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3、閩贛省委書記下落不明

寧化，是中央蘇區境內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小城。一條溪河從城中緩緩流過，把小城分成兩半。溪河上一座別緻的拱橋連通著這城區兩半。溪河的岸邊坐落著一尊古塔，這古塔也不知矗立了多少年。 1934年8月間，寧化城突然異常熱鬧起來，城內穿軍服的人明顯增多了，來來去去，十分忙碌。原來，閩贛省委、軍區機關轉移到了這座蘇區小城。 1933年秋，蔣介石糾集了五十萬兵力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軍事“圍剿”。閩贛省處於最前線。由於“左”傾路線的錯誤領導，紅軍節節失利。閩贛省北部的閩北分區、信撫分區相繼丟失，閩贛省工作重心不斷南移。省委、軍區機關駐地也幾經搬遷，1934年8月又轉移到了寧化城，現就設在河邊的幾所大民房裡。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革命根據地內大片蘇區失守，中央主力紅軍被迫進行了戰略轉移，從此，閩贛省面臨的壓力就更大了。 10月17日，一道電波從於都傳到了閩贛省委書記賴作昌、省軍區司令員宋清泉的手中。這是中央和軍委給閩贛省委下達的最新指示，說：在新的戰略之下……閩贛黨和軍區應獨立地堅持領導鬥爭，它目前的總任務是組織和武裝廣大工農群眾，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不僅各縣要建立獨立營，實現有獨立團，每區建立基幹游擊隊，……還應……吸收廣大群眾參加游擊戰爭，勝利地保衛閩贛蘇區。 很明顯，當時的中央和軍委已經意識到了閩贛蘇區的嚴峻形勢，比較及時地指示他們進入游擊戰爭狀態。 接到中央和軍委的指示後，賴昌作、宋清泉立即對軍區所屬武裝進行了整編，將建寧、泰宁、泉上、寧化、彭湃、清流等縣的獨立團、營，閩中獨立團，泉上、歸化軍分區和省軍區直屬部隊編為閩贛第十二、十六、十七、十八四個團，各縣則建立了基幹游擊隊。同時，確定：第十七、十八團在歸化、清流、寧化一線阻擊敵軍第五十二師，第十二團在建寧、泰宁抗擊進犯敵軍，各地游擊隊則配合主力部隊攻敵側翼和擾敵後方。

然而，把持軍權的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枯，參謀長徐江漢等人並未認真貫徹中央和軍委10月17日的指示。 宋清泉，江西瑞金人，店員出身。 1929年參加工農紅軍，1933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項英（一說彭祜）的警衛員。 1934年8月調任閩贛軍區司令員，當時才20來歲。他沒有什麼實際工作經驗，不懂軍事，但此人能說會道，口才十分不錯，因而在軍中還有點威信。 彭祜，湖南宜章人。 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4月參加湘南暴動，隨著朱德部隊上了井岡山。 1933年秋，調任閩贛軍區政治部主任、閩贛省委委員、政治保衛局委員。這個人擅長做群眾工作，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在軍中的影響也不可小視。

徐江漢，湖北襄陽人。 1927年在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中任職，1931年12月參加寧都起義，加入工農紅軍。 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到紅軍學校第五期上乾軍事班學習。 1934年8月間，調任閩贛軍區參謀長。此人十分驕橫、奸滑，軍閥作風嚴重，看不慣當時農工出身缺乏戰鬥經驗的省一級領導人，也瞧不起工農群眾。 此等三人牢牢地控制著軍區的大權。他們無視中央和省委的正確領導，繼續奉行“左”傾軍事路線，面臨強敵的猛烈攻擊，他們仍命令部隊“備足糧食，堅守城池”，與優勢敵軍打硬仗，拼消耗。因此，閩贛蘇區損失慘重，惡訊不斷傳來：11月27日，清流縣城失守。 12月2日，寧化縣城失守。閩贛省武裝和機關轉入艱難的游擊鬥爭。

12月中旬，敵第五十二師攻占泉上。 12月27日，敵第五十二師由泉上水茜合圍楓溪，閩贛軍區武裝嚴重減員。 為了加強閩贛蘇區黨的領導，1935年1月，中央分局決定鐘循仁到閩贛省任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接替賴昌作的工作。 鐘循仁，江西興國人。 1927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春在家鄉興國組織秘密赤衛隊，任大隊長。 1932年任中共興國縣委書記，頗有業績。 1933年先後任中共公略中心縣委書記、永豐中心縣委書記。這年冬天，又調任福建省蘇副主席。 1934年2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8月奉調贛南省，任省委書記。 1935年1月臨危受命，任中共閩贛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

1935年2月初，鐘循仁在項英派出的一個營兵力的護送下，輾轉來到了閩贛省機關駐地安遠。 鐘循仁一到任，閩贛蘇區領導層內部便爆發了一場關於部隊去向的爭論。 1935年3月，閩贛省接到了中央分局最後一個電報指示，指示上說：閩贛省要獨立自主地堅持鬥爭，哪怕十年，十五年，如果萬一不行，可前往閩南，與陶鑄領導的閩南特委會合。 據此，軍中掌握實權的宋清泉、彭祜、徐江漢他們認為應該往閩中、閩南發展。 而當時的省委委員、彭湃縣委書記方志純則提出，應該向閩北或閩西靠攏。他分析說，閩北、閩西是老根據地，黃道、鄧子恢等同志在那裡堅持鬥爭，加上群眾基礎好，地形有利，便於繼續游擊，保存力量。而閩南敵人力量較強，缺乏鬥爭基礎，“開闢新區”是十分困難的。

宋清泉、彭祜、徐江漢拒絕了方志純的正確意見，領導部隊向閩中、閩南方向前進，部隊便流動在順昌、尤溪、德化、永泰等地。 在這樣一次爭論中，新到任的省委書記鐘循仁充當了一個什麼角色呢？ 據方志純回憶，鐘循仁當時是“動搖於兩者之間”。鐘循仁何以會這樣呢？ 實際上，當時閩贛蘇區領導權並未掌握在鐘循仁手上。 儘管鐘循仁革命多年，有一定的鬥爭經驗，是個“好人”，但此人“很忠厚，沒有能力，抓不住權，統不起來”。而且鐘循仁初來乍到，情況不熟悉。更何況閩贛蘇區領導層之間不團結，鬧派性，由來已久，根深蒂固。 當時任省蘇主席的楊道明回憶說，當時的閩贛省有兩派，省軍區為一派，省委、省蘇為一派，宋清泉、徐江漢、彭祜等把持著軍權，他們蔑視省委的領導，不把省委放在眼裡。省委、省蘇指揮不了軍隊。省軍區領導人甚至做出一些共產黨人不該做的，違反組織紀律的事，省委、省蘇也拿他們沒有辦法。

很顯然，在這種“槍指揮黨”的不正常的局面中，鐘循仁是很難起到左右局勢的作用的，他只能對宋、徐、彭等的意見表示默許，即使不表贊同。 再說宋、徐、彭指揮著部隊向閩南方向移動，一路上被敵軍圍追阻截，損失慘重。 3月間，閩贛省機關人員和部隊從將樂出發，往順昌、南豐移動，被敵兩路圍追，被迫返回將樂，轉往歸化的沙溪、梓口坊。 4月間，部隊在沙溪與敵人戰鬥，隊伍被打散，第十七、十八團與省領導機關失去聯繫，軍區部隊只剩下六百餘人。軍區對所屬武裝再次整編，成立閩贛新編第一團，下轄三個營。之後，部隊繼續向閩南方向移動。 5月初，閩贛軍區新編第一團進入德化永泰交界的戴雲山區，然後從德化的水口經永泰進入紫山。

紫山，是德化、永泰、仙遊三縣交界處的一座大山。海拔千餘米，山巒起伏，森林茂密。按說，此地也是個絕好的游擊場所，如果閩贛軍區餘部能上下齊心，團結一致，那也未必不能在此重新打開局面，乾一番業績。 然而，更大的不幸又降臨在閩贛省蘇及其屬部身上，一個陰謀正在醞釀之中。 在閩贛軍區新編第一團上山不久，仙遊、德化、永泰的白軍和民團就把紫山團團包圍了。 此時，閩贛軍區司令員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參謀長徐江漢等再也忍受不了這種在敵人的夾縫中求生存的游擊生活的折磨，他們對前途悲觀失望，沒有信心，當敵人大張旗鼓對他們施行誘降手段時，他們就把注意力轉向求生的捷徑——把隊伍拉出去投降。 在此，僅錄彭祜叛降後在國民黨福州反省院關押“感化”期間寫的自首反共文章《誤入歧途與悔禍來歸》一文中的一部分，此中較詳細地描述了該三人陰謀反叛的過程：初我等三人（按：即指彭、宋、徐三人）均未正式會議過……亦係暗合；蓋均有是種衷曲，互相心知，不謀而同；不過中以宋往返於我與徐之間，因彼在司令部與徐同屬一處；迄至五月初旬，軍次際上，入夜因宋至偽第二營與該營長、政委（按：營長吳仁金、政委王為生均於此次事變中叛變）相談，出言不慎，為偽保衛局偵探偷聽而迅報於偽保衛局，此時政治部之某特務員又適在保衛局，因與宋有同鄉關係，竊聽偵探之報告後，知宋有危險，又飛告於宋，於是我等三人，方正式密議，宋、徐先將偽第二營拖出，我負責偽第一營。從起事日起，至完全拖出止，前後共約五天。與在仙游擊第四行政督察公署接頭，全團員兵五百餘名，概歸中央。 ……

叛徒彭祜的這些表白，大體是可信的。不過，被率投敵的人數不只五百餘名，而是六百三十多名。而且，被帶投降的全團官兵並非由國民黨第四區行政督察公署接收。實際情況是當國民黨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孟平接洽投降後，“該專員一面虛與委蛇，一面深慮人槍眾多，該署實力有限，解決不易，正報告請示辦理間，適第九師二十五旅五十團搜剿……至仙，遂於二十四年（1935年）五月十一日將其全部包圍繳械……”也就是說，5月11日，被宋、徐、彭等叛徒帶到仙遊投降的六百多人是被國民黨第九師繳械抓走的。 “紫山事變”爆發後，大部隊都被宋、徐、彭等拉下山投敵而去，閩贛省革命力量的活動就此結束，一面經過多少烈士的鮮血浸染的紅旗，就毀在這夥叛徒手中！紫山在嗚咽，閩贛人民在嗚咽！

當叛徒們率部投敵時，省委書記鐘循仁，省蘇主席楊道明和省委工作團的部分人員未隨之下山投敵。楊道明等七人突圍出來，其中五人轉回原籍，楊道明、黃家法（興國人，省委機關一般幹部）流落在永泰山區，後在永泰縣闇亭寺當和尚。 1984年後，楊道明還擔任了永泰縣政協委員、常委，永泰縣佛教協會會長，福建省政協委員，福建省佛教協會副會長。 省委書記鐘循仁則下落不明，至今他的去向依然不清楚。 據檔案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央革命根據地詞典》上說：“同年（指1935年）5月在福建永泰邊界突圍後，因部隊打散，隱姓埋名，在永泰縣入闇亭寺出家，化名王家法，法號妙圓。1981年4月29日在闇亭寺病逝。” 此說似有誤。據楊道明回憶：“當省軍區他們率部投敵後，鐘就去向不明了。……我看被殺的可能性大。……鐘循仁是否被殺害，最好花些時間在紫山開些群眾調查會，問題應該會弄明白的。……”可見，在闇亭寺當和尚的楊道明並不認為鍾也在闇亭寺，而認為他“去向不明”、“被殺的可能性大”。而那化名王家法的妙圓和尚則應是他的興國同鄉、和他一起流落在永泰山區的黃家法。 又據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江西英烈》一書：彭祜則以佈置崗哨為名，強要省委書記鐘循仁同志察看地形，至離工作團駐地較遠之一個山坡時，鐘走前，彭走後，這個十惡不赦的叛徒，……向他射出了罪惡的子彈，鐘循仁不幸犧牲。 這可能是目前較為具體的描述鐘循仁犧牲的文章，而其史料來源則又不得而知。但在叛徒彭祜的“自白書”中對誘殺鐘的情況隻字未提，因而頗值懷疑。 還有其他一些史料，或語焉不詳，或說不知下落，鐘循仁的去向終究未水落石出。 最後，還必須交待一下幾個變節者的下落： 宋清泉，叛投後被國民黨當局送往福建省反省院“感化”監禁三年。 1937年5月被釋。抗戰爆發後，加入新四軍二支隊。 1939年春，在查清其叛變罪行後被處決。 徐江漢，叛投後被國民黨當局關在福建反省院“感化”三年，1937年8月被釋。 1938年前往延安，12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歷任抗大教員、大隊長、步兵科主任、東北鐵路吉林站軍代表。解放後先後在天津、北京鐵路分局任車務段長、車務處副處長等，後查清叛變投敵歷史後，被安排到天津車務段工作。 彭祜，叛投後被國民黨當局送往福建省反省院“感化”三年，1937年5月被釋，1941年加入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湖南省民政廳工作，查清叛徒歷史後，1953年3月被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