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2、毛澤東的岳父母暝目他鄉

轉移在即，確信無疑。各機關都在清理文件、器材。人們見面後都在互相打聽：你是走還是留？整個蘇區籠罩著一片緊張而又神秘的氣氛。 9月23日，正好是中秋佳節。賀子珍特叫住在塔下寺村的爸媽做了一桌酒菜，準備請毛澤民、錢希鈞及妹妹賀怡、妹夫毛澤覃，連同心愛的小毛，一家人熱熱鬧鬧吃頓團圓飯。菜都上桌了，可是一個人也沒有到。 賀父賀煥文正哄著小外孫——毛毛在玩耍。 賀煥文是個憨厚老實的讀書人，早年當過安福縣縣長。因替窮人講了幾句好話，辦了點好事，被革職。回到永新後，在縣衙門當了個“刑門師爺”，替打官司的老百姓寫狀子。後被一場官司牽連進去，坐了班房。出獄後，看透了爾虞我詐的官場，棄官經商，在永新縣城南門租了一個店鋪，名曰：“海天春”，開起了茶館。

小毛是在中央蘇區比較安定的環境下生的男孩。這是個奶名，大名叫毛岸紅。 “岸”字輩：“紅”則是生於紅區，長大了當紅軍之意。已經兩歲多了。毛澤東受到“左”傾路線排擠時，沒有多少事可做，小毛給他帶來了很多歡樂。 不一會，毛澤民、錢希鈞夫婦倆匆匆趕來了。毛澤民時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國家銀行行長，錢希鈞亦在銀行兼做會計工作。銀行與財政、後勤編在十五大隊，他倆特來見個面，要賀父賀母多加保重。錢希鈞送給賀父賀母一塊布料，還給小毛一件夾衣、一包糖果，連飯桌都沒碰一下，就走了。 一對前腳走，一對後腳進，毛澤覃、賀怡來了。他們被通知留下堅持鬥爭。當毛澤覃聽說哥哥澤民剛走時，便急著追了出去。 賀子珍急忙叫住，勸他吃了飯再去也不遲。

賀母說：“邊吃邊談，菜都涼了。” 賀怡知道賀子珍要走，問：“小毛怎麼辦？” 賀子珍心情沉重地說：“爸媽年紀大了，隨軍不便，只有留下。組織上規定不能帶孩子，小毛也只能留下，交給媽媽去管吧！” 賀怡趕緊接話：“姐，你們放心，我和澤覃，還有爸媽都在，小毛儘管交給我們。” “只有這麼辦了。”賀母應允道。 10月8日，賀子珍接到通知，調衛生部幹部休養連，隨軍轉移。 很快就要出發了，時間迫在眉睫。 這時，隨著一陣得得的馬蹄聲，毛澤覃和賀怡來了。賀子珍來不及寒暄，開門見山地說：“我們要走了，小毛就拜託你們了。” “珍嫂，你們放心，家中諸事我們自會照料的，請你轉告哥哥不必掛念！你們自己路上要保重！”毛澤覃這個未到而立之年的紅軍獨立師師長，頗有幾分像他哥哥毛澤東，器宇軒昂，也是粗嗓門。

轉移就這樣開始了。紅軍離開了他們在過去幾年中賴以生存和蓬勃發展的根據地。 賀氏三兄妹，除賀子珍隨軍遠征外，哥哥賀敏學、妹妹賀怡均留守蘇區。 賀敏學在紅軍撤離中央蘇區後，跟隨陳毅在贛南堅持游擊戰爭，任紅七十一團參謀長、湘粵贛邊游擊總指揮。其間，在南雄的一次戰鬥中，隊伍被打散，賀敏學負傷被俘。後設法逃了出來，在一老鄉家養好傷後，四處尋找部隊的下落。他裝扮成補鞋匠，挑著擔子遊街串巷，探聽消息。無論他走到哪裡，都做群眾工作，宣傳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國共合作抗日後，賀敏學隨贛粵邊紅軍游擊隊下山編入新四軍，在陳毅的領導下，轉戰在江西、安徽、江蘇一帶，打擊日本侵略者。建國後曾任華東軍區防空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黨委書記，華東建築工程局局長，西北建築工程總局局長、黨委書記，福建省副省長等職。

賀怡，原名賀銀圓。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與毛澤覃結為伉儷。 1935年4月，毛澤覃在一次戰鬥中犧牲，賀怡又臨近分娩，組織上為了她的安全，決定讓她同其父母一起到當時還是根據地的於都一個紅軍戰士家暫避。於是，賀怡領著兩位老人在組織的安排下，與原瑞金武陽黨支部書記賴芝湖裝扮成夫妻，同船下贛州。 船至於都梓山石灰窯下安全停靠後，即與設在梓山附近的紅軍聯絡站取得了聯繫。站長黃躍亮說：“國民黨軍隊已在對岸封鎖航道，不能通航，要等候時機再走。”並立即上禾豐辦事處匯報了護送情況。 項英、陳毅聽了黃躍亮的匯報後，聯想到賀怡走時倉促，沒有開具組織介紹信，預料這將會帶來許多麻煩，便立即派王賢選（時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局中央委員會委員長，贛縣水西人）攜帶介紹信趕赴梓山，將信交給賀怡，並轉達項英的矚附：“到贛後可與贛縣河西支部取得聯繫，他們會很好安排你們的。”項英交待完到贛後的任務外，還特別強調說：“胡招娣的真實情況，絕不可外傳，若他人問及，只說是同事的家屬。這應作紀律對待，切記。”

“胡招娣”即賀怡當時的化名。到達贛州的第二天，先由黨員劉家發到水西去聯繫，找到王賢選的胞弟王木生，再經王木生與河西支部取得聯繫，找到河西黨支部負責人何三苟，商妥接待等事項。 賀怡裝扮成一老嫗，身穿大面襟布衫，頭扎包巾，在約定地點與何三苟相見。交談中間清情況後，賀怡方出示介紹信。 在何三苟、王木生的陪同下，賀怡一行沿河直下，很快就到了王木生家。 賀父賀母隔日相繼上岸，來到水西王家，暫且住下。 約一星期後，賀怡召請王、何前來商量。她說：“三個外鄉人長居於此，會使外人生疑，要另想辦法，找個較隱蔽的地方。” 何三苟說：“我有一位叔母，名叫李金友，為人忠厚老實可靠，大家習慣叫她毛篤姆姆，曾在九江為人做保姆多年，無兒無女，夫死年老歸里，可否拜她為乾娘，就說在九江結識的干女兒，以攜親生父母來贛探親為由，可久居於她家。”

賀怡思忖再三，同意照辦。於是何三苟就領著叔母來到王家與“胡招娣”相見。經過一番寒暄，賀怡認為尚好，從此，賀怡就拜李為乾娘。賀家三人即搬至水西石人前村居住。 在水西，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級黨斷絕聯繫的情況下，賀怡挺身而出，整頓黨的組織，堅持地下工作。從1936年起的一年多時間裡，水西各村先後發展黨員近三十人，建立了十一個黨支部，並成立了中共水西區委會。 賀怡常以“閨女”身份深入山坑指導鬥爭。長而久之，當地的幾位長老，見賀家三人清苦伶仃，便產生了“惻隱”之心，提出要替“閨女”作媒，牽線聯姻。迫不得已，賀怡只好藉故遷居，搬到水西崗邊排村的寶經堂，落住於廟內空間的僧房裡。廟內有位羅齋公，信佛，不問政治，為人老實。賀父賀母也吃齋信佛。就因勢利導，搞些朝神拜佛的活動，熱熱鬧鬧，掩人耳目，一直隱蔽到1937年7月。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 8月間，項英、陳毅等同志，根據中央指示，來到贛州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下榻於贛州城內中華大旅社第二號房間。談判的消息登載在贛南《民國日報》上。賀怡聞訊，欣喜若狂，好似重見天日，旋即趕至贛州中華大旅社。 陳毅會見了她，並聽取了她的“賀氏三遷”及組織發展工作匯報，非常讚賞。以後，賀怡往來於南昌、吉安、廣州、韶關等地，出生入死做黨的地下工作。 1940年6月31日，賀怡在韶關被特務逮捕。被捕時，她寧死也不願落入敵人魔掌，急吞下一個金戒指以圖自盡，結果倍受痛苦又遭敵酷刑，胃部嚴重下垂，身體受到了極大摧殘。當時，正值國共兩黨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出面與顧祝同談判，用國民黨高級戰俘換回了賀怡。

出獄後，賀怡來到延安，住進了醫院。醫生說，必須盡快動手術，把金戒指取出。按規定，手術前須有親屬簽字，可當時賀怡身邊並無親人。毛澤東去看望了她，並說：“為了賀怡同志能夠多工作幾年，這幾個字我來簽吧！” 於是，提筆在手術單上寫下了“毛澤東”三個字。這張充滿了兄長厚愛的手術單，賀怡曾珍藏多年。 術後，賀怡的胃只剩下三分之一，人瘦得只有八十多斤，但她仍不倦地工作著。 賀氏父母在賀怡離開於都後，因年老體弱，不能隨女奔波，但在當地人面熟悉，相處親近，便留在崗邊排村。 1938年2月，賀父因病去世，葬於原住宅附近的後山上。項英、陳毅、楊尚奎等同志在油山得悉噩耗，因公務未能親臨弔唁，便各湊了一百銀元作為喪葬之用。 1984年清明節，賀敏學曾來掃墓，緬懷父親。

賀父去世後，賀母孑然一身，甚覺淒苦。組織上把她送到延安，想讓她同賀子珍一道生活。不料，她抵延安時，賀子珍已經到蘇聯養病去了。毛澤東對她很關心，親自照料她的生活。不久，賀母病逝於延安，又是毛澤東把她安葬的，還為她立了一塊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