，總經理部分別設立了糧站，專門積蓄糧食，有的糧站積存達二百萬斤以上。鹽巴極缺，各部隊都組織了些人到山里選石頭，熬鹽巴（那帶有種白石頭可以熬鹽）。指戰員普遍會打草鞋，又學會了剪皮衣服，撕毛線，捻羊毛，制毛衣、毛背心、毛襪子。從前方到後方，從總部機關到連隊，從地方政府到人民群眾，處處在為迎接中央紅軍忙碌，氣氛熱烈而緊張，十分感人。”

在大雪山的那邊，毛澤東正率領中央紅軍在崎嶇荒涼的深山峽谷中，艱難地向北行進著。 此時，毛澤東的心情，並非像長征結束後宣告“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那麼豪邁瀟灑。自從年初的遵義會議恢復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以來，挽救中央紅軍的重擔就壓在了他的肩上。他心裡非常清楚，離開江西蘇區根據地的八個月來，中央紅軍的命運時刻處在危險之中。去年湘江戰役後，中央紅軍由出發時的十萬人銳減到不滿三萬。長時間的行軍，沒有根據地，得不到休整，每天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和飛機轟炸下疲於奔命，部隊的情緒相當低落。掉隊和逃跑造成的減員遠遠超過戰鬥傷亡，如何收拾博古、李德留下的爛攤子，恢復紅軍的士氣和戰鬥力，從國民黨軍隊和地方軍閥的包圍中突出去，是毛澤東要解決的當務之急。

“左”傾冒險主義領導人的瞎指揮，使中央紅軍內部的狀況十分混亂。從遵義會議後總政治部主任王稼薔（祥）、副主任李富春下達的一系列整頓部隊的命令中可窺一斑。 1935年2月18日《由川南迴師東向對政治工作的指示》中說：“自遵義出發後，由於疲勞、給養之不足，特別是政治工作的不深入，除個別部隊外，部隊中散漫疲勞現像是在增長，軍紀風紀相當鬆懈。階級路線與群眾路線不能嚴格遵守，幹部中責任心的懈怠與軍閥殘餘的增長，階級警覺性的減低，更可能便利個別分子不滿情緒的增長與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減員較一月前增長，損壞與遺失武器加多。這些現像是與部隊的鞏固、紀律的保持、尤其是戰鬥情緒的發揚，水火不相容的。” 2月19日《關於收容工作的訓令》指出：“最近各部隊有些掉隊落伍的分子，經常的每日的甚至故意掉隊，他們不願被人收容，不肯歸隊。或歸隊編隊後，立即又重新掉隊。這些人一般的情緒低落，不願到前線打仗，不願在部隊擔任勤務。”總政治部嚴肅命令：在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收容安置工作的同時，“對專門掉隊，侵犯群眾利益，頑強不願歸隊的分子，要選擇標本例子，在部隊中開展廣泛的鬥爭，給以應有的處罰，嚴重的直到槍斃”。

蔣介石獲悉紅軍佔領遵義後，立即調整部署，拉開了四麵包圍的大網。命令何鍵的第一路軍在湘西圍剿賀龍、蕭克領導的紅二、六軍團，阻止二、六軍團與中央紅軍在湘黔邊界會師；以薛岳、週渾元、吳奇偉三個中央軍縱隊十二個師的兵力，圍追堵截中央紅軍；滇軍的龍雲、黔軍的王家烈等地方軍閥部隊策應協同，企圖將中央紅軍消滅在長江以南、橫江以東、敘永以西地區。面對強大敵軍的包圍，毛澤東只有兩個選擇：要么與敵人硬拼，打個你死我活；要么邁開大步跑路，爭取擺脫圍剿，另尋一條生路。 毛澤東是游擊戰的大師，在敵強我弱的時候，他絕不會去與國民黨軍硬拼，而寧願選擇運動戰的辦法，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遵義會議上，他就提出了“從陣地戰戰術（短促突擊）到運動戰戰術的堅決的迅速的轉變”的方針。雖然中央紅軍目前疲勞不堪，情緒低落，但為了生存，還是要走路。

於是，離開遵義後，毛澤東開始了他指揮紅軍的第一個大動作——四渡赤水。在兩個月中，紅軍幾乎天天走路。德國人李德回憶：“為了盡可能地避開戰鬥，紅軍在一條彎彎曲曲的路線上行進。道路漫長，沒有盡頭，隊伍時而並行，時而前進和後退，時而迂迴和佯攻，有時甚至在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里的強行軍是家常便飯，有一次，通常比戰鬥部隊少走一些彎路的中央縱隊，一下子就走了七十公里。行軍大多是在夜間，因為白天天氣好時，國民黨的飛機幾乎整天不間斷地飛行、轟炸和掃射。……疲勞現像在隊伍中急劇增加，我想說一說自己的經歷。如果我們在白天行軍，總是以小部隊為單位，相互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用樹枝和野草偽裝起來。如果敵機飛到頭頂，我們就在路旁臥倒，不像以前那樣去尋找掩體。如果我們白天在一個村子或場院裡睡覺，附近落下炸彈，我也根本不會醒來，即使砲彈在旁邊爆炸，我也只是翻身再睡。”

李德接著寫道：“由此可以想像，部隊的情況如何了。病號和累垮的人多於死傷者，損失與日俱增。雖然，自年初以來，我軍在貴州招募了幾千名志願兵，但許多師團還是明顯地縮減了。我想在這里特別強調一下，值得讚歎的是，儘管如此，部隊的紀律和鬥志依然沒有受到挫傷。” 今天的歷史學家費了很大精力，才將“四渡赤水”的行軍路線在地圖上還原出來。那如同一團亂麻似的線路，記錄了毛澤東與國民黨中央軍和川、黔軍閥周旋的過程。一條赤水河就是四川和貴州兩省的分界，紅軍在川軍與黔軍的包圍中穿梭往返。你擺好陣勢等我，我偏不來；你想跟我打仗，我虛晃一槍就走。那些背著步槍和煙槍的“雙槍兵”也不傻，他們只要把紅軍趕出自己的地界，就不再追擊。各自保存實力的算盤，使川軍和黔軍不可能同心協力與紅軍打一場死仗。毛澤東就是這樣帶領中央紅軍走出了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渡過金沙江，進入了雲南境內。就連對毛澤東成見極深的李德也承認：“渡過金沙江以後，在戰略上形成了一種新的比較有利的局勢。首先是擺脫了蔣介石的追擊部隊，通往北方的道路暢通無阻了。” 但是在會理，一座靠近雲南邊界的四川小縣城外，毛澤東卻遇到了來自敵人和自己的部下的雙重挑戰。紅軍把會理城四麵包圍，軍委將攻占會理的任務交給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沒想到守城的川軍團長劉元塘沒有逃跑，決心死守待援。他燒光城外的民房，把部隊收縮到城內。 5月10日晚，三軍團開始攻城，在敵軍火力封鎖下，攻城沒有得手。 11日至14日，紅軍工兵在會理城下挖掘地道準備爆破城牆。 14日晚，一聲巨響，會理城牆炸開一個大缺口，紅軍發起衝鋒。劉元塘親自帶兵前來堵口，紅軍又未得手。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紅軍目前的簡陋武器裝備，不適宜進行城鎮攻堅戰。便命令停止攻城，轉而向北挺進。 幾個月緊張的行軍，中央政治局甚至沒有一個從容的時間和各軍團的指揮員坐下來開個會。下達的行軍指示常常是繞來繞去，有的村子經過兩三次。中央的口號也一變再變，一會兒說到黔北建立根據地，一會兒又變成川黔邊，後來又變成川西北。一些指揮員難免會有疑問：我們到底要去哪裡？一貫忠於毛澤東的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也埋怨毛澤東盡走“弓背路”（指多餘的冤枉路），給軍委寫信，建議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主持大計，讓彭德懷任前敵總指揮。 5月12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會理城郊鐵廠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戰略方針和統一領導層的認識。毛澤東在會上教訓林彪：“你是個娃娃，你懂什麼。”接著，毛澤東向大家解釋：當前跟敵人硬頂不行，繞點圈子多走點路是必要的。會議強調了要團結一致，克服困難，頑強戰鬥，繼續北上，到川西同四方面軍會合。一場內部風波就這樣平息了。但是毛澤東卻把這筆賬記在彭德懷頭上，認定是他鼓動林彪圖謀篡位，結下了積怨。 目前我們還找不到可靠的文獻能表明，此時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已經開始了通訊聯繫。但是他們很可能通過國民黨的電台和報刊了解對方的行踪。中央紅軍離開會理後，便開始大踏步地北上。很快經過涼山彝族區，來到大渡河邊。蔣介石決心把紅軍消滅在大渡河邊，讓朱、毛做石達開第二。無奈四川軍閥劉文輝只顧自己保存實力，他的川軍部下也是一幫只能抽大煙不能打仗的草包。紅軍一進攻，他們亂放幾槍就爭先恐後地逃命。所以紅軍連續取得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的勝利。 毛澤東等中央負責人到達瀘定後，開了一次會。會議分析了中央紅軍渡過大渡河以後的形勢，決定了兩件事：一是避開人煙稠密地區，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二是派陳云同志去上海恢復白區黨的組織。究竟能否與四方面軍會師，中央此時還沒有把握。 從會理出發到瀘定，短短半個多月內，中央紅軍在崇山峻嶺中跋涉千里，一路作戰，部隊又疲勞到了極點。當時在五軍團任參謀長的陳伯鈞在長征日記中寫道： 革命猶如大浪淘沙，在通過瀘定橋，進入村落相望的漢族居民區後，一些意志薄弱分子、投機分子又開始陸續逃跑。總政治部6月13日下達的《關於克服落伍現象的指示》中說：“在最近半月間，各軍團的掉隊落伍現象非常嚴重，並有時發生三五成群故意隱藏居民家中。”落伍的人一部分是逃兵（大多數是新兵，在長征途中擴紅招募的農民。他們沒受過革命教育，一段行軍後就吃不得苦，跑回老家去了），一部分是因傷病掉隊的戰士（在緊張的行軍戰鬥中，傷兵是最悲慘的。一般戰士受傷後，只要能走動，都是咬牙堅持行軍。實在跟不上，有的被安置在農民家裡，有的掉隊後就下落不明了——作者註）。為此，總政治部指示各部隊：搞好衛生和收容工作，減少疾病流行。對有病的戰士要發揚階級友愛，關心幫助他們，減輕他們的痛苦。另一方面，“要立即在部隊中抓住故意掉隊的標準的分子，廣泛的進行殘酷的鬥爭，要使反對故意掉隊落伍的可恥現象成為群眾運動，造成反故意掉隊落伍的輿論，在必要時甚至進行公審，槍斃領導掉隊及掉隊專家的壞分子”。 到1935年5月底，中央紅軍經過十個月的萬里長途行軍作戰，用他們自己的話說，真是“拖的只剩下了一副骨頭架子”。在剩下的2萬多紅軍中，絕大多數人是從江西蘇區出來的老戰士。他們身經百戰，政治覺悟高，早已把自己的命運與革命拴在了一起。他們是革命的火種，是最珍貴的財富。 “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6月2日，中央紅軍的先頭部隊突然收到了來自雪山那邊的紅四方面軍的電報： 這封來電如同一陣春風，很快傳遍了中央紅軍各部隊，引起一片歡呼。陳伯鈞所在的五軍團當時擔任後衛，也於6月5日知道了這個消息。他興奮地在日記中寫道：“現四方面軍正重整旌旗於茂州，我則據師於天全、蘆山與懋功之線，遙相呼應，配合反攻。我中華蘇維埃之革命運動又將奠基於川西北。” 紅一、四方面軍之間的聯絡暢通之後，張國燾立刻給中央發去了熱情洋溢的電報： 當天，徐向前接到張國燾指示，要他代表四方面軍領導人寫一份報告，火速派人去懋功，轉送中央。徐向前連夜起草了一份《關於川西北敵我情況給中央的報告》，連同兩幅地圖，第二天一大早，就派人送走了。 在報告中，徐向前詳細地介紹了敵方的部署、兵力、調動情況，匯報了紅四方面軍所屬各部隊的部署情況和戰鬥任務。然後，徐向前寫道： 30軍政委李先念同誌已來懋功，並帶電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隊目前應如何配合兄方行動，請直接示知之。 以後關於黨政軍應如何組織行動，總方針應如何決定，兄等抽人來懋或我方抽人前來，請立即告知，電碼密本亦編好告知，以便靈通消息。最後紅四方面軍及川西北數千萬工農群眾，正準備十二萬分的熱忱歡迎我百戰百勝的中央西征軍。 6月14日，毛澤東、朱德率領軍委縱隊翻過夾金山，到達山腳下的達維鎮。韓東山帶領紅四方面軍部隊的指戰員，列隊等候迎接中央首長。按照張國燾的指示，“要拿出全套派頭來，不要丟了自己的臉”。四方面軍的戰士們一個個軍容整齊，精神抖擻，熱烈地歡迎中央紅軍兄弟。毛澤東見到韓東山，第一句話就問：“張主席（國燾）還好吧？”達維小鎮沉浸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中，紅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與中央紅軍的同志們互相親切問候，看到中央紅軍的同志衣衫破爛，四方面軍的同志立刻把自己較好的衣服拿出來送給他們。有的還送水和乾糧，晚上寧可自己露營，也把房子讓給中央紅軍的同志們住。中央紅軍的隊伍過了七天，這樣的團結友愛、情同手足的動人場面隨時可見。 6月16日，毛澤東到達懋功後，會見了在那裡迎接他的紅30軍政委李先念。這位26歲的軍政委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顯得十分激動。毛澤東親切地問他多大歲數，30軍有多少人。李先念一一作了回答，並彙報了紅四方面軍的情況，還說因為時間短，迎接中央的準備工作做得不夠，請中央諒解。 50年後，身為中國國家主席的李先念對索爾茲伯里回憶當年的情形說：“我們到後他們跟著就到了，沒想到他們來得這麼快。我們作了最大努力，甚至補充給他們一千來人。一、四方面軍之間根本沒有任何可爭吵的。”李先念誠懇謙虛的態度，給毛澤東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當晚，一、四方面軍的同志們舉行盛大的聯歡會，慶祝會師。那幾天李伯釗（三軍團政委楊尚昆的夫人）和她率領的文工團成了大忙人，所到之處都要進行慰問演出。今晚她又親自登台，表演了拿手的蘇聯水兵舞，引起台下一片叫好和歡呼。在場的童小鵬（紅一軍團幹部）把這些都寫在日記裡：“6月16日，到懋功城。晚與四方面軍之一部開聯歡會，每個人都興高采烈的。四方面軍的同志對待我軍非常之和藹和敬慕，且軍風紀、紀律等均表現比我軍好，的確可學習！” 同日，中央也給張國燾發去一封熱情的複電： 會師的喜悅，使紅軍上上下下都沉浸在歡樂和興奮之中。對經過長途跋涉和艱難作戰的兩大主力紅軍看來，會師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革命形勢必然會大踏步地向前發展。當時有誰能預料到，中央與紅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張國燾之間會發生一場嚴重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