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3、鄧小平手上只剩下一份《紅星》
1933年盛夏的一天，正在寧都接受“勞動改造”的鄧小平突然得到通知，要他返回瑞金紅軍總政治部報到，擔任總政治部秘書長。
“又可以工作啦！”滿心歡喜的鄧小平一掃受壓抑打擊的不快，興沖沖地來到白屋子——紅軍總政治部，向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報到。
“王主任，您好！”鄧小平迎上前去，與正在臥床養病的王稼祥緊緊握手。
見到這個充滿活力、目光炯炯的年輕人，王稼祥特別高興。
鄧小平到紅軍總政治部任職，是王稼祥親自點的將。
王稼祥，安徽涇縣人。青年時參加學生運動，1925年10月先後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和紅色教授學院學習。 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回國後一直在中央從事黨的理論宣傳工作。 1931年他與顧作霖、任弼時一起，以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身份進入中央蘇區。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曾追隨過王明“左”傾路線，對毛澤東說三道四。但到中央蘇區後，通過與毛澤東交往，加深了對毛澤東的理解，轉而支持毛澤東的工作。 1932年在寧都會議上，他不顧多數人的意見，反對剝奪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正因為如此，便開始受到博古等人排擠。
1933年3月，他在第四次反“圍剿”前線負重傷，被送到瑞金養傷。王稼祥對博古等人各種排除異己，變著法整毛澤東的做法十分不滿，對很有才幹又遭不公的鄧小平等人的遭遇十分同情。他親自打電話給博古，要求將鄧小平調到紅軍總政治部任代理秘書長，兼《紅星報》主編。鄧小平就這樣來到了紅軍總政治部。
聽說自己來紅軍總政治部的主要工作就是辦《紅星報》，鄧小平十分高興。他辦報可以說是行家里手。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他就因為辦小報出色被周恩來、李富春等封為“油印博士”。在瑞金任縣委書記時，又領導創辦過《瑞金紅旗》報。長期的黨務工作和軍隊政治工作的實踐，煉就了他敏銳的觀察、思維能力和生動、樸實的文字風格。
《紅星報》是紅軍總政治部的機關報。它是1931年12月11日由中革軍委總政治部創辦的。創刊之初，定為五日刊，但實際上是不定期，一般是四開四版，有時兩版、六版或八版。鄧小平接手《紅星報》時已改為三十二開油印期刊。
白屋子一間十多平米的房間成了《紅星報》編輯室及鄧小平的臥室。
上任第二天，鄧小平便同他手下三名辦報人員分頭深入紅軍指戰員中，蒐集對《紅星報》的反映，聽取他們辦報的建議。經過反複調查研究，他對如何辦好《紅星報》心裡有了底。
根據調查所得來的對《紅星報》的反映及當時的形勢，鄧小平對創辦《紅星報》有了改革思路。
首先，就是將《紅星報》恢復成原來的四開鉛印報紙形式。原來的油印期刊式報紙雖便於攜帶保存，適應部隊頻繁的戰鬥生活，但出版週期長，不能及時有效地報導、反映部隊生活。恢復四開鉛印五日刊，加強了《紅星報》的時效性。其次是建立通訊員隊伍。鄧小平認為，通訊員是報紙的主力軍，所以他把目光盯在了廣大指戰員身上，注意充分發揮廣大紅軍指戰員的積極性。他親自起草了一則《優待投稿同志》的啟事，經王稼祥同意後發出，產生了熱烈反響，一些文化水平較高的指戰員紛紛加入到通訊員隊伍中來。鄧小平還協助一些軍團配備了戰地記者和通訊員。在鄧小平的努力下，《紅星報》通訊員隊伍最多時達五百多人。
鄧小平還發現，以前出版的《紅星報》內容比較單一，形式較呆板，一些長而空的文章既佔了版面又沒有針對性。針對這種情況，他先後辦了“最後通訊”、“捷報”、“前線通訊”、“革命戰爭”等二十多個欄目。鄧小平辦報還有一個原則，就是文章一定要短小精悍，通俗易懂。重要的文章不得超過四千字，一般的報導只有幾百字。說是辦報，其實人手極少。連鄧小平在內只有四個人。報紙每五天出版一期，每期近萬字，數十篇文章，從征稿、寫稿、編輯加工、版面設計甚至校對，鄧小平都要親自動手，工作量很大，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
1933年8月6日，停刊幾個月的《紅星報》以嶄新的面貌與廣大紅軍指戰員見面了！樸實無華的文風，短小精悍的文章，鮮明的觀點博得了廣大指戰員的一片讚揚。
文如其人。 《紅星報》受到廣大指戰員的歡迎，也鮮明地反映了鄧小平的政治態度。 《紅星報》復刊第二天，鄧小平就前往距白屋子約四華里的元太屋——中央執行委員會機關所在地，他要向毛澤東約稿。
此時的毛澤東已被“左”傾領導者排擠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只保留中央政府主席一職，對軍事工作無權過問。但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及其一整套戰略戰術十分欽佩，鄧小平不顧自己因為是“毛派”而橫遭打擊的處境，勇敢地向毛澤東約稿。
見到鄧小平來訪，毛澤東十分高興。博古等人批“江西羅明”，批鄧毛謝古，毛澤東知道是指桑罵槐，衝著自己來的。對鄧小平等人無端地當了自己的“替罪羊”，毛澤東又是氣憤又是愧疚。他拉著鄧小平的手關切地詢問他的近況。同是落難之人，兩人談得十分投機。
毛澤東說：“聽說你到紅軍總政治部去了？”
“是的，主要是辦《紅星報》，今天到這裡來就是為這事，希望主席為我們撰寫一篇關於紅軍戰鬥實例方面的文章。”
毛澤東慨然應諾：“好啊，我一定寫，吉安一仗對我們現在反'圍剿'有借鑒意義，我就寫打吉安吧，你明天來取稿。”
鄧小平沒想到毛澤東會這樣爽快地答應他的要求，高高興興地回到白屋子。
在幾天以後出版的《紅星報》第二期第四版“紅軍故事”欄目裡，鄧小平用了一個整版的篇幅，發表了毛澤東以筆名“子任”撰寫的長篇通訊《吉安的佔領》。該文詳細介紹了1930年10月4日紅一方面軍攻打吉安的戰鬥過程，特別是文中總結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以不硬拼，選擇有利地形，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殲滅敵人”的軍事思想，與當時“左”傾領導的“禦敵於國門之外”和“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錯誤的軍事指揮形成鮮明的對照。這篇文章在廣大指戰員中引起了強烈反響，他們紛紛稱讚鄧小平辦報辦得好，盼望著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隊伍來指揮。
善於抓典型，是鄧小平辦報的又一特色。
為了粉碎敵人第五次軍事“圍剿”，在中央蘇區掀起了大規模的擴紅熱潮。時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的李富春帶頭響應中央的號召，在蘇區黨政機關中第一個報名上前線。鄧小平得知這一消息後，立即親自採訪李富春，並連夜趕寫了《擴大紅軍的領導者的消息》。文章刊出後，在蘇區黨政機關引起強烈反響。當時興國縣縣委書記謝名江和水豐縣縣委書記鐘循仁等也積極報名上前線。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領導幹部的帶領下，蘇區廣大群眾踴躍報名參軍參戰，掀起了參軍參戰的高潮。
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由於“左”傾領導錯誤的軍事指揮，紅軍被迫打陣地戰，被動應敵，每仗都傷亡慘重，唯獨1934年9月1日至3日，朱德親自指揮的溫坊戰鬥是運用運動戰術，打得主動、漂亮，大獲全勝。鄧小平敏銳地抓住此戰例，立即約請李聚奎等戰地指揮官提供戰鬥情況，然後綜合整理，以《溫坊戰鬥的勝利》為題在“前線通訊”欄目發表，既鼓舞了全軍的士氣，又批評了“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指揮。
鄧小平還採用社論、署名文章和開闢“黨的生活”、“支部通訊”等欄目，從各個側面全面反映紅軍黨的建設、青年工作、政治工作、教育、生活娛樂等方面的情況，使廣大紅軍通過報紙獲得了更多的軍事知識、文化知識和生活知識，使紅軍部隊中的文化生活更加生動活潑。
鄧小平對紅軍隊伍中存在的官僚主義、消極怠工、貪污浪費、貪生怕死等不良現象深惡痛絕，為此他在《紅星報》開闢了“鐵鋒”、“自我批評”等專欄，對上述現象進行曝光，為加強紅軍政治思想建設、作風建設作出了貢獻。
在鄧小平卓有成效地組織編排下，《紅星報》猶如戰火中綻開的奇葩，在蘇區大地爭芳鬥艷，受到蘇區軍民的熱烈歡迎。它的發行量，1933年僅在中央蘇區就達一萬七千三百份，在蘇區數十種報刊中，僅次於《紅色中華》和《青年生活》，名列第三。
1934年9月下旬的一天，正在編排第六十七期槁件的鄧小平突然被告知，《紅星報》暫時停刊。
原來紅軍未能打破敵人第五次軍事“圍剿”，中央紅軍主力被迫轉移。
鄧小平將隨紅軍一起轉移——長征。
長征開始後，蘇區中央局決定將《紅色中華》和《鬥爭》停刊。這樣，《紅星報》實際上成為黨中央和中革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唯一的報紙。身為主編的鄧小平，感到擔子更重了。
鄧小平將來不及編髮的稿件及一些必要的參考書和文房四寶，收攏整理好，裝入行軍挎包。他準備在突圍途中出版《紅星》專號。他還專門準備了蠟紙、油墨、紙張，以代替不能搬走的印刷設備。
10月10日，他跟隨“紅星”縱隊，從雲石山田村出發，踏上了漫長征程。
在長征路上，鄧小平不顧行軍作戰的勞累，邊行軍邊編排《紅星報》，每期印刷七八百份，成為紅軍戰士的主要精神食糧。紅軍進入貴州後，《紅星報》以大量篇幅報導了紅軍連戰連捷的消息。鄧小平職務變動後，《紅星報》由陸定一繼任主編。
這段辦報生涯，令鄧小平永生難忘。三十八年後，鄧小平“文革”後復出前夕，於1972年重返贛南中央蘇區。在瑞金，他專程前往當年《紅星報》社址——白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