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2、毛澤東說，打仗也要搞建設

儘管毛澤東沒有了黨權、軍權，但博古沒讓他閒著。 1933年2月，博古找毛澤東談話，讓他在蘇維埃政權系統領導查田運動。 博古特別交待毛澤東，要根據共產國際和中央指示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原則來搞，對老區要重新分田。新區要實行“正確的土地分配”，“要使豪紳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農分不到一丘好田。” 博古明明知道毛澤東是不同意這種土地分配政策的。 毛澤東犯難了。他清楚，博古他們的主張實際上就是要全盤否定他領導的中央蘇區的土地分配成果。名曰查田，就是指責過去的土地分配不正確，看你毛澤東敢不敢於自己否定自己…… 毛澤東是個很守紀律的人，博古是代表黨組織來談話的，下級必須服從上級。何況毛澤東是中央政府主席，領導查田運動，是地方事務，名正言順。

毛澤東雷厲風行，但沒有按博古交待的原則去辦，而是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了一番。他派土地部秘書王觀瀾到瑞金葉坪鄉，和縣、鄉負責人楊世珠、朱開銓選點試點。毛澤東反復交待他們不要急於鋪開。 然而，博古等人早在查田運動開始之前，就在《紅色中華》等大造“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輿論，結果查田運動初期就走入歧途，各地越查越“左”，變成了查階級。一時地主富農越查越多，許多中農、富裕中農被升為富農、地主，有的地方一代沒查出名堂，就查二代、三代，甚至三、四代，直到查出第幾代祖先是地主、富農為止，然後以“古”論今。實際上貫徹了一條“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從肉體上消滅地主，從經濟上消滅富農的“左”傾土地政策。

許多中農、貧農、工人叫苦不迭，地主富農面臨絕境，小商小販紛紛破產。蘇區一時怨聲載道，他們不明白，共產黨本是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何以一下子變得如此……蘇區出現了動盪不安的因素。 不斷有人來找毛澤東，求毛主席為他們作主。 原來就不同意這種搞法的毛澤東憤怒了。眼見得“左”傾政策損害了中央蘇區人民的利益，損害了蘇維埃事業，也影響了黨在蘇區的形象，毛澤東坐不住了。他說：“查田運動是查階級，不是按畝查田。按畝查田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 “查田的目標是查階級，而不是查分田。” “不應該把富農成分當作地主對待。” “侵犯中農利益是絕對不許可的。” 毛澤東大聲疾呼：“要堅決反對查田運動中的侵犯中農、消滅富農的'左'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不顧“左”傾路線佔上風的勢態，盡力減少“左”的土地政策帶來的損失。他根據實際情況，區分三種區域，作了不同的部署：在發展區域的中心工作是沒收與分配土地，在斗爭落后區域的中心工作才是查田。毛澤東還為一些農民“平反”，使許多被人為拔高成分的“地主”、“富農”重新回到了貧農、中農行列。葉坪鄉一位貧農因為其曾祖父有一些土地，在查田運動中被定為地主，沒分到田。在毛澤東的關照下，還了貧農的本來面目。這位農民帶著全家跪在毛澤東面前…… 毛澤東的所作所為又惹惱了博古等人，他們指責他又犯了“右傾路線錯誤”。在他們看來，毛澤東是“不可救藥者”，後來乾脆將他的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也擼掉了，只剩下了有名無實的“國家元首”一職……

毛澤東專事後方工作，有聲有色。 前方打仗，後方也要建設。在他的領導下，中央蘇區成立了各級國民經濟部，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組指導委員會、對外貿易局、國營企業管理局等單位。 戰爭狀態中的蘇維埃國家怎樣進行經濟建設，馬恩經典中沒有現成的答案。毛澤東經過一番思索，從中國農村實際出發，制定出蘇區經濟的總方針和一系列政策。他說：“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眾的生活，鞏固工農經濟力量供給戰爭。”要“加強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 毛澤東還提出了具體目標： 第一，要把農業放在經濟建設第一位。他說：“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應，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

第二，發展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與保護私人經濟同時並進。國營經濟要盡可能加以發展，合作社經濟可以成為蘇區經濟的巨大力量，要加強；私人經濟是上述經濟的補充，只要不違法，就應加以提倡和鼓勵。 第三，大力發展赤白貿易，調劑商品和貨幣流通。根據地日用工業品奇缺，農副產品又滯銷，工農業剪刀差擴大，毛澤東據此情況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利用私人資本，保障貿易自由。 第四，發展根據地的財政金融事業。毛澤東認為光靠打土豪、沒收籌款不行了，要靠稅收和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財源。 在毛澤東親自領導下，中央蘇區經濟建設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勢。國營企業發展到三十二家，各種生產合作社二千二百個，私營工商業發展迅猛，赤白貿易搞活，每年有三百萬石糧食出口，各種生活日用品源源不斷地進入蘇區，金融事業蓬勃發展，發行了公債一百八十萬元，經濟建設公債三百萬元！

根據地經濟建設及其成就，不僅維繫了紅色政權，支援戰爭數年之久，而且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既懂政治又懂經濟的治國之才。毛澤東作為這場經濟建設大舞台上的主角和導演，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打仗是行家里手，經濟建設，毛澤東也是內行。 中央蘇區時期，各項事業都很紅火，還辦起了兩所大學，一所是蘇維埃大學，另一所是紅軍大學，都是毛澤東提議創辦的。 中央蘇區建立初期，毛澤東就指示各地要想盡一切辦法來提高工農群眾的文化水平，保證工農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優先權。一時，各類新型學校相繼建立，義務教育、社會教育普遍開展。 隨著各項事業的發展，毛澤東思考著籌辦更高層次的學校。 1933年8月16日，毛澤東主持中央人民委員會會議，提出在瑞金建立蘇維埃大學的設想，毛澤東親自兼任校長。

大學校址選在了沙洲壩上一片黃土崗上。茅草當瓦、竹片為床的大學於1933年9月正式開學，共招學員一千五百名。毛澤東每星期都要為學生講一次政治課。學校為部隊和地方培養了大批軍政人才。 1933年4月，毛澤東隨中央政府機關從葉坪搬至沙洲壩。毛澤東住沙洲壩元太屋。 這是一個具有贛南鄉村特色的標準農家住屋。一棵高大挺拔、濃蔭蔽日的古樟挺立在屋外，從樹旁的小門進去是一個小院子，院裡鋪滿了鵝卵石，顯得整潔而又寧靜。毛澤東與賀子珍就住在小院後面的正廳。 一天傍晚，毛澤東正在院前大樟樹下與村里的楊大伯聊天。只見一個老俵挑著一擔渾濁的水從身邊經過。毛澤東很奇怪，便問道：“這麼臟的水，做什麼用呀？” “吃唄。”老俵答道。

毛澤東往水桶裡一看，濁水里竟有小蟲在蠕動！忙關切地問到：“沒有乾淨一點的水嗎？” 這時楊大伯接口說道：“唉，毛主席，不瞞你說，我們沙洲壩就是缺水，人吃、澆地、洗衣、洗菜，全靠那邊池塘里的水！” 擔水的老俵放下水桶，指著前面的山腳補充說：“那邊山腳下有一股山泉，就是路遠水少，半天才能挑上兩擔。自中央機關搬進來以後，村里一下子多了上千人，吃水就更困難了。” 這一晚，毛澤東怎麼也睡不著，中央政府機關的進駐，增加了群眾的生活負擔，毛澤東愧疚不已。 第二天，毛澤東在村里村外轉了一圈，爾後找來鄉主席、楊大伯等人，商議水的問題。 毛澤東提議說：“能不能在村里打井？” “打井？唉！我們這裡自古以來都沒有打過井啊！”一位長者說。

“這井怎麼打法？” “我看可以試試。” “就怕打不見水。” 大家七嘴八舌，最後同意毛澤東提議，決定在山腳泉水邊打井。 幾天后，果然打出了水。可是吃了幾天，就沒有人再去挑水了。就連紅軍戰士送上門的水也被偷偷地倒掉了。人們又回到塘里去挑髒水吃。原來，山腳井邊是墓地，群眾犯疑，認為那水吃不得！ 毛澤東體察群眾的風俗和心境，重又找來鄉干部商議，尋找新井位，再打一口井。 井位選好後，毛澤東帶領中央政府工作人員一起動手，提的提，挖的挖，毛澤東還親自下到井底，鋪上沙石、木炭…… 井打好了，見到清澈的水溢出來，老俵們個個喜笑顏開，圍著毛澤東表示感謝。為了銘記毛澤東和紅軍的恩情，鄉干部給這口井取名為“紅井”。

1934年12月紅軍長征後，敵人多次填塞這口水井，沙洲壩人民為了保護它，與敵展開了一次次激烈的鬥爭，最終還是將它保留下來了。 1950年，瑞金人民為了迎接毛澤東派來的南方老根據地慰問團，對這口水井行了維修，並在井旁樹了一塊木牌，上面寫著：“吃水不忘挖並人，幸福想念毛主席。” 在沙洲壩，毛澤東還率領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幫助當地修了一座橋，為鄉政府起草過《春耕生產大綱》，為一對對新人當過證婚人毛澤東乾地方工作期間，花了很大精力下鄉搞調查研究。白天，毛澤東走村串戶，晚上開座談會，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後來根據調查，毛澤東寫了《長岡鄉調查》，收入了《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