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1、項英，唯一留下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4年5月書記處會議後不久，項英便知道主力紅軍將實行“大轉移”。但什麼時候走，誰去誰留，他不得而知。是年7月下旬，項英以中央代表身份，赴閩贛前線巡視。此前，張聞天曾在閩贛巡視，項英此行是接替張到閩贛巡視，幫助工作。與項英同赴閩贛巡視的還有毛澤東的胞弟、中華蘇維埃中央銀行行長毛澤民。毛澤民的主要任務是督促徵糧、擴軍工作。 9月中旬的一個夜晚，項英忽然接到中央電報，要他速回。他策馬疾馳，星夜兼程，趕到瑞金梅坑中共中央所在地。 博古單獨找項英談話。 “項英同志，前方情況怎麼樣？” 出乎博古的意料，項英的回答及表現的神色竟然是那麼樂觀。 “前線將士很英勇頑強，誓死保衛蘇區的決心很大。”

“是的，很好。”博古感到一絲慰藉。 停頓少許，博古把話題一轉，把這次談話的中心意思說了出來：“為了更有力地打擊敵人，保衛蘇區，近期主力紅軍將離開中央蘇區，尋求外線作戰。中央決定，留下一部分部隊牽制敵人，保衛蘇區，同時決定你留下來，領導蘇區的鬥爭。” 項英是沒有思想準備的。因為中央高層領導誰去誰留的問題，博古沒有提到政治局會上討論，也未徵過他本人的意見，這兩個月以來，他一直在前線巡視。項英為之一怔，的確感到突然。從博古鄭重的語氣中，他感到這已不可能改變。 博古望著項英，等待著表態。 雙方目光凝視，一陣沉默。 “我沒有意見，服從黨的決定。”項英堅定地表示。項英的回答，令博古由衷地欣慰。他握住項英的手，信任地說：“項英同志，你肩上的擔子很重呵！”

在博古和李德看來，中央政治局成員中，項英是留下來主持工作的最佳人選。 1937年4月，繼埃德加·斯諾之後，斯諾的妻子尼姆·威爾斯也到陝北採訪，她後來寫成了一本《續西行漫記》。她未能見到項英，但在陝北的項英的戰友們向她介紹了這位傳奇式的領袖人物。 尼姆·威爾斯是這樣描述項英的：項英，從前一個武漢工人領袖，據說是共產黨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作為一個兼具軍事和政治才能的人，是跟毛澤東並肩的。有人告訴我，“他在共產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澤東。” 現在四十出頭的項英，是最早的無產階級共產黨之一。他的父親在他孩子時便死了，把孀婦遺落在極端的貧窮之中。她試當裁縫來養活她的孩子們，兒女到山中去採集乾草和柴當燃料出賣。

項英十五歲做典當學徒，幾年後地位升高了些，學會稍能讀書。他敏銳地自覺到自己是窮人卻幫助富有的重利盤剝者去剝削別的窮人的這一種矛盾；大半便是這一種對於重利盤剝的不平的洞鑑，使他後來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平漢鐵路罷工的時候加入了共產黨。他即辭去典當伙計，離開湖北黃吱縣他出生的鄉村，以便把全部時間貢獻給黨的工作。 雖然他據說外貌並不動人，可他有一種有力的個性，懂得怎樣獲取社會一切下層階級的信任和援助。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他是在各種工會裡的黨的組織者，一九二六年是戰鬥的湖北總工會秘書，這工會支配武漢區的工人運動。雖然向忠發那時是個工會的主席，據說工會的所有計劃和政策，都是項英所草擬的，他以“向忠發的靈魂”而出名。一九二六年末上海工人運動極度高漲的時期中，項英當上上海總工會書記，並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之一。那以後，他一向是中國同業協會運動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做過支配這個運動到一九三一年的李立三信任的副手。

項英進蘇區時，他做政治局的委員，在蘇維埃政府中佔著負責的地位，在紅軍主力於一九三四年離開南方去“長征”之後，項英留在後面，指揮一切餘下的蘇維埃活動…… 在中央政治局成員中，除了毛澤東、朱德，就數項英在中央蘇區的時間長。眼下，數十萬大軍如烏雲壓頂，人心思動。 在這種情形下，谁愿意留？ 誰不想走？留下來，意味著死亡！ 然而，項英卻危難受命留了下來。 中央決定成立中央分局，由項英、瞿秋白、陳毅、陳潭秋、賀昌組成，項英任書記。 與此同時，中革軍委還劃定瑞金、會昌、於都、寧都四個縣城之間的“三角地區”，為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最基本的地區和必須最後堅守的陣地。 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林彪、彭德懷、董振堂、周昆、羅炳輝所屬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先後撤出前線陣地，向瑞金、會昌、於都等地集結。周建屏、楊英第二十四師和獨立第三、第七、第十一團等部，接替了主力的防務。

1934年10月10日，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項英發布“大轉移”命令。 命令指出：“茲將軍委總司令部及其宜屬隊伍組織第一野戰縱隊與主力紅軍組成野戰軍同時行動，即以葉劍英同誌任縱隊司令員。” 第一縱隊下轄彭雪楓、羅彬、武亭、陳賡和宋任窮領導的四個梯隊。博古、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李德等都編在這個縱隊，鄧穎超、康克清以及電台、幹部團也編在這個縱隊。 與此同時，又編了軍委第二縱隊，由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後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擔架隊等組成。李維漢任縱隊司令員兼政委，鄧發為副司令員兼副政委，張宗遜為參謀長。 第一縱隊代號“紅星縱隊”，第二縱隊代號“紅章縱隊。”

10月10日下午5時，“紅星”縱隊第一、第四梯隊率先由梅坑、九堡等地向於都進發。 前所未有的長征開始了！ “三人團”中，李德走得最遲。他還應項英之約留了下來，作了一次深深的長談。 談話只有三個人：項英、李德和翻譯伍修權。 李德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當中央縱隊從瑞金附近的禁區出發時，項英約我進行一次個人談話。因此護送我的人員就落在後面了，第二天才趕上了縱隊。中央縱隊像所有的長征隊伍一樣，也只是在夜裡、在黑暗的籠罩之下行軍。同項英的談話幾乎進行了一整夜，伍修權擔任我們的翻譯，留守部隊的指揮員陳毅沒有參加，除了我們三人以外沒有其他人在場。 項英顯得非常樂觀，雖然蔣介石這時已經開始了新的“圍剿”，並且於我們的獨立部隊在各處只能與敵人進行周旋，粵軍此時在南昌也同樣加緊向前推進，兵臨會昌城下，他仍然認為政治形勢和軍事形勢並非不利。未被敵人佔領的連成一片的蘇區還有兩萬五千至三萬平方公里，另外還有一些是被敵人或多或少截斷還存在的蘇維埃地方政權的“島嶼”。把這些地區都算在內，留下的居民仍有二三百萬人。當然也應該估計到，這個數字會相當快地減少下來，因為可以肯定地說，進攻的敵人不僅會佔領和“清洗”少數還掌握在我們手裡的縣城和所有比較大的村鎮，而且也會把沿途的村莊和這個地區中心的富庶平原掃蕩一空。然而，項英並不氣餒。一、兩個星期以來，所有危險地區的撤退工作已經在進行。民政機構、幹部和儲備物資都轉移進了難以通行的山區。自願跟隨他們撤退的還有老百姓中最有覺悟，特別是參加了地方自己組織的那部分人。當然，項英對遲早會來的經濟困難，也感到頗傷腦筋。

那天晚上，項英在談話中對老蘇區的鬥爭前途是多麼樂觀，可是對共產黨和紅軍的命運又是多麼憂慮。顧及到我們是通過翻譯進行交談，因此他在談話中選詞是十分謹慎的，他特別對瞿秋白重病臥床必須留下感到非常惋惜。 無疑，項英的“樂觀”是不切合實際的。後來，項英在反省這段歷史時這樣說：當時我們接受黨中央給予的訓今，執行保衛蘇區的任務，可是沒有明確的、深刻的對當時的環境情況和整個鬥爭的前途有一個正確的估計，以為野戰軍出動在湘西建立了新的蘇區，必然使中央蘇區的周圍環境有個大的變化，進攻的敵人便大部被吸引到湖南去，這樣便於我們戰勝敵人的進攻。我們估計敵人只能佔領大的圩場和城市。最低限度我們可保持許多不相聯繫而偏於鄉村的蘇區，準備在適當條件下配合野戰軍舉行反攻，恢復被敵佔領的城市和己失的蘇區。因為這樣的估計和認識，自然不能正確地決定我們整個方針。

因為對鬥爭形勢估計有了錯誤，就不能迅速轉變我們在軍事上群眾鬥爭上應有的轉變，以迎接新的鬥爭，必然照舊繼續過去大規模的作戰方式來反對敵人的新的進攻。游擊戰爭的口號雖然叫得很響，但真的游擊戰鬥沒有在各地廣泛發動起來，這樣在敵人新的進攻之下就遭受了不斷的打擊和損失。 在軍事上，正因為對鬥爭形勢的估計有了錯誤，必然使游擊戰爭不能正確地實際地開展起來，對於群眾的游擊戰爭的領導和發動更是差得很。雖然我們己放棄了陣地防禦戰轉變為運動戰，放棄了李德的“短促突擊”戰術轉為游擊戰術，但是在總的方面仍然是採取大兵團的作戰的方針，實際上是消極的防禦。 1937年11月7日，項英到達延安。 12月7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會議作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報告詳細地匯報了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過程，並以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嚴於律已的精神，總結了經驗和教訓。 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對於南方區游擊工作的決議》，指出：項英同誌及南方游擊區的同志在主力紅軍離開南方後，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貴的勝利。

決議還強調指出：項英同誌及南方各游擊區主要的領導同志，以及在游擊區長期艱苦鬥爭之各同志，他們的長期艱苦鬥爭精神與堅決為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範。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學習這些同志的模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