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3、鄧穎超母親落入敵手

1940年舊曆十一月十八日清晨，天空低沉，濃霧籠罩著山城——重慶。 往日繁忙而緊張的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肅穆。 在紅岩嘴路上，一群人懷著極其悲痛的心情去赴楊振德女士的葬儀。 楊振德，曾用名寶峰、夢醒。人們懷念她，不僅因為她向人民奉獻了自己全部的身心和熱力，還因為她無私地培養並向人民革命事業奉獻了一個真正的好女兒——中國革命的女傑鄧穎超同志。鄧穎超每當回憶起母親時說：“我媽媽是一位平凡的婦女，慈祥的母親，她的一生是很曲折坎坷流離的一生。她具有獨特的性格，反對一切封建習俗，追求進步，嚮往大同世界，有助人為樂的精神。自強自立，勤奮閱讀，深研醫術。她對我的教育和影響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

1876年，楊振德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一個仕宦家庭。幼時就酷愛讀書，祖父因吃錯中藥致死，父母便希望她學習中醫，既可為己，又可救人。到了青年時期，她進入社會，奮發鑽研醫學，漸漸地能夠給人醫病，並以此作為自己謀生自立的手段。後隨著家業的破產，父親在長沙流離失業，舉家來到廣西。不久，父母先後去世。從此，楊振德隻身一人，孤寂地走進了無依無靠的社會，步入了一條佈滿荊棘、風雨飄搖的獨立奮鬥的人生之路。 1901年，25歲的楊振德與一位死了妻子、有三個兒子的廣西武官鄧庭忠結了婚。鄧庭忠時任廣西南寧鎮台（相當於現在的軍分區司令），楊振德作了鎮台夫人。但她清醒地知道，上等的榮華富貴和有權勢的丈夫都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是自己。

1904年，振德生下一女，取名鄧玉愛，學名文淑。這是她的獨生女。 文淑3歲時，父親因與上司關係不好，以回家掃墓為由，自行離職，到雲南昆明另謀了一份差事。誰知被人向朝廷告發，說他犯有欺君之罪，結果被流放到新疆三年。 朝廷是不可違抗的，詔書一到，就得啟程。由於路途遙遠，交通不便，楊振德不能帶著年幼的女兒隨夫充軍。她強忍悲痛，將所有的首飾衣物變賣成二百兩白銀，給丈夫作盤纏。誰知從此便與丈夫永別了。 丈夫的死，她感到無限哀傷，並第一次在女兒面前哭了。 為了母女的生存，為了把愛女撫養成人，她橫下一條心：縱使千辛萬苦，也要自食其力；任憑風吹浪打，也要寧折不彎。她要帶著女兒文淑走一條中國人應走的路。

文淑即鄧穎超，她沒有辜負母親的期望。在天津女師讀書時，正值五四運動爆發，她和周恩來等領導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組織進步團體——覺悟社。她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年齡最小的會員，當時只有15歲。 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是天津最早的團員之一。 1925年初轉為中共黨員。 女兒的出類拔萃，做母親的感到由衷的快慰。楊振德再也不是一位孤獨漂泊中的迷茫寡母，像她的女兒鄧穎超一樣，她已經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拴在了人民革命的戰車上。 大革命失敗後，蔣介石四處搜捕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鄧穎超已無法在廣州立足。在黨組織的幫助下，母女二人登上了赴上海的輪船。 到上海後，周恩來、鄧穎超的工作一度轉入地下，楊振德便在黨的地下秘密工作機關安了一個偽裝的家，以行醫為名，掩護黨的工作。後黨的地下工作機關幾度遭到破壞，她嚴守黨的紀律，幾經轉移，躲避敵人的盯梢和搜捕。直到1934年5月間，黨組織才把她接到中央蘇區。

在中央蘇區工作時，楊振德到紅軍總司令部當了一名醫生，她給戰士們治病，有時還親自熬藥。她為同志們日夜操勞，大家都被她那公而忘私，將個人溶於集體之中的精神深深地感動。 1934年9月，主力紅軍準備突圍，組織上決定讓楊振德等同志向地方轉移。 10月10日，鄧穎超隨著浩浩蕩蕩的隊伍出發了，母女二人依依惜別，但誰也沒有掉一滴眼淚，只是在心裡默默地互相祝愿。她們不知道何時還會團聚，但彼此都深知將面臨著更為嚴峻的考驗。 轉移途中，楊振德不幸於南昌附近被俘。押至南昌不久，反動派很快把楊振德送到了九江感化院（即反省院）。當時，鄧穎超並不知道母親的下落，直到1936年長征勝利結束，才從一張報紙上看到母親被捕的消息。那時在陝北根據地無從打聽情況，西安事變後，才從白區來的同志那裡得知母親同許多同志一道，如陳潭秋的愛人及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等被關押在九江感化院裡。

在三年的拘禁生活中，楊振德時刻關心著紅軍的命運，對革命前途一往情深，一片丹心。敵人對她軟硬兼施，絲毫也不能動搖她的革命信念。在獄中，她還不忘宣傳革命，對顧祝同派來的年輕看守講革命道理，鼓勵青年多讀魯迅的書。當談到在中央蘇區的感受時，她說：“你們沒到過蘇區、沒有親眼看見他們的革命行動，當然百聞不如一見。他們那種艱苦鬥爭和大無畏的革命精神氣概簡直把個人一切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們在那種被圍困著的環境下，能上下團結，與士兵同甘苦，戰士們深明大義，知道鬧革命是為了救國救民……”她還懷著欽佩的心情說：“像我女兒鄧穎超現在那樣的革命行動，簡直和當年求學時代，大不相同，我真佩服他們。為了革命，經受那麼多艱難困苦，吃的是粗米淡飯，無油缺鹽；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騎馬奔馳在那崎嶇不平的山林道路上，簡直不顧個人的一切生死安危……”

楊振德無限深情地讚頌那些革命戰士，她自己亦以同樣豪壯的氣概和行動，鼓舞著監禁中的難友們。 在感化院，不管敵人怎麼審問，她都鎮定自若，不失氣節。反動派勸她給周恩來、鄧穎超寫信，讓他們不要再當共產黨，楊振德義正詞嚴地說：“兒女之事，如今老人怎麼管得了？蔣委員長的兒子不是也參加了蘇聯共青團，他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兒子嗎？” 1937年，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雙方談判時，提出釋放被捕的政治犯，但需要有人出保。楊振德不願連累別人，對敵人說：“我無親無故，沒人出保，你們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感化院解散，她才最後一個被放出來。 1937年6月初，周恩來與蔣介石談判，得知岳母出獄後住在九江一個尼姑庵里，即去看她，並將這個消息寫信告訴了正在北京西山養病的鄧穎超。

以後，侵華日軍進逼九江，佔領了蕪湖，人們紛紛逃難，黨組織想方設法把楊振德接到了武漢。那時，鄧穎超已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工作。 一天，鄧穎超開會回來，傳達室的同志告訴她：“你母親來了，在你的房子裡。” 鄧穎超驚喜異常，一口氣跑到房間，見母親安詳地坐在辦公桌前的圓椅上。久別重逢，母女二人緊握雙手，不知說什麼好，激動的淚花在眼前閃動。 1939年，武漢形勢日趨緊張，楊振德同武漢的工作人員一道撤退轉移，幾經周折，於1940年到達重慶，住在紅岩村。 幾十年的奔波、勞累，楊振德——楊老媽媽的身體已愈來愈衰弱了，加上環境的險惡，老人家經不住折騰，終於病倒了。她高燒不退，卻又不讓相距里許的女儿知道。

一天，女兒去看她，她拉著女兒的手說：“小超，我要去'老家'了，你不要難過啊！” 鄧穎超知道母親危在旦夕，心情十分悲痛。經與組織商議，決定把母親接回辦事處來住。當警衛戰士們用椅子抬著她回辦事處，問她感覺怎樣時，她連連說，空氣真好！ 她高興極了！她的一生曲折坎坷，東奔西跑四海為家，沒有家庭生活，這一回，她能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在親人們的愛撫中死去，她感到由衷的快慰。 在重慶工作過的許多同志，都知道周恩來同鄧穎超的母親之間，有著一種特殊的真摯的感情。岳母的去世，周恩來無比哀傷，他站在不斷流淚的鄧穎超身邊，站在楊老媽媽的遺體前默哀了很久很久，雖然沒有說一句話，但在場的同志看著這一切，都不由地落下淚來。後來，周恩來還對美國著名記者李勃曼專門介紹了自己的岳母，予以很高評價。

在辦事處的小樓裡，悼念祭禮在極其濃重的悲壯氣氛中舉行。追悼會上，熊瑾玎代表辦事處同志致祭文：鄧母志潔行芳，思想前進，性情剛強。早入社會，艱苦備嘗；自食其力，毋怠毋荒，或執教鞭，或施岐黃，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撫女入學，教女有方，引女自立，訓女周詳。救援志土，盡力相將。追隨革命，曾坐監房。不懼威脅，不畏風霜，法庭傳訊，慷慨激昂。意志堅決，孤處潯陽，江西迎迓，歡躍無疆。日寇來襲，雖老不慌，關心國事，無日或忘。方期寇敗，得睹安康，豈料一疾，遽爾雲亡。回溯往昔，悲痛異常。爰備花果，敬獻靈旁。嗚呼哀哉尚饗！ 這悲切豪邁的悼詞，概述了楊振德堅毅奮進，高風亮節的一生，寄託了革命同志對楊振德——楊老媽媽的無限敬佩和深深的懷念。

追掉會之後，一百多人的長隊，在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的帶領下，隨靈柩朝重慶小龍坎伏園寺葬地哀進。 1958年11月，遵照周恩來和鄧穎超的囑託，將周恩來父親的遺骨和鄧穎超母親的遺骨火化並就近深葬。 1984年6月11日，重慶市人民政府又將楊振德的骨灰遷葬於紅岩公墓，以志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