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2、10月10日，陳毅才知道“大轉移”的秘密

送走了李德，項英顧不上徹夜未眠的困倦，便立即到中央醫院探望陳毅。 陳毅是8月28日在興國高興圩戰役中坐骨中彈負傷的，他當時任紅軍西方軍總指揮和江西軍區司令員。起初陳毅認為自己的傷情無關緊要，便在前方野戰醫院治療。不幾天傷勢驟然惡化，幾乎不能下地，由擔架抬到了瑞金梅坑中央總醫院。那兒住的，全是從前線下來的省軍級高級幹部。 轉到中央醫院，雖說比野戰醫院強多了，但當時戰爭環境，條件很差，醫院雖有X光機，但沒有發電機，照樣開不了刀。陳毅住在中央醫院個把月，但一直未能動手術，彈片在體內，傷勢總不見好轉。 中央醫院離中共中央機關僅兩百米，陳毅住院這麼久，始終都未見中央主要負責人來看望過。在博古眼裡，陳毅是毛澤東路線的人。

陳毅跟隨毛澤東可謂久矣。 1928年3月，他與朱德領導湘南暴動上了井岡山。朱毛會師成立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師師長。在紅四軍中，陳毅的地位僅次於朱毛。 1929年1月，他與毛澤東、朱德向贛南閩西進軍，創建中央根據地，含辛茹苦，功勳卓著。 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陳毅與毛澤東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感情，陳毅成了毛澤東忠實的戰友和毛澤東路線的堅定執行者。 紅軍主力“大轉移”，博古、李德把陳毅留下來，藉口很簡單，負了傷，行動不便。但同時還有一種考慮，項英政治上領導，軍事上畢竟有些欠缺。 陳毅雖身負重傷，但打仗有一套，在蘇區很有影響。他留下來，有一定的號召力，也可穩定人心。博古、李德對陳毅也有顧忌：他畢竟與中央路線不合拍，軍事指揮大權交給他不放心。所以，中革軍委離開了，成立了中央軍區，統帥留守的所有紅軍及地方武裝，項英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陳毅未能掛職。

“大轉移”前夕，陳毅就有所察覺，因為總醫院也動起來了，醫療設備開始裝包打捆，不遠處的中央機關的東西搬進搬出，忙個不亦樂乎。 陳毅對病友們說：“可能有大動作。” 陳毅正式得知“大轉移”的消息，是10月10日，即中央機關撤出梅坑往於都進發的當天。代表中央來看望陳毅並通知他的是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紅軍總政治委員周恩來。 周恩來對陳毅說：“中央決定自下你堅持鬥爭。你鬥爭經驗豐富，特別是有井岡山斗爭的經驗和蘇區幾次反'圍剿'的經驗，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眾，依靠黨的領導，堅持到勝利。” 周恩來還告訴了陳毅中央的決定：中央和軍委撤出後，在蘇區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辦事處。中央分局書記項英，委員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陳毅，副主任梁柏台。

項英在送走李德後，便急匆匆地趕往醫院去看陳毅，他知道陳毅是員戰將，想看看陳毅對今後有些什麼想法。 項英對陳毅很熱情，問長問短，親自端水送藥，十分關切陳毅病情，並囑咐院長用最好的藥。項英對陳毅說：“你的病好了以後，我們一同大干一場。” 陳毅第二天就被項英派人用擔架接到了中央分局機關。 然而，項英沒有料到，陳毅對時局的估計與他相去甚遠。 當天晚上，項英在中央分局會上傳達中央的部署和討論今後鬥爭問題時，就與陳毅發生了意見分歧。 留在中央蘇區的紅軍有第二十四師和獨立三、七、十一團；江西軍區一、二、三、四團；贛南軍區六團；閩西軍區三個團；楊、贛軍分區十三團以及登賢獨立團和各縣獨立營共一萬六千餘人。

項英熱衷於大兵團作戰，他主張“創造新的師、新的軍團”，還提出“準備配合紅軍主力進行反攻”。在項英的計劃中，除了擴充隊伍，大擺攤子外，還打算搞軍事學校，搞兵工廠，一切如同過去，企望再搞起一個大的根據地。 他不願意把得力的干部分配給地方，不願把比較像樣的武器裝備分配給地方部隊和游擊隊。相反，他主張把地方游擊隊改編成獨立團，將勉強出院的傷病員，都充實到紅二十四師主力部隊。項英說：“我們有主力二十四師，再加上獨立團，這十多個團可以消滅敵人一個師。” 項英希望打硬仗，打大仗。他說了很多，談得很樂觀，似乎看見了不遠的勝利。 與其相反，陳毅倒把困難想得很多，把局勢看得較嚴峻。 陳毅提出要改變舊的鬥爭方式。 “過去是大規模的根據地，擴大紅軍，突擊徵糧，從上面佈置，貼標語口號，出版報紙，發布新聞，大兵團正規作戰，地圖上作業；設醫院兵站，積草囤糧；政府攤開辦公，門房收發，簽字收據，文件抄得清清楚楚、印刷出來，一印好多本發下去；開會要一個星期、十天，一個負責人報告要三天三夜，從國際形勢談起……這一切都不行了，全要收起來。大家全部脫下軍裝，穿上便衣，背起快槍，打游擊去，讓敵人找不到目標。地委、縣委就是指揮官、游擊隊長。三三兩兩，七個八個，搞他幾百支、幾千支游擊隊，看你怎麼抓得完？我們打麻雀戰。麻雀幾十群、幾百群，你能消滅一群，不能消滅幾十群、幾百群。”

陳毅對野戰軍勝利班師不抱希望，他認為野戰軍到湘南站不住腳，到湘西也站不住腳，到貴州也站不住腳，到雲南到四川甚至更遠的地方都不行。 根本不要打算依靠主力，聯繫不上的，只能依靠我們自己。敵人幾十萬大軍緊緊盯住野戰軍，能夠不被消滅就算好了。他們管他們，我們管我們。 陳毅還提出，把第二十四師和獨立團分散到各縣去，作為游擊戰爭的骨幹力量。不能打游擊的黨的高級幹部轉移出蘇區。 陳毅的一番話，令項英很不高興，認為完全是“失敗情緒”。作為第五次反“圍剿”前期作戰的主要指導者之一，項英當然懼怕別人說“失敗”兩字，他責備陳毅說：“你情緒不好，悲觀失望。” 陳毅不服氣，說：“我對革命從不悲觀失望！承認失敗並不是悲觀失望，而是政治上堅強的表現。”

見陳毅這麼說，項英問道：“你想走嗎，離開中央蘇區？” “我現在不作這個打算。”陳毅說，“我只希望傷口好起來，反正中央蘇區搞垮也不是一兩天的事，起碼也要兩三個月。我的傷好了，能走路，能跑，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陳毅又說：“我不走，中央有任務我要留下來，總能起到一些號召作用。中央蘇區留下了一萬多名傷兵員，我也是其中一個，我留下來，傷員們也就沒話說了，我畢竟是高級司令員呀。” 顯然，陳毅的觀點已經完全改變了中央賦予中央分局的“訓令”使命，項英不敢貿然表態。 黨的紀律是下級服從上級。項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分局書記，陳毅只是中央分局成員、中央政府辦事處主任。中央蘇區的決策權由項英說了算。

1934年10月20日，項英在《紅色中華》第243期上發表題為《開展廣泛的群眾游擊戰爭保衛中央蘇區》的文章，號召蘇區軍民“全體武裝起來，組織游擊隊，加入游擊小組，發展最廣泛的群眾游擊戰爭，勝利地保衛我們中央蘇區”。 就在中央紅軍主力突破粵軍信豐、安遠及王母渡封鎖線的第二天，項英接到中革軍委的命令，正式成立中央軍區，由項英任司令員兼政委，龔楚任參謀長，賀昌任政治部主任。 龔楚，廣東河源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過湘南起義和井岡山的鬥爭。 1931年底由上海進入中央蘇區。先後擔任紅七軍代理軍長，紅獨立二師師長，粵贛軍區司令員，贛南軍區參謀長、司令員。後於1935年9月叛變投敵，率國民黨軍偷襲中共贛粵邊特委機關，製造“北山事件”。全國解放前夕逃離大陸赴香港等地從事反共活動，晚年從香港返回廣東老家定居。

天如人願，陳毅在動過手術後好得很快。幾天后他就能拄著拐棍到處走。 陳毅主持召開了中央政府辦事處會議，辦事處副主任梁柏台參加了。各蘇區省委、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因戰事緊迫來不及趕到瑞金的雲石山。因此，與會者僅有原中央政府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和瑞金、西江縣主要負責人。 時任瑞金縣蘇維埃政府主席的邱進桂回憶說：“陳毅同志對我們大家說：五次'圍剿'，敵人改變了戰術，用烏龜殼戰術對付我們。我們現在沒有打破敵人的'圍剿'，紅軍主力要轉移，要到外線去打擊敵人。大部隊走了，但蘇區還在，省、縣、區的黨組織還在，蘇維埃政府也還在。敵人要進攻我們的，瑞金將會由福建的敵人來佔領。將來蘇區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如果野戰軍出動後，敵人將主要兵力對付野戰軍，我們蘇區的壓力就小一點，這就可能存在蘇區。敵人來了，我們就要同敵人進行游擊戰爭。陳毅同志告訴我們：我們蘇區還有四個軍區，還有一萬四千枝槍，有一個獨立二十四師，江西省、福建省、閩贛省、贛南省都有獨立團，各縣有獨立營。我們完全能堅持同敵人進行鬥爭。陳毅同志鼓勵我們這些留在中央蘇區鬥爭的同志，要堅信革命一定會勝利的，敵人是一定會被我們打敗的。這次會開得很簡短，大約只有個把鐘頭。開會的時間是10月下旬。這時野戰軍己出動，這次會議的第二天，中央政府辦事處就遷到了於都縣寬田的龍泉迳。”

陳毅對局勢有種不祥的預感，他對中央政府軍事工業局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賴紹堯說：“老賴，你還是在軍事工業局負責，但是不要像過去那樣搞廠子嘍，必要時兵工廠還要毀掉。機器可是要保留嘍！” 遵照陳毅的指示，賴紹堯將兵工廠、被服廠、衛生材料廠、印刷廠的許多機器陸續埋在於都寬田一帶，工人也得到疏散安置。陳毅回憶說：“曉得中央蘇區要被敵人佔領，就抬著機器跑幾十里，到山里挖個窟窿埋起來，還要動員，不要洩露。我還親自指揮把鎢砂埋在水田裡。那時已是11月，已經割了稻子，把稻根拔掉，把鎢砂包起來埋進去。還對老百姓說，無論如何不要講，這是革命的財產。” 軍事工業局不久自行解體。賴紹堯從中央局級幹部被調到瑞金、會昌邊獨立營擔任營長兼政委。這個獨立營1935年春奉中央分局指令堅守瑞金銅缽山區。賴紹堯回憶說：“實際上，這時形勢已經很緊張了。瑞金縣城已經失守，銅缽山被四面圍困。按照實際情況，這時獨立營應該突圍到敵後去活動，開展游擊戰爭。但是，我作為獨立營長，機械地執行中央分局的命令，結果獨立營很快被敵人打垮，銅缽山也失守了。我與組織失去了聯繫，同兄弟部隊也失去了聯繫。後來我轉移到崇義、上猶縣一帶去尋找組織，但沒有找到。”

賴紹堯，湖南汝城人，1926年參加革命。曾任湖南汝城縣農民自衛軍大隊長、中共湘粵贛邊特委書記、崇義縣委書記、南康和信豐赤衛隊總隊長、紅四軍十三師團長、團政委、紅軍殘廢醫院院長兼政委、中華蘇維埃郵電總局局長。解放戰爭時期曾任熱河省郵電管理局局長。建國後曾任江西省財政廳、交通廳廳長、省經委黨組副書記、省政協副主席。 1992年於南昌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