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5、湘贛省委僅剩下了譚主席

1934年7月下旬的一天，湘贛省委機關駐地永新縣牛田圩。 這天深夜，整個牛田圩都陷入了靜靜的沉睡之中，忙乎了一整天的紅軍官兵都早已進入了夢鄉。 然而此刻，省蘇維埃主席譚餘保卻無法合眼入睡。吃過晚飯後，他就一直坐在屋門口的那棵大樟樹底下，悶聲不響，吧噠、吧噠地一袋接一袋抽著伴隨著他多年的水煙筒。他的心頭正在翻江倒海，過去和未來兩個互不相容的極端，同時在他的心頭交錯著，混淆著，擾得他心緒不寧，難以成眠…… 幾天前，湘贛省委終於接到了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雖然為時已晚，但總還算正確的“七二三訓令”。訓令指出：紅六軍團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的中部去發展、擴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 接到訓令以後，湘贛省委和紅六軍團立即按照訓令的精神，召開了全軍團政治工作會議，進行了深入的思想工作動員，整頓和補充了軍隊，把軍團擴大到近萬人。同時，還進行了緊張的行動準備，打草鞋，做乾糧，補充彈藥和進行各種演練，對突圍的方向和方法也作了縝密的研究。

當然，對西征的紅六軍團的組織領導和留守的湘贛省委的人事安排，中央書記處、中革軍委也作了明確的部署：由原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任弼時，紅六軍團軍團長肖克、政治委員王震三人組成了紅六軍團軍政委員會，中央代表任弼時任主席。留守的湘贛蘇區省委則以陳洪時為書記，譚餘保為省蘇維埃主席，彭輝明為軍區司令員，領導堅持蘇區鬥爭，等待主力紅軍的凱旋。 時間已經十分緊迫了。昨晚，譚餘保已經和任弼時，王震、肖克、甘泗淇、張子意這些率軍轉移的老戰友們一一話別。幾個小時前，王鬍子王震打前鋒走了，明天任鬍子也要走了，再過幾天大部隊也要走了…… 想到此，譚餘保心中更加鬱悶，他猛吸一口煙，然後長長地吐了出來。 他本也不想留。顯然，留下來是要冒很大風險的，甚至於生死難卜。因為主力紅軍一走，十幾萬的國民黨大軍便要猛撲過來，而留守部隊只有獨立一、二、三、四、五五個團，區區三千來人槍。當然，譚餘保不想留並不因為這個。自從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他就已經把自己的一切交給了黨。他1927年入黨，當年就被選為家鄉湖南茶陵縣洮水鄉農協籌委主任。後又先後任過中共茶陵縣第五、六、七區區委書記，中共茶安酃特區書記，中共茶陵縣蘇主席。 1932年8月，當選為湘贛省蘇副主席兼財政部長。從1933年4月起，當選為省蘇主席。參加革命這麼多年，冒著槍林彈雨，出生入死，他又何曾怕過！他是捨不得離開那些患難與共的親密戰友啊！

當然，他對留守的人事安排是不滿意的，他不願意和新任的省委書記陳洪時搭對。 陳洪時，江西萍鄉人，萍鄉中學畢業後，考入湖北美術專科學校，因在校領導學潮被逮捕，後被中共解救送往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回國後歷任中共泰和、萬泰、樂安縣委書記。 1933年4月，蘇區中央局委任他代理中共湘贛省委書記，5月任省委副書記。陳洪時和任弼時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曾是不同屆的同學。任鬍子看起來很深沉，而陳洪時卻有點陰沉，譚餘保不喜歡陳洪時，尤其是陳洪時任代理書記期間，整湘贛省湖南方面的同志是不擇手段的，這給譚餘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另外此人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個人主義嚴重，喜歡自以為是，和許多同志關係也處得不好。

因此，當省委按照中央指示確定陳洪時任湘贛省委書記時，任弼時、張子意、吳德峰、肖克、王震等同志都不同意，譚餘保還專門向任弼時請示過這個事，但最後還是按中央的指示決定把陳洪時留下來往省委書記。 “留就留吧，不想那麼多了。在當前這種危急關頭，我盡力同他搞好協調就是了。”譚餘保心中默念道。 不知不覺，天已經大亮了。譚餘保立起身，晃了晃沉重的腦袋，走到屋內用冷水擦了把臉，草草地吃完早飯，沒有休息也沒有搭理勸他休息的警衛員，就重新開始了工作。 8月7日，紅六軍團大部隊九千多人從遂川橫石和新江口出發，在紅獨立第四團的配合下，踏上了西征的漫漫征途。 紅六軍團的突圍，並沒有減輕湘贛蘇區的壓力。國民黨當局致力“圍剿”中央蘇區多年，很清楚湘贛蘇區對中央蘇區的戰略意義，要徹底打垮中央蘇區，對處其右翼的湘贛蘇區不進行徹底“清剿”是不行的。因此，國民黨當局在湘軍大部追擊紅六軍團的同時，並未給湘贛蘇區留下喘息的機會，仍然用重兵“進剿”湘贛蘇區。

9、10月間，國民黨正規軍李雲傑的第二十三師，李抱冰的第五十三師，羅霖的第七十七師，王東原的第十五師，朱耀華的第十八師分別駐紮在吉安、安福、遂川、泰和、蓮花、茶陵等地，在江西地方反動武裝的全力協助下，以六七萬的總兵力，在湘贛邊四周形成了對湘贛蘇區的新包圍圈。 然而，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洪時並沒意識到形勢的惡劣，他仍然樂觀地認為：目前蘇區形勢開始趨於好轉，紅軍主力牽制著幾十萬的白軍尾追而去，蘇區的活動中心可以暫時平靜。在這樣的情況下，蘇區部隊應四處出擊，擴大影響，保衛蘇區，等待主力回頭，再一舉恢復失去的根據地。作為湘贛蘇區一把手的陳洪時還利用自己的權力把這種思想形成決議，用以指導湘贛蘇區的鬥爭，而絲毫不接受譚餘保、彭輝明他們的立足打游擊戰爭的勸告。

在這個“左”傾決議指導下，蘇區紅軍四處出擊，和敵人死打硬拼，雖英勇作戰但終因力量懸殊，以卵擊石，惡果就立刻顯露：紅獨一團、紅獨二團被打散；紅獨三團被迫從永新石灰橋突圍，轉移到泰山根據地，中餘被阻，團長劉啟明犧牲；紅獨四團則被迫轉到桂東，在汝城、資興一帶活動。 這樣，湘贛蘇區便被國民黨軍分割包圍成了十幾塊。省黨政軍機關所在地牛田圩與上下左右的聯繫也被割斷了，黨政機關在牛田圩難以立足了。 10月中旬，垂頭喪氣的省委書記陳洪時召集譚餘保、彭輝明等黨政軍領導在牛田圩召開了緊急會議，研究部隊的轉移問題。 當時形勢十分緊迫，對轉移，大家是一致的，只是對向哪裡轉移還稍有爭議。部隊轉往何處的問題一提出，會場內便議論紛紛。有人提出向老根據地井岡山轉移，譚主席當即起身表示反對，他說：“井岡山離牛田很近，游擊條件也很好，但現在不能去。1930年王佐、袁文才被殺，其舊部一夜之間全部反水，既打國民黨，也打共產黨，我們在那裡已沒有群眾基礎，我們不能去！”

譚餘保望瞭望在座諸位，然後說：“我以為，我們應該挺進武功山。” 說完，他疾步走到牆上那幅破舊不堪的地圖面前，指著地圖說：“武功山位於湘贛兩省邊境，與羅霄山脈交叉而過，由東北向西南橫跨贛西、湘東，延綿一百六十多公里。山高體大，叢林茂密，山巒重疊，山勢險要，周圍還伴有太平山、柑子山、棋盤山、鐵鏡山、五里山等數十座大小山峰，方圓八百餘里，迴旋餘地很大，是一個進可攻，退可守，進行游擊活動的理想天地。” 停頓片刻，譚餘保接著說：“這裡還盛產糧食，山上還有野菜、竹筍、蕨根等充飢之物。更重要的是，這里山民純樸，又是老蘇區，人心向著共產黨，有很好的階級基礎。” 在旁邊默不作聲的軍區司令員彭輝明此刻接上話茬補充說：“在武功山區游擊，我們還可以利用湘贛兩省敵人的內部矛盾，保存自己，發展自己。”

省委書記陳洪時沒有作聲，但也沒有表示反對，當然他也不想表示反對，一來武功山西北附近就是他的老家，但已是十年有家不能回，很想藉機回家看看。二來，在嚴峻的形勢面前，他的確也不知道部隊應該往哪裡走，更何況“三巨頭”中的二人都同意了，他又何必成為眾矢之的呢！ 這樣，1934年10月18日，湘贛省委黨政軍機關和紅獨五團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離開湘贛蘇區長期經營的中心地帶，向武功山方向移動。經吉安的天河、敖城，越過安福的金田、嚴田、滸坑等地，突破了多條封鎖線於31日進入泰山根據地，與先期突圍到達的獨立三團會合。省黨政軍機關駐安福袁家村。 然而，到了武功山區之後，深受“左”傾錯誤影響的湘贛蘇區的主要負責人、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洪時老毛病又復發了。他沒有把當初進軍武功山區的初衷放在心上，在軍事上也沒有採取游擊戰的方法，而仍然奉行“左”傾路線的那一套鬥爭策略和鬥爭方式：白天作戰，夜晚宿營，燒碉堡，打民團，鬥惡霸，分糧食，貼標語，搞宣傳，轟轟烈烈，聲勢浩大，使部隊目標顯露。當強敵進攻時，又採取碉堡對碉堡，死打硬拼的消極防御手段，對整個鬥爭前途缺少一個總體的把握，總寄希望於“紅軍打幾次大勝仗，敵就會撤走，蘇區就得以恢復，轟轟烈烈的革命局面就會到來”。結果，千里迢迢奔赴武功山區的湘贛紅軍游擊隊一進武功山就處於被動挨打之中，敗績不斷傳出：11月中旬，江西保安團二個中隊偷襲袁家村，紅軍進行了阻擊戰，省委機關暴露，轉移到安福境內的長源頭、蘆臺村一帶。

12月下旬，國民黨軍第五十三師一部糾集蓮花、萍鄉諸地保安團，直撲湘贛省委機關駐地長源頭、蘆臺村。獨立三團、五團與之展開陣地戰，從上午一直打到夜晚，終因寡不敵眾，趁黑撤出，至此，湘贛蘇區全部失守；1935年1月下旬，國民黨第七十七師羅霖部坐鎮武功山區，放火燒山，採取蓖梳戰術“進剿”紅軍游擊隊。 2月初，省委派到山外指揮作戰的軍區司令員彭輝明，在蓮花境內的虎頭嶺戰鬥中不幸中彈犧牲；2月9日，省委率領獨立三、五團在觀音形、雙樹坪一帶活動時，遭國民黨軍第七十七師四六零團偷襲，在撤退中，僅有的一部電台被損壞，從此湘贛蘇區便與黨中央和紅六軍團失去了聯繫。 戰鬥連接失利，被敵人稱為“喪家之犬”的湘贛蘇區部隊已是疲憊不堪，軍威蕩然，尤其是軍區司令員彭輝明的犧牲，在部隊中產生了沉重和巨大的衝擊波。

彭輝明，廣西人，中共黨員，1929年12月參加鄧小平、韋拔群、張雲逸領導的百色起義。 1931年隨紅軍進入湘贛革命根據地，並留在湘贛邊區工作，任永新縣赤衛大隊大隊長，紅十七師五十一團團長，第三分區司令員等職，1934年10月，被中革軍委任命為湘贛軍區司令員。彭輝明是個文武雙全的紅軍指揮員，打仗衝鋒在前，平時對部下十分和藹，而且善於做思想政治工作，在部隊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彭輝明司令員的犧牲，在湘贛紅軍中引起了一種悲觀失落的情緒，部隊中的“反水”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開來，尤其是一些重要負責人的叛變。先是省蘇副主席肖行麟，再是紅五團政委譚富英，紅四團政委曠珠權，紅四團團長李宗保……這樣，不到半年，紅六軍團轉移後的五個獨立團的領導幹部，或犧牲或叛變，便只剩下了兩個：一個是紅三團政委劉培善，一個是紅五團團長曾開福，兵力也從當初的五千人退減到幾百人。

整個湘贛部隊迷漫著一股失敗的氣息！ 1935年5月，湘贛省委常委會在湘贛黨政機關臨時駐地——太平山召開，省委書記陳洪時（此時已兼了軍區司令員）主持會議，省蘇主席譚餘保，省委宣傳部長譚湯池，婦運部長曠金媛，白區工作部部長劉炳高，省委秘書長龍承緒和團省委書記王用濟等參加了會議。會議就在太平山上參天古木下用毛竹臨時搭起來的茅棚中召開。與會者個個正襟危座，表情嚴峻，氣氛顯得凝重而又緊張。 省委書記陳洪時嘆了一口氣，苦笑著首先開腔，他說：“同志們，當前情況越來越嚴重了，我們的部隊都被打得差不多了，而主力紅軍還不知在哪裡，和黨中央聯繫不上，看來我們有必要改變一下鬥爭的方式。” 他略微停頓了一下，望望四周，然後緩緩地說：“我想，既然目前形勢不利於我們，與其在山里坐以待斃，不如將省委機關轉移到安源去，依靠工人，開展城市鬥爭！” 話音剛落，省蘇主席譚餘保就“呼”地一聲，站了起來，他指著陳洪時，說：“當初，部隊還有實力，你要死打硬拼，現在，老本被你拼光了，你卻要往白區轉移，你這算什麼？” 譚餘保顯得很激動，聲音宏亮，雙眼圓睜，接著厲聲斥道：“你這是逃跑主義！省委機關搬出武功山，決不是鬥爭，是逃跑！黨中央要我們留下來，就是要湘贛邊區堅持紅旗不倒，就是要讓蘇區群眾看到希望！紅旗捲起來了，還談什麼鬥爭，還談什麼希望！武功山這麼大，湘贛蘇區這麼大，我們為什麼要到白區去？” 團省委書記王用濟也立起身，用緩和的語調責備說：“老陳，那樣做是不對的，將來是要犯錯誤的！” 面對譚餘保的怒斥和王用濟的責備，陳洪時冷汗直冒。他強打笑臉申辯道：“老譚，不要那麼大火氣嘛，這咱們不是在商量嗎？況且，這只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如果不行，我們再另行打算嘛！” 此時，茅棚中又一片寂靜。當時，其他同志心態如何，已無法考究。 過了片刻，陳洪時欲言又止，最終還是開腔了，不過這次語氣上顯得更加謹慎。他說：“同志們，我這裡還有一個方案，提出供大家討論。鑑於當前的惡劣瑯勢，為了湘贛紅旗不倒，我建議咱們兵分兩路，避免作戰目標太大。一路由我和龍承緒、曠金媛、劉炳高幾位同志留守太平山，聯絡北路，開闢白區；一路由老譚和政治保衛局局長劉發云同志前往湘南與蔡會文、方維夏聯繫，尋找失去聯繫的紅五團，收拾殘局，整理武裝再圖發展。另外，譚湯池、王用濟幾位同志可到蓮安萍特委去開展群眾工作。” 這個建議最終被與會同志接受。 會後，譚餘保、王用濟、譚湯池都離開省委朝計劃的目標而去。 譚餘保他們走後，陳洪時又把白區工作部部長劉炳高派往萍鄉一帶做群眾工作，把曠金媛派往攸縣溫水地區工作，還把幾位女同志如易湘蘇、段初英等安置在山上交通員家中。 1935年6月上旬，他自己便帶著老婆張運秀、秘書長龍承緒和醫生及特務班的人員共十二人離開太平山來到萍鄉、攸縣邊界的蛤蟆山。 6月14日陳洪時便在老家萍鄉投敵叛變。 當時任秘書長的龍承緒有個回憶，較詳細地描述了陳洪時叛變的經過，文中這麼敘述： 譚餘保走後，陳洪時帶我們在南山住了五天……農曆初五這一天，陳洪時帶領我們從太平山的茅棚裡出發，到了離茅棚不遠的一個姓龔的家裡吃中飯。中飯後，陳洪時找到我和譯電員，說這次行動是到萍鄉去組織省委，轉入城市地下活動，並要我和譯電員就地留下，等萍鄉那邊搞好了再下山去萍鄉。於是……我倆被留下，當天傍晚，陳洪時便帶著他的妻子張運秀、特務班長、醫師以及士兵共九人，夜行到萍鄉陳洪時的家裡。 農曆五月初十晚上，陳洪時便派了一個便衣到了龔家。便衣說是陳洪時要他來迎我們去的，說那邊已經搞好…… 這天晚上，我倆在便衣的帶領下，連夜往陳家趕，天亮時到達……吃完飯，陳洪時叫我、譯電員、醫生及特務班長、士兵等一起談話。陳洪時說：“紅軍離開這裡很久了，我們在這裡不能工作，不能生存，要想救自己的命，只有向國民黨投降。” 十一日，在陳洪時的家裡殺了豬，擺了七八桌酒席。同吃的除我們外，還有……國民黨政府官員。早餐後，國民黨政府派了兩個排的軍隊，一個排陪同我們步行到老關站搭火車到萍鄉，向萍鄉縣政府投降。另一個排則留在陳洪時的家裡，進行保護工作，深怕譚餘保派紅軍來抄陳洪時的家。 我們到達萍鄉的第二天，危宿鐘（萍鄉縣長、江西省第二區“剿共”司令部司令官、第二行政公署專員）便專程去南昌請示我們投降的有關問題。 等了二十多天，卻未見危回萍鄉。據招待員說，我們這些投降的人不是一般人，陳是中共中央委員、湘贛省委書記，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輝也處理不了，要報告南京政府才能解決…… 後來，陳洪時叛降之事果然捅到了南京，蔣介石親自過問，並電令危宿鐘，準委陳為湘贛邊區上校招撫員，留在保安四團工作。陳洪時便鞍前馬後，極力為國民黨反動政府效勞，天天帶著地方保安團隊反動武裝上山“清剿”紅軍游擊隊，並專做“招撫”工作。 陳洪時就這樣叛變了。長征途中的任弼時同志知悉陳洪時叛變後，曾沉重地對肖克、王震、張子意等同志說：“譚餘保同志當時就不同意陳洪時留下，我們沒有聽他的意見……” 由於陳洪時的叛變，中共湘贛省委原來的“三巨頭”到現在只剩下譚餘保一人。湘贛邊區各地黨組織也都被破壞，湘贛的革命鬥爭陷於混亂、潰散之中，湘贛地區的革命火焰行將熄滅！ 然而，湘贛蘇區這面紅旗是歪而不倒，最終卻又被人高高擎起！ 此人就是湘贛省蘇維埃主席譚餘保。 太平山常委會以後，譚餘保和政治保衛局局長劉發雲就往湘南尋找蔡、方部隊。 6月20日，他們來到了茶陵縣堯水花棚村邊的山上。劉發雲藉口回家看看，便一去不復回了。譚餘保意識到南下的行動已經暴露，同時又擔心太平山上的省委機關，於是日夜兼程趕回武功山。當他在棋盤山與茶攸蓮縣委書記吳金蓮會合後，才得知省委書記陳洪時已經叛變投敵。於是他就留在棋盤山，並派吳金蓮下山，聯繫失散的同志。 7月，譚餘保主持召開了湘贛省委緊急會議，這就是有名的湘贛邊“棋盤山”會議。這次會議宣布撤銷原省黨政軍機關，成立了以譚餘保為書記的臨時省委和以譚餘保為主席的省軍政委員會、以曾開福為司令員的游擊司令部。新的領導機構重新確認了以武功山為依托，相鄰地區為迴旋開展游擊戰爭的鬥爭戰略。 從此，湘贛邊區鬥爭走出低谷，由衰轉盛，一直堅持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 1938年2月，湘贛邊區游擊部隊改編為新四軍一支隊一大隊，奉命開赴抗日前線。 1938年9月，在湘贛蘇區堅持鬥爭十幾年，時任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書記的譚餘保趕赴延安參加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後由於肺病發作，留下療養，並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解放以後，譚餘保先後擔任了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監委主任、省紀委副書記、湖南省委副書記、省紀委書記、副省長等領導職務。 1963年，調任中南局監察組組長兼中南局常委。 1978年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務委員。 1980年1月，譚餘保病逝北京，走完了他八十一年極富傳奇色彩的光輝人生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