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4、危急時刻，遵義傳來一道電波

中央分局會議之後，中央分局只留項英、陳毅、賀昌三人保持領導，分局其他成員和辦事處成員，均分赴各地領導鬥爭。 陳毅草擬的指示信已晚，局勢惡化太快。中央分局下轄的各省委已失去聯繫。閩浙贛省方志敏的電台不通了，閩北分區委的電台也不通了。 項英情緒十分低落。 中央分局只能與附近的贛南省委聯繫。 陳毅把瑞金縣委的負責人鐘得勝找來，和他進行了長談，說：“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利用大山頭搞小組，分散打埋伏，到群眾中去奪自首隊的領導權。地主回來了，你乖乖地在這裡，我們不動你，給你糧食，還可以利用地主作掩護；如果他們不安分，就抓，要堅決把老窩搞掉。你們一定要躲到山里，在山里睡覺，風餐露宿，不要下山。地主靠不住，有些自首的靠不住，無論如何不要脫離武裝，不要脫離高山大嶺。”

張鼎丞、鄧子恢根據中央分局會議決定，前往閩西。臨行前，陳毅對他們說：“你們的老根據地在閩西，對那里地形熟，在群眾中影響大，要盡量堅持閩西的游擊戰爭，使江西方面的壓力減輕一點。” 張鼎丞等走得早，在敵尚未合攏之前就已轉移出江西，安全抵達閩西，並在閩西地區堅持領導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被派出去的干部還有：贛南省委書記鐘循仁調任閩贛任省委書記，阮嘯仙從中央分局調任贛南省委書記。成立中共瑞西特委，將閩贛省委書記賴昌祚調回任特委書記，並成立瑞西獨立營；派土地部長胡海回東固地區，任中共公（略）萬（安）興（國）特委書記，派李鶴鳴到勝利縣負責；中共贛南省委組織部長羅孟文到楊贛特委任書記，還從紅二十四師和獨立團抽調一些軍事幹部，派到地方武裝加強領導。

主力紅軍轉移時，中央蘇區留下了近一萬名傷病員。到1934年底，尚未出院的還有六千餘人。在敵人包圍圈日益縮小的情況下，數千傷員集中在一起是很危險的。中央分局決定，將傷員全部疏散安置。 紅軍主力長征後，蘇區成立了中央軍區衛生部。王立中任部長兼政治委員，張凱任政治部主任。解放後，張凱擔任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副部長。 張凱在回憶中寫道：這批傷員共六千餘人，多數是重傷員，少數是輕傷員。他們分佈在中央蘇區的於都、瑞金、博生（寧都）、西江、石城、寧化、長汀和後來成立的瑞西等縣的紅軍醫院中。後來，這些醫院陸續向於都、瑞西、瑞金等縣集中，因此大部分傷員也集中到了這些地方。 11月和12月初，也還較平靜，到了12月底，敵人開始分區“清剿”。

這時，形勢就緊張了。我們預計到了這個情況，為了保護傷員，決定將所有重傷病員都分散到老百姓家中休養、隱蔽，輕傷員則動員歸隊。 我們將安置到老百姓家中的傷病員分成若干小組，每個小組都派有醫護人員，他們也住在老百姓家中。同時，發給每個傷病員三個月的錢、糧和一部分常用藥品，並向傷病員宣布了紀律。 當時，我和陳毅同志一起到一個醫院對傷病員進行動員。陳毅同志自己是個傷員，這時傷已快好了，離開了醫院，到了中央政府辦事處。 到了1935年1月上旬，所有的傷員都已分散到了於都、瑞金、瑞西以及長汀、寧都等縣（主要是於都、瑞金兩縣）老百姓家中。 紅二十四師政治部主任袁血卒也負責了一些傷病員的安置，他在回憶錄中說：我負責動員的醫院，駐在一個三合大院的龍王廟裡，有四五百個床位，幾百名傷員在這裡治療休養。為了配合動員疏散，工農劇社的同志也來了。

演出之前，我傳達了疏散政治動員報告。不一會，傷病員們轉給政治部的意見就有幾百個，有毛筆寫的，有鋼筆寫的，大部分是鉛筆寫的。有的簡單介紹了戰鬥經歷，有的在一張紙上寫著“立即上前線，保衛蘇維埃政權！” 兩行大字，下面籤上許多名，蓋上手印。連躺在床上的重傷員也表示死也不離開部隊！這許多意見，表達了一個共同意志：為紅色政權戰鬥到底！ 可是，這個神聖的意志，與殘廢的、不健康的身體相矛盾，與嚴重的客觀形勢相矛盾，也與我來醫院的任務直接矛盾。我想這些傷病員都是忠實於共產主義事業的，只要把道理說清，是能夠做通工作的。於是，我首先找到週副團長，把政治部決定的疏散名單給他看，疏散名單包括醫院院長和政委，週副團長排在第三。我動員他帶頭服從黨的決定，並一起說服別的同志。經過反複動員，週副團長思想通了。這樣，整個醫院的傷病員迅速疏散到了老百姓家中，有些則動員回到了他們自己的家鄉。

陳毅自己也是傷員。他拄著拐棍到醫院做動員，對前來幫助轉移疏散傷員的鄉親們說：“這些紅軍戰士都很年輕，是革命的寶貴財富。你們把這些同志抬回去，藏起來，掩護好，治好傷，給你們做兒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們的傷好了，多一個勞動力，也多一個報仇的人。” 傷員們大多不願分散，說掛彩也要跟部隊上山打游擊。陳毅對他們說：“野戰軍出征了，中央蘇區的局勢今後會很緊張，每個人都要做好準備。回家種地也好，打游擊也好，在老鄉家養傷也好，一定要生存下去，也許野戰軍回來，蘇區發展了，你們再回來。” 蘇維埃政府和蘇區群眾對紅軍傷病員的轉移疏散和安置治療做了大量工作。保存至今的一份文件——《瑞西縣委給各區鄉的一封信——關於保護和安置傷病員事》這樣寫道：

項英和妻子張亮住在一位名叫謝招娣的農婦家中。中央分局機關也設在這裡。 謝招娣回憶中這樣記述：當時，項英住在我們新屋大廳右正房，有個女同志同他住一起，後來我們才知她是項英的老婆，姓張，當時大家都稱她張指導員。張指導員會抽煙。她有一個女孩子。 過春節時，我家做了一些黃元米果，大年初一，我請項英夫婦吃米果，喝茶，扯家常。我們扯得很親熱。為了答謝，張指導員送了一件上海買的毛衣給我穿，還送我一件舊夾衫，項英同志則將一頂棉紗蚊帳和一床綢子被面送給另一個房東鍾正予家。大廳由於是中央分局辦公的地方，平時不許我們進去。過春節的這一天，我們要求到大廳裡殺牲口敬祖宗，結果被允許了。 項英同志笑話過我們。 正月初八日和初九日，他們離開我們這裡，往白鵝梓坑方向撤走了。撤走時，項英的老婆對我說：“同志嫂，這個女孩子送給你帶，以後我會寄錢給你的。”我說，“哎呀，我自己現在也有一個小女孩，怕帶不了。”我沒有接受，這個小女孩後來不知寄放在什麼地方了。

何叔衡和毛澤覃住在一個名叫謝帶發的農民家中。謝回憶：何叔衡同志年紀較大，快六十了，滿口長髯。大家都親切地稱他“何老子”。毛澤覃同志很年輕，身材高大，很喜歡和別人開玩笑。他喜歡騎馬，每天下午都要跑一趟馬。有一次，他剛跨上馬，一個調皮的小孩就在馬屁股上用力抽了一鞭子。那匹馬跑得飛快，毛澤覃卻沒有摔下來。 大概是元宵節那天，毛澤覃又帶了近百人從白鵝到井塘。還在白鵝的時候，他就給我寄信，要我們做好中午飯等他們回來，毛澤覃來後，很客氣地對我說：“同志嫂，搞碗子某來吃。”我給他煮了碗菜乾，還放了些辣椒。 他很高興地給我五角紅軍票子。我不接，他就說：“你不要錢，我就不要菜。”沒辦法，我只好將錢收下來。吃完飯後還剩下一些菜乾，我說：“這點菜還有辣椒，你喜歡吃，帶去路上吃吧。”

午飯後，他帶著那些紅軍戰士往小密方向走去。他們是向福建突圍轉移的。 井塘村是乾部南部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只有三十來戶人家。中央分局遷到此，與外界聯繫更加困難了。項英、陳毅和賀昌對外界情況的了解，大都是通過無線電台。 還在瑞金時，陳毅就曾建議，要把瞿秋白、何叔衡、陳正人（江西省蘇副主席）、週以粟（《紅色中華》主筆）等高級幹部和一些身體不好的年高體弱者轉移到白區去，當時項英未能同意。如今，這些人隨中央分局轉至井塘村，陳毅再次向項英建議，說應讓他們盡快走。項英考慮再三，終於同意了。 隨同中央分局一起轉移的，還有謝然之，他是中央政府秘書長。項英和陳毅決定，讓他突圍前往上海找黨組織。 臨走前，陳毅對謝然之說：“你去打埋伏，要立場穩，要準備犧牲，無論如何不要投降。革命對你有好處，也有壞處，就是犧牲自己，你是中央政府的秘書長，又是我們辦事處的秘書長，情況你都知道。”

然而，謝然之被敵人抓住就叛變了。他對敵人說：“項英眼睛近視，夜晚不能走路；陳毅重傷，不能起床。你們只要進得快一點，這兩個人就能抓住。” 敵軍的飛機撒下傳單：“你們的秘書長現已投誠，國軍給他很好的待遇。現在項英不能走夜路，陳毅受重傷。你們要抓到項英、陳毅，賞大洋五萬。” 項英氣憤地說：“應該把他抓到槍斃！”陳毅則勸他：“不要。反正他要投降就投降，要叛變就叛變，不要管他。槍斃也槍斃不了這麼多。共產黨槍斃反革命也槍斃不完，反革命槍斃共產黨也槍斃不完。我的腳還能跑兩步，他能把我抓到？共產黨員怕死還能幹革命？共產黨員只要不怕死就有辦法。你要怕死就是自己把自己給開除了！” 謝然之受到蔣介石的重用。後來，他當上了國民黨的宣傳部長。抗戰期間，國民黨敗退到重慶時，他是三青團書記。在重慶，他擺了酒宴請共產黨駐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吃酒，但是被清的人沒有一個人去。解放前夕，他跑到了台灣。

主力紅軍大轉移後，一路上被動挨打，沒有絲毫喘息之機，湘江戰役更是元氣大傷，出師八萬，突破這道封鎖後，兵馬僅剩三萬。在這種自身難保的情況下，自然無暇顧及中央蘇區的問題。 1935年春節過後，國民黨軍加緊了對中央蘇區紅軍的“清剿”，局勢更加惡化。項英欲改變中央賦予中央分局訓令任務，於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請示報告中央，但均未見回答。 陳毅見中央總不復電，便勸項英不要再打電報，還是自己做主，但項英聽不進。 就在項英2月5日又一次給中央發出電報後的深夜，一直守候在電台旁的中央軍區情報科科長嚴重，突然驚呼起來：“信號，中央的電台信號！” 項英和陳毅都未睡著，聽見嚴重激動的喊聲，不約而同奔進機房。 嚴重一個字一個字地將電碼譯出： 中央書記處之後，中央陸續給中央分局發出指示。 2月28日，中央書記處致電任弼時領導的紅二、六軍團，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項英領導的中央軍區，正式傳達遵義會議決議。遠在中央蘇區腹地、危在旦夕的項英、陳毅等才得知博古、李德下台，毛澤東重新回到黨和紅軍的領導崗位。 中共中央的電報全文如下： 書記處項英回電，表示擁護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 然而，圍繞遵義會議關於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失敗所定性的“政治路線”與“軍事路線”錯誤的問題，陳毅與項英的看法分歧甚大。 爭論歸爭論，但當此危急時刻迫在眉睫的是突圍，立即突出重圍，兩人已達成了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