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3、“大轉移”，在匆忙中加緊準備

“三人團”中，周恩來負責“大轉移”的具體事宜。他從五個方面做了準備工作。 組織上的準備： 為了適應主力紅軍戰略轉移中行軍作戰的需要，1934年9、10月間，中革軍委命令各軍團成立後方部，規定：“在各軍團內組織野戰後方部，凡軍團醫院、兵站運輸隊、教導隊、補充團、修械所均包括在內。” “這些後方勤務機關，由軍團司令部實現其領導，由軍團幹部中，任命一後方部長，統一指揮後方機關的工作，並於其轉移中及配置中，負責管理。” 命令具體規定：一、三軍團的後方部下應有“包括四個所的軍團醫院……共七個所，其收容總數為三千五百人”；“一個中站三個小站”；“軍團運輸隊三百六十名。全軍團內共應有扶子一千三百八十人”；“兩個充實的補充團（10月1日編入），新戰士共二千八百人”；“中等的修械所工人十名”等。

命令要求：“軍團後方機關應於10月1日組織好。” 這一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簽發的命令最後強調：“這一命令完全是秘密的，只限於給軍團首長，軍團首長應依此命令下達個別命令，分別施行。” 兵員上的準備： 1934年夏秋，中央蘇區再次掀起猛烈擴大紅軍的運動，從5月至9月，召集了紅軍新兵近十萬人。 1934年5月18日，中革軍委發出宣言“武裝起來，到紅軍中去”，號召青年踴躍參加紅軍。 9月4日，在“大轉移”前夕，中革軍委為擴大紅軍發出緊急動員令，並宣布成立獨立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三個師，組成了紅八軍團。軍團長周昆，政委黃甦，參謀長張雲逸，政治部主任羅榮桓。 物資上的準備：

為確保紅軍“大轉移”，後方趕製了彈藥、被服，籌集了糧草，趕做草鞋，準備了大量軍用品。 葉季壯時任紅一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兼政委，他回憶說：在長征前幾個月當中……特別是整理了兵工廠，造炸彈（每月5萬個），翻造子彈（每月達70萬粒），修理迫擊砲彈（共三千個）等，保證了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彈藥及長征前得到比較充分的補充，成了紅軍有史以來兵工廠空前的成績。 8月9日《紅色中華》報導：“福建勝利完成了借谷運動，完成七萬五千餘擔”，“中央各機關號召募集二十萬雙草鞋慰問紅軍。9月15日前完成十萬雙。” 1934年春夏，中央銀行行長毛澤民，同毛澤東的警衛員吳潔清從瑞金附近大山里，取回1932年埋藏在山洞裡的一百餘萬塊銀元，搬回瑞金。長征前夕，這些銀元都被分發給各軍團。

軍事上的準備： 1934年5月，周恩來派程子華赴鄂豫皖，領導紅二十五軍突圍轉移。 8月，任弼時、王震、肖克、王首道，率紅六軍團離開湘贛蘇區，轉移到湘鄂西，與賀龍、關向應的紅二軍團會師。 9月，尋淮洲、粟裕率紅七軍團北上抵贛東北與方志敏會合。 這些軍事計劃都是為了配合紅一方面軍的戰略大轉移，因而成為長征的前奏曲。 同時，對紅軍主力轉移後中央蘇區的鬥爭，從軍事上也著手部署。 5月17日中革軍委命令，重新劃分了江西、福建、粵贛、贛南軍區及所屬分區，明確其目前任務分兩個方面：一要在敵遠方創造、擴大游擊區域，開始游擊戰爭，牽制吸引敵人高度兵力於自己方向……二要在敵近後方翼側及局部正面上建立強有力的作戰分區。新成立的贛南軍區，由項英任軍政委員會主席及軍區司令員，指導黨政工作。

輿論上的準備： 1934年7月至9月，中央紅軍以“北上抗日”為基本口號，深入進行了思想動員。 7月4日黨中央《關於蘇區紀念“八一”的決定》，要求提高部隊的戰鬥情緒及加強部隊政治與軍事的訓練。每一個赤色戰士都要深入地了解工農紅軍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的時期是更加迫近了。 7月8日，博古在瑞金演講時指出：“目前的階段中，我們已不能滿足於宣言與協定。時機已經成熟，工農紅軍已經必須，而且能夠分撥一部分的力量直接去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在這方面作了相應的決定。” 由紅七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於7月15日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鄭重宣稱：“只要進攻蘇區的武裝隊伍接受我們提出的三個條件，那我們工農紅軍的主力，即可在先遣隊之後，全部出動，同全中國武裝隊伍聯合起來共同抗日。”

中央蘇區紀念八一建軍節，突出了“紅軍北上抗日”這一中心。中央政府、中革軍委命令“將北上抗日宣言和抗日的誓詞，向全體部隊宣布，並要傳達到每個戰士中去。” 8月1日在瑞金舉行了閱兵典禮，紅軍總司令朱德親自率領受閱紅軍舉行了抗日宣誓。毛澤東講話宣稱：“蘇維埃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下令全國紅軍隨時準備隨著先遣隊出發。” 這些輿論實際上作了紅軍主力準備離開中央蘇區的思想準備。 主力紅軍大轉移，誰去誰留的問題最複雜也最敏感。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谁愿意留下來呢？ 黨的高級幹部誰走誰留，由博古說了算。 李維漢在回憶中寫道： 長征前，幹部的去留，不是由組織局決定的。屬於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決定報中央；黨中央機關、政府、部隊、共青團、總工會等，由各單位的黨團負責人和行政領導決定報中央。決定走的人再由組織局編隊。中央政府黨團書記是洛甫，總工會委員長是劉少奇，黨團書記是陳雲。這些單位的留人名單，是分別由他們決定的。部隊留人由總政治部決定，如鄧小平隨軍長征就是總政治部決定的。我負責管的是蘇區中央局的人。中央局有組織局、秘書處、宣傳部。組織局還管婦女工作。中央局的秘書長是王首道，當時機要工作是鄧穎超管的，李堅真也搞機要工作，他們三人都是隨軍長征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留下一個領導機關，堅持鬥爭，叫中央分局。成員有項英、陳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項英負責。關於留人問題。我沒有參加意見，也未過問，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決定的。但我負有直接責任的有四個人，他們是毛澤罩、週以栗、陳正人、賀昌。 毛澤罩在組織局工作，我問過博古，是否讓他走。博古不同意，我就沒有帶他走。以後毛澤罩在保衛蘇區的戰鬥中犧牲了。對毛澤罩同志的不幸犧牲，我長期感到內疚。謝唯俊也在組織局工作，我把他帶走了。 週以栗曾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主任，是李立三領導中央工作時派去的。他是主張打長沙，攻大城市的，後來毛澤東把他說服了，放棄了攻打長沙和大城市的計劃。我在湖南時就認識他，而且很熟悉。 1933年我到中央蘇區時，他己在養病，沒有工作。長征時，博古決定把他留下，我也同意了。

陳正人，原是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原來我不認識他，與他沒有什麼工作關係。我到蘇區時他在養病，長征時，也被博古留下賀昌，我對他很熟悉。立三路線時，他是北方局書記，六屆四中全會時被撤職。長征前他負了傷，曾到我那裡要求隨軍走。我問過博古，博古不同意。後來他犧牲了。 上述四個同志當時都在養病，沒有工作，歸組織局管。他們可以留下，也可以帶走，病人可以坐擔架長征嘛。他們如果不應該留而被留，我是負有一定責任的。雖然博古不同意他們走，但我是組織局局長，還有一定發言權，我可以爭一下，但我沒有爭。 古柏，當時是江西省委決定把他留下的。我與古柏沒有打過交道，但我曾在江西反對過鄧（小平）、毛（澤罩）、謝（唯俊）、古（柏），我也是有責任的。古柏留在蘇區，後來也犧牲了。

何叔衡留下，是博古他們決定的，我沒有參與其事。 除了蘇區中央局機關歸我管以外，我還分管中央黨校，從這兒調來的干部歸我負責，我把他們都帶走了。長征時中央宣傳部部長是潘漢年，我把這個部的正、副部長都帶走了。 中共高級幹部的去留問題，就這樣被決定下來。 根據“三人團”的計劃，“大轉移”安排在10月底11月初實行。由於蔣介石已發覺紅軍有轉移的意圖，命令各路軍加緊進攻，前線戰局急轉直下，紅軍主力很可能被四面合圍，不走不行了。於是，“大轉移”提前了近一個月。 蔣介石獲悉中共中央機關和紅軍主力將突圍出中央蘇區的情報，是在破壞中共上海局以後。李德這樣回憶：當時上海局的領導人李竹聲和盛忠亮，在或者被槍殺或者叛變二者必居其一的情況下，選擇了後一條路，投靠了國民黨秘密警察。他們供出他們一切熟悉或者知道的情況，導致了白區很多領導幹部被捕，中央和地方黨的組織被摧毀，很多重要文件被丟失。

蔣介石很可能就是這樣知道了我們的突圍意圖，幸好只是一個大體輪廓，因為具體的細節，特別是突圍路線和日期，當時尚未最後決定，所以也沒有告知上海局。從很多情況來看，蔣介石其實已經得到一些關於我們基本決定的情報。第一，我在上面已經提到，8、9月分第六和第七軍團開始突圍以後，國民黨在後方加強了封鎖區的堡壘設置。第二，陳濟棠突然遞交停戰聲明。第三，我們從破譯的電報中獲悉，蔣介石指示把發動新的大規模進攻的日期提前了一個月。 在9月的最後幾天中，蔣介石的主攻部隊的確同時行動起來了。由於我們的偵察工作做得十分出色，黨和軍隊的領導才能及時對計劃作出相應的修改。 廣昌戰役後，蔣軍的進攻速度尚不敢“長驅直入”，還是逐步堡壘推進，但後來得知紅軍要突圍，才各路軍齊頭並進，直驅中央蘇區的心臟——瑞金。

李德製定的紅軍8、9、10三個月的作戰計劃，依然命令紅軍全線抵禦，分兵把守，但前方接連而至的失利，令其驚慌失措。 林彪、尋淮洲、羅炳輝的紅一、七、九軍團，在福建建寧與敵蔣鼎文、湯恩伯第二路軍六個師拼殺一個星期，無力抗衡，失守建寧城。 彭德懷紅三軍團與敵劉和鼎第九縱隊四個師交戰永安失利，永安城陷落。 敵南路軍陳濟棠部佔領會昌筠門嶺要塞。 敵李延年第四縱隊佔領福建連城。 敵薛岳、吳奇偉第六路軍佔領江西永豐龍崗。 8月的高虎垴、萬年亭驛戰役，彭德懷、董振堂紅三、五軍團彷彿又打了一場“廣昌戰役”。紅軍以步槍、機槍、手榴彈和大刀，阻滯湯恩伯、樊崧甫第十、第三縱隊五個師近八萬人的進攻。在飛機、大砲的狂轟濫炸下，紅軍與敵血戰，擊潰敵軍多次集團衝鋒，雖殺敵數千，但紅軍也付出了重大代價，傷亡二千三百人，其中乾部就達六百餘人。最終，廣昌以南陣地全部失守。 10月6日，石城淪陷。 10月14日，興國縣城失守。 中央蘇區僅剩瑞金、會昌、於都、寧都、長汀等狹小地區，人力物力資源瀕臨枯竭，中央紅軍的處境十分危急。 突圍，——只剩下這一條路，且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