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5、九路突圍，留下一串串血路

工農劇社一直是跟著中央分局走，從梅坑到寬田，再到井塘村，儘管前方炮聲隆隆，但劇社依然走到哪裡唱到哪裡。劇社唱得最多最令人激動的歌叫“勝利的號砲”。歌詞大意是：紅軍主力不久就要打回來，敵人的進攻不久就要被粉碎，前方隆隆的號砲聲，表示革命不久就要勝利…… 工農劇社隸屬於中央政府教育部藝術局（局長趙品三），負責人是石聯星，下分火星、戰號、紅旗三個劇團。 在井塘村，工農劇社駐在中央分局對面的一個小山頭，站在兩個小山頭上，若用哨子吹都能聽得見，但跑一個來回卻要兩個鐘頭。 中央分局會議決定突圍後，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起草了一個突圍轉移的動員報告。賀昌把傳達任務交給了中央軍區的敵工部部長袁血卒。袁是寧都起義的中共地下組織負責人，後擔任過團長、特科學校政委和紅二十四師政治部主任。全國解放後，袁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副部長。

一大早，袁血卒先去了工農劇社，起草動員報告奮戰了一個通宵的賀昌對他說：“劇團的孩子們太天真了，整天'勝利的號砲'（歌詞中的一句重句）。你去告訴他們：我們中央蘇區的形勢是緊張的，任務是艱苦的，過分樂觀的宣傳是脫離實際的。告訴他們，準備吃苦，準備爬山，準備背包袱打仗……” 主力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突圍轉移時，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對紅軍的戰略大轉移實行嚴格保密，根本沒有在蘇區軍民中進行思想動員。因此，在蘇維埃政權下生活和戰鬥的人們，滿以為紅軍出征，也不過跟往常一樣，一個月或兩個月，打了勝仗，帶著繳獲的武器和俘虜回來，開個祝捷大會，大家歡歡喜喜。工農劇社天真的演員們，為此正努力創作，排演，操琴，練歌，準備勝利後的演出。他們還不知道當時形勢的嚴重和緊張。

賀昌同志將這個任務分配給袁血卒，也有關懷他的意思，因為他愛人在劇團工作。 中央蘇區的局勢十分嚴重，但一般蘇區的干部群眾並不知曉，因為“內幕”一直被掩飾著。 “勝利的號砲”的幻想很普遍。直到大突圍前夕，不明真相的人們還在爭論這個問題。 陳丕顯回憶道：一天傍晚，我向山腰走去。走著走著，忽然聽到贛南軍區政治部的宣傳鼓動員唐大砲的聲音。他正提高嗓子向戰士們說話：“現在正是國民黨政府和中華蘇維埃政府的最後一次決戰，等紅軍主力大捷，我們就要反攻。打到南京去，直搗蔣介石的老窩！”聽他說話的聲音，就可以知道他是相信他自己的話，他一轉身發現我已站在他的身旁，他情緒顯得更加活躍。 戰士們紛紛圍攏前來，問這問那。有個戰士問：“敵人到底有多少？我們能不能趕走他們？”

唐大砲一聽這話就開砲了：“你這個腦袋我看要檢查檢查了，你要知道，不怕敵人千軍萬馬，只怕自己腦袋有問題。” 我開完會回到贛南軍區司令部，迎面碰到軍區司令員蔡會文。蔡會文同志對我說，中央分局昨天晚上開了緊急會議，反复討論了中央指示，陳毅同志說了，事到如今，只有突圍，衝殺出去，才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項英同誌已接受了陳毅同志的意見。 最後，蔡會文同志對我望了一望，像徵求我的意見似地說：“你跟我一路走，你高興嗎？”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連說：“好極了，好極了。” 蔡會文，湖南攸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隨部隊上井岡山。曾任工農紅軍第四軍連黨代表、支隊政委。 1930年後任紅軍第一軍團第三軍政委，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湘贛軍區總指揮兼政治委員，粵贛軍區、贛南軍區司令員等職。曾榮獲中革軍委頒布的二等紅星獎章。

項英、陳毅等對集中在西江、寬田、井塘村的紅軍部隊和中央分局、中央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及贛南省委機關直屬隊作出了九路突圍的計劃： （1）以獨立第七團隨李才蓮同志由會昌穿插封鎖線至汀瑞線邊轉至閩贛軍區，進行游擊戰，如有可能再穿至博生以北去領導和恢復該地一帶的游擊戰。 （2）以二十四師之四個連隨陳潭秋同志到閩西與張鼎丞部會合，在閩粵邊堅持游擊戰； （3）以二十四師之四個連由汪金祥率領到尋南和平武一帶進行游擊戰； （4）以二十四師之四個連由李天柱、孫發力指揮，依靠尋南原有的游擊區向東江發展； （5）以二十四師之二個連向雲南挺進游擊建立游擊區，並與信南游擊區打成一片； （6）以二十四師之七十一團（約九個連）由龔楚、石友生領導由安南經油山轉至湘南收容三十四師，並在該地發展游擊區；

（7）派獨立三團由徐鴻、張凱兩同志指揮並派在湘贛和湘鄂贛工作的同志，過信河到湘贛傳達指示，留在該地領導游擊戰。 （8）留獨立六團在贛南由贛南軍區蔡會文及阮嘯仙、劉伯堅同志領導指揮堅持游擊戰； （9）中央軍區司令部直接統帥二十四師七十團，周建屏、楊英兼團長、政委，在蘇區穿插游擊並與各蘇區取得聯繫和指導工作。中央分局項英、陳毅、賀昌隨七十團行動。 大突圍就要開始了，人們即將離開中央分局，告別井塘村，各奔東西。 瞿秋白向項英提出，讓工農劇社三個劇團作最後一次會演。項英同意了。 2月7日晚，下著涼雨，天氣特別寒冷，但井塘村卻火把通明，熱鬧非凡。人們似乎忘記了數万敵軍壓境的嚴峻形勢。

項英、陳毅、賀昌等中央分局和軍區的領導都冒著大雨與大家露天觀看這最後一次演出。 演出的節目有《王大嫂》、等，編劇是蘇區著名的戲劇家石聯星。 晚會由瞿秋白親自主持，他講了話，並給優勝單位頒發了獎品。 兩天后，瞿秋白和何叔衡、周月林、張亮等一同離開井塘村，在一個排的護送下，向閩西長汀轉移。然而，這一去竟不能生還。 韓進，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編委，長時間與瞿秋白共事，在瞿秋白的領導下工作。數十年後，他依然深切地懷念瞿秋白同志。韓進在回憶錄中滿含深情地寫道：主力紅軍長征時，五個編委中，任質斌和徐明正兩同志隨主力走了，謝然之後來叛變了，編委實際上就剩下我和秋白同志，報紙的工作由我們兩人負責，當時也沒擴大編制，也不允許擴大編制，增加人員。

記得我還寫了一首歌詞，題目叫《游擊隊進行曲》，歌詞分三段，每段四句：我現在記得第一段是這樣寫：我們不許一枝梭標不見血，我們不許一顆子彈不中敵，我們是工人農民的游擊隊，高舉自己的蘇維埃旗幟！ 這首歌詞在報上登出後，瞿秋白同志看了。他說：“這個很好嘛！譜一支曲子讓工農劇社的演員們去唱吧！” 我說：“我不會作曲，叫誰去譜呢？” “讓崔音波同志給譜吧！”瞿秋白同志說。 我跟瞿秋白同志共住一個套間，他住里間，我住外間，我們之間相處很好，無話不談。當時他也受“左”傾領導者的壓制，但他始終沒有講過一句對中央、對黨不滿的話。瞿秋白同志確實是個很好的同志。 2月10日，項英、陳毅、賀昌率紅二十四師七十團和中央分局、中共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直屬隊，離開井塘村，經會昌白鵝轉移到於都南部禾豐地區。

按照中央分局的突圍計劃，2月中下旬，各路部隊分途突圍。 2月21日，項英向朱德、周恩來、洛甫報告了中央軍區各部突圍的近況，請中央給予指示。 23日，中央致電項英，給予指示，並要求“不應把分局的人集中在一起，除項英、陳潭秋、賀昌三人外，其他同志可在其他的部隊內負責工作。陳毅可獨立領導一個獨立團。” 但項英還是決定陳毅和自己、賀昌一起走，陳潭秋去閩西張鼎丞處指導工作。 突圍，為時已晚。各部一出動，即遭堵截。 北部陳誠部隊近十萬人由北而南壓過來，南部陳濟棠部隊六萬人嚴加堵截，在於都南部狹小地區的中央分局、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軍區機關直屬隊已不能久留。 陳毅回憶此時情景時充滿悲憤：四個月時間浪費了，弄得軍心渙散，軍隊瓦解，沒有戰鬥意誌了。亡國了嘛！人家萬里長征到少數民族區域，到了死亡邊緣，幾乎滅亡；我們這裡也差不多到了滅亡的邊緣。這麼大的國家亡了。經歷了亡國的慘痛。中國這麼大，卻沒有地方去了，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四面是敵人，到處是槍聲。

這裡喊捉，那裡喊殺。咳，老頭子、小孩子、婦女，滿坑滿谷，滿村遍野地跑，沒有地方去。有的老百姓認識我，問我怎麼辦？說紅軍不該走，紅軍不走不會是這個樣子。他們不知道紅軍不走也不行。動員他們回家，他們不回，跟著隊伍走，越這樣，越影響隊伍。老百姓、傷兵大批跟著走，完全是敵人手上的戰利品。真是一片國破家亡，很悲慘的景象。於是決定突圍。 突圍只能是九死一生。 李才蓮所率獨立第七團為第一路。第一路從瑞西的銅缽山區出發，原來欲往閩贛邊突圍，可能的話轉至江西省委、省蘇所在地博生縣（今寧都）領導該地區的游擊戰爭。但行至瑞金九堡時，部隊即被打散。李才蓮歷盡艱難，收集潰部，好不容易與瑞西特委書記賴昌祚聯繫上，但即在一次突圍戰中壯烈犧牲。

1986年，當索爾茲伯里寫作後來膾炙人口的《長征——前所未聞的故事》時，仍然對李才蓮其人其事不甚了解。後來，人們請教了國防部長張愛萍將軍和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丕顯，查閱了數不清的蘇區文獻和報刊，才略微查詢到了李才蓮的身世業績。 李才蓮，江西興武縣人，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首任少共上猶中心縣委書記，廣昌中心縣委書記，江西省兒童局書記，1934年接替張愛萍任少先隊中央總隊長，紅軍長征後任少共中央分局書記等職。犧牲時年僅22歲。其妻池育華，自1933年分別後再也未能相見。已70多歲，現仍在其家鄉興國農村。 梁廣，當時任全總中央執行部的部長，他擔負著去上海為中央局搞電台的特殊任務，要經過閩南交通線出海。因此，他隨陳潭秋一路突至閩西。 1979年，梁廣回憶這段經歷時說：“陳潭秋和譚震林帶了一個加強營，有四個連，戰鬥力比較強。大約是春末的一天，我們從瑞金西南的一個地方出發。此時，敵已在閩贛邊境一帶設置了重重封鎖線，用六個整團的兵力對我們進行前堵後追，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經過艱苦的戰鬥。 “在四都附近的一仗，我們僅有的一挺重機槍被打壞了，營長也犧牲了，震林同志便親自指揮。晚上，我們突破敵人的防線。插進舊縣河南的一座大山里。這座山很陡，崖壁上的路又窄，天黑不見五指。為防止暴露目標，行軍一律不准打手電，我們一個接一個，摸著繩子在崖壁上攀行。突然，潭秋同志一腳踏空，嘩地一下摔了下去。天亮時才在谷底找到他，只見他渾身血跡，左腳跌得趾斷、掌裂，耳朵也受了傷，他忍著痛，被我們攙扶著趕上了部隊。 “根據情報，敵人正從四麵包圍上來，處境仍然危險。潭秋同志與我們商量，為了減少行動目標，決定分兩路走：一路由譚震林同志帶兩個連隨潭秋同志走小路；一路由我帶兩個連從大路穿插掩護，吸引敵人。結果，我們這路先到預定的集合點。等了不久，譚震林同志帶著兩個連也趕到了，大家很高興。 “又經過幾天艱苦行軍，我們終於到達永定赤寨，與張鼎丞、鄧子恢等同志會合了。潭秋同志在那裡主持召開了有重大意義的閩西南軍政會議，研究確定了游擊戰方針。” 在閩西隨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等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的原福建省委書記、省政協主席伍洪祥回憶說：“在我們這塊游擊區裡，還剩有近兩個團的部隊和三個縣的蘇維埃政權，處於分散混亂的狀態。在這嚴重關頭，潭秋同志以中央代表的身份立即召開閩西南黨軍政負責人緊急會議，宣布成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張鼎丞為主席，鄧子恢、譚震林為副主席，統一領導和指揮閩西南紅軍和各地游擊隊同敵人的鬥爭。這樣，就解決了分散、各自為政的危險狀況。這是潭秋同志很重要的功勞和貢獻。” 國家政治保衛局中央蘇區分局局長汪金祥和原湘贛軍區副總指揮李天柱各率紅二十四師的四個連，向尋烏南部突圍。 1935年3月25日前後，在安遠、尋烏邊境清溪地區，遭粵軍獨立第四師堵擊。激戰三天三夜，部隊損失慘重。汪金祥、李天柱部各剩二三十人，於月底到達尋烏南部山區。 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和二十四師七十一團政委史友生等，率七十一團從禾豐出發突往湘南。 3月2日到達信豐安息、極富；在極富遇敵激戰後，突至信豐境內油山，其後轉至湘南。 毛澤覃率一個連於3月中旬從禾豐出發，經會昌、白鵝、小密，到達閩西，與福建省委書記萬永誠、省軍區司令員龍騰雲等會合。一個月後，毛澤覃在瑞金紅林山區不幸陣亡。敵軍從毛澤覃身上搜出了其胞兄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 突圍前夕，中央軍區衛生部政治部主任張凱被調到獨立三團擔任政治委員，獨立三團團長徐鴻，政治部主任陳鐵生。張凱在回憶中寫道：陳毅同志找徐洪和我去談話交待任務，要我們立即去三團工作，準備分散突圍。 中央分局原決定阮嘯仙同志隨我們團行動，後來因為他是贛南省委書記，又決定他隨贛南省機關部隊行動，中央分局另介紹陳正人和彭儒同志同我們走。陳毅同志在向我們交待任務時，反复叮囑說，突圍途中可能遇到敵人追擊堵截，要獨立自主地處理一切問題，並要與當地黨組織及根據地的游擊隊取得聯繫，依靠群眾求得生存和發展。 我們接受任務後，立即就到了該團。這時，敵已向禾豐地區進攻，獨立團的一部分隊伍正與敵接觸戰鬥。情況緊急，我們當即決定全團分成兩路：一路由徐鴻率五個連，一路由我率五個連，從信豐至贛縣王母渡、大埠間，渡信豐河，向南康、崇義、上擾方向前進，然後再到遂川、寧岡一帶會合。我們的行動是很倉促的。我率的一路，從於都的小溪出發，到達王母渡、大埠之間渡信豐河。由於敵已沿河部署兵力防守，渡河未成功，損失百餘人，只好折迴向南走。當時還擬從信豐、南雄之間插過去。 當我們經過龍布、重石、版公、古陂、安息圩等地時，沿途均遭到敵追擊堵截，部隊損失很大，到達安遠西南九龍蟑時，僅剩下一百五六十人。後來又轉到安遠以南山地，找到了安遠縣委書記杜慕南，部隊僅剩百把人。經商量，我們決定收容被打散的部隊進行整理，待後再去湘贛邊去，因而就在安遠以南地區堅持游擊戰爭。這時，已是3月下旬了。 由徐鴻率領的一路同樣沒能渡過信豐河，部隊損失更大。據有的失散人員說，部隊被打散了，有的傷亡，有的被俘，究竟剩下多少人，到什麼地方去了，都不清楚。徐鴻在戰鬥中不知下落。我們出動後就與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失去聯繫，以後一直沒能聯繫上。 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陳正人（解放後任江西省委第一任省委第一書記）隨獨立三團突圍，倖免於難。他1940年在延安寫的《我的自傳》中詳盡回憶了當時的情景：1935年春間，中央蘇區紅軍第二次突圍時，我那時還在病中，中共中央分局項英同志因鑑於時局嚴重，在蘇區無法找得著養病地方，遂決定我和以栗同志分赴白區休養，並決定彭儒（陳正人夫人）同志和我同去。以栗同志後乾赴白區途中遭遇敵人犧牲。這個問題的決定和處理是經過了項英、陳毅同志的。當時黨給予我兩年養病費，給彭儒一百五十元，決定我倆隨一部隊化裝潛往白區。 我和彭儒於是年春間隨獨立三團出發，預計該部渡過信豐河，到信康贛去。但沒有達到目的。我倆隨部隊折轉到安南縣委游擊區去，中間經數次激戰，於尋安邊與廣東敵獨立第九師之一部打了一仗。我軍敗退，彭儒於是役中被俘去。我們跟上了部隊。最後，我乃與獨立三團政治部主任陳鐵生同志商量，由安遠鄉間化裝潛往白區，與陳一新周時走，由一熟悉往廣東梅縣的挑夫引道，遂於1935年夏安全到達梅縣，後與陳一新經潮汕到達香港。 彭儒同志被俘後，經她哥哥彭瑛營救獲釋。陳正人便潛往彭儒家鄉湖南宜章崎石鄉下養病。 1937年5月，陳正人歷經艱辛，輾轉曲折，到達延安。 1935年2月下旬，紅軍九路人馬相繼突出去七路，剩下的中央分局和贛南省兩路離開禾豐、轉往上坪山區。 3月初，紅透了東南半壁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蘇維埃區域，只剩下上坪山這麼個巴掌大的地方。 圍困上坪山的國民黨軍近五萬之眾，而此區域的紅二十四師七十團、獨立團不過三四千人。陳誠打電報給蔣介石稱中央蘇區的“赤匪”已悉數被圍，生擒項英、陳毅、賀昌等“匪首”已指日可待。中央軍區決定，贛南省委、軍區、省蘇及直屬隊突破封鎖，到以油山為中心的贛粵邊去。 贛粵邊於1934年11月經中共贛南省委、軍區批准，成立了中共贛粵邊特委和軍分區。特委書記兼軍分區司令員李樂天，特委副書記楊尚奎。 李樂天，廣東南雄人。 1927年考入江西大餘省立第十四中學。 1927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2月參與領導南雄縣農民武裝暴動，同年8月任油山游擊隊負責人。 1930年4月任贛南紅二十六縱隊政治幹事。 1932年4月任中共南雄縣委書記，1934年6月任贛粵邊軍政委員會主席，同年12月任信康贛雄特委（後改贛粵邊）書記兼軍分區司令員和政委。 1935年3月起，會同項英、陳毅等，共同領導贛粵邊游擊戰爭。 1936年1月在信豐小河鄉英勇犧牲。 楊尚奎，江西興國縣人。 1928年參加革命，曾任興國縣委宣傳部長、石城縣委書記、江西省委宣傳部長、贛南省委宣傳部長、粵贛邊特委副書記，與項英、陳毅堅持了贛粵邊三年游擊戰爭。建國後，曾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第一書記，華東局書記等職。 1986年在南昌病逝。 3月4日，中共贛南省委、省蘇、省軍區和《紅色中華》、工農劇社等機關部隊，在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省委書記阮嘯仙、省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率領下，開始突圍。 蔡會文在突圍前，曾作詩吟道： 3月4日，贛南省的人馬剛出動，就下起了傾盆大雨。 根據蔡會文的命令，以一部兵力配備重機槍連搶占牛嶺制高點，拿下三號堡壘。軍區司令部、機關和警衛連，編在隊伍中間；另一部兵力，在後面擔任後衛和做收容工作。 天漸黑，山路崎嶇難行。有的同志爬上去又滑下來，但沒有叫苦的。隊伍到達馬嶺附近，已是凌晨3點多鐘。稍事休整，吃了點乾糧，即投入戰鬥準備。 東方剛露曙色，戰鬥就打響了。紅軍以猛烈的火力壓住敵堡壘，機關槍和手榴彈的爆炸聲，震耳欲聾。先頭部隊如龍似虎，猛打猛衝，迅速越過了牛嶺、馬嶺這兩道關口。 但是，省黨政軍機關在過時牛嶺時，遭到了敵人的伏擊。敵憑藉優勢兵力和堡壘群，以猛烈的火力交叉射擊，彈如雨下。接著，堡壘後面的敵軍像瘋狗似地猛撲過來，將機關的隊伍攔腰切斷。 牛嶺、馬嶺封鎖線的激戰異常慘烈，紅軍遭受了慘重傷亡，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中央政府辦事處副主任梁柏台等負傷被俘，省委書記阮嘯仙中彈犧牲。 劉伯堅本來目標就不小，加上騎一匹白馬，更加引起敵人的注意。先是，他騎的馬負傷，他迅速跳下來，帶著大家向敵人猛烈掃射，一鼓作氣沖過了第一號堡壘和第二號堡壘。當他衝出山坳到達信豐唐村時，不幸他的左腿又被流彈擊中，劉伯堅的子彈也打光了，他落入了敵人的魔掌。 馬嶺、牛嶺之戰，前鋒與機關被斷成兩截，蔡會文萬分焦急，命令重機槍連組成集中火力，用熾烈的火力從側背打擊敵人，接應機關和後續部隊，無奈敵人如潮似濤，瘋狂而至，蔡會文高聲大呼：“同志們，快往這邊衝，快往這邊衝！” 戰鬥一直打到天黑。蔡會文率領的前衛部隊突破了牛嶺、馬嶺封鎖區。 陳丕顯在回憶中這樣寫道：天黑了，雨還在下著。像頭天晚上一樣，沒有一點星光，找不到任何可以辨別方向的天然目標。 蔡司令員憑藉著風雨刮來的方向，看著指北針上微弱的熒光，來確定前進的路線。我緊跟著蔡會文，幸虧他個子高，依稀看得見他的身影。我就跟著他的身影前進。羊腸小道上滿是泥漿、斷樹、草叢和石塊，戰士們一路跌跌爬爬地向前走去。 天亮時分，省委書記阮嘯仙的警衛員餘虎帶來了阮不幸犧牲的噩耗。 蔡會文望著遠方，臉色陰沉地輕聲說道：“聖地埋忠骨、浩氣貫長虹。阮嘯仙同志和光榮犧牲的烈士們，同我們永別了。讓他們留在革命根據地的土地上吧！他們將永遠活在我們心裡。” 阮嘯仙，廣東河源人。 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五四運動。參與發起成立廣州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成為廣州學生運動領袖。出席黨的三大後，任中共廣東區委農運書記，同彭湃一起領導廣東農運。 1925年主持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 1927年在“五大”上被選為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大革命失敗後，參加廣州起義。六大時被選為中央審查委員。 1929年從蘇聯歸國，擔任過北方局組織部長等要職。 1931年入中央蘇區，兩次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府審計委員會主任。長征後，調任贛南省委書記兼省軍區政委。 梁柏台、劉伯堅被俘，阮嘯仙陣亡，國民黨軍甚器塵上。 《國民日報》報導：本月六日，在羅坑、金沙、石寮一帶，與偽贛南團及偽二十四師等匪相遇，雙方激戰三日。直到九日，始將全部解決。查是役繳獲械五百餘枝，俘匪七百餘人，中有偽中央委員兼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擊斃偽中央委員阮嘯仙等。 廣東軍閥余漢謀，以此為資本，向蔣介石邀功請賞。他在1935年4月的《綏靖公報》中寫道：前經奉鈞署轉交下偽中央委員會佈告懸賞購輯案，當以途遠，押解恐有疏虞，經本（三月）二十一日權予判處劉伯堅等五名死刑，即午提驗正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並經養法電請蔣委員長鈞座將阮劉兩犯獎金照案領發在案。理合將判處該劉伯堅等五名死刑並執行日期，暨生前及伏法後與阮嘯仙屍身相片，供詞備文呈請察核！俯賜准予備案；並乞轉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核准依此給獎，以勵士氣，實為公便！ 謹呈駐贛綏靖主任顧附呈判處偽中央委員劉伯堅等五名生前及伏法後與擊斃中委阮嘯仙屍身相片共一十四張供詞一扣。 駐贛第六綏靖區司令官余漢謀與劉伯堅一同遇難的還有贛南軍區政治部秘書廖昔昆、獨立第十六團參謀長陸如龍、中央政府辦事處交通科長連得勝、貿易局會昌分局亂石採辦處營業主任王志楷等。 劉伯堅就義前，留下了氣吞山河的不朽之作《帶鐐行》： 突圍時，《紅色中華》報社、工農劇社與贛南省機關的隊伍一起，被敵隔斷突圍出路，絕大多數被俘或犧牲。 韓進回憶：中央分局召開第二次會議後，陳潭秋同志就通知我突圍到上海去找黨，同時安排突圍的還有趙品三同志。我和品三同志安排在贛南軍區。 我們到了贛南軍區，突圍時被編在林華支隊。是蔡會文司令員將我們編入這個支隊去的。林華是支隊司令員，支隊下面有好幾個連隊。我和趙品三同志都化裝成紅軍戰士，因為沒有槍，手拿一支梭標。除林華知道我們的職務姓名外，別人都不知道。我們從於都南部的山區出發，在安遠信豐交界地區被廣東軍隊打散，我和品三及石聯星等都被敵俘虜。敵人要我們交槍，我們就把梭標丟給了他們。敵人還從我身上搜走了那一百元票子，把我的一雙較好的鞋也拿走了。 我和品三被俘後，押到信豐縣城，由於沒有暴露身份，所以後來也被當作普通俘虜給放了。我們離開信豐經吉安、九江，輾轉到上海找組織，但未接上關係。 支隊司令員林華，後來也在戰鬥中犧牲。抗戰時，韓進在山西遇見陳毅，並彙報了林華的情況。陳毅說：“林華是個好同志。” 隨這一路突圍被俘的還有王賢遠，他這樣回憶道：我當時任中央苦力運輸工會委員長，原先準備參加長征。後來，組織認為我是贛州人，便於在當地工作，才決定我留在蘇區。 當時，我帶了一個中隊，任中隊長，陳友生任中隊指導員。我們的任務是掩護贛南省機關部隊突圍，並在於都禾豐、黎村堅持游擊。在戰鬥中我們中隊也只剩下十五人了。我們又在於都南部堅持了一個星期，最後，我也被俘了。 我被押解到了大餘。在大餘法庭上，敵人要我和劉伯堅、梁柏台同志對質。 儘管我和梁柏台（中央政府內務部長）在中央機關工作時經常來往，但在敵人的法庭上，我們都裝做不相識。他們保護了我，我沒有文化，不出名，敵人搞不清我的身份。對質後，劉伯堅、連得勝等同志在大餘犧牲了。但是，我沒聽到梁柏台在大餘被公開殺害的消息。 我估計，梁柏台是被敵人秘密殺害的。那時，賀怡同志每月都到我家來一次看報。她對我說：敵人的報紙上沒有看到梁柏台的名字，也沒有聽到他在大餘活動，一定是被敵人殺害了，而且是秘密殺害了。 贛南省機關直屬隊一路，突圍時一千八百餘人，但後來隨蔡會文突圍出來僅八十餘人。 數月後，蔡會文及陳丕顯等跋山涉水，歷盡千辛萬苦，終於抵達目的地——贛粵邊特委所在地油山。 慘烈的突圍，蔡會文感慨萬千，賦詩兩首。 其一為《渡桃江》： 其二為《突圍行軍紀事》： 項英、陳毅、賀昌所率中央軍區司令部直屬隊是中央蘇區九路突圍的最後一路，他們離開於都南部上坪山區的時間是1935年3月9日。 陳毅回憶當時的情景：當時賀昌同志很急躁，項英同志很拘謹，他一定要發電報給中央（這一點還是好的）。在那樣的情況下，無論如何要當機立斷。五路已經突圍了，當天下午我們就要突圍。下午太陽都落坡了，他一定要把電報發出去。從早晨發報，一直到下午4點鐘才把電報發出，報告他們這個電台我們不能再維持了，要轉入游擊戰爭。他一直呆在無線電台旁邊，隊伍在大路上等。賀昌不能等了，他說他先走。我說你無論如何要過會昌河。你先過河掩護我們。 我們最後一批走，和項英同志一起走。他帶著兩個營先走了。 電報發完後，天已黑了，我們這才帶上一個營出發。一走就打上了，隊伍全散了，營長也不見了。我抓住了一個排長，要他集合隊伍，蒐集了二三十人。我告訴他，天黑了沒有什麼關係，不要開槍，別打著自己人，等敵衝過來再打。和敵人打了一陣，搶占了一個山頭。這時項英又不見了，到處找不到。這時看見山下莊子裡有電筒在照。那時蘇區沒有電池，我們沒有電筒。 我要守著隊伍，我一離開，隊伍要垮。 我告訴那個排長，那邊電筒一晃一晃，可能是敵人，也可能是我們人來聯絡。你帶兩個人去看看，可能賀主任（賀昌為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在聯絡，問清了告訴我。不要慌，不要開槍。我們的任務是過會昌河，現在才下半夜兩點鐘，三四個鐘頭天才亮。他去了。 全營共三百人，搞散了一百，剩二百人了，營政治委員還在。人們統統到山里頭做飯吃，等著會師。我分析敵人撲空後就會返回去，他們反革命不是那麼積極的。他們到了乾部、瑞金還可以撈一把，那裡有鎢砂，有我們的書籍、機器、印刷品等和糧食，他們可以發洋財。於是我們便休息，派人去找項英，他是中央分局書記，眼睛看不到，給敵人抓去了可不得了。會昌河邊還有槍聲，這個情報證明附近沒有敵人，會昌河有敵人，我很為賀昌同志擔心。 天開始亮了，可以看到人了。項英同志看到隊伍也回來了。我們估計敵人起碼要在晚上才能夠來，我們可以休息。六點多到七點鐘，部隊吃了飯睡覺。我和連長、排長開了個會，研究繼續突圍的問題。 下午跟賀昌走的人也回來了，說賀昌同志犧牲了。 原來，賀昌的隊伍出發渡過會昌河不久，就遭優勢敵軍的伏擊。部隊被沖散了。在天門嶂山上，又遭到敵合圍。賀昌指揮部隊奮力突圍，行至曉龍的歸莊，賀昌身負重傷。這時，敵軍愈逼愈近，叫嚷著要捉活的。賀昌高呼“紅軍萬歲”的口號，將槍膛裡最後一顆子彈，射向了自己的心臟，顯示了他對黨對人民的赤膽忠心。 賀昌、阮嘯仙的陣亡、在陳毅心中激起了強烈的波瀾。陳毅當即寫了首《哭阮嘯仙、賀昌同志》的詩： 賀昌，山西離石人。 1921年5月加入共青團。 1923年7月轉黨。早年在太原、北京、安源、上海等地從事青年運動和工人運動，五大時被選為中央委員。 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南昌起義失敗後，任中共中央巡視員，先後主持重建湖南省委和廣西黨組織，指導井岡山的鬥爭和廣西百色起義。 1930年後任北方局書記、北方行動委員會書記等職。 1931年到中央蘇區，先後任興國縣委書記，河西道委書記，紅三軍團第五軍政委，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主力長征後，任中央分局委員，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中革軍委中區分會委員，協助項英，陳毅領導南方老蘇區的游擊戰爭。 隨賀昌一起突圍的高級指揮員有周建屏（紅二十四師師長）、楊英（紅二十四師政委）、李翔吾（中央軍區政治部宣傳部長）、袁血卒（中央軍區政治部敵工部長）、郭如岳（中央軍區司令部作戰科長）等。結果，楊英、李翔吾犧牲，周建屏負重傷，郭如岳被俘。 袁血卒回憶：3月9日下午3時許，突圍開始了，賀昌、周建屏、楊英等所在的第三大隊，先行從上坪山區出發。我和李翔吾帶第四大隊跟進。我們的任務是搶渡安遠河，然後佔領會昌天門嶂山，掩護第三大隊和項英、陳毅同志。我們出發時，項英同志正發電報。當天晚上，我們安全渡過了安運河，到達天門嶂。我們過河後，敵發覺我們的行動，當晚封鎖了河道。這時，天下雨，河水猛漲。項英、陳毅他們沒有追上我們，被阻在河西。我們在天門嶂停留了一陣，但一直未能同項英、陳毅同志聯繫上。 在天門嶂山上，賀昌同志負了傷，誓死不當俘虜，用手槍作了壯烈的自我犧牲。周建屏、楊英等同志不知去向，大部分同志犧牲了。最後剩下我和李翔吾、何俠、陳松林、廖得標、唐繼章、鍾偉生七人。我們被敵人發現了。 二百多“鏟共團”撲了上來，猶豫等於死亡！我向大家說：“為了革命，衝吧！”廖得標第一個衝下去，他背心中了一彈，撲倒在地。李翔吾負傷了。 他勉強跑到山腳下，大聲喊道：“為革命流最後一滴血，同志們，前進吧！” 他就這樣，在傷勢嚴重的情況下，舉起手槍，自我犧牲了。 經過整整十五天，終於走出筠門嶺，來到廣東梅縣的衢潭圩。天大明了，大家互相一看，只見每個人閃著通紅的大眼睛，衣衫襤褸，骨瘦如柴，臉黑得像挖煤的炭灰佬一樣……我們這四個人，我、何俠、唐繼章、鍾偉生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勝利突出敵人的重圍，於1935年3月31日早晨到了上海。 後來，我們接上了組織關係，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又繼續戰鬥了。 唐繼章，一名死裡逃生的紅軍戰士。他當時在中央軍區政治部當通訊員。解放後曾任江西省紅星墾殖場場長（享受廳級待遇）。他這樣回憶當年突圍時情形： 我們百多人，牙沒沾米，口沒進水，頑強抗擊著敵人。直到天黑時，敵人從三面上山包圍我們。在激戰中，有的同志英勇犧牲，有的被敵人分割。 我和另外四位戰士跟著李翔梧和袁政委兩位首長，最後就剩下我們七個人在一塊了。 又過去了兩天，我們仍在原地打轉。這時，除了我身上背著的突圍前組織上發給的兩包火柴、半兩食鹽、小小的一瓶糖精和一些銀元，供首長以防萬一外，沒有任何可以充飢的東西。大家的腸胃，早被折騰得咕咕響了。我們幾個年輕戰士還挺得過去，但看到兩位首長也同我們一樣嚼樹葉，心裡覺得難過，真想去找點東西讓首長填填肚子。 晚上，我們五個戰士，都請求首長同意我們中派一人去找食物。首長還以為是我們年輕，人挺不住了，就同意派陳松林同志去執行這個任務。出發之前，首長反復交待，不管能不能找到食物，天亮前一定要返回。 陳松林沿著溪水過了橋，朝對岸有幾間草房的地方走過去。不料，那正是敵人的一個據點。敵人發現有人，就開槍射擊。陳松林不幸中彈犧牲了。 從此，誰也不再提起找糧食的事。 我們繼續突圍。來到一個山谷口，在朦朧的月光下，我們隱約看到谷口有棵還沒長葉的樹，樹叉好像有個哨兵模樣的人，抱著槍在打瞌睡。袁政委低聲說：“唐繼章、鍾偉生，你們爬過去，摸掉他。” 我和鍾偉生爬過去。我一看樹不高，猛跳上去，一把抱著那個握槍的人。 猛然，一股冰涼的感覺，傳遍了我的全身。接著，一股臭味難聞的腹水，從那人口裡噴了出來。這下我才知道，這是一具僵硬的屍體，而且是我們自己的同志。我心裡一陣難過，小心地將屍體從樹叉上抱下來放在地上，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接著，我們六個人就從那位烈士身邊走過。 一日清晨，我們又被還鄉團包圍。突圍時，一位同志犧牲，李部長腰腿中彈。我和鍾偉生輪著半背半扶地護著李部長往前走。李部長突然把我們推開，喘著氣大聲地說：“同志們，你們快走吧，革命，一定會勝利的……”當時，我們感到很突然。當我們往前走了幾步，轉過身要去扶他時，他已拔出手槍，對著自己開槍了。原來，他傷勢較重，怕拖累我們，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當時只有29歲。 李翔梧，河南洛陽人。 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赴蘇聯學習，1931年夏從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轉到中央蘇區，先後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宣傳處副處長、中革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紅五軍團十四軍四十一師政治委員、紅五軍團政治部秘書長、十三軍政治部主任、中革軍委總政治部敵工部部長。 郭如岳是臨出發前被任命為紅二十四師七十團參謀長的，沒想到他的參謀長沒作了幾天，便被敵軍俘虜了。命運似乎在捉弄他。 郭如岳回憶：向天門嶂前進時，部隊遭到敵人的截擊，傷亡失散過半。第二天，敵人派大部隊沿山腳形成嚴密的封鎖線。第三天，敵人開始清剿。山腳下到處是密集的槍聲，我們部隊一面阻擊抵抗，一面向天門嶂退去，入夜，部隊傷亡逃散已盡，只剩周建屏、楊英和我三人，連警衛員、勤務員、通訊員都沒有了，我們只好在山頭上隱蔽下來。 突圍出發時，我們只帶了三天的干糧。第四天，我們三人鑽進茂密的茅草中，各走各的路，失掉了聯繫。夜深了，槍聲停止了，我在茅草中來往摸索著，低聲呼喚著“週、楊，我是郭……” 一夜過去了，始終沒得到迴聲。 山頂上，就剩下我一個人。 第七天，郭如岳只能靠野草和溝裡的水充飢，渾身上下無一絲氣力而被俘。 被俘後的經歷，郭如岳這樣回憶：一會兒，來了個軍官樣子的，問我姓名，職務，我說“姓郭，叫郭守康，是士兵”。誰知過了一會兒，有一個小孩從遠處望了我一會兒就走了。小孩走不久，一個敵軍官走來對我說，“你不是士兵，你是參謀長。”我沒作聲。他又說，“那小孩認識你。”我只好承認是參謀長郭如岳。他接著說：“你們的政委楊英被我們打死了，頭割下來掛在那裡呢。” 我在敵第八師師部關押了三個月。後來，敵人派專人將我押送到寧都，1935年期間送南昌。江西省保安處判我十五年。第二次國共合作，我才被釋放出來，我一直到處流浪、乞討，作短工、零工，也作過長工，解放前夕又流落到上海。 上海解放，陳毅同志當市長，我去拜訪陳毅。他將我介紹到九兵團任教導團教育參謀。九兵團赴朝參戰後，我於1953年轉業回到老家。 項英、陳毅率領的一個營，僅僅一個晚上，就被打散剩下不足百人。項英失踪後又歸來了，陳毅總算放下心來。 賀昌所率先頭部隊失利的消息傳來，項英、陳毅放棄了與之會合的打算。 項、陳決定找贛南軍區去。項英、陳毅為了減小目標，決定分散開來，只帶了三五個警衛員。 在深山中，陳毅遇到一個很面熟的人。只見他面黃肌瘦，光著腳拄著棍子，頭戴一頂破鋼盔。 這個人見到陳毅，突然放聲大哭起來，跑到陳毅面前一個勁地哭喊：“首長啊，首長……” 陳毅定睛一看，原來是曾紀才。陳毅在贛粵邊組建紅二十二軍時，他是贛粵邊的一個區委書記。紅二十二軍離開時，他擔任新建的代英縣縣委書記。 陳毅書記安慰曾紀才，勸他不要哭。末了，又問怎麼跑到山里來了？ 曾紀才說：“我在代英當縣委書記，人家來檢查工作，說我是右傾機會主義，鬥了我很久，這也錯誤，那也錯誤，把我的職務也撤了，罰我到紅軍裡去抬擔架。抬了兩三個月，說我工作還不錯，升為擔架隊長。主力紅軍撤退時，叫我押送一批土豪劣紳送外地。走到半路，遭國民黨飛機轟炸，土豪跑了一半。這一來可糟了。更加證明我是右傾機會主義了。紅軍主力走了，地方上不要我，給我一張寫明是個右傾機會主義者的介紹信，誰看了都不肯收留。這裡推，那裡推，眼看就要把我推出革命隊伍了。” “為什麼不回家鄉去？”陳毅又問。 “拿著這種介紹信，回到家鄉又怎麼辦。家鄉的土豪劣紳跟我仇深似海，我全家都被反動派殺了，房子也給他們燒了。我離開黨，離開革命隊伍，還有什麼去處？”曾紀財哭訴著悲慘遭遇。 “聽說主力紅軍走了，老首長留下沒有走，我想找到老首長能收留我。我一路找到瑞金，瑞金縣城被敵人佔了，又打聽到老首長在仁鳳山區。我拿著這個破鋼盔，一路討飯，討到了飯，就用它熱一下吃。平時就用鋼盔遮風雨。現在總算找到了老首長，我就是死也死在革命隊伍裡。” 陳毅勸慰地說：“中央革命根據地失敗了，將來總會總結經驗教訓的。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你也就不用計較了。現在我們在一起打游擊好了。” 曾紀才點著頭說：“革命中發生錯誤不能怪，特委、縣委哪能那麼正確。現在中央蘇區丟失了，很慘痛，我來算這個帳不應該，我只希望將來重新作個結論。” 陳毅看著這位為革命任勞任怨、出生入死的好同志，親切地說：“那當然，我雖然不能代表黨中央，但我將來可以向中央講，你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項英、陳毅把突圍計劃告訴了曾紀才，問他這一帶的路熟不熟。 “路我很熟。”曾紀才說：“正面過河怕不行，可以繞到上游去偷渡，我有把握。” 當天夜裡，由曾紀才帶路，項英、陳毅向油山轉移。 在往油山途中，項英、陳毅曾幾度歷險。 項英、陳毅安全地抵達油山，多虧了曾紀才。後來，陳毅派曾紀才到游擊區去做縣委書記，發展黨組織和游擊隊。戰鬥中，他英勇犧牲了。幾十年後，陳毅還忘不了他，說：“曾紀才是個好同志。” 中央蘇區慘烈大突圍，付出了沉痛的血的代價，萬餘人的隊伍只剩下了一千人。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許許多多黨和紅軍傑出領導人、戰將犧牲了：瞿秋白、賀昌、阮嘯仙、何叔衡、梁柏台、毛澤覃、李天柱、劉伯堅、古柏…… 1957年7月，陳毅同志在一篇回憶三年游擊戰爭的講話中說，那時，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做夢，夢見賀昌、阮嘯仙、何叔衡、劉伯堅、李天柱等同志。 從1935年4月開始，項英、陳毅、李樂天、楊尚奎、陳丕顯、劉新潮等人，以油山為中心，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直至國共再次合作，改編為新四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