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2、福建軍區政委、司令員雙雙捐軀

1934年10月的一天，在福建長汀四都鎮前往汀州城的山間小路上，一前一後走著兩個風塵僕僕的紅軍青年軍官。走在前面的那位約莫30歲左右，身材魁梧，行走如風，他是福建軍區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長李萍，緊跟其後的是一個年僅二十二三歲的小伙子，看上去還帶著一臉稚氣，他叫陳茂輝，參加革命已好幾個年頭了，時任獨立第十七營政委。他們正前往六七十里外的汀州城執行上級佈置的一項緊急任務。 前一天，福建軍區政治委員萬永誠叫來了軍區政治部主任兼青年部長李萍，指示他說：“李萍同志，目前紅軍主力已經實行了戰略大轉移，敵人已集中了七八個正規師，十來萬兵力來'圍剿'我們，現在包圍圈已經越縮越小，汀州城危在旦夕，隨時都有被攻破的危險。因此，組織決定安排你和陳茂輝同志到汀州城去動員群眾，進行堅壁清野。第一，要把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統統抓起來，斬草除根，不留禍種；第二，各處橋樑都要毀盡，石拱橋要拆毀，木橋要燒光，阻止敵人進城；第三，城內所有水井都要倒進大便，把它搞污，不讓敵人喝上一口水。”

聽完指示，李萍心中直犯嘀咕，這關、殺反動地富，倒說得過去，這毀橋、污井，可是關係到汀州城千家萬戶群眾日常生活的大事情啦，這樣做能行嗎？ 萬永誠政委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補充強調說：“這個指示，你們一定要不折不扣，百分之百地執行！” 福建軍區政委萬永誠，也是一個老革命了。他是江西人，原本是上海紗廠工人，1927年參加了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並在斗爭中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奉組織派遣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軍事政治特別班學習，後轉入莫斯科步兵學校，任中國連團支部書記。 1930年回國，1931年4月由上海調贛東北蘇區，先後任贛東北省委書記、閩浙贛省委書記，1933年春調任福建軍區政委。而此刻，他不僅繼任了福建軍區政委一職，還代理了福建省委書記（這是因為紅軍主力戰略轉移，前福建省委書記劉少奇同志隨主力出發，中央決定由他接替此職），統一領導福建地區的黨政軍工作。因而當時福建省的一切大事，都是由他說了算。

然而，萬永誠這樣一個手握權柄的老革命，此時緣何會想出這樣一個不顧群眾死活的餿主意呢？ 這還得從當時的政治環境說起。 1934年深秋，由於王明“左”傾路線的錯誤指導，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0月10日，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和中央紅軍主力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進行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為了繼續中央蘇區的鬥爭，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央蘇區成立了以項英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陳毅為主任的中央政府辦事處，領導南方諸省的游擊戰爭。 主力紅軍轉移後，項英和中央分局被執行王明“左”傾路線的臨時中央賦予的“保衛中央蘇區”的任務約束，對當時整個鬥爭形勢估計不足，把希望寄託在主力紅軍遠征大捷和等待主力回師反攻上，而沒有適時地引導和實行由正規戰向游擊戰，由蘇區向游擊區的戰略轉變，反而不適當地提出“創造新的師，新的軍團”，進行大兵團形式的正規戰。

由於王明的“左”傾路線和項英為首的中央分局的不恰當方針的影響，加上萬永誠本人時時局判斷的失誤，萬永誠仍然堅決執行“保衛中央蘇區，等待主力回頭”的錯誤方針，因此在汀州即將落入敵手時，把省委軍區機關轉移到長汀四都鎮，並把軍區所屬的第十九、二十團約四千人集中到四都山區的狹小圈子裡，命令部隊天天埋伏在山頭，等待敵人進攻，企圖打個殲滅戰，以改變戰局。同時，對行將失守的汀州城，則實行不顧汀州工農群眾生活的“堅壁清野”三條措施。 執行這樣不合情理，不切實際，違背群眾利益的措施，理所當然地受到汀州工農群眾的堅決抵制。當時，剛從中央分局回來的張鼎丞聽到李萍和陳茂輝的匯報後，十分擔憂和憤慨，他說，“若照萬永誠同志的話去做，蘇區的人心都會從我們手中失去，那就不要等敵人來打，自己就會不打自倒了！”

張鼎丞，這個名字在福建省工農群眾和紅軍官兵中，可謂是婦孺皆知，人人敬仰。 他是福建永定人。 1927年5月參加廣東大埔農民武裝暴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6月領導了永定縣農民武裝暴動，成了閩西革命群眾領袖。 1929年7月，任中共閩西特委委員、軍委書記、紅四軍四縱隊黨代表。 1930年2月被選為中共紅四、五、六軍共同前委委員，9月任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1年1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土地部長。 1932年當選福建省蘇維埃政府首任主席。 1934年10月主力紅軍轉移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分局委員。 1934年11月，長汀、瑞金相繼失守。 12月間，中央分局指示張鼎丞回福建省委分配工作。其實，張鼎丞心中早有此意。主力紅軍轉移前，毛澤東找到張鼎丞，對他說：“你還是回到閩西去吧，那裡情況你更熟悉，可以堅持，可以發展。”因此，張鼎丞一接到中央分局的指示，就立即從瑞金突圍趕回閩西，來到福建省委、軍區機關所在地——長汀四都鎮。

一到四都，張鼎丞立刻找到了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萬永誠，向他匯報了毛澤東同志和蘇區中央分局要他回閩西堅持游擊戰爭的指示，並要他在組建隊伍、武器裝備方面給予支持，最好撥百把人槍。萬永誠同意張鼎丞以福建省委委員的身份到永定上杭、龍巖邊界地區發展游擊戰爭，但他告訴張鼎丞：“目前，軍區所屬部隊在四都，還有十九、二十兩個主力團和幾支游擊隊，但基於保衛中央蘇區的需要，我們準備在四都與蔣鼎文部決戰，鼓舞士氣。因而，不宜分散力量。但你可以在永定留汀的難民中去動員一些願意跟著走的人，再到紅軍修械所去找一些修好的槍支和土造的手榴彈。” 這樣，張鼎丞就只好帶了範樂春、劉永生、簡載文、陳茂輝等幾個老部下和從永定留汀難民中動員來的群眾一共十幾個人，背著從紅軍修械所揀來的八支殘缺不全的步槍和幾十顆手榴彈悄然地回到永杭岩邊。以後，他們就和紅八團領導人邱金聲、邱織雲、魏金水等密切配合，在杭、岩、永一帶建立了游擊根據地。 1935年3月間，又與吳勝、方方、謝育才、賴榮傳等率領的紅九團、明光獨立團會合，成立閩西軍政委員會。不久，又與陳潭秋、鄧子恢、譚震林從江西突圍帶來的紅軍獨立二十四師一個營會合。 4月，將閩西軍政委員會改組為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統一部署領導閩西南游擊戰爭，一直成功地堅持到抗戰爆發。

再說率領紅十九、二十團一直等在四都準備同敵人決戰的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萬永誠。由於“左”傾思想的影響和對時局判斷的失誤，沒有及時轉變鬥爭方式，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 1934年12月間，在基本控制了江西蘇區以後，敵東路軍各部先後從贛南迴師閩西。 12月24日，蔣介石電令撤銷東路軍的戰鬥序列，將閩贛劃為十二綏靖區。福建省委、軍區所在的閩西則劃為第十綏靖區，蔣鼎文任駐閩綏靖主任，衛立煌、李默庵為正副指揮官，下轄第三、十、三十六、五十二、八十三師，對閩西紅軍游擊隊開始第一期“清剿”。 1935年3月，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師及地方保安團對長汀四都地區進行了壓縮包圍，把福建省黨政機關和紅軍游擊部隊圍困在四都山區狹小的圈子裡。

這時，年輕的紅軍獨立師師長毛澤覃率領一支一百來人的小部隊從江西於都南部山區突圍來到了長汀四都鎮。 毛澤覃，號潤菊，毛澤東的胞弟。 1923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後上井岡山任紅四軍三十一團營黨代表。 1929年1月任中共紅四軍前委農運科科長，4月任中共吉安東固區委書記、贛西南特委委員。 1930年初任紅六軍政治部主任，代理政治委員。 1931年6月任中共永（豐）吉（安）特委書記兼紅軍獨立五師政治委員，後兼任師長，中共公略中心縣委書記和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秘書長，並當選為江西省委委員。 1933年春與鄧小平、古柏、謝唯俊等一起被指責為“江西羅明路線”代表，受到“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批判，被撤銷領導職務。 1933年秋，調到中共中央組織局工作。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主力紅軍決定實行戰略轉移。這樣，蘇區紅軍幹部就面臨著一個去與留的問題。當時，中共中央已經由博古、周恩來、李德組成最高“三人團”，負責政治、軍事諸事務。誰個留、誰個不留，凡高級幹部，由“三人團”定。中級幹部則由所在部門提交名單，交“三人團”批准。此時，毛澤覃由於1933年春受到“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批判，被撤銷了在地方黨和紅軍的領導職務，調到中共中央組織局搞機關工作，當然還不夠資格直接由“三人團”定去留問題。他的頂頭上司中央組織局局長李維漢曾專門就此事請示過博古，是否讓毛澤覃隨軍行動。博古當然不願意這個專門同他唱反調的並把他們揶揄為“洋房子先生”的“江西羅明路線”的第二號人物留在身邊，因而沒有同意。這樣，毛澤覃就留在原地堅持鬥爭，並擔任了中共中央蘇區分局委員和中央軍區紅軍獨立師師長。

主力紅軍轉移以後，蘇區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及其所屬部隊擔負起了阻擊敵人，策應主力紅軍在湘西勝利進軍的任務。當時，必須改變鬥爭方式和組織形式，然而由於“左”傾思想的影響，主要領導人項英仍然採取大兵團作戰的方式，進行消極防禦的阻擊戰，致使蘇區紅軍力量嚴重消耗。尤其是1935年1月底，牛嶺戰役失利，紅二十四師和獨立三團、獨立十一團遭到重大損失，形勢極端惡化，致使在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和中央軍區、中央辦事處機關和部隊，被敵軍十二個師包圍在於部縣南部山區西江、寬田、黃龍（今黃麟）等狹長地帶。 在血的教訓面前，項英和中央分局不得不正視殘酷的現實，開始認真考慮轉變戰略方針問題，並將自己的設想電告黨中央，並請中央給予指示。 1935年2、3月間，經過遵義會議糾正了“左”傾錯誤的黨中央多次指示分局：“分局應在中央蘇區及其鄰近蘇區，堅持游擊戰爭……要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使之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要動員廣大群眾用游擊戰爭思想頑強地反對敵人的堡壘主義與清剿政策。”這樣，項英和中央分局終於決定改弦更張，實行徹底的戰略轉變：中央分局等機關人員、部隊分散突圍，分別轉移到贛粵邊、閩西、閩贛邊和湘南，會同當地革命武裝進行游擊戰爭。作為中央分局委員的毛澤覃則被派往福建，擔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協助福建省委工作。

這樣，毛澤覃便於1935年3月率領一支百餘人的小分隊，從於都縣山區突圍，輾轉來到了長汀四都，同福建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萬永誠、軍區司令員龍騰雲（他是1934年春接替葉劍英同志就任該職）率領的機關部隊會合。 毛澤覃一到四都，就立即向萬永誠、龍騰雲傳達了中央分局的決定，並就當時的危險處境，對萬永誠建議說：“永誠同志，現在處境太危險了，再也不能死守在這了，我們應趁敵人部隊還未完全站穩腳跟立即放棄四都，把部隊進行整編，分成幾支小分隊，分散行動，四處打擊敵人，擾亂敵人部署，領導中心也立即移到閩粵贛邊的深山老林中去。” “不行，我決不能讓根據地斷送在我手中，況且，我們還有四千人馬，據險而守，完全可以殲滅來敵，扭轉不利形勢。”或許根本沒有把這個“江西羅明路線”的頭頭放在眼裡，萬永誠當場拒絕了毛澤覃的建議。 “永誠同志！……”毛澤覃心中憂憤，一時語塞。 時機就這樣悄悄地錯過了。幾天后，準備就緒的宋希濂第三十六師及地方保安團向長汀四都發動了猛烈的攻擊。頓時，這個重山環抱、風景如畫的蘇區小鎮便籠覃在戰火和硝煙之中！ 面對敵人的瘋狂進攻，萬永誠、龍騰雲、毛澤覃等全力組織抵抗，但結果是可以想見的：正“勢如破竹”、“一路順風”的優勢敵軍，又豈是福建軍區屬部幾千人槍靠死打硬拼所能抵擋得了的！ 這天清晨，敵人又再一次發動了猛烈的進攻。頓時，密集的槍聲，手榴彈的爆炸夾雜著敵人的嚎叫……充斥著朦朧的天空，四都再一次被戰火的煙霧包圍了，到處都是刺鼻的火藥味。紅軍官兵們仍堅守在陣地上，沒有絲毫退縮。戰士們已經很久沒有好好休息了，嘴唇燒乾了，耳朵震聾了，眼睛熬紅了。傷亡也是極慘重的，毛澤覃不斷接到各個阻擊區的告急報告！ 毛澤覃看到這種殘酷的局勢，他頭腦十分清醒：這仗，不能再打下去了！ 他立即找到省委軍區的主要領導人萬永誠、龍騰雲，對萬永誠真誠懇切地說：“永誠同志，你帶同志們趕快突圍吧！我在後邊掩護！” 此時，萬永誠目睹連日來的戰鬥情況，心中十分悔恨。他注視著面前這位忠誠、堅定、毫不顧已的毛澤覃，緊握著他的雙手，眼淚奪眶而出：“澤覃同志，請多保重！”便同司令員尤騰雲率領部分紅軍戰士向東突圍。 在毛澤覃他們的掩護下，萬永誠和龍騰雲率領部分紅軍戰士突圍到了武平，本來想向永定靠攏，與永杭岩邊的張鼎丞會合，但是當行至湘坑時，被土匪出身的鍾少奎率領的福建省第六保安團圍追阻截。 4月10日，萬永誠、龍騰雲及其部隊在長汀臘口附近的分水垇被重重包圍。在突圍過程中，部隊被打散，萬永誠、龍騰雲壯烈犧牲，隨軍突圍的省蘇主席吳必先被俘，8月份在九江被害。 四都突圍，毛澤覃挺身而出掩護萬永誠、龍騰雲他們率省委、省蘇機關突圍。當掩護任務完成之後，毛澤覃立即帶部隊向西突圍到田心一帶進行游擊。 4月中旬，得知省委被圍殲，萬永誠、龍騰雲犧牲後，他立即宣布繼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兼閩粵軍區司令員，率領餘部轉戰在長汀和瑞金邊界的一片大山之中，等待有利時機，同中央分局領導的部隊會合。 1935年4月25日，寒風嗖嗖，細雨濛濛。毛澤覃率部來到了瑞金黃膳口紅林山區，當晚便在山頂的一個小屋過夜。戰士們由於幾天穿山越嶺，都十分疲憊，一躺倒就呼呼大睡。 此時，毛澤覃卻睡意全無，他安頓好警戒後，就坐在一旁，默默思索著下一步的行動方案。 26日凌晨，毛澤覃派戰士小何下山去偵察敵情，不想被路過的國民黨毛炳文的二十四師一個排長發現抓住，何叛變投敵，供出了毛澤覃及其部隊的情況。敵人立即派兵包圍了小屋。 擔任警戒的戰士發現情況不對，趕快向毛澤覃報告。 毛澤覃立即指揮突圍，並把敵人引向自己，讓隊員們安全突圍。不料，正當他向前面敵人射擊時，一個國民黨兵繞到後面，向他開了一槍，子彈打進了他的胸膛。這位年僅30歲的優秀紅軍指戰員頓時倒在了血泊之中。 當敵人發現這個“紅軍大官”就是毛澤東的胞弟毛澤覃時，欣喜若狂，立即把他的屍首運回瑞金，向上司邀功請賞。 至此，蘇區福建省委和省蘇、福建軍區終於被國民黨軍徹底“剿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