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4、“大轉移”乎？斯大林一道模棱兩可的指令
“大轉移”非同小可，5月書記處會議雖然作了決策，但還不能最後算數，必須共產國際同意，還得斯大林點頭。這是組織紀律，也是慣例。自1922年中共“二大”作出決議加入共產國際，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後，凡重要的問題和重大決策，都必須向共產國際請示報告。
5月書記處會議作出把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的決定以後，即通過中共上海局向共產國際請示報告。
共產國際對瑞金這種燃眉之急的問題，並沒有作出迅速的反應，遲遲沒有回電。
在尚未得到莫斯科指令的情況下，李德和博古不敢貿然執行“大轉移”的計劃。正因為此，李德在製定紅軍5、6、7三個月的作戰計劃中，絲毫沒有把“大轉移”的問題考慮進去，戰略上依然是六路分兵把守，試圖“禦敵於國門之外”；戰術上仍然是“短促突擊”，打“陣地戰”、“堡壘戰”；提出的口號是“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區求得戰役上大的勝利”，“發展游擊戰爭，加強輔助方向的活動，來求得戰略上情況的變更。”
一個月後，即6月25日，一道模棱兩可的電令從莫斯科傳來。共產國際認為：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及後方環境等，亦未足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
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的決議案時，關於鬥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於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來鞏固的擴大自己，以待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
這個電文實際上包含兩層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這個模棱兩可的指令，使博古和李德在決策上造成了失誤。在8、9、10個月的作戰計劃中，一方面作了“大轉移”的準備工作，但另一方面，卻又依然同當時應取的戰略方針相反，提出“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區”，命令紅軍繼續分兵守關，與敵人拼消耗。
由於博古、李德的決策錯誤，使紅軍失去了幾個月的時機。
博古和李德沒有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果斷的決策，抓住戰機實行突圍，而過於拘泥於共產國際的指示。所以當1934年9月中共上海局被國民黨特務機關一舉破壞，中共完全失去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絡後，就立即顯得六神無主、驚慌失措，倉促實行“大轉移”。
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曾產生過積極的推動作用，中國共產黨就是在共產國際和蘇聯黨的幫助下建立起來的。正因為此，尚不成熟的中國共產黨，過於迷信共產國際，過於迷信斯大林，把蘇聯的經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教條化。這也正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悲劇所在。數万里之外的莫斯科的遙控指揮所造成的決策失誤，給中國共產黨人留下的教訓是極其沉痛的。
這一方面，“三人團”中，周恩來的感慨可謂最深。
周恩來不會忘記1926年3月的中山艦事件。倘若當時蘇聯代表團和共產國際的顧問不是那麼軟弱，主張退讓的話，而採納張太雷、周恩來、毛澤東等堅持以武力對付蔣介石的主張，也許，那段歷史就要改寫，可能就不會有後來飛黃騰達的蔣介石。
1926年3月，以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蘇聯使團抵達廣州，視察和指導廣東革命運動。
布氏在蘇聯享有很高聲望，是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紅軍總政治部主任、蘇共中央組織部成員。他是十月革命武裝起義和攻占冬宮的五人小組成員。
在蘇聯內戰期間，他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員領導紅軍取得了多次戰役的勝利。在中國期間，他化名伊凡諾夫斯基。使團成員共十餘人，其中有蘇共遠東區書記庫比亞克、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列普謝、蘇聯紅軍指揮員隆格瓦、蘇聯駐華武官葉戈羅夫和他的助手特利馮諾夫等人。
在廣州，張太雷對布勃諾夫說：“右派現在準備採取行動了，不久前他們曾試圖在第四軍和第一軍之間製造分裂。現在的形勢與謀殺廖仲愷前夕的形勢相仿，到處都是謠言和傳單。”
但是張太雷的警告並沒有引起蘇聯使團和蘇聯顧問的注意和警惕。
幾天之後，蔣介石便製造了“中山艦事件”。
3月18日，蔣介石指使其爪牙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給海軍局代理局長、政治部主任李之龍傳達一道命令，要李之龍調中山艦到黃埔候用。
但是，當中山艦開到黃埔後，蔣介石又矢口否認下過調遣命令，並指使他的黨徒散佈謠言，說中山艦是擅自行動，共產黨陰謀暴動，要推翻國民政府，建立工農政權等。
3月20日，蔣介石調動軍隊，宣布戒嚴，斷絕了廣州內外交通，搜查了中山艦，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團的住所，逮捕了李之龍等多人，扣押了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的共產黨員。這是蔣介石等國民黨新右派反對共產黨，同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而製造的陰謀事件，是蔣介石陰謀奪取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最高領導權的重要步驟。
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布勃諾夫使團處於被軟禁狀態。蔣介石派部隊去東山包圍顧問團司令部，並在顧問住宅附近佈置了崗哨。蘇聯駐華顧問團的一位譯員回憶說：當時顧問團司令部前面的小花園站了一隊士兵，被繳械的衛兵垂頭喪氣地站在一邊，其中一個稚氣未消的士兵差點沒哭出來。
不僅如此，蔣介石甚至在布勃諾夫門前也布了崗，雖然蔣知道布氏在蘇聯身居要職。
事件發生後，布勃諾夫使團既沒有提出抗議，也沒有打算進行反擊。
與此同時，廣州的共產黨人卻作出與蘇聯使團相反的動作。
周恩來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兼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中山艦事件後，他向蔣介石提出質問。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和聶榮臻在廣東區委開會，主張對蔣進行反擊，認為從力量對比看，於蔣不利，反擊取得勝利是可能的。在李富春家中，周恩來還和毛澤東等進行討論，大家都主張反擊。
這一主張提出後，中共中央和蘇聯顧問未予採納，而主張妥協讓步，以致蔣介石在軍事上的地位更加鞏固。
3月22日上午，蘇聯駐廣州領事館派人去見蔣介石，詢問蔣介石，這是對人還是對俄的問題？蔣狡猾地回道說：“對人不對俄。”並希望鮑羅廷速回。
同一天，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蔣介石提出撤換蘇聯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和顧問羅加喬夫、拉茲貢，並要求加侖回任。
面對著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變的反革命行為和要求撤換蘇聯顧問的無理要求，布勃諾夫一再妥協退讓，甚至還為蔣介石製造中山艦事件辯解。
布勃諾夫一面承認：“廣州20日事變，黃埔軍隊於短時間包圍罷工工會及東山俄人住宅，逮捕李之龍及其他五十餘人，都是事變。”另一方面，他又說：“但也只有這些事實，周恩來、鄧中夏並未逮捕，均尚在廣州，更無殺人之事。”
在他看來，蔣介石似乎並無惡意，只是孫文主義學會不斷挑撥離間、製造事端。他說：“蔣介石表示：他此次舉動只是防止有叛亂之事發生，他本人並不反俄反共。”
事件發生時，鮑羅廷不在廣州。事發後，鮑離開北京，繞道張家口、烏蘭巴托、海參崴，經海路於4月29日抵穗。
鮑羅廷一到廣州，便根據布勃諾夫提供的處理意見同蔣介石進行會談，毫無原則地實行妥協退讓政策。
直到1927年10月，鮑羅廷仍然堅信：“當時如與國民黨中派分子分裂，那就是大錯誤。”“如果中國共產黨不作出讓步，那就意味著同國民黨合作的終止，革命的力量就會局限在一個省裡。”
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既打擊了共產黨，又打擊了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的革命左派，逼走了和他有矛盾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從而控制了廣東。
蘇聯代表團決策的失誤，給中國革命留下了禍殃。
周恩來也還記得，1927年7月末，正值南昌起義爆發的關鍵時刻，斯大林又來了封電報。
當年挾共產國際指令從漢口赴南昌阻止周恩來舉行南昌起義的中央代表張國燾這樣回憶道：由於羅明那茲的發動，中共常委會於二十六日下午四時在漢口一所住宅里秘密舉行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維漢、張太雷兩中委，羅明那茲和另一少共國際代表，俄顧問加侖、范克，另外還有兩位翻譯人員。
羅明那茲發言，首先說到目前沒有經費可供南昌暴動使用，莫斯科已有電令禁止俄顧問們在任何情形下參加南昌暴動。除了這兩件不如意的事外，他更進而報告共產國際的回電，其內容是：倘若這暴動無成功希望，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並派他們到農民中去。
羅明那茲那個實幹的小伙子，也學會了一些官僚手法。他說：“看來這兩件事及國際電令不能用信件通知在前線的同志們，我們只有派一位得力同志當面告知。”他說話時望著我，並問是否可以派我去。
我看清當時情況，立即回答：“這任務既然是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
羅明那茲聽了，顯得有點喪氣地說：“這的確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動的電報，是一個嚴重的訓令，是斯大林親自決定的電報，由布哈林署名拍來的。”
張國燾帶著共產國際的指令於30日急赴南昌，阻止起義。
這天夜裡，前委會圍繞著是否起義發生了非常激烈的爭吵。
周恩來、李立三、譚平山等人堅決反對共產國際的指令，主張立刻起義。
譚平山竟氣憤地表示：把反對起義的“欽差大臣”張國燾綁起來。
周恩來最後憤然以辭職相抗爭，說：“國際代表及中央給我們的任務是叫我來主持這個行動，現在給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負責了，我要立刻回漢口向中央報告。”
由於周恩來和全體前委成員的據理抗爭，南昌起義沒有被阻止住，於8月1日凌晨2時終於爆發了。
南昌城頭的一聲槍響，宣告了一支共產黨軍隊的誕生，發出了共產黨人武裝反抗蔣介石叛變革命的信號！
南昌起義的成功，完全出乎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意料，他們因此而大失體面。
張國燾後來寫道：在共產黨圈子裡，誰也不好再說南昌暴動不應當舉行，更不願提到曾被阻止過的事。共產國際和其代理人都覺得曾經阻止過南昌暴動，究竟是不體面的事，如果在共產國際各支部中宣揚出去，更要引起許多是非。因此，他們再不願提起這件事了。
周恩來違抗“聖旨”，堅決果斷地干了一件與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意願完全相悖的事。他的英名也與南昌起義一道，載入了光輝的史冊……
七年後的今天，共產國際這份“625指令”，與南昌起義前夕的“指令”如出一轍，使遠在江西瑞金的中共領導人左右為難。然而，歷史的悲劇總有謝幕的時候。 “625指令”也成為教條主義者把持的中共中央所接到的最後一道共產國際的指令了。中共與共產國際聯絡中斷，一直到1936年才得以恢復。但那時的中共中央決策權已不在王明、博古手中，中國革命的命運掌握在了代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