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北京。 毛澤東在中南海住宅的書房裡，會見一位來自西方的老朋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 在毛澤東為數不多的外國友人中，斯諾無疑是與其友誼最深的一位朋友。毛澤東不會忘記，1936年他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剛剛結束二萬五千里長征，歷盡千辛萬苦到達陝北，又面臨蔣介石的軍事包圍。在那個艱難時刻，年輕的美國記者斯諾卻冒著生命危險，毅然來到延安，對他和紅軍戰士進行採訪。在昏暗的窯洞裡，在微弱的燭光下，毛澤東與斯諾徹夜暢談。毛澤東傳奇般的經歷，紅軍英勇戰鬥的故事，使這位好奇的美國人聽得如痴如醉。斯諾如實記下了在紅區的所見所聞，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從此，毛澤東的大名傳遍全世界，紅軍的長征像一首英雄的史詩為後人深深地崇拜著。

24年後的重逢使他們激動不已，毛澤東與斯諾連續談了幾天，時間長達九個小時。 “我們談到了這些年來發生的事，也談到了還沒有發生的一些事。”斯諾回憶道，毛顯得“從容不迫，動作穩重，能迅速領會別人話中的細微含義，眼神雖然不能完全說是閃爍發光，但是卻帶有一種嘲弄的微笑。他的笑聲很有感染力，非常喜歡機智的談話”。 談話的氣氛是友好和愉快的，斯諾卻以他職業的敏感，察覺毛澤東內心深處的某些隱憂。 “當時中國正處在經濟困難之中，那是由中國的天災和人禍的殘酷結合造成的。蘇聯專家突然被撤走，工業機械的供應被中斷。三百多個重點工程的合同突然被撕毀。農業連續第二年遭到水旱災，幾乎有一半農作物遭到部分或全部的毀壞。只是由於實施了嚴格的定量配給，才避免了大規模的飢荒。”

於是，斯諾向毛澤東提了一個問題，一個只有斯諾才敢問的問題：“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是什麼時候？” 出乎意料，毛澤東回答說，那是在1935年的長征途中，在草地與張國燾之間的鬥爭。 “當時黨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此時，在香港擁擠的貧民住宅區的一間小屋裡，一位貧困潦倒的老人，正在一字一句地撰寫他的長篇回憶錄—— 《我的回憶》。這位在中國革命史上顯赫一時的人，就是曾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共中央第六屆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書記兼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副主席、中國工農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長征途中在草地與毛澤東的鬥爭，竟成了他政治生涯的轉折，從十萬紅軍的領袖變成了被中國革命拋棄的叛徒。他辛酸地回憶著過去的往事，在草地這一章的標題沉重地寫下兩個大字——“分裂”。

長征已經過去了70年，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書中，張國燾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帽子定下結論。然而，歷史並非如此簡單。究竟是什麼原因和矛盾，使這些曾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並肩戰鬥的同志反目為仇，在長征最艱苦的時候，在一、四方面軍兩大主力會師不久，就發生瞭如此令人痛心的分裂？可以肯定，其中必定有許多原因，許多隱藏起來不為人知的內幕。今天，經歷那場鬥爭的當事人大多都已作古，但是他們留下的歷史檔案和回憶錄仍然完整地保存著，作為真實的見證。讓我們從那些珍貴的文獻中，來探索和還原當年的歷史吧。儘管它是一段令人傷感的歷史，一段飽含鮮血和淚水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