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2、博古、李德、周恩來——至高無上的“三人團”

“大轉移”計劃的保密極其嚴格。最初只有博古、周恩來和李德掌握。 5月間，黨中央常委會成員張聞天、項英和軍委領導人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 8月間，中央政治局委員毛澤東、陳雲、劉少奇及候補委員鄧發、凱豐等才知道。擔任中央組織局主任（中央組織部長）的李維漢，是個別透露給他的。 直到9月初，才個別向主力軍團首長透露。 林彪和聶榮臻9月3日打完溫坊戰鬥後，奉命回瑞金待命，軍委副主席周恩來找他們談話。 聶榮臻回憶說：“周恩來同志找我們單獨談話，說明中央決定紅軍要作戰略轉移，要我們秘密做好準備，但目前又不能向下透露，也沒有說明轉移方向。” “三人團”把保密工作看得萬分重要。 李德這樣回憶：突圍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確保突然行動的成功，這是取得勝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因此，當時關於突圍的傳達範圍只限於政治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其他。人，包括政治領導幹部和部分高級幹部，只知道他們職權範圍內需要執行的必要措施。但是從9月初開始，中央紅軍的軍團已經陸續回到休整地點。 9月底10月初，最後的決定作出後，這些軍團被調到待命地點。同時，向主要幹部進行了相應的傳達，而中層和基層幹部，不管是民政幹部還是軍隊幹部，直到最後還不知道上面提到的政治口號以及關於蔣介石企圖大舉進攻的情況說明，出發前一星期，他們才知道其中的含義。

1934年夏天，為準備中央紅軍主力撤出蘇區，實行戰略轉移，中央書記處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政治上博古作主，軍事上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行。 這一臨時性的組織，實際上是統一指揮蘇區黨、政、軍、民一切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在“三人團”開會時，他們不用翻譯。博古精通俄語；李德會講德、英、俄三種語言；周恩來英語最為流利，法語、日語次之。他們用俄、德、英、漢四種語言，可自由地進行交談。 博古即秦邦憲，江蘇無錫人，出身書香家庭。 1921年考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專門學校，在這裡，他受黨的傑出宣傳家惲代英、蕭楚女影響，開始變得熱情活躍起來。 1925年，博古成為蘇州學生聯，合會的領導人之一。上海五卅慘案，他熱血沸騰，表示：“國之將亡，焉顧我身，寧願生為中華人，死為中華鬼。”在聲討會上，博古登台演講，情緒激昂，當場口吐鮮血不止，聽眾莫不動容。同年秋，博古考入上海大學。在這裡，他聽取了瞿秋白、惲代英、李達等人講授馬克思主義。他刻苦學習，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博古被軍閥逮捕。獲釋後派蘇聯學習。從此，開始了博古革命生涯的巨大轉折。

博古極具讀書的天賦。在莫斯科中山大學，他以優異的成績，與王明一道博得校領導米夫的賞識而受到器重。 1930年5月，他從蘇聯回國，先後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中央局書記。 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扶持下，六屆四中全會上，他與王明一道進入了黨中央領導層。顧順章叛變，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王明自感危險離開上海去了莫斯科，周恩來又早已決定赴中央蘇區。就這樣，博古被不正常的歷史巨手在倉促而偶然的情況下，推上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峰巔，擔任了黨中央總書記。 1945年5月，在黨的“七大”上，博古這樣描繪自己當年登上總書記位置時的情形：在上海中央破壞以後，由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指定我做臨時中央負責人。當指定我做這個工作時，我並沒有感到不能擔任領導整個黨這樣的事情。

相反的，當時背了相當多包袱：反對李立三的英雄是一個包袱；李立三把我處分了，四中全會取消了我的處分，這時又洋洋得意，再加上四中全會後我在青年團做了一個時期工作，少共國際的決議上，說我們的工作有成績有進步，這又是一個包袱。說我領導團還行，難道就不能領導黨？ 做了臨時中央負責人以後，更發展了自己品質壞的方面，目空一切，看不起任何人，不請教任何人，覺得我比任何人都高明，要是有人有老子第一的想法，那就是我這樣的人。發展了剛愎自用不願自我批評，不願聽人家批評，對於一切錯誤，採取文過飾非的態度。也因為這樣，在臨時中央到了蘇區以後，這個時候我只是在形式上推一推。 “請別的同志擔負吧！”別的同志說，“還是你來吧。”我說“好，就是我。”（笑聲）所以這個時期，我是中央總負責人，我是這條路線所有一切錯誤發號施令的司令官，而且這條路線在這個時期所有各方面的錯誤，我是讚成的。各種惡果我是最主要負責人，這裡沒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負責人。

“三人團”中，李德掌握著軍事指揮大權。李德有很高的威望和權力，他在軍事方面的特長是能言善辯，他舉例時可以引用凱撒、塔西陀、拿破崙、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勞塞維茨和毛奇等一連串名人的話。他決定問題從不猶豫不決。據熟悉李德的人們介紹，李德並不是只知道塹壕戰和只贊成打陣地戰。但是，李德確實頑固地反對毛澤東的游擊戰、運動戰，確實反對紅軍將領們繼續開展或恢復毛澤東那種隨機應變的作戰體制。 博古不懂軍事，完全迷信這位共產國際的街壘戰專家，把紅軍指揮權拱手讓給了一個不會說中國話的外國人。一局中國象棋，請來了一位國際象棋高手。李德還未弄清車馬炮的關係，便倉促上陣了。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棋局”的處處被動和失利，乃至於最終失敗，無可挽回，也就不足為怪了。

“三人團”中，周恩來的職責範圍僅僅限於監督軍事計劃的實施。政治決策權在博古手中，軍事決策權在李德手中，周恩來實際上只相當於一位“總參謀長”。 周恩來是中共久經考驗的領袖之一。他的一生與中國共產黨探索和領導中國革命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歷程密不可分，可以說是這一歷程的一個縮影，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則是最能體現這一點的。黨在這一時期自身尚未成熟的特點，同樣也在周恩來身上表現出來。身為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他親身經歷了黨內發生的三次“左”傾錯誤。 周恩來是在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形成之時，即十一月擴大會議後，開始參與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的。 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是中共中央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中所犯三次“左”傾錯誤中的第一次，是在大革命失敗後，中國革命處在危急關頭，堅決糾正和結束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總方針的過程中發生的。從這種意義上說，它是對歷史的矯在過正，是黨為了挽救中國革命，在實行正確的戰略轉變的同時而走過的一段彎路。

當時，周恩來並未參與中共中央領導，而是傾其全力領導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在十一月擴大會議召開前夕，才奉命趕來參加，並且在會上遭到懲辦主義的打擊，以他為首的南昌起義前敵委員會受到警告處分。只是由於周恩來投身革命以後，特別是在領導南昌起義過程中所顯露出來的才乾為黨內所公認，才被增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開始參與中央核心領導工作。 在“左”傾盲動主義形成以後，作為已經參與中共中央核心領導的周恩來，對此負有一定責任。體現“左”傾盲動主義主要論點的《中國現狀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是十一月擴大會議一致通過的，作為會議的參加者，周恩來是舉了手的。 “左”傾盲動主義是在十一月擴大會議以後，作為全黨的指導方針，貫徹到各地執行的。這一點，從周恩來在這一時期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議、通告和給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也可以看出。在對中國革命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上，周恩來與黨內絕大多數人基本上處於同一認識水平上。

在革命性質問題上，周恩來同意十一月擴大會議提出的“無間斷的革命”的口號。 在對革命形勢的估量上，周恩來同樣接受了“不斷高漲”的提法。 如果說對於革命性質、革命形勢這一類抽象的理論問題，周恩來一時未能弄清的話，那麼對於在實踐中導致嚴重後果的舉行全國武裝暴動的“現時的總策略”，尤其是其中一些過火的做法，周恩來則是從一開始就有所察覺，並且在實際工作中有所製止和糾正。周恩來在批評共青團內存在的先鋒主義傾向時指出：青年團大部分主張試驗，認為失敗也不要緊，這也是孤注一擲的錯誤。 周恩來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一些省委的指示信中，對暴動的定義作了明確的規定，指出：“暴動這一個名詞必須用在群眾鬥爭發展到最高點，以武裝形式推翻統治階級奪取政權這一意義上。”“暴動的發動是要在工農群眾繼續不斷的鬥爭中才能產生，暴動的時間也要依著環境情形、鬥爭程度、革命情緒、組織力量如何而定。”如果“鬥爭還沒有起來，暴動便先決定，不是誤解暴動，便是玩弄暴動。”

促使包括周恩來在內的中共中央領導人開始在全局上對實行武裝暴動的方針有所修正，並且開始實行轉變，是由於廣州起義的失敗。這一轉變突出地表現在對待武漢暴動的問題上。這是實踐中認識深化的結果。 在討論共青團湖北省委控告羅亦農和長江局製止武漢暴動問題的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批評了共青團湖北省委不顧主客觀條件的可能，輕率舉行暴動的做法，指出：“估量時局，共青團實有無動不暴的意見，可見他們的暴動觀點並未成熟。” 稍後，周恩來等又決定停止原定的兩湖年關總暴動，並對兩湖的暴動重新加以部署。 周恩來對“左”傾盲動主義的認識和製止，為我黨後來糾正“左”傾盲動主義準備了思想基礎。這就是後來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議決案》傳達到中國後，中共中央能迅速接受共產國際的批評，基本結束“左”傾盲動主義的內在原因。

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後，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干預下，王明等人打著“反對立三路線”和“反對調和主義”的旗號，開始奪取中共中央領導權。周恩來、瞿秋白等對這種反對中央的非法組織活動，給予了嚴厲的批評，並且在盡可能範圍內，抵制了共產國際扶持王明上台的做法。 1930年11月18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共產國際來信。周恩來針對王明等人的活動，特別強調指出：“已經知道了國際來信的同志，必須召集一次會議，要他們站在鞏固黨、幫助中央的領導的立場上來做工作，不允許不經過組織而走到分裂黨的方式上去。” 其後，周恩來又多次在政治局會議以及中央工作人員會議上，一再點名批評王明、博古等進行反對中央的非法組織活動和拒絕組織分配的錯誤，指出他們聯名寫給中央的信，“中心是不承認三中全會”，“對立三路線反沒甚揭發”，“他們把這認為緊急任務，簡直可以放棄中心任務”。揭露王明藉以為資本的與李立三爭論中的許多“左”傾觀點，“與立三同志同樣是錯誤的。”強調指出：“政治意見可以發表，但不可妨害工作。”目前“尤其要反對有小組織傾向的同誌之超組織活動”。

在12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上，周恩來堅持按照原先的組織決定，要王明到中央蘇區去接受實際工作的鍛煉。 然而，立三路線已經嚴重損害了中央的領導威信，周恩來的這種努力已經無力扭轉整個局面。更為嚴重的是，黨內許多對立三路線出於激憤的同志，也紛紛捲入了王明等人掀起的反對三中全會，要求改組中央的風潮。 為了消除黨內分歧，周恩來舌乾唇焦地到處做說服解釋工作，但仍無濟於事，而且許多人的矛頭越來越集中對準三中全會的主持者瞿秋白、周恩來二人。 黨陷入了一場面臨嚴重分裂的空前的危機之中。 周恩來看到了這一點。面對黨內鬥爭中對自己的種種誤解和潑來的污水，他沒有作什麼辯解，沒有計較個人的榮辱毀譽，而是忍辱負重，竭盡全力維繫黨的團結。這一心情，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照顧大局，相忍為黨”。 正是在這一思想支配下，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的一段日子裡，他表現得近乎軟弱，不僅對三中全會所犯的“調和主義錯誤”承擔了責任，甚至對種種惡意中傷，也報以忍受和緘默。他努力說服黨內有不同意見的同志，不應意氣用事，而應轉變態度，在中央的領導下團結起來，避免黨的分裂，幫助黨度過這一困難時期。 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於1930年12月中旬來華後，周恩來與瞿秋白又一道提出退出中央政治局。 對於共產國際在六屆四中全會支持王明上台，意味著黨因此陷入了一次危害更大的全局性“左”傾錯誤這一點，周恩來也不可能超越歷史條件的限制，在這一危害的全部後果尚未充分暴露前，從政治上得出這一結論。 這種認識上的局限性，黨的組織原則的約束以及黨內生活不正常的狀況，構成了周恩來在六屆四中全會以後，接受並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基本原因。應該說，這種個人的失誤，更多的是歷史給整個黨造成的悲劇，是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形成自己的領袖和成熟的領導核心之前，無法擺脫因歷史原因而形成的過分依賴共產國際這一狀況的必然結果。 應該看到，對“左”傾錯誤的貫徹執行，周恩來往往是被動的和不得已的，即使執行，也並不是簡單機械地照搬，而是在執行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力所能及地在實際工作中有所抵制和補救。這構成了周恩來在這一時期，乃至整個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顯著特點。 對於王明路線的錯誤，周恩來在進入中央蘇區後有了較深刻的認識。他也可謂上海中央來的“欽差大臣”，但周恩來擔任了中央蘇區最高首長——蘇區中央局書記後，並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開展以反右傾為主的反傾向鬥爭，而是首先糾正了肅反擴大化。為。此，他受到上海臨時中央的多次斥責和指名批評。 軍事上，周恩來更是讚同毛澤東的一套軍事原則，而每每與中央鬧頂牛，於是乎才有了寧都會議，有了取得第四次反“圍剿”戰爭的輝煌勝利，有了反對“兩個拳頭打人”的建議，有了與博古、李德唱反調的支援十九路軍的意見，有了不同意陣地戰、堡壘戰打法而主張運動戰的一系列電報…… 正因為此，周恩來在1934年初奉調回瑞金，失去了軍權，改為負責一些技術性的組織工作。 正因為此，諸如六屆五中全會的準備，“二蘇大”的召開，都未令與聞。 之所以在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是由於周恩來具有的組織才幹，在黨內無人替代的緣故。這一點正如同六屆四中全會周恩來之所以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由於王明所說的“為了實際工作的便利”一樣。這種情況，從為準備長征而成立的“三人團”內部分工亦可看出：政治上由博古作主，軍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施。 自從成立“三人團”，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實際上已經沒有重大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的決策權。從此時至長征，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再也沒有開過會，中央政治局和中革軍委的成員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團”說了算。 “大轉移”，如此重大的問題，只由“三人團”一錘定音。 “三人團”只開過兩次會，一次在李德的“獨立房子”，一次在中央局駐地。當時決定，主力西征，留下項英等組成蘇區中央局，率領紅軍一萬六千人，留在中央根據地堅持鬥爭。研究留人名單時，軍事方面的干部徵求了周恩來的意見，其他方面只告訴他一個數字。 李維漢這樣回憶：長征的所有準備工作，不管中央的、地方的、軍事的、非軍事的，都是秘密進行的，只有少數領導人知道，我只知道其中的個別環節，群眾一般是不知道的。當時我雖然是中央組織局主任，但對紅軍轉移的具體計劃根本不了解。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情況，他們也沒告訴過我。據我所知，長征前中央政治局對這個關係革命成敗的重大戰略問題沒有提出討論。 1934年7、8月間，博古把我找去，指著地圖對我說，現在中央紅軍要轉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你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這個精神，讓省委作好轉移的準備，提出帶走和留下的名單，報中央組織局。他還說，因為要去建立新蘇區，需要選擇一批優秀的地方乾部帶走，也讓省委提出名單。聽了博古的話，我才知道紅軍要轉移了。根據博古的囑咐，我分別到江西省委、粵贛省委去傳達。那時，江西省委書記是李富春，粵贛省委書記是劉曉。 政治局之所以對“大轉移”如此重大的問題“沒有提出討論”，是因為5月書記處會議後曾致電向共產國際匯報，但共產國際卻遲遲沒有回電。 儘管如此，周恩來還是著手最初的準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