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2、中央黨校校長董必武

董必武是我們黨的創始人之一，也是蘇區“五老”之一。他功高德重，但從不擺老資格，總是虛懷若谷，嚴於律己。 1928年夏，董必武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徐特立、吳玉章、林伯渠、葉劍英等同班學習。這時，他已逾“不惑之年”，但學習很努力刻苦，深得中國同志和外國同志的敬佩。學習期間，他經常深入工廠、農村調查研究，和工人、農民一起勞動、生活。他常對人說：“要演好一場戲，主角固然重要，配角和跑龍套的也少不了。我好比一塊碎布，哪裡有洞，黨和人民要我去補，我就去補。轟轟烈烈的工作需要人去做，補洞的工作也不可缺少啊！” 1932年夏，董必武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畢業後，由上海中共臨時中央分派，經汕頭、大埔、長汀，抵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一到瑞金，他就找到毛澤東、周恩來等請求分配工作。周恩來說：“紅軍大學有一個軍以上乾部組成的高級班，班長是彭雪楓同志，你去擔任該班的政治委員吧。”

董必武二話不說，攜行李就去報到了。 紅軍大學坐落在瑞金城東北約十五華里的一片叢林中，學員們給紅軍大學起了個雅號叫“森林大學”。一天中午，留著鬍子，年近五十的董必武來到學員中間，他風趣地說：“小伙子們，你們歡迎我這個長鬍子的新兵嗎？” 一句話把大家都逗樂了。 紅軍大學的辦學條件相當艱苦，但董必武絲毫沒有畏難情緒。每天一大早，他總是早早地來到操場，皮帶係得緊緊的，綁腿打得利索結實，穿著草鞋，軍容威武，精神抖擻，下巴上兩撇八字胡隨晨風飄舞著。學員們見了，心中油然升起一種敬佩之情。 在紅軍大學期間，董必武承擔了黨的建設、社會發展史、紅軍政治工作和時事政治等七八門課程，他的講課內容充實，別開生面，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3年3月，中央黨校（即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開辦了。校長任弼時對董必武說：“你來這里工作吧。我已向中央局領導積極建議過，你來最合適。”就這樣，董必武調到了中央黨校，先任教務長。不久，副校長楊尚昆調到三軍團任政委，董必武接任副校長。 中央黨校是為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學說，培養訓練工農幹部，提高廣大干部的馬列主義水平創辦的。學員有蘇區和白區的工作人員，有黨、團、蘇維埃和工會的工作人員，還有各省委、省蘇領導幹部，人員龐雜，文化素質參差不齊。為了搞好教學，幫助學員們實實在在地提高馬列主義水平，董必武費盡腦筋，廣泛徵求各方面的意見，設置了一系列適合蘇區革命戰爭和工作實際需要的課程；同時，他還很重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經常把有著豐富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的中央領導人如毛澤東、劉少奇、陳雲、朱德、任弼時等請到學校來上課。這種現身說法的教學方法，給學員們以巨大的鼓舞和教育。

不久，校長任弼時調往湘贛蘇區，校長由博古兼任，黨校的實際工作全部落到了董必武一人身上。 博古來黨校後，要求改變教學內容，要以蘇聯共產黨黨史為中心，將中共黨史、中國蘇維埃革命史壓縮下去。董必武反對說，中國人不研究中國的革命史，不研究本國的具體實際，怎麼能搞好中國革命？ 董必武堅持黨性原則，實事求是，剛正不阿。當時，臨時中央領導人執行的是王明“左”傾錯誤路線，毛澤東等人的正確主張受到排斥。當有的學生受人煽動準備攻擊毛澤東軍事路線時，他教育學員要明辨事非，不可盲從，從而使一些學員避免了因思想幼稚而可能產生的偏向。 對受“左”傾領導者排擠、打擊的干部，董必武總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對待，從不人云亦云。原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因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遭受“左”傾領導的打擊，被撤掉了職務，調任黨校教務長。董必武沒有歧視他，多次同他親切交談，耐心開導，鼓勵他大膽工作。羅明為難地說：“我這個犯有路線錯誤的人當教務長恐怕不合適，我的水平也不勝任。”董必武說，遇到困難不干，就是戰場上的逃兵。共產黨員幹革命，越是困難越要幹。我們當乾部的，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沉得住氣，要有“三頂”精神，即要頂得住表揚，頂得住批評，頂得住困難。董必武的話言辭懇切，充滿著共產黨人的革命樂觀主義，使羅明肅然起敬。從此，他放下思想包袱，積極協助董必武工作。

董必武對“左”傾錯誤路線的抵制，引起了臨時中央“左”傾領導人的不滿和忌恨，誣衊他“圖謀不軌”，讓他作檢查。董必武義正辭嚴地駁斥了這些不實之詞，說：“我圖的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我寧願不做黨校校長，也要堅持原則，堅持實事求是。”他那崇高的風範，贏得了蘇區黨員幹部的敬仰。 董必武身為黨校校長，又是德高望重的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受到黨校學員和教學工作人員的普遍敬重，但他從不以此擺老資格，居功自傲，相反，他時時處處以一個普通黨員的身份出現，兢兢業業地為黨的事業忘我工作。有一次黨小組過組織生活。黨小組組長李寬和考慮董必武工作忙，沒有通知他參加。第二天他知道了，就找到黨小組長說：“寬和同志，昨天過組織生活怎麼沒有通知我？我也是咱們小組的一個黨員呀！”黨小組長解釋說：“您的工作那麼忙，又常到中央開會，我就沒有通知您。”董必武聽了，十分嚴肅地說：“一個黨的領導幹部，首先是個黨員，工作再忙也要過組織生活。不參加黨的活動，那算什麼黨員。”在下一次黨小組會上，他對上次沒有參加組織生活的事，主動作了自我批評，並懇請大家對他的工作提出批評意見。

1934年1月，董必武出席了黨的六屆五中全會和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黨務委員會書記和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同年2月，被任命為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長。 1934年10月，年已半百的董必武離開瑞金，踏上了戰略大轉移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