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1、5月書記處會議，李德第一次提出“大轉移”

進入中央蘇區不過一年光景，主宰蘇區的“莫斯科回來的同志”，便由“鐵板一塊”開始分化。 首先從王明集團中覺悟分化出來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開了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 博古在會上作了《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洛甫（張聞天）作了《中國蘇維埃運動與它的任務》的報告，陳云作了《國民黨區域中的工人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的報告。 可以說，這次會議，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發展到了頂點。博古在報告中說，第五次反“圍剿”的鬥爭“即是爭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爭”，是“蘇維埃道路與殖民地道路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第五次反“圍剿”戰爭形勢十分嚴峻，但博古卻不正視現實，完全錯誤地估計了形勢。

這次會議決定中央由博古負總責。人們習慣上稱之為總書記。同時設立中央書記處，博古、洛甫、周恩來、項英四人任書記處書記，成為中共最高權力核心。 在中央，張聞天的地位僅次於博古。 張聞天，上海南匯人，又名洛甫，192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並參加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張聞天是個才華橫溢的人。在莫斯科，他的優異成績和才華頗受共產國際東方部和中山大學領導人的賞識。回國後，很快得到王明器重並經王明指定進入臨時中央。 還在1933年1月，臨時中央剛進入蘇區，張聞天和博古就發生過分歧。 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於1933年1月17日發表了《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願在三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宣言》。 《宣言》號召：一、立即停止進攻蘇維埃區域；二、立即保證民眾的民主權利（集會、結社、言論、罷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

中央政府主席是毛澤東，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是朱德。朱毛聯名發布的三條件，張聞天認為很好，很正確。作為中央宣傳部長，他認為三條件既是宣傳口號，也是行動指針；既是對下層士兵與廣大群眾講的，也是對國民黨上層軍官講的。 但博古不以為然。他以臨時中央總負責人的口吻對張聞天說，三條件只是一個宣傳口號而已，只對下層士兵和群眾，不對也不可能對國民黨上層軍官，並聲稱，統一戰線，只不過是一個策略問題。張聞天認為博古的觀點是一種機會主義。 張聞天到蘇區後，寫了一些文章，關於經濟政策方面的觀點，與毛澤東的調子很相近。博古看了以後不悅，專門為中央機關刊物《鬥爭》寫了一篇文章《關於蘇維埃的經濟政策》，觀點完全是從蘇聯搬來的，目的是為了駁斥張聞天。

在對福建事變和十九路軍的策略上，博古似乎採取了開玩笑的態度，在軍事行動上完全不配合；張聞天則主張慎重其事，在軍事上主張積極配合。 儘管博古、張聞天在一系列政治原則問題上開始分道而行，但畢竟都是“莫斯科回來的同志”，都是王明“欽定”的臨時中央主要成員，張聞天和博古還沒有在公開場合和正式會議上發生爭執。 張聞天后來這樣表白當時他與博古相處的心態：“我卻從來沒見過一次博古反對過任何問題上的'左'。相反的，他的拿手好戲，就是把你的反對'左'，曲解為右而加以打擊。我平時就怕他這一點，怕他找到我的'右'打擊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膽怯的，在反右傾中附帶說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趕快轉過來說要反右。我現在反省，這主要的還是由於我的思想基本上沒有轉變的關係，但他的極左態度摧殘著一切新思想的生長這一事實，是無可懷疑的。”

其實，博古早就開始排擠張聞天。 六屆五中全會後，緊接著召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博古看來，黨權、軍權至關重要，所謂政權就無關緊要了，凡坐“冷板凳”者，都放在中央政府裡面。毛澤東被剝奪了軍權，給了一個中央政府主席頭銜，實際上被架空。張聞天不聽話了，也到中央政府去坐“冷板凳”。 1931年11月召開的“一蘇大”，毛澤東可謂政權“獨攬”：中央政府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兩職一肩挑。如今“二蘇大”，毛澤東的權力被分割。根據博古的意見，中央決定毛澤東繼續擔任中央政府主席，但人民委員會主席要交出來由張聞天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職權如同“總理”，掌管外交、軍事、勞動、土地、財政、國民經濟等二十一個部委廳院。

博古的這一手真可謂“一箭雙雕”：派張聞天去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既可以把張聞天從中央排擠出去；同時，又可以把毛澤東從中央政府排擠出去。 然而，博古萬萬沒有想到，張聞天被派到中央政府工作，非但沒有與毛澤東產生“爭權”的矛盾摩擦，相反，張聞天卻完全站在了毛澤東一邊。後來，他竟與毛澤東、王稼祥組成了與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唱對台戲的“三人團”。 中央政府設在瑞金沙洲壩，作為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在這裡住了很長的日子。張聞天上任後，從中央機關駐地搬到了中央政府駐地，就住在毛澤東隔壁。 在進入中央蘇區以前，張聞天就知道有個會帶兵打仗的毛澤東，把農村根據地從井岡山一直擴大到瑞金。囿於歷史的局限，張聞天同樣不可能超越“城市中心”思想的樊籬，與過去的李立三和現在的王明、博古一樣，認為毛澤東的老辦法老經驗，在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革命高潮馬上就要到來之時，已經過時了，不適應新的形勢了，與黨的進攻路線格格不入，是右傾機會主義的一種表現。

進入中央蘇區之後的一年裡，張聞天與毛澤東在工作上並沒有多少直接的接觸，不過聽不少人說，毛澤東知識淵博，各方面經驗十分豐富。儘管博古曾經說，毛澤東很難對付，但張聞天相信，只要做人正派，堅持真理，寬宏大度，就一定能與毛澤東相處好。張聞天初到中央政府，可謂“客人”。 毛澤東儘管年長他五六歲，但還是先去拜訪了他。 張聞天很謙虛，見毛澤東來看他，開口便道：“我初來乍到，情況不了解，政府工作還要向你多學習。” 毛澤東稱張聞天筆名“思美”，張聞天感到很親切，也改稱“毛主席”為“潤之兄”。 一番親切的寒暄之後，毛澤東把話題轉到了政府工作方面，說：“我喜歡在下邊跑，了解一些情況，比如群眾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呀，鹽的問題呀，米的問題呀，房子的問題呀，衣的問題呀，生小孩的問題呀。我想，如果群眾中的這些問題解決好了，他們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自己自身的事。”

這次交談以後，毛澤東又找張聞天長談過幾次，向他詳盡地介紹蘇區各方面的情況。張聞天認真傾聽了毛澤東的幾次談話後，發現毛澤東是一個循循善誘的領導者，對一些問題的見解非同一般，特別是對根據地的情況十分熟悉。這些都是書本上沒有的。他心裡想，毛澤東在根據地裡一定做了許多具體、實際的工作，不然，他不會掌握那麼多的材料，於是也就對毛澤東產生起好感來。 由於毛澤東處於被排擠的地位，坐冷板凳，中央的一些負責人多有歧視他的，側目以視。洛甫則不同，由於工作的接觸，加之在一些問題的看法他倆趨於一致，他並不覺得毛澤東事事都會錯，相反地認為毛澤東有些見解還高人一籌。於是在人民委員會開會時，常常請毛澤東參加和指導，尊重毛澤東的意見。譬如根據地的經濟工作，本來是人民委員會分管的，有人向他請示工作時，他還指示同時要請示毛澤東，因為毛澤東過去管過這方面的工作，很有經驗。

張聞天與毛澤東在政府共事的一段時間，通過互相接觸，達到了互相了解，一些看法和做法逐漸走向接近，並沒完全按博古的意圖去辦。 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以來，作為“文官”，張聞天沒有上過前線，前方戰況，他都是從電報、戰報和會議上得知的。殘酷的激烈戰爭，使一介書生的張聞天不能不對軍事問題也感起興趣。在與毛澤東相處的日子裡，接受了不少毛澤東的軍事思想。 毛澤東的寒舍裡，沒有蘇聯軍事學院大部頭的理論著作；毛澤東談軍事，論打仗，不像李德那樣，扯古羅馬凱撒，扯法國拿破崙。毛澤東的床頭，很容易摸到一本《水滸》、《三國》或《孫子兵法》。毛澤東能繪聲繪色他講述“圍魏救趙”的故事，能脫口而出：“兵者，詭道也。”“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佚而勞之。”“攻其不備，出其不意。”……

1934年5月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莫斯科回來的同志”之間的矛盾，終於爆發出來。張聞天公開指責起博古、李德親自指揮的廣昌戰役是拚命主義。 由於這次書記處會議主要是總結廣昌戰役，所以李德作為軍事顧問和廣昌戰役策劃者出席了會議。他在回憶這場初次正面公開交鋒時寫道：洛甫在軍事上沒有經驗，但對軍事著作比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論點，而他的表達能力卻比毛好，因此容易獲得聽眾，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講話中一直帶有的那種民族主義語氣。洛甫和博古之間，由於廣昌戰役發生了激烈衝突。洛甫說，在地形條件和兵力對比不利的條件下，根本就不應該作戰。博古反唇相譏，說洛甫採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義以後普列漢諾夫對列寧采取的態度，當時普列漢諾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維克名言：“人們根本就不應該拿起武器。”同時博古提醒洛甫，關於廣昌戰役的決議，當時經政治局和軍事委員會一致通過，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面對出乎意料的博、洛之爭，周恩來、項英等人沒有表示意見。 這次會議，幾乎是博古和張聞天你一言我一語爭論不休，毫不相讓，唱完了一台不歡而散的戲。 但博古對李德的信任卻絲毫未減。 這一次書記處會議後不久，李德受中革軍委的委託，制定了1934年5月～7月關於軍事措施和作戰行動的三個月的季度計劃。 這個計劃要求：主力部隊準備突破封鎖；獨立部隊深入敵後作戰；部分放棄直接在前線的抵抗，以利於在蘇區內開展更靈活的行動。 這個計劃還包括：儲備糧食，冬裝，新建兵工廠，加強武裝動員工作及部隊的整編等等。最後，還草擬了一個戰略戰術指示，這個指示在夏天傳達給了軍隊的高級領導人。 5月～7月的軍事計劃，已提出了“大轉移”，即後來長征的初步意向。 “大轉移”的問題，在5月下旬的第二次書記處會議上進行了討論。會議批准了5月～7月的軍事計劃，同時決定把紅軍主力撤出中央蘇區，尋求外線作戰。用李德自己的話來說：“此時此刻還要尋求在蘇區內進行決戰是毫無意義的。” 大決戰伊始，李德和博古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游擊戰、運動戰，提出所謂新的軍事原則，即打堡壘戰、陣地戰、短促突擊，企圖“禦敵於國門之外”，到如今不過半年工夫，紅軍節節敗退，蘇區日見縮小，當初的豪言壯語彷彿癡人說夢一般。 但博古、李德並沒有從一連串的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從主觀上找原因，相反，認為失利的原因主要是敵人過於強大，蘇區物質條件不好。但事實是：從力量對比來看，第一次反“圍剿”，敵軍十萬，紅軍不足四萬，敵我力量是2.5:1；第二次反“圍剿”，敵軍二十萬，紅軍仍不足四萬，是6:1；第三次反“圍剿”，敵軍三十萬，紅軍三萬多，是10:1；第四次反“圍剿”，敵軍三十餘萬，紅軍四萬多；是8:1；第五次反“圍剿”，敵軍五十萬，紅軍四萬多（未計地方武裝），也是10:1，另外，第五次反“圍剿”時有十九路軍在福建和蔣作戰，還有廣東軍閥陳濟棠宣布自由行動，對蔣威脅。第一至四次反“圍剿”時，則無此有利條件。 在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的口號下，中央政府領導後方傾盡一切力量支援前線，支援紅軍，基本保障了前方的物資、糧食和兵員供給。 由此可見，李德、博古為自己推諉的理由難以成立，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真正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5月下旬的書記處會議，李德提出的“大轉移”，並非後來“二萬五千里”那麼遙遠，只是迫於內線作戰失利，而企圖到湘西會合第二、六軍團，尋求無堡壘的外線作戰而已。 其實，尋求無堡壘區域外線作戰，早在第五次反“圍剿”之初，毛澤東、彭德懷等人就提出過。前前後後，還不只一次，但都被博古拒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