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1、瞿秋白能走乎？毛澤東愛莫能助

1934年9月初，中央蘇區四周除南線形勢較為平緩外，東、西、北三線戰況則更加慘烈。 敵加速南下，前線壞消息一個接一個飛報而來。 情況已萬分危急，突圍轉移的秘密工作進入了最緊張的階段：確定乾部的走、留名單。 誰走？誰留？中央高級幹部的名單基本上由博古圈定。 當瞿秋白的名字被博古圈入留守者之列時，張聞天希望博古再鄭重考慮一下，但博古堅持已見，並理由十足地說：“瞿秋白正患肺病，身體很差，怎麼能長途行軍呢？” 聽起來合情合理。其實，當時身體有病或重病的又豈止瞿秋白一人呢？ 像鄧穎超、王稼祥，還有董必武、徐特立等年高體弱的同志，不都參加了長征並安全到了陝北嗎？ 這完全是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者一伙的宗派思想在作祟。瞿秋白曾因反對王明、博古一伙的宗派活動而蒙受打擊，並一直受到他們的歧視和不信任。特別是1933年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作出的《關於狄康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更是對瞿秋白新的沉重一擊。

決定指出：“根據狄康同志最近在《鬥爭》上新發表的幾篇文章，中央認為狄康同志實犯了非常嚴重的有系統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中央認為各級黨部對於狄康同志的機會主義錯誤，應在組織中開展最無情的鬥爭……” 狄康即瞿秋白。他原名瞿船，1899年1月29日出生於江蘇常洲。 1919年在北京俄文專修館讀書時參加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是北京中等以上學校聯合會領導成員。 1920年參加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同年以北京《晨報》記者身份赴蘇俄採訪考察。其間，曾寫出《俄鄉紀程》、《赤都心史》、《俄羅斯革命論》等作品及數十篇“旅俄通訊”，並產生過廣泛的影響。他是十月革命後第一個直接考察報導新生蘇維埃國家各方面情況的中國人。

1922年2月，瞿秋白經同鄉張太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1月回國後開始職業革命家的生涯，並很快成為中共一支筆，成為中共中央三家機關刊物——《新青年》、《前鋒》和《嚮導》的主要撰稿人。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主持起草了黨綱。 1924年，出席國民黨的“一大”，並參與了大會宣言的起草。 文才的顯露，影響的擴大，瞿秋白在黨內的職務也隨之逐年上升。 1925年1月，他在中共“四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任中央局委員。 1927年4月，中共“五大”時進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大革命失敗後，主持召開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在黨內的統治。會後，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實際上成為繼陳獨秀之後的中共第二任領袖。 1927年冬至1928年春，雖犯過“左”傾盲動主義的錯誤，但他和戰友們一道，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為恢復黨的戰鬥力，開闢革命的新時期建立了巨大的功勳。

1930年9月，同周恩來等一起，主持召開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糾正和停止了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全黨的執行。但是，在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他卻受到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等人的無情打擊，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此後，在上海同魯迅一起領導左翼文化運動。 1933年，上海日益吃緊，國民黨中央特派員史濟美（化名馬紹武）坐鎮上海，以偵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機關為行動目標，設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的行動日見艱難，就連魯迅也受到中統特務的嚴密監視。 在此情況下，黨中央電令瞿秋白離開上海，轉移蘇區。 1934年1月上旬，瞿秋白化裝為醫生，沿著中央蘇區的秘密交通線，於2月5日到達瑞金。當時，“二蘇大”剛剛開過，他一到就擔起了教育部部長的重任。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他同教育部副部長徐特立一起，從蘇區實際出發，制訂出一整套《蘇維埃教育法規》，並使之落到實處。

在從事教育工作的同時，瞿秋白還將房間裡堆積閒置的書整理上架，辦了個中央圖書館。毛澤東告訴他，這些書有些是從各地收上來的，大多數是打漳州時的繳獲，費了大勁，一擔擔挑回到蘇區的。 圖書館辦起來了，毛澤東是“常客”。他喜歡讀魯迅的書，他最早讀的魯迅作品是1918年5月發表在《新青年》上的白話小說。魯迅也讀過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署名的文章《體育之研究》，此文也發表在《新青年》上。瞿秋白是魯迅的親密戰友，在上海曾四度避難於魯迅家。他為《魯迅雜文選集》寫過序言，並得到魯迅的高度讚賞。魯迅所書聯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即是對瞿秋白的深情表露。 瞿秋白也為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書寫過序，序中說：“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當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他曾稱讚，中國有兩個“農民運動的王”，那就是彭湃和毛澤東。

相識貴相知。在瞿秋白看來，毛澤東堪稱是一位值得信賴的戰友，碰到什麼困難，遇到什麼問題，或有什麼心裡話，他總想找毛澤東談一談，吐一吐。 長征前，瞿秋白並不知道中央決定突圍轉移的戰略意圖，更不知自己是走還是留。直到部隊出發前夕，在毛澤東主持召開的“青山會議”（毛澤東叫的名稱）上，宣布政府各部人員留守名單時，瞿秋白才知自己的名字已被決策者們圈入留守者之列。會上，瞿秋白雖有些激動，但沒有吭聲。會後，他找到毛澤東，希望能和大部隊一道行動，並指望毛澤東能出面說說話。 毛澤東能說些什麼呢？他的弟弟毛澤覃、弟媳賀怡被留下了，賀子珍年邁的雙親被留下了，親近他的周以栗、陳正人、阮嘯仙、何叔衡、古柏夫婦、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梁柏台夫婦、劉伯堅都被留下了。

他說話的份量、作用又有多大呢？自博古進入中央蘇區以來，他亦被排斥在中共高層決策圈之外，他的權力早已被架空了。中央蘇區的黨、政、軍三權，黨權已在博古手中；軍權李德是“太上皇”；政權，毛澤東雖仍是中央政府主席兼人民委員會主席，但博古指派張聞天“分管”政府工作，後來又安排張聞天出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由此，毛澤東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政府首腦了。 儘管如此，毛澤東還是說了。他找到博古，對瞿秋白等一些幹部的安排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可是，博古仍然是一點也聽不進去。 毛澤東非常惦念著瞿秋白的艱難處境。據聶榮臻回憶，當部隊即將出發時，他到瑞金去看望毛澤東。 “毛澤東聽我們說到轉移，就說'你們知道了？'我說：'我們接受任務了。'我們這次去見毛澤東，本想打聽一下轉移去哪個方向，可是他就談到這裡，不往下談了，卻提議一同去看看瞿秋白同志辦的一個圖書館。”

毛澤東提議去看望瞿秋白創辦的圖書館，一方面表達了他對瞿秋白在中央根據地艱辛開拓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表示了臨行前他對戰友的惜別之情。 瞿秋白是黨的民主集中製的模範執行者。他雖然對“左”傾教條主義者不讓他參加長征很有意見，但他最後仍然服從了組織的決定。 他送別了主力紅軍，送別了毛澤東等多年奮斗在一起的革命戰友。 不幸的是，這次的送別竟成了永別。 主力紅軍撤離後，蔣介石調動了十萬兵力向瑞金一帶進行“清剿”。瑞金周圍幾百里山區的男女老少在中央蘇區分局的領導下武裝起來，同敵人展開了頑強的鬥爭。至1935年初，在瑞金、於都很難再繼續堅持下去了，中央分局決定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張亮等幾十人向福建長汀以南的山地轉移。

2月24日，在轉移途中，瞿秋自不幸在長汀濯田區水口鎮被俘。敵人把他解到長汀國民黨軍三十六師司令部。他化名林其祥，自稱是醫生。後被叛徒出賣，暴露了身份。敵人把他單獨關在一間囚室裡，嚴加看守。他每天寫點雜感或詩詞，有時刻圖章，神態悠閒自若。敵人對他誘降，他說：“人愛自己的歷史，比鳥愛自己的翅膀更甚，請勿撕破我的歷史！”敵人以死威脅，他回答說：“古語云'朝聞道，夕可死矣'。我不僅聞了共產主義之道，並為它奮鬥多年，而且還看到越來越多的人為它犧牲奮鬥，共產主義總有一天會成功的。我縱然一死，又何足惜哉！” 敵人用盡一切手段，絲毫也不能搖撼瞿秋白堅貞不屈的革命氣節。 1935年6月18日晨，當敵人出示蔣介石“就地槍決”的電令後，瞿秋白淡然一笑，鎮定地說：“一個革命黨人很難得一個休息的機會，被捕監禁，不過是暫時的休息。死，才是給他一個安靜的長期的休息。我們革命黨人的哲學，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午餐後，敵人把他押到長汀西門外蛇王宮旁邊的一塊草坪上，叫他跪下，他嚴辭拒絕，盤腿挺胸而坐，並點頭微笑道：“此地很好！”繼而高唱《國際歌》，打破了沉寂之空間。隨後，在一排槍聲中飲彈灑血，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時年36歲。當地人民懷著深深的敬意，把他埋葬在西門外羅漢嶺盤龍崗的山坡上。 1950年，瞿秋白就義十五週年。為紀念瞿秋白，毛澤東為瞿秋白遺著出版題詞：“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裡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著的出版，將有益於青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文化事業方面。”

1955年，瞿秋白就義二十週年時，黨中央把他的遺骨遷葬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