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4、湘鄂贛軍區司令員慘遭毒手

1933年7月，蘇區中央局專門召見了陳壽昌、徐彥剛等人，向他們介紹了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形勢，並告訴他們，地處中央蘇區左翼的湘鄂贛蘇區省委在第四次反“圍剿”中犯了嚴重錯誤，在肅反中搞了擴大化。為了適應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形勢，糾正湘鄂贛省委的錯誤領導，捍衛湘鄂贛革命根據地，配合中央蘇區的鬥爭，蘇區中央局決定派他們率領一批年輕精幹的干部組成工作團前往湘鄂贛蘇區，去加強湘鄂贛蘇區的領導。 1933年10月，臨危受命的陳壽昌、徐彥剛帶領四十六人組成的工作團從紅都瑞金出發，奔赴湘鄂贛。由於途經敵占區的多條封鎖線，這支小部隊輾轉兩個多月，才於1934年1月上旬到達湘鄂贛省委所在地小源。 蘇區中央局決定由陳壽昌、徐彥剛率領這個工作團趕赴湘鄂贛，顯然是作過慎重考慮的，陳徐二人都是年輕、資深的優秀幹部，在蘇區有著較高的威望，足以擔當此行的重任。

陳壽昌，浙江鎮海人，又名陳希堪，1924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時才17歲。大革命失敗後，先後任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中央特科交通科長。 1931年春開始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從事中央特科情報保衛工作。在長期的對敵鬥爭中，經受了鍛煉和磨礪，也積累了十分豐富的鬥爭經驗。之後，進入中央蘇區，參與了蘇區中央局工會領導工作，任中華全國總工會蘇區中央局執行主任、黨團書記。 1933年3月起調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 徐彥剛，四川開江人，黃埔軍校畢業生。也是大革命期間入的黨，1927年參加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在井岡山參與改造了袁文才、王佐部隊。 1928年初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二團參謀長，5月任紅四軍三十二團參謀長。 1930年初任紅六軍第三縱隊司令員，10月任紅三軍第九師師長。 1932年任紅三軍軍長，該年年底任紅一軍團參謀長。

到了湘鄂贛省委以後，陳壽昌、徐彥剛等率領工作團的同志和原省委同志一道，迅速開展了工作。 1月14日，陳壽昌、徐彥剛在小源主持召開了湘鄂贛省委常委擴大會議。會議傳達了蘇區中央局對湘鄂贛省工作的指示，撤銷了林瑞笙的省委書記職務，改組了湘鄂贛省委，成立了湘鄂贛第三屆省委，陳壽昌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徐彥剛任軍區司令員，劉玉堂任少共省委書記，嚴圖閣任軍區參謀長。同時，會議對當前蘇區的各項工作也作了簡要的部署和安排。 新、舊省委剛剛接交完畢，國民黨劉膺古部組成五個支隊向小源發起了總攻，湘鄂贛蘇區形勢日漸惡化，危機四伏，險象環生：1月下旬，湘鄂贛首腦機關被迫分批撤離小源，向湘贛邊區的幽居、祖莊一帶轉移；1月28日，湘鄂贛省首府小源被敵佔領；3月，湘鄂贛省級機關搬至幽居、祖莊一帶，不久又被敵人包圍，只得經湘鄂邊，再折向東南，向修銅宜奉邊轉移；5月，湘鄂贛省級機關轉移到修水畫坪，與紅十六師師長高詠生率領的四十六團和四十八團會合。然而，不到一旬，即被國民黨軍隊幾個師的重兵包圍。紅十六師為掩護首腦機關向鄂東南轉移，在作戰中遭受嚴重損失；6、7月間，湘鄂贛首腦機關和紅十六師餘部相繼到達鄂東南，並在此與敵周旋。 6月14日，在修銅邊境的黃龍山突圍戰鬥中，紅十六師師長高詠生犧牲，紅十六師再遭重創。 6月下旬，省級機關和部隊向東南轉至龍門山百丈、西塔一帶，隨即即被尾隨而來的國民黨軍十八師、五十師、六十二師、七十七師等部包圍。省委被迫分三路向平江黃金洞方向轉移。在轉移中，屢遭截擊，損失慘重，省委機關和紅十六師指戰員一千多人，僅剩一營人，唯一的一部電台也被打壞，從此同黨中央中斷了聯繫。 7月間，湘鄂贛餘部由陳壽昌、徐彥剛帶領輾轉來到了平江黃金洞。

自1月以來，尤其是6月、7月間的一連串的失敗，被當時的省委和陳壽昌、徐彥剛等人稱為“六七月事件”。這次失敗導致湘鄂贛蘇區根據地基本被敵人佔領，被分割成十一塊，最大的為平江黃金洞，橫直二三十里，小塊只有幾里寬。 “六七月事件”標誌著湘鄂贛蘇區第五次反“圍剿”鬥爭的失敗和提前進入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時期。 面對“六七月事件”的重大失敗，陳壽昌、徐彥剛心急如焚，他們開始細細地思量著下一步的行動方案。 為了總結“六七月事件”的教訓，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1934年8月，湘鄂贛省委在平江黃金洞的何家壟召開緊急會議。陳壽昌、徐彥剛、傅秋濤、塗正坤、劉玉堂等同志出席了會議。省委書記陳壽昌親自起草了總結報告，會議總結了“六七月事件”的嚴重教訓，揭發了省委工作中的錯誤，同時也批評了因暫時失敗而產生的悲觀失望情緒。會議確定了湘鄂贛蘇區當前的戰鬥任務是“恢復與壯大紅軍主力，保衛並聯繫蘇區”。

此後，湘鄂贛省委以黃金洞為中心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擴紅運動。 11月初，陳壽昌、徐彥剛正式恢復了紅十六師，由徐彥剛任師長，方步舟任政委。 儘管恢復後的紅十六師僅有一千餘人，但這表露了湘鄂贛形勢的好轉。 然而，當形勢略有轉機的時候，又一個不幸降臨到湘鄂贛蘇區，那就是省委領導人陳壽昌的犧牲。他是在重建後的紅十六師向西南發展的過程中，在崇陽、通城之間的老虎洞和國民黨三十三師兩個團遭遇時，在激戰中中彈犧牲。 陳壽昌犧牲以後，原省委副書記傅秋濤繼任了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的職務。 傅秋濤是一個工人出身的干部，湖南平江縣人。年輕時給店主當僱工，做豆腐，殺豬，很能幹。 1925年參加革命，1927年組織店員工人糾察隊領導工人運動。 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9月任紅十六軍八師師長，1932年任湘鄂贛省總工會委員長。 1934年1月被任命為湘鄂贛省委副書記。陳壽昌犧牲後，他就挑起了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的重擔。

1935年上半年，新任省委書記傅秋濤更加註意擴紅工作，在他的領導下，湘鄂贛省委在後方連續實施了“一二三月擴紅戰鬥計劃”、“紅五月衝鋒計劃”，取得十分顯著的效果。對上半年擴紅的效果，當時任湘鄂贛省擴紅突擊隊總隊長的江渭清同志的回憶文章中作過描述，他寫道：當年蘇區各地紅五月動員擴紅的情景真是令人難以忘懷。許多縣、區、鄉的村子裡都出現過“鑼鼓震天響，標語貼滿牆，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兒郎，昨天拿鋤頭，今天上戰場”的動人場面……不到二個月，全省就動員到兩千五百多人參加紅軍主力…… 在後方擴紅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時，軍區司令員兼紅十六師師長徐彥剛率領紅十六師在前線也取得一次次局部戰鬥的勝利。 2月1日，徐彥剛師長指揮紅十六師在崇陽大源橋，利用馬刀戰全殲敵第五十師第三零零團兩個半營，俘敵二百多人，繳獲三百多枝槍。

2月18日和3月3日，徐彥剛指揮部隊兩戰崇陽的高梘，兩戰兩捷，全殲敵第一零五師劉多荃部一個連，俘敵四百餘，把修水、崇陽、通城和詠生縣蘇區連成一片。 4月，紅十六師轉入黃龍山幕阜山地區活動。國民黨李覺第十九師的陳鐵俠王牌旅和湖南兩個保安團尾隨而來，揚言要“活捉徐彥剛，消滅紅十六師”。徐彥剛以四十六團、四十八團在虹橋兩側設伏，消滅陳鐵俠旅兩個整團，俘敵五百餘。 在前方不斷取勝和後方擴紅順利的條件下，1935年5月下旬起，紅十六師在虹橋、長慶等地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整訓，重新恢復了三個團建制，下設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三個團，全師發展到近五千人。同時，各地縣、區、鄉游擊隊也得到了較快恢復和發展，各方面工作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進展，湘鄂贛蘇區進入了比較旺盛的時期。

然而，這種旺盛並沒有持續多久。 6月上旬，敵情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蘇區的形勢急轉直下。 虹橋大戰以後，蔣介石對湘鄂贛邊區的紅火復燃十分震怒，在大罵一通“娘希匹”之後，於1935年6月上旬，下令“追剿”中央紅軍的湯恩伯、樊松甫主力部隊回師湘鄂贛，會同何鍵的西路軍以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保安團共六十多個團的兵力，瘋狂“圍剿”正在乎江虹橋、長慶地區整休的湘鄂贛省委和紅十六師。他們瘋狂叫囂“車乾塘里水，捉盡塘中魚”，發誓要把湘鄂贛省級機關和紅十六師消滅在虹橋、長慶地區。 由於同黨中央和其他革命根據地聯繫的中斷，加上1935年上半年接連不斷的勝利，使省委某些領導沉湎於勝利的喜悅之中，思想上產生了麻痺鬆懈情緒，湘鄂贛省委對蘇區敵情的巨大變化，失去了應有的警惕。

整訓期間，當時任湘鄂贛省擴紅突擊隊總隊長的江渭清向省委書記傅秋濤建議，不宜長時間把主力部隊集中整訓，而應分別轉移到各地區工作，告誡說：“長安雖好，卻不是久留之地啊！”很可惜，傅秋濤並未採納他這個頗有見地的建議。 直到敵人的合圍計劃接近完成時，省委才被觸動，匆忙研究對策。 6月中旬，省委和軍區在長慶召開團以上乾部緊急會議，研究擺脫困境的方案。參加會議的有徐彥剛、傅秋濤、塗正坤、曾國旗、鄧洪、嚴圖閣以及省委、省軍區和紅十六師其他領導同志和有關人員。當時任傅秋濤警衛員的韓雲對這次會議有一個比較詳盡的回憶，特錄如下： 我作為傅秋濤同志的警衛員目睹了會議情況。 ……主持會議的徐彥剛同志說：“大家都知道，現在蔣介石集中了第五十師，六十三師，第四師和幾個保安團從四面八方向我們包圍，想把我們消滅在這一帶。省委、省軍區已經決定要堅決突圍出去。”他舉起緊握拳頭的右手朝桌子狠狠地砸了一拳說：“同志們不要看敵人來勢洶洶，從數量上雖然多於我數倍，武器裝備也比我們好，但這些敵人，我們同他交過不少次鋒，他們的戰鬥力和士氣無法和我們相比，這是敵人的致命弱點。雖然敵人有幾個師的兵力，但他們總不能手拉手把我們圍住吧！”這時傅秋濤同志插話說：“敵人就是手拉手，我們也要斬斷他們的手衝出去。同志們，為了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為了堅持湘鄂贛蘇區的鬥爭，只有堅決粉碎敵人'圍剿'，突出去就是勝利。我們黨團員幹部要起模範帶頭作用，堅決執行命令，完成這次突圍的光榮任務。”徐彥剛接著說：“……能不能完成這次突圍任務，關鍵在於我們的領導與指揮，因此有勇還要有謀……”會上還有許多其他領導同誌發了言。軍區參謀長嚴圖閣同志最後說：“……當前要特別提高警惕，加強偵察，隨時掌握敵人的動態。”又說：“各部隊和機關要抓緊時機做好一切突圍的準備工作……”

會議還制訂了兩個突圍方案：先是向東南的修銅宜奉邊突圍，然後候機南下高安、奉新，打開幾個縣，開闢一個新區。如不行，則向北經通城轉向鄂東南迂迴游擊。 6月14日，紅十六師和省委機關按第一方案向修水方向突圍。由於準備突圍的時間過長，貽誤了戰機，突圍遭敵火力嚴密封鎖，未獲成功。當夜，部隊執行第二方案，翻越幕阜山，再由天嶽關向北走，到達通城磐石、雲溪。在通城再分兵三路：徐彥剛率第四十六團和傅秋濤率省直機關幹部、特務團為中路；嚴圖閣、劉玉堂率第四十七團為右路；方步舟、鐘期光率第四十八團為左路，分別從麥市一帶渡河突圍。 16日晚，中路和左路的第四十六、四十八團都渡過河去。四十七團趕到河邊天已大亮，敵人迅速封鎖了河面，無法渡過。傅秋濤率的特務團會合第四十七團共一千七百餘人轉向南行動，衝破敵人封鎖線，轉移到平江周坊、橫江地區，不久又被敵人包圍。傅秋濤沉著冷靜地指揮了這場突圍戰，這次突圍戰除了傅秋濤的夫人曾湘娥（婦女部長）和軍區副參謀長郭子明犧牲外，部隊傷亡不大。 7月，這支部隊就轉到黃金洞一帶休整。

徐彥剛、方步舟率領的四十六團、四十八團於6月16日晚渡過麥市河後，便向陽新太子廟地區轉移。 在太子廟，徐彥剛和紅十六師政委方步舟在行軍路線上發生了很大的分歧。方步舟認為紅十六師應前往鄂豫皖蘇區大別山下落腳，而徐彥剛卻認為紅十六師是湘鄂贛的紅軍，不能離開湘鄂贛蘇區，主張從長江邊黃顙口順江而下，再到靖安、奉新一帶開闢新區。徐彥剛的意見得到了大多數人讚同。 之後，徐彥剛就率領紅十六師四十六團，從陽新黃顙口乘船沿江而下，在瑞昌碼頭鎮上岸，再轉往永修、靖安一帶。不久被強敵包圍，損失慘重，徐彥剛在突圍中也受了重傷，行走不便。 為了不影響部隊的行軍速度，徐彥剛決定潛伏養傷。 6月底的一天，身心憔悴的徐彥剛把四十六團政委明安樓叫到跟前，握住他的手，十分沉重地說：“明安樓同志，現在我把部隊交給你。這是革命的本錢，你要把這支部隊帶回黃金洞，交給黨，交給湘鄂贛人民，堅持下去。只要我還活著，我一定要堅持在這一帶鬥爭，你們以後來找我！” 明安樓緊緊握住徐彥剛的手，不禁熱淚盈眶，哽咽著說：“彥剛同志，你放心，我一定把部隊帶出去！你……你也要保重！” 於是明安樓帶著部隊和徐彥剛洒淚而別。後來，這支部隊經過近一個月的輾轉突圍，終於返回了黃金洞，同傅秋濤率領的省委機關會合，到此時，部隊只剩下七十餘人。 望著部隊遠去的背影，徐彥剛心如刀絞，一陣空前的沉重的失落感襲上心頭，讓他難以承受！ 送走部隊以後，徐彥剛帶領警衛員、衛生員，隱蔽到了雲居山區，一邊養傷，一邊堅持鬥爭。 1935年9月，由於叛徒告密，最後犧牲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屠刀之下。他被殺害後，敵人並不知道他就是湘鄂贛省軍區司令員兼紅十六師師長徐彥剛。當敵人從他遺體上搜出一技刻著“李明”字樣的小手槍時，才判定他是徐彥剛，因為這枝刻有“李明”二字的手槍是徐彥剛從在江西作戰打敗仗的國民黨師長李明手中繳獲來後一直佩戴在身上的。徐彥剛的犧牲，是湘鄂贛蘇區的又一大損失，湘鄂贛蘇區從此失去了一位文武雙全的優秀指揮員和領導人！ 再說6月下旬陽新黃顙口突圍，由於船隻不夠和敵軍追兵迫近，紅十六師政委方步舟率四十八團和師部被迫向位於陽新、大冶縣交界處的龍角山方向轉移，被敵軍圍追堵擊，損失慘重，只剩政治部主任鍾期光、第四十八團團長魏平等十幾個乾部和少數戰士於11月間輾轉返回黃金洞與湘鄂贛省委軍區機關會合。 這樣，省委、軍區機關和紅十六師餘部共四百餘人，再次聚集黃金洞。 至此，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基本被敵分割佔領，又一次進入艱難時期。 後來，這支四百餘人的隊伍，在傅秋濤、嚴圖閣等人的領導下，繼續堅持湘鄂贛蘇區的鬥爭，一直到抗戰爆發。國共和談以後，這支屢經考驗的隊伍被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一團，開赴抗日前線，建立了新的不朽功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